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高英淑怕金正恩:文革十年：在只有“王法”的年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6 00:41:07
文革十年：在只有“王法”的年代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定论。然而，“史无前例的浩劫”才是人们描述文化大革命的经常性词语，是中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定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能凭直感得出这一结论，同意这一结论。文化大革命是浩劫自不待言；那么为什么它是史无前例的呢？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仔细的辨析；而文革产生的条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深入的剖析。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哀。当此之时，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正面临着困顿与迷茫，一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痛，居然对文革抱有同情与思念之情，这种潜在的危险不能不引起警惕，更有必要对文革进行深入的反省。
如果我们将文革十年放到中国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应该问，它的独特性在哪里呢？我以为它的独特性，它的史无前例在于它是一个只有“王法”的年代。
在规范人们行为的强制性力量方面，我们有“家法”、“王法”、和“民法”。“家法”就是一个家族或家庭制定的家规，“王法”就是君王制定的条律，“民法”就是民众通过协商制订的法律。还有二个说法叫“国法”和“党法”，国法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国法可能是“王法”也可能是“民法”。在专制独裁国家，“国法”就是“王法”，在民主共和国家，“国法”就是“民法”。“党法”就是一党专政下制定的条法，当一个国家被一党专政时，党的意志就是国家机器的意志，“党法”就是“国法”，“国法”就是“党法”。当一个党被个人独裁时，“党法”也成了“王法”。
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个体受“家法”和“王法”的管制与驱使，分别对应“孝”与“忠”的价值观念。“家法”虽然低于“王法”，但还是有独立的运作空间。辛亥革命废弃了帝制实现共和体制，从而在名义上废弃了“王法”而代之以“民法”。但实际上多半还是“王法”。而在新文化与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开始从家族或家庭的管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始废弃“家法”。但宗法家族结构解体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历经北洋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土地改革后才最终完成。“家法”也在这时才完全消失。
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实际上就处于“党法”和“民法”的管辖之下，当然“民法”非常微弱，几近于无。而在文革十年，由于对毛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使得他可以凌驾于党之上，“党法”遂成为“王法”，“民法”也荡然无存，连公检法形式上的区分都不要了，还有什么“民法”呢？连毛自己都得意地情不自禁地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肆无忌惮昭然明见。
那么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中国又重新处于“党法”和“民法”的管辖之下，而且“民法”越来越多，不管“民法”的制订是否真的是民众制订的或者是否真正的代表了民意，增多是一个事实。“党法”对“民法”的侵犯，以“党法”直接代替“民法”比以前少了，党意对民意的干预更多地是透过“民法”来实现的，而不是直接通过“党法”来达到的。这与文革十年和文革前都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首先在于它是一个只有“王法”的年代。它体现在“毛主席语录”至高无上，不可置疑，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其次，大规模卷入、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也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文革产生的起因和其之所以能够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呢？起因很明显就是争夺权力，不用多说。那么它能够发生和得逞的条件是什么呢？我敢说，在传统社会中不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想象一下，传统社会的民众会响应皇帝的号召而把读书人、县官州官揪起来痛打一顿吗？抄他们的家吗？而且这些人很可能是他们的亲友和乡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且不说交通通讯方面的限制，就在思想意识上，传统社会中的民众不会像文革中的民众那样地盲从，他们有独立的批判能力。
这就要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个体尚受到“家法”的管制，不只是受到“王法”的管制。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价值的解释权不在君王手里，而在知识分子读书人手里。传统社会中的民众认同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非常稳定的儒家思想价值，那就是“忠”与“孝”，认同读书人对儒家思想的解释与维护。民众对皇帝的行为有自己批判能力，知道什么样的皇帝是仁君，什么样的皇帝是暴君，并能和知识分子保持一致和相互响应。这就构成了对君权或强或弱的软约束。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价值的解释权早已被消解和被剥夺，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提出是中国知识分子社会价值解释权丧失的标志。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有无接触，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与民众呈现出了对立，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总的说来，知识分子采取了向西方学习的态度，而民众则采取拒绝的态度。其次，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生活范围与生活方式也呈现出较大差异。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对立与分离，失去了对民众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得中国共产党拥有了对社会价值的解释权，从而使得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同一化。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同一化，这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这样，民众的认知由于被政治权力任意操纵，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失去了批判能力，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
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上，当代中国社会也比传统社会要严密和深入得多。在现代通讯交通条件下，通过政党组织形式将政治权力深入到乡村与家庭，组织控制动员能力无比强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社会所不具备的因素。
总结一下，“王权”独步天下，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的同一化（同时知识分子社会价值解释权的消解和民众失去批判能力），高度控制下的社会，这三者就是文化大革命得以产生的条件。其中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的同一化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确实文化大革命正是毛主要利用其思想权威，利于民众和党内对其的个人崇拜而发动和推动的。
附带说一下，关于文化大革命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现在人们认识不清，有说是反传统文化，有说是延续了传统文化。其实，只要明白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既与传统文化有断裂又有继承就一目了然了。那当然就是文化大革命既是反一些传统文化的又是继承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反的是“孝”，继承和强化的则是“忠”。文化大革命和五四一脉相承，都是要求个体弱化与家庭的联系，强化与君权的联系。但五四要求个体从“父权”中解放出来获得个人独立性是正确的，它没有要求个体从“君权”中解放出来则是重大的错误。而文革要求个体脱离与家庭的联系，贬低和践踏家庭价值无庸置疑是反人性的。
