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魅影传说坐骑6升7:纪录片：鲁迅1936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2: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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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文稿】
注：2001年9月25日为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先生不是以肉质来经营生命，也不是以筋力来工作，他是单凭着精神来生存来工作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鲁迅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内心的欢喜。——作家萧红
1936年10月的一天，南京一家监狱的铁窗口，忽然出现了一块小学生用的黑石板，上面写着：“鲁迅先生逝世”。另一个监室的政治犯看见了后，马上用同样的方式写下了这六个字，将同样的黑石板高举在铁窗口，告诉别的难友。接着，整个监狱都用这样的方式传播着这个消息。
首先传播这一消息的，是一位监狱看守。这位看守偷偷地将剪报塞给了年轻的作家楼适夷。得知这一消息，看着手中的书，楼适夷抑制不住满腹悲痛。这些书是当初他刚入狱时，鲁迅先生根据他列出的书单送来的。其中有的是特地托人从海外找来的。后来，鲁迅先生不断地主动给狱中的楼适夷送来各种书，包括他亲自编订校对的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这位时时牵挂着“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的老人，以他平凡的死亡牵动了“无穷的远方”的“无数的人们”。
1936年的鲁迅一直在生病。他的病情引起了许多朋友的关注。5月31日，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领着美籍德国肺病专家邓恩医生来到鲁迅家里。邓恩仔细检查了鲁迅的身体之后，对他能活到今天表示惊讶。他说，照这肺病严重的程度，病人五年前就会去世的。邓恩先生认为没有可能再作治疗，所以不肯发表医疗方案。经过史沫特莱再三请求，邓恩才建议说，赶快住院治疗三个星期，然后找一个好地方疗养去。
鲁迅没有去外地疗养。他像十余年前自己笔下的一片腊叶一样，在残缺中燃烧着最后的生命。长期给鲁迅治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说：“先生不是以肉质来经营生命，也不是以筋力来工作，他是单凭着精神来生存来工作的。”
有一天夜里，鲁迅觉得自己有所好转了，便喊醒许广平，说：“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地看一下。”许广平惊慌地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许广平只给他喝了水，却没有给他开电灯。鲁迅只有借助窗外街灯的光芒，打量着他生息和写作的这一小方空间。一面面墙壁，平平的天花板，墙壁与天花板之间流畅的棱线，棱线下方的书橱，书橱里和桌子上一排排一堆堆的书，书堆边还没来得及装订的画集……这一切让他感到亲切和留恋。与这一切相关连的，是外面静静流进着的夜色，是无边无际的远方和无穷无尽的人们。所有这一切，都像呼吸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呼吸因此变得更为切实了。
第二天早晨，日光照进房间，鲁迅欣慰地凝望着昨天晚上安睡在模糊之中的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他再一次感到在呐喊和战斗之外，人生还有不可忽视不可偏废的另一面，这就是日常生活的另一面。似乎只有等到这即将告别人间的最后时刻，他心里才有一点空间，意识到生活的另一面，才有一点时间感受到“这也是生活……”
