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才导演昆汀电影:琮形瓶初论（欧阳希君）

琮形瓶初论（欧阳希君）

原文2009年分2期发表于《东方收藏》杂志，收入《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续集》

拜读高阿申《汝窑即汴京官窑论悖于事实——同李辉柄先生商榷》（《收藏家》2004年3、4期）和《<中国陶瓷全集>上的一个低级错误——兼答<立论要讲逻辑>》（《收藏快报》2005年3月23日，以下均简称“高文”）两篇文章，获益匪浅。其认为汝窑与汴京官窑不可等同，李辉柄提出“‘北宋官窑不存在，汝窑即北宋官窑’立论”是错误的。

笔者以为高氏是抬举李辉柄了，该观点于上世纪30年代由英国人戴维德氏提出，该看法早年即被部分人士所接受（蔡和璧：《宋官窑特展说明》，《宋官窑特展》15页，台湾故宫博物院，1989年。）。愚也认为汝窑与北宋官窑为不同的两窑，但并不能确定北宋官窑是否在开封，或许在汝州所辖区域，或许就在宝丰汝窑遗址之上。首先，较早的文献史料中只有北宋“官窑”，而无所谓“汴京官窑”。南宋人叶寘《垣斋笔衡》虽有：“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之说，但未指明在汴京。“汴京官窑”是后人根据“京师自置窑烧造”而将京师认为是汴京之意。《中国陶瓷史》（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90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亦作如此解曰：“南宋人写的《负暄杂录》早已明确提到有汴京官窑。”文献对于我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与意义是举世公认的，然一旦触及到具体问题时，文献的引用和理解又往往成为考古问题争议之焦点。正如“京师自置窑烧造”的“京师”二字，各家理解也不尽相同，京师可理解为“京都”，亦可解释为“朝廷”等。《魏书》、《北史》两书的“大月氏传”均载：“大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于山中，即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魏书》卷120、《北史》卷97“大月氏传”）这里的“京师”即为朝廷。李刚（李刚：《宋代官窑新探》（上），《典藏·古美术》2006年6期73页。）也指出：“京师自置窑烧造”句中的“京师”是主语，即指代朝廷。以字面看，并没有指出烧造地点。因而人们误将“京师”理解为烧造地点。“京师”在古代汉语中指代朝廷的例子有《晋书》：“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感到震恐的“京师”绝不是地名国都的代名词，是朝廷。《东轩笔录》载：北宋时，“京师置杂物务，买内所须之物。而东门复有字号，径下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铺供物之后，往往经岁不给其直，至于积钱至千万者。或云其直寻给，而勾当内门内臣故为稽滞，京师甚苦之。”在此，前一“京师”指代朝廷，而后面的“京师”则指代京城内被拖欠货款的各行铺业主。“京师”均没有用于地名。宋犖《筠廊偶笔》载：“谓南渔父于渭水中得秦阿房宫香奁一具，色如鹦哥羽毛，好事者争购之，近闻已入京师。”（转引自张勋燎：《古玩文化史谈》，《古玩宝典》第1卷28页，巴蜀书社，1994年。）“京师”所指亦为皇室内府。?

