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和文集 蒋氏一族 蒋介石日记解读 （下册）

人物传记和文集 蒋氏一族 蒋介石日记解读 （上册）

蒋介石下葬时的场面 身穿七条裤子七件内衣是为何？

   1949年蒋介石放话：反对我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

2011年10月03日 09:56
来源：凤凰网历史

        核心提示：蒋介石命俞济时通知余汉谋、薛岳、李汉魂来黄埔军校见他。这几个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走进门，就被他冷脸相迎，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你们以为现在就可以反对我了吗？谁反对我，样子不是摆着吗？胡汉民、李济深、陈济棠都反对过我，结果怎么样？民国十九年，李宗仁、白崇禧，还有张发奎联合阎锡山、冯玉祥要反对我，结果又怎样了呢？反对我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你们想乘困难之时来搞我吗？我叫你们一个个没有好结果！”

文章摘自《红墙知情录：共和国外交轶事及两岸风云》 作者：尹家民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9月下旬，在台湾没待几天的蒋介石还是关注着大陆，他又一次飞到广州。

在北方，已是秋风送爽，而燠热的南方仍然是蒸笼一般。只是早晚已不像前两个月那样闷热了。

蒋介石这次到广州，住在黄埔军校的中正公园内。黄埔军校所在地黄埔岛，地处珠江下游，距广州20多公里。军校成立前，这个岛叫长洲岛，四面环水，环境幽静，被孙中山看中，认为是学习和训练的好场所。1924年5月，孙中山在这儿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干部。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蒋介石的发迹之地，他在这里走向权力的长廊，掌握了兵权，培养了骨干。到1927年他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军校已有一到四期的毕业生4900多名。毛泽东也曾来军校讲过课。其他人，周恩来、恽代英、叶剑英等都曾在此任过要职。后来蒋介石的一些嫡系将领，大多出身黄埔，形成了手握兵权的“黄埔系”。蒋介石在军队的这些部下，一般都称他为“校长”，自称学生。

蒋介石认为，这次到广州，还是住在黄埔军校较为安全，同时也可以引起部下对创业年代的一些回忆，从而振作起来，挽回败局，也给自己打打气。

蒋介石在蒋经国、俞济时的陪同下，登上黄埔岛的升旗山。在山顶上四面展望，山川田园尽收眼底。蒋介石不由得想起于右任老先生为黄埔军校题写的对联：登高望远海，一马定中原。真是贴切无比，寓意深远。后来蒋介石把这副对联又挂到了南京黄埔路官邸的会客室中，以激励自己毋忘“黄埔精神”。可叹的是，现在一马平川的中原早已丢光，此时只有登高观海望洋兴叹了。

一到广州，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要召见高级将领。他埋下的眼线早已暗中通报他，张发奎、余汉谋、薛岳等人对他不满，正在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图谋不轨。这是目前他最不能容忍之事。他命俞济时通知余汉谋、薛岳、李汉魂来黄埔军校见他。这几个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走进门，就被蒋介石冷脸相迎，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你们以为现在就可以反对我了吗？谁反对我，样子不是摆着吗？胡汉民、李济深、陈济棠都反对过我，结果怎么样？民国十九年，李宗仁、白崇禧，还有张发奎联合阎锡山、冯玉祥要反对我，结果又怎样了呢？反对我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你们想乘困难之时来搞我吗？我叫你们一个个没有好结果！”

众人离去时，蒋介石又叫住了白崇禧，说有话要与他单独谈。白崇禧只好留下。蒋介石又变得和颜悦色，一再让白吃茶，并说自己近来脾气不好，请他不要见怪，随后说起历史：“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两人精诚合作，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此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至同室操戈。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俩又复忠诚合作，终于把日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共党虽猖狂，国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们能两人同心同德，精诚合作，大事尚有可为。”

蒋介石的一番话不仅打动了自己，连白崇禧也十分感动，连声说：“是，是，委座言之有理。”

事后，他去看了李宗仁，对李说：“这次蒋介石倒很诚恳。”对蒋介石有更深一层了解的李宗仁，心里有数，嘴里不便说，只是笑笑而已。

在广州市区西部，有一座白色的建筑物，十分扎眼。它在绿树葱茏花团锦簇之中，显得挺拔别致。这是国民政府的迎宾馆。当时李宗仁就住在宾馆中。

一天晚上，迎宾馆突然华灯齐放，五光十色，一片灯火辉煌。而迎宾馆四周的马路上，突然增兵加哨，显得森严无比。有路过此处的市民，一见这架势，急急朝别处走去，怕在这兵荒马乱之际无端惹事遭殃。原来这天晚上，蒋介石带着大批卫士，穿过广州闹市来迎宾馆吃饭。