鲁迅的少年时代，饱受忧患的重压和煎熬。祖父受到官府的查办，父亲在肺病的折磨中过早去世。单薄的衣裳抵挡不了风寒，他就狠命吃辣椒。他的胃病就是这样造成的。由于有了胃病，一生消化不良，从而也就一生营养不良。在绍兴的巷闾间，在农村的茅屋和祠堂里，他深刻体会到底层人的悲屈和苦难。——所有这些不幸生命所受到的伤害，都深深铭刻在少年鲁迅的心灵深处。在成年后，无论是到南京念书，还是去日本留学，无论是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还是上海大陆新村的书案上，他都在为那些受伤的生命寻找灵魂的尊严。“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反复说这是人所共有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就是生命尊严的一部分。
1926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开枪杀害了和平请愿的学生。鲁迅好几天饭也不吃，话也不说，有病也不去看医生。他在家里默默地抽烟，剧烈地咳嗽，痛苦地徘徊。所有加给他者的伤害，都在他的生命深处留下巨痛。
鲁迅在生病期间，跟许多朋友说过，也许自己还能活上十年。就在他逝世之前的十来天，他还对一群年轻的木刻家微笑着说还要活十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鲁迅像一片腊叶一样抵御着冬天的风霜雨雪，也像腊叶一样难以相信明年的春天。
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鲁迅都表现出与他的战斗性、杂文迥然不同的气质，表现出一个战士的另一种风貌。
1936年1月8日，在上海滩的逼人寒气中，鲁迅铺开信笺，挥起毛笔，给远在北京的母亲写信。他像往常一样详细地介绍了海婴的情况：海婴是活泼的，在家里每天总要闯一、两场祸。他只怕我一个人。但又说，我打他时虽然声音很响，却并不痛的。在后来的信中鲁迅又说：海婴已经认识200多个字了。他对我说，你如果字写不出来了，就问我。在2月1日的信中，鲁迅说：“一切朋友和同学，孩子都已二十岁上下，海婴每一看见，知道他是男的朋友的儿子，便奇怪地问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大呢？”
鲁迅小时候跟着保姆长妈妈睡觉。由于长妈妈睡姿不好，常常将脚压在他身上。他担心万一海婴的保姆也睡姿不好，会影响到海婴。于是，在海婴出生以后，他将原来自己和许广平用的床，搬到了海婴和保姆的房里。他们自己改睡一张窄一点的床。他认为，有了那张较宽的床，即使海婴的保姆睡姿不好，也不会压在海婴身上了。
在鲁迅生前，有很多关于鲁迅很严厉，不易接近的传说。后人对于他的作品，也多半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可是对相识者来说，鲁迅先生不但非常随和，关心别人还特别细腻，而且也很开朗豁达。萧红在回忆鲁迅时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内心的欢喜”。萧红第一次去鲁迅家里拜访，告辞时夜很深了，外面很冷，而且很黑。鲁迅坚持着把客人送到巷子口，并回过头指着幽暗的巷子说：你看这里有个幌子，写个茶字，字很大，不难找，茶字旁边就是我的家，下回来了可别找不着。
鲁迅帮助、扶持过许多青年人，包括给他们写序出书、给他们写信提供指导、给他们经济上的扶助等等。1934年12月18日，刚刚从东北日本占领区逃难到上海的萧军萧红夫妇，接到鲁迅先生的宴会邀请函。二人捧着信件，像捧着上帝的福音书一样激动不已。萧红马上买来一块黑白方格绒布料，连夜动手给萧军缝制一件礼服。因为这是出席鲁迅先生的宴会，他们必须恭敬而又隆重。在第二天的宴会上，鲁迅特地介绍他们认识叶紫，让叶紫帮助初来乍到的年轻夫妇熟悉和适应上海的生活。就在这几天，上海吕班路的青年木刻家黄新波门口，来了一对陌生的来访者。这对漂泊无依的夫妇就是萧军萧红。是鲁迅先生告诉他们，黄新波这里替别人保管着暂时不用的铁架子床，让他们到这里来商借。黄新波感慨万千地说：鲁迅先生对你们的关心太细致了，他老人家怎么会知道我这里有铁架子床呢。他马上借给他们两张单人床，并到外面叫了两辆黄包车，热情地送他们上车。萧军萧红旅居上海的时候，就是用这两张床合并成一张“双人床”的。黄新波一辈子也没有搞清楚，鲁迅怎么知道他有多余的床。
就在萧军萧红向黄新波借床的时候，黄新波正在为萧军《八月的乡村》设计封面。在此之前，黄新波已经为叶紫《丰收》设计了封面和插图。当时黄新波和叶紫都分文不铭，鲁迅先生掏出五六块钱，让黄新波用来买设计所需的材料。这两本书与萧红的《生死场》一起组成的《奴隶丛书》，是鲁迅给予了种种帮助和经济支持才得以出版的。
