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对尹保云教授采访稿的第一部分。尹保云教授讲述了自己多年从事“现代化理论”教学的经验和感受，包括课程的特色、难点，以及通过论文和讨论把握经典理论、培养严谨求实学风的教学思路与方法。尹教授还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及对“现代化”研究的价值，大学与学术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一、“现代化理论”教学谈

记者：非常感谢尹老师！今天想向您请教一些教育教学方面的问题。您教的“现代化理论”很受同学欢迎，您能介绍一下这门课吗？

尹老师：“现代化理论”是一门交叉学科性质的研究生课程，从学科综合的角度研究现代化问题。开设这门课程是适应我们所专业转型的需要。我们所的专业叫“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原来的课程安排或培养方案基本上不适合目前中国发展形势的要求了，因此除了一两门原来的课外，其余课程全部更新了。“科学社会主义”也是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所以顺理成章地就把现代化研究作为的主要方向。

“现代化理论”尽管开设十多年了，但现在还是一门新课。国外有类似的课程，比如“发展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发展经济学”、“比较历史学”等等，也有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这些课程是分散在各个具体学科中的，各自的角度也不一样。而我们的“现代化理论”在内容上具有较强的学科综合性。在教材上，我最早是参考西方的各种教材、名著而整理出了一份很长的讲义，并在此基础上出了一本研究生教材，即《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人民出版社，2001年），主要内容是介绍和分析现代化研究的学术史和各种理论。

记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本教材的特点？

尹老师：这本研究生课程教材也是一本研究性的著作，是在十几年讲课的基础上形成的，其间不断地积累、补充。它首先从“启蒙”时代的重要思想和概念讲起，比如“启蒙理性”、“自由”、“自然状态”、“平等”等重要的概念，讨论现代化思想的源头；然后是介绍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现代化思想；接着讨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包括结构功能论（社会学）、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历史学方法等章节，阐述这些学科的现代化理论和代表学者。后面小半部分的内容是关于“非主流”思想的，包括马克思到列宁的经典不发达理论、依附论、依附发展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这样合起来就组成一个了体系，与国外分学科的教材是有很大区别的。我觉得给研究生上课，主要还是打基础，尤其是让学生掌握相关的名著和学术传统。这就要求有一个文献比较丰富的教材，学生通过参考它，可以把握整体的线索，从而建立一个跨学科的或多学科融合的知识结构。这是这本教材的特点，也是我们对这门课的要求。

记者：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应该是社会管理层面非常关心的，同学也很有兴趣了解与研究，但这门课据说很有难度。您能介绍一下难在什么地方吗？

尹老师：首先，这门课程综合了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学科综合性很强，而我们的研究生来不同学科，原来分别是学历史、经济、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专业的，并不具备学科综合的知识基础。其次，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考方法受到旧教科书的扭曲很深，一时难以改变。比如，一个本科时学经济的学生，在经济思想上他的知识可能是新的，但遇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他的知识仍然是从小学到大学的旧政治课中的那一套。其三，有一些理论本身就比较难，像韦伯的理论、系统论和结构功能论等，本身就比较难；有一些外国原著，比如韦伯的论述，语言非常艰涩。老师把它转述出来，即使再深入浅出，让学生很清楚地理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记者：您能举个“现代化理论”中难懂的例子吗？

尹老师：比如韦伯的“理性化”概念。韦伯在他的书中提到很多不同的“理性化”概念，比如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形式理性、实质理性、目的理性等等，有的内涵是交叉的，有的在现实中不好区分。简单地说，价值理性主要是指人们把知识和认识能力用来追求宗教的、伦理的、审美的终极目标，并以此目标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而工具理性则是指把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作为工具，用来追求现实的、看得见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目标，它强调所追求目标的现实性、功利性以及手段的可行性和精确计算，等等。韦伯说“现代化就是理性化”，但他指的是工具理性化。在他看来，传统社会是以价值理性为主导的，而现代社会则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和形式理性概念有重合。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是对立的，一个强调程序的重要性，一个强调实质和理性，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法律是最符合形式理性的，等等，像这样一些概念理解起来都有一定难度。

