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少将：90后也是中华好儿女 要有尚武精神

资料图：罗援少将。

环球网记者报道：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近日就自己的军旅生涯接受了上海文汇报的采访。罗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的理想信念、世界观、性格爱好和价值取向都跟父亲的教导分不开。罗援还希望年轻人不要忘本，他认为80、90后并非舆论说的是“缺失的一代”，他们的爱国潜质都一样，关键在于怎么教育。

热爱军事的少年在父亲言传身教下走向军旅

文汇报：您的名字罗援是否有特别含义？

罗援：我出生于1950年抗美援朝期间，罗援这个名字由此而来。我们家其他几个孩子的名字也都有时代特征，大哥罗抗，抗日战争；二哥罗挺。挺进中原；老三罗援，抗美援朝；老四罗振，振兴中华，等等。六个孩子都是父亲根据时代取的名，每个字都带提手旁意味着威武不屈。

文汇报：从言论及作品看，您身上的军人情结十分浓厚，这与生长在军人家庭是否关？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具体事例？

罗援：准确地说，我们并不算军人家庭。读书时填家庭出身，有工人、农民、革命军人、革命干部，我父亲当时在党中央、政府机关工作，属于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不一样。当然，他也是老红军“从红小鬼”一路走来，16岁参军，三过雪山草地，1955年所在部队集体转业，改建为中共中央调查部，1983年又与相关单位组成国家安全部。我曾经在他90大寿写过一首祝寿词：“巴山蜀水育英雄，虎穴龙潭见忠诚。于无声处听惊雷， 于无形处建奇功”。算是对他革命经历的一个概括和称颂吧。我的理想信念、世界观、性格爱好甚至价值取向都跟父亲的教导分不开。

长征时期，他和同乡伙伴在老家四川苍溪参加红军， 其中最要好的一个伙伴，因为总是乐观地咧着嘴笑所以外号“张豁嘴”，过草地时饥寒交迫，再也没有力气前行，跟我父亲说：“青长同志，我不行了，你们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吧！”我父亲一直铭记战友的临终嘱托，并以此教育子女。他主张艰苦朴素，衣服几个孩子轮着穿，补丁累累也不觉得寒碜。孩子们都剃秃瓢儿，自己买剃头刀自己理发。暑假时，父亲还让我们到清洁队掏大粪，背着大粪桶走街串巷，跌跌撞撞，没人觉得辛苦，因为父亲教育我们劳动最光荣。他还利用假期把我们送到部队当小兵，当时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的孩子一起摸爬滚打，比如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等。寒假时又把我们送到东北旺大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作为农民的孩子，我父亲没有忘本，也希望子女不要忘本。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父亲对我们既严格又民主。我们家每月都召开一次家庭民主会议，孩子可以对父母提出批评，父母也可以对孩子提出要求。尽管工作很忙，父亲仍用他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父爱。小学每次开家长会，他都骑着自行车亲自去，因此我小学成绩单上都有父亲的亲笔签名。

不应太过区分70后、80后、90后，只要教育方式得当，每个人都是中华好儿女

文汇报：如今您自己也是一位父亲，而且是军人父亲，您觉得，对于孩子的革命教育应该怎样进行？您父亲的方式是否在您这里得到延续？

罗援：我觉得革命传统教育应该是一种基因传承，家风家训、我父亲的方式当然在我们身上有所延续，但现在和当时有些不一样，所以还得根据不同情况稍微调整。我感触比较深的是，文革后禁演十多年的红色经典史诗《长征组歌》 首次在北京展览馆演出，一票难求，我和爱人想方设法买到三张票，带着刚上小学的女儿一起去看。当时感慨万千，热血沸腾，但我女儿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当时我就特别气愤，把她训了一顿，这么感人的歌和场面你怎么能睡觉！ 我爱人劝我说孩子现在学习负担特别重，在她看来，坐在这里不是为了受教育，而是休息。通过这件事我觉得，教育不应是灌输式的，而应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所以我对女儿的教育更多是以身作则，并且在她能接受的场合，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随着年龄增长，孩子有了自己的辨别能力，她积极组织唱红歌、跳红舞，多次在演讲比赛中获奖，现在已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汇报：当前革命传统教育有所缺失，“80后”刚出来时甚至被称为“垮掉的一代”，那么，您如何看待青年人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

罗援：我们的孩子并非舆论说的是“缺失的一代”，关键在于你怎么教育。有一次讲完课，一个大学生问我对90后的看法。我说，我脑子里从来没有80、90 的概念。硬生生将50、60、70、80、90后划分开，造成割裂和代际隔阂，实在有点别有用心。现在80、90后无非生活条件优越一点，但爱国潜质都一样，关键是怎么把它激发出来。当初奥运护圣火等一些大事件，一夜之间，全球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不都是年轻人做的？我有一次去八一中学宣讲周恩来精神，一个多小时讲下来，孩子们都聚精会神，很多人感动地哭了。第二天校长拿着一个孩子的日记给我看，日记写道：“罗援将军今天的一堂课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知道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就是要像周恩来那样做一个自强不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所以，无论是60、70后还是80、90后，其实都是革命的后代，他们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新锐力量。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培养，怎样正面教育和诱导。

