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数学词汇 英文:一名律师眼中的医生

一名律师眼中的医生
本帖最后由 lch200305 于 2011-7-4 09:23 编辑

在社会媒体、政府官员与普通民众的多方作用下，红包与回扣又一次让医生成为了众矢之的，道德谴责与法律制裁之箭一触即发。社会流行的搏弈论和不对称理论终于在事实面前失灵了，因为貌似强大的医生又一次群体性失声，因为作为这一职业的中国从业者，他们似乎天生就应理所当然地以羸弱之背肩负起道德责任的高山，似乎天生就应生活在远离物质这浩瀚海洋的贫瘠孤岛。尽管医生三缄其口，尽管这不过是又一次毫无公正可言的缺席审判，尽管这注定是一桩有口难辩的冤案，但历史这一最正直的法官终将宣判医生无罪，还这群沉默者清白与公道。而我，一个纯属热心和路见不平的律师，愿在这个历史的法庭上，为沉默者作发自心底的无罪辩护，所能做的仅仅是说明真相。

就在不到一年前，医生还受宠若惊地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簇拥在鲜花与掌声之中。带给他们这一切的却是一场人类悲剧性的灾难。因为职业的缘故，他们毫无畏惧地挺身而出，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其实，他们不过是忠于职守而已，却被戴上了“救世者”的光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在特别时刻的脆弱，此时对英雄的崇拜和依赖，和医生这个职业的伟大和光荣。生命、疾病，不过是他们平时工作中所要面临的种种风险之一；休息时间、节假日的团聚，不过是他们平时生活中所要作出的种种牺牲之一。

FD期间的报章杂志、电视广播、网络不吝版面、争先恐后、倾其所能包装了这一切。提高医生收入和待遇的声音让许多早已干涸的心又得到了久违的雨露滋润，尽管这不过是一片精神的安慰剂。医生们决不是巧舌如簧、出尔反尔的政客小人的对手，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从FD结束到现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已饱尝从座上宾沦为阶下囚的滋味，就如同官场人走茶凉的惯例，无权无势之后成了落水狗或惊弓之鸟。无奈与苍凉之中只有老实地向这样的惊人事实低头认罪伏法，FD时期关于医生医术，医德，关于医生这一职业高技术、高风险、高奉献、高体力特性的如山铁证在普通民众、社会媒体、政府官员习惯性的健忘和偏见面前，不过是一篇辞藻华丽、内容空洞、苍白无力的辩词，无数因职业而牺牲的无辜生命不过成了这篇精彩辩词的一个小小叹号，惊心动魄的抢救不过成了一出无关紧要的插曲。对于FD前后医生所遭遇的截然不同的脸谱，我却不敢指出这是左手打自己右脸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还有残酷的事实未曾指出，有谁能保证那些被称为烈士至今被奉为英雄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就天生出淤泥而不染，从未收过红包和回扣。但这样的怀疑丝毫无法动摇这些道德的高山。向医生开刀来解决错综复杂的医疗问题无异于向学生开刀来解决北大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一样，四个字：无济于事！再四个字：转移视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医生决不能再三成为医疗制度的替罪羊，消灭红包回扣也无法弥补医疗制度本身的漏洞和缺陷，永远做表面文章只会让我们永远生活在制度缺陷的巨大阴影之中。医生在世界的大多数人眼中被视为人类的精英，因为这个职业是生命的守护神，保卫着人类的底线；因为这个职业凝结了知识与智慧；因为这个职业能以自己的方式给绝望的人民带去福音与希望。几乎所有把尊重生命奉为圣经的国家都用经济规律的杠杆体现智力精英的价值。中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古语不正也说明了医生的价值，“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不也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社会对知识创造财富的认同吗？但在中国的现实中，谴责与打骂的对象，这就是医生的地位，“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依然是难以改变的中国的分配格局的诸多尴尬之一。