记者：我觉得从字面上来说，这些概念倒也并不是非常难理解。

尹老师：可以这么说。但对概念的理解是有不同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把名词解释出来，就像我上面说的这些内容。即便是做到这一步也不容易，我不敢说我上面的解释很好。比如“工具理性”这个概念，它的英文权威性翻译常被人批评，还有很多理解上的争议；第二个层次是能够与其它知识联系起来，放在知识体系中了解这个概念。比如，韦伯的工具理性与启蒙的“理性”和“自然状态”有什么联系？与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有什么相通和区别？与社会领域的“自由”之间的联系等等，需要对这样的问题有思考；第三个层次就是能够看到它的问题。任何概念对于解释历史（现实）的庞大综合体来说都有局限性的。由于这样的一些困难，有些学生认为自己理解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掌握。我在阅读学生写的报告（论文）时会明显的感觉到明显存在着各种理解差别。我们教学的目的就是试图让学生能够达到对理论（概念）的深入理解。

搞自然科学的人会认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很简单。实际上，因为社会科学涉及很多价值相互冲突的方面，又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求助于严格的实证，所以往往更加复杂。能真正看清问题、提出有价值学说的优秀学者也是很难见到的。

记者：您在讲课的过程中会用什么方法进行教学，以帮助学生理解概念和理论呢？

尹老师：每次讲课的时候我都会准备一个提纲，并补充一些参考书目。提纲里是这一节课、这一章或这一讲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包括思考题。讲课的时候我首先会把这些问题拿出来问问学生，看大家能不能懂，如果不能，哪些地方不懂，就把不懂的地方搞清楚，然后再根据这一讲的重点来讲。这是老师的讲课。还有专门的讨论课，由学生讲他们的读书报告，老师和其他同学评论。

记者：您如何判断学生对理论理解程度的深浅？

尹老师：可以根据课堂提问、讨论和对话来判断。更深入的了解学生在讨论课中发表的课程论文，老师也可以由此来判断学生的掌握情况，如对原著的理解是否准确、是否抓到有价值的东西、是否看到问题，等等。我们这门课要求学生写四篇小论文，并且由于每一单元都会涉及很多名著，不同的学生要写不同的题目。比如“经济现代化”这一部分，因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组织了很多学者来研究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诺贝尔奖得主中就有好几位参加这个项目，这一讲中自然就包含了很多的名著。我让学生分别读不同的名著，读完以后写成小论文或读书报告，然后在课堂上讲。这是一个很好的知识分享和交流的过程。通过他们的发言，大家互相交流，老师也可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

记者：学生论文的选题都是对名著的理论解读吗？有没有学生结合现实问题进行分析？

尹老师：我觉得硕士研究生教学应该首先培养学生解读名著的能力，其次才是对现实的分析，这个顺序不能搞反，否则学术素质提高不快。我们这门课的名著本来都是讨论现实（历史）问题的。不掌握名著的思想及其方法就急急忙忙地去讨论目前的现实问题，这是没有用的，也容易导致学生偷懒，因为写一个关于现实的小文章不用下很大功夫，网上有很多种东西。学生往往有一种倾向，即喜欢谈现实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就业难、官本位等等，因为讨论这些问题不用下读书的苦功夫。这些话题偶尔讨论一下以宽松课堂气氛，但对于提高学生思维水平没有很大作用。重要的是先理解名著。我要求学生尽量选择“某某人在某某书中对某某问题的研究”这样的题目发言，这样的选题能让学生提高的水平。

不认真阅读原著会产生很多学术谬误。在学术界，不只是中国，也不只是个别人，对韦伯的一些误解就是因为不认真读书造成的。比如一个流行话题，即韦伯的“文化命题”。从70年代至今许多人都在重复这样的观点：“韦伯错误地认为儒教文化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但是韩国、台湾却产生了资本主义。”这就是没有认真读韦伯的书。韦伯一方面认为儒教伦理秩序阻碍了自发的资本主义产生；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儒教文化能够“在现代文化领域里学会在技术与经济上均已获得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他说儒教文化阻碍了“自发”，自鸦片战争后东亚地区的资本主义就不再是“自发”了，文化命题实际上是个历史结论。但很多学者却偏偏由此立论而写文章。把立论建立在错误理解或者故意歪曲的基础上，自然不能推进学术进步。所以，我说读好原著是至关重要的。老师要经常了解学生原著读得怎么样，这也意味着老师不可以偷懒，对原著的思想起码要把握得比较准确才行。如果自己都没读清楚，那学生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我认为要求硕士生对现实问题做出深入分析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后才刚刚起步。学生的世界观、方法论受到旧教科书的束缚很重，对人生、社会、历史、世界潮流等等还没有一个大体把握，对自由、权利、民主、公平等作为现代社会精神基石的概念也没有多少理解。硕士生一般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很多基本的名著都没深入读过。没有很坚实的理论基础就等于没有认识工具，怎么去分析现实？即便是分析，也只会是很浅的，甚至容易对现实做出错误的解释。

