马来西亚乐高乐园门票:壶公评论：“十博士“错在那里？

　　
　　“吾与点也！”句析：
　　
　　“吾与点也！”句在《论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南怀瑾先生谈《论语》讲到宋宰相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据说赵普其实读书不多，可能也就读了半部《论语》，可是他能够充分利用《论语》揭示的原则，或者说能够进入《论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
　　据史载，赵普遇事难决，必搁置到明天再解决，有人看他回去必读一书，以为是什么秘诀，后来才知道就是一部《论语》。赵普进入了《论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于是有了权衡利弊，和谐关系的谋略。
　　“吾与点也！”所揭示的就是孔子学说的精神状态。
　　
　　“吾与点也！”句的大意如此：
　　孔子在问了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志向之后，转向曾皙（点）问到：“点，你怎么说呢？”
　　曾皙的鼓瑟之音渐缓，一声铿尔，他放下琴瑟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说：“老师，我和他们三人的看法不同啊。”
　　孔子应到：“有什么关系？大家说说自己的志向吗。”
　　曾皙依然沉浸在音乐的思绪中，他说：“春天来了，穿上飘逸的新装。五六个好友，随带六七书童，沐浴在沂水的温泉里，然后在祭天祷雨的舞雩台上，迎着熙和的春风翩翩起舞，唱着春之歌高高兴兴地回来。。。。”
　　
　　笔者特地读了《于丹“论语”心得之六　理想之道》，尽管笔者正在谈的和即将谈到的“吾与点也！”句与于丹说的并不同。事实上，“吾与点也！”句有许多解释，例如朱熹和南怀瑾的解释就不一样，这种和而不同是自然而然的。只要不是以学究式的禁锢理解“吾与点也！”，把春风挡在门外，以怒颜呵斥悠闲，不同的理解又有什么不好呢？何必焚琴煮鹤！
　　
　　听了曾点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述怀，孔子情不自禁地感叹："能够有这样志向的，是我和曾点了。"
　　一向予人以道貌岸然印象的老夫子居然有这样平和的、充满诗意的、如此生气勃勃的、还原于大自然的心态，确实不是后来生存于封建专制桎梏下而且助纣为虐的鄙儒们可以想象的。
　　我们研究孔子学说。越是深入越是感觉出后人对这一伟大的学说的歪曲，这种感觉集中于笔者的文章《王元化先生与韩非》篇中，这个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揭示封建专制主义者荀况和极权主义者的韩非所鼓吹的理论的实质及其对后人的危害，也在他们和孔子之间划出一道深刻的鸿沟。
　　如果说"易"文化和夏商文化的区别是泛神论与君主神论的分野，对于"易"的信仰者和传播者的老子和孔子而言已经倾向于自然神论了，而主张崇圣隆礼的荀况则已经脱离了自然神论，鼓吹的是个人崇拜，也就如同中世纪欧洲的神棍们，把上帝操纵于自己的股掌之中。
　　
　　事情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与于丹对立的十博士的观念其实质就是荀况观念的表达，或者说是中世纪欧洲的神棍们的思想意识，他们认为对孔子学说的解释应该如同他们的咬文嚼字，应该由他们这样一些"专业"人士来执行，于丹教授不行，其他的芸芸众生更无权置评了；
　　可惜于丹女士偏不认这个帐，如果曾点只是带了十来个人出去溜哒，于丹女士却跑到中央台上要把全国老百姓带出去溜哒。
　　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有了"十博士"对于丹的"八佾舞于庭"的评论，也就是指责于丹，你有什么权力讲论语呢？或者说更进一层：让老百姓懂《论语》，这还了得！
　　
　　曾点所陶醉的是一个人与自然融洽，人与人和谐的场景。孔子的所感慨的则是他的理想――以家庭的亲和推及社会和谐的文化，即“仁”。无论是曾点或是孔子，都在阐明一种理论，即“三才”之道，也就是《周易》阐述的“天、地、人”理论。周文王主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影响深远，后来演绎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命题，也反映于西方近代启蒙时代的主导性的命题：自然神论。
　　
　　正如前文所述，周文王主义是泛神论，是针对夏商时期的君主神论，也就是反对只以君主一家的祖宗为神，认为每一个氏族的祖先都可以是神，只要谁说得对，就应该按他说的办。
　　