黄新波也是得到鲁迅帮助最多的青年艺术家之一。1934年黄新波和刘岘等朋友想出版一本木刻集，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鲁迅先生对每一环节都给予了具体指导，并亲自为这本《未名木刻集》写了序言。当他知道这帮年轻人无钱印制时，便给内山书店写信说：老板，请你给刘岘五十元。这五十元不但包含了纸张印刷方面的全部开支，而且包含了黄新波、刘岘为此书奔波期间的生活费和车费。
中国现代木刻艺术，是在鲁迅先生的大力提倡和扶持下才得以诞生的。他与柔石、许广平合办《朝华》杂志，大力介绍外国木刻艺术。对黄新波、刘岘、曹白等中国年轻木刻家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他曾捐款支持他们举行过两届全国木刻艺术流动展。
隆冬时节的一个夜晚，在上海一家电影的门口，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拦住了一位老人，向他募集救助水灾灾民的捐款。这位老人说没有零钱，女孩感到十分失望。老人看见小女孩鼻尖冻得通红的辛苦模样和失望的模样，不忍心一走了之。他带着女孩进了电影院，买过电影票之后，付给了女孩一块钱。女孩非常高兴，称赞老头是个好人，还认认真真地给老头写了一张收条。说只要拿着这收条，在别处就无须再捐款了。
那个小女孩也许早就忘记了这一幕。但是老人却在1936年2月，用日本文字记下了当时感慨。其实鲁迅付给女孩一块钱时，早就听说过那些被水灾所害的难民，在成群地逃到安全地带时，已经被当局用机关枪扫射掉了，理由是怕他们有害治安。可是，一个小女孩，怎么能理解得了这样奇怪的事实呢？鲁迅只有独自承担这样的悲哀。他一面知道灾民早就不存在，一面为这些并不存在的灾民捐款。虽然这是自欺欺人，但至少可以让那位小女孩保持她的高兴。
比这件事早几天，也就是1935年11月9日晚上，日本水兵中山秀雄在上海闸北被暗杀。这一带的形势马上紧张起来。居民们害怕爆发战事，纷纷搬家逃走。外国人站在街道边看逃难队伍的热闹。中国警察拼命殴打那些拉着行李和难民的车夫。报纸上一面说杀死了外国人罪加一等，一面说这些搬家的人是“愚民”。
为这些“被侮辱和损害”的“愚民”寻找尊严和力量，是鲁迅一生的事业。1936年5月出版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就是体现了这种尊严和力量的作品。为这本书写的序目，是这一年鲁迅写下的第一篇文章。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斗争；所选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面对版画《德国的孩子们饿着》和《面包》，鲁迅一定想起了“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更想起了那些穷苦无告的中国灾民。
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苏联版画集》，是鲁迅参观完画展后亲自选定的作品集。他因病重不能握笔，由他口授，许广平笔录，为这本书写下了序言。
为了传达底层人的痛苦和屈辱，为了唤醒沉睡的灵魂，他极力从愤怒和仇恨中寻找力量。版画被他看着最有力量的艺术形式。他称赞这些愤怒的作品为“憎的丰碑”。
1936年10月8日，是第二届木刻作品展览的最后一天，病中的鲁迅突然来到了展览现场。他穿着一件黑色料子长衫，在展览组织者黄新波、陈烟桥、白危、曹白、林夫等人的陪同下，认真观看了参展的约300幅作品。参观完毕，他坐下来跟这些作者聊天。告诫他们“刻木刻最要紧的素描基础，万不可忘记它是艺术。”看见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像珂勒惠支一样展现仇恨与愤怒的力量，他欣慰地笑了。“凡是为穷苦人说话的，我都愿意支持。”
这一天，离他逝世只有11天。
在这前后，鲁迅在《死》这篇文章中，留下了他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完勿和他接近。
当时最接近鲁迅的朋友之一冯雪峰，对他遗嘱中的决绝态度感到惊讶，劝他加上了方框里的那些文字。
在他的生命最后时刻，他一面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一面又说：“让他们怨恨去吧，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936年10月19日早晨，这个温柔地热爱着世界、同时又最愤怒地诅咒着世界的痛苦的老人，在耗尽了他的全部力量之后，终于像冬天的一片腊叶，最后无声地凋零了。