所以，我们要彻底防止文革的再度发生，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低的要求，就必须防止“王法”再次成为“党法”，成为“国法”，失去“民法”；同时要提高民众的批判和辨别能力，孜孜努力使得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相分离，搭建知识分子与民众相沟通的渠道；并逐步实现高度的地方自治。归根结底，我们要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如此，文革就永远不会再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定论。然而，“史无前例的浩劫”才是人们描述文化大革命的经常性词语，是中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定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能凭直感得出这一结论，同意这一结论。文化大革命是浩劫自不待言；那么为什么它是史无前例的呢？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仔细的辨析；而文革产生的条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深入的剖析。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哀。当此之时，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正面临着困顿与迷茫，一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痛，居然对文革抱有同情与思念之情，这种潜在的危险不能不引起警惕，更有必要对文革进行深入的反省。
如果我们将文革十年放到中国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应该问，它的独特性在哪里呢？我以为它的独特性，它的史无前例在于它是一个只有“王法”的年代。
在规范人们行为的强制性力量方面，我们有“家法”、“王法”、和“民法”。“家法”就是一个家族或家庭制定的家规，“王法”就是君王制定的条律，“民法”就是民众通过协商制订的法律。还有二个说法叫“国法”和“党法”，国法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国法可能是“王法”也可能是“民法”。在专制独裁国家，“国法”就是“王法”，在民主共和国家，“国法”就是“民法”。“党法”就是一党专政下制定的条法，当一个国家被一党专政时，党的意志就是国家机器的意志，“党法”就是“国法”，“国法”就是“党法”。当一个党被个人独裁时，“党法”也成了“王法”。
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个体受“家法”和“王法”的管制与驱使，分别对应“孝”与“忠”的价值观念。“家法”虽然低于“王法”，但还是有独立的运作空间。辛亥革命废弃了帝制实现共和体制，从而在名义上废弃了“王法”而代之以“民法”。但实际上多半还是“王法”。而在新文化与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开始从家族或家庭的管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始废弃“家法”。但宗法家族结构解体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历经北洋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土地改革后才最终完成。“家法”也在这时才完全消失。
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实际上就处于“党法”和“民法”的管辖之下，当然“民法”非常微弱，几近于无。而在文革十年，由于对毛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使得他可以凌驾于党之上，“党法”遂成为“王法”，“民法”也荡然无存，连公检法形式上的区分都不要了，还有什么“民法”呢？连毛自己都得意地情不自禁地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肆无忌惮昭然明见。
那么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中国又重新处于“党法”和“民法”的管辖之下，而且“民法”越来越多，不管“民法”的制订是否真的是民众制订的或者是否真正的代表了民意，增多是一个事实。“党法”对“民法”的侵犯，以“党法”直接代替“民法”比以前少了，党意对民意的干预更多地是透过“民法”来实现的，而不是直接通过“党法”来达到的。这与文革十年和文革前都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首先在于它是一个只有“王法”的年代。它体现在“毛主席语录”至高无上，不可置疑，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其次，大规模卷入、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也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文革产生的起因和其之所以能够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呢？起因很明显就是争夺权力，不用多说。那么它能够发生和得逞的条件是什么呢？我敢说，在传统社会中不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想象一下，传统社会的民众会响应皇帝的号召而把读书人、县官州官揪起来痛打一顿吗？抄他们的家吗？而且这些人很可能是他们的亲友和乡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且不说交通通讯方面的限制，就在思想意识上，传统社会中的民众不会像文革中的民众那样地盲从，他们有独立的批判能力。
这就要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个体尚受到“家法”的管制，不只是受到“王法”的管制。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价值的解释权不在君王手里，而在知识分子读书人手里。传统社会中的民众认同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非常稳定的儒家思想价值，那就是“忠”与“孝”，认同读书人对儒家思想的解释与维护。民众对皇帝的行为有自己批判能力，知道什么样的皇帝是仁君，什么样的皇帝是暴君，并能和知识分子保持一致和相互响应。这就构成了对君权或强或弱的软约束。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价值的解释权早已被消解和被剥夺，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提出是中国知识分子社会价值解释权丧失的标志。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有无接触，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与民众呈现出了对立，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总的说来，知识分子采取了向西方学习的态度，而民众则采取拒绝的态度。其次，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生活范围与生活方式也呈现出较大差异。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对立与分离，失去了对民众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得中国共产党拥有了对社会价值的解释权，从而使得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同一化。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同一化，这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这样，民众的认知由于被政治权力任意操纵，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失去了批判能力，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
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上，当代中国社会也比传统社会要严密和深入得多。在现代通讯交通条件下，通过政党组织形式将政治权力深入到乡村与家庭，组织控制动员能力无比强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社会所不具备的因素。
总结一下，“王权”独步天下，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的同一化（同时知识分子社会价值解释权的消解和民众失去批判能力），高度控制下的社会，这三者就是文化大革命得以产生的条件。其中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的同一化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确实文化大革命正是毛主要利用其思想权威，利于民众和党内对其的个人崇拜而发动和推动的。
附带说一下，关于文化大革命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现在人们认识不清，有说是反传统文化，有说是延续了传统文化。其实，只要明白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既与传统文化有断裂又有继承就一目了然了。那当然就是文化大革命既是反一些传统文化的又是继承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反的是“孝”，继承和强化的则是“忠”。文化大革命和五四一脉相承，都是要求个体弱化与家庭的联系，强化与君权的联系。但五四要求个体从“父权”中解放出来获得个人独立性是正确的，它没有要求个体从“君权”中解放出来则是重大的错误。而文革要求个体脱离与家庭的联系，贬低和践踏家庭价值无庸置疑是反人性的。
所以，我们要彻底防止文革的再度发生，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低的要求，就必须防止“王法”再次成为“党法”，成为“国法”，失去“民法”；同时要提高民众的批判和辨别能力，孜孜努力使得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相分离，搭建知识分子与民众相沟通的渠道；并逐步实现高度的地方自治。归根结底，我们要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如此，文革就永远不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