关于北宋官窑是否即是汝窑，目前尚有争议，有待将来考古学来解决。

高文中大多数篇幅是用于1件私人藏“北宋官窑琮式瓶”（图1）的论证，以此证明汴京官窑的存在。早在其《瓷器收藏实鉴·罐瓶》（高阿申：《瓷器收藏实鉴·罐瓶》102-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中，他就对这件“北宋官窑琮式瓶”作过简单论证，理由并不足分，且臆测成分太多。这种无须证据之言，也曾见文曰：“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窑口产品质量高……还出现批量生产的艺术瓷和陈设瓷，如各式长颈瓶、琮式瓶”（于文荣：《关于辽瓷的初步探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2期120页及图五：1。）。而高文的其它篇幅也多是用传世器论证北宋官窑（“汴京官窑”）的存在。其文中所列一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官窑灰青贯耳穿带壶”，不知是那位所定年代？见于何书刊？萧罡在《中国文物报》发表的《立论要讲逻辑——与阿申先生商榷》说：高文图片出自《宋官窑特展目录》。但《宋官窑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宋官窑特展》，台湾故宫博物院，1989年。）一书并没有这件“北宋官窑灰青贯耳穿带壶”。另外高文之中5件“北宋”钧窑陈设器亦为元末明初作品（欧阳希君：《论钧窑年代、性质兼及其他》，《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90-116页，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在河南诸多钧瓷窑中，早期都有“汝钧不分”的“汝钧”品种，以及红斑钧瓷（白釉红斑、月白红斑、天蓝红斑、豆青红斑）等。金末至元代始成功烧制多色彩钧瓷。据最新考古资料考证，明前期才烧造所谓“钧官”陈设器，这类“钧官”陈设器中还有孔雀蓝釉，如鼓钉洗、出戟尊、海棠盆托、如意足子等。据发现者言：器型与“钧官”窑器完全相符，并属同一文化层出土，与北宋“钧官”年代相同，或早或晚于北宋“钧官”，同时还有四方形壶嘴数枚，为明清炉钧的可能性大（张金伟、李少颖：《钧台窑发现与探索》5-1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孔雀蓝釉是一种以铜为呈色剂的低温釉，约在蒙古时期到元初（13世纪后半）首先在北方磁州窑、山西地区、焦作地区创烧（秦大树：《试论翠蓝釉瓷鉴的产生、发展与传播》，《文物季刊》1999年3期65页。），明代比较流行。四方形壶嘴釉色为玫瑰紫和豆青等，它与孔雀蓝釉等同时出土，亦应属同一时期。那么这种“四方形壶嘴”是否为“炉钧”呢？“炉钧”主要是风箱炉小窑烧成故名，因出自卢家亦称“卢钧”，约烧制于清光绪时期。这种方形壶流和柄、壶身等残件还有不少收藏，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也有收藏。复原后为方流鸡心扁壶，这种方流鸡心扁壶仅见永乐时期。据此，有学者认为可将钧台窑出土的方流鸡心扁壶、孔雀蓝釉等与“官钧”产品的年代确定在永乐或稍后一个时期（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官钧窑数百年疑云揭秘——“官钧”瓷器研究》，《鉴藏丛书——藏海撷瑛》13-14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笔者以为，方流鸡心扁壶的年代虽确定在永乐或稍后一个时期，但孔雀蓝釉等与“官钧”产品的年代似应前移至洪武至建文。据《明太祖实录》载：“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元末明初，还经常发生拉锯式战争。“明太祖洪武四年六月将山西3.5万户迁徙钧州等地。”（转引自阎立夫等：《中国钧瓷》53页，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说明，明初洪武时期，因元末战争，中原人口稀少，窑业更是处于黑暗时期。孔雀蓝釉器、钧官等是洪武四年六月从山西迁移钧州人口或焦作人加上本地幸存窑工所为。至宣德年间“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李东阳：《大明会典》，选自申时行奉敕重修于万历十五年大黑口刊本，卷194，2-3页。）可知钧州窑业已衰败。

正如高文开首言：“文物考证，讲究的是无证不信。”而其又以1件年代不明或有争议的传世器物去论证另一项没有考古实物依据，且本身有争议的学术观点，这是很不明智的。考古学应该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切不可无证而臆测。作为今天的古陶瓷研究者，应采用考古发掘所累积的大量资料，综合文献和科技研究传世品。

本文以所谓“北宋官窑琮式瓶”为切入点，展开讨论。在讨论琮形瓶之际，就必须首先探寻琮与琮形瓶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琮形瓶的来龙去脉，审慎地沿流讨源。

琮形瓶是宋代新出现的器形，质地有铜、石及陶瓷等，瓷质琮形瓶可考者最早年代见于南宋。均是仿自新石器时代或西周时期玉琮。玉琮呈内圆外方的粗管状，得名于清乾嘉年间语言文学家钱坫（1741或1744～1806年）的说法，清末吴大澂《古玉图考》引述其说法：“今世所传古缸头，其大者皆琮也。”并将古代玉琮多定为三代之物，即最早为夏。又将玉琮依上小下大错置（吴大澂：《古玉图考》，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其收藏却“不乏真品与精品，但亦杂有不少晚期的仿古货”（邓淑萍：《百年来古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台北中正书局，1991年。转引自周玮：《良渚文化玉琮名和形的探讨》，《东南文化》2001年11期61页。）。可见吴氏考证亦不精。其实古代玉琮自新石器时代已出现，至魏晋南北朝以后未闻玉琮出土（周南泉：《玉琮源流考——古玉研究之一》，《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1期82页。）。?

