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刃王游戏:越战打出来的中国可获诺贝尔奖的科研成果，结果中国名利难收

 9月23日，81岁的屠呦呦面带笑容地站上了美国纽约拉斯克奖的领奖台，她用双手捧起了沉甸甸的奖杯，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国际医学大奖。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美国国内的纽约拉斯科奖安抚了中国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抗疟药物的研制。中国人还在说奖给个人不公平的问题，却没有人讨论老外把青蒿素从诺贝尔奖项中挤走公不公平的问题，也没有人讨论为什么中国发明的药却连预认证都过不了，市场全被外国国际企业占据，中国年年出口90%的原料，却得不到主要的利润，这么大的发明，这么多年来中国多数人闻所未闻，只是知道连毛主席都感染过差点改变中国历史的疟疾已经是一种很遥远的疾病了。可见最聪明的人还是在美国，最笨的还是在中国。  据了解，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现为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最早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对研发青蒿素起到关键作用，从而创制新型抗疟药。此前，她已获拉斯克奖，被称为我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女人”-又是阴盛阳衰？不过有奖大概是有胜过无。 单说这医学奖，越来越多的奖给了那些搞不懂有什么治病价值的专业术语中去。有的不见得有多少价值。临床有价值的好药物却得不到奖。内行说啥就是啥。摘抄1：被称为“东方神药”的青蒿素每年都在挽救全世界无数人的生命，拉斯克基金会将临床医学研究奖颁给屠呦呦，以表彰其对治疗疟疾药物——青蒿素的研究贡献。站在奖台上的屠呦呦说：“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给人类的一份礼物。” 获此大奖让此前默默无闻的屠呦呦震惊了中国医学界，也让常人所不知的青蒿素研究进入了大众视野。在30多年前医疗技术条件落后的中国，为何能发明出全球领先的抗疟疾药？近日，广州日报记者先后采访了当年参与“523项目”的多位教授，试图破解中国人发明青蒿素的秘密。 屠呦呦成为首位获拉斯克奖的中国人。美国专家称，诺贝尔医学奖下月揭晓，不排除屠获奖的可能性。 对于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李国桥一点也不觉得意外。李国桥是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疟疾专家、青蒿素发明获奖人之一、多个青蒿素复方的发明人。 广州老专家未能分享大奖 李国桥回忆说，去年底，有位美国知名的医学教授推荐他填写一些表格，用于申报拉斯克奖，表格的最后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获得了这个奖，你认为还有谁应该获奖？” 李国桥当时填了两个人，第一个是屠呦呦，第二个是罗泽渊。2011年拉斯克奖日前揭晓，屠呦呦获奖，从而成为该重要奖项历史上第一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 李国桥落选，当初推荐他的美国教授向他解释：“当时推荐了两个人，但最后只定了一个人。” 迄今为止，全球共有超过300人次获得拉斯克奖，其中有80位在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而，拉斯克奖被视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屠呦呦获奖，证明国际社会承认中国人发明了青蒿素，也让那段已被尘封的历史重新展现到了世人面前。 尘封的“523项目” 南方的恶性疟疾在中国古籍中被称为“瘴气”，历来让人闻风丧胆。但中国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抗疟疾的研究，源于一场秘密的援外任务。1964年，越南战争爆发，当时越南常年恶性疟疾流行，越南和美国两军都因疟疾严重减员。越南领导人向中国求援，希望中国帮助他们解决这一难题，我国领导人答应了这一请求。此后，代号为“523”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正式展开。 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今年已85岁高龄，但他精神矍铄，对523项目的众多细节记忆清晰。他回忆说，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 今年已73岁的施凛荣是当年523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助理员，他当时作为军事医药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参与该项目。项目由军队抓，管理上比较严格，所有参与人员必须一心一意搞研究。 施凛荣说，523项目持续了13年，聚集了全国60多个科研单位，参加项目的常规工作人员有五六百人，加上中途轮换的，参与者总计有两三千人之多。 屠呦呦首用乙醚提取 李国桥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灸治疗疟疾的课题研究，1967年，他被点名组织一个针灸小组，加入523项目。随后，李国桥带着小组成员深入疟疾高发地区进行治疗。为了检验针灸治疗的效果，李国桥还主动叫护士把疟疾病人的血注入他的体内，故意让自己感染。 李国桥在自己身上进行了连续4天的针灸治疗，直到脾脏、肝脏肿大，全身高烧、陷入险境，才停止了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李国桥说：“想摸索一下，通过实验我彻底死心了，针灸没办法治疗疟疾。”此后，李国桥加入了中草药组的研究。 1969年，时年39岁的屠呦呦以中医研究院科研组组长的身份加入523项目。屠呦呦与同事一起查阅了大量药方，从中找出了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中草药或方剂，其中，青蒿提取物有明显的抗疟效果，对鼠疟原虫曾有过60%~80%的抑制率。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从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一书中受到了启发。书中记载了“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内容，屠呦呦由此认为高温有可能对青蒿有效成分造成破坏，从而影响疗效。于是，她降低了提取温度，由乙醇提取改为用沸点更低的乙醚提取，结果发现，乙醚提取法的提取物对于鼠疟和猴疟的抑制率均达到100%！ 张剑方主编了《迟到的报道——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一书，书中记录了中国发明青蒿素的不少内幕。该书称，1972年3月，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中草药专业组会议，屠呦呦作为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代表，报告了青蒿对鼠疟原虫近期抑制率可达100%的实验结果，引起全体与会者的关注。