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烧患者的祈求 怎么做::陶成章与陈其美:以暗杀始以被暗杀终

陶成章与陈其美:以暗杀始以被暗杀终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10月09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1911年11月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后所摄。 　　1905年春,陶成章身穿日本和服,摄于日本东京。 　　1916年8月,孙中山特来绍兴陶成章纪念祠“陶社”致祭陶成章,并撰写“气壮山河”“焕卿先生千古”。 　　1911年11月4日上海光复,7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任都督。图为光复后的上海南京路挂满红黄蓝白黑五色旗。 　　1904年,光复会领导人及在日本的部分会员。前排左起:陶成章、陈魏、徐锡麟,后排左起:龚宝铨、陈志军。
　　“这个位子还轮不到你来坐。”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从人群中窜出,对正在演讲立誓的同盟会员、沪军都督陈其美大喊道,并敞开上衣,亮出身上捆着的炸弹,众人惊散,唯有当时还名叫蒋志清(即蒋介石)的怒目圆睁,计上心头。这是最近一部国产大片描述的1911年上海“独立”后推举沪军都督的情形。

　　然而真实的历史——11月6日的这场沪督推举会陶成章并没有参加,在上海起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光复会成员没有任何一人收到邀请。推举会确实有人亮出炸弹,却是支持陈其美的会党人刘福彪,他举着一枚炸弹大喊:“都督非选陈英士(陈其美)不可,倘有不从,请飨吾弹!”

　　电影中接下去的情节大体没错,1912年2月14日,陈其美的“小兄弟”蒋介石派刺客二人在广慈医院将陶成章暗杀。在那个流行暗杀的年代,陈其美用暗杀关键人物的手段铲除了与同盟会地位相伯仲的光复会的领袖。此后,中国同盟会便被国民党的史家们写成辛亥革命首屈一指的领导团体。

　　南都记者　娜迪娅

　　同年同月生的两同乡

　　生于浙江绍兴城东陶堰的陶成章在15岁时迎来人生的第一次转折——1891年,智商过人的陶成章开始在私塾任教。开始研读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著作,尤喜黄宗羲剖析君主制度、提出革新制度的《明夷待访录》。

　　据《陶成章传》描述,受黄思想的影响,青少时陶成章经常谈论种族革命,怒形于色。陶父责问儿子:“你搞那什么革命,是为的啥呢?”陶成章回答:“为的是人人有饭吃。”其父只得无奈地自我安慰:“我儿子要使得人人有饭吃,这个我怎么好去阻拦他呢?”(编者案:这个记载或许不那么准确,据学者查实,将“革命”二字与孙中山联起来,是1897年孙流亡日本后,日本人做的事。)

　　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浇在中国知识精英头上的一盆凉水。素有反满之心的陶成章痛心疾首。他在写给族人陶汉超的信中称:“愚从事军事之心,起自甲午。”

　　1900年与1901年,陶成章曾两次北上欲“谋歼那拉氏于颐和园”,但无从下手。第二次北上时,陶成章走访了族人、前道台陶杏南,但后者闻听此事,极不以为然。随后陶成章南下,去找徐州铜山任知县的另一位族人。这位先生避之唯恐不及,便塞给陶成章一些路费打发他回去。陶成章此时虽身无分文,仍谢绝路费,跣足徒步而去。据陶成章好友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一文记载,陶成章“步行7昼夜,几至饿毙。”即使如此,陶成章在次年仍旧北上寻找机会学习军事。如此反复奔波的韧性贯穿陶成章的一生。

　　终于,在1902年7月,陶成章在上海遇到正任“中国教育会”会长的绍兴同乡蔡元培,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于是,当陶成章提出“学习军事,推翻清政府”抱负时,蔡慷慨解囊,资助陶成章赴日学习军事。1902年9月,陶成章购买了东渡日本游轮最低等票,住煤炭储藏室,和锅炉工交朋友,终于抵达横滨,开始了近两年的留洋生涯。