这次宴会是朱家骅张罗的。

事出有因。朱家骅见蒋介石在广州召开中央非常委员会时，蒋与李宗仁互相连话也不说一句。这在共军大兵压境之际，显然是后患无穷。作为行政院副院长的朱家骅，觉得长此下去不是个办法。有一天，他向李宗仁建议说：“德公，我看你和蒋先生之间有些隔阂，你是不是请蒋先生到这里吃顿饭？”朱家骅的意思当然不是单纯为了吃饭，他想在酒席间联络感情，消除隔膜，扭转蒋、李之间彼此尴尬的局面，以期弥补相互之间的裂痕。

“骝先兄，”李宗仁叫着朱家骅的大号，苦笑一下说，“客，我是可以请的。蒋先生喜欢不喜欢来，我就不知道了。”

“蒋先生一定喜欢，一定会来的。”朱家骅充满信心地说，还再三解释，“蒋先生生活太严肃了，平日只是一些简单的宁波菜，什么泥螺、酸菜、笋丝等。此次到广州来，也应该品尝一下广州的名菜才好！”

李宗仁沉思片刻，想既然有朱家骅从中斡旋，他还能不同意吗？于是，他请朱家骅约请蒋介石，且通知党、政、军高级人物作陪。朱家骅去跟蒋介石一说，蒋介石也就答应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宴会就这样定下来了。迎宾馆在城西，而蒋介石住的地方却在城东，宴会那天，蒋介石还没出动，沿途就布置了便衣队，严密警戒。蒋介石坐上汽车，车窗遮得严严实实，前面有车开道，后面有车压阵，穿过广州闹市，浩浩荡荡开到迎宾馆来了。李宗仁的住宅原先只有两个卫兵，还管看门传达。蒋介石一来，就一下增加了大批警卫人员。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俞济时，而且他每次必先到晚走。他指挥卫士将迎宾馆重重围住，只怕发生意外。本来这是要演“将相和”的，现在看来倒像是“鸿门宴”了。

李宗仁办事认真，下功夫准备这个宴会，想借此改善他同蒋介石的关系，所以请来广州最好的厨师，还专门准备了广州名菜“龙虎斗”等。人到齐后，李宗仁看到蒋经国在人群中转来转去，忙个不停，始终不肯入席吃饭，便问蒋介石：“经国为何不上席？”

“不管他吧，”蒋介石头也不抬，“我们吃我们的。”

李宗仁不便再问，只好殷勤地不住给蒋介石夹菜，劝他多吃一点。

可蒋介石还是只喝白开水。李宗仁知道他在坚持“新生活运动”，也不好劝说。蒋介石吃菜与众不同，吃的是中餐，但却取出随身携带的刀叉，用吃西餐的方式吃中餐。以前李宗仁也曾与蒋介石吃过饭，并没见他这样，这次不知为什么，只是心里不快。

吃完饭，也没见蒋经国出现，李宗仁更是犯疑。事后，有人告诉他：蒋经国带了一大批随员，一直守在厨房里；厨师做一道菜，用什么配料，蒋经国都亲自检查过；饭菜出锅时，他都亲自尝一下，等他点过头后，才可端上桌。李宗仁闻知大怒，直骂蒋是小人。

过了几天，李宗仁得知蒋介石要离开广州回台北了，就硬着头皮到梅花村陈济棠公馆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表面还是很客气，请李宗仁到二楼去谈。

李宗仁直接向蒋摊牌：“国事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弟不得不畅所欲言了。”

蒋介石并不感意外，还鼓励李宗仁：“请讲，请讲。”

蒋介石过去很少听到别人在他面前这样数落他，面孔开始变得一阵红，一阵白，很长时间不吭一声。

“蒋先生，你宠信汤恩伯亦属宠非其人。”李宗仁一开口便一泻千里，什么话都明说了。他想反正是与蒋介石最后一次见面了，还有什么好隐瞒的：“汤恩伯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其详。论品论才，汤恩伯任一师长已嫌过分，怎能指挥一方面大军？他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所部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谣曾有'宁愿日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想必你也听到过……蒋先生，像他这样的人，你把他作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介石本来就无心听李宗仁啰嗦，不过摆摆门面而已。谁知李宗仁颇有些得理不让人，竟说起来没完，而且都是些责难之辞。脸上便挂不住，但又不好发作，变得十分尴尬，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李宗仁知道多说无益，停下来看着蒋介石，希望他表示一个态度。

