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证怎么降级:对策普遍化——从社会的视角探讨官员腐败的因素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冯国森
　　内容提要：以“走后门”的方式为主要对策来实现违规操作获取便利或者额外利益，是存在于民众潜意识中的一个顽疾。这个潜意识顽疾一有机会，容易发作。如机关单位本应公事公办的事情，决策者首先想到的是托熟人、找路子、求关系去办；群众个人本来是通过正常程序可以办理的事情，也千方百计寻找熟人、托关系越过正常的程序以获取方便或者寻求保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了官员行政、百姓处事心照不宣的通则。这种“心照不宣通则”存在的普遍性，形成了我国亚社会意识的对策普遍化问题。
　　关键词：对策行为官员腐败治理
　　一、对策普遍化的成因
　　对策普遍化就是为了团体、个人的利益寻求别人，特别寻求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帮助，以期实现在正常的办事程序和规章中无法获取的便利或者利益，并使这种行为经常化和普遍化。
　　我国社会之所以出现对策普遍化的问题，一是因为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治运作的惯性力影响：二是法制建设的不完善，使公民守法、公民用法未得到全面认同；三是社会上存在使用对策违规操作成功获利的榜样引诱力；四是社会偏见把违规操作为他人牟利视为一种道德行为，加快了对策普遍化的进程。对策普遍化是游离于社会主流法制意识之外的亚社会运行规则，是致使掌握公权者腐败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这个因素常常以人情、扶助相帮、道德、义气的幌子来撕裂官员廉洁的防线，促使掌握公权者腐败。故此，对策普遍化的社会现象，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以期制定有效的措施，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纵深看：
　　一是中国传统社会家长制与个人专权的历史惯性，普遍残存着个人权力崇拜意识，人们习惯于寻求掌权者额外的帮助。中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制度。封建社会里实行的是高度集权制和个人独裁，全国是皇帝一人说了算；地方州县是太守、县令一人说了算。中国老百姓经过几千年封建社会权力崇拜的熏陶，把“权力”和“当官的”两个概念联系并等同起来。认为自己的祸福、生死、荣辱的主宰权都系在“官”的手里，产生了对官员的畏惧与个人权力崇拜。如今人们还把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地方官员称为“父母官”，就是封建社会父权思想和官本位崇拜意识残留的例证。当今的影视作品中，充满了“主子意识”和“帝王情结”；某些阶层祟尚的“下级学”和唯官唯上的“奴才意识”，“小姐傍大款、大款攀官”的社会现象，都足以说明社会意识残留的个人权力祟拜意识和奴性顺从甚至人身依附思想。“惧官”又“拜权”的传统思维惯性影响力，残存着当今社会的凡事都要托人情、通路子、找关系，以期获取规章和法定程序以外的利益。这种绕过合法程序的暗箱操作一旦得逞，很容易成为世人效仿的楷模。托人情、通路子、找关系效仿的蔓延，使人情风越演越烈，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普遍现象。
　　二是我国法制建设未完善，存在老百姓对规范权力与规范秩序信任不足，千方百计寻求不规范的途径解决自己的问题。社会法制建设的完善，一方面是法律条规的完善，一方面是执行程序的完善，另一方面是执法过程的完善，同时还有法律与社会现状的协调与调节反应机制完善。由于我国法制建设在以上方面还有待完善，在执法过程中还大量存在着有法不依的问题，人民群众对现有的规范权力与规范秩序信任不足，老百姓普遍存在对不熟识的执法官员处事公正性信心不足的问题。政府官员、普通百姓中的相当一部分还习惯于在熟人社会圈子里走后门、拉关系。这种熟人社会与官权的结合，促使权力网络向亲缘化、嫡系化、商品化和地域性、时效性、行业转化的特点。
　　三是社会存在通过不规范途径谋取利益的成功案例，成为老百姓“对策”的榜样。我们从腐败官员的案例不难看出，由于官员腐败是一个过程，往往是腐败到不可救药时才发现。很多人在多年前已经受贿或者作案，都是若干年后才被举报、查处的。与贪官有关联的“求人帮忙”者，在贪官未被抓的当权期内付出“见面礼”、“手信”、“答谢宴”、“感谢红包”的同时，也从腐败官员那里购买到违规的权力行使获取的好处，并以实实在在的金钱和物质等回报腐败官员。在普通老百姓的眼里，托熟人、找关系、通路子比老老实实地按章办事实惠的多，也便捷的多，高效的多。违规找对策的成功，为许多平民百姓树立了偏离社会秩序的不良样版，导致对策行为的普遍化。
　　四是个别当权者把违规操作视为为他人牟利或者为地方牟利的道德行为，加快对策普遍化的进程。在中国老百姓的社会意识中，存在部分“道德”与“公正”的悖论。如果一个正派的官员公正处事，因而触犯了朋友的非法利益，这位官员就被认为不够朋友，不讲义气，是不道德的事情。如果这位官员违规操作，为其熟人、朋友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却被认为重朋友义气，因而有“德”有“望”。这就出现了“道德”与“公正”不能两全的问题。其实，这类官员心目中的“道德”，是违背法规的“道德”，也是侵害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为少数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缺德。违规操作牺牲国家利益来谋取地方利益的案件更具隐蔽性和更易骗取老百姓的同情心。一些贪官被查处后，当地人竟然流传某人在此地做的几件好事；流传假如某人不被罢官免职，当地的经济肯定如何发展的谬论。社会意识形态的民意失真——把违纪行为造成的结果视为“政绩”的道德观，使对策化行为有了“道德”的支撑——敢违规、敢违纪，敢为朋友两肋插刀。