　　陈其美与陶成章同年同月生(1878年1月),两家相距200公里。陈其美出生在浙江湖州府学前五昌里一户商人家里,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也是在15岁之时。这一年,陈其美的父亲随此前一年去世的母亲西去。依照父亲遗愿,陈其美赴崇德县石门镇(今桐乡县崇福镇)当地最大的典当行开始长达12年的学徒生活。在陶成章意欲北上暗杀慈禧,偶遇蔡元培,赴日留学的时日里,陈其美正在一个典当行里调猫食,为顾客存包取包。这个聪明伶俐的学徒大概当时未想到有一天,他也将东渡日本学军事。

塾师和会计的转变

　　这一时期,维新浪潮席卷浙江,“浙学会”便在这股浪潮中于杭州建立。到了1903年10月,浙学会中的留日学生组织秘密集会,邀请陶成章、魏兰、周树人(即鲁迅)等人加入,并作出回国组织武装起义的决定,还计划成立一个秘密团体,这便是后来成立的光复会。此时,在日本军校学习尚不满两年的陶成章已做好回国的打算。

　　1902年,陈其美的弟弟其采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五年毕业返国,到石门见到哥哥。其采向哥哥讲起在日本的所见所闻,讲起日本的明治维新,讲起日本经济和军力的迅速发展,总结日本的发展是八个字:“变法维新,振兴实业”。这次见面,使陈其美深受震撼。次年春,他辞去典当行的工作,决定赴上海寻找机会。此时,陈其美已经25岁。

　　在一个青年最好的学习时光里,陈其美虽未能像陶成章那样饱读诗书,游历海外,广结同道中人,但这12年也并未虚度。在当铺里,陈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学习察言观色、人情世故,他还学会了会计业务。据说当地人家里婚丧嫁娶,都愿邀陈其美做客。他每日在工作之余,阅读各种出版物,《陈英士年谱初稿》中称当时陈其美“博置群书,日夜攻读”,所以,当陈其美在1903年来到上海时,可以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生存和发展。这一年,他结识了于右任、张静江与蔡元培。这些人,日后都成为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

　　在上海寻得会计一职的陈其美此时专注于两件事——研读商品贸易与参加理科传习所。理科传习所是以蔡元培为会长的中国教育会设立的职工补习学校,除讲授语言、理化等课程外,传习所实际上也是革命文人志士聚会的场所。据蔡元培在《陈英士殉国纪念报告》中回忆:“当癸卯年(1903年),我长爱国女学校,先生(指陈其美)送杨生兆良来校,始相识。”

　　1904年1月,陶成章回到上海,也在专注于两件事——建立组织与联络会党。1905年,北京发生震惊了中外的清政府出国考察五大臣在火车站遭遇暗杀,其中两位被炸弹炸伤,刺客吴樾丧命。吴樾曾写过《暗杀时代》一文,内称:“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取向。19世纪后半叶在俄国兴起的民粹派倡导以暗杀的方式推翻沙皇统治,他们甚至在1881年成功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作为邻国,同样在悠久的专制统治下,再加上中国传统侠客思想的发酵,当时的革命人士很容易接受暗杀这一达到政治目标的方式。国民党在其历史上热衷此道,并非无因。

　　正如吴樾所宣传的,革命即铁血手段是推翻清廷的另一方法。但对于这群只有一腔激情,缺乏金钱、利器的革命志士来说,暗杀是“以小搏大”,以一己之力唤醒中国民众、达成政治夙愿的最简捷的方式。从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汪精卫谍刺摄政王载沣、彭家珍刺杀良弼,到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以及宋教仁的被刺,历史在每一个可能的十字路口发展成了全新的故事。

　　一心革命的陶成章已不是当年盲目北上刺杀慈禧的青年,他深知暗杀与革命都需要精心准备。联络会党是为革命的队伍做准备,成立秘密组织也可以为暗杀做准备。据《陶成章传》一书记载,陶成章为了组织反清力量,秘密运动各阶层,尤其重视争取青红帮的行动。奔走浙江金衢严处各州县,以致双脚起泡,不能下地,还咬紧牙关到处奔走。几年内,陶成章已经笼络了包括白布会、双龙会、龙华会等会党组织参与革命行为。

