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言危行的张咏

 来源: 《文史天地》2009年第5期 李德生  执法者应该守法吗？答曰：“如己见解高于法，则舍法而用己。”取下犯人脖子上的枷锁难吗？对曰：否，以剑断头即可!如此惊世骇俗的言行出自北宋一位名臣——张咏。
　　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这里的“危”字作“正”解，意思是说君子身处政治清明的时代，言行都应该合乎正道；如身处乱世，行事仍应守好正道，言语之间则宜谦逊，以免开罪小人而招致祸害。然君子正言正行，世俗不免目之为厉，视之为高，君子不以高与厉为立言制行之准则。观北宋名臣张咏一生事迹，庶几无愧“危言危行”四字。

少有奇节

　　 张咏（公元946-1015年）字复之，濮州鄄城（今属山东）人。他自号乖崖，取意“乖”则违众，“崖”不利物，这个自号充分显示出他不同流俗的个性。少年时代的张咏颇有侠义之风，读书之外还学习击剑，为人慷慨好大言，行事往往出人意表。孔子称赞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张咏更进一步，做到了“虽贫贱客游，未尝下人”。
  张咏没有中举前，曾经四处游历。一次，张咏客居长安，夜晚听到隔壁有人号哭，他好奇之下便叩门问询原因。原来哭的是父女二人，父亲为官不谨私自挪用公款，事情被手下一名仆人知道了，从此一直受到要挟，最后那仆人甚至逼迫官员把女儿嫁给他做老婆。张咏知道事情缘由，第二天便故意来拜访这个官员，请官员借一个仆人陪他外出探亲，在官员和张咏的双簧下，那仆人无可奈何，只好随张咏而去。张咏带那个恶仆走到一处山崖边上，停下来一一数落他的罪状，“斩之而还”。回来后，张咏对那官员说：你虽有过错，但付出的代价也算够了，以后做人行事都要小心谨慎点！
　　除了四处游历增长见闻，张咏读书也非常认真。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张咏所在的郡里要向朝廷荐举进士，当时官方民间一致认为他应该是第一人选。然而，张咏知道自己郡中还有一个多年没有中举的读书人张覃，于是他主动放弃自己唾手可得的机会，和另外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寇准联名上书郡守，请求把张覃作为郡里推荐的第一人选。郡里的人都佩服张咏的襟怀气度，就在当年，张咏自己考中了进士。