以前学术界把教条主义视为真理，就是因为对理论和历史均没理解透彻。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有局限。比如，他对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以及人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自由民主等问题并没有想清楚；共产主义的设想倒是诱人，但他没有看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差距，不知道有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有鉴于此，我们要避免在没有奠定好理论功底时就急于去分析现实问题、提设想和方案。这没有意义，甚至害人。对于学生来说是这样，对于学者来说更是这样。

记者：教条主义表面上重视理论，实际上正是对理论没有理解的表现。

尹老师：对。西方的现代主流学派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现代理论也发展了很长时间了，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自由研究基础上的，是有价值的成果。我们应该先把这些理论理解清楚，否则，自以为是地搞出来的东西，要么是错的，要么是人家早已研究清楚的。创新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为创新而创新的东西，只能是学术垃圾，用来指导实践更是遗祸无穷。黑格尔说精神决定世界历史的进步，他说的“精神”包括人类的知识、艺术、道德、技术等等。他论证人类的每一步进步都是由“精神”进步所决定，“物质”（进步）只能是“精神”（进步）的产物。这本来是正确的、妇孺可知的道理，但是你不懂黑格尔的哲学，硬是要去创新，发明一套物质第一性、存在第一性的道理，岂不是误导人们思维？

记者：您会要求学生的课程论文要有自己的观点吗？

尹老师：是的。我的原则是，无论你什么观点，是左还是右，这都没问题，但必须得扎实，不能随便设想，必须论证充分。还有，我还强调在引用别人的介绍时一定不能随意，如果别人理解偏了，你再发挥一通，这就属于学风不正了。

记者：您说让学生在课上讲自己的论文，这时候会有一定程度的争论吗？

尹老师：学生在硕士阶段读的名著一般不会很多。我让一个学生写一本名著，写得比较具体。如果其他学生也读过这本书，就会有讨论甚至争论；如果其他人没有读过，也就没法提问题。两种情况都有。在讨论课中，老师的评论是很重要的。我会对学生的读书报告作出讲评，哪些地方写得好，哪些地方写得不好，怎样改进，哪些地方理解错了，等等。我总是努力做好对每个发言的点评。

记者：那平时的课堂上会不会有一些讨论呢？

尹老师：我觉得研究生课的讨论气氛是十分重要的。讲课过程中有学生提出问题时，我会先让大家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这可能会引起大家的讨论。中国学生不喜欢提问，有时只好主动问他们，问好几遍。当然，我们有上面说的专门讨论课。我觉得通过各种讨论、交流，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理论基础知识。对学术史上的名著、重要思想和理论的掌握都是很重要的。有一些新的东西变来变去、让人眼花缭乱，其实无非是在学术史基础上延伸和发展出来的。要是理论源头及一些关键学者、代表人物的名著里面的思想理解不了，就很难对各种新的理论变体有深刻的把握。

二、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理论

记者：前面您提到马克思对现代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些局限。在您的教学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还占多大比例？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问题研究中有什么样的价值？

尹老师：我的“现代化理论”课中，后面有一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马克思的特点是研究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而韦伯研究的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当然，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问题有很多论述，比如落后国家的发展、殖民主义、落后国家和先进国家的关系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发展理论叫“不发达理论”。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论述不发达国家问题的理论，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包括列宁时期的布哈林和卢森堡这些学者，都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有过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不发达理论和西方后来的不发达理论有渊源关系。在讲完马克思到列宁后，就讲依附论、依附发展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这些尽管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但属于一个流派。