　　笔者把孔子学说作为中华文化之源，这个观点在网上曾经引起许多争论。在笔者看来孔子是继承了周文王主义的泛神论，但是他把这一个理论发展为自然神论，即认为，不仅仅是君主的祖先，或是氏族族长的祖先，所有人的祖先都可以成为神，这个神就是每一个家庭的亲亲的情感。因此孔子认为只要父与子，子与父之间的关系推及于社会，也实现了“仁”――一个以亲和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一个权力与责任平衡的社会，一个延续的、生生不息的社会。笔者把孔子的这一学说看作为中华文化之源，其原因在于孔子的思想在形成之后一起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人类，并且笔者相信这一个观点也将继续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未来的走向，这就是中国模式。
　　
　　在“吾与点也！”节中，通过孔子自己对于弟子志向的鉴别，我们事实上也可以很清楚地明白孔子学说的特点。
　　
　　子路认为：“如果让我治理一个中等型的国家，这个国家生存于大国争斗的鏠隙，外有强敌，内有隐患，但是只要三年时间，我就可以使这里的民众勇敢善战，并且循礼守法。”
　　孔子听了，一笑置之，因为他从来都以为子路只有匹夫之勇，尽管武装实力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但是穷兵黩武不是好事。后来他评点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治理国家依靠的是合理的制度，如果只讲阶级斗争，只想着打仗，老百姓怎么活，所以我笑他呀。
　　朱熹对这一节的评论是：“夫子盖许其能，特哂其不逊。”在朱熹时代还没有阶级斗争一说，所以与笔者的议论不大一样，不过用“特哂其不逊”来评论“十博士”的言行，倒也恰如其分。
　　
　　冉求认为：“如果让我治理一个五、六十平方里的国家，只要三年，就可以让那里的民众富足起来。不过修明礼乐，我还不行，那就只有等待贤人君子了。”
　　孔子听了说道：“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显然冉求并没有理解孔子学说，不必说五、六十平方里的地域可以成为一个邦国，需要修明礼乐了；就是社会最小的单元――家庭，也可以、也必须修明礼乐。
　　朱熹对这一节的评论是：“而夫子之答无贬辞，盖亦许之。”当然能够造福一方，总是好的，修明礼乐也在其中了，孔子是讲究实际的，并不欣赏所谓的政绩工程。
　　
　　公西赤回答说：“我还不能做到什么，只是把这种实践作为学习的机会。如果有宗庙祭祀的盛会，或者是碰到诸侯会盟，朝见天子，我愿意做一个小小的跟班。”
　　孔子评点曰：“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孔子认为公西赤还没有认识到何事为大，如果宗庙祭祀、诸侯会盟、朝见天子不是大事，还有什么是大事呢？
　　朱熹对这一节的评论是：“孰能为之大，言无能出其右者，亦许之之辞。”
　　
　　三个弟子的叙述并没有接触到孔子学说的本质，这是孔子自己的评价。只有曾点的观点接近了孔子学说的本质，这就引发孔子喟然感慨的原因。
　　对于不同的观点，无论是“哂之”，是沉默，还是“喟然叹曰”，孔子都持一种平和的态度。除了对违法乱纪和为富不仁的指责之外，宽容是孔子处事的一个特征。
　　相对于孔子的宽容，荀况则以戟指怒骂为能，任职其间，齐稷下学宫中一片狼籍，孟子学派无地自容。朱熹因此责之曰，荀况此德行培养出韩非与李斯，后患无穷，是儒家自毁门户。
　　
　　当然最重要的是孔子的合于自然，乐于自然的自然神观。对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人而言，理解孔子的自然神观其实并不难，难的是因为一知半解，把孔子学说或是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知识的不足，认识的肤浅导致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庸俗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把中国人害苦了。在春天万物复苏的季节里，看一些人对春意的践踏－－尤其是所谓的博士们，确实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壶公评论”博客为于丹讲坛叫好，为大众走近孔子叫好，为祖国春天的来临叫好。欢迎登陆http://zkui.blog.sohu评论于丹：读出孔子。
　　
　　读孔子容易，读出孔子难。正确地理解孔子，需要读者的道德修养，政治情感，也需要所处时代的外在的条件。至于识文断字，只在末流。
　　
　　于丹成功之处，就在于以一种有益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心态走进讲坛，开弘扬中华文化之举，体现了一种高尚的道德修养，因此在现在，在知识精英倍受公众置疑的时期，她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同；
