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投资:杜君立：中国9?11（一）

杜君立：中国9?11（一）  

2011-09-30 12:58: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杜君立】

                                                          杜君立：中国9?11

1、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9世纪被称之为“帝国的年代”，20世纪则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意识形态的年代”。在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共产主义集团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土崩瓦解。政治学家福山以“历史的终结”来盖棺时，亨廷顿如同先知一般又提出“文明的冲突”。刚刚进入一个新千年的新世纪，911就如“约”而至，正可谓一语成谶。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战士成功劫持3架美国波音飞机，撞塌世界资本主义象征物——纽约最高摩天大厦世贸中心；这场工业时代的“行为艺术”使3200多商业精英丧生，损失达数万亿美元。此次事件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几乎将其与珍珠港被袭相提并论。以“9?11”为节点，世界历史刚刚迈出意识形态阴影下的冷战，又跨入文明冲突的恐怖主义时代。

911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下楼买啤酒，在小店的电视里看见一架飞机撞入世贸大厦，就随口问老板：“什么电影？”老板面无表情地说：“不是电影。”我赶紧跑回家打开电视，守着凤凰卫视连续看了24小时……

尽管美国四分之一的民众怀疑政府公开的911真相，甚至认为是美军导弹炸毁了世贸大厦，而不是被本·拉登战士劫持的波音飞机，但无疑911揭开了后冷战世界进入恐怖主义时代的序幕，意识形态之争在恐怖主义背景下几乎冰消雪融。恐怖主义使战争进入到一种没有敌人的、不对称的超限战时代。越是强大的对手往往越是脆弱，越是弱小的对手往往越是危险。

恐怖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战争，首先它是一场战争。恐怖战争拉平了弱者与强者的等级，如同癌细胞与人的身体，如同蚂蚁与大象，恐怖成为一种最有力的武器，这种危险胜过武器本身。

911悲剧在当时曾经引发了愚民教育下的中国青年广泛的欢呼，从这种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的世界基础。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半年后，2002年那个不幸的春天，中国接连发生数起严重空难，数百人遇难。中国民间同样是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坐飞机的不是贪官污吏就是为富不仁的暴发户”。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共同信念下的世界国家的话，那么中国则是一个被唯一一个社团用暴力和权力统治的封闭政治体。开放外向的美国更多地面临着来自传统文明和其他不同文明的杯葛和挑战，封闭内向的中国则主要承受着内部的压力和冲击。因为去公民化和去竞争化，再加上信息极度不自由，透明度极低，缺乏普遍信仰与共识的中国社会基本处于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暴力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法律与道德几乎已经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强者以暴力掠夺，弱者以暴力抗争；强者以暴力伤害弱者，弱者以暴力伤害更弱者。一个中国逻辑的“和谐”社会下，已经不再有是非之分，而只有强弱之争。

2、

当人们都在关注震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美国911”之时，或者我们更应当低头反思“中国911”，虽然它没有改变世界，甚至没有改变中国，但它却是中国人不幸的当下，甚至是预示着一种不祥的未来。在人们做出应有的改变和努力之前，这种事件将以不断重复的方式为人们带来更多悲剧，从而成为这个时代标志性的印记。

2004年9月11日，美国人正在纪念911事件3周年。这一天，41岁的杨国柱携带汽油和水果刀，闯入苏州市小剑桥幼儿园。20分钟之内有28名儿童被砍伤烧伤。

因为右腿微瘸家境贫困，杨国柱虽然在苏州辛苦打工，但一直未能成家。2002年，政府催逼约4万元的统筹款提留款，并威胁要拆他家的房子。杨柱国的父母吓得双双自杀。杨国柱随后不间断地上访，但无人过问。在这个陌生而又冷漠的城市，这个本分内向、爱小孩子的老实人只能把怨气积压在心底，直到最后崩溃。可以说杨国柱是郑民生的前传而已。虽然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难以避免崩溃的杀人狂出现，但我们似乎应当避免杨国柱郑民生们的批量生产。

在杨国柱的“911事件”一年之后，2005年9月11日，31岁的河南农民工艾绪强劫持出租车冲进王府井步行街，制造了3死6伤的又一起“中国911”。熊培云曾经写了《艾氏911》，来分析这个中国911悲剧的原因。

