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院士逝世 什么病:[转贴]中国模式——高增长与双刃的威权主义 【猫眼看人】

     【日本《读卖新闻》9月25日文章】题：中国模式：高增长与双刃的威权主义（作者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

　　中国克服了三年前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作为世界上最健康的经济大国，年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与此相反，美国、日本和欧洲相继陷入了经济停滞和政治混乱的泥沼当中。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内有人提出了所谓“中国模式”最终将战胜发达国家民主资本主义的观点。

　　中国的远景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经济增长能维持下去吗？中国也会像阿拉伯世界那样，被民众的愤怒所淹没吗？

　　所谓的中国模式有着政治和经济两层意义。政治方面当然是指威权主义国家。不过，与缺乏明确的领导人交接程序的阿拉伯独裁国家相比，中国的制度要优越得多，而且也确实发挥了作用。

　　在中国，党员干部的提拔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个人能力。此外，为了防止个人凌驾于领导层之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实行了严格的集体决策机制。中国政府也经常能够倾听民众的声音，采取一些亲民政策。

　　中国模式的另一个层面是经济。与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中国过去30年一直追寻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带动了出口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再次依靠国有企业，这些企业茭益于巨额的刺激经济措施。

　　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最高权力受制于法治和民主的问责制。与此相对，中国模式有一大优点，那就是能够迅速地决定大规模的经济政策并果断地加以实施。

　　与民主国家印度相比，无论是机场、水力发电站，还是高速铁路和公路，中国的基础设施都要好许多。印度需要达成政治上的共识，解决相关的诉讼问题，还要应付工会和农民组织的抗议。所有这些在中国都可以省去。

　　实际上，不仅印度如此，美国、日本、欧洲的民主政治制度似乎都陷入了严重功能性障碍。

　　美国背负着巨额的长期债务，但矛盾重重的民主和共和两党却无意采取必要的痛苦举措来解决问题。日本在过去20年一直处于慢性的危机当中。此次的福岛核事故充分暴露出日本政府迟钝而内向的特征。欧洲对待希腊债务问题的态度则揭示出欧盟内部的分裂和行事不果断的倾向。

　　那么所有这一切是否就意味着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呢？

　　回答显然是“不”。政治制度不能只看短期的业绩，而要从长期来看是否真的能够经受住考验。从长远来看，中国将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课题。

　　如果全世界出现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那么中国以出口为主导的模式就会行不通。这种不平衡也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资助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美国消费者，估计不会再次扮演同样的角色。中国正在努力扩大内需以取代出口，但看不出会有多大的进展。

　　其次，不管是怎样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动用巨资，最终总免不了要出现浪费。为刺激经济而投入的资金被大量的办事机构和工厂所挥霍。如今，三峡水库、高速铁路等许多大肆宣传的基础设施项目都暴露出了问题。这就是一味追求速度的结果。

　　最后是民主所具有的根本价值。随着教育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增多，人们将越来越无法容忍代替他们决策的威权主义的政府。

　　眼下中国的发展突飞猛进，人们都不希望损害这种 新的繁荣。但当经济模式发生动摇时，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或许会发现，他们的热情正在被政治制度所扼杀。

　　不过，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也不应沾沾自喜，自我陶醉。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已走入死胡同，绝对需要领导才能和自我革新。中国模式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成功，而且要看与民主的竞争对手相比是否更具魅力。

      来源: 新华国际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之

第一章：政治之必需

　　作者介绍：弗朗西斯·福山是日裔美籍学者(1952年10月27日—)，出生成长于美国。其父在芝加哥大学修得社会学博士，其母为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系创始人的女兒。福山本人就读康乃尔大学，主修古典文献与政治学，后赴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师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

　
　　第三波的民主化，时人对自由民主制前景的担忧；左右两派憧憬政府消亡，发展中国家却在身受其害；我们视各式机构为理所当然，但对其来龙去脉，却一无所知。

　　1970年到2010年的40年间，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经历一次高涨。1973年，世界151个国家中，被《自由之家》(FreedomHouse)，评估为自由国家的，仅占45个。《自由之家》是一家非政府机构，每年就世界各国的公民权和政治权，提供量化评选。(1)该年，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是独裁政权；苏联和其东欧卫星国仍显得强大和凝聚；中国正卷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一群腐败的“终身总統”正在非洲巩固他们的统治；大部分拉丁美洲处于军人独裁之中。到了下一代，人们则亲眼目睹巨大的政治变化。民主制和市场导向的经济，在中东阿拉伯之外的世界各地蓬勃兴起。20世纪90年代后期，约有120个国家——占世界独立国家总数的60%——成为民主制。(2)这一变化，即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讲述的第三波民主化。自由民主制作为预设，已成为21世纪初普遍接受的政治环境。(3)

　　潜行于体制变化之下，是一项巨大的社会转型。世界上一度消极的千百万民众，组织起来，参与他们各自社会的政治生活，其结果是朝民主制的大幅转向。此次社会大动员，背后有众多因素：广为普及的教育，使民众意识到自我和周遭的政治环境；信息技术，使思想和知识得到迅速传播；廉价的旅行和通讯，让民众得以运用他们的脚来参与选举，如对政府不满；经济繁荣，诱发民众渴望获得更齐全保障。

　　第三波在20世纪90年代后达到顶峰。21世纪第一个10年则出现“民主衰退”。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复到威权主义，就是看到其民主机构遭受严重侵蚀。(4)《自由之家》提及，2009年是世界自由程度连续下跌的第四年，这是自1973年创建以来的首次。(5)

　　政治焦虑

　　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民主制呈现若干形式的病状。第一种焦虑，取得民主进展的某些国家出现彻底逆转，如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伊朗。其民选领袖忙于拆除各式民主机构，操纵选举，关闭或鲸吞独立的电视和报纸，取缔反对派的活动。自由民主不仅是在选举中获得多数，而由一套复杂机构所组成，通过法律和平衡，来限制和调节权力的行使。很多国家，虽然正式接受民主的合法性，却在系统性地取消对行政权力的制衡，系统性地发起对法律的侵蚀。

　　其次，那些似乎走出专制的国家，却陷入政论家托马斯·凯罗塞斯(ThomasCarothers)所谓的“灰色地带”，既非完全专制，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6)许多前苏联的继承国家，如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如此。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有个普遍假设：几乎所有的国家将过渡成民主制，而民主实践中的种种挫折，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获得逐一克服。凯罗塞斯指出，该“过渡模式”的假设是靠不住的，很多专制的精英阶层，无意建立将削弱他们自身权力的民主机构。

　　第三种焦虑，无关乎政治制度能否走向民主化，或保持民主化，而关乎它们能否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拥有民主机构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其治绩的优劣。未克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乌克兰就是一个案例。2004年，它给世人带来惊奇，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向基辅的独立广场，抗议总统选举的不公。这一系列抗议被称为橙色革命，引发新一轮选举，导致改革家维克多·尤先科当上总统。然而一旦当权，橙色联盟一无是处，尤先科又辜负支持者的期望。政府内部争吵不已，无法应付乌克兰的严重腐败，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治下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2010年初，当选为新总统的是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而2004年被指控操纵选票、企图窃取选举成果、从而触发橙色革命的，恰是此人。

　　困扰民主国家的，还有许多其它的治理失误。众所周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地区。那里，阶级等级往往等同于族裔。其民粹领袖的上升，如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和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与其説是不稳定的原因，倒不如説是不均的症状。很多人感到，名义上是公民，但在现实中却横遭排挤。持久的贫穷，经常滋生其它社会功能的失调，如结伙成帮、毒品交易和百姓的不安全感。在哥伦比亚、墨西哥和萨尔瓦多，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威胁国家本身和其基本机构。未能有效处理这些难题，民主制合法性便受到破坏。