蒋介石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不时喝口白开水。他见李宗仁停下话头瞪着他，便放下杯子，抱歉地冲李笑笑说：“关于撤换朱绍良一事，我手续欠完备，请你原谅。”

李宗仁也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算了吧。”见没有什么可谈，李宗仁只好起身告辞。蒋介石随着下楼，将李宗仁送上车。

从此，李宗仁再也没有和蒋介石见面。梅花村一面，确是最后的分别。蒋总统和这位代总统，就在这种淡漠的气氛中分手，自此即使近在咫尺，彼此也不相往来，有事都是通过中间人传话，或是托旁人带信。

蒋介石在广州的几天里，倒是没有闲着。他要密切注意广东方面的情况，又要不时关注北平新政府的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预计9月21日在北平开幕，在这前后，原国民党将领如董其武、陶峙岳等通电起义，给了新政协会议最好的礼物。

9月26日上午，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中举行午宴时，周恩来主持，讨论起一个众多人、包括蒋介石感兴趣的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可以简称“中华民国”？来的都是些老前辈，有两种意见。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他认为，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他的意见是三年以后再除掉这个简称。

第二个发言的是廖夫人何香凝。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她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就不坚持了。

第三位发言的是辛亥革命后归隐了38年的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它没有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搞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不同。

这时，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拥护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以后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持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此后发言的人口学家马寅初、爱国华侨陈嘉庚等都不赞成用“中华民国”。

决定不用“中华民国”简称后，毛泽东在政协开幕式上也作了解释。去掉简称“中华民国”，不等于把中华国民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杀，如辛亥革命、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中华民国”这一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这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大会开到第八天9月30日深夜，蒋介石从广播里听到了更多令他气恼的消息：大会选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其他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还选出毛泽东、刘少奇等180人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9月30日下午2时，政协全体会议选举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左三）等在大会主席台上。这些安排都在蒋介石的预料之中。他没想到的是陈明仁的公开讲话。他没听两句，头一下子大起来，恨得牙根发痒，血压都升高了。

陈明仁在一届政协会议上，作为特邀代表，曾有过一段发言：“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同学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倒他的。他是我们的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

　　从时间节点上看，9月18日，蒋介石正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电报时，正在舰上的蒋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永绥号军舰到达湖口，蒋才得知消息。“而且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是将'九一八’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前者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这未免将蒋张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东北易帜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当时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时亦是如此。”照曾景忠的看法，“张知道如果此时抵抗必败，他在东三省的势力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将不保”，“会宁愿采取这样的政策”。

　　事实上，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公开采访，谈及“九一八”事变时曾坦承:“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不过，蒋介石显然默认不抵抗主义，此前蒋介石曾在8月张学良向他报告日军的反常行动时表态，“不要与他冲突”，要“隐忍”。实际上他对“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所以应该说两个人都有责任。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张学良的自述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蒋介石下葬时的场面 身穿七条裤子七件内衣是为何？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罕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

　　蒋介石遗体灵榇置于“国父纪念馆”。

　　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菜、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21名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

　　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

　　(1)自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

　　(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

　　(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5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播了88根白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5个用素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的，上款书：“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4月9日，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其父穿了7条裤子、7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绵、黑裤、黑皮鞋。胸佩大红采玉勋章，左右两旁佩带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他们自己的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籍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闵率各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场面，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柩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之后，由张群、何应钦、陈立夫、薛岳、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等8位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将一面青天白日旗覆盖在灵柩之上。接着，严家淦与“五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于斌等在灵柩上覆盖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然后，严家淦恭读祭文。

　　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以基督教仪式行之。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

　　“忍受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试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1000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台湾《中央日报》社编：《领袖精神万古常新》。

　　其后，周联华领导读经文、诗篇第23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21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柩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身用20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一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由99辆宪兵队开道车领前，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军、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勋车、遗像车。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蒋介石的大型黄菊十字架，家属随其后。2000多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据台湾报载：在蒋介石灵柩驶往慈湖的路上，当局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灵车所经途中跪地“迎灵”。绝大多数行业停止营业，鲜艳的建筑上一律奉命改漆素色，不合丧悼气氛的广告，也一律从改。

　　交通路口则搭牌楼，各家要挂挽额，平常失修的马路和未铺柏油的路面一律要整修，害得沿路各商家和修路工人日夜赶工，满肚子的怨言无处申诉。当日，治丧委员会的大员们还想出了“路祭”这个名堂，沿路分配各机构行号另设供桌，同时规定灵车经过时不许迎灵的人们抬头正视。此外还要求民众在大典鸣炮之时，在原地悼念3分钟。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是以漆黑光亮的花岗石建造的，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正厅东侧是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