为官有声

　　张咏最早做的官是鄂州崇阳知县。当时茶叶的利润很高，崇阳县的百姓都以种植茶叶为主要经济来源。张咏到任以后，对百姓说：“茶叶利润好，朝廷正打算实施官营，不如早些放弃。”于是命百姓改种桑树，百姓都深以为苦。后来官方实施茶叶专营，其他县的百姓都失业，而崇阳县的桑树已长成材，养蚕织绢，每年产量达百万匹。崇阳人民想念张咏的恩惠，为他立庙祭祀。有一次一名官员自府库中出来，张咏见他鬓发下夹带一枚钱币，便上前盘问，结果那官员承认钱币是从府库里偷偷拿出来的。张咏命人鞭打这名官员，官员生气地说：一枚钱币有什么了不起，竟然要鞭打我！谅你也只敢打我，总不能杀我吧？张咏提笔判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写完亲自提剑斩下了那名官员的脑袋，然后再到府衙自我弹劾。这件事被当地百姓传为佳话。
　　由于张咏确有才能，加上名相李沆、寇准等人的推荐，张咏的仕途一帆风顺，职位不断提升，然而不管在什么职位，张咏都是游刃有余。后来连宋太宗都知道了张咏的名声，把他调到朝廷中枢任职。这期间，边境一个下级军官犯了法，他的上司边关守将张永德把他打死了。太宗下诏叫张咏和同僚讨论该如何处罚这个守将。张咏封还皇帝的诏书，回奏说：将帅没有威严就不能带好兵。皇上委托张永德守护边关的重任，如果仅仅因为他杀了一个下级军官就要处分他，我担心会因此而损害边关守将的威严，恐怕以后还会发生下级军士轻视上级之类的事情。宋太宗不听张咏的意见。不久以后，边关果然有军士诉胁上级军官，宋太宗这才佩服张咏的远见卓识。  　张咏在中枢任职时间不长，其一生主要宦迹都在地方州郡任上，尤以两次出知益州（今四川成都）最为著名。宋真宗曾说：“咏在蜀，吾无西顾之忧。”对张咏的政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张咏为治以严猛著称，吏民都敬畏其威严，然而他并不贪功好杀，也从不以暴政害民，相反，他做官能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一切以便民为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面均显示了过人的才智，宦迹所至之处，都留下了百姓称道的美名。
　　张咏第一次出知益州时，四川正经历了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张咏随官军一起入川，当时统兵将官上官正与领军主帅太监王朝恩有隙，故意放慢行军速度。张咏亲自劳军，并激励上官正说：国家养兵千日，当此为国效力之时，你们正应该奋力报效。如果旷师野外，时间一长，军队失去斗志，朝廷追究起来，恐怕你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了。上官正这才挥军前进。攻下成都以后，王朝恩手下的一名士兵夜晚用绳索溜出城企图逃走，被张咏的手下抓到了。张咏考虑到四川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不好得罪王朝恩，如果事情张扬开来，王朝恩一定会认为自己扫了他的面子，如果不加以处罚，又恐怕动摇军心。思量之下，张咏派人偷偷把那个逃兵推落一口枯井，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由于当时战火连连，所以人心极不稳定。有一次张咏前去检阅军队，他一出现，军队就大声鼓噪，再三呼叫万岁，张咏见状立即下马面向东北高呼三声“皇上万岁”，再上马继续校阅。军士们见此举动，颇敢疑惑，焦躁的情绪暂时舒缓开来，于是不再喧哗。可以想见，如果张咏处置不当，比如以军士不守纪律而加以责罚的话，很可能立刻就会酿成兵变。在此电光火石之间，张咏的机变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李顺起义时，不少农民都参与进去，等李顺兵败，许多参加过义军的农民害怕官府捉拿，于是四处流窜，成为治安的严重威胁。张咏并不以多杀戮为功，他上任以后，马上发布告示，宣称只要放下武器回归田里的，朝廷一律不予追究。并且说：李顺胁民为贼，今天我化贼为民，不也是很恰当的吗？这样一来，境内很快就安定下来了。当时有传言说怪鸟白头翁抓吃小孩，吓得大家人心惶惶，不到傍晚路上就行人绝迹。张咏命部属到市场上去查访，发现谈论这件事最起劲的，就立刻查证逮捕。第二天抓到一个人，张咏命令立刻公开处死，当天就谣言止息了。后来张咏说：谣言一起，妖气就乘机而作。妖怪有形，谣言有声，阻止谣言的技巧，在于当下果断的处理，而不是作法去邪。
　　张咏御下极严，同时却能够体贴下情。刚到益州时，有一个小官吏冒犯了他，张咏命人用枷锁铐住那小吏的脖子，小吏谩骂他说：你现在铐我容易，到时再想脱下我的枷锁可就难了。张咏见这个小吏如此狂悖，走下堂来说到：我看不出脱下有什么难处！当即提剑砍下小吏的脑袋，其他官员都吓得战抖不已。还有一次，张咏巡视公务回来，发现手下的一个小差役睡着了。于是问他：你家发生什么事吗？差役回答说：我妈妈已经病了很久，可是我哥哥外出作客还没有回来。张咏派人去察访，知道差役说的确是实情。第二天，张咏便派了一名总管事务的人去帮助这个差役，并说：在我的公厅里哪有敢睡觉的人呢？这一定是内心极为忧伤烦闷，才会如此，所以我怜悯他。由于张咏严而不厉，所以他的手下对他虽然敬畏，但还是愿意为他效力。
　　张咏执法虽严，但始终不忘教化百姓。有名贼人在误杀耕牛后畏罪逃逸，张咏答允贼人若出面自首就不再追究，但贼人却一直不肯投案。张咏命人拘留贼人的母亲十天，贼人还是不肯出来自首。张咏下令释放贼人的母亲，又再拘留他妻子，这次仅只一夜，贼人就出面投案。张咏判道：拘留母亲十天不及妻子被关一夜，为什么母亲养育之恩如此淡薄、而夫妻结发之情却如此浓厚呢？于是下令在市集处斩杀了这个贼人。其他犯法的人听说这件事，纷纷出面自首。张咏也实践诺言，命他们各自返乡为良民。当时四川读书人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学成以后大多不肯出来做官为朝廷效力。张咏亲自考察当地三个最著名读书人的学识品行，极力鼓励他们去参加科举，这三人后来都考取功名出来做官，当地的士风为之一变。四川货币以铁钱为主（其他地区为铜钱），质量重、价值低，因此不便于商品贸易，张咏经过考察，提出了质剂之法，由成都十六家富户以资产担保发行了“交子”，一张交子代替铁钱一千枚，交子可以直接在市面上流通，每三年把交子以旧换新。这应该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了，抛开首创的意义不说，这种时刻为百姓便利着想的心态实在是万世为官者的榜样。后来朝廷叫四川、陕西等地以铁钱换铜钱，十枚铁钱换一枚铜钱。张咏指出，各地钱币兑换比率事实上并不一样，希望朝廷因地制宜，按照各地的实际比率兑换铜钱，不要损害百姓的利益。  　史书记载张咏对于来自民间的诉讼，一眼就能看出是非曲直，所做出的判决能够使大家都心悦诚服。好事者甚至把张咏的判词汇集出版，雕刻发行。而张咏本人认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些全在于时刻不忘体察民情。他曾说：“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党询之，则无不审矣。”宋真宗二年，张咏以工部侍郎身份出知杭州。当年杭州收成不好，许多老百姓没有饭吃，为了活命，被迫去贩卖私盐，地方官府抓了几百个因为贩盐而犯法的人，张咏到任以后，对这些人一一宽大处理，小作惩处就全部放了。他手下官员对他说：大人你这样一味宽大，恐怕将来这种事情会制止不了啊。张咏回答：现在杭州的老百姓十之八九都不能吃饱饭，全靠贩卖私盐来维持生计，一旦断了他们的活路，这些人很可能会聚集为盗，那样对国家的危害就会更大，等到将来有了收成，老百姓可以依靠正当职业谋生了，官府还是要严厉禁止这些违法行为的。还有一次，有个少年和他姐夫为继承家业的事情告到张咏那里，其姐夫拿出岳父的遗嘱给张咏看，上面清楚地写着家产的十分之七给女儿女婿，十分之三留给儿子。张咏一看遗嘱，知道老者死时其儿子只有三岁，当下十分感慨地对这家女婿说：你岳父是个聪明人啊，因为他儿子年幼要依靠你抚养，所以才故意立下这种遗嘱，如果不是这样，他儿子的性命都可能被你残害了。当即判定把老者留下的财产重新分配，十分之七给儿子，十分之三给女婿。所有人都叹服张咏的明断。