　　另一案例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它一直维持颇为成功的民主制——考虑到其贫穷程度、其种族和宗教的多元、其幅员人口的广袤，此成就更为惊人。(如以更长远历史眼光，来看待印度的政治发展，将会减少我们的惊异。这是本书第10至12章的主题。)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看得越近，其吸引力便下降越多。举例，几乎三分之一的印度立法委员，现正遭受各式的犯罪起诉，有些甚至是重罪，像谋杀和强奸。印度政治家经常实行公开的政治交易，以政治恩惠来交换选票。印度民主的难缠烂搅，令政府在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很难做出决策。众多印度的城市里，在漂亮耀眼的高科技中心旁，往往可见非洲式的贫穷。

　　印度民主明显的混乱和腐败，经常与中国快速和有效的决策，形成强烈对比。中国统治者不受法治或民主职责的牵制：如想建造大水坝，拆除旧居以造高速公路或机场，实施即时的经济刺激，他们的速度远远超过印度的。

　　政治焦虑的第四种与经济有关。现代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证明是高效的。其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越生活在1800年前任何人的梦想。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几乎翻成四倍。(7)由于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政策，亚洲人口的大部已挤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全球性资本主义，仍未找到避免大幅波动的良方，尤其是金融业。金融危机定期折磨全球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是欧洲，1997—1998年是亚洲，1997—1998年是俄罗斯和巴西，2001年是阿根廷。可说是罪有应得，此种危机最终在2008—2009年击中全球资本主义的老窝——美国。为促进持续的增长，自由的市场很有必要，但它不善于自动调节，特别在涉及银行和其它大型金融机构时。制度的不稳定，最终仍属政治上的失败，即未能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提供恰当的管制。(8)

　　这些经济危机的累积，未必减弱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当作引擎的信心。中国、印度、巴西和其它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凭藉对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参与，在经济上继续表现良好。但显而易见，开发恰当的管制以驯服资本主义的大幅波动，这一政治工作尚未完成。

　　政治衰败

　　就民主前景而言，上述情形涉及另一种紧急但又常被忽略的焦虑。政治机构的发展，通常是缓慢和痛苦的，必须经历漫长岁月。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组织自己，以征服他们所处的环境。政治制度一旦无法适应不断演变的环境时，政治衰败便会发生。社会机构的生存自有规律。人类是循规蹈矩的生物，生来就倾向于遵守身边的社会规则，并以非凡的意义和价值，来加固那些规则。周围环境改变时，便会出现新的挑战。现存的机构与即时的需求，便会产生断裂。既得利益者，会起而捍卫现存机构，反对任何基本变化。

　　美国政治机构，很可能面临其适应能力的重大挑战。美国的制度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集中的政治力量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构成了朝不虑夕的危险。因此，美国宪法设有广泛的相互制衡，使政府的某些部门，得以防范其它部门的暴政。迄今为止，这个制度表现良好。因为在历史关键时刻，当强大政府是不可或缺时，其政治领导最终能达成共识，取得胜利。

　　很不幸，没有机制上的保障能确保，美国制度既防范暴政，又在必要时按开初的设计，顺利行使国家权威。后者取决于先对政治目的，达成社会共识，这恰是最近几年美国政治生活中所缺乏的。美国现面对一系列巨大挑战，大部分与其长期财政困境有关。过去一代，美国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而没缴纳足够税款；宽松的信贷，家庭和政府的超支，无疑是雪上加霜。长期的财政亏空和外国负债，威胁美国在世人眼中的国力根基。其它国家如中国的地位，则获得相对拔高。(9)

　　这些挑战，如采取痛苦和适时的行动，没有一项是无法克服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本应促进共识的形成，现在反而加剧了挑战的艰巨。国会两极分化，令法案的通过变得异常困难。国会中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仍比最开明的共和党人，更为自由派，这是现代史中的首次。以10%或更少的选票而获选的国会议员席位，19世纪末仍有将近200名，持续下降至21世纪初，仅剩50余名。此类席位，往往是两党争夺的主要对象。两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物以类聚。慎重的辩论，日益退化减少。(10)这种分裂，在历史上并非史无前例。但在过去，强势的总统得以驾驭此类分裂。而近来，则未见强势的总统。

　　美国政治的未来，不仅依赖政治，而且依赖社会。国会的两极化，反映了一大趋势：即美国的邻里和地区正在日益同类化。美国人选择在何处居住，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排队。(11)跟志趣相投的人共处，这一倾向因媒体而获得增强。交流途径的多样化，反而减弱了公民的共享经历。(12)

　　国会的左右两极化，既得利益团体的成长和力量，都在影响美国政治制度应付财政挑战的的能力。工会、农产企业、药公司、银行和一大批有组织的游说团，经常对可能损害其经济利益的法案，行使有效的否决权。民主国家里，公民保护自己利益是完全合理的，也属预计之中。但到一定程度，此类保权将沦作索求特权，大家的利益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为此而陷入困境。这解释了左右两派高涨的民粹主义愤怒，这种愤怒又进一步推动两极化，更反映出社会现实与国家原则的不协调。

　　美国人抱怨，美国受制于精英们和利益团体。这反映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在与日俱增。(13)不均本身，不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大问题。美国强调机会的均等，而非结果的均等。如人们相信，通过努力工作，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仍有公平机会获得成功，而富人是按规则取得成功的，那么这样的制度仍是合法的。

　　然而事实上，美国世代流动性的比率大大低于众多美国人所相信的，甚至低于传统上，被认作僵化和等级分明的其它发达国家的。(14)日积月累，精英们得以钻政治制度的空子，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他们向海外转移财产以避税，透过精英机构的优惠途径，将优势传给下一代。该伎俩的大部，在2008—2009的金融危机期间暴露无遗。人们痛苦地发现，金融服务业的报酬与其对经济的实际贡献，没有直接关联。该行业使用其相当大的政治力量，在前10年想方设法废除有关的管制和监督。金融危机发生后，它仍在继续抵御新的管制。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Johnson)指出，美国金融寡头的力量，无异于新兴市场国家中类似团体的，如俄罗斯或印尼的。(15)

　　没有自动机制，可使政治制度适应不断变动的环境。因应不良，即政治衰败的现象，会在本书的后半部得到详细介绍。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没有较早采纳枪械，以应付外国威胁，这不是必须发生的。最终击败他们的奥斯曼帝国，不就是这样作了。中国明朝皇帝没向老百姓征收足够税金，以支撑一支强大的抗满军队，这也不是无可避免的。两件案例中的症结，都是现存机构的巨大惯性。

　　一个社会如不能通过机构上的认真改革，来应付重大的财政危机，就像法兰西国王在1557年《筹款大聚会》(GrandParti)失败后所作的，它就会倾向于采取短见的补救，最终却消蚀腐化自己的机构。这些补救屈服于各式既得利益者，即法国社会中有财有势的人。国家预算的不平衡，导致破产和国家本身的非法化，这一历史过程以法国大革命告终。

　　美国的道德和财政危机，还没到达法兰西王国的地步。危险的是，其处境将会继续恶化，直到某种强大的力量，彻底打破这现存失灵机构的均衡。

　　无政府幻想

　　我们对未来的甚多焦虑，如俄罗斯的退向专制、印度的腐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衰亡和现代美国政治中的既得利益者，可用一条共同线索串起：那就是如何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政治机构，虽然强大，但遵守规则，又承担责任。这么明白的道理，看去像是任何4年级小学生都认可的。然而，想得更深一步，这又是很多聪明人迄今尚没弄清的。

　　让我们以第三波的退潮和21世纪初世界上发生的民主衰退开始。我认为，我们对民主传播的失败感到失望，其原由不在思想这个层次。思想对政治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政府被公认具有合法性，可凝聚人心，使民众臣服其权威。柏林墙的倒塌标记共产主义的破产，它曾是民主制的主要竞争者。自由民主制因此成为最广泛接受的政府形式，得以快速蔓延。