　　1904年,光复会秘密组建,选举蔡元培为会长,起初入会的包括陶成章、徐锡麟、秋瑾、李燮和、龚宝铨、魏兰等人。其会员主要有爱国学生和会党成员两类。从“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来看,光复会带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与支撑暗杀行动的英雄主义情结。同年底,陶成章与魏兰赴日,成立光复会东京分部。

　　在上海的日子里,陈其美每天也同样浸染在革命志士的豪情与忧患意识中。1905年秋天,陈其美去长沙看望弟弟陈其采,碰巧参加了当地“湖南全省绅商抵制美货禁约会”,在人群中,陈其美对于自己的工作有了新的想法:“商贾争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随即向陈其采表示了想留学日本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愿望,后者欣然同意,并表示愿意支付陈其美在日学习的费用。29岁时,陈其美也踏上了赴日留学的路。

同盟会里的山头和分歧

　　在光复会成立后第二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近百人参加。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庶务。当时的几个革命组织,如兴中会、华兴会及科学补习所等,在同盟会成立后,都停止了活动,其成员分别加入了同盟会。光复会情况有点不同,其有影响的成员如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秋瑾等在同盟会成立时均不在场,是随后陆续加入的,故未进入同盟会领导机构。光复会有些成员,如徐锡麟,则始终未加入同盟会。究其原因,是由于光复会主要在江浙一带发展,如陶成章在《浙案纪略》所说:“盖浙人素多个人性质,少团体性质。其行事也,喜独不喜群,既不问人,亦愿人之不彼问,以故癸卯甲辰以后内部革命势力日增,而外界人迄不知之也。”　

　　陶成章是1907年1月4日加入同盟会的,随即任留日会员中浙江分会长,当时孙中山还在日本,这个任命,孙当是知道的。但是,在陶加入同盟会前,1905年9月,创办了大通学堂,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次年夏天又成立“光复军”。正是这个原因,为1910年2月陶成章、章太炎等人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重组光复会)与同盟会分势,另起炉灶埋下了伏线。

　　陈其美加入同盟会是在1906年冬天,比陶成章加入早不了几天。此时的陈其美还在日本警监学校学习。在此期间,陈其美认识了一位此后和他产生密切关系的人物——蒋介石。两人在日本时常常见面,据记载,“两人相处,如同兄弟。”1908年,在陈其美的介绍下,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

　　与陶成章相同,陈其美也并未完成在日本的所有课程,据陈其美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称:“余所图乃国是,何忍中途弃厥责!”1908年春天,陈其美返回上海,负责同盟会在上海地区的分会。

　　至此,陶成章与陈其美开始在同一个革命团体中,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两人本该成为革命友人。但变化正在渐渐地发生。

　　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促使清政府内部立宪倾向的抬头,袁世凯、端方等人都欲有所作为。清政府上层在这场自己土地上进行的战争中看到了“立宪”与“专制”的活生生的较量。一个如自己一样的历史悠久的君主专制庞然大国就这样输给了一个刚刚改革不久的立宪小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直接推动清政府上层的立宪意愿,也才有了五大臣出国考察、有了中央官制改革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

　　国内的一派政治新气象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知识分子的注意,体制外的以张謇等为代表的立宪派逐渐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梁启超在日本办《新民丛报》。据梁漱溟的说法,他们当时坚信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为中国问题所开的君主立宪的处方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认为梁启超所提倡、鼓吹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选举制度、预算制度、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都是中国未来应该实行的优良制度,中国如果按照梁启超一班人的规划进行改革,就必然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建设一个近代国家。