琮形瓶则是指仿自玉琮造型，但底部不通的瓶式物品。

对于琮形瓶，目前仅见谢明良有专文研究，本文较多地得益于其研究成果。

内圆外方的管状玉器，被清人考定为礼书所记载的“琮”。夏鼐曾指出：吴大澂利用他那时的出土古玉实物来对照《周礼》等古书，有时便未免牵强附会。《周礼》是战国晚期的伪托著作，关于璧、琮、圭、璋等六瑞中各种玉器定名和用途，是编撰者将先秦古籍和口头流传的玉器名称和它们的用途收集起来，再在有些器名前加上形容词使成专名，然后把它们分配到礼仪中的各种用途去。这些用途，有的可能有据，有的依字义和儒家理想，硬派用途。汉代已不知“琮”形，汉儒对《说文》：“琮：瑞玉，大八寸，似车扛”记载，注释或以为钝角八方，或以为直角四方。所见最早的东汉石碑上的《六玉图》中有八角、五角或十角。一种中央圆孔、外周四方的玉器，《古玉图谱》（伪托宋龙大渊撰）称为：“古玉辂扛头”，吴大澂考定为“琮”（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5期455-467页。）。《周礼》虽有“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等说，却为伪书。《中国伪书综考》（邓瑞全、王冠英：《中国伪书综考》138页，黄山书社，1998年。）认为：它“误认撰人及时代，并有改窜。”人们“之所以对《周礼》一书深疑不信，斥之为伪书”，原因有六：1、来历不明；2、先佚而后详；3、初出及推行时有反对；4、所言制度与周初不合；5、所言与他书不合；6、三次试验无效。确切的“琮”字最早出现于《周礼·考工记》，但“琮”究竟是什么样的器物，并没说明。

有人知之不深，还讥笑乾隆“闹出把玉琮误为‘杠头’的笑话”（戴应新：《收藏》109期。），乾隆称为“‘瓶’、‘杠头笔筒’、‘辋头瓶’”（殷志强：《玉琮——中国古代文明的表澄》（笔者注：应为“征”），《龙语·文物艺术》1992年总13期41页。）。其实，乾隆学问深博，好古成癖。怎会不知《说文》：“琮：瑞玉，大八寸，似车扛”的记载，只是他尚未完全考证清楚（目前见乾隆咏玉器诗800余首中，掆头诗近20首），不愿以琮称之，而以形象的或属车饰，或抬举辇车或乐鼓时套在木辂两端的饰件之名，用“掆头”、“辋头”、“辋骨”称之。我们从其有关“辋头”诗及诗注中可看出他的考让过程：如《咏汉玉辋头瓶》：“辋头名近俗，却自古胥知。云是五辂舁，饰为两首仪。璘（“王扁”为一字，造字）深浸土，刻画细如丝。周礼周官世，睪然兴缅思。”将辋头与《周礼·春官》联系起来，可能是“辋头旧法物”（《咏汉玉辋头瓶》）。乾隆为何称玉琮为“‘瓶’、‘杠头笔筒’、‘辋头瓶’”呢？《咏汉玉辋头瓶》：“五辂辋头饰，难分秦汉周……作瓶插时卉，清供雅相投。”《咏汉玉辋头瓶》诗中注“此辋头傳之以底可当笔筒，虽经后代所作，而非近时俗工所能。陈之几间天然文房清供。”《咏汉玉瓶》：“周代辋头器，汉时改作瓶……置胆插花馨注瓶虽无底作铜胆于中，原可插花也。”在乾隆五十九年的《咏古玉辋头瓶有序》：“呼此罄为辋头者不知起于何时，内府最多，不可屈指数。今查辋头不载字典，类其韵盖‘掆’字之讹。字典音‘岡’去声亦作平声。又《字林》称‘捎’与‘掆’皆舁也。盖古时舁辂辇或以此饰竿头，其无底而通亦一证也。今定为‘掆头’，旧讹为‘辋’者，亦不必更易。”可见“辋头”之名早已有之。乾隆对还对辋头、璧、圭、珮等的时代、用处作了详尽和深入考证（石光明、董光和、伍跃选编：《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547-64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因受于时代制约，不可能与考古异常发达的今天相比，乾隆的考证也许有少许不妥之处，但他的学术贡献我们更应肯定。?