 

危言危行

　　张咏才识出众，仕途也还算顺达，工部、兵部、礼部官员都做过，担任过许多地方州郡最高长官，甚至出任过十州安抚使，然而最终却没有能够担任宰相的高位，这与他的个性不无关系。史书称其“骨鲠蹇谔”，换言之就是直话直说。张咏离开成都以后，继任者任中正向他讨教处理政事的方法。张咏说：如果你自己的见解比法律高明，就可以舍弃法律用自己的见解，但千万不能一切都完全顺着自己的见解行事。任中正谨记张咏这些话，果然因为政绩优良而被人称道。
　　张咏性子急躁、嫉恶如仇，看见别人的不对、不足之处总是毫不留情地指出。在他担任御史中丞的时候，有次朝廷举行宴会，当时丞相手下的一位高级官吏因为喝醉酒而失礼，张咏马上弹劾他。后来丁谓、王钦若（均为著名奸相）用事，张咏认为这二人挑唆皇帝奢侈享受之心，耗费国家财产，增加了人民负担，曾经三次上书弹劾，请皇帝诛杀这二人，结果是自己被迫离开京城出知陈州。
　　与寇准的交往最能体现张咏直言无忌的性格。张、寇二人早年熟稔，相知很深，双方互相推许才能，颇有惺惺相惜之意。张咏未有功名前，就曾和寇准联名推让保举别人。寇准仕途发迹较早，升迁以后时刻不忘推荐张咏。寇准拜相以后，张咏对自己手下官员说：寇准是天下奇才，就是学问上有点欠缺。后来张咏与寇准相会，寇准非常客气地招待他，临别时问道：张公对我有什么教诲吗？张咏回答他：《汉书·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当时不明白他的意思，后来读到“不学无术”四个字，这才笑道：原来张公认为我是不学无术呢。以寇、张二人的交情，张咏还是这样不留情面，对其他人如何更是不难想见了。以寇准之量，当然不会因此而记恨，但其他人如何想就很难说了。
　　张咏年七十而卒，死后被追赠左仆射，谥忠定，有文集十卷传世。观张咏一生事迹，摧强横，扶弱小，体民情，恤民艰，其言行在常人眼里虽难免奇兀，然始终不离君子正道。张咏生前曾说：“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这话可谓张公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