文汇报：您曾经对《亮剑》表示赞赏。那么对于当前比较火热的军事题材类影视剧和文学作品，您如何看？这类影视剧对爱国主义教育是否有促进作用？

罗援：我觉得这种题材的影视剧非常有必要，是另一种形式的教育，寓教于乐。在理想信念有所缺失、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的情况下，我们提倡这种民族精神，弘扬这种主旋律具有特殊的意义。像《亮剑》、《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等，都是红色经典。这对社会氛围的构建、民族精神的提升、理想信念的升华都很有帮助。我并非反对流行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和市场，但它不能成为文化主流，成为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它充其量就是消遣解闷的角色，成为文化补充。

我以前也说过，一个民族必须有尚武精神，尚武就是阳刚之气。当下某些影视剧追求庸俗"，娱乐大众，阴柔气和脂粉气太重，这会腐蚀民族精神和奋斗意志，一旦危难当头，将是国家很大的困境，所以不妨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来考虑这种社会现象。

我们必须铭记那些为共和国流血牺牲的英雄

文汇报：2009年您曾建议在建国60周年阅兵盛典中增加老兵方队。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触发的灵感是什么？

罗援：我对部队感情很深，那是生死之交的战友情，所以当我有能力时就应该为他们的利益呼吁#。老兵方队的主要灵感是我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孩子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建国60周年之际不能忘记那些为国流血牺牲的前辈，他们对党和国家绝对忠诚， 比如十大元帅，7个受过重伤，其中最多的是刘伯承，他9次受伤，身上有10块弹片；十个大将也有7个受过重伤，最多的是徐海东，身上有20块弹片。据说受伤最多的将军是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当记者采访时问他身上有多少弹片？ 他说数都数不清，“光看肚皮就有30多块，但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这些弹片都在前面，说明我不是逃兵。”2008年军事科学院建院50周年，设立了一个院史馆，镇馆之宝就是科学院老栋梁、战功赫赫的粟裕大将火化时在头颅中发现的3块弹片。他生前一直头疼，但不知道具体原因，火化才发现这3块弹片。

这些事件震撼了我，这正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民族精神所在，是我党的不朽勋章。英雄应该被铭记！ 当时提案一出，就得到贾庆林主席高度重视，随后便被采纳。浴血奋战老兵方队就这样成立了，当时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一起，在观礼台上看到这些老军人，心里非常激动，我们情不自禁地向他们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人民军队不仅是武装集团，还是文化集团

文汇报：一般印象中，军人可能在文学上有所欠缺，但您的文学修养却和军事素质一样过硬。请问您对文学的热爱来自谁的影响？ 在阅读上有何偏向？

罗援：你这个理解还是有些片面。 其实我们的人民军队不仅是武装集团，也是文化集团。没有文化的军队将是一支愚蠢的军队。毛主席及其他很多共和国将领都是文韬武略，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就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从基层战士到文书，再到参谋、研究员也都必须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

我在这方面其实也受到父亲的影响。他虽然是泥腿子出身，但作为初中生，当时在红军中也算小知识分子啦，在文学上有些造诣#。除此之外，我的小学语文潘老师，中学语文鲍老师都对我影响很大。鲍老师当时经常把我的作文当成范文。我至今和他们保持联系，教师节就去探望，到了军事科学院后，利用业余时间我自学报考了北师大中文系，这段经历也给了我很大帮助。不过我看书较杂，理论功底还不够扎实，闲暇时也会研究一下诗词格律。现在有了网络，我也开始追赶潮流，在网上看电子书比较多。

文汇报：您的作品中其实《满江红》偏多，这是您军人的身份和部队经历使然吗？ 您自己最满意哪首作品？

罗援：文若其人，按婉约派和豪放派来区分，我想我还是属于豪放派吧（笑），这跟本人的性格和经历恐怕有很大关系。当然， 反过来说文学熏陶对人格、价值取向、兴趣爱好确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我来说"，文章主要还是要有一种激情和不吐不快的感觉在推动，它是感情的宣泄。我的词大部分按格律平仄来填，少部分也不太拘泥格律，因为太恪守旧规，容易因文害意，所以我更偏重情感的抒发。

至于作品，不能说最满意，应该说感情最激荡的是08年汶川大地震时，我含泪而做的那首《满江红 国殇》。当时惊闻哀讯，悲痛万分，又看到我们的战士将生死置之度外，全力参与救援工作，有一股激情萦绕在心，不吐不快。于是我在下半阙感慨道：“撼山易，试军否？”它援引自“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我们的军队就有这种不输于岳家军的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气概。

人一辈子必须知恩、感恩、报恩

文汇报：1968年入伍在基层摔打，1978年调入军事科学院工作，从一名普通战士到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您觉得自己的秘诀在哪里？

罗援：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必须知恩、 感恩&、报恩。我的军旅生涯一路上都有贵人相助，伯乐相知。

1968年因为时代原因，我失去当兵资格，能进部队要感谢我父亲的老战友刘忠将军"，他冒着政治风险把我送进云南边防部队。在部队中，从一名基层战士提升为军作训处参谋，又要感谢老军长董占林，他在基层部队视察时将我“捡”了出来。参谋业务的提高则得益于老处长李凡、章士奇、尹维学。1978年从野战部队走向军事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则要感谢张晶将军，他当时是《军事学术》的编辑，曾为我修改推荐论文，是我军事研究的领路人。在军事科学院，老副院长李际均给我教诲最多，令我的军事理论水平再次得到提升。当然，我的老战友何其宗将军、张铁民、蔡四维等也一直在学习和工作上给我很多帮助与指导。人贵有自知之明，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 我这一生非常有幸，得遇诸多恩师益友，所以，我也时时鞭策自己，不能辜负他们的培养和期望。

(责任编辑：郝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