就现存有附图的礼书所载，用以祭地的黄琮造型来看，如北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在考察礼书经典之后认为：“琮八方以象地，比大琮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长八寸，厚寸。”从而图绘出有如八花形镜的图形；宋陈祥道《礼书》是以四方的平版为黄琮造形；明代刘绩《三礼图》则是参酌《白虎通》“内圆象阳，外直为阴”的记述，认为琮是中心穿孔的截角八方形板。等等不足而奇。北宋赵九成《续考古图》虽然绘有一幅造型呈内圆外方，即今日所谓“琮”的柱形器，但旁注“制度未详”。可知宋代人们所理解的用以祭地的琮，绝非此类内圆外方的粗管形物（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台湾）2005年23卷1期431页）。江苏武进寺墩墓葬出土的“镯形琮”又怎么解释“天圆以对地方”呢？据此看，乾隆回避“琮”是正确的。

关于玉琮的起源和用途，一直是聚讼纷纭的国际学术悬案。林华东（林华东：《谈琮说璧——良渚文化玉器撷珍》（一），《龙语·文物艺术》1993年总19期92页。）研究认为：如果说玉琮是祭祀天地的礼器，证据不足。汪遵国主张是玉敛葬的最早实物例证，甚有道理。河南洛阳西郊汉墓出土3件“八角石饰”，中穿圆孔，外周八角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四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9）146页及图版捌：6，文物出版社，1985年。）；陕西唐惠昭太子陵也出土了1件正中穿孔的八方形玉板，称之为“玉璜”（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惠昭太子陵发掘简报》6页图五：2，三秦出版社，1992年。）。谢明良认为这种正中穿孔的八方形玉板，极有可能是唐代皇室所理解的“八方象地”的“琮”。这一形式的“琮”，在晚迄明代刘绩《三礼图》中所绘之“琮”都相同（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台湾）2005年23卷1期432页。）。这种八角形中穿圆孔的琮形，在四川三星堆（朱章义、王方：《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琮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4期67页图二：2。）、金沙（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文物》2004年4期43页图一一四、一一六。）商周时期遗迹可以见到，为方状八角形射口，其中一件器身扁矮（高2.6、宽5.9㎝）。

以上举例，其实已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唐宋以迄清末，礼学家们心目中所理解的琮，容或有不同的形制，但绝非今日学界所称的呈内圆外方粗管形的器物。因此，设若将宋代以来摹仿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古玉琮造型却又将底封实，可做瓶来使用的所谓“琮瓶”，视为是《周礼》所定礼神六器之礼地的“琮”，显然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牵强附会（谢明良：《探索四川宋元器物窖藏》，《区域与网络——近千年来中国美术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51页也曾犯同样错误，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1年。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台湾）2005年23卷1期432页作了订正。学风严谨，实为学界楷模。）

目前我国出土瓷质琮形瓶的南宋窑址有杭州乌龟山窑（座右宝刊行会：《世界陶磁全集12·宋》212页图220，东京小学馆，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宋官窑》35页图三○：3及图版二四：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杭州老虎洞窑（亦可能属元代，因同出有八思巴文的元代器）（杜正贤：《老虎洞窑址——揭开修内司官窑与哥窑瓷的千年面纱》，《文物天地》2005年5期49页彩图。）。而考古实例很少，可确定窑址的出土物主要有龙泉窑，如四川遂宁窖藏出土2件青瓷琮形瓶（图2）（遂宁市博物馆、遂宁市文物管理所：《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4期5页及图五。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宋韵——四川窖藏文物辑粹》252-253页彩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可确定窑址为龙泉窑南宋后期产品（同出器物中少量具有元代特征和风格，也可能属元代。）。龙泉市正德十三年墓所出龙泉窑青瓷带座琮形瓶（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纪年瓷》图版224，文物出版社，2000年。），它与日本东京大学本乡构内江户城遗迹出土的南宋至元龙泉窑青瓷琮形瓶残件（爱知县陶瓷资料馆：《遗迹にみる战国·桃山の茶道具》图17，爱知县陶瓷资料馆，1997年。），以及福岛县世原馆番匠地遗址也出土有元龙泉窑青瓷带座琮形瓶（福岛县立博物馆：《战国の城——天守阁への道》图137，福岛县立博物馆，1998年。），与正德十三年墓所出龙泉窑青瓷带座琮形瓶的脚座相似，可能都是明中前期龙泉窑产品。吉林扶余县风华公社班德古城也出土一件明代龙泉窑青瓷带座琮形瓶（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231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可见龙泉窑这卖产品销售地域也比较广阔。