　　而在海外,一些华侨跟着康有为走,仍然寄希望于君主立宪。孙中山等革命派在海外的募款十分艰难。没有华侨富商出钱支持革命活动。外出考察的五大臣考察了各国的政治制度。赴日本的载泽一行人在日本受到高规格接待,并听取参加日本改革全过程的老一代政治家伊藤博文的详细讲解。这更使几位大臣坚定了“宪政”是当时中国唯一出路的观念,端方、戴鸿慈的上奏报告居然有一部分还是清廷通缉犯梁启超代笔的,说起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以日本为基地,会务大为发展。1906年11月举行《民报》周年庆兴,出席的留学生达万余人,使清廷大吃一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上陈“拔本塞源”四策,第一条便是要日本驱逐孙中山出境。清廷让庆亲王奕劻与日本的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交涉。伊藤收信后,招来与孙中山有关系的内田良平商议办法。当时日本战胜俄国,攫取了南满的殖权益,需要消化,想示好中国,但又考虑到革命党有朝一日可能成功,对之须留有余地。内田建议采用1898年对待康有为的成例,给孙7000日元,礼送出境。日本当局按此办法行事。另外,日商铃木久五郎也给孙1万日元。孙在3月离日前用1000日元举行宴会,交2000日元给《民报》社,剩下的孙带着到南洋作发动起义经费去了。章太炎对此大为不满,一是不该收日本人这点钱；二是不该搞饮宴；三是留给《民报》社的钱太少。随后几个月,《民报》社的日子更加艰难,到了揭不开锅盖的地步。而孙中山在南洋,无法过问东京本部的事务,加上孙发动的黄冈起义和七女湖起义又以失败告终。到1907年夏天,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人攻击孙中山,欲开大会改选黄兴为总理。事为黄兴及刘揆一(代理庶务)所平息,这便是同盟会内部的第一次“倒孙”风潮。

　　1908年,陶成章到南洋参加革命活动。他以浙江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名义布置决行团筹饷,发票正面加盖“浙江同盟分会”印,但背后陶成章声明“老复会由来已久”,内地“更改为难”,已有弃盟复会之意。1909年,陶与李燮和(柱中)在南洋筹饷收效甚微,怀疑是孙中山阻碍所造成。加上此前孙中山将被日本政府封禁的《民报》交汪精卫去续刊,引起章太炎的愤怒。其时,留日学生中弥漫无政府主义思潮,陶成章公开宣称“东京总会名存实亡”,恰好这时(八九月间)陶成章又遇到对孙中山不满的陈威涛,听说了一些关于孙中山的事,遂感到难以与孙中山共事,便在南洋印尼等地演说,扩大光复会的影响力。他的行动引起了孙中山的反感,孙与其亲信胡汉民一起写信阻止陶的活动,甚至称他为保皇党人。双方即无可调和,陶成章与在南洋同样不喜孙中山的李燮和在9月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列举孙中山的“三大罪状,十四件事实”。“孙文罪状”还刊登在保皇派的报纸《南洋总汇新报》上。事情又回到东京,章太炎发布《伪民报检举状》,进一步公开与孙中山的矛盾,形成第二次“倒孙”风潮。此事虽经黄兴等人平息下去了,但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决心与孙中山“分势”,“复兴光复会于东京”。陶章正式另组光复会,是1910年2月之事。

风格迥异的革命党人

　　说到孙陶的分歧,原因多多,即使在军事问题上,陶成章与孙中山亦有不同意见。孙中山自从成立兴中会起,就一直主张在“天高皇帝远”的两广沿海地区发动起义。从广州起义到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前前后后发动的十次起义皆在这一地区。而陶成章则一直坚持要发动“中央革命”的观点,光复会也一直将发展革命的核心放在江浙等内陆地区与长江流域。因此,同盟会与光复会在革命队伍的建立与起义的施行上并不常在一起行动。

　　在“革命地点”这一军事认识上,一直追随孙中山的陈其美倒是与陶成章意见相同。从日本回到上海后,陈其美先后参与创办《大陆日报》、《中国公报》、《民立报》,在担任革命报刊记者期间,以“四捷”著称——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为同盟会在上海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内部充斥着沮丧的情绪,陈其美在此时表示“广东虽失败,内地尚可行。”并在1911年7月31日与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一起创办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以指挥策划长江流域的起义。此后,陈其美开始与会党、学生、商团以及光复会频繁接触,以求壮大革命军力量。在这段时期,陈其美还开始在青帮内活动,并频繁地出入声色场所。同盟会成员张奚若回忆称:“我和他(陈其美)初次是在堂子里见面的。浙江路清和坊的怡情别墅的姑娘是他最喜欢的,第一次彼此见面就躺在姑娘屋子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从日本回上海后,常常和陈英士商量运武器的事,来往比较多。”据此来看,陈其美进出烟花柳巷,也有办理公事的成分在。直到后来当了沪军都督,还有人致书指责陈其美:“日来街谈巷议,咸谓阁下无日不在清和坊等处,非酒即和……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