也许红包回扣造成医生高收入的普遍印象正是父母希望子女从医，学生希望报考医科院校的主要原因，但有趣而有讽刺意味的是医科院校毕业生在踏入社会第一年的热情往往会被美好憧憬与残酷现实的强烈反差击得粉碎。在大多数地区，有多少人踏入医界，就有多少人被扭曲的现实改造，放弃高收入的幻想。其实这一切只因他们同许多至今仍对医生灰色收入咬牙切齿的人一样，奇怪的漠视了中国薪资排行榜：人均2-3万的年薪。这才是医生真正的污点，这同样是市场经济与价值规律的污点。一份与市场完全背离的收入，并不能抹杀行业高风险高技术的事实。这群可怜的人大学苦读五年（中国本科教育唯一学制最长）的付出，以忍受病人难闻的恶臭、肮脏的液体，以吃饭时间抢救病人，忍受饥饿的痛苦，以忍受病人及其家属的质问和纠缠甚至威胁为代价获得了这样一份回报。有哪个行业需要如此全面深入的付出？又有哪个行业这样的付出后得到是这样的微薄？这份收入于这个职业而言，无异于隔靴搔痒、杯水车薪。

但在我们大多数人眼中，医生与律师同样收入稳定而超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人收入以医生、律师为最在中国理论上的生硬移植，而中国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土壤对此提供充足的水分和养料。中国许多人一直以国力不济为由拒绝医生的高收入，但现实中总有那么多人为高昂的律师费买单。中国医生从未奢望获得与美国甚至印度医生相提并论的高收入，但他们至少还有资格憧憬作为名副其实高收入者的未来。

也许有高尚的人会说，既然红包回扣无法给医生带来理想的收入，与此同时又造成了患者对医疗费用与服务的抱怨，败坏了白衣天使的形象，为什么一定要引鸩止渴而得不偿失呢？精彩的道德教化者的发问，义利之间的取舍，道德良知对人性的拷问，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但这一切，不过只是人类精神的伊甸园，现实的乌托邦。趋利是大多数正常人无法克制的本性。当医保改革前公众不顾国家财产流失争相到医院搭药品末班车的时候；当媒体一面充当第四权对医院指手划脚，一面又充斥着虚假的医疗广告误导广大患者，扰乱正常的医疗市场秩序，危害患者健康权、生命权、知情权与消费权的的时候；当焦点访谈一面不断小打小闹行使监督权对医院进行明察暗访，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监督节目又未能在FD第一时间恪尽职守有效问责政府（南方周末在2002年11月就有相关报道），表现出媒体所应具有的职业敏感性；当政府官员在FD明显的事实面前依然玩弄数字游戏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资格将自己包装成道德的楷模。相反，因为功利和实用的目的，医生在FD期间正是被他们加装了道德神话的外衣。

这样的事实充分说明患者、媒体、官员虽然有权利，但没有资格将道德作为谴责医生的利剑，因为在挥向医生的同时，也必将指向他们自己。因此，不断的道德拷问其实毫无道德可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一颗凡人的心，不要总把自己当作真理和良知的双料上帝。于是，有人把所谓医疗***归结为社会道德滑坡在医疗行业的体现，英明地指出高薪养廉的虚幻。但没有人能够理解，当医生收取红包回扣的时候，他们有多少人愿意沦为物质与精神的双料乞丐，谁又心甘情愿地成为众矢之的，那不过是因为付出与回报的比例就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悬殊一样夸张。而以高薪著称的发达国家有时也存在的回扣事件或出现魔鬼医生，从侧面说明了并非中国医生才是道德的沦丧者。红包回扣是患者对医疗收费服务不满的体现。红包主要针对的是大医院的外科大夫，红包的有无、多少，能给患者带来手术或住院上的便其实，能收取红包的多为知名医院的资深主刀外科医生及麻醉师。绝大部分的年轻外科医生、从不做手术的内科及其他科室医生却背负了“红包”的黑锅。

不规范的红包收取的潜规则毫无疑问增加了患者的负担，使医生在患者眼中成了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的代名词。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至今仍在试点的点名手术制度被称为非法红包的合法化，是医院变相提高收费，甚至被称为医院垄断性霸权的体现。实际上，这些貌似公正的声音，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患者选择权的漠视，对能者多劳多得的基本分配原则的漠视。患者完全可以选择低级别的医院，同样也可选择高级别医院的低级别医生，但他们无法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处于对自己生命健康的重视，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患者主动选择了高级别医院的高级别医生。尊重患者的选择权就是对患者生命健康权的尊重。而尊重患者选择权的同时有能提高医生的收入和拉大收入差别，打破平均主义的僵局，这是何乐而不为的双赢局面？有人指出，由于疾病的特性，患者选择权非常有限，当患者的选择权成为必须的义务时，选择权背离了原来的初衷，就只存在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