参与523项目的云省药物研究所和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开始着手利用当地的植物资源，分别开展分离有效单体的研究。 张剑方说，屠呦呦的研究对其他单位有启示作用。北京中药所在老鼠和猴子身上做了实验，效果不错。屠呦呦在一次会议上介绍了情况，云南的研究人员听后深受启发，很快就从当地的黄花蒿中提取了青蒿素，并投入了临床。 堪比“两弹一星”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罗泽渊在云南大学的校园内发现了苦蒿，特意采集了一些带回研究所。后经石油醚、乙醚等提取出了黄蒿素，未发现对心肝有明显损害，“而且临床效果很好”。 由于李国桥小组连续7年在海南、云南等地治疗恶性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全国523项目办公室决定把云南药物所提取的黄蒿素交由李国桥小组做临床实验。“我们于1974年10月~12月，先后用黄蒿素治疗疟疾18例，初步结果表明，黄蒿素对疟原虫的毒杀效果快于氯喹。”李国桥说，氯喹是当时美国人研制的抗疟疾药，药效不明显。 此后，经过两年的三次“大会战”，广东、江苏、四川等地用青蒿素和青蒿简易制剂临床治疗疟疾2000例，其中青蒿素治疗800例，有效率100%；青蒿素简易制剂治疗1200例，有效率在90%以上。 李国桥说，一系列的实验证明青蒿素是好药，上级要求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研发新药。新药于1975年研制成功，并于1979年通过全国鉴定。 这是一场长达13年的艰苦长跑。施凛荣说，当时是特殊时期，其他项目都停了，只有“两弹一星”和523项目没有停。“大家不为名利，一心工作，跟现在不一样。发明青蒿素是一场接力赛，当时一有成果，大家就马上拿出来分享。”李国桥说。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一线药物挽救了无数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区的儿童。 名利浮现，争议不断 据张剑方透露，1979年召开了关于青蒿素的全国性鉴定会议，确定了6家发明单位和49家协作单位。卫生部向国家科委评奖委员会写了报告，国家奖励了5000元。 张剑方说，5000元在当时很值钱。中医研究院分得了2200元，广州中医药大学分得了400元，其他一些单位也得了奖金。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全世界发布了青蒿素的发明成果——那时还没有专利制度。 但有关青蒿素发明和利用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平息过，这让张剑方感觉很为难。张剑方说，其中一家发明单位用所有发明单位共有的研究资料单独向卫生部申请了新药证书。此事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另外几家发明单位向国家科委、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写报告抗议，后来还打了官司，但最终不了了之。 张剑方发现，最近有学者写文章暗指青蒿素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另一名成员提取出来的。“这一点本身就争论得很厉害”。为此，北京大学有一个研究生花了很多时间研究青蒿素的发展史。 一人获奖背后的声音 对于美国将拉斯克奖仅颁给屠呦呦一人，张剑方说他“很难办”。“美国人给中国人一个奖，这是好事。当时西方不承认，现在承认了，只要承认是中国发明的，我就高兴。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只颁给一个人，有些不合适。美国的颁奖制度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颁奖制度是先征得基层同意，然后一层层上报，先报到市里、省里，再报到国务院。这次美国人颁这个奖，事先国家科委、卫生部可能都不知道。” “这个奖不是我报的，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还是赞成国家科委批的发明单位获奖。”张剑方说，“我希望中国医务工作者不但能得这个奖，还能得诺贝尔奖。屠呦呦可以得奖，她有一定的贡献，但我不赞成她一个人得奖，我赞成国家科委批准的发明单位都应该得奖。如果只是她一个人得奖，整个523项目组的人都不会同意。” “有人说争论反映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中国人得奖我很高兴，但是只是屠呦呦一个人得奖，感觉不公平。”施凛荣说，去年底，他与张剑方联名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写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对于中国医学界的争论，屠呦呦一直没有正面回应。一位了解她的美国学者称，她与一些人有矛盾，不愿再提这些事情，她的一些研究资料也没有对外公开。 抗疟项目参与者称屠呦呦一人获奖不公平  “东方神药”产业受制于人 李国桥说，中国的青蒿素研究早在1981年就已引起了西方的关注。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到北京邀请中国各方面的专家召开了一个青蒿素的专题研讨会。 九成原料出自中国 据统计，全球90%以上的青蒿素种植和提取都在中国，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生产的青蒿素药物一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理由是中国的药厂没有取得GMP（优良制造标准）的资格认证。 1983年，财政部专门拿出200万元经费，让有关单位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重新展开规范的研究。但目前，中国药厂仍然困扰于预认证，李国桥研制的第三代抗疟疾复方药去年进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药物目录，但生产的药厂仍未通过预认证。 “没有预认证，就没有国际大机构采购的渠道，只能自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去推销。”李国桥说。 国际市场只占零头 青蒿素被许多非洲国家称为“东方神药”，但发明它的中国并没有站到青蒿素产业链的高端。我国的青蒿素产业近年来迅速壮大，但仍无法有效突破受制于人的局面。 数据显示，2007年1~9月，全国青蒿素制剂出口总额仅为4000万美元，这只是全球抗疟疾药物的总采购量的一个零头。 大多数中国企业沦为跨国制药巨头的原材料提供者，或者是OEM工厂，国际市场被一些外国大公司牢牢掌控。 广州抗疟队援非 张剑方说，多年前，中国的一家研究院将一个抗疟疾非常有效的复方卖给了瑞士诺华公司。目前，诺华已在40多个国家注册了这种药，并且进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药品目录。而国际组织和非洲国家的政府采购占了全球青蒿素制剂消费市场七成以上的比重。 直接带医疗队出国抗疟，已成为中国青蒿素产业突围的一条蹊径。2007年11月，广州抗疟医疗队在科摩罗疟疾最严重的莫埃利岛上开展项目。李国桥说，目前广州抗疟医疗队在莫埃利的工作非常成功，整个抗疟疾治疗将扩大到科摩罗全国。 美国卫生研究院专家：屠呦呦获奖实至名归 屠呦呦能获拉斯克奖，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两位科学家米勒·路易斯和苏新专的大力推荐有直接关系。 