传世瓷琮形瓶数量也不算多，其中多数为明清。除杭州南宋老虎洞、乌龟山窑和龙泉窑外，亦见元代吉州窑琮形瓶。如吉安市博物馆藏白地褐彩锦地纹琮形瓶（高立人：《吉州永和窑》32页，文汇出版社，200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吉州窑》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bristolmuseum and art gallery藏白地褐彩开光琮形瓶（rose kerr,“metalwork and songdesign：a bronze vase inscribed in 1173,”orientalart,（summer1986）,p172,fig14.）。重庆市博物馆藏元代青白瓷琮形瓶（冯先铭：《中国陶瓷全集16·宋元青白磁》图128，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日本美乃美，1984年。），窑址不详。明清时期琮形瓶有青花（stphenlittle ,“shunzhi ceramies 1644-61 in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francisco,”orantial art ,vol.3no.2（1982）,,.）、釉上彩（出光美术馆：《出光美术馆藏品图录·中国陶瓷》图912，东京平凡社，1974年。）、仿官（杨静荣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221页图199，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天蓝（汪庆正主编：《中国陶瓷全集·第14卷·清》（上）191页图208，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炉钧（汪庆正主编：《中国陶瓷全集·第15卷·清》（下）135页图115，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霁蓝描金（汪庆正主编：《中国陶瓷全集·第15卷·清》（下）214页图21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等，也见外哥釉内粉彩花卉紫轧地转心琮形瓶（冯先铭等：《故宫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选粹》342页图78，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除以上景德镇产品外，还有广东石湾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福建德化窑（kempecollection）烧造的琮形瓶。?瓶。

铜质琮形瓶，1982年四川广安县宋代窖藏出土2件，平圆口，平底，器身饰兽面纹，外表髹漆（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1期67页图七。）；1983年四川江油县北宋晚期窖藏出土一件，长方体，直筒状口，有盖，平肩，三角状矮脚，腹饰云纹，上下施以浅刻矩形图案（江油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江油县发现宋代窖藏》，《考古与文物》1984年6期53页图一：12。）；1996年彭州市窖藏又出土了2件铜质琮形瓶（图3）（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宋韵——四川窖藏文物辑粹》248-251页彩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形制相近，大小不同，口沿亦微异，四边角两侧有一长一短所框成的节，节内以云雷纹衬地，呈“田”字形排列，各边角之间的器身饰简化的龙纹。

石质琮形瓶，仅见四川遂宁窖藏出土2件青石琮形瓶（图4）（遂宁市博物馆、遂宁市文物管理所：《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4期11页图二六。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宋韵——四川窖藏文物辑粹》255页彩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形制均相同，圆口，四角饰凸横直条纹，中央刻水波纹，饼足。

由此可见，琮形瓶的出现是北宋晚期，为铜制，有盖及四个三角状矮脚。石质琮形瓶出现在南宋，与龙泉窑琮形瓶同出。我们知道瓷器多数器型是仿自金银铜器，最早的琮形瓶不会早于“大观通宝”铸造时间，因窖藏同出有“大观通宝”铜钱。

考古资料显示，资质琮形瓶最早出现时间是南宋，除窑址外，遗迹仅见四川出土，多例均为成对出土，且同出物中伴有军持（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1期67页图八。江油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江油县发现宋代窖藏》，《考古与文物》1984年6期53页图一：13。）。