　　虽然都是为了革命需要,四处奔波,但陶成章的性情与生活同陈其美却大有不同。与陶成章同为光复会员的鲁迅在多年之后仍对奔波于日本、南洋、上海、杭州之间的陶成章念念不忘:“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成章)。”而据曾与陶成章共事过的人回忆,陶成章体格强健,肤色微黑,目光炯炯有神,生活简朴,不修边幅,性格豪爽,讲义气,重信用,颇有水泊梁山的鲁智深辈的气质。陶成章之孙陶永铭也称祖父“生性耿直,待人诚实。”由于二人行事风格迥异,相互有些指责便在所难免,而陶成章耿直的性格则促使他与陈其美开始有了当面的冲突。

　　据陶成章之孙陶永铭回忆,他曾听一位名为李净通的辛亥革命老人说,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的面劝陈戒嫖戒赌,陈其美则认为陶成章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双方埋下怨恨。

　　1911年11月,陈陶两人有了更大的冲突。当时陶成章从南洋归来,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沈宅商讨上海起义一事。当谈及起义经费一事时,陈其美突然提出南洋所募款项都由他一人来支配。陶成章立即表示:“这是华侨的血汗钱,是华侨支援革命的经费,不能做嫖赌之用。”陈其美闻听此言,愤怒异常,掏出手枪欲击陶成章,后被众人劝罢(编者按:据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又闰六月初一日[7月26日]在上海“嵩山路沈宅开会,陈其美出手枪欲击先生。似乎此事非在11月发生)。

其美为何杀成章?

　　虽已正面冲突如此,陶成章对孙中山、陈其美均有不满,但只要同盟会发动的起义,光复会常常鼎力相助。　

　　在同盟会、光复会无数次失败的起义之后,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意外地取得了胜利,这犹如注入革命党人体内的兴奋剂。陈其美开始积极计划在上海发动起义,陶成章全权委托正在上海的李燮和与陈其美配合。1911年11月3日,陈其美与李燮和各领一路武装队伍进攻。而在攻下江南制造局时,由于寡不敌众,陈其美被擒。李燮和于次日临晨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带人攻下江南制造局,救出被绑在一个小屋中的陈其美。当日,上海光复。

　　两天后,上海举行推选沪军都督的推选会,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颇为奇怪的是,在上海起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李燮和并未被邀请,整个光复会都没有任何一人被邀请参加这一推举会。本来呼声很高的李燮和甚至连此前陈其美对他承诺的总司令一职都被刷掉,只落得个沪军都督府11名参谋之一。关于其中的蹊跷,也许陈其美本人在上海起义前的一段话可以作出些解释,陈其美在“密约亲信同志”时说:

　　“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均听命于武昌,而武昌首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编者按:武昌起义由文学社、共进会成员为主力发动,记载明确,不知陈其美此说何据)。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光复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南京、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始无可恨。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诸同志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乎?”

　　陈其美的计划已表达得非常清晰,看似置身事外的陈其美将孙中山与陶成章、章太炎的纷争全都看在眼里,重组后的光复会势力日大。为使“同盟会为永占优势之政党”,陈其美早就开始一步步施力于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党派斗争之中。

　　据陶永铭回忆,其祖母孙晓云(即陶成章的妻子)曾向他透露过一些细节:“当年她(孙晓云)首先加入的是同盟会,后来奉命加入光复会,任务是叫她了解光复会内部情况。陈其美在日本巡警学堂时,时常来祖母住所探听。”陶永铭的叔公陶冶公也曾向他提起,孙晓云是同盟会派到光复会去的,名为沟通两会联系,实则是监视陶成章以及其他领导人,但后来孙晓云见陶成章为人正派,为革命奔波辛劳,由尊敬产生爱慕,最终两人成婚。

暗杀者亦被他人暗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出身清贫,自小酷爱读书的陶成章终身都保持着文人所追崇的品德与清誉,对个人生活要求甚为严格。而在典当行、青红帮渐渐磨练出来的陈其美则不然,相较于行动的手段或坊间的清誉,他似乎更重视自己所追求的结果。

