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木早希资料:1998年机构改革部委人员大分流

　还是像十年前那样，部委办公楼前武警照旧像铁桩般挺拔地站立，从部长到公务员，大楼里不少职位换了好几茬人，而这些天，这座大楼里议论的焦点却是即将启动的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这意味着有人会从大楼里离开，十年前，薛剑（化名）离去时，已有3年公务员工龄。
　　那次行政机构改革，不再保留的部委有15个，新组建4个部委，3个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机构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中国各级党政群机构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名——比1985年那次震动世界的百万裁军还多，是历次机构改革精简力度最大的一次。
　　风雨欲来
　　一切是在整整十年前的那次“两会”确定下来的。
　　那年“两会”闭幕式，意气风发的新总理豪情万丈地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时刚分配进北京某区纪委的王贤(化名)是和同事们挤在单位传达室看完那场记者会的现场直播。“朱基的办法是拆庙，和尚赶不走，我拆庙赶和尚。”王贤说。
　　总理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9个专业经济部门一并撤销或降格变成行业协会。此举意味着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计的政府机构框架逐渐消解。当年的报道说，1997年12月底，朱基在一次讲话中道出苦衷：他正在操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1998年那次机构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但方案最终确定之前，各部委的官员纷纷向决策层陈情：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不那么有力，还离不开那只有形的政府之手。
　　部长们在为各自部门的存在理由据理力争，而作为普通办事员的薛剑一开始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听到这些传言，我们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觉得很遥远，青春就是本钱，上面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怎么也落不到我的头上。而那些从部队转业的处长，已灵敏嗅出风雨将来的味道，一位老处长对我说，看来这次真的要动真格的，得早作打算呀。”薛剑回忆。煎熬
　　3月份“两会”召开，已经正式决定国务院系统要精简47%，但具体到各个部，如何分流裁员，还没确定。传言随之四起：一会说政法部门要加强，不会怎么裁员，裁掉的是经济部门；一会又说只能一视同仁，都砍掉47%。公允地说，人员精简的决策，各部委人浮于事的现象确实严重。当时流行一段顺口溜，说一个部委人员构成的状况：“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媒体也纷纷为这次分流造势，称此次改革将从根本上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怪圈，还有人从历史上找分流的合理性，大讲当年延安精兵简政的伟大意义。
　　转眼已是1998年夏天，几十万大军集中在长江沿岸和松嫩平原抗洪。而大楼里的人在等着分流的政策最后出台。分流的口号是，“让走的同志舒心，留下的安心”。薛剑所在的人事司自然是具体操作部门，但他们要考虑其他人的安排同时还要操心自己的命运。
　　大楼中的领导采取以静制动的政策，别的部委精简人员都相继动起来了，那些被撤销的部委，如纺织部、煤炭部、供销总社，部长都没有了，分流起来倒是干脆，相当一部分年轻公务员去大学读研究生，因为他们占了先机，所以在专业选择上很理想。而大楼里则心存侥幸，以为分流的比例将比那些经济部门小得多，所以一直在观望。
　　煎熬的感觉让薛剑痛苦不堪。“我们都疲惫了，心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还不如明天把我分流算了。”但工作还得照常干，而且大家都表现得更加积极，连那些平时泡病假的人也每天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希望避免成为分流名单上的人。而在往常，大伙儿争着到各省特别是风景秀丽的地方出差，这时候万一不在机关，会在分流中吃亏——这实则是一种杞人忧天的可笑想法。
　　不独这栋大楼，现在财政部的中层干部当年的科员吕青(化名)说，传出人员精简的消息后，部里人心惶惶，基本小半年没心思干活。“有关系有能力的人肯定留，那些只有关系或只有能力的人最紧张。”
　　从外交部分流出去的蒋琦（化名）则将这场机构改革比作国企改革：“不少人都明白分流意味着什么，说不好听一点，你下岗了。”
　　落槌
　　当时各部委给出的条件不尽相同，吕青所在的财政部作为强势部门是当时分流政策最好的部委之一。“1998年精简的时候，财政部给了18项优惠政策，比如分一套房子；由公费出钱去读书两年，有去英国剑桥美国哈佛的也有在清华中央财经的；还可以选择去财政部下相关的事业单位，等等。当然这些政策不可能一人独占，只能在其中择一。”吕青说。
