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资格证查询:竞选使西方经济制度面临崩溃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家发展战略部

    （缺乏系统性理论已经30年了，如今社会思潮的混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太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灵魂和思想了。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书写这样一个文献——21世纪共产党宣言。）

    这是一种国家制度的积累性病变，它始于一场曾被资本主义政客引以为豪的“凯恩斯革命”。在此之前，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资本所有者手里，社会发展的趋势表现为两极分化，一边是资本所有者吞噬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穷奢极欲，另一边是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陷入绝对贫困化。这种趋势造成了为获得更大利益而不断增长的资本生产力与广大群众停滞不前的购买力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家常便饭，资本主义体系岌岌可危。这就是“凯恩斯革命”产生的背景。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由于货币具有一般商品不具有的流动性，这种特性使人们更愿意持有货币而不是其它商品，导致货币被储蓄。又由于货币的储蓄还具有派生红利的功能，使储蓄倾向更加严重，有效需求就被削弱了。这样一来，社会生产力的总供给就会大于有效需求，这就是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的具体原因。而低收入者获得的社会财富增加，却会主要用于消费。因此，凯恩斯得出结论：改变收入分配的结构，使穷人获得较多的社会财富，鼓励消费，就可恢复总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平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可以避免。

    二次大战后，苦受经济危机折磨的资本主义世界逐步接受了凯恩斯的教诲，推行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空前繁荣。整个60年代是西方国家经济繁花盛开的10年，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经济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历史上曾经非常贫困的工人阶级也拥有了汽车和很高的社会福利。但是，好景不长，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拉开了西方国家体系性通货膨胀的序幕，使西方经济政策陷入迷茫。在此之后，供应学派、货币主义、创新学派先后出笼，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这样和那样的影响，但都只能解一时之困，却未能辟宏远之途，无论哪种学说，都没有提供出使资本主义世界彻底摆脱困境、柳暗花明的政策和理论体系，尽管新技术革命使西方经济体暂时找到了发展的方向，但却未能实现持续的创新，蜜月过后仍是梦魇。西方世界在挣扎中越陷越深，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正在爆发的西方国家债务危机使资本主义体系病入膏肓。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西方国家的经济体系谬在何方？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中国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才能吸取别人的教训，在沉舟侧畔扬帆远航。

    西方经济体系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故障？他们自己是不清楚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山外之人”才能看得清楚。

    1. 古典经济学把工人阶级看成是生产者，凯恩斯学说把工人阶级定义为消费者，从而扩大市场，以容纳更大的生产力。但是，凯恩斯的药方治标不治本，问题恰恰出他的药方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是封闭和孤立的，当一个国家群众的生活水平上升到中产阶级为主的高度后，劳动力的成本随之增加，相比系统外的劳动力成本就会失去优势，低端产业就会向系统外的经济体转移。这就必然造成系统内从事低端产业的那些资本和劳动力被排挤出来，成为闲置资源，这就是西方国家失业率不断增加的主要根源。

    2. 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一部分人员从低端产业中分离出来时，若这个经济体的高端产业快速增长和不断涌现出新的就业岗位，形成产业升级的动态趋势，这个经济体的就业情况才能实现动态平衡。但是，在西方经济体系中由于金融巨头凭借丛林法则肆意制造行情，可在资本市场内获得极高的投资受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用钱来生钱”得以成立，就会助长虚拟经济。当虚拟经济成为最赚钱的赢利方式，就会导致社会资金疯狂涌入投机性资本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和技术创新，其结果就造成了社会经济被金融寡头所控制、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所排挤的倾向，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供给不足，不足以吸收低端产业分离出来的劳动力，这就是西方国家无法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金融资本的肆虐和投机制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和失业。