　　时至今日，这仍是事实。用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话说，民主制仍是“预设”：“民主尚未普遍实践，甚至没被普遍接受。但在世界舆论中，民主制已获基本正确的地位。”(16)世界上很少人公开钦佩：弗拉底米尔·普丁的汽油民族主义、乌戈·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伊斯兰共和国。没有重要的国际机构，认可民主制以外的任何东西，是公平合理的统治形式。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刺激了他人的忌妒和兴趣。但其权威资本主义的模式，不易解释清楚，更不容其它发展中国家轻易模仿。现代自由民主制享有如此的威望，以至今日的专制政客，为了合法，也必须上演选举，宁可躲在幕后操纵媒体。事实上，不但极权主义从地球上消失，连专制政客也往往假扮成民主人士，来称颂民主制。

　　民主的失败，与其説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説是在执行中。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极欲住在这样的社会：其政府既负责又有效，民众需要的服务，能获得及时和高效的满足。但没几个政府能真正做到这两点，因为很多国家的机构是衰弱、腐败、缺乏能力和根本不存在的。世界上的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不管是南非和韩国的，还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他们的激情足以带来“政权更替”，使专制政府蜕变成民主制。但如没有漫长、昂贵、艰苦和困难的过程，来建设相关的机构，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

　　有一种奇妙的想法，对政治机构的重要性视而不见，这几年来影响多人。他们憧憬超越政治的世界，这种憧憬，不专属于左派或右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版本。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曾著名地预测，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私人财产废除，“国家消亡”。自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来，左翼革命家们认为，摧毁旧的权力机构即已足够，没去认真思考何以代之，这项传统延续至今。反全球化的作家们，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和安东尼奥·那格立(AntonioNegri)，建议削减国家主权，代之以互联的“群体”(Multitude)，以铲除经济上的不公平。(17)

　　现实世界中的共产政权，恰恰做了与马克思预测相反的事。它们建立庞大且暴政的国家机构，如民众不是自觉自愿，就逼迫他们参与集体行动。这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东欧民主活跃分子。他们憧憬心目中的无政府社会，让动员起来的民间，来取代传统的政党和政府。(18)这些活跃分子之后认知，没有机构便无法治理社会，而建造机构又必然遇上乱糟糟的妥协，从而感到失望。共产主义垮台后的数十年，东欧是民主的，但不一定对其政治或政治家，感到满意。(19)

　　右派最流行的无政府幻想是，市场经济令政府变得无关紧要。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繁荣期间，参照前万国银行首席执行官沃尔特·利斯坦的口吻，很多狂热者主张世界正在经历“主权的夕阳”。(20)新兴的信息技术，挑战传统上由国家掌控的政治权力，使边界变得不易管辖，使规则难以执行。互联网的上升，导致电子边疆基金会的约翰·巴洛(JohnBarlow)等活跃分子，发布“网络空间的独立宣言”。它通告工业化世界的政府，“在我们中间，你们不受欢迎。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21)全球性资本主义将以市场的主权，取代民主制的主权。如果某国议院采用严格条例，限制贸易，它将受到债券市场的惩罚，将被迫改用全球资本市场所认可的合理政策。(22)无政府幻想总能在美国找到同情听众，因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常数，就是对政府提高警惕。各式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不仅要缩减蔓生的福利计划，还要废除像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食品与药物管理署这样的基本机构。(23)

　　批评现代政府变得臃肿反而限制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是非常合理的。抱怨官僚作风的冷漠、政治家的腐败和政治中不讲原则，也是绝对正确的。但在发达国家中，我们视政府的存在为理所当然，以至忘记它们有多重要，重建它们有多难，缺乏基本政治机构的世界会有多不同。

　　我们不但视民主为理所当然，并视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为理所当然。我居住多年的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是美国最富的县之一。每年的冬天风暴过后，由于季节性的结冰和解冻，县公路上便会出现坑坑洼洼。但在春天结束之前，那些坑洼都得到神奇般的填补，无须担心在坑洼里撞断自家汽车的底轴。如没有填补，费尔法克斯郡的居民就会变得愤怒，就会抱怨地方政府的无能。没人(除了政府专家)停下来思忖，哪个政府部门在尽此职责。它复杂，但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也没人停下来问，为何接壤的哥伦比亚特区，需要较长时间来填补坑洼；为何很多发展中国家，从不填补它们道路上的的坑洼。

　　左右派梦想家所想像的最少政府或无政府的社会，不只是海市蜃楼，它们确实存在于当代的发展中国家。亚撒哈拉非洲的很多地方，是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天堂。该地区大体上都是低税收的乌托邦，政府征收的税金，通常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相比之下，美国的超过30%，部分欧洲国家的占50%。如此低的税收，与其説释放工商创业的热情，倒不如说导致政府资金异常短缺，无法提供健康、教育和填补坑洼之类的基本公共服务。现代经济所依据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法庭和警察，在这里是不见踪影的。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索马里就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普通人不单可拥有袭击步枪，还可拥有火箭手榴弹、防空导弹和坦克。民众可以自由保卫自己的家庭，但他们是别无选择。尼日利亚生产的电影，数量可与印度闻名的宝莱坞媲美。但他们必须尽快赚回报酬，因为政府无力保障知识产权，无力避免其产品的非法复制。

　　发达国家的民众视政治机构为理所当然。这习惯可见证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善后计划，或善后计划的缺乏。美国政府似乎认为，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一倒台，伊拉克就会自动回复到预设的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等到伊拉克的国家机构，在疯狂的洗劫和内乱中轰然崩塌时，美国政府似乎感到由衷的惊讶。在阿富汗，美国的目标遇上同样挫折。10年的努力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迄今没能培植出一个稳定合法的国家。(24)

　　政治机构是必要的，不可被视为理所当然。你“叫政府让开”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魔术般出现，它们得依赖产权、法治和基本的政治秩序。自由市场、充满活力的民间和自发的“群众智慧”，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组件，但却不能替代一个强大且等级分明的政府。近几年来，经济学家有了广泛认同，“机构确实重要”。穷国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它们缺少资源，而是因为它们缺少有效的政治机构。因此，我们需要好好了解那些机构的来源。

达到丹麦

　　建立现代政治机构的问题，常被形容为如何“达到丹麦”。这其实是一篇文章的标题，作者是世界银行社会学家兰特·普利奇特(LantPritchett)和迈克尔·沃尔考克(MichaelWoolcock)。(25)对发达国家居民而言，“丹麦”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机构的神秘国度。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且政治腐败极低。大家都想弄清，如何将索马里、海地、尼日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变成“丹麦”。国际发展团体列出一份假设是丹麦属性的长清单，尝试帮助落后国家，“达到丹麦”的水平。

　　这个想法，问题多多。那些异常贫穷和混乱的国家，可以指望在短期内建起复杂机构吗？这显得有点不靠谱，要知道，那些机构的进化花费了多长时间。此外，机构反映它们所处社会的文化价值。丹麦的民主政治秩序，能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扎根吗？谁也不清楚。富裕稳定的发达国家，其多数居民不知道丹麦本身是如何“达到丹麦”的——甚至很多丹麦人自己。建立现代政治机构的斗争，既漫长又痛苦，以至工业国家的居民对自己社会的来龙去脉，都罹患了历史健忘症。。

　　丹麦人的祖先是维京人，一个很凶悍的部落，曾战胜和掳掠从地中海到乌克兰基辅的大部分欧洲。率先定居英国的凯尔特人、战胜他们的罗马人、取代罗马的日耳尔蛮族，开初都是部落，就像现存于阿富汗、伊拉克中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人、印地安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几乎地球上所有人类，都有过同样经历。他们尽的主要义务，不是对国家，而是对宗族；他们解决争端，不通过法庭，而通过以牙还牙的正义；他们把死者，葬在宗族集体拥有的土地。