有业内人士称，2007年，米勒·路易斯和苏新专特意来中国调查了青蒿素的研究历史，并写了《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一文。对于美国人为何将拉斯克奖颁给屠呦呦，身在美国的苏新专接受了广州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以下是他的主要言论和观点。 获奖因为三个“第一” 拉斯克奖评奖委员会共有24名评委，他们都是美国人，其中半数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知名科学家。最终的评奖结果由这24名评委投票决定。 我已经听说这个奖颁给屠呦呦一人引发了争议。从发明到临床应用，青蒿素的研制肯定凝聚了一大批科学家的功劳——包括李国桥，他的贡献也很大，他通过40年的持续工作推动了全世界对青蒿素的认可。523项目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有很多人做了贡献，这毋庸置疑。 但此次评奖关键看三个方面：一是谁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二是谁提取出有100%抑制力的青蒿素。三是谁做了第一个临床实验。 屠呦呦第一个把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到100%活性，第一个做临床实验，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足够支撑她得这个奖。 关键看谁先想到 美国人颁奖，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美国人不会把奖颁给一个具体做事的人，而会颁给告诉你做这件事的人，这与国内的标准不一样。也许有其他人在屠呦呦的小组里做过实验，某种意义上他才是亲手做这件事情的人，但他是屠呦呦的手下，实验的想法是来自屠呦呦的。 云南、山东首先提取出了高质量的青蒿素，这并不奇怪，可能这两个地方的原料质量很高。屠呦呦保存了两封信，分别是云南和山东方面写给她的，信中称：“感谢你们在会上提供的信息，你们给我们很多启发。”这也证明，这两个省如果不是受到启发，根本研究不出来。他们的工作不叫发明，叫改进。 总之，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大家都有贡献，但关键得看谁是最初的贡献者。科学总是一步步地往前走，不可能让所有有关的人都获奖。 为了弄清这件事，我曾专门到中国见了李国桥、屠呦呦、张剑方、施凛荣和罗泽渊。屠呦呦早年做了一件让大家不高兴的事，她替中药所申请了发明青蒿素的证书，很多人觉得她把成果都拿走了。我认为，从国家角度看，中药所作出了主要贡献，把发明证书给它没有错。这样就把523项目的其他专家都得罪了。后来，屠呦呦决定不再谈这件事，资料也不给别人看了。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争议？因为523计划当时是个军事机密，有些机密文件许多人看不到，包括北京大学的饶毅教授。最近，饶毅说他看到军科院523的原始文件，证实屠呦呦确实是用乙醚提取青蒿素的第一人。 有机会得诺贝尔奖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拉斯克奖，有人认为屠呦呦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这个可能性当然有，下个月就会公布诺贝尔奖的结果。历史上，得了拉斯克奖后又得诺贝尔奖的几率比较大，但也有很多人落选，所以现在还不清楚。 目前的争议肯定会对屠呦呦竞争诺贝尔奖有一些影响，但现在的争论对今年的诺贝尔奖结果不会产生影响，因为今年的结果几个月前就已经定下来了。 如果把诺贝尔奖颁给屠呦呦，这对中国人的贡献绝对是一个正面的肯定。青蒿素实在太重要了，每年都救了几百万人的性命。 摘抄2：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青蒿素这段科学史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对比这些年的科研环境、条件、成果，你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饶毅：青蒿素的科学史在今天最大的启示是“扎实做事”。发现青蒿素的工作不是天才的工作，而是平凡的人通过认真的工作，即使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也作出的杰出的成就。青蒿素是通过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工作才发现的，这是青蒿素科学史里蕴含的最大的经验教训，也是对今天人们最有价值的告诫，而中国目前的科研风气很缺乏这点。 屠呦呦及其小组成员，以及参与“5-23项目”的科学工作者都不是天才，不是杨振宁、李政道式的有非凡才能的人。但在他们参与“5-23项目”后，他们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研究，在机遇来临的时候，他们能够把握并把工作做好，没有简单放弃，最后他们的成就挽救了人的生命。 事实上，屠呦呦的教育背景和才华并不非常突出于她那一代，只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屠呦呦当时职称还是“实习研究员”（低于助理研究员），直到1979年才升为副研究员。文革期间，有点资历的科学家很多都被打击，或者其他原因“靠边站”了。从中药中发现抗疟药物，早在1940年代中国科学家就做了。 当时，陈果夫提倡用常山抗疟，程学铭等研究了常山。研究常山最有成效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张昌绍教授。他那时在重庆的中央卫生实验院，带领助手周廷冲等，首先辨明多种所谓常山中哪种植物真的有效，他们直接用人验证常山治疗疟疾的疗效。然后，他们用鸡的疟疾模型研究和纯化的常山中的生物碱，发现其中三种分子有作用。所以从抗疟作用到发现特定的分子，张昌绍和他的同事们全部做过一遍。他们发表过多篇相关论文，包括1946年的《科学》和1948年的《自然》。常山之所以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是因为副作用大而被放弃。张昌绍教授1930年代留学英国，1967年在文革中不堪受辱而自杀。 1970年代，余亚纲等人从书中总结抗疟的方子，他和顾国明用鼠疟的模型检测了多种中药，其中雄黄和青蒿都有作用。因为担心雄黄的副作用，他们没有继续做雄黄，而认为青蒿有苗头。他们也告诉了屠呦呦自己的结果，屠呦呦可能当时还在做胡椒的抗疟作用，其后她让课题组的人重复了青蒿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她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发现提取物的作用稳定、而且效果更明显。这个结果大大提高了科学工作者对青蒿的注意力，几个组都做。屠呦呦小组的钟裕容首先纯化到现在被称为“青蒿素”的化学分子。摘抄3：　在云南药物研究所建所50周年之际，我很高兴能回来参加庆典，并应朱兆云所长之邀，要我作一个有关青蒿素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出题目讲话，和青年同事们谈谈青蒿素的故事。说来惭愧，自从我们调离云南省药物研究所，我就离开了有关青蒿素的一切研究，尽管心中永远存在着一个青蒿素的情结，但对于它的今天我已知之甚少，对于它的明天更不敢妄谈了，因此只能谈谈它的昨天，让我们今天的云南药物研究所的青年一代了解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一、523任务的历史配景