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迅速作出反应，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向人们传播着这个噩耗。
上海《大美晚报》称他为“中国唯一学术家”；
《上海报》称他为“文坛唯一权威者”；
北平《世界日报》称他为“划时代的作家”；
香港《港报》称他为“中国文化界革命领袖”；
上海《广东报》称他为“中国文坛之唯一领袖”；
《铁报》说鲁迅先生的逝世“是我们无数的在苦难中的人们的一个最大的损失。”
第二天，前来万国殡仪馆吊唁的达5000余人。
10月22日，包括小学生在内的一万余人，在上海的大街上游行两小时，护送鲁迅的灵柩到万国公墓。走在最前面的，是“鲁迅先生灵仪”特大横幅，然后依次是挽联队、花圈队、挽歌队，灵车和家属车走在中间，然后再是执绋队、送殡车队和徒步送殡者。在租界区域内，印度巡捕们或骑马或徒步，全都挂着枪，戒备着送殡的队伍。中国地界的警察端起了上好刺刀的长枪。这些全副武装的人们害怕一位瘦小老人的遗体。他们用全副武装表达着他们的恶意和恐惧。灵柩上覆盖着一面白地黑字旗，旗上的黑字是：“民族魂”。
鲁迅先生静静地躺在灵柩内，对这样盛大的场面既不知道，也不关心。
【节目文稿】
注：2001年9月25日为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先生不是以肉质来经营生命，也不是以筋力来工作，他是单凭着精神来生存来工作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鲁迅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内心的欢喜。——作家萧红
1936年10月的一天，南京一家监狱的铁窗口，忽然出现了一块小学生用的黑石板，上面写着：“鲁迅先生逝世”。另一个监室的政治犯看见了后，马上用同样的方式写下了这六个字，将同样的黑石板高举在铁窗口，告诉别的难友。接着，整个监狱都用这样的方式传播着这个消息。
首先传播这一消息的，是一位监狱看守。这位看守偷偷地将剪报塞给了年轻的作家楼适夷。得知这一消息，看着手中的书，楼适夷抑制不住满腹悲痛。这些书是当初他刚入狱时，鲁迅先生根据他列出的书单送来的。其中有的是特地托人从海外找来的。后来，鲁迅先生不断地主动给狱中的楼适夷送来各种书，包括他亲自编订校对的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这位时时牵挂着“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的老人，以他平凡的死亡牵动了“无穷的远方”的“无数的人们”。
1936年的鲁迅一直在生病。他的病情引起了许多朋友的关注。5月31日，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领着美籍德国肺病专家邓恩医生来到鲁迅家里。邓恩仔细检查了鲁迅的身体之后，对他能活到今天表示惊讶。他说，照这肺病严重的程度，病人五年前就会去世的。邓恩先生认为没有可能再作治疗，所以不肯发表医疗方案。经过史沫特莱再三请求，邓恩才建议说，赶快住院治疗三个星期，然后找一个好地方疗养去。
鲁迅没有去外地疗养。他像十余年前自己笔下的一片腊叶一样，在残缺中燃烧着最后的生命。长期给鲁迅治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说：“先生不是以肉质来经营生命，也不是以筋力来工作，他是单凭着精神来生存来工作的。”
有一天夜里，鲁迅觉得自己有所好转了，便喊醒许广平，说：“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地看一下。”许广平惊慌地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许广平只给他喝了水，却没有给他开电灯。鲁迅只有借助窗外街灯的光芒，打量着他生息和写作的这一小方空间。一面面墙壁，平平的天花板，墙壁与天花板之间流畅的棱线，棱线下方的书橱，书橱里和桌子上一排排一堆堆的书，书堆边还没来得及装订的画集……这一切让他感到亲切和留恋。与这一切相关连的，是外面静静流进着的夜色，是无边无际的远方和无穷无尽的人们。所有这一切，都像呼吸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呼吸因此变得更为切实了。
第二天早晨，日光照进房间，鲁迅欣慰地凝望着昨天晚上安睡在模糊之中的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他再一次感到在呐喊和战斗之外，人生还有不可忽视不可偏废的另一面，这就是日常生活的另一面。似乎只有等到这即将告别人间的最后时刻，他心里才有一点空间，意识到生活的另一面，才有一点时间感受到“这也是生活……”