　　斗转星移，这些部落社会逐渐营造政治机构。首先是中央集权，在固定领土范围，实施有效的军事力量垄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和平得到维持，不再靠宗族团体之间的大致均势，而靠国家的军队和警察。它们成为常备力量，对抗邻近的部落和国家，保护自己的社区。财产不再归属于宗族，而为个人所拥有，其主人渐渐赢得任意买卖财产的权力。产权的保障，不再靠宗族，而靠法庭来解决争端，补偿损失。

　　假以时日，社会规则越来越正规化，变成书面法律，不再是习惯，或非正式的传统。这些正式规则，不必顾及在特定时间行使该权力的某人，可自主决定制度中的权力分配。换言之，机构替代了领袖。这些法律，最终成为社会中的最高权威，高于暂时指挥军队和官僚的统治者，这就是法治。

　　最后，有些社会不仅迫使统治者遵守限制国家权力的书面法律，还责成他们向国会、议会和其它代表较多人口的机构表示负责。传统的君主制度，含有某种程度的负责，但通常只向少量精英顾问，进行非正式的谘询。一旦统治者接受正式规则，限制自己的权力，并承认选举产生的人民愿望重于君主权利，现代民主制便呱呱堕地。

　　本书目的，想详述那些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政治机构的来源，从而填补历史健忘症所造成的空白。将要讨论的三种机构，即是刚才提及的：

　　1.国家(theState)

　　2.法治(theRuleofLaw)

　　3.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Government)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机构，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能取得这种平衡，这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奇迹。能否结合，答案不是明显的。毕竟，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它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又在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

　　这些机构的首次出现，是因为民众发现，可以此来保护他们和家人的利益。什么是私利，如何与人合作，都取决于令政治结社合法化的思想。因此私利和合法性，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础。

　　三种机构中已存在一种，并不意味其它二种也会出现。例如阿富汗，自2004年以来，一直举行民主选举，但只拥有非常孱弱的国家，在其领土的大部，无法实施法律。相比之下，俄罗斯拥有强劲国家，也举行民主选举，但其统治者感到自己不受法治束缚。新加坡拥有强劲国家和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法治，但只提供缩了水的负责制政府。

　　这三种机构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如能弄清这些基本机构的出现，我们可以更好理解，阿富汗或索马里离当代丹麦，究竟还有多远。

　　如不理解政治衰败的补充过程，就讲不清政治机构的发展。人类的机构很“粘糊”。这是指，它们长期持续，唯经受重重艰难，方能得到变革。为满足某种条件而建立的机构，在该条件改变或消失时，常常得以苟延。未能妥善因应，便会引发政治衰败。这适用于旧式政治制度，也适用于集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于一身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不能保证，一个民主制会继续向公民提供允诺的；也不能保证，它在公民的眼中继续是合法的。

　　此外，人类袒护亲友的自然倾向——我称之为家族制(patrimonialism)——如没有遇上强大的抑制，会一再重现。组织起来的团体——经常是有钱有势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盘根错节，并开始向国家要求特权。尤其是在持久和平遇上财务或军事危机时，这些盘踞已久的家産团体更延伸其优势，或阻扰国家采取妥善的因应。

　　政治发展和衰败的故事，曾被讲述多次。多数高中开《文明之兴起》的课程，提供社会机构如何进化的概论。一世纪前，讲述给大多数美国学生的历史，以欧洲甚至英格兰为中心。它可从希腊和罗马开始，然后转向欧洲中世纪、大宪章、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再直达1776年和美国宪法的起草。今天，类似的课程更多元化，囊括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非西方社会，更讲述历史上遭排斥的团体，像土著、妇女、穷人、等等。

　　现存的关于政治机构发展的文献，我们有理由表示不满。首先，大部分没在足够广泛的规模上作出比较对照。只有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的经验，方可梳理复杂的因果关系，弄清为什么某些机构出现于某地，而不在其它地域。很多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从卡尔·马克思的大量研究，到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等当代经济历史学家的，都侧重英格兰作为首位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英格兰的经历在很多方面是特殊的，对处在不同境地的国家来説，未必是好的指南。

　　最近几十年，取而代之的多元叙述，很大程度上也没做严肃的比较对照。它们选择的，要么是非西方文明贡献于人类进步的正面故事，要么是其遭受迫害的负面故事。为什么某机构发展于某社会，而不在另外社会，我们很难找到严肃的比较分析。

　　优秀的社会学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Lipset)常说，仅了解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是不懂国家的人。没有比较对照就无法知道，某一特殊的实践或行为是某社会中所独具的，还是众多社会所共有的。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理清因果关系，才能把地理、气候、技术，宗教或冲突，与今日世界上呈现的各式结果挂上鈎。这样做，我们也许能解答下列问题：

　　*为什么阿富汗、印度丛林地区、美拉尼西亚岛国和中东部分地区，至今仍是部落组织？

　　*为什么中国的预设统治是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印度在过去三千年历史中，除短暂时期，从没见如此高度的中央集权？

　　*为什么几乎所有成功的现代权威国家——像南韩、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都集居在东亚，而不在非洲或中东？

　　*为什么民主制和齐全法治，得以在斯堪地那维亚生根发芽；而处于类似气候和地理条件下的俄罗斯，却产生了不受节制的专制主义？

　　*为什么在过去一个世纪，拉丁美洲国家反复遭遇高攀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而美国和加拿大却没有？

　　本书提供的历史资料很有趣，因为它们照亮现状，解释不同政治秩序的来龙去脉，但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为了准备和参加战争，现代国家得以在中国或欧洲出现。这并不意味，今日非洲的薄弱国家，为达到现代化，必须重复同一经验。我会在第2集中争论，今日政治发展的条件，大相径庭于第1集所涵盖的。社会成员的组合，因经济的增长，在不断重新洗牌；今日的国际因素，对个别社会的冲击，远远大于旧日的。本书的历史材料可以解释，各式社会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但它们走过的路径，即不能决定它们的将来，也不能成为其它社会的楷模。

　　中国第一

　　伟人所编写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如卡尔·马克思、艾弥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亨利·缅因(HenryMaine)，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和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倾向于认为西方经验是现代化的范本，因为工业化首先在西方发生。这样著重西方是不难理解的。1800年后，在欧洲和北美所发生的生产力爆发和经济持续增长，既是史无前例的，也把世界塑造成今天模样。但发展不只局限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机构也在不断发展。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有时与经济变化紧密相关，有时又独立自主。本书着重政治方面的发展和政府机构的进化。现代政治机构在历史上的出现，远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1千8百年。

　　基于此，我在本书第二部分讲述国家崛起时，就以中国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倾向于把欧洲的发展当作标准，而查询其它社会为何偏离；我把中国当作国家形成的范本，而查询其它文明为何不复制中国道路。这并不表示，中国胜于其它社会。我们将看到，没有法治或负责制政府的现代国家，能实施非常暴虐的专制主义。中国是开发国家机构的始作俑者，但西方的政治发展史解説，却很少提及此一创新。

　　我自中国开始，就跳过了其它重要的早期社会，像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马和中南美洲的文明。在此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何不在本集详细涵盖希腊和罗马。

　　古代地中海世界树起的先例，对后续的欧洲文明发展非常重要，自查理大帝(Charlemagne)时代起，便受到欧洲统治者的自觉模仿。一般认为，希腊人发明了民主制，其统治者不是世袭的，而是选出的。多数部落社会也是相对平等的，其统治者也是选出的(请看第4章)。但希腊人超前一步，其介绍的公民概念，以政治标准为基础，而非血缘关系。第5世纪雅典或罗马共和国实践的政府形式，较为贴切的称号可以是“古典共和政府”，而不是“民主制”，因为选举权只属于少数公民，尖锐的阶级差别排斥大批人(包括众多奴隶)的参与。此外，这些不是自由国家，而是共产式的国家，不尊重隐私和其公民的自主权。