　　20世纪60年月中期，印度支那战争升级。为了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作战中遭受疟疾侵害、严重影响战斗力的问题”作为一项紧迫战备援外任务。青蒿素就是在这一特殊历史配景下诞生的。它是军队和地方的科学研究、生产、临床单位共同努力、协同作战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我国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由天下60多个科学研究单位，500多名科学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的523项目中的一个典型的乐成例子。

　　1、疟疾——军事行动的无形杀手疟疾对于军事行的影响，

　　历来是军家关切的重要问题。战争时大量人口的流动，无抵抗力能力的人群进入疟区，或疟疾病人进入非疟疾风行区，均可能引发疟疾的暴发风行，从而殃及军队，造成严重后果。自古以来的中外战争史中，因疟疾风行造成战争减员、导至战争失败的例子屡见不鲜。“魏蜀吴演义”在“七擒孟获”中就有“瘴气密集，触之即死”,使军事行动受阻的记叙，其中“瘴气”即恶性疟疾。唐天宝13年（公元754年），御史李宓领兵七万征发南诏大和城（即现在的云南大理），将士十之七八死于疟疾与饥饿，造成全军覆没。白居易有诗云：“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雄师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可见疟疾的可怕。第一次世界罗泽渊在会上作有关青蒿素的陈诉万之多，二战（1942－1945）时期，东、西方战场交战双方的军队均为疟疾所苦人，尤其是美、日两国军队。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44年日军出兵印、缅边境，战役尚未展开，10万军人中有6万人因疟疾而不战而溃。

　　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据当时有关资料记载：美军因疟疾造成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4－5倍；1965年在越美军疟疾的病发率高达50%；1967－1970的4年间，侵越美军因疟疾减员大大超过80万人，因此美军卫生署负责人称疟疾是驻越美军最感头疼的军事医学问题。

　　同样，进入南部的越南边和北边方军队也遭遭到疟疾的严重影响。印度支那半岛地处热带，山岳纵横，丛林密集，雨量充沛，气候炎热潮湿，蚊虫四季滋长，恶性疟疾终年风行，而且抗药性十分严重。原有的抗疟药如氯喹，乙胺嘧啶，氯呱，阿的平等成效均很差，以脑型疟为主的凶险型疟疾死亡率极高，从而加重了疟疾防治的困难程度。因此是否拥有没有抗药性、高效、速效抗疟药，已成为战争双方在战役或战斗中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美国曾联合英、法、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机构和一些欧洲的药厂投入大量的人的劳力、物力，对于抗疟药进行过筛，并每年进行30例临床研究。仅美国华特里德陆军研究院 就初筛21.4万个化合物，但均无结果。

　　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越南就疟疾问题求助于我国。1965年，越南领导人访华时向毛主席、周总理提出了这一要求，毛主席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于是一项研究制造抗疟药物的工作悄然展开。

　　2、523任务及天下大协作

　　1967年，当时海内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鉴于军队防治疟疾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只靠军队来完成困难程度很大，只能靠集中和调动天下各地更多的技术力量才有可能尽量加快完成这一紧迫援外任务。为此，总后商请国度科委牵头，会同卫生部、化工部、中科院，国度医药总公司，社团所属的科学研究、临床、药厂等单位，在统一计划下分工互助，共同承担研究任务。

　　针对于热带地区军事行动中抗药性恶性疟疾的防治问题，军事医学科学院草拟了3年研究草案，由国度四部委和总后于67年5月23日在北京名开了直属单位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军队领导部门、承担任务单位领导及科技骨干的天下协作会议。以会议日期为代号，这项援外的紧迫战备兵工任务项目被命名为业523项目。