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离婚后到北京一建筑工地开铲车为生。来北京打工5年，但经常拿不到工钱。“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绪强在法庭上慷慨激昂。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

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

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诉人：你想致富吗？

艾绪强：（沉默）想。

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

艾绪强：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

公诉人：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

艾绪强：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

公诉人：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

艾绪强：对此我表示遗憾，我要报复的不是他。我就是想把他砸晕，可是他反抗，他咬我，我就用本来想自己自杀用的刀把他扎死了。

在附带民事原告人提出150多万元的赔偿要求时，艾绪强再次向受害人表示歉意：“我确实没有能力赔偿，我希望国家能给他们补偿。”“我只想法官判我死刑，立即执行。”这是艾绪强在法庭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法官问艾绪强有什么遗言，他一句话也没说。

3、

早在马克思巴尔扎克时代，知识分子不断地警告，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模式的原动力来自于攀比和竞争，或者说，就是激活并放大人性中的贪婪与嫉妒，摧毁人类的智慧、平静和幸福。因此，即使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也不能产生普遍的幸福感。这个时代只有两种人，穷人和富人，穷人就是失败的不幸的人，富人就是成功的幸福的人。这种模式的衡量指标是GDP，而不是民众的真实感受。“带血的”GDP越是增加，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挫折感、疏离感和不安全感越是严重，使压抑、焦虑和被抛弃感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疾病。

启蒙时代的先知卢梭在《人类的不平等起源》中指出，财产是人类产生不平等的根源。而在一个没有规则的年代，“不明来源”财产的原罪猜测使这种不平等变成一种割裂和敌视，撕裂着一个上升中的国家。中国911以一个人的恐怖主义来证明我们这个社会是“有罪”的。一个“有罪”的社会，需要它的所有社会成员“买单”，没有谁可以幸免，甚至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无辜的。这一点是与美国911最大的不同。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据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基尼系数衡量着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差距。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人们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从30年前的0.28“发展”到1994年，就翻过了“警戒水位”，达到了0.434，然后以每年0.1%速度递增，如今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越0.55而走向崩溃。即使官方的最保守估计，仍然达到可怕的0.47。

早在200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就指出，中国基尼系数早在2006年就已达到0.49。中国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讳莫如深的特权群体隐性福利的大量存在，中国实际收入差距比0.55要高得多。中国的基尼系数不仅处于中国有史以来的历史最高点，而且也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目前这种阶层之间的分崩离析仍在继续加速，基尼系数仍在上升，这是中国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中国贫富差距的持续加大，社会阶层固化的严峻现实使穷会成为穷的原因，使富会成为富。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窒息的“生殖器决定一切”的社会。无论穷人或者富人，都已经失去了奋斗的意义。如同一滩绝望的死水，社会竞争依靠的是一个人的权力，而不是他的聪明才智，这足以令大多数穷人彻底放弃对未来的任何幻想，因为他早已彻底丧失了一切机会。面对不可撼动的权力，唯一仅存的显示自己存在的只有微不足道的暴力。令人忧虑的是未来一代青年，他们本来是中国的未来，但在这个金钱暴力所制造的物欲时代，全球性经济危机、弱肉强食的贫富差距、冷酷的拜金主义、“身份世袭”的社会结构板结化等等，使无数“80后”、“90后”不仅面临着生存危机，也面临前精神危机。道德、善良、勤奋、才华等美好的东西在功利扭曲的现实面前脆弱不堪。当崇尚权术的《厚黑学》和暴力至上的《狼图腾》流行于中国大学校园时，足以提醒人们，普遍的失落感和挫败感所造成的迷茫和迷失，正在揭幕一个灰暗时代的悲剧。

长久以来，中国就以“苦力”闻名世界，即使今天依然如此。每小时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大概是30美金，第二名美国，大概是22美金。泰国接近2美金，中国才0.8美金一小时，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虽然中国工资水平在全世界垫底，但中国工作时间却是排第一名的，每年高达2200个小时，美国只有1610小时，荷兰最低只有1389小时，日本稍高是1758小时，巴西、阿根廷分别是1841小时和1903小时。

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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