记者：我觉得马克思作为一个学者无疑是很伟大的，但把马克思主义称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而不容置疑，无疑是荒谬的。现在能否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尹老师：我以前主编过一本书叫做《走出困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其中的第一章是我写的，对马克思的思想特点作了总结。马克思的理论受黑格尔影响较大，但他对黑格尔思想的判断与西方主流学术恰好相反：西方主流认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没有很大问题，辩证法却是没什么价值的前科学的东西。马克思的看法恰好相反。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由于受到时代局限，马克思看得也不是很全面。比如对民主的看法，他看到的只是当时大英式的民主，确实是资产阶级、有产者在搞，非常不成熟，但马克思没有看到民主的趋势是慢慢地变好。还有，马克思也没有看到人类文明发展的限度。就民主而言，他认为每个人都要直接参与才是民主。但在一个大的人口范围里，这种民主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现在的国家动辄几千万人，怎么可能全部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呢？马克思设想了“自由人的联合体”方案，但是，这些联合体怎么组成？组成之后各个联合体之间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战争？等等，对这些问题他都没有认真想过。马克思也没深入考虑过私有制的问题。私有制的确有不好的方面，但是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公有是不是同样要加强一些人的权利，使一些人剥夺另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命令另一些人呢？他和恩格斯把国有化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国有化会不会导致官僚把整个国家的资产据为私有？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他想得都不是很深入。

我还指出，俄国和中国等国家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落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想化与这些国家的传统社会观念一致，对上了自己的胃口。就中国来说，马克思强调平等和暴力革命，对上了我们自己古已有之的平均主义和造反文化。中国的社会是散沙型的，中间结构不稳固，民众一起来就会直接针对中央的权力，民众高喊平等口号夺权，容易成功，但不会带来社会变化。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当然，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也跟苏联的“示范”和日本侵略的环境有很大关系。虽然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口号对上了落后国家的文化口味，但他想象中的理想社会绝不是苏联模式那种状况，也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那种状态。毛泽东时代搞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学习苏联，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它很像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描述的样子，国家权力至高无上，安排人们日常生活甚至婚姻。马克思绝对没有这样的观点。

记者：作为一个学者，马克思忽略了某些问题，或者对未来的预期出现偏差，这都可以理解，但他为什么推崇暴力革命？从历史上来看，暴力革命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尹老师：国外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是有定论的，认为它没有超过黑格尔。伯恩斯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马克思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陷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陷阱，运用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双方斗争的原理以及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提出了原始社会-剥削社会（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的人类道路。马克思一直强调暴力，就是因为他的辩证法需要质变阶段，暴力革命就是质变阶段，不通过矛盾双方你死我活的质变（革命），就不可能发生生产方式的质的变化，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而转向共产主义。

这就是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毒害。不过，黑格尔说的辩证法运动是单纯的精神运动。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脑子里有个“精神”（一张桌子的构思），接着做了一张桌子，这就是精神的“物化”（桌子也还是精神）；然后我又对这个桌子不满意了，这就产生了矛盾对立了；把它砸碎（质变），重新做一张桌子（新事物产生，也还是精神的变化或物化）。这就是黑格尔的精神内部的矛盾运动过程。这种辩证法游戏用来解释单纯的思维运动问题也不是很大，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就糟糕了。马克思没有看到，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下层通过暴力革命夺取的政权，建立的还是一个同样的政权模式，无非是换了一班人而已。马克思没有看到，历史转换从来是前面的精英转化为后面的精英，比如原始部落首领转化为奴隶主，奴隶主转化为地主，地主官僚转化为资本家，等等。从来不是由矛盾对立面来搞革命性消灭，下层革命只能起到翻烧饼作用。马克思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对人类的历史、人性等好多问题没有很深入的思索，而陶醉于他的黑格尔式的阶级斗争逻辑之中。