　　希腊和罗马建立的古典共和政府先例，受到以后很多社会的复制，包括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寡头共和国、诺夫哥罗德(Novgorod)和荷兰联合省。但这种政府有一致命缺陷，后代的作家，包括很多深思该传统的美国创始人，都有广泛认知：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扩充。它在小型且同类的社会中表现最佳，就像5世纪的希腊城市国家，或早期的罗马。这些共和国因征服或经济增长，而渐渐壮大，便不再能维持曾凝聚他们的共产价值。随疆域和居民的扩展，罗马共和国面临无法解决的矛盾：谁该享受公民权，如何分配国家的战利品。君主制最终战胜希腊城市国家，罗马共和国经历漫长内战，最终也变成帝国。君主制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特别在管理庞大帝国时，证明是出类拔萃的。罗马帝国就是在此种政治制度下，达到其权力和疆域的巅峰。

　　在第2集里，我将返回古典共和政府作为现代民主制先例的题目。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一个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特别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私人和基于能力的官僚招聘制度，比罗马的公共管理部门更为系统化。公元1年时，中国总人口可与罗马帝国的媲美，而中国人口比例中受统一法规管辖的，要远远超过罗马的。罗马自有其重要遗产，尤其在法律领域中(在第18章中详述)。作为现代负责制政府的先驱，希腊和罗马非常重要。但在国家发展上，中国更为重要。

　　与中国相比的社会还有印度。大约在类似时间，印度社会也自部落升至国家。大概2500年前，由于新婆罗门宗教的兴起，它从而走上一段弯道。该宗教限制印度政治组织可达的权力，却在某种意义上，为现代印度民主打下基础。穆罕默德先知的时候，中东也是部落组织。伊斯兰教的诞生，再加上奴隶军人这一奇特机构，令埃及和土耳其的某些政治组织，崛起成主要政治力量。欧洲则截然不同，它之退出部落行列，不是通过统治者的自上而下，而是通过天主教在社会层次颁布的规则。只有在欧洲，国家机构不必建造于部落组织之上。

　　宗教是法治起源的钥匙，它是第三部分的主题。基于宗教的法律，存在于古代以色列、印度、穆斯林中东和基督教的西方。但唯有在西欧，独立法律机构得到最强劲的发展，并设法转成世俗形式，幸存至今。

　　第四部分中，负责制政府的兴起主要在欧洲。就此而言，欧洲不是齐整一致的：负责制政府在英格兰和丹麦兴起，却没在法国或西班牙；俄罗斯发展专制主义，其权力与中国的旗鼓相当。社会能否把负责制强加于君主，取决于各项特殊的历史条件，譬如幸存至现代的某些封建机构。

　　西欧的政治发展次序，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是高度异常的。其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便已出现，且提早数世纪；其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已经存在；其负责制机构之兴起，是因为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无法彻底击败或消除古代的封建机构，譬如代表议会。

　　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的组合一旦出现，证明是高度强大和极富吸引力的，之后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出现仅是历史上的偶然。中国有强大的国家，但没有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印度有法治，现又有负责制政府，但传统上一直缺乏强大国家；中东有国家和法治，但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已扔掉后者。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可自由借用彼此的思想和制度。它们过去长得如何，塑造它们现在长得如何，但过去与现在之间，没有单一路径。

　　底下无数龟

　　本书的宗旨，与其説是介绍政治发展历史，倒不如说是分析主要政治机构出现的原因。被称作“一连串混账事件”的众多历史著作，不愿尽力提炼普遍规律，或适用于其它场合的因果理论。人类学家所写的民族志，也没跳出这个窠臼，虽然细致详尽，但仍故意避开广泛的概括。这肯定不是我的方法，我的比较和普及，将跨越众多的文明社会和历史时期。

　　本书有关政治发展的整体结构，与生物进化有很多相似之处。达尔文进化论建筑在差异和选择这二条原则上：有机体发生随意的遗传变化，最适应环境的，得以存活和倍增。政治发展也是如此，政治机构会产生变异，最适合当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也得以存活和扩散。但生物进化和政治进化之间，又有很多重大差别：人类机构可得到精心设计和选择，不像基因；它们的代代传播，凭藉文化而非遗传；它们因各种心理和社会的机制，而被注入固有价值，变得不易变革。人类机构固有的保守性解释，政治发展为何因政治衰败而经常逆转。触发机构变革的外界变化，往往远远超前于社会接纳改革的实际意愿。

　　然而，该整体结构不是预测政治发展的理论。依我看，找到政治变化的精简理论，类似经济学家所谓的经济增长理论，根本是不可能的。(26)促使政治机构发展的因素，是多重且复杂的，经常依赖于意外或伴随事件。即使引证出某种发展的原因，却发现其本身仍有先决条件，这样的溯源回归是永无止尽的。

　　让我们举例説明。有一条政治发展的著名理论认为，欧洲因需要发动战争而建立国家。(27)在现代欧洲的早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大家公认的。我们将看到，它也同样适用于古代中国。但在宣布这是国家形成通理之前，必须回答下列难题：为什么某些地区，尽管历经长期战争，却一直没能发展国家机构(美拉尼西亚)？为什么在另外地区，战争似乎削弱了国家机构(拉丁美洲)？为什么某些地区，其冲突水平低于其它的(印度与中国相比)？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把原因推向其它因素，例如人口密度、自然地理、技术和宗教。发生于人口密集、交通方便(平原或大草原)和拥有相应技术(马匹)地区的战争，与发生于人口稀少、深山老林和沙漠地区的，会发挥决然不同的政治影响。战争促使国家形成的理论，涉及更多更深的问题，譬如，为何某种战争仅爆发于某种地区。

　　我想在本书推介一种中间理论，既避免高度抽象(经济学家的恶习)，又躲开巨细无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问题)。我希望重新拾起，已遗失的19世纪历史社会学或比较人类学的传统。我不想一开始，就向普通读者推介庞大的理论体制。在各历史章节里，我会触及各种理论，但对政治发展的抽象讨论(包括基本概念的定义)，我会保留至最后3章(第28—30章)。这包括政治发展之所以产生的通论，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的互动。

　　将理论放在历史之后，我认为是正确的分析方法：应从事实推断出理论，而不是相反。当然，没有预先的理论构思，完全坦白面对事实，这也是镜花水月。有人认为这样做了，并已达到客观实证，那是在自欺欺人。社会科学往往以高雅理论出发，再搜寻可确认该理论的实例。希望这不是我采取的态度。

　　有个可能不是真实的故事，是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venHawking)转告的。一位著名科学家在作有关宇宙论的演讲，房间后面有位老妇人打断他，说他是废话连天，而宇宙只是驮在龟背上的一张光碟。该科学家反问，那龟又驮在何物之上？以为就此便可让她闭嘴。她却回答，“你很聪明，年轻人，但底下是无数的龟。”

　　这是任何发展理论的难题：作为故事开头你所挑选的龟，究竟是站在另一只龟的背上，还是一头大象、一只老虎或一条鲸鱼上。大多数所谓的发展概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发展史中独立的多维性。他们只是化繁为简，试图自复杂的历史真实，提取出单独的诱因。他们没能将故事，推至足够原始的历史时期，以解说其起点和前提。

　　我把故事推得很远。讲中国的开发国家机构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战争的起源，甚至人类社会的起源。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不是外在的。自有人类起，就有社会和冲突，因为人类天生是群居和竞争的动物。人类的老祖宗灵长目，就在实践一种缩了水的政治。要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自然状态和人类生物学，在某种意义上，为人类的政治行为设定框架。生物学为支撑龟们提供一定的稳固基础，但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即便是生物学，也不是完全固定的起点。