    3. 如果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进行有利于长远目标的调整和控制，也许可以对冲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侵蚀，然而，这条路在西方国家也走不通。凯恩斯主义的成功在西方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示范作用，让低收入者成为社会消费主体的政策大行其道。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提高大众收入水平的呼声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力量时，尤其是当大部分选民都更倾向于把选票投给能使自己收入增长最快的候选人时，这个国家的经济秩序就被扭曲了——工资和社会福利的过快增长，一方面不断侵蚀着这些国家应对突发事件（如金融风暴）的自由度空间、削弱经济发展的后续能力，还抬高了就业门槛，拱手将低端产业让给了更落后的国家。这种情况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最终的结果就是经济体要为社会福利的透支付出代价。由于体量较小的经济体更缺乏政治、军事、强权等非常规手段的回旋，所以，社会福利的积累性透支所引起的经济崩溃最先会在资本主义小国表现出来。冰岛、希腊以及紧随其后的葡萄牙债务危机就是这一必然结果的败露。透支是无法挽救的，它只能引起人均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大倒退。从这个意义上说，工资和社会福利的过快增长是个必须用负增长来偿还的陷阱。

    4. 对美国来说，政府的债务违约还有很多的手段可以缓解和对冲。如：美国金融资本在国际市场的兴风作浪、美元作为国家结算货币的特殊地位和货币发行的红利、通过军事手段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军火贸易的超额利润等，这些手段使美国政府拥有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再加上美国政府自奥巴马上台后加大了科技研发经费的投入，新技术成果即将进入收获期、而放开投资移民可吸引上万亿美元回流，美国尚有相当雄厚的储备力量来支撑经济运行。因此，人类历史仍存在着西方国家继续保持领导地位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确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只有一个途径可以持久盘踞在全世界的最高端：就是向真正的创新型国家转型，逐步实现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连续的技术创新，靠创新安邦立业，把西方发达国家建设成连续提供尖端技术、尖端产品、尖端人才的经济和社会高地。但是，如果美国现行选举制度不变，金钱仍是打开白宫大门的钥匙，钱袋子不满的候选人根本就没有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机会，这个国家就只能被有钱人控制，两个主要政党都不过是富豪阶层的代言人。如此下去，消费透支、金融资本为王、虚拟经济排挤实体经济这个核心弊端就无法破除，美国政府所拥有的回旋余地只能一天天被失控的消费和贪婪的资本蚕食而变小，美国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型将无法实现，它由盛转衰的趋势就不可避免了。

    5. 在今后的50年到100年中，是中华民族重新跻身于世界巅峰的天赐良机，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保留着全球最大的自由度空间。中国政府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社会资源，而不是象美国那样，社会资源的阀门控制在华尔街、军工企业、石油巨头和选民手中，美国政府只能在巨头和选民之间进行周旋，满足各方利益诉求才不至于倒台。而巨头和选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前程并不相关，这种情况使美国政府不能从客观立场出发对国家进行科学管理，而中国的社会条件为政府的作为提供了更加广阔和优良的舞台，科学发展的理性可以成为政府决策的灵魂。这些理性包括：

    ▲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

    ▲社会财富的分配应向低收入者倾斜，才能赢得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扩张，因此，削富济贫应成为长期国策。

    ▲人均收入的增长应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一致，不能走入透支陷阱。

    ▲国家应该保持较高的资源动员能力，使教育、科研、国防投入以超常规的速度增长，以打造出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国力升级、人才素质升级的后续力量——这就是中国能够后来居上的治国谋略。

    6. 中国也有本身的利益集团问题，如果中国政府不能突破利益集团的捆绑，也就失去了科学发展的自由度空间，一切弘誓大愿都只能是幻想。对社会经济正常秩序形成破坏作用的利益集团包括：

    ①蛰伏在政府机构中的贪污腐败分子，他们已经形成了官官相护的犯罪网络。

    ②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而不受约束地单独谋求自身利益的公务员集团。

    ③直接控制了产、供、销渠道，或者用资金门槛间接控制渠道进行垄断经营谋求暴利的企业和机构。

    ④力图通过买空卖空、制造行情陷阱等手段来获得超额利润的投机资本。这就是中国经济中起破坏作用的“四害”。只有破除“四害”，向利益集团开火，中国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制度优势。