　　陈其美之孙陈泽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起祖父的一件事:因为坚定拥孙,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陈其美一直是袁世凯追杀的目标。但陈非但不惧,反倒对买其性命的巨额赏金发生兴趣。陈曾鼓动身边人向袁世凯密告他的住处,以此获得赏金,陈则借机逃跑。陈将此意告诉亲信蒋介石。蒋问陈,要是做了这样的事,那他将来该如何在同志中做人。陈其美说可以写个证明给他,讲清一切都是陈的主意。蒋介石听后还是摇头,骗取赏金的计划这才被放弃。

　　上海光复后,附近各县、杭州、南京也相继光复,革命之势在长江以南势不可当。在南京一役中,陶成章从南洋归来,亲自参加攻坚战役。当时的《全浙公报》形容陶成章当时“奋勇登阵,无役不从。”

　　此时,由于浙江都督汤寿潜去职,章太炎、陶成章与陈其美被前任浙江都督推荐成为下一任浙江都督人选。章太炎表示满足于“民党地位”而谢绝此职,但立举陶成章。而就浙江当地舆论来说,多年在此地奔波不息的光复会实际领导陶成章呼声最高,是合情合理的。但执拗的陶成章此时心中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北上光复全国。于是,陶也表示不愿担当此任,但却明确表示反对陈其美继任。

　　积怨难消。此时的陶成章与光复会成为陈其美心目中最大的障碍。光复会大张旗鼓的招兵买马筹集款项之举已经威胁到了同盟会的地位,而陶成章数次对于陈其美本人不屑的公开言论也令陈其美憋着一口鸟气。

　　坊间关于陈其美将暗杀陶成章的传言渐起,有人劝陶成章回避,但陶没有理会。

　　但空气恶劣,陈掌控上海一方,不得不防。1912年1月,身体状况欠佳的陶成章住进广慈医院修养,12日,同盟会员蒋介石以革命事宜在光复会机关约访陶成章,两人相谈甚欢。离别时,蒋介石向陶成章索要住址,称愿上门拜访。14日凌晨,陶成章已入睡,有两人撬门而入,被侍卫发现,两人称要与先生商议革命之事,侍卫见是同盟会员,没有起疑,将两人带入陶成章房间。两人呼喊:“陶先生!陶先生!”陶成章惊醒过来,翻过身,来人拔出手枪将之射击,中脑,立毙,卒年34岁。事后,临时大总统孙文闻耗惊诧不置,下令沪军都督陈其美追究缉拿凶手。促凶捉凶,毫无效力。执行者为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旋被原同党追杀；指令者蒋介石则避走东瀛。

　　蒋介石在多年后所撰《中正自述事略》中对自己暗杀陶成章毫无隐讳,并坦言为不连累陈其美而赴日。陶成章被刺杀后,光复会由于失去核心领导人,且光复大业已完成从此瓦解。陈其美短期内达到了其化“同盟会为永占优势之政党”的愿望。

　　巧合的是,4年之后,陈其美同样由于阻碍了袁世凯的政治目标而被其暗杀。事缘反袁筹集经费,陈其美与被袁世凯买通的刺客见面商谈买下一处矿产之事,就在1916年5月18日面谈这天,他在日人山田纯三郎上海寓所被刺,卒年38岁。陈其美以暗杀始而以被暗杀终,于是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故事,去供人作谈资。

　　(感谢陶成章之孙陶永铭先生与北京大学吴劭杰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学术顾问: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吉奎

策划统筹:李召　韩福东

参考书目

　　1、汤志钧编:《陶成章集》

　　2、莫永明等编:《陈英士纪年》

　　3、谢一彪　陶侃著《陶成章传》

　　4、陈梅龙著《陈其美传论》

　　5、马勇著《1911年中国大革命》

　　6、张鸣著《辛亥:摇晃的中国》

　　7、傅国涌著《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

　　8、王建华著《光复会史稿》

　　9、《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　辛亥革命

　　10、《中国近代通史第5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

　　11、陶永铭《辛亥革命与陶成章之死》

　　12、陈鼓应《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事件——民国元年革命功勋陶成章遇刺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