　　按照援外、紧迫战备的要求，针对于热带地区恶性疟疾抗药性严重的独特的地方，研究规划从热区部队野战条件的实际需要起航，提出“远近儿结合，中西医结合，以药为主，重在创新，统一计划，分工互助”的方针，组成一支多部门，多学科，多专业，军队人民互助，研究骨干相对于稳定，有50多个单位、500余人参加的抗疟药物研究队伍。规划强调：防治药物要突出重点解决恶性疟疾抗药性的问题；要从祖国医药学宝库中发掘研究出新药，新药要具备安全、有效（高效、速效）的独特的地方；剂型包装要5防（防潮，防霉，防热，防震，防光）、一轻（体积小，重量轻）、二便（便于携带、使用）等。会议精神很快传达至指订单位，我们云南药物研究所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入了523这个战斗的集体，参与了执行和完成这项神圣而光荣的任务。

　　二、艰辛的药物过筛工作

　　523项目实施伊始，便从两个方面着手：

　　（1）合成并过筛新化合物：主如果寻找化学药物；

　　（2）过筛中草药：从发掘祖国医药学宝库着手，寻找新药。

　　云南药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属于后者，主要工作是调查民间祖传秘方、验方，查阅医药故书和现代医药文献。并社团科学研究人员下乡采药，供化学室提取后进行药效学过筛，进而进行临床证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时，生药室的同志奔赴各地采集过筛样品，化学室、药理室的部分同志还将实验室搬到现场，学药的人也充当起医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在高疟区看起了疟疾专科……物资匮乏，生活艰辛之外，还要承受沉重的精神压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云南药物所的523工作却一直没有仃顿过，5年过去了，海内虽然也发现了鹰爪、龙牙草、陵水暗罗等10余种重点抗疟中草药，云南药物所也找出了对于疟原虫有明显抑制作用的金不换、管兰香等草药，但大多或因毒性大，或因含量过低而没有实用价值。过筛工作陷入了困境。