　　书桌南侧有一架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与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画作。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能屈能伸”。台湾当局设计这一情节想要告诉人们什么呢？《蒋总统秘录》作者古屋奎二对此解释说：

　　“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应屈则屈，以待未来伸展之意。”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4辑。

　　蒋介石死在海外孤岛，灵柩暂厝慈湖，可谓“屈尊”。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没有了。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人员表示答谢说：

　　“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唯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与厚望。”《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626页。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结。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丧事处理已毕，国民党中央于1975年4月28日举行会议，商讨党权归属问题。会议作出三项规定：

　　(1)接受蒋介石遗嘱，并即具体规划，坚决执行；

　　(2)保留党章“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哀敬”与“永恒之纪念。”

　　(3)中央委员会设主席1人，推选蒋经国担任。当讨论第三项决定时，作为元老派首领的何应钦发言称：

　　“国家与本党不幸，总裁逝世，中枢与本党中央顿失领导，在当前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亚洲赤祸弥漫的时期，必须有迅速妥善的决定，以巩固国家与党的领导中心。现在总统职位。已经由严总统依法继任，本党最高的领导人，也自应依照事实的需要，迅速推定，以巩固本党的领导中心，此一领导人的职称，本会赞同严常务委员等，以及中央委员刘季洪等的意见，应该定为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总裁职称保留于党章之内，作为对总裁的永久崇敬与纪念”。

　　“关于本党领导人的人选问题……必须本党有全党倾服、内外归心的强有力的领导者”。“本席拥护……推举蒋经国同志担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因为蒋同志具备了坚忍强毅的领导能力，和充沛的革命精神，尤其是他这两年担任行政院长卓越的政绩，获得海内外全国同胞，以及国际友人的一致支持和赞佩，由蒋经国同志领导本党，必能使党的力量坚实强大，反共复国的使命得以早日完成。”《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第1410页。

　　何应钦的说法与严家淦、刘季洪的提案相符，故为会议所接受。会议作出决定：

　　“今总裁不幸逝世，全党中央之领导，亟须力谋强固，以适应瞬息万变之国际局势与共产匪党之奸谋诡计，爰特根据党章之精神与本党中央之往例，决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之主席，综揽全盘党务，以适应现阶段革命形势之要求，应属迫切之需要”。《革命文献》第77辑第346页。

　　会议对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决议是：

　　“蒋经国同志有恢弘之革命志节，卓越之领导才能，自就任行政院长以来，适应国际危机，则处变不惊；推进国家建设，则规模宏达；其坚决反共之决心，为常会所全力支持；其亲民爱民之作风，更为民众所拥戴；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反共阵容，摇撼不安，本党为奉行总裁遗嘱，掌握革命机势，亟须坚强领导，精诚团结，方能发挥革命民主政党之最大功能，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蒋经国同志实为最适当之人选，亦为全党同志一致之公意，决议：一致通过。”《革命文献》第77辑第347页。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蒋经国正式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职称三易其名，由“总理”、“总裁”演变为“主席”，由个人集权体制开始过渡到委员制，为日后台湾民主生活奠定了基础。蒋经国当选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蒋经国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谀之徒的趋炎附势。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许多官员和老百姓向蒋介石行跪拜之礼。

　　当蒋经国抓到党权之后，另一只眼睛总是盯着“总统”的宝座。对此，“总统”严家淦非常知趣，主动让“贤”。蒋经国既要当“总统”，还要唱高调，他让“党国”大老们劝严家淦继续留任。但严氏坚决放弃竞选，蒋经国在盛赞严家淦在位时“德政”之际，于1978年5月当选为“行宪”以来第六任“总统”。

　　由于蒋经国当了“总统”，在称呼上与其父发生矛盾，无论称“总统蒋公”，还是称“蒋总统”，都会发生对上下两代“总统”不明确的问题。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叔孙通”想通了，通知所有机关、团体、学校、部队，规定在公文书公开场合的称谓：称蒋介石为“先总统蒋公”，形成文字时，在蒋字前面空一格，以示对蒋的“崇敬”之意。称蒋经国为“蒋总统经国先生”，形成文字时，蒋字前面不空格，以体现蒋经国崇尚民主之意。再后来，由于大家为求简化和方便，称蒋经国为“蒋总统”或“经国先生”，对蒋介石也渐以“蒋公”二字代表了。