弗朗西斯·福山：中国：用历史塑造未来

发布时间:2011-07-20 08:48

　　7月1日，中国共产党庆祝了自己的90岁诞辰。在之前的一些日子，电视广播里铺天盖地地播放着各种历史剧，讲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党员干部与各色敌人做斗争的事迹。中共内部出现了一个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为首的新毛派阵营，他们提倡在全国各地工作场所和学校唱红歌，比如《东方红》。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来中国为自己的新书进行宣传时，设法出席了一场有大约7万人参加的唱红歌活动。

　　“红色文化”的复兴，与中共初创时“追求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理想毫无瓜葛。相反，由于近年来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明显加剧，全国各地的党政领导如今推广红色文化，是把它作为一种增强稳定的手段。马克思主义歌曲《国际歌》没有得到推广，这首歌号召群众起来革命，当局唯恐它会暗示中国也有必要上演一场“阿拉伯之春”。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岁数比较大的中国人，深知这场运动的惨烈之处，也明白新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这一代人“决不让类似事情重演”的决心。中共领导人任期方面的限制，以及集体决策的安排，都是为了避免中国出现又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但是，由于中共始终未曾允许对毛泽东的“遗赠”予以坦诚的评价，年轻一辈中国人今天可能会以一种怀旧情绪回望那个年代，以为那是一个以稳定和公有为特色的时代。

　　然而，伴随着对中国传统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严肃研究的复兴，在中共的叙事之外，正在形成另一种历史的叙事。毛泽东曾抨击孔子反动，但如今学术界却尝试在国际关系方面重新运用孔子的思想。2009年，美国学者杜维明离开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前往北京大学任教，致力于宣扬儒家思想，视之为一种与西方哲学并驾齐驱的严肃伦理体系。学校里又开始定期讲授中国断代史，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医学、音乐和艺术的兴趣重新浓厚起来。

　　中国不是建立在西方历史理论的基础之上，中国政府支持儒家思想的复兴，是为了给施行威权统治的现代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理由。西方历史理论肯定会把中国视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自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以来，中国人或许已经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官僚国家，但却从未培养出法治与民主责任。当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1911年灭亡之后，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制度丧失了信心，认为应当用西方制度取而代之。只有到了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之后，才有人努力恢复这种中断了的传统。张维为等畅销书作家可能会辩称，中国并非一个尚未实现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建立在有别于西方（但与之同样有效）的原则基础上的文明国家。

　　许多新儒家学者认为，在中国传统中，对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凭借的并非宪法和多党选举等正式规则、而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这就要求帝王们具备仁爱之心，而他们必须通过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实施统治。中国古代的学校里，确实有一套被称作“法家”的纯正权力学说，哲学家韩非子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详尽阐释，而秦国则对其进行了冷酷的实践，并最终统一了中国。毛泽东青睐法家学说，并推动了它的复兴，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但是，正如儒家学说取代法家学说、成为古代中国占据主宰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一样，当代儒家学者认为，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当今的中共在道义方面有这更好的根基。

　　中共自身对于这种儒家学说的复兴喜忧参半。在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已成为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因此中共急于给自己找出其它的合法性来源。但与马列主义相比，儒家思想毕竟是一种真正更为本土化的产物，因此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儒家思想构成了一种潜在威胁。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今年早些时候在天安门广场竖立起来的孔子雕像，几个月之后突然又被拆除了。

　　当代中国因此具备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文化传统——新毛派思想和新儒家思想。作为民主思想的替代品，这两种思想目前在中国都得到了大力弘扬。新毛派思想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倒退，有可能轻易葬送中国人上一代人争取到的种种自由。新儒家则更为复杂：它既可能按照赞同自由民主的方式解读儒家学说，也可能成为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基石。中国人必须找出自己的现代之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述两种思想中，是否有一种能够承担提供政权合法性的重任——抑或两者最终能否共存，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本文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Stanford’s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和《政治秩序诸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的作者。

   来源: FT中文网

民主、全球化与历史的未来——弗朗西斯·福山教授访谈录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李义天、薛晓源、陈家刚  

　　摘要： 2010年12月15日，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访问中央编译局，并做客“中央编译局论坛”，详细阐释了他对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理解。论坛结束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就“民主、全球化与历史的未来”这一主题，与福山教授进行了深入对话。福山教授系统地回答了我局学者和杂志提出的相关问题。本文即对话实录。

　　一、社群文化与政治信任

　　李义天：欢迎您到访中央编译局并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知道，您接受过许多类似的访谈，人们向您询问的往往是些“大问题”。但是，我们希望让今天的交流从一些“小问题”开始。首先，作为一名在美国出生成长的日本后裔，您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人文学者？在这方面，您的家庭带给您哪些影响？

　　福山：我的家族中有很多学者。我的外祖父就是一位杰出的日本经济学家，在一战前曾留学德国，他帮助建立了京都大学的经济学系，并且担任过大阪市立大学的校长，出版过50多本著作。有趣的是，刚才在我参观你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图书馆时，我回想起我的外祖父曾希望建立一个德国社会学家的图书馆。我听他说过，他从德国带回来马克思《资本论》的德文第1版。而我的父亲也是一名学者、社会学家，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因此，自然而然地，我也选择了学术道路，成为一名学者。

　　李义天：那么，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哪些人对您的思想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可以，请举出一位历史上的思想家和一位同时代的思想家。

　　福山：事实上，有三位学者对我的影响最大。但不幸的是，他们都已经去世了。第一位是阿伦·布鲁姆，他是我在康奈尔大学的老师。从他那里，我开始了解西方哲学并且学习希腊语，可以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引导我对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进行思考。第二位重要人物是社会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他是我研究生阶段的老师。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文明冲突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热烈地讨论。事实上，我的“历史终结论”就跟他的这种理论有一定关系，受到他的启发。第三位是西蒙·李普塞特，一位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在我刚刚获得教职的时候，他是我的同事。我从他那里获得了许多关于美国政治的重要观点和比较政治学的方法。

　　李义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阿伦·布鲁姆曾经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在这本书里，他对美国的社会问题和未来表示出自己的忧虑。而且，您也曾指出，如何维系个人和社群之间的平衡，仍然是当前美国社会的最大挑战。在这方面，您如何理解美国社会的变化和稳定性？

　　福山：我认为美国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在20世纪70、80年代，存在着许多社会混乱和错置现象，如离婚率很高、家庭破裂、人际信任缺乏。而到了90年代，当这种状况发展到顶峰之后，问题开始逐渐得到改善。我想，这是人们做出的一种自然调整，因为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他们需要有秩序的生活。于是，美国社会从90年代末期开始变得更有秩序。但是我想，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另一种社会问题，即政治的不信任。左翼和右翼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情绪化的对立，无法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解决方面达成一致。这与我在20世纪90年代所讨论的社会不信任是不同的。

　　李义天：如果一个高度信任的社群仍然必须以自由的个人为前提，那么社群主义是否应该被视为自由主义的较好版本呢？华盛顿大学的阿米泰·伊兹欧尼教授，这位社群主义的提倡者曾指出，在一个好社会里，“人们相互之间强有力的纽带必须与同样有力的自主性保护措施达成平衡”。而一个好社会，也就是他所说的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不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秩序。因此，它必须在社会的向心力和社会的离心力这对基本力量之间保持平衡：前者带来社群的服务、动员和团结，而后者则导致更多的差异以及个性。在这个意义上，您的“自由民主”理想可以被理解为社群主义的模式吗？

　　福山：我想，如果你要获得成功的自由民主，就必须有一种强有力的社群的文化感。它使得人们保持相当程度的团结，聚集在一起，成其为社会。在美国，这种社群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宗教。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人更具有宗教意识。虽然不能说每个美国人都信仰同样的宗教，但是每个人都相信宗教是其生活的核心部分之一。所以，美国人的社群文化感主要是来自于强烈的宗教观念。