　　青蒿素陈诉会现场 (1排 左起2、詹乐益 2排 1、张人伟 2、黄衡 3、罗泽渊 4、罗开均) 三、青蒿抗疟崭露头角，临床测试初战受挫 72年中传来了北京中药研究所发现青蒿粗提取物具有很强的抗疟活性的消息，使大家深受鼓舞。青蒿系菊科植物的地上部分，当时我国药典规定其原植物有两种，一为青蒿Artemisia apiacae Hance.，一为黄花蒿Artemisia annua L.，我国南边和北边各地均有漫衍。据我国古代医学文籍记载，青蒿治疗疟疾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近代江苏、湖南、四川、广西等地的医药刊物也有不少临床使用的报导。故1967年523会议就将其列为10余种重点研究的中草药之一。1969年江苏高邮地区农村医生将其用于间日疟的群防群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1969－1972年间治疗184人，有效率到达80%以上，1972年炎天用青蒿汆汤搞全民服药，有效地控制了当地间日疟的风行，说明青蒿抗疟有较好的民间基础。1970年北京中药研究所用鼠疟模型对于青蒿的粗提取物进行过过筛，曾一度出现过60－80%的抑制率，但结果不稳定未引起注意，1971年他们的研究人员从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截疟”的记叙中得到启发，认为温度对于其疗效有影响，改用乙醚取代乙醇进行提取，使提取物对于鼠疟的抑制率到达100%。1972年屠呦呦等人在南京会议上陈诉了此结果，引起了523领导小组的重视。同年8－10月，他们用乙醚提取的青蒿中性部位（编号91＃）到海南昌江地区进行临床测试，观察了30例疟疾病人（间日疟20例，恶性疟9例，混合感染1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因用粗提物，服用量较大，个体病人出现吐逆、腹泻、转氨酶升高，原虫短期内复燃等现象。不能否定：当时北京中药研究所对于青蒿的研究走在天下的前头，对于青蒿素今后的发现有着重大意义和启示。72年该所根据523办公室的要求，开始进行青蒿成分抗有效疟成分的分散。同年年底分得了多个单体成分，其中1个命名这“青蒿素II”，他们按照523办公室1973年计划的要求，对于“青蒿素II”开展了临床前的毒性测试，发现“青蒿素II”有明显的心脏毒性，但经3名科学研究人员试服后未发现明显问题，该所领导同意进行临床测试。1973年8－10月他们再次来到海南昌江地区临床基地，对于外来人口的间日疟和恶性疟患者进行临床测试，结果证明疗效欠安，并出现心脏毒性，被迫中止了临床。“青蒿素II”在临床测试体现出的疗效和毒性，完全可说明它并不是后来被云南药物研究所或山东中医药研究院分散得到的黄蒿素。云南药物所部分原523组成员在学术陈诉会上 (前排1.林咏月2.罗泽渊3.詹乐益4.现任所长朱兆云；2排2.张人伟 4.现付所长王作祥5.黄衡6.香港中文大学毕培曦) 四、大头黄花蒿催生明珠 1972年底，昆明地区523办公室主任傅良书从北京各地区523办公室负责人会议上得知北京中药研究所青蒿粗提物抗疟有效的消息，回昆后立即召集云南药物研究所有关人员开会，传达了这一信息，并指示利用当地植物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对于菊科Artemisia属植物进行普筛。我们立即了在研究所附近采集植物，制备样品，进行筛选。仅在高峣就采集并过筛了莳萝蒿，滨蒿，艾，Artemisia japonica，及菊科其它属的植物。当时云南药物研究所对于过筛样品有一套乐成的制备模式，即采用沙氏提取法，用石油醚－乙醚－醋酸乙酯－甲醇连续提取得到四个不同的提取部位，加上水提取物，每一植物共筛5个样品，以免漏掉。事有凑巧，73年春节，我去云南大学探访朋友，在校园内发现了一种一尺多高、气息很浓的艾属植物，当下采了许多，带回所里晒干后进行提取。当时我不认识它，学植物的刘远芳告诉我说这是“苦蒿”，在四川农村很多，炎天用来薰蚊虫。“苦蒿”提取物经鼠疟过筛，奇迹出现了，满天星似的原虫感染血片中，疟原虫竟荡然无存，多次重复测试结果重现后，我们真正地激动了，因为我们真的找到了有效的抗疟成分了！快要6年的努力总算有了初步结果，从事抗疟药研究的年青科学研究人员已看到了但愿的曙光。进一步的药效学、毒理学研究，黄衡和他的同事们证明苦蒿具有高效、速效、低毒、抗鼠疟的独特的地方，引起了云南523办公室的高度重视。很快我们又用柱层析法从粗提物中分到了约莫5、6种单体，逐一进行鼠疟过筛，同年3－4月就确定了能使鼠疟100%转阴的有效成分“苦蒿结晶III”。更使我们兴奋的是罗开均将苦蒿的植物标本送请著名的植物分类学专家吴征镒教授鉴定，被定名为菊科植物黄花蒿大头变形，简称大头黄花蒿，与北京资料中报导的青蒿Artemisia apiacae.不同。依照国际天然化合物命名的原则，我们将苦蒿结晶Ⅲ命名为黄蒿素。此时云南药物所动员了大部分力量采集药草，詹尔益成天骑着自行车在昆明市处处寻找。一天，当他找到南埧附近时，惊喜地发现了大片大片的大头黄花蒿，第二天，所里即社团了二十余人，整整采了一大卡车，而此时已经是6月初，昆明的大头黄花蒿大多已经是花谢叶枯了。正当为药源发愁时，戚育芳告诉大家，四川用的青蒿也是黄花蒿，花期比云南晚，说不定到四川还能采到。戚育芳和詹尔益马上赶赴重庆。得知重庆市药草公司有一批因有叶无花而“不合格”的青蒿正待处理时，真是大喜过望，一口气买下500公斤运回所里。经鉴定，这批青蒿学名为黄花蒿，产自四川酉阳，分析结果证明其黄蒿素含量比大头黄花蒿高出10倍以上，优质药源的发现，大地支持了云南药物研究所黄蒿素的研究，也加快了天下青蒿素研究的进程。数十年过去了，就是这样一个意外的发现，使酉阳这个川东最贫困的地区，如今成了远近儿闻名的青蒿之乡，成了青蒿原料药草的集散地，使许多农民因此而脱贫致富…… 1973年秋，天下523办公室周克丁主任和北京中药研究所的张衍箴到云南药物所了解抗疟药研究进展，当他们在我们的实验室看到用烧瓶装的140余克晶亮剔透的黄蒿素结晶，并得知是高效、速效的抗疟有效成分时，十分意外和吃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条件十分优胜的国度级研究所对于分散青蒿中有效单体束手无策时，在“落后”的云南，在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所，这样一批年青人，在如此简陋的条下，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被当时夸大了的难题。临走前张衍箴对于我说他们正在分散有效成分，向我们索要黄蒿素对于照品，本不情愿的我，不敢违抗工宣队长的意愿，只好学习“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支援世界革命的精神”送了约100毫克的黄蒿素给北京中药研究所。时过不久，青蒿素就成为北京中药研究所的首创了。五、溶剂汽油法创立新功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并没有仃留在初步取得的成绩上。由于用于分散黄蒿素的方法步骤较多，操作复杂，不能进行工业化生产，故黄蒿素生产工艺的研究就成为必需解决的又一个难题，摆在了课题组的面前。