记者：您觉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对我们的现代化问题还有哪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尹老师：我觉得有很多。不能说马克思的理论有问题就证明它没有意义。马克思的伟大之处不是他对社会的预测，而在于他敏锐地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人类的压迫问题、殖民主义不平等的问题、民主的不完善问题、人的自由问题、官僚体制的异化，等等。提出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比解决问题还有价值，这也是马克思遗产的意义所在。还有，马克思还是属于启蒙思想的一支，他强调自由、公正和平等等一些价值，他提出要克服各种异化现象，张扬人性发展，等等，这些是不会过时的。马克思对世界文明传播逻辑的把握也比较准确。他指出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先进国家，没有别的道路，只有认真学习先进国家的生产方式和制度文明。这个思想对我国现代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记者：在如何与发达国家打交道方面，我们应该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超越了马克思的时代。除了向发达国家学习他们的典章制度、社会运作模式以外，有没有更积极的合作模式？

尹老师：国际合作问题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问题，不是我们这门课和研究的重点。我们的课主要是讲制度、文化观念和经济的变化，是研究内部机制的。后边的几章讲依附论的时候，会谈到国际结构主义。依附论认为世界上的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构成一个贸易体系，中心国家向边缘国家出卖高端技术产品，比如飞机、精密机械、其他高技术产品等，这些高技术产品定价很高；而发展中国家向中心国家卖的是农矿产品，或者一些低端工业品，比如粗钢、机器的机壳、电脑机箱、服装等等，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很低。这样，落后国家就受到剥削，就发展不起来，因为高科技产品的附加值高，而低端工业品和农矿产品的附加值低，导致边缘国家积累剩余价值困难。边缘国家赚不到钱就没有办法提高工人工资，也无法增加教育或研发的投资，这样就会长期处在一种落后的状态。

但问题是国际结构中有很强的相互依存性。中国脱离美国不行，美国脱离中国也不行。美国要中国买他们的飞机，没有美国我们就买不到好飞机，没有中国他们也买不到便宜的服装，这就是相互的依存关系。

记者：这种观点是不是表明一个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需要一些欠发达国家来维持它的利益？

三、大学与学术

记者：下面想请教您一些比较普遍的教育问题。现在中国的教育，尤其大学教育饱受诟病，“学术不张，培养人才不力”，虽然可能有一些片面，但确实反映了一些问题。您认为中国大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尹老师：当前中国大学有两大问题，一是行政化，一是封建化。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与整个国家的大环境一致。

我访问过葡萄牙的大学，去过韩国和台湾的一些大学。客观地说，大陆大学的问题比较多。为什么？因为大学的气氛不一样，学生和教师的气质也不一样。我们的学术气氛是封建化的，教师之间不相往来，没有学术交流。一个个就像“学术小农”，各耕自己的二亩地。有的连自己的二亩地也不耕，而是去做别的营生。我也经常琢磨，为什么我们的教师之间没有进行学术交流的习惯？有一些教授不仅不跟同事、同行交流，也很少跟他的研究生交流，甚至他的研究生快毕业了还叫不出名字。真正决定一个学校创新力的是它的学术热情和活力。我觉得我们的大学体验不到学术热情，也没有建立起激发、传导这个热情的机制。这就很难产生真正优秀的学者了。

在国外的大学中，教授的角色重要，所以积极性也不用你去调动。我们不仅没有实现教授“治校”，甚至连教授“治学”也看不到了。因为经费掌握在官员手里边，掌握在各系的领导手里，教学、科研活动也由他们来组织。他们组织就有活动，不组织就没有活动。学校机关和院系领导也很辛苦，要琢磨、安排今年开什么学术会议、请什么人搞讲座等等。学校社科部也经常统计各个院系的学术活动，因为他们得写报告。这些由行政力量搞的学术活动，大家基本上都是稀里糊涂地来参加。有时候会议规模挺大，张贴通知、挂会议横标、请校领导讲话、拍录像，但效果不好，对学术发展没很大作用。国外大学有很多由教授组织的学术活动，如小型研讨会、讲座、成果发表讨论等等。教授的数量毕竟比系主任多得多，如果教授们积极组织、参与学术活动，那么整个学术环境就变了。现在没有这种气氛。教师之间没有常规性的学术交流，也很少自发学术组织，这样也就不会有对某个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会有学术流派产生。倒是有一些潜在的利益和人情关系的网络，在评职称或院系换班子时就表现出来了。总之，长期的行政化管理、长期的行政指挥和替代，导致了学术土壤的贫瘠化。