　　李义天：在《信任》一书中，您就特别强调人们共享伦理信念和道德规则、拥有共同的事业和目标、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的社群文化及其生存状况。然而，您同时也注意到，这种值得称赞的团结状况和共同体意识正在被自由主义及其权利话语所削弱。在这一点上，您明确表示了对美国未来的担心。这是否意味着您对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不满？很多政治哲学家都发现，其实“自由”与“民主”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内在矛盾。您如何看待这种内在矛盾？它是否会消解您的“自由民主”理想？

　　福山：当然，这是我认为自由民主在今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自由民主依赖于一定的文化价值，依赖于文化多元主义。然而，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也会有一些破坏民主、反对自由的观念出现。比如，现在有很多激进的穆斯林生活在欧洲。他们限制其成员的选择自由，不能被批评，不能随便结婚。因此，对于自由民主来说，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容忍那些反对自由的个人。而阿伦·布鲁姆的著作所关心的就是相对主义的盛行。相对主义意味着，人们认为不存在任何真实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他们可以信仰自己想要信仰的任何东西。而这正是美国社会的最大问题，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解决。

　　二、民主政治与历史终结

　　李义天：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您对民主的看法。必须承认，民主的定义有很多种，对民主下定义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我们暂且不考虑构成民主制度的全部条件，先只看看究竟哪些因素是民主最基本的条件；如果缺少这些基本条件，一种政治制度就不能称为“民主”。您认为这个清单里应当包括什么？

　　福山：我想，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我们讨论的不是一般的民主，而是自由民主。在自由民主中，至少必须存在两套机制。一套机制是法治。法治能够保证我们个人的权利免受国家的侵害。即使有多数人想要迫害少数人，他们也会由于法治的存在而不能得逞。另一套机制就是民主。这套机制使得人民能够掌握政府，保证政府能够对大众负责，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竞争性选举。你可以有自由的非民主（liberal
non\|democracy）制度，比如新加坡，它是一个自由的威权国家；你也可以有非自由的民主（non\|liberal
democracy）制度，比如伊朗，它有选举，但缺乏对个人自由的尊重。所以，如果你想要拥有自由民主，就必须同时存在这两套机制。

　　李义天：民主虽然不一定选出最优秀的政治领袖（希特勒的上台），做出最完善的政治决策（苏格拉底之死），产生最有效率的政治活动（当前希腊社会的基础建设），但是，民主却有强大的监督力量和纠错能力。波普曾认为，民主是一种能够和平交替政权的政治制度。民主条件下，即使选出来的是笨蛋甚至坏蛋，也能再把他选下去；即使做出糟糕的决策，也能听到人们发表反对意见并有所纠正；即使民主政治缺乏效率，也能避免匆忙、武断和任意性。“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这两种说法你倾向于哪种？

　　福山：我可能会偏向后一种说法。你知道，即便是威权体制的表现也有最好的和最差的之分，其间的差距非常大。如果你有一个像新加坡的李光耀这样的领导人，可以做出正确决策，为政清廉，并且对国家的发展能够形成长期的规划和展望，那么威权体制也会比很多民主体制更有效率、更富成效。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威权体制缺乏制衡，因此不得不仰赖于好的领导人；如果领导人很糟糕，那么威权体制就会比民主体制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因为你无法迅速地替换他。在中国的历史上，我相信，皇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假如有一个明君，那么老百姓将生活得很好，但是如果摊上一个昏君，那么老百姓将在很长时间里过不上好日子，那会是一场灾难。因此，民主体制最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你不会得到最好的结果，但你也不会得到最坏的结果。

　　李义天：所以，您认为自由民主是各种民主形式中最好的一种？

　　福山：当然，如果你是问到底是自由民主体制好还是不自由的民主体制好，我的回答当然是前者。

　　李义天：您对于自由民主的论证，是放在您的“历史终结论”（end of
history）大框架中进行的。我们知道，在描述的意义上，“end”意味着事物发展的“最后的”阶段。但是，“end”的词源是希腊语“telos”，它不但表示“最后的”，而且表示“最好的”、“最完善的”。您的“历史终结论”是想说明民主是人类最后的政治形式（不会再有别的政治形式出现），还是想说明民主不仅是最后的政治制度，而且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福山：你知道，自从黑格尔以来，人类社会就被看作是进步的、演进的过程，即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农耕社会，直到工业社会。这也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传统。根据这种演进的历史观，新的社会形态能够解决旧的社会形态的问题。当前发达国家的体制是由两方面组成：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是否有其他的社会形态能够更加高级，并且带来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环顾目前的全球状况，你会发现对于这种体制并没有更好的替代品，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生活在奴役之中，不愿意生活在类似的国度里。我认为，中国代表着替代性选择的一个成功范例。它是一个威权国家，但在实现现代化方面十分成功。中国的模式能否提供一种竞争性的替代选择，这正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陈家刚：在中国发展民主的道路上，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就外部而言，我们的近邻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都实行了竞争性的民主选举，虽然它们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有欧洲学者曾经问我们，为什么中国比它们经济条件更好，却没能实行自由民主制度？

　　福山：我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是否是一种普世价值。我认为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因为人民总是希望国家对他们负责，这一点不仅限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适用于相对贫穷的东方国家，其中就包括你所提到的上述国家。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历史悠久，比较贫穷，族群文化多样。很多人说它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但实际上，民主制度在印尼是成功的。

　　（未完待续）

    陈家刚：20世纪80年代西方兴起的协商民主概念意味着政治理论中的某种令人激动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概念是指合法的决策必须来自政治共同体中公民的公共协商这样一种观念。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激发了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安东尼·吉登斯、尤根·哈贝马斯、塞拉·本哈比、约·埃尔斯特、詹姆斯·博曼、约翰·德雷泽克和阿休·冯等学者在这个领域都有相当的造诣。詹姆斯·菲什金教授甚至将其协商民意测验的方法应用于中国地方乡镇的预算改革试验。我们想知道，您如何评价政治领域中的这一最新发展？对于中国的民主发展来说，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福山：协商民主力图复兴早期民主的条件，其中，公民能够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参与，并与他人进行互动。而现代代议民主的问题是规模问题：为了从成千上万人组成的社会中提炼人们的意见，代表变得非常抽象，各种观点基本上都是由组织良好的团体加以表达的。很多时候，这些团体在某种问题上总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建构协商民主的努力，是力图将古老的社会互动和合作形式再次嵌入到现代代议制度的框架之中。虽然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目标，但是它的成功依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协商民主最好是在一个高度分权的、能够有利于小规模互动的政治结构中发挥作用，它很难适用于大规模的政治环境之中。

　　考虑到中国特殊的民主制度，很难说协商民主如何在中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在参与协商的人民享有做出实际决策的权威时，协商才是有意义的。因此，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协商，但是，它不应该与协商民主混淆在一起。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更多的协商总比较少的协商要好，但是，更多的民主责任总比较少的民主责任也要好。

　　李义天：假设自由民主是人类的最终政治形式，势必传播到世界各国。但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结果。你是否考虑过，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的结果，怎样的传播方式才是可接受的？你如何评价小布什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所给出的一个理由，即向伊拉克输出自由民主，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福山：是的，我最近刚完成的一本书讨论的就是，伊拉克战争到底错在哪里？你知道，自由民主之所以会遍及全球，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它，而不是因为受制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对于小布什政府来说，他们的关键错误在于，他们认为可以使用武力去传播自由民主。事实上，我认为小布什政府损害了他们自己传播自由民主的努力。当我们今天跟中东地区的人们讨论民主时，他们只会把民主等同于美国的军事入侵，将民主视作一种坏东西。

　　三、社会心理与历史哲学

　　李义天：您之所以认为自由民主是最终的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您觉得自由民主制度可以最终满足人类对于“承认”的需要。您把政治问题看作“解决承认问题所作的努力”，把政治发展的历史看作“为承认而斗争”的历史，把“获得他人的平等承认”看作政治发展的动力。你是否担心左翼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会批评你过分强调社会心理因素？

