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写下“保卫崔其升”这五个字极有可能又会招来反感，但我只能忠实于我的心灵。
（一）一个“好皇帝”
已经离开杜郎口了，但我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心里一直萦绕着三个字：“崔其升”
这几天，看到朋友们在我的《再访杜郎口》系列文字后面的不同观点，我很高兴的是，没有一条是恶意谩骂。有一些不同观点我认为是“想当然”，有一些则是从理论出发的抽象推理，或从教育经典“尺子”出发的比照（比如，铁皮鼓简单地用苏霍姆林斯基来打量杜郎口，在我看来有点理论“冒酸”，是典型的“从本本出发”——怎么可能用“理论”去硬套鲜活长青的“生活之树”呢），也有不少批评和质疑，我基本同意。只是我在《善待杜郎口》中说过，就目前而言，应该多说杜郎口的好处。但是，多说杜郎口的好处，并非意味对其局限或者说不足就视而不见。
我今天也不是专门谈杜郎口的不足，而是想说说透过我所看到的现象所想到的可能相对深层次的东西。我想超越我的“怦然心动”，谈谈我的“若有所思”。
还是回避不了对崔其升校长的评价。我依然毫不讳言我对崔其升的超越其他任何基础教育改革者（这些改革者的名字可以说出一大串，相信各位也会想到）的崇敬——
他是一位有魄力同时又谦逊低调的改革者，是一条有不屈脊梁且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汉子，是一个至今没有被世俗污染的纯粹的真人！
当然，他同时也是一个“皇帝”，只不过是一个“好皇帝”。我曾经当面调侃他：“你是一个‘好皇帝’！”我还开玩笑地叫他“皇上”。虽然是调侃，其实也说出了我对他在杜郎口中学的定位。说他是“皇帝”，是因为在杜郎口中学，几乎没有其他学校所拥有的健全的制度体系，一切都是他说了算，所谓“现代法治观念”几乎没有体现。他自己也说，制度不也要人去执行吗？他的确有点像“皇帝”一样一言九鼎，雷霆万钧。
但他是一个“好皇帝”，他对老师的一切要求都是从自己开始的，而且远比对老师要求严格，可以说他对自己到了苛求的程度。老师们认可他的“人治”，固然有法治意识尚待充分苏醒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对崔校长人格魅力发自内心的崇敬。有人曾经把杜郎口中学比作朝鲜，也有人把杜郎口中学视为当年的大寨或大邱庄——这些比喻，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我要说，这个比喻似是而非。崔其升绝不是金正日，不是陈永贵，不是禹作敏！他有事业心，但绝无权力欲，以权谋私和他绝缘。他心地善良，虽然经常批评人，但从不整人；他品格正直，不会权术，虽然有时也不得不在“潜规则”面前表现出某种屈从的无奈和狡黠。他的身体可以说是相当糟糕——29岁就患上糖尿病，现在已经很严重，但他已经并继续用自己的生命在润滑着杜郎口中学的运转机器。多年前，他在全校大会上向全体老师公开宣布：“如果我的工作量低于学校任何一个人的两倍，我就没资格做这个校长！”写到这里，我再次非常心疼。离开杜郎口中学之后，我给他发了短信：“其升好兄弟，我心疼你的身体！一定要多保重啊！”他回信：“大哥，你的吩咐是对我最好的爱护，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但我知道，为了他所钟情的事业，为了他一往情深的学校、老师和学生，他肯定会“言行不一”的。
他批评违纪者毫不客气，但他其实心地善良到了极点。我听到了许多他关心老师的故事，这里不再赘述。记得当年学《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其中有一句对焦裕禄的评价：“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话完全可以用来评价崔其升校长对杜郎口中学的奉献。他批评起人来，有时甚至要骂粗话，但他心肠柔软，为老师们着想真的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比如，被人广泛诟病的参观收费的问题，孤立地看，许多网友的批评都是对的，但就崔校长来说，这是在中国特定国情的背景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为改善学校条件、提高老师和学生生活质量而打的“擦边球”。他对我说：“学校收取每人次60元的参观费用，我们首先是投入到了学校餐厅的建设，这么多外地参观人员，多的时候能有5000人，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吃住，而这么多人来参观学习，学校的老师得额外花费时间和精力，他们也必须有相应的酬劳。”这话不好听，但是大实话。可能有的老师不知道，杜郎口中学离杜郎口镇都还有几里路，学校周围都是农田。老师们来学校参观，如果学校不解决食宿，真的还很难找到地方吃饭和睡觉。我刚才说了，网友们对此的批评是不无道理的，毕竟学校不是景点，但学校修食堂和公寓，这本来是国家应该投入的，现在却成了崔其升操心的事。当然，这笔费用不仅仅是修食堂，还包括我前几天说到的为老师和学生改善学习生活条件。为此他不惜承受无数责骂——只要为了学校和老师还有学生，他哪怕“声败名裂”也在所不惜！想想，如果中国所有校长，都有崔校长对老师们和学生们的如此真诚的爱心，中国的教师才真正会有尊严的生活！