其间，组长詹尔益从丙酮到氯仿，从甲醇到苯，从乙醚到溶剂汽油，进行了几十次测试，在74年初，终于发现了黄蒿素溶剂汽油法制备工艺。该工艺以其稳定可靠、操作轻便、流程短、经济合理、收率高，产物易纯化，有利于工业化生产等独特的地方，又一次在天下523工作中引起了轰动。其后课题组在国度医药局的专家引导下，对于该方法进行了完善，并进行了10次以上的中试生产和10次试生产，制得黄蒿素30余公斤，有力地支持了海内外各地的临床研究和青蒿素衍生物的制备。那是一个不吝惜成果，不计较个人和单位得失，资源同享的年月。云南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引起了天下偕行的关注。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刘静明主任带着助手来了，山东中医药研究院的魏振兴来了，广州中医学院的李国桥来了...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西山脚下的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取经，课题组的年轻人毫无戒备，手把儿地把溶剂汽油法传授给刘静明等，不仅毫无保留地把优质青蒿产地告诉了中国中医研究院，还协助他们到当地购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向世界证明祖国医药的伟大，课题组成员怀着经难以割舍之情，服从决定，将心爱的黄蒿素统一命名为青蒿素… 年幼的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单纯、坦诚、热情、无私的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科学研究人员，也因为这初步取得的成绩，从此步入了坎坷的、让人缺憾的“大协作”之路。20多年来，他们用无奈的沉默，面对于被歪曲了的历史，就连千辛万苦发现的溶剂汽油法，连同许多珍贵的工艺研究资料，都没有报酬的地移交给昆明制药厂了。6、临床测试震惊天下 74年9月，课题组将用溶剂汽油法分得的数百克黄蒿素制成片剂，课题组的同志带头加大剂量试服后，由黄衡和陆伟东前赴脑型疟高发区耿马进行临床测试。他们边在当地病院救治病人，边寻找临床测试对于象。抗疟新药的临床测试要求十分严格，所选择的测试对于象必需是未服用过其它抗疟药而病情又比较严重的患者，他们做了三例比较典型的恶性疟，一律是怀孕6月的妇女，当时胎死腹中，并已进入昏迷前期，无法进药，只好撬开病人的嘴，用少量米熬成的稀饭将药灌下。50个多小时当病人苏醒后，血片检查，其体内的疟原虫已得到有效控制。另外二例也均为恶性疟患者，一是才出生四天的小孩，一是患脑型疟的青年，症状都十分凶险，但服用我们的药后高热很快就退了，疟原虫也查不到了。但由于当时人的劳力跟不上，只有接受天下和省523办公室的摆设，委托当时也在云南的广东中医学院李国桥教授协助，由他们完成了18例临床测试。临床测试取得了巨大的乐成，青蒿素首次在云南被证明是一个高效、速效、无毒的抗恶性疟新成分。1974年，那是云南省药物研究所青蒿素研究突飞猛进的一年。溶剂汽油法工艺的发现，临床测试的乐成，使云南省药物研究地点抗疟药物研究中走在了天下的前面，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云南的成绩引起了天下523领导小组的重视，给予了高度评价。云南临床现场测试的陈诉鼓舞着领导者们，1975年5月成都会议上作出了“集中天下抗疟药研究的力量，攻陷青蒿素，向毛主席报告叨教”的决定。由此，一个更大规模的协作出现了，青蒿素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七、快马加鞭再创佳绩 在临床研究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并不满足，考虑到青蒿是抢救脑型疟最有效的药物，而脑型疟患者多因处于昏迷状态不宜口服给药。1975年黄衡带领史栓桃等进行了青蒿素不同给药途径的研究，测试结果发现：注射给药的效价比口服给药高出五倍，詹尔益当即带着领导的嘱托奔赴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研究制造出青蒿素油注射剂。经临床证验：这些油注射剂不仅效价高，而且具有抗复燃作用。在云南临床现场和境外临床测试中，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的油针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还被疟区人民誉为“摆子神针”。 1977年我们还参加了天下青蒿素含量测定方法的攻关，和中央药品生物制剂检定所、广州中医学院、山东中医研究院、北京中药研究所的偕行们一起超卓地完成了任务。1978年云南省药物研究所没有报酬的提供青蒿素，供上海药物研究所进行结构改造，乐成半合成了蒿甲醚。青蒿素从此进入了用溶剂汽油法大批量生产时期，其衍生物及制剂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青蒿素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上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天下和昆明军区523办公室、云南省化工厅等对于青蒿素研究高度重视和关心，解决了许多当时人为配置的困难。昆明医学院、省人民病院全力配合临床测试，尤其值当一提的是昆明医学院的王同寅教授数年如一日坚持工作，超卓地完成了云南临床现场证验及资料总结，遭到了偕行们的高度赞扬。云南省防疫站、省疟防站、昆明制药厂等都在不同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应该说青蒿素在云南的乐成是省内大协作的结果。 1978年，青蒿素经由过程卫生部、国度科委社团的成果鉴定，云南药物研究所作为主研单位，获得了国度发现二等奖，为云南药物研究所对于青蒿素的研究画上了一个句号。八、历史贡献永志不忘新近由天下523办公室领导张剑方、周克丁及各地523负责人编写的“迟到的陈诉”一书中，对于云南药物研究所研究青蒿素的过程有详细记载。书中提到：（1）根据大量事实得出以下论断：云南药物研究所的科技人员，跨过了青蒿素粗提取，一步拿到了黄蒿素结晶，并给人们传来了黄蒿素具有强大抗疟作用的喜讯。乐成提取、分散到黄蒿素从时间上来看：云南药物研究所是1973年4月，比山东中医研究院的1973年11月早；而该二所正是在北京中药研究所“青蒿素II”受挫的时候，各行其是研究取得的结果。（2）“云南药物研究所对于青蒿素的研究，不仅从本地大头黄花蒿中首先分散到黄蒿素，并发现了优质青蒿产地，而且在开始的一段时间毫无保留地为兄弟单位提供黄蒿素结晶，为促推青蒿素的深入研究作出了作贡献。（3）詹尔益、罗泽渊等1974年初在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用120号溶剂汽油为溶剂、50%乙醇重结晶制备黄蒿素纯品的方法，该方法定名为溶剂汽油法，他们用此方法为进行药效、毒理、药理及临床测试提供了足量的黄蒿素，极大地加速了青蒿素研究工作的进展。