    需要有两大作为：

    ⑴增加行政透明，削弱官员权力，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大的官员任命权、否决权和罢免权，形成遏制腐败的全民监督体系。

    ⑵打击和限制投机，不允许华尔街的赢利模式在中国肆虐，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支持和鼓励技术创新，中国经济才能后劲十足地良性增长和实现升级。

    7. 利益集团是经济体中最难攻破的堡垒，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几千年间都是利益集团与国家政权共存亡。要想让利益集团放弃自己的特殊利益，几乎都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的。英国的“光荣革命”虽然一枪未发，但也是议会支持的威廉三世以武力为后盾逼迫詹姆斯二世隐退的城下之盟。而以社会自身的净化方式来清除利益集团，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作出过破天荒的尝试，虽然他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但他是亘古以来政权体系自我革命的开创者和先行者！只要毛泽东的思想和血液流淌在后人的血管中，只要中国的领导团队能将科学发展的观念坚持到底，中国就有可能成为自我削弱利益集团、推动制度进化的光辉典范。

    8.自从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建立以来，以往刚性的国家政权就出现了柔性化的倾向。300多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英国议会限制最高工资的法案，到最低工资法的出现，经历了200多年的时间。在漫长和黑暗的资本积累过程中，雇佣劳动者的每日工作时间曾经达到过18到20个小时，但这已在上个世纪被八小时工作制替代。除此之外，还有星期日发案、废除童工的法案、废除奴隶、取消种族歧视的法案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先后篆刻成了里程碑，人类的文明在资本主义时代获得了巨大的进步。这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了以往社会制度所没有的柔性空间。但资本主义制度的柔性空间并不是无限的，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是不会受到触犯的，金融、石油、军工寡头对美国政府的控制一刻也不会放松，这就是美国两极分化卷土重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根本原因。相比而言，以“实事求是”为行为准则的中国执政党，拥有比资本主义政治家更加豁达的胸怀，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不断调整思路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从国共合作到武装起义、到建立农村根据地、到万里长征、到遵义会议、到抗日统一战线、到全国解放、到抗美援朝、到大跃进、到文化革命、到中美建交、到改革开放┄┄经历了太多的探索、太多的反思、太多的否定之否定。尽管在漫长的岁月中，会有一些成员迷恋既得利益，甚至用不法手段谋取私利，但这并不能阻止这个政党在危机关头的觉醒，因为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华民族涌动的理想主义血液至今仍奔流不息，探索科学、高效、公正、公平的社会意识和呼声如长江一样汹涌澎湃，这个力量正在推动着中国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柔性变革。资本主义国家花了100年的时间才废除了蓄奴制，花了200年的时间才出台了最低工资法，花了300年的时间才制定了8小时工作制，而至今还没用彻底清除种族歧视的阴魂。西方国家的柔性变革和文明化是以百年作为时间单位来计算的，而中国在短短的62年中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东亚病夫”的帽子扔掉了，几千年对妇女的压迫一朝取消，满目疮痍、饿殍偏野的旧中国已经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而前30年思想和言论禁锢也在改革开放后完全放开，甚至攻击国家和领导人的言论也可以自由发表，中国的言论自由已令西方国家望而莫及，民间的呼声已经深入到中国的政治生活、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所得税征收门槛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快速提升、农村医疗保险的普及、贫困地区学生的免费午餐、政府“三公消费”的公示、药家鑫李昌奎的死刑改判、严禁强制拆迁条例的出台┄┄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硕果累累，网民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的民主成果已经令曾为人师的西方国家为之汗颜。这说明：中国的执政党在人民民主的国际竞赛中并不是输家，中国完全可以沿着自己开辟的路线将民主进行到令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顶端。相信不久的将来，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公示制度一定会出台，因为13亿人民和执政党都不允许中国成为贪官污吏的天下！