上次来杜郎口中学，我亲自看到一位干部在大会上谈到自己工作还做得不好，没有为崔校长分担工作而自责地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可能在一些有“现代观念”的朋友看来，这是“愚忠”，是“臣民意识”，但我要说，这是老师们对崔校长人格魅力的由衷折服，以及由这折服所产生的忠诚。可以这样说，现在崔校长这样的校长，在中国已经不多见了。包括我，和他的差距实在太大。毫无疑问，崔其升校长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显然和我所信奉的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等观念是相悖的，但具体到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我真的理解他的种种局限性。
（二）表面风光的背后
杜郎口中学现在可以说是名满天下了，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等媒体的宣传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国家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中央教科所、山东省教育厅和教科所等单位也对杜郎口中学的改革予以了高度的评价。但是，杜郎口中学在当地的处境，可以用得上一句老话：“墙内开花墙外香。”这里，我得提到一个不便公开姓名的人。这次我来杜郎口，看到一个体制内的官员已经在杜郎口中学蹲点将近一年了。为了保护这位官员，我不能在这里说出他的名字。甚至是否将他写进我这篇系列文字，我也是犹豫过的，这也是为什么前几篇《再访杜郎口》我一直没有提到他的原因。但今天，我觉得要深入剖析杜郎口中学，是绕不开他的——征得他的同意，我今天隐去他的姓名写下他对杜郎口中学以及崔其升的观察和感受。
此人三十多岁，刚才说了，他是一个体制内的官员，但这是一个有良知的“另类官员”（为了表述方便，下面我用S君指代这位官员），我昨天对他说：“我对你最高的评价，就是你最不像副×长！因为你的心还没有被官场锈蚀！”我还说：“如果你继续这样有良知，你的仕途也就至此为止了。”他说：“我本来就没有打算继续干下去！”是这样的，他本来也是茌平县本地人，在这里读小学读中学，在这里参加工作，直到“成长”起来。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去南方创业几年，去年回到家乡被委以别人很羡慕的什么什么“领导职务”，他居然不愿呆在办公室而愿意扎到基层。听说了杜郎口中学，他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用他的话说：“我对茌平包括杜郎口太熟悉了，对这片土地的政治生态太熟悉了，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神话！”因为怀疑，因为不相信，他决定亲自到杜郎口中学，而且不是走马观花地来“视察工作”“听取汇报”。他一头扎进学校，一呆就是将近一年——据他说，他还会继续呆一下去的。他是去年九月来杜郎口中学的，到现在近一年过去了。他对我说：“我不得不承认，一切都是真的！这里的确是真教育！老崔不简单，他创造了奇迹！”
注意，他这里说的“奇迹”，还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一般人理解的“教育的奇迹”，而是指崔其升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居然硬是把他的理想变成了现实。此话怎讲？S君告诉我：“茌平县的政治生态太险恶，一些当官的都热衷于个人好处，就想着如何拉关系，如何搞钱，如何往上升迁，对教育根本不热心，崔其升做事之难，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听到这里，我不由得庆幸我所在的教育局领导对我是多么的宽容，对我的学校是多么支持。他告诉我，即使现在杜郎口中学闻名天下，每天前来参观学习的人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可在当地，根本就没有一所学校在学杜郎口中学！官员们不感兴趣！S君说，上级有关部门也发过学习杜郎口中学的文件，但都是“号召”、“提倡”，而实际上没有任何实质性推进的行动，相反，一些领导还找杜郎口中学的茬。