说到底，我们的大学的运转秩序和结构不对头。我们要首先在管理上向世界顶尖大学学习，少喊搞自己的什么特色。有人不断地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搞自己的特色，要依靠自己的文化资源。这都是一些奇谈怪论。我不知道中国大学校园里除了官本位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文化资源。国外大学采取时间讲师制度，很多本科生课程是由临时聘请的时间讲师来讲的，他们不是校内正式教师。仔细想一想，这个制度很重要。一方面，它给予刚毕业的博士生工作机会，使他们有一个缓冲；另一方面，它使大学在选拔教师上有充分考察；还有，它可以使大学教授保持较小的数量。教授多了不是好事，多了只能降低水平。目前，中国大学教授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哈佛大学哲学系共有17名左右的教师，北大哲学系仅正教授就30多名。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经济学院是最大的院系，共有教师36名。大学里的教授数量多了，那就很难保证质量了。现在中国的顶尖大学的教授也有很多是水平不高的。让他们讲课、指导研究生，就是在降低质量。有的单位，越是低水平的教授招收研究生的劲头越大，这难道不是在误人子弟？

上面随便举一个时间讲师的例子是要说明我们大学的体制全面落后，需要彻底改革。目前也有一点变化，比如教授开始流动了。但是很初步。你挖我的人才，我挖你的人才，北大挖清华的，清华挖北大的。挖过来的是“人才”，给予很高待遇，而自己原有的甚至水平更高的教授却不是“人才”了，闹出许多新的矛盾。当然，这种情况在教授市场建立的早期也是难免。但从这里可看出我们建设世界一流的道路很长。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经济学院有36名教授（包括副教授、助教授），老的小的，几乎清一色是从欧美名牌的大学毕业的博士。教授们也十分敬业，很多人发表英文论文一大堆，而且是很高的刊物。即便如此，谁承认这个经济学院是世界一流？世界一流是那么容易达到的？我们目前最好还是别头脑发热，老老实实地打基础，尤其是仿照别人的模式进行大学改革和重建。

记者：强调发文章您觉得对学术发展是好事还是坏事？

尹老师：强调发文章的确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特色。教师要评职称、要每年一次地应付考核，学校也需要拿统计数字向上面汇报成绩以便获得政府拨款。美国的一千多所大学中，只有很少的一些是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比如常春藤这样的顶尖院校，还有一些州立大学的个别分校，它们比较强调科研。普通的大学，州以下的大学，主要就是对学生进行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在这些大学，教师讲课不错就可以了，并不很强调发表文章。中国在这方面是一刀切、一窝蜂。北大、清华等全国重点大学转向研究型大学，其它大学也一窝蜂跟着转。够条件要转，不够条件也要转。大学要评职称，中学教师也要评，一直搞得小学、幼儿园教师也评职称而且也要求发表文章，简直是荒唐透顶。

即便是研究型大学，一味强调发表文章也不是好事。为了大学排名、为了追求文章篇数，北大、清华等大学要求博士生必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两篇文章才能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博士生的关键是博士论文，它应该作出世界上领先（至少是别人没有的）创新性成果。博士论文好坏几乎决定博士生的一生学术前途。但是现在，很多博士生为了完成发表两篇文章的任务，常常丢掉博士论文的研究而去写其他文章。理工科的情况我不知道，人文-社会科学的情况是大家都在写一些应景性文章，然后四处投递。刊物系统这几年也很发展，还出现了代写论文、联系发表论文的产业。其中有不少“核心刊物”卷入，发表一篇论文从600元到1500元不等。这样的一个写作运动本来就不是学术探索，能会有什么价值？即便是一个有水平的教授，即便是他已有不少积累，要想写出一篇新的有创见的论文至少也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博士生这样匆忙中写的文章会有价值吗？前面说到大学教师（教授）之间缺乏交流，可能与目前的写作风气有关。民国时期的北大，谁要是发表一篇文章就会给周围人看，大家也争相阅读。现在没有这个风气了，文章发表出来后谁也不给看。因为你我心里明白：都是在为了填表而写的文章，是混饭吃的文字垃圾，不值得交流，还是各人自己捂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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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11年4月2日，上午9：00－12：00

录音整理：安胺

文字编辑：申超，王玉彬，郭九苓，尹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