　　蒋介石病逝了，遗体作了防腐处理，他的灵柩一直停放慈湖“行宫”，不断有人前去参观。台湾当局为了永久纪念蒋介石，并把他奉为反共的精神领袖，决定筹建“中正纪念堂”。在蒋介石病逝2个月后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小组，成员有俞国华、林金生、蒋彦士、高魁元、赵聚钰、费骅、赖名汤、谢东闵、蔡鸿文、周宏涛、秦孝仪、张丰绪、林挺生、辜振甫、徐有庠、王永庆等16人。

　　翌年10月又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指导委员会，成员主要有何应钦、张群、陈立夫等25人。经筹建小组广泛与慎重的考虑，择定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东、爱国东路以北、信义路以南之间地段为建堂基地。其后，筹建小组又公开征求海内外建筑师提供建筑设计构想，前后收到43件，后采用杨卓成建筑师的设计方案。1976年10月31日蒋介石9秩诞辰之际，“中正纪念堂”举行破土典礼，蒋经国、蒋纬国、何应钦、谷正纲等人出席典礼仪式。

　　经过日夜赶工，终于在1980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5周年之际完工。台湾当局举行了“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蒋经国主持典礼仪式，出席典礼仪式的有4000余人，蔡培火等32名亲国民党人士向蒋经国呈献“中正纪念堂”模型。蒋经国发表了《回顾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5年》的讲话，宣称：

　　“在此1800多个日子里，我们国家遭受的冲击，所面临的苦难，自然远比任何国家沉痛严重！可是在先总统蒋公'庄敬自强’、'慎谋能断’的遗训启导之下，尽管世人纷纭自扰，我们仍能'处变不惊’；也不管世人如何混乱迷失，我们一样'慎固安重’，所以当中南半岛土崩渔烂的时候，中华民国不但砥柱中流，而且还消除了邻近国家的惶惑不安；当世界经济接连爆发危机的时候，由于我们一齐致力于国家基本建设，不但阻止了不景气的趋势，还保持着经济的继续成长；当美国背信毁约……的时候，大家固然耻痛切心，但一样无畏无惧，团结奋起”。蒋还宣称这5年是“苦难而又充满着希望的5年”。《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3辑第519—520页。

　　新修建的“中正纪念堂”，坐东朝西，遥望大陆;平面用方形，以寓“中正”之意;堂顶八角，造成多数之“人”字形，聚于宝顶，上与天接，以寓“天人合一”之思想;屋顶用天坛宝蓝玻璃瓦顶，蓝中带紫;顶上有青天白日“国徽”。“纪念堂”高70米(三层台阶高14.5米，主体墙高24米，斗拱至宝顶尖31.5米)。内部隔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正堂，平面为40米见方，四角各突出7.5米。后方居中矗立蒋介石坐姿铜像，铜像高6.3米，厚6—12厘米，全重约21-25吨，由陈一帆承铸，台座高3.5米。铜像基座正面刻了蒋介石遗嘱，大理石壁上，正中刻有蒋的遗墨“民主”二字。蒋一生独裁，却以“民主”相标榜，真不知参观者作何感想。

　　左右两边分刻了“伦理”和“科学”。在正厅两侧的大理石壁上，刻着两句蒋介石的所谓“嘉言”：“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纪念堂”下层为展示室，陈列着蒋介石的遗物、文献及喜读书目；放映室放映蒋介石的所谓“功绩”，“'生活电影与录音”。距“纪念堂”中心线470米处竖立一高30米、横宽长67米的正牌楼，一列大小五个拱门，象征“五权宪法”。牌楼正中匾题嵌置4个大字“大中至正”。这4个字包含了蒋介石的名讳，它源自王阳明弟子所撰记师生论学答问的《传习录》一书。该书有这样的句子：

　　“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猝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蒋介石在讲述中庸要旨时，也曾提到：

　　“……'中也者天下之正道’，因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下摇’之谓，亦即'主敬所谓立极’，所谓'择善固执’，所谓'允执厥中’之意”。

　　在“纪念堂”南北两侧，竖立两座格式相同的高138米、长197米的牌楼，一为“大忠门”；一为“大孝门”，寓意“大中至正”的蒋介石还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

　　台湾当局还在其他地区建造了一些纪念馆或铸刻了一些铜、石像之类。此举说明台湾当局在蒋介石病逝后在寻求精神寄托，如果蒋介石地下感知，一定会对他的传人的“杰作”大加赞赏。然而，无论台湾当局建造多少座纪念堂与纪念馆，铸到多少个铜、石像，也无法改变全体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