比如，杜郎口中学的升学率一直名列前茅，从来没下过前三名，但并不是每次都第一，因为有的学校想法设法撵走“差生”，于是升学率自然就提高了；而杜郎口中学从来不撵一个学生，所以有时候仅从“升学率”来说，表面上并不是第一，其实是真正的第一。这样一来，某些领导就幸灾乐祸：“呵呵，杜郎口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吗？这次怎么不是第一呢？”有的领导嘲笑崔其升是带着一帮“菜包子”（指他学校的老师们是土里土气的大笨蛋）。其他校长也没有学杜郎口中学的兴趣，只想把自己的位置保住，学校不出事，就行了。因此，在这样的坏境中，崔其升无疑是一个另类中的另类！他被防范，被冷落、被嫉妒、被诽谤……都是因为他在这片土地上太与众不同，包括一些人在网上编造谣言诋毁他，都源于此。
他的纯洁与高尚，照出了一些人的秽浊与卑劣！
生活中的崔其升不善言谈，甚至有些木讷。但一上讲台，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听过崔其升两次报告。他的报告既不像有的专家学者那样有深刻的思想，也不如我的报告有一些感人的故事。他的报告，给人的直观感受是他的一腔正气，还有他的语言朴实、简洁而掷地有声，同样给人以深深的感染与震撼。这是人格的力量！
S君给我说了一些事例，然后痛心疾首：“崔其升真的不容易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改革者！”是的，他既要面对全国各地一些人的误解，包括一些学者专家的不屑，还要承受身边的各种排斥与挤压，这是怎样悲壮的改革者？他曾为某些官员的行径义愤填膺。那天我问他：“学校收的参观费你们要上交吗？”他说：“全部交给教育局！如果我们要用，再打报告申请，不过有时候还要给某些狗官进贡，比如给他一千两千，才能够把这钱要点回来。”“狗官”二字，崔其升说得咬牙切齿，我感到了他的嫉恶如仇，以及他为了学校利益而不得不屈从“潜规则”的无奈和痛苦。有一次，上面的一些官员带着一大批人到学校来“视察”，一顿饭就是好几千元，最后要学校买单，因为觉得学校有钱。崔其升觉得自己又被讹钱了，心里气愤，但又不得不“屈从”。我可以想见老崔内心的痛苦。这究竟是谁的悲哀？
不过，所谓“孤独”，所谓“悲凉”，所谓“悲哀”，只是我们的感受。崔其升不但意志超人的刚强，而且心胸格外宽广——当然，他深知官场的龌龊，他的眼里是容不得一粒沙子的。对于所有的误解或诽谤，他都是淡淡一笑，从不解释。对于网上铺天盖地骂他和杜郎口中学的帖子，他从来不看。他说：“管那些干啥？有那个精力，我还不如多操心操心学校的事呢！”在他看来，去为自己解释，还不如弯腰拾起校园的一片纸屑有意义。而且，我所知道的他所遭受的委屈，都是听他身边的人说的，他从没对我说过。除了改革之初，他曾经为改革阻力之大以至家人的生命安全都受到危及时曾经落泪之外，那以后他从来没有为什么误解或污蔑而生过气。他的境界是有些人无法理解更是永远不可能企及的。
（三）纯真而朴实的突围者
面对现在媒体的一些夸张的宣传，他也是不同意、甚至反感的。他一直反对“复制”杜郎口中学的说法，他反复说，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情况，不能全盘照搬；何况杜郎口中学的做法也很不成熟，还有许多不足。他的原话是：“我不同意用‘复制’这个词，我也反感被叫做‘杜郎口模式’，一说起模式，就是一种固定的形式，但杜郎口中学不是静止的，每一天都会有新的变化，他不可能被完全复制。”面对中肯的批评，崔其升是虚怀若谷的，他不是那种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人。比如，前几年，学校下午第四节并没有学生的各种课外兴趣活动，后来崔其升接受了批评和建议，才开始了学生的课外活动。应该说，崔其升是清醒的。崔其升眼中的杜郎口中学，和媒体上的杜郎口中学，是有区别的，有时甚至是两码事。遗憾的是，我们许多人因为对“媒体杜郎口”反感，便把这种反感迁移到崔其升身上了。
崔其升朴实的像个老农民，纯真的像个小孩子。他是一个善良无比的人，甚至是单纯得有点傻乎乎的人。他总是把所有的人当做好人，尽管经常因为天真因为轻信上当受骗。但他并不因此而变得多疑起来，失去对人的信任。下次别人来了，他照样以善良待之。S君给我讲了崔其升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崔其升从北京西客站准备打的去首都机场，结果马上来了许多出粗车司机很热情地问他到哪儿去，有人甚至还来拉他，帮他提包；当时崔其升很感动，觉得不愧是北京人啊，首都人民真热情！于是他就上一个司机的出粗车。车开到半道，司机突然要崔其升给三百元钱，不然就下车。崔其升当时就懵了，他万万没有想到“首都人民”会这样！崔其升就是这样的善良，但受骗之后，他依然不会有“防人之心”，他仍然善待别人。