以上内容尚不包孕我们首先确定了黄蒿素单体对于鼠疟的强大抑制作用；我们首先进行了黄蒿素单体的临床测试；我们首先研究制造并提供了黄蒿素油注射剂；我们首先纠正了青蒿素“心脏毒”的错误论断；我们参加了青蒿素含量测定的攻关，我们提供了全部衍生物研究的原料…… 综上所述，我们云南药物研究所应毫无愧色地说：我们为青蒿素作出过巨大贡献，青蒿素应是我们永远的骄傲！九、辉煌的今天 30多年一晃过去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发现，早已遭到了世界的承认和赞誉，认为“这项研究是整个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是中国人伟大的科学发现”。并说“真正让他们的外国偕行们刮目相看的是：中国研究人员进行高尖真个科学实验时，使用的全都是西方国度久已弃之不用的落后仪器”。青蒿素已被认为是世界抗疟研究发展史上继奎宁之后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对于当前世界抗疟灭疟计划的巨大贡献。WHO已宣布青蒿素类药物是全球未来停止疟疾的但愿地点，并明确要求任何一个国度在改变本国现有抗疟政策时，必需使用含有青蒿素类药物的复方或联适用药，如今复方蒿甲醚（ACT药物之一）已在全球49个国度获发现专利，在80个国度完成药品注册，在28个国度上市销售。在WHO的保举下，迄今 已有14个国度指定它为疟疾一线用药。22个亚非国度将其列入国度疟疾治疗指南，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定、在赈灾和难民拯救援助中惟一使用的抗疟药物。世界各国对于复方蒿甲醚的需求，2004年急速上升至440万剂，2005年到达3200万剂。复方蒿甲醚从研发到市场，颠着末中国医药体制改革的全过程，成为海内医药产物率先与国际接轨、乐成转让、并借助世界著名医药集团之力，在全球开发和推广中国新药的范例。今朝，中国发现的ACT类抗疟药最多见的有复方蒿甲醚（Coartem），复方双氢青蒿素（Artekin,Artequick,Duo-Cotexin,CV8,Artecom），复方氢蒿素（Arco）等。随着青蒿素类药物在国际上的威望越来越高，海内外有些学者对于研究青蒿素的历史也体现出浓厚的兴趣。青蒿素的发现史正在成为一个热点题材。今天我在这里谈谈我们这些亲历者的经历，并不是要夸大我们个人的功绩，因为青蒿素这一伟大的成果属于我们伟大的国度，属于我们伟大的军队，属于所有参与这项研究的社团者、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但愿告诉在坐的年青同事们，云南药物研究所是一个出人才，出成果的地方，它培养出过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常识分子，取得过许多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它有艰辛奋斗的优良传统，它给人们营建出自由发展的空间，这一切都是我离开云南药物所后才深有体会的。这些年来我虽然没有什么值当一提的成果，但在云南药物所16年打下的基础，学到的常识，得到的锻练，尤其是在青蒿素研究中增长的勇气，使我从不妄自菲薄，不惧权威，无论在海内、外洋，无论走到那里，都不会因“出身”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所而气馁。我从内心感谢云南药物研究所给了我机会，感谢领导给予我的关心和爱护，感谢众多师长对于我的引导，感谢朋友们对于我的友情。今天的云南药物所与昔时已不能同日而语，我们热烈恳切但愿云南药物研究地点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下，发挥优势，多出人才，多出成果，越发兴旺发达。谢谢朱所长和各位所的领导给我的此次讲话机会，谢谢大家赏光！
 弗里德·穆拉德：我想我的父母当时希望我回去做医生，我告诉他们不，我要成为教授，做研究，他们当时很失望，我就想要怎么回应他们，我就说，如果我回家，那我一辈子最多照顾或者是救助 2、3千人，但是，如果我去做研究，如果幸运能够作重要的研究工作，那我可以帮助很多人。 有人说做研究好像更难一些，比如你得去找经费之类的。 弗里德·穆拉德：我向你保证优秀的人永远有机会。 临床实验和研究能不能合二为一？穆拉德教授的办法也许值得借鉴。 弗里德·穆拉德：其实兼顾两者是我的初衷或者说是最初的目标。但我了解到如果要成为最好的医生，必须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临床医学上，要成为最好的科学家又要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研究上。想要两者兼顾都做得出色，也许不太可能。因为如果你做个半桶水医生或半桶水科学家，你就不会得到患者的推荐，你会犯错。在获得资助方面也会遇到困难，我的办法是寻找合作伙伴来做临床工作，这样我也能参与其中。 跋：中国人的发明却无法获得发明带来的利润。外国人迅速的占有了市场，并且只是从中国获取原料。青蒿素应该像稀土那样成为中国严格限制出口和提高价格的商品。这就像是石油，石油都在伊斯兰人的脚下，但是跨国石油公司都在西方人的手中。阿拉伯人没有多少跨国石油大企业，而且还因为石油老是挨揍。用经济占领了市场，那么就等于国门不攻自破。西方人还是劳心者治人，落后就只能劳力者治于人了。中国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一项本来应该获得诺贝尔奖的奖项落空，西方人在获得诺贝尔奖中不含糊。这百年来诺贝尔奖的确大大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中国制成的最佳的抗疟疾药物青蒿素，是越战的产物。中国给研究者颁奖了。现在，美国也有颁奖，给个人颁奖了，这一点是很值得庆贺的。但是中国为了自己国家和越南军队而研制出的药物，越战中获得了应用，但是却没有充分的推广到世界市场上来，为自己赚取利润。这是值得认真分析为什么的一个大的问题。美国人给中国科技人员的奖项似乎是在安抚而不是奖励。那么中国喊冤的项目就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后来美国人和某国人一起获奖），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还有鲁迅和老舍。 而鲁迅的心理以及中国冷战时期的特殊性让国人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不过，仍然体现出东方文化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这么重要的著名的科学发明在中国闻所未闻，忽略消失了。虽然人人都知道疟疾曾经多么的厉害过，而现在鲜有人的疟疾。为什么中国没有人大大宣传中国的这些极为有价值的好药和他们的研究者呢？为什么现在的所谓广告的药只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为了赚钱的药呢？ 中国医学是很实用的医学，任何医学奖项都应该紧扣“治病救人”的根本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