　　于丹成功之处，在于以一种热诚的政治情感宣扬了我们时代的、建立和谐社会的愿望；
　　于丹成功之处，也证明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具备了实现孔子理想的条件，必须说明的是，在中国史上只有东汉刘秀执政时期，唐贞观、开元时期和北宋的部分时期具备了实现孔子理想的部分条件。
　　与于丹相比，“十博士”者以识文断字自许，对孔子的亲和文化和“仁”的社会国家建构的理念一无所知，却以荀况的封建专制理论糟蹋孔子学说，不免下流矣。
　　
　　在前面的文章中，笔者一再强调孔子学说的内在观念是自然神论，这种观点是在对中、西文化的相映衬的的条件下形成的。在西方的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企图突破封建专制理论和神权理论的束缚，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寻求解放的光明，他们找到了中国孔子的学说，并且在其中认识了基于大自然的、不为世人主观愿望所左右的观念，开始了“我思故我在”的思想解放的先声。今天我们羡慕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的精神，但是我们忘记了，这种精神其实来自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它就是孔子的、建立于自然神观之上的、以家的亲和推及于社会的仁、义、道、德。
　　
　　孔子的哲学观是自然神论，他强调的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就是强调知识的充实和本质的朴实是作为君子的两个要素；他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也就是说过分强调朴实而不重视知识的充实对社会的进步无益――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思想界有所表现，而夸夸其谈只能陷入教条主义――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所谓的自由经济精英那里有所表现。但是从《论语》来看，孔子是把“质”作为君子的本体，而知识只是外在的助益。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个人的品质不良，知识越多也就越反动，例如千夫所指的不良学者，他们的煞有介事的理论只是他掠夺社会财富的辩护词。
　　
　　孔子的质是一种自然状态的存在。在与“吾与点”论的同一章节中的首句，孔子说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朱熹对此句的注解是：“先进后进，犹言前辈后辈。野人，谓郊外之民。君子，谓贤士大夫也。”朱熹记录了程颐的解释：“人类早期，在礼乐，也就是在社会关系和社会氛围上，是文质得宜的，但是现在的人却认为这种状态太质朴，而以为是野人。后来的人们，在礼乐上夸夸其谈，或作茧自缚，已经严重损害了人的本质，大家却以为这才是文质彬彬，自以为是君子。”
　　南怀瑾也认为，孔子对“先进”（早期）与“后进”（现代）关于礼乐的看法，对“野人”与“君子”的区别是十分看重的。认为孔子的重视，涉及的是文化哲学的问题。南怀瑾认为，在孔子看来，人类原先也没有文化，人类的文化是根据生活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孔子说，先辈对礼乐文化，是“野人也”。原始人都是野人的生活，慢慢进化、进化，才有文化的形成。“后进于礼乐，君子也”。他说我们后辈，有了文化以后就不同了。生下来就接受文化的教育，教育得好，有高深的修养，受了文化的薰陶，很有学问，我们给这种人的名称是“君子”。
　　不幸的是孔子说：“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也就是说，孔子并不主张后世的君子的礼乐观，却认为先辈的、野人的礼乐观才是实用的，是值得提倡的。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五月曾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显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二千五百年的底蕴。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完整地感触到孔子学说中的自然神观。笔者敬仰孔子，就在于感受到孔子学说所蕴含的大自然的气度，大自然的胸怀、大自然的气息。
