髋关节骨头坏死:谁逼的温州老板跳楼

谁逼的温州老板跳楼

刘杉

2011-09-29 22:01

年纪大的中国人都看过芭蕾舞剧《白毛女》，故事讲的是女主人公喜儿的父亲杨白劳无法偿还高利贷，债主黄世仁要抢走喜儿抵债，喜儿被迫跑到深山里。因缺少食盐，喜儿的满头青丝变成了白发，成为野人般的白毛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高利贷害死人。

故事的年代离我们很遥远。中国改革开放后，借贷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正常资金市场，经常出现债务人欠债不还现象，搞得债权人无计可施，一旦债务人大量破产，反倒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而在民间借贷市场，欠债不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其中既有浓厚的人情关系，也因讨债方法不择手段而让欠债成本加大。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还不上钱怎么办？一是跑路，像喜儿那样躲到黄世仁找不到的地方。或是以命相抵，一了百了。

近来温州一些民企老板因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高利贷，不得不跑路，甚至跳楼自杀。据报道，温州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或者企业倒闭，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9月22日以来，更有3个老板跳楼自杀，两死一伤。

温州商人的境遇让人唏嘘。

温州人能吃苦，守信用，注重老乡关系，不到万不得已，温州商人不会选择跑路和跳楼。温州人重乡情，民间富裕，私营经济发达，民间借贷也非常活跃，我的温州朋友中就有一家人都参与民间放贷活动的。

经济景气时，民间借贷给中小企业救了急，也让富裕资金得到了有效利用，不过资金紧张时，民间借贷成本也会大幅提高。

中国今年通胀严重，紧缩政策实行后，市场资金紧张，小企业更是融资困难。不得已，一些小企业只能寻求高利贷。

高利贷虽能解决企业短期资金问题，但高昂借贷成本也让企业难以承受。温州民间借贷利息高达3-5分，个别甚至达6分至1角，这意味着，高利贷最高利率相当于月息10%，如果按复利计算，年息高达214%。

在这样的高利率下，借款人只能用高利贷解决不时之需，如果对其过于依靠，则还款压力巨大。

温州老板跑路自杀后，当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图缓解企业资金困境。

政府措施能否缓解温州企业债务危机尚需观察，但由高利贷引发的企业信用乃至生存问题却需政府高度重视。这一方面反映出小企业生存困难，另一方面折射出金融制度存在缺失。

导致温州老板信用悲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政策，二是制度。

对民企的歧视政策导致小企业不得不使用高利贷。除了产业准入制度歧视，宏观调控也对民企损害有加。政府刺激经济时，将金融资源偏向国有部门。国有企业资金富裕，为博取超额利润，大肆参与收购资源和土地活动，进而推动物价上涨。而在政府抑制通胀时，则对民企信贷加以限制，使得民企融资环境急剧恶化。小企业为了生存，一方面要应对成本上涨压力，一方面不得不借用高利贷。温州跳楼老板就是在越来越大的生产成本压力下，失去了还债能力。

而在制度层面，由于金融制度缺失，导致小企业融资困难。在发达市场，为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题，政府一方面鼓励发展社区银行，一方面保护民间集资。而在中国，民间集资属于非法活动，社区银行建设刚刚起步，民间借贷尚未阳光化。实践和理论都证明，依靠大型银行向小企业贷款是不现实的，而中国目前还将解决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押宝在鼓励大型银行发展小企业信贷方面。愿望很好，但方向错误。

短期的行政手段或可缓解温州债务危机，但小企业长期面临的制度困境和政策歧视才是催生小企业信用危机的根本原因。只有在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加以改革，才能解决小企业生存问题。

