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高韧性进口弹簧钢:安东尼奥尼拍《中国》 1972年的真实影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4 22:12:56
安东尼奥尼拍《中国》 1972年的真实影像
安东尼奥尼拍《中国》 1972年的真实影像
文革时期的中国电影留给人们的记忆有很多空白，除几部样板戏和革命电影外，几乎就是真空。1972年，享誉世界的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lo Antonioni）曾受中国政府之邀，拍摄了一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纪录下许多当时中国的真实影像。安东尼奥尼所说：“其实这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
这部电影拍摄前后的风波，是真正意义上文化的碰撞，是当时极左思潮和西方现代思想观念的冲突。
一个行者受邀赴华拍片
在中意重新建交后的1971年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
1972年，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到了中国，他自称是“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想要拍一部不带任何教育意义的纪录片。在去北京前几个月，他在寄往北京的拍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于是，他的摄影机犹如他的眼睛一样真实地记录下中国。
安东尼奥尼虽然是政府请来的客人，但是和那个时代所有到中国的外国人一样，他的行动仍然受着极大的限制：关于他可以经过和不可以经过的路线。他们一行人曾经在房间里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他唯一可以选择的方案是“妥协”，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
安排好了给他拍
中国观众一眼便可以看出什么是安排给外国人看的内容：那些学校、工厂、幼儿园、包括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纺织厂的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
当然，摄影机这个东西有它神奇的一面，镜头有自己的逻辑和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于是影片中不时出现这样的“裂缝”：一些未经安排的东西，它们自己从某个角度不经意地冒了出来。
在河南林县的某天，安东尼奥尼他们发现一群人行动举止异常，于是他们举起机器跟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带着自产的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在那里做起了买卖，这在当时几乎是违法的。这个小小的市场有点紊乱，货物参差不齐，人们脸上流露着明显的不安，这些与另一组镜头中（当然是安排好的）北京某大商场的琳琅满目、肉类和各种时鲜蔬菜堆成小山的盛况，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突如其来的大批判
由纪录片而引起外交事件的例子在纪录电影史上并不鲜见，这部被贝尔托鲁齐认为是“真正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纪录片《中国》，使得安东尼奥尼在当时的中国遭到未曾预料的批判。然而对于一部电影发起如此持久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批判运动的情况，却只有在当时的中国才能看到。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至此，对于安东尼奥尼的批判就如暴风骤雨般而来，批判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仅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作者来自“全国各条战线”；上面提到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这本书的开篇。
对于中国人民在“文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不屑一顾，而是偏重于捕捉日常生活场景，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人批判安东尼奥尼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系列批判文章中就提到“安东尼奥尼要拍什么‘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孩子的出生’、‘人的死亡’等等的计划”，“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等等诸如此类。
安东尼奥尼被指责“背叛了中国”
1964年安东尼奥尼曾凭借《红色沙漠》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举斩获“金狮奖”，那年他52岁。然而时隔10年，在1974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安东尼奥尼却在获得荣誉的地方遭遇了痛苦。作为威尼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安排在威尼斯最好的凤凰剧院上映，但消息传出后，由于各方的压力，最后更换了另外一家影院。影片放映之前，正要进影院时安东尼奥尼被突如其来的一大群观众包围了，这些人是亲华的意大利左派激进分子，面对这些人的抗议和指责，安东尼奥尼有口难辩，他不仅不被中国人接受，而且在自己的国家也受到攻击，并被指责“背叛了中国”。
相关链接：
安东尼奥尼谈《中国》
●在22天中拍上3万米胶片就能接近那庞大的民众，这算不算臆想？我相信这是臆想，如果一个导演说“这就是中国，这就是新的（或反之）人，这就是他在世界革命（或反之）中的角色“，但我在去中国之前并不知道这一点。
●我没有坚持去寻找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是把自己交付给了能看到的现实，我觉得是做对了。此外，把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他们的风景——作为影片的主角，是我到达中国后马上就作出的选择。
文献：《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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