高文曰：对琮式瓶研究十数年，才知里面学问深奥，仅得出大概，更需研究者去揭示。

既未研究深入，何以用此来下结论。难怪有人质疑（萧罡：《立论要汫逻辑——与阿申先生商榷》，《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14日7版。），而质疑者却苦无实据。北宋皇室虽有瓷质礼器，但多数为铜制，其中是否包括琮式瓶呢？李民举首引宋代礼部大常寺修纂的《中兴礼书》，是近代宋官窑研究中的一项重大成果。《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提到：“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礼部侍郎陈与义等言：太常寺申，勘会昨建炎二年郊祀大礼，其所用祭器，并系于东京搬取到新成礼器……渡江，尽皆散失。”“四年，工部言，据太常寺申，契勘今来明堂大礼，正配四位合用祭器，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年间的祭奠活动中，多数祭器改用陶瓷器，从绍兴元年至绍兴十九年间制造陶瓷祭器的地点屡有变化，最初在绍兴府余姚县，又平江府、礼器局，绍兴十九年临安府。《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一》：“并依新成礼器仿《博古图》，内陶器下平江府烧变。”“从上《博古图》不该载，见依《三礼图》烧造。”卷十《郊庙祭器二》提到：“添修太常寺景钟等，数内铜器祭器等二万七千五百九十三件，缘上礼器元系礼器局制造，今除铜器、竹木器，本所差人编捡相验可以添修外，有陶器共二千二百三十八件，内有不堪四百六十件，难以添修，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8期47-54页。）所见《博古图》、《三礼图》均无“琮”。不过北宋聂崇义于建隆三年呈献太祖的《三礼图》所绘有造型呈外方内圆但带盖的礼器簠。陕西兴平县（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兴平县西郊清理宋墓一座》，《文物》1959年2期40页图9。）、西安北郊（卢桂兰等：《西安北郊红庙坡元墓出土一批文物》，《文博》1986年3期封二图6。）、宝鸡市（刘宝爱、张德文：《陕西宝鸡元墓》，《文物》1992年2期31页图六、七。发掘者称为“陶盒”。）的宋元墓葬曾出土过外方内圆造型，且带龟形钮盖的陶器。相类的陶器还见于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甘肃省博物馆、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简报之一》，《文物》1982年2期11页图三○：11。发掘者称为“陶盒”、“陶仓”。），汪懋昌墓不但出土了外方内圆的陶器，还有内方外圆的陶器（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简报之二》，《文物》1982年2期14页图三：2、4。）。它们的造型相同，而又与南宋琮形瓶有共通之处。聂崇义认为：“簋”的形制是内方外圆，“簠”的形制是外方内圆。因此，谢明良研究后认为：这类陶器在形制结构上不正合乎《三礼图》的“簋”、“簠”造型物吗？应该是摹仿《三礼图》的“簋”、“簠”之类礼器（谢明良：《北方部分地区元墓出土陶器的区域性观察——从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陶器谈起》，《故宫学术季刊》（台湾）2002年19卷4期150页）。谢明良论证后也指出：杭州老虎洞窑和乌龟山窑分别出土的iii型和ii型琮形瓶，与《三礼图》中“簠”的造型无涉（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台湾）2005年23卷1期441-443页。）。据此，可确信北宋时没有这种“北宋官窑琮式瓶”礼器，如果胎釉与北宋官窑“相同”，只能说是伪者胡乱编造之物。该“北宋官窑琮式瓶”的底部施护胎釉又为清代风格。

琮形瓶的作用为何？可考者仅为明清两朝。明方于鲁《方氏墨谱》、程大约《程氏墨苑》所揭载的一件有自铭“蓍草瓶”的象生形墨锭（方于鲁：《方氏墨谱》卷三41页，中国书店，1990年。程大约：《程氏墨苑》，《中国古代版画丛刊》7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从这件自铭“蓍草瓶”的象生形墨锭，明白告诉人们“蓍草瓶”就是内圆外方粗管状的琮形瓶。明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郭保昌校注：《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是伪书，该书未见四库总目谱录类，传原本于光绪初年从北京怡亲王府流出，英国布瑟得之，译为英文，题为《中国瓷器·十六世纪着色图画与项元汴汉文稿本》于1908年在牛津印行。1931年郭保昌与美国开森合作，将图说校释重译，改题为《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以二开本在北京重印，精美华丽胜于布瑟之初印本。1934年英国大卫撰《项氏及其图谱》首先举证，怀疑其伪，如非全伪，至少部分伪。1936年法国伯希和撰《历代名瓷图谱真伪考》指出：该书牵涉项氏已卒以后之事为一伪；凡仿古铜器式样烧造之某瓷器，其图并非依据该瓷器本身绘制，实乃从宋代《考古图》或《博古图录》等书中之铜器转摹为又伪。判定全书均伪，同时项氏名下的《宣炉博论》、《蕉窗九录》亦为伪书。冯承钧将《历代名瓷图谱真伪考》英译汉，刊于《中国学报》1944年第二卷二期。所谓“宋紫定窑小蓍草瓶”等也是明清产品。该书作伪于清代。）有“宋紫定窑小蓍草瓶”一件，（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说陶》987页图二十四及彩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正是今人所言“琮式瓶”。乾隆皇帝也将古玉琮封底，或加内胆以插花清供等。