逼迫喜儿成为白毛女的不是黄世仁，而是“万恶的旧社会”。同样，导致温州老板和企业悲剧的真正问题不是高利贷，而是不公平的经济政策和不合理的金融制度。

温州高利贷八成债主为公务员说明了什么？

2011-10-0312:22

南都黎明专栏

“温州高利贷老板举家潜逃，八成债主为当地公务员”，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9月28日披露的消息。在近期连续发生高利贷崩盘事件的温州，另一起惊人的高利贷案被引爆：温州市永嘉人施晓洁，于2009年前后以当地龙头民营企业顺吉集团融资的名义，以高利率向社会筹集资金约13亿元。施晓洁与丈夫刘晓颂于上月21日携带这些资金举家潜逃，数日后被永嘉警方抓获。

先要估量一下该消息的客观性。一则，“八成的债主是公务员”，这是债主圈内的人估算的，消息来源可视为可靠。债主圈内的人相互环顾，彼此之间都留意他人身份与实力，乃投资放债活动的内在需求使然，在部分债主形成“要债同盟”之后，其综合信息更加真实可信。

二则，公务员债主尤其是级别较高的官员债主，在要债方面较其他债主具有明显优势，而债务人的厚此薄彼极可能损害“普通债主”的利益，因而非官员债主不可以“空对空”地虚张声势。

三则，最可靠的根据，是早有多个案例表明“官银”在高利贷中分量特重。如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人士”；官员私人资金进入民间高利贷的情况“非常普遍”，其实早就是当地官场和民间共有的常识。

需要指出，“公务员”这一通称，于此处使用不很贴切。作为债主的公务员还是少数，因为“一般的级别或者额度，人家高利贷还不要你”。

人轻权微的公务员，等于“信誉不良”和实力不足，在“借债人”眼里不够“债主资格”。原因在于，“通常的规则是，我帮你办事，你帮我放高利贷，互相利用”。也就是说，企业主向官员借钱，并非商业活动与信用关系，其本质是一种行贿行为———不够债主资格的普通公务员，其实就是不值得对其行贿、得不到贿款的人。

少数官员成为高利贷的“带头大哥”，而多数公务员，被“值得贿赂”的少数公务员“代表”了。同时，少数官员集中占有庞大社会财富的现实，也在这等案件中得以彰显。一个“缩影”，它属于我们全社会。

官银在高利贷中的地位极高可以确认，那么多的官银是怎么来的？答案不言而喻。寻租而来，贪腐而来，仗权深入经济领域强取豪夺或“勤奋经营”而来。简言之，那些收入，非黑即灰。

毫无疑问，官银账簿即蛀虫名单；还有疑问，反腐机构是否会照单拿人？

此等案件有助于人们对官银或“官财”的真切理解。如今，官财之庞大规模已足令全世界感受到它的崛起。官财打个喷嚏，中国就会感冒；官财跺一下脚，大江南北都为之颤抖。

温州堪称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温州模式”曾奇迹般带着温州人暴富；据统计，当地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尽管温州富庶如此，尽管温州“民间信贷”活跃如斯，而官银在“民间借贷”中仍举足轻重———显然，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官员群体，实乃最高效、最富裕的群体；显然，“最发达的民营经济”，不如低调与隐身的“官营经济”更发达。

官银之成长发育如此之快，全仗良好的腐败环境和此环境保障下的“个人努力”。官员靠工资当大债主不可能，仅享有体制内“合法腐败”也不会占有大量“金融资产”。所谓“个人努力”很简单，就是贪心再大一点，坏事再多做一点，而机制却制造条件让他们“做坏事，得好报”。

贪官不仅是政治人物，也是“撼动中国经济人物”。不过，经久的“腐而不败”不合逻辑，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这不，由于本能驱动的贪得无厌与“无限压榨”毫无节制(抢掠活动也无法规范)，导致连“亲密同盟”也无法源源不断地对其输血，进而导致了“供养资金链”的纷纷断裂。

寄生虫过于庞大，到了比宿主还大的时候，还能继续寄生吗？吸血鬼吸干驮着它的骆驼的鲜血，接下来，就是从驼峰下来独自面对荒漠风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