　　福山：我认为马克思像许多现代经济学家一样，过分强调了物质因素在决定人们行为方式方面的作用。确实，人们有物质的需要和欲求，但他们同时也有理想，对于获得承认也有巨大的渴望。事实上，两者同样重要。人们希望自己的尊严获得认可，希望自己的理想得到更多承认。人类虽然是物质的动物，但也是精神的动物。道德仍然是促使人们采取或不采取某项行动的重要原因。如果仅仅考察物质的动机，则会忽略现实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虽然马克思曾说宗教是资本主义提供给贫苦的无产阶级的精神鸦片，但这并不能解释当前中东地区出现的自杀性爆炸事件。

　　李义天：“承认”虽然表现为一种外在关系，但它源自人们内心对这种关系的渴望。真正的“承认”关系必须来自于一个政治主体的内心（发自内心地承认对方），又落实于另一个政治主体的内心（在内心确实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承认）。所以，“承认”是一种政治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的范畴。类似地，在《信任》一书中，你所强调的则是另一种社会心理（信任）。这是否说明您比较喜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观察、分析和讨论现实中的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

　　福山：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心理学方法。但是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的方法，一种道德价值的方法。人是非常复杂的生物，人类社会也非常复杂，因此仅凭唯物主义的方法是难以完整解释的。

　　李义天：那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您偏向主观主义的解释，但在历史发展的趋势问题上，您的历史哲学又表现出一种客观主义的信念（即相信历史发展必将实现某个最高阶段）。前者肯定会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而后者又跟马克思主义有类似之处。可以谈谈您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历史哲学）的理解吗？您觉得在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交锋中，对方给您带来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福山：我觉得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对我的理论提出最严厉的批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确实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问题，即不平等的存在及其扩大。尽管任何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平等，尽管自由民主国家试图通过各种社会福利政策减少社会不平等，但是这种状况未能得到解决。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使之消除。也许不平等看上去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至少马克思主义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将其置于思想关注的核心位置。我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提炼出来的最重要的问题。

　　李义天：既然您认为存在某种“人类意识形态的最终形式”或“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这是否意味着您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或历史目的论者？您似乎赞同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一个共同点：人类历史能够发展出一种可以充分满足自身的最完善的社会形态，并且在实现这一点后不再发展。从这种历史观出发，您将如何评价和回应卡尔·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福山：我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的意识。在我看来，人类社会是按照不同方式发展演进的，而完全不是被决定的。我最近的著作围绕一系列政治制度的起源问题展开，它们被放在历史的背景中予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政治制度产生的方式很不一样，其中许多都是受到偶然的、未曾料到的情况影响。因此，完全不应该被理解为“历史决定论”。

　　在我的新书里，我指出，政治的演变在如下意义上如同生物的进化。也就是说，不同的政治形态之间彼此竞争，其中能够更好适应环境条件的政治体系才能保存下来；但是，如果条件改变了，那么同样的政治形态就有可能不起作用，走向政治上的衰落和崩溃。所以，正如生物进化是非决定的一样，我也不相信历史的发展是事先决定的进程。

　　四、现实观察与中国问题

　　薛晓源：您在中央编译局演讲的主题是“全球金融风险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我想问的是，您在今天如何看待全球化及其进程？

　　福山：首先我们要明白，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1848年马克思在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已经提到了全球市场的统一，即全球各地将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中竞争。因此，我们在过去一二十年中看到的，只是过去200年历史进程的加速。全球化的一个明显好处在于，它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这种高速发展在各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我记得几年前的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我给我的儿子订购一台Apple电脑，于是就在互联网上下了订单。由于货物是发自深圳，因此我一直担心能否及时送到。但是，联邦快递很快就在圣诞节前把电脑送到了我家所在的华盛顿特区。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全球化，是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经济效率的。当然，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世界更加相互依赖，因此有些事情变得更加脆弱。所以，华尔街房地产泡沫破裂所导致的问题，也就影响到非洲的农民，以及中国或其他地方的消费者。因此，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缺乏相应的国际政治结构，能够与全球的经济结构匹配。

　　薛晓源：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教授在1986年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我于2004年在慕尼黑采访他时，他又提出“全球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全球化将把风险和危机播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使人无法逃避？您是如何评价这种理论的？ 又是怎样看待风险与危机的关系的？

　　福山：我不是太熟悉这个理论。我承认，危机与风险正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但是我们的获利也在全球的每个角落传播。因此，我们既有得利的一面，也有易受攻击的脆弱的一面。我们必须注意到，全球化在收益层面上是相当巨大的。尤其是像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收益是史无前例的。我想最关键的是，我们需要一种政治框架来控制这种风险。这样，当决策者做出错误的决定时，我们能够让他们对此负责。

　　薛晓源：目前，欧洲正处在金融危机的动荡之中，有媒体预测葡萄牙将是下一个“倒霉蛋”，您怎样看待这一预测？

　　福山：欧洲的问题在于欧元。欧盟缺乏集体裁定的纪律机制。欧元区只有进入机制，而没有退出机制。所以有些国家，比如西班牙、希腊、爱尔兰，可以执行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却不会受到惩罚。在目前的这种机制下，当上述国家产生重大问题时就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而那些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处理在政治上也存在阻碍。但是，如果欧元一旦崩溃，代价就太大了，没有人能够承担这样的代价。因此，像德国这样的经济体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事实，救助这些出现问题的国家。

　　李义天：请允许我询问几个关于中国的问题。您在《信任》中曾指出，东亚将出现两种对立的经济文化：日本与中国。由于缺乏社会信任的资源，中国尽管可以迅速利用家族关系建立私营企业，但是，中国在转变家族企业为现代企业时将面临比美日更多的问题。中国必须寻找自己的现代化的组织形式。时至今日，您如何评价您的上述判断？您认为最适合中国的现代化组织形式是怎样的？

　　福山：日本的家族企业成长为大公司，是经济成功的表现之一。而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的家族企业有些僵化，中国的私有企业则表现得更具活力，增长更迅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但是，在中国，要想运作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国有的经济组织要比私有企业更加容易。由于中国私有企业的工商业活动基本建立在个人关系的基础上，这种个人关系决定了私有企业会信任谁或不信任谁，从而制约了中国私有企业的发展程度和活动范围。

　　李义天：近30年，中国一直在推动着改革开放。您对中国的观察和了解主要通过什么方式（途径）获得？您对中国的现状有怎样的基本判断？基于这种判断，您想对中国说些什么？

　　福山：你知道，我不懂中文。跟所有普通的美国人一样，我主要通过阅读一些新闻和文章来了解中国。但是，我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和访问学者；通过和他们的交谈聊天，我获得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我想说的是，中国可以稍微放轻松一点，不要对中国在全球的实力和地位有太强的不安全感。因为中国正在崛起，而且将持续崛起，中国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世界。所以，对于各种批评和不同意见，中国应该可以更加开放一些，毕竟中国在过去25年里已经走向开放，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薛晓源：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有好几次都提到自己的一本新著，请问这部书是关于哪方面内容的？另外，在您丰富的著作中，哪几部是您自己比较偏爱的？理由是什么？

　　福山：我目前正在写作的是一部两卷本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其中上卷将于2011年4月在美国出版，题目是《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时代到法国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s：From Pre\|human Times to French Revolution）。下卷则涉及从法国大革命到当前的政治发展。但是目前我才刚刚开始下卷的写作，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要说到我自己最偏爱的一本作品，我想应该是我的第二本书，《信任》。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探寻我一直希望讨论的问题，即，文化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而通过写作这本书，我有了这次机会。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谈到我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但是我所做的许多演讲都是关于信任问题的。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本次访谈由本刊编辑部李义天、薛晓源、陈家刚共同完成，赖海榕翻译）

来源: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