　　五是人民群众对腐败的宽容和对腐败的切齿交替存在，模糊了对策普遍化行为的是非界限。应该说，人民群众对法治赞同，对官员腐败切齿痛恨。但社会发展转型中道德观念发展变化，旧的道德观念与新的道德观念之间存在界限的模糊性，还存在着对官员违纪的宽容。对官员违纪宽容的现象主要有：官员违规，对当地经济有当前、局部利益而对其违规行为宽容；因某官员违规使直接获取利益者宽容和感激：与官员平日交情较深者对官员的违规宽容；官员违规前对地方有显著贡献或者人缘较好者虽然违规但也得到许多人的宽容。对官员违规的切齿痛恨，是具有正义感、原则性与法治精神的大多数人：也有因官员受贿致富显得自己贫穷，产生相对被剥夺感而心理不平衡者；还有由于官员违纪造成对其产生直接的经济损失者。对腐败的宽容和切齿痛恨的相互交错，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同一事物判断的两面性，给社会、特别给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一个是非不太明晰的模糊信息，对违规违纪相对宽容的信息助长了官员的违规犯罪心理。同时，这个模糊信息也使人们对对策普遍化行为的是非功过失去正确的判断力，助长了对策行为普遍化。
　　二、对策行为在官员腐败过程中起催化剂作用
　　一是对策普遍化衍生的社会舆论，压迫意志薄弱官员的理想信念，出现社会舆论压力下的违规操作。任何社会现象的存在和发展，都有相应的社会舆论来支持、渲染和强化。对策普遍化支撑的舆论，主要来自当权者所在的熟人社会。不同圈子的熟人社会，存在不尽相同的亚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所表现的价值观念左右着熟人社会的道德观。其主要表现有：一方面是过时的封建社会道德观念如友谊至上的“为朋友两肋插刀”；二是同情弱者心理的泛化，把有求于当权者的人都作为弱者来同情和帮其解决问题，不同情这种“弱者”被认为是不道德行为：三是熟人社会亚社会舆论无原则的道德界限，是用“肯帮忙”与“不肯帮忙”来衡量当权者是否待人热情，不肯帮忙的当权者被亚社会舆论列为“不好相处”的人，推而广之是脱离群众的人；四是熟人社会亚社会舆论对敢于坚持原则，不拘私舞弊，不为亲友谋利的当权者被视为不讲实际的人，是虚伪的人。握有公共权力的官员在熟入社会“道德观”的压力下，不得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不违反大原则的基础上，以“政策倾斜”，“内部操作”，“用尽政策”等华丽包装为有求于他的人谋私利。官员的这种“好事”做多了，有求于他的人更多，结果做好事的标准越来越模糊，做“好事”的原则性越来越差，陷入了违法违纪的泥坑。
　　二是对策普遍化为权力寻租提供了良好的交易环境。我们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公权。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国家，其公共权力指向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取根本利益。干部队伍中本来隐藏着为自己谋私利的阴暗心理却以一贯的伪装积极工作骗取了领导权的人，或者原来本质好，后来变质了的领导人，其权力指向就发生了错位。权力指向从为人民利益着想蜕变成为个人、家庭或者小集团的利益着想。权力指向的错位必然发生权力市场寻租行为。对策普遍化为权力的市场寻租提供了可交易的环境。首先，对策普遍化行为对权力寻租具有极大的诱惑性。腐败官员期望手中的权力为已谋利益，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必须付出公权私用的代价。“购权”人的多少与腐败者获取利益的多少一般是成正比例关系，“购权”人越多，对“卖权”人的诱惑越大。其次是权力出租的便捷性对权力出租欲的诱惑。由于手握实权的人自身地位、威信的影响，加上我党历来习惯于拥护“招感性权威”领导，只要领导人振臂高呼，就会出现万众一心奋勇前进的场面。权力寻租者利用部属的从众心理，只要一句话，甚至一个暗示，都可以实现权力寻租的交易过程，加速权力的腐败。三是对策普遍化一般发生在熟人社会，权力寻租交易过程有较强的隐蔽性，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增强了交易双方的信心，消除了违纪被处分的担心。第四是对策普遍化的低成本性，促成腐败的滋生。权力寻租的权钱交易，双方都只须较少的成本，就可以获取较大的利益。腐败官员付出的，是对于自己已经不值钱的人格和良心，加上不负责任的大笔一挥，签上那个总有一天会在监狱犯人名册上出现的名字。对于“购权”者，其付出的行贿金钱及财物，只是他很快就会得到的钱权交易获取利润的极少部分。权力持有者在不顾国家法律，不遵守党纪条规的前提下，将公权的私自出售一般是隐蔽的、低成本的和可重复使用的。
　　三是对策普遍化造成的权钱交易双方获利进行比较，使腐败官员心理不平衡，贪欲更旺，贪胆更大。对策普遍化导致的权力寻租活动，使公权的私自出租方和承租方同时获利。但在双方获利的比较中，绝对数还是权力承租方比权力出租方大。从许多官员腐败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受贿人很容易把收受贿赂的数额与行贿人所获得的意外利益进行比较，觉得行贿人获利比他当官的多出几十甚至千百倍，产生新的心理的不平衡。心理不平衡指导下的权力出租方式，将从别人送上门行贿发展到暗示别人行贿，发展到赤裸裸伸手讨要。心理不平衡的另一种表现，是权力持有者对经济收入、物质分配、职务提升、工作付出的认可等期望值过高，与实际有较大的差距而导致的心理不平衡。权力持有者认为：自己的努力、水平或者工作贡献与所获得的回报应该达到某一层次，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这种人常常拿自己与社会上一些成功人士的横向比较，发现自己的期望值与实际有较大的差距，产生了对现状的不满和委屈，进而诱发经济犯罪心理。当权力持有者经济犯罪的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出租。权力出租者为解决心理不平衡，一是寻找新的买权者，进行新的违纪违法活动：二是对原来的买权人继续追加讨要；三是改变权力出租的方式捞钱；四是寻求权力出租以外的方式，直接在国家金库、单位账户上捞钱，成为赤裸裸的盗贼。
　　三、消解对策普遍化的建议