　　当时年纪轻的人，大多倾向选择出国读书。让吕青最为扼腕的是他的一个女同事，当时她选择了去英国读书。这几乎是分流人员最令人艳羡的出路了，饶是如此，这位女同事被精简后心情一直不好，一直没有想通，因无法适应国外求学生活只读了半年便回国了。不久又与丈夫离婚了，最终失去理性选择了自杀。“她如果料到过了两年，去读书的人大多又都回到了部里，估计也不会做出如此选择吧。”
　　薛剑所在的部委也有这么一位闹自杀的主。这位军转的处级干部认为自己身无持长，要是部里分流他就是把他往死路上推，声称一旦被分流就从12楼办公室跳下去。
　　薛剑觉得这一切都是“官本位”作祟，机构改革首先要改变政府职能，而要改变政府职能则首先应改变这种“官本位”的传统文化心理。但不可讳言，在那个时候乃至延续至今，崇拜权力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国民正常的心态。
　　等到1998年10月，大楼的精简方案已定，上面根本没给任何的通融，减47%，机关公务员由420余人减少到270人。尽管之前，大楼里的头脑也鼓励公务员参加研究生考试主动分流，但大家都憋着，无人响应，最后硬是没一个公务员主动离开。
　　薛剑仍记得落槌之日的场景：依旧在司会议室的大会议桌。围着会议桌有十七八张椅子，再在外面紧靠着墙壁又有一圈椅子。开会时，没有人刻意做规定，大家都心有灵犀地找对自己的座位。司长坐在中间，副司级干部在他两旁坐定，其他处长、副处长便把环绕会议桌“二环路”的一圈椅子坐满，而靠墙壁这圈被成为“三环路”的椅子，稀稀拉拉由我们这些科级干部占据。
　　分洪区
　　那次各部委的分流安置主要是三个途径：一是离退休还有几年的老公务员提前退休，不少人乐得利用资源下海兼职发挥余热；第二条途径则是政府拿钱去大学学习三年，本科毕业的去读硕士，硕士学历的去读博士，三年期间各种待遇不变，哪怕大楼里分牛羊肉、大米也都有其一份，这些研究生的名额是特批的；第三条途径则是调到直属国有企事业单位，好像直属单位就不人满为患了。
　　因为去直属单位原则上是级别不变，直属单位受制于上级领导部门，一般对分流来的人员不能不接受。这些单位当时被人形象地称为“分洪区”，“几次改革之后，那些分洪区也已经是汪洋大海，分无可分了。”分流到一家事业单位的王贤说。
　　虽说人员减少了近一半，但部级官员和司局级官员的职位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处级职位减少也不多。减少的主要是科级和科级以下的职位。比如原来每个处四人，处长、副处长各一，现在变成一个处仅三人或二人，处长、副处长职数不变，每个处要么留一个科员要么一个科员都不留，全是官员。对具体办事者来说，首先要平衡各方面利益，再然后就是考虑分流工作的难易程度。
　　大楼宣布分流后不久，就是春节，春节过后，薛剑这些被分流者还得回部里等候安置。这时候，他分到了一套1995年建的小两居，两间卧室加一个小厅，使用面积42平米。房子在北三环外，位置还不错。分到了房子，妻子比他还高兴，她对薛剑进部委最大的期盼就是分一套房子，有了房子她觉得分流算个啥。后来薛剑了解到，各部委分流干部无房者普遍分到了住房，这点算是货真价实的“赎买”。
　　“中央政府有能力用种种政策和财物来赎买分流干部放弃公务员的资格。而被分流的公务员，大部分实际利益并未受到损害，只是心理上多少有些失落罢了。”薛剑说。离开的时候，薛剑选择了去直属该部委的一家报纸当记者。
　　蒋琦选择了去北大读书，3年的学习深造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缓解阀”。“你让这些人去找工作是不现实的，所以当时想出这种办法，让你上个学，有个三年的缓冲期。”蒋琦说。
　　轮回
　　事实上，蒋琦后来又回去了。回去工作了一年，然后才辞职的。“我知道的班上像我一样回去的至少有十几个人。实际上，各个不同的部委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机构改革的时候不应该搞一刀切，但是各部委分开操作，又显得不平衡，很难完全做到公平公正。问题是，这些人出去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就不再编制之内了，但一段时间后这个岗位还需要人，就回去了，要一个新毕业生培养成一个掌握专业知识的公务员，你选择哪一个。”
　　很多人，包括蒋琦，是一边上学一边上班的，“单位实在忙不开的时候还是需要你帮忙的。上学期间也给你一个基础工资。”
　　至今仍在财政部工作的吕青也面对同一困惑，“那次改革的问题是只减了人员，但一些职位的职能没有发生变化，导致一度缺人手，这也是部分人能够重新回来的原因之一。
　　2003年的一天，已经当了3年记者的薛剑被报社领导找去谈话，说大楼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决定借调你回去帮忙。他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迄今为止碰到的最黑色幽默的故事。当年要分流你，现在又要借调你回去工作。他答应下来了，觉得有一段时间去观察分流后的机关也是个好事情，至少能见识是否真的起到了“减员增效”的作用。到了大楼后他直奔食堂吃早餐。在食堂里他才发现自己快成机关的陌生人了，因为新面孔很多，这两年又招收了好些公务员，同时还有一大批拿着自己单位工资给部机关干活的借调人员。
　　当年要精兵简政、减员增效的调门还不曾被忘却，可眼下各级公务员招考如火如荼地进行，大学毕业生挤破脑袋都想做一名公务员，因为“权力还在那里”。(根据被受访人的意愿文中部分受访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