高濓《遵生八笺》亦见：“小蓍草瓶”、“大蓍草瓶”、“青冬磁小蓍草瓶”、“龙泉蓍草大方瓶”（高濓著，赵立勋等校注：《遵生八笺校注》531-5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可窥明人钟爱这种别致清雅的插花瓷瓶，以致同时代的袁宏道、张谦德等也认为用“龙泉蓍草大方瓶”和“小蓍草瓶”插花最相宜（袁宏道：《瓶史》及张谦德：《瓶花谱》，均见《观赏别录》，世界书局，1969年。转引自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台湾）2005年23卷1期430页。）。

代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有一些琮形瓶的记录，对传世琮形瓶的正确名称有重要参考价值。《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清档》所载有：“哥窑蓍草瓶”、“龙泉釉蓍草瓶一件（随座）”、“嗣后蓍草瓶不必烧造均釉”、“洋彩蓍草玲珑哥窑瓶一件”、“哥窑玲珑转旋蓍草瓶二件”、“大观釉五岳花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转引自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台湾）2005年23卷1期445-446页。）。

述“哥窑蓍草瓶”，即传世乾隆款哥釉青瓷琮形瓶；“龙泉釉蓍草瓶一件（随座）”，可能是仿龙泉市正德十三年墓所出龙泉窑青瓷带座琮形瓶类式样；所言“嗣后蓍草瓶不必烧造均釉”者，就是乾隆官窑均釉琮形瓶；“洋彩蓍草玲珑哥窑瓶一件”，应指故宫藏瓶身镂空，外施开片哥釉，内装粉彩转心琮形瓶；“哥窑玲珑转旋蓍草瓶二件”，也应指转心琮形瓶；“大观釉五岳花插”，当为雍正官窑仿官釉五孔方瓶（台湾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清康、雍、乾名瓷特展》图64，台湾故宫博物院，1986年。），该瓶在琮形瓶基础上创新而在四角平面上各增设一小口而成。

前可知瓷质琮形瓶，在明清时是插花器。但瓷质琮形瓶最早出现时间是南宋，南宋至元他们是否亦为插花器？或另具其他功用？这些都需待进一步的研究。从出土地点看，除窑址标本外，南宋琮形瓶均出土于四川。铜、石琮形瓶也仅见于四川出土，且多为成对出土，伴出物有净瓶、匜、鼎、爵等物。如果四川地区宋代居民首先制作出琮形瓶并赋予其某种功能意涵，因此为了因应当地琮形瓶的消费，而以成都平原亦曾出土的良渚类型多节长琮为模型，向浙江龙泉窑订购青瓷琮形瓶，亦是可能的。老虎洞琮形瓶之原型，既有可能来自良诸文化的短琮，也可能是仿自商周时期的矮方形琮。若属后者，则因浙江地区迄今未见商周时期的矮方形琮出土，故不排出见于三星堆、金沙遗迹的矮方形琮即杭州老虎洞琮形瓶之原型。换言之，琮形瓶最早出现于四川，并经由其向外省订购等途径渐趋推广，最终成为各地竞相仿效的瓶式。四川宋元时期窖藏，除了有匿藏财物外，另外有部分窖藏与当地的民间祭仪有关。前述广安、江油窖藏所出琮形瓶是和净瓶等共伴出土，而净瓶既是佛门用以净洁的道具，南宋路时中《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也提到：“以净瓶一枚坎地一尺二寸埋之”等道教科仪瘞埋之事（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台湾）2005年23卷1期444页。）。为什么不叫花瓶，而叫蓍草瓶呢？这是因为蓍草被赋予了占卜功能，瓶亦同。《本草纲目》引《埤雅》曰：“草之多寿者，故字从蓍。《博物志》言，蓍草千岁而三百莖，故知吉凶。”唐刘禹锡有诗曰：“菱花照后容虽改，蓍草占来命已通。”（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24，《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1077册，475-476页。）明万历刊《列仙全传》版画中扈谦和司马季主像亦见琮形瓶，前者光素无纹，后者瓶身设直槽，边角两侧有节（郑振铎：《中国版画丛刊》（3）9、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龙泉窑南宋以八节琮形瓶占绝多数，边角各有8个由上而下纵向排列的状似八卦爻画、一长一短的节，而瓶身四处边角两侧总计64个节，也正和八卦以自迭和互迭而构成的64卦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考古资料看，宋代以八卦为饰的瓷品也较常见。

