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子乳液在建筑涂料:“全国首应”第一枪

    长沙反正的炮兵部队。（本报资料照片）

    新军时期的协操坪旧址，今省人民体育场。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协操坪地名标志。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本报记者  文热心

    协操坪，一个现在年轻的长沙人并不熟悉的地名。因为沧海桑田，它已被另一个名字——人民体育场所代替。

    2006年11月，长沙市人民政府在它的入口处立了一块石碑，告诉人们这里的老地名，也告诉人们这里的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岁月的风雨不能磨蚀它，现在、将来谁也无法漠视它。

    历史已给了它定位：如果说，辛亥年，武昌“首义”打响了结束中国二千余年帝制的第一枪，那么这里打响了“首应”的第一枪。

    “首义”需要“首应”的和声，“首应”催生更多的呼应，才能形成历史的大合唱，化作摧毁封建专制王朝的飓风。

     一、哨声“嚯嚯”

    1911年10月22日（农历辛亥九月初一），长沙城东北协操坪。

    协操坪，顾名思义，就是清末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的操坪。据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回忆，抗战前的协操坪，“东西宽过一里，南北长过三里”，“出小吴门到省立一中，得经过协操坪的南部”。如此说，当年的协操坪比现在的体育场要大多了，南部与现在的八一路相接，北部过了体育馆路，省体委、原长沙汽电的院子也在“坪”中。要不，这里在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能成为机场？不过，民国后这里“久不驻军”，“成了一处人们可随意自由活动的空地，遍地长满了野草”，“草中点缀着许多小花”，钟叔河孩童时在这里抓过蚱蜢，协操坪成了一般人不知来历的地名。

    第二十五混成协统辖的四十九标和五十标，还有炮队、马队和辎重营、工兵营。原来，清末新军军制，分为镇、协、标、营、队、排、棚，也就是后来的师、旅、团、营、连、排、班，镇设镇统、协设协统、标设标统，营设管带，队设队官，排称排长，棚有正副目。协操坪既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的练兵场，也是该协所统辖的四十九标和五十标的营盘。

    现在看来，这里在那个年代是一个最好不过的驻兵场。地处在长沙城的东北角，东、北城墙离兵营不过百米，往南沿着粤汉铁路几百米就是长沙城的东面重要门户——小吴门，往北、折西沿着护城河行进就是长沙城的北门之一的“新开门”——（宋时叫“云阳门”，辛亥革命后改为“兴汉门”），西面连着经武门。它东面的湖渍渡，是浏阳河弯过了十八湾、五十里水路后汇入湘江的最后一道湾。这湾就等于给长沙城东北设置了一道天然屏障，如果有敌军想从城东北打进长沙城内来，就得涉过湖渍渡。无论是冷热兵器时代，过渡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一支精锐的武装作为战略预备队驻扎在协操坪，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城里有事，部队只要几分钟就可以通过后来开在营盘前的经武门和云阳门、小吴门而入城。如果要守城，部队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或进入湖渍渡阵地，或登上三个城门，控制长沙城东。如果兵力要远调，则可在较短时间内上火车北上南下，也可以在一顿饭功夫到达湘江码头。

    新军驻扎协操坪，就好像是为了辛亥反正这一天。

    这日上午8时许，军营里突然响起了“嚯嚯”的哨声，这是攻城的信号！

      二、“首应”之师

    这一天距武昌“首义”12天。

    五十标一营的营房里，哨声响起后，是一阵“哗啦、哗啦”的操枪声。接着，又是一阵嘈杂的脚步声，营房里保险柜被砸开了，里面是黄澄澄的子弹，兵士们一拥而上，都往箱子里抓着，多的抢到了一两排，少的也摸到了一两颗。原来自武昌反正后，清廷在湖南军、政界的代理人物为防止那一幕重演，更是不想让武昌那些清廷官僚的命运落在自己头上，便采取了抓、杀和防三招。把子弹收起来就是“防”的一招，没有子弹你们新军手里的枪就是一根吹火筒。现在抢到了子弹，新军就可以起事了，士气顿时高涨。一会儿，新军士兵们习惯地集合到操场，按照前、后、左、右次序站成连纵队、营横队。

    队官（连长）胡兆鹏默默地走了过来。士兵们也默不作声地看着他，就是谁也不先捅破“反正”那层窗户纸。还是胡兆鹏主动，用温和的口气问：“弟兄们，今天是礼拜天，不上操啊，你们要做什么呀？”

    队伍里一阵沉默。

    一个愣头青叫余斐生的，怕这样僵持下去误了事，便回答说：“我们要排满兴汉，请队官指挥。”

    胡兆鹏非常爽快地说：“好！”说罢拔出指挥刀走在了队伍前面。士兵们顿时如注了兴奋剂一样，欢呼着“走啊，进城啊！革命啰”。胡兆鹏其所以“我先下地狱”，不过是革命党事先安排，让他做了“先锋大将”。

    协操坪整个营地顿时开了炸。虽然四十九标和一营、三营，五十标二营、三营及一营的大部分人事前被巡抚余格诚和巡防营中路统领黄忠浩调到了长沙以外，可还有四十九标的二营、五十标一营的后队以及辎重营、炮队、马队留在军营。士兵们大叫道：“走啊，进城去！”

    “别让四十九标二营占了先啊！”