他是真正的“大智若愚”。虽然我刚才说他像农民般朴实像孩子般纯真，但他其实有着大智慧，不然一所濒于倒闭的农村学校怎么可能成为全国许多教育者朝拜的“圣地”？他的记忆力惊人。前不久他翻开一本语文教材看了一篇文言文之后，叹息道：“现在记性真不好了，一篇文言文我要读三遍才能背下来！”我们目瞪口呆。但是，崔其升这不是幽默——我一直感到他的缺点之一就是缺乏幽默感，他真的很苦恼，因为青年时他读书完全可以过目不忘，就是现在，记陌生人的电话号码，也是他的一绝，常常让人惊讶不已。只是他的智慧都是通过农民般踏实的行为和孩子般认真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他不是那种善于“提炼”善于“挖掘”善于上升到“理论”的夸夸其谈的人。目前关于杜郎口中学的所有总结提炼，包括“三三六”呀，“模式”呀，都和崔其升没有直接关系。
我绝不同意崔其升的“人治”。前面几篇《再访杜郎口》中，我写到的他因为学生用的教鞭不合格，而处罚班主任和年级主任，还有为了表扬出差吃盒饭的老师而临时决定奖励其一千元。这些罚和奖都是即兴的，没有任何制度依据。我是不同意的——当然，对此崔其升也不同意我的“不同意”。我还是认同这样的常识：从长远来说，制度比人更重要。因为如果仅仅是靠人的道德，这是靠不住的；而制度可以避免“人”可能带来的种种弊端甚至恶果。我也把我这个想法对崔其升说过。不过，对目前的杜郎口中学来说，因为崔其升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道德品质，所以他“随心所欲”的管理，比换一个人后靠“制度”管理也许更有效。问题是，崔其升退休之后呢？会“人亡政息”吗？因此，至少崔其升现在应该有制度建设的思考，应该让杜郎口中学朝制度管理过渡。
不过，写到这里我其实很矛盾：在目前的中国，好多改革成功的学校，几乎都有一个铁腕强人，搞“民主管理”的往往难以成功。别的不说，就以我为例，我真诚地在自己任职的学校搞民主管理，不能说没有效果，但我们的课堂改革包括各个方面都存在执行力不强的问题，局长也委婉地批评我“太软弱”。我这里当然不是否定我所追求的民主管理，但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就工作推进和效果来说，校长的魄力与强力推进的“霸道”，至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策略。民主制度需要土壤，在土壤没有形成之前，孤立地搞“民主”，到最后很可能什么都做不成。
我见到过太多的“教育典型”和“教育改革者”，因此，当初我第一次从媒体上听说杜郎口中学的教改经验时，我第一个反应是：又一个“大寨”诞生了！心里很是不屑。我想，在这个炒作时代，凡是吹成神话的所谓“典型”，我都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和非教育的动机，甚至炒作背后的利益因素。我的确也看到一些所谓名校校长，一旦“出名”便失去了自我，吹牛浮夸毫不脸红，而且贬低同行（在今年上半年一个全国校长论坛上，某名校校长面对几百听众，在夸耀了自己学校为中国基础教育作出的巨大贡献——这的确是事实，我对这所学校非常敬重——之后，公开诋毁杜郎口中学是“骗子学校”，说杜郎口中学“白天作秀，晚上作假“）。但是，在我的视野中，迄今为止，崔其升是唯独——注意，我用的是“唯独”这个词——一位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用生命突围并创造奇迹的教育理想者，而且他的教育是真实的，是朴实的！这个真实和朴实，自然包括和他的魅力人格糅杂在一起的种种不足和局限性——抽调了他的种种局限性，他还是崔其升吗？他本来不是神，你却非要把他当做“神”来吹嘘，连他的不足你都要学，这是他的错，还是你的错？在我的视野中，目前到杜郎口中学来参观学习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自发的，从来就没有一个是教育行政部门用枪押送着来的。可有人却因此而怪崔其升，这公道吗？
表面上看，崔其升和他的杜郎口中学目前占尽春光，风光无限，其实，如前所说，老崔现在腹背受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在现今“中国特色”的背景下，居然出现了崔其升这样纯正的教育改革者，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悲壮地倒下。因此，我最近写下一系列文字为他辩护，我真诚希望我们每一个理想不灭、良知犹存的教育者，支持杜郎口（包括指出其不足以完善它），宽容崔其升（包括提醒他的局限性），保卫真正的改革者。崔其升做到了我们想做却不敢做或不能做的事，实现了我们想实现却无力实现的教育理想，因此，保卫崔其升，就是保卫我们自己——
保卫我们追求的教育理想，以及我们心灵深处的教育良知！
2010年6月21日—23日写于杜郎口中学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