　　
　　孔子是谁？笔者在一篇《孔子礼赞》的文章中延用北大教授胡适和傅斯年的观点，认为孔子是殷人之后。不过笔者还认为，孔子充其量也就是个现代的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或是校长，最大的才华也就是在春节晚会上发一个《我的心里话》的朗诵词，让听到的人白感动一番。这个论点的论据，在《孔子礼赞》中笔者有所举证，在本文的以下部分笔者也将说明。说明白了，孔子的学生主要的是那些穷苦人家的子弟，绝大多数人是找不出族谱的――三代贫农呵。说是跟着孔子读书，其实是跟着孔子东奔西跑混饭吃，有钱人家的孩子都出国了，那里会有这一份耐烦。
　　
　　不幸的是后来的权贵们也想收拾人心，逐渐地把孔子变成了他们的偶象。再下来，连老百姓讲孔子的权力都没有了，毕竟有权力的人说啥就是啥。是孔子把文化从贵族的手里解放出来的，但是孔子一被招安，这个平民的文化权一下子又被权贵们收回去了。这一过程在整个封建专制时期是愈演愈烈的，尤其是在滿清的萨滿教和中原的汉奸文化所结合的奴化文化一统中国的时候，这种文化的专制达到了极端。说透了，“十博士”的理念即为滿清奴化文化的延续，只是他们承续于他们那些拙劣的导师，并不知道外面世界的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十博士”的理念和于丹“心得”的比较，前者充斥着专制性的腐气，而后者充满来自社会的一种大自然的气息。谁更能表达孔子的学说，不也明白吗？
　　
　“十博士”的思维与孔子的哲学观的相反性。
　　作者：壶公评论　原发于博客http://zkui.blog.sohu.com/。
　　
　　把于丹的心得与曾点的述怀同论，是在强调他们接近了孔子学说的内质，在这里笔者的评论重其“理”，与“十博士”的疑其“器”正好背道而驰。这里的“理”与“器”源自于程朱理学的义理，是笔者正在思考的命题。
　　
　　宋代的理学是在批判了秦汉之后荀况儒学的坐大，复兴了孔子学说的本义，并且吸收了佛、道的精华而形成的。在孔子时代有道而无佛，但是儒与道的互相促进和学习，在孔子叹老子“犹龙“之后，也就是孔子向老子学习之后，两者的关系是融洽的。两者的共同的立足点即周文王的泛神论，并且一起走出了神的最后的界限，形成了自然神观，也就有了极其开阔的视野和解释自然与社会的能力。
　　
　　宋代的理学家以追求“孔颜乐处”为自己学习的动力，在突破了道家的“太极”论之后形成了“无极”的观点。从现代哲学的角度说，宋代的理学家的观念如此之彻底，以至于现代人只有望“理”兴叹。当然是老子和孔子自然神观开阔了后人的视野，宋代理学把自然神观表达得淋漓尽致。
　　
　　讨论孔子的《论语》，不能不注意到其中所孕含的自然神观，如果只是注意孔子的社会观“仁”，或是制度观“礼”，常常产生谬解。“十博士”的思维之误即在于不了解孔子的哲学观，却把制度观“礼”奉为圭臬，难免弃本而逐末。
　　
　　孔子的哲学观及于宋代理学，对于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德国哲学、法国社会学和英国经济学有着深刻的影响。自然神论是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主导性的哲学思想，在促使马克思臻于完善的世界观的《资本论》中，我们可以注意到马克思一再强调的“自然法则”，事实上强调“自然法则”的马克思和后来人称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是不一样的，即使从时间来说，《资本论》完成于阶级斗争论发生后的20年。毕竟人的思想的形成也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自然的过程。深刻了解孔子的哲学观，也就能够找到人类文明的共同的基点。
　　
　　在中国，孔子的哲学观虽然在后世，即始自荀况封建专制理论中，已经被悄然淹没，尤其是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受到近于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在曾点及曾参――主要的是曾参所形成的传承，形成了中国的思孟学派――主要的是孟子学派，则为孔子哲学观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唐宋间形成的道学、理学，则将孔子哲学观的星星之火，演变为燎原之势，使中华文化达到顶峰。
　　
　　在谈论于丹的时候，笔者讲到自然神论――孔子的哲学观，是在肯定于丹心得的意义。努力坚持于丹心得的起点，深刻、正确地阐述孔子学说，有益于中华文化融入世界文明和发挥建设性的影响，对于全人类都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壶公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