形瓶在南宋至元代可能还是一种外销瓷，前述日本东京大学本乡构内江户城遗迹出土的南宋至元龙泉窑青瓷琮形瓶残件，福岛县世原馆番匠地遗址也出土有元龙泉窑青瓷带座琮形瓶等，似乎并不足以说明是外销还是日本人捎回的话。琮形瓶在日本是作为实用花器，由于被载入《万宝全书》等日用百科书，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插花器。日本织部烧（神户市立博物馆：《海のシルヶロード》134页图329，神户市立博物馆，1982年。）、备前烧（stphenlittle ,“shunzhi ceramies 1644-61 in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francisco,”orantial art ,vol.3no.2（1982）,,.）等曾烧制过以中国琮形瓶为原型的花瓶。但已渐改用途，又成为茶花道席上的道具。那么，清道光二年（1822年）由厦门港航向印尼而失事的“的惺号”（teksing）沉船中即有白瓷琮形瓶（nagelauctions,tek sing treasures,;david freedaman,the legacy of the teksing（cambridge：cambridge,2000）.）。??。

文论证该琮式瓶为“北宋官窑”主要证点有：1、足脊刷紫褐色护胎汁，肩有出窑后加署的“观音庵记”铭文。高文言：“典型者有北宋钧窑及南宋龙泉窑，常用芝麻酱色或赭色釉涂足抹底作修饰，并以此避免粘密。”2、造型大方典雅，有古人“天圆地方”宇宙观，印证了南宋高宗“三代礼器，皆有深义”。3、五节兽面纹是官窑惟一纹样。

窑为金至明前期产品，“南宋龙泉窑”更难与北宋有所关联。“观音庵记”铭文更难与官窑祭祀相联系。河南众多宋元窑址群，均未见琮形瓶出土。难道将这件传世“琮式瓶”定为河南，并确定它是窑址无着落的北宋官窑合适吗？河南不但窑址未见琮形瓶出土，就连墓葬、窖藏以及古遗迹都未见琮形瓶的影子。这类“刷紫褐色护胎汁”在明清仿官、仿哥器中是常见的。

于琮式瓶是否为礼器，前面已讨论，大家应可窥端倪。宋朝廷始造玉琮的时间？肯定的答案是南宋绍兴年间，元人陆友《研北杂志》载：“宋绍兴中……时方造玉辂及鹵簿仪仗，石工皆隶之，谓之邵局，故浑礼仪器，犹铸谔姓名。”（陆友：《研北杂志》卷上，转引自李刚：《内窑、续窑和哥哥洞窑辨析》，《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三辑481页，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可知玉琮至绍兴中时方造，且并不称琮，称“玉辂”。而瓷质封底琮形瓶的烧造要晚于玉琮的制造时间。南宋官窑虽为五节，节内横凹，传世及出土物一致。而所示“北宋官窑琮式瓶”为五节，节内横凸。官窑口大颈短，与所示“北宋官窑琮式瓶”明显不同，上小下大的敛形口沿与南宋中晚期龙泉窑琮式瓶相似。高文所言龙泉窑琮式瓶“当属汴京官窑琮瓶之翻版。”对于北宋“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的“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欧阳修：《归田集》（明刻本）卷一一12页，转引自冯先铭：《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71页，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0年。）之“北宋官窑琮式瓶”，龙泉窑在南宋中晚期之际怎能得到翻版的样品呢？只能说所示“北宋官窑琮式瓶”晚于龙泉窑，是仿龙泉窑。因未上手实物，从彩图和笔者多年掌握的考古知识看，这种类官的“官汝”釉色只出现在金元，故不排出该“北宋官窑琮式瓶”为后世仿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