    炮队的士兵本来就作了准备，一声大喊：“走啊！”全都拥下楼来，把大炮从炮房里拖了出来，撕去炮衣，停在了操场里。

    这支千余人的队伍就是辛亥革命的“首应”之师。当事人此时并不知道，他们的行动正在载入中国史册。

      三、兑现诺言

    其实，这是一次迟到的“首应”。

    按革命党人的约定，“首应”本应在“首义”后的10天之内。

    可武昌“首义”是“被迫”发动的。辛亥八月十九（公历10月10日），在清廷当局的搜捕中，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3位革命党人被杀害。如果再不发动，整个革命力量损失会更大，于是起义在激变中提前了，而这并不是两湖革命党人事前商定的发难日期。

    时间到了10月22日，武昌射出的“首义”之箭已经12天了，湖南再不响应，湖北革命者就要与清廷统治者“孤军奋战”了，也有违当日的约定。原来，辛亥年三月武昌会议，两湖革命党人原约定在是年八月，两湖同时发难。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阎鸿飞、杨任都参加了武昌会议，曾和蒋翊武、孙武约好，一旦确定了起事日期，在三天以前用密电互相联系；不管谁先起义，只要取得成功，则另一个省必须于10天之内响应，作为支援。

    在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湖北派蓝综、庞光志到长沙，带来了蒋翊武的介绍信，到体育社找焦达峰、阎鸿飞两人。无疑，蓝、庞的到来，一是“传经”，二是“促变”。蓝、庞到长沙的第二天，由革命党人安定超、李金山、刘芝德等约了一些军队中的日新社积极分子在杨家山小学开会，听湖北代表的报告。蓝、庞是两位热血青年，把武昌起义时各方同志的慷慨激昂情形，说得淋漓尽致，使到会的人听了，极其感动，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于是，湖南革命党人确定10月20日起事。他们不能看着湖北兄弟与清廷孤军奋战，湖南人要兑现诺言。

     四、两个插曲

    湖南革命党人原定10月20日（农历八月二十九）由炮队吴舜臣放火举事。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人们始终没有看到举事的信号火光。原来，这一天风声很紧，炮队值夜官通宵巡逻，加强防范，所有马草干粮，全部迁移一空。吴舜臣放火无处下手，反而在行动中被拘禁。原定计划被打破了。

    10月21日（农历八月三十）长沙谣言更多，街上岗警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云阳门沿河一带，情形更加紧张。巡防营中路统领黄忠浩所派巡防营稽查队亲信官兵，高举号令牌，穿梭巡逻，来往行人，均须经过检查。民间讹传：巡抚衙门里装置了大炮，将对新军营房实行轰击，与革命党人决战。

    在这恐怖的日子里，一个叫吴作霖的绅士出头了。他以教育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立宪派的自治公所，又是与同盟会有联系的湖南体育会长，听到谣言后急了。他想，革命党人赤手空拳，如果起事，巡抚衙门里只发一炮，长沙必定大乱。他通宵失眠，想出了一个自以为既可以“避免流血”又让革命立获成功的“妙计”——请谘议局长、立宪派首领谭延闿出来收拾大局，便于10月21日清早来到谘议局求见谭延闿。这时，谘议局门卫才起床，局内空无一人。他认为谭延闿有意不予接见，顿时怒火中烧，忿忿地骂了起来。

    吴作霖这一闹不要紧，巡抚余格诚紧张了。他得先下手为强，他手里还有雄厚的兵力。

    市面上的谣言更多了，市场上的官票、市票价值陡跌，官钱局发生挤兑。

    谋划起义的焦达峰急了，这一弄不是机密泄露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五、起义发动

    10月22日（九月初一）拂晓。

    虽然五十标营里热闹，可打响反正“第一枪”的却是四十九标代表安定超。

    这一天起义虽然是确定长沙反正的日子，可也是余格诚和黄忠浩命令更多的新军开出长沙城的日子，其中炮队要开赴醴陵。炮队代表李金山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四十九标代表安定超。安说，事情紧迫，不可延缓，你迅速回营，听到枪声，集合队伍起事。一会儿，安跃出操坪，发出紧急的集合哨，朝天鸣枪——这就是长沙反正的“第一枪”，也是全国“首应”第一枪。

    兵目们应声聚集。8时20分，列队集合完毕。大家都在扎上白布臂章一方。

    一个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站上一个石凳，演说革命要义，然后传达了四点：（一）本标各队由代表指挥，无论官兵一律不准离开队伍，违者以临阵脱逃论罪；（二）全队即刻进城，派定列兵监视标内长官行动；（三）进城时未遇抵抗不得放枪；（四）严守纪律，不准妄取民间物品。

    接着他又宣读了同盟会湖南分部预先拟好的攻城命令。

    部队出发了。在路上，不时有身着新军服装、全副武装的人加入其中。

    接着，兵分两路，一队沿着城北城墙向新开门奔去，一队沿着粤汉铁路向城东的小吴门拥去。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前后夹攻清廷在湖南的堡垒——又一村的巡抚衙门，把“建立共和”、“自由平等”的旗帜插在辕门上。

    ■专家点评

    长沙“首应”的意义

    王国宇

    1911年10月22日的长沙新军起义，历史上也称“长沙‘首应’”。这是相对武昌“首义”而言的。“首应”不同于一般的武装起义，它是在武汉三镇处于清军重重包围之中，那里的起义部队正在孤军奋战，革命的星星之火有可能被扑灭之时，湖南的反清革命力量开辟的又一战场，它为武昌起义部队“制造”了一个战略支撑点，一个战略后方。它的成功，是清朝专制大厦倒下的第二根支柱，是第二个独立于清廷之外的省份。敌我力量总是此消彼长，此后消长都进入加速度。正因为如此，长沙“首应”被载入中国史册。

    （作者系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栏目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