　　加快政治建设和政体改革。党的十六大把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建设民主政治和实现政治文明，首先从党内抓起。发展党内民主，一是认真执行好现有的民主制度，如党代表大会制度，集体领导与委员分工负责制度，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选拔任用干部程序与民主决策的票决制等；二是健全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如党员对党组织的监督，下级党组织对上级党组织的监督，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三是完善党的领导机制，如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支持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等。四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党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执政。党的十六大强调：“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员干部要带头遵纪守法、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以党内的充分民主促进人民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五是加强党内的监督。中共中央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两个条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学好用好两个《条例》，加强党内的监督和严肃处理违纪行为。
　　加强法制环境建设。完善法律系统，严格法定操作程序。法制建设的完善，首先要解决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问题。如何保证公民能以较大规模、较大范围又有良好秩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能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必须搞好党内的民主制度建设。以党内民主来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目前党内民主需要解决的，是党内选举流于形式的问题，党代会闭会期间的权力流失问题，一些党组织的领导人家长式领导作风问题和党内监督机制不健全问题。其次，要根据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加强立法，提高法规质量。包括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使司法制度能真正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与主义，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打破论资排辈观念，促进人才合理流动，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建立健全干部职务任期制、辞职制、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等。再次，加强制度行为预防和树立制度权威对越轨行为的威慑。制度对越轨心态的威慑，是加强对职务犯罪预防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使有越轨心态的不良分子对制度无空子可钻。同时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量刑上一视同仁，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加强法制建设。
　　加强干部思想道德教育。党组织在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不正之风三项工作中，抓好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是根本性的工作，是防止腐败抓源头的工作。从创造领导干部树立“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优秀思想品德外部环境来说，一是要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用制度管人，用制度规范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二是加大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形成社会正气的高压，使坏人不敢腐败；三是放手让群众监督的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用优质的社会风气陶冶干部，努力做到“不想贪”；四是借全国审计风暴，做好对领导干部的遵纪守法和思想道德教育，使领导干部真正做到：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
　　开展民风培植工程。民风的形成，主要是地域传统的积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变化的，因而是可以人为建设的。我们应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按照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根据发展了的经济水平和社会进步，与时俱进建设民风。当前我们进行的政治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人文教化建设都是民风建设工程。民风建设的主要内容有：培育法律至上的民风，培育程序公正和按章办事的民风，培育人人平等的平权意识和进行社会生活法制化建设。培育法律至上的民风，就要使人民群众作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培育程序公正和按章办事的民风，就是培育人民群众对办事程序公开公正必要的认识。培育人人平等的平权意识，就要有自立、自强的精神，要摈弃特权思想，特别警惕和消除对强者的奴性服从和对弱者嫌恶和支配，对权威的盲目崇拜的意识。
　　总之，若形成了法律至上、按章办事、人人平等、遵纪守法的社会风气，就能遏制对策普遍化行为，进而减少由于违规寻求对策而催生的官员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