    9.虽然中国还存在着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相当复杂的社会矛盾，但与西方国家无比暴虐黑暗的工业化过程相比，中国已经创造了较小社会阵痛的奇迹。但是，不能否认，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为社会的转型付出了最大的牺牲。为最广大人民谋幸福，让中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执政党义不容辞的使命。历史将证明：毛泽东所创立、改革开放所继往开来的中国道路是实现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光辉道路，要比西方国家的政党轮替制度要优越得多，因为政党轮替的结果并不取决于良知，而只取决于金钱。尤其是在媒体影响力决定选情的时代，没有金钱的支撑，任何优秀的政治家和政治主张都无法进入公众视野，无论谁想获得充足的竞选资金，都必须要替出钱的人说话，在这种体制下，没有钱的劳苦大众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代言人！因此，可以断言：西方国家推崇的竞选制度并不是人民民主的顶峰！尤其是对人口全球第一的中国来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外国老板的仆从走狗、汉奸内贼也不在少数，如果实行竞选制，来自国外的金钱就会对中国政治发生作用，分裂中国的图谋将通过他们的代理人而肆意妄为，中华民族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那才是民主的覆灭。

    10. 人类历史的前进是不会停止的，人民的真正民主、社会的真正正义、经济的持续良性发展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变成现实，但这个未来的成果不会出自华尔街的老板之手，它只能出自于将科学奉为己任、与既得利益彻底脱钩为社会理想而奋斗的政治集团。中国的执政党在自己的历史上经历过许多次痛苦的觉醒，选择毛泽东就是在万分危急的关头、付出惨痛代价后的觉醒。30多年前，当中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思想文化被禁锢得接近崩溃时，这个党再次觉醒，选择了邓小平，他领导中国奋起直追，用30年的时间书写出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经济奇迹。但这个经济奇迹并不完美，它让少数人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而大多数人并没有获得同等的尊严；让权力和金钱结合在一起形成利益集团，让广大人民失去主人翁的感觉而被边缘化┄┄这都是中国的经济奇迹带来的副产品，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这只是一个投鼠忌器的过程，一个正在接近的驿站，因为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有能力完成新的觉醒！普天之下唯有中国的执政当局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重庆模式已向我们展现出这种探索的光辉未来，毛泽东留下的遗产——为探索新制度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不会从中国绝迹，它永远流淌在全国人民心中，它必将形成汹涌澎湃的浪潮冲毁利益集团的堡垒，中国将在新的觉醒中获得新生！

    100年或200年后，全世界人民所选择的天下大同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是资本寡头玩弄于掌心的政党轮替制，因为这种制度受寡头集团狭隘利益的局限，不可能缔造出科学高效的社会经济体系，尤其是在金融寡头的利益驱动下，传统社会无法顺利转型为创新型社会，使此类国家无论现在多么强大、多么先进都不可能在长周期实力对决的和平竞赛中获胜，力量对比的逆转是不可避免的。而如果它们选择战争，将因为不得人心而输得更惨！

    100年或200年后，大同的人类也许会采用议会的方式来决定公共事务，但那正是中国执政党的导师所追求的结果：当全世界人民完全获得自由、自己当家作主时，政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人民将按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推选自己的代表成为议会成员，并从中选出自己的领袖——这就是人民民主的议会制，这才是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中国执政党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政党，建立没有政党、没有政客的人民议会制，这种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将使西方资本寡头用金钱操纵的议会制度形秽色愧，无地自容。

    历史已经昭示出了它的未来：在一个经济体中，只要决策当局不陷入利益集团，或者敢于逆利益集团的要求而行事，这个经济体才能够寻求更优化的解决方案，而使自身更加健康和强大——这就是柔性变革。这种变革并不服从于特殊的利益主体，而只为理性和科学精神所指引，它追求的是社会的和谐和效率的最大化，而这两者总是相辅相成。这样的柔性变革连续化，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对自己的过去洗心革面的全新经济体就会到来，它不啻是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但这个革命不是以利益冲突的形式来完成，而是以渐进和科学探索的方式来完成。这就是今后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直到进入理想社会的最佳途径。中国将是这种社会进步方式的发现者和实践者，中国将因此而不可战胜！

    （本文作者：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家发展战略部 ）

    2011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