鲁迅的少年时代，饱受忧患的重压和煎熬。祖父受到官府的查办，父亲在肺病的折磨中过早去世。单薄的衣裳抵挡不了风寒，他就狠命吃辣椒。他的胃病就是这样造成的。由于有了胃病，一生消化不良，从而也就一生营养不良。在绍兴的巷闾间，在农村的茅屋和祠堂里，他深刻体会到底层人的悲屈和苦难。——所有这些不幸生命所受到的伤害，都深深铭刻在少年鲁迅的心灵深处。在成年后，无论是到南京念书，还是去日本留学，无论是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还是上海大陆新村的书案上，他都在为那些受伤的生命寻找灵魂的尊严。“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反复说这是人所共有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就是生命尊严的一部分。
1926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开枪杀害了和平请愿的学生。鲁迅好几天饭也不吃，话也不说，有病也不去看医生。他在家里默默地抽烟，剧烈地咳嗽，痛苦地徘徊。所有加给他者的伤害，都在他的生命深处留下巨痛。
鲁迅在生病期间，跟许多朋友说过，也许自己还能活上十年。就在他逝世之前的十来天，他还对一群年轻的木刻家微笑着说还要活十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鲁迅像一片腊叶一样抵御着冬天的风霜雨雪，也像腊叶一样难以相信明年的春天。
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鲁迅都表现出与他的战斗性、杂文迥然不同的气质，表现出一个战士的另一种风貌。
1936年1月8日，在上海滩的逼人寒气中，鲁迅铺开信笺，挥起毛笔，给远在北京的母亲写信。他像往常一样详细地介绍了海婴的情况：海婴是活泼的，在家里每天总要闯一、两场祸。他只怕我一个人。但又说，我打他时虽然声音很响，却并不痛的。在后来的信中鲁迅又说：海婴已经认识200多个字了。他对我说，你如果字写不出来了，就问我。在2月1日的信中，鲁迅说：“一切朋友和同学，孩子都已二十岁上下，海婴每一看见，知道他是男的朋友的儿子，便奇怪地问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大呢？”
鲁迅小时候跟着保姆长妈妈睡觉。由于长妈妈睡姿不好，常常将脚压在他身上。他担心万一海婴的保姆也睡姿不好，会影响到海婴。于是，在海婴出生以后，他将原来自己和许广平用的床，搬到了海婴和保姆的房里。他们自己改睡一张窄一点的床。他认为，有了那张较宽的床，即使海婴的保姆睡姿不好，也不会压在海婴身上了。
在鲁迅生前，有很多关于鲁迅很严厉，不易接近的传说。后人对于他的作品，也多半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可是对相识者来说，鲁迅先生不但非常随和，关心别人还特别细腻，而且也很开朗豁达。萧红在回忆鲁迅时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内心的欢喜”。萧红第一次去鲁迅家里拜访，告辞时夜很深了，外面很冷，而且很黑。鲁迅坚持着把客人送到巷子口，并回过头指着幽暗的巷子说：你看这里有个幌子，写个茶字，字很大，不难找，茶字旁边就是我的家，下回来了可别找不着。
鲁迅帮助、扶持过许多青年人，包括给他们写序出书、给他们写信提供指导、给他们经济上的扶助等等。1934年12月18日，刚刚从东北日本占领区逃难到上海的萧军萧红夫妇，接到鲁迅先生的宴会邀请函。二人捧着信件，像捧着上帝的福音书一样激动不已。萧红马上买来一块黑白方格绒布料，连夜动手给萧军缝制一件礼服。因为这是出席鲁迅先生的宴会，他们必须恭敬而又隆重。在第二天的宴会上，鲁迅特地介绍他们认识叶紫，让叶紫帮助初来乍到的年轻夫妇熟悉和适应上海的生活。就在这几天，上海吕班路的青年木刻家黄新波门口，来了一对陌生的来访者。这对漂泊无依的夫妇就是萧军萧红。是鲁迅先生告诉他们，黄新波这里替别人保管着暂时不用的铁架子床，让他们到这里来商借。黄新波感慨万千地说：鲁迅先生对你们的关心太细致了，他老人家怎么会知道我这里有铁架子床呢。他马上借给他们两张单人床，并到外面叫了两辆黄包车，热情地送他们上车。萧军萧红旅居上海的时候，就是用这两张床合并成一张“双人床”的。黄新波一辈子也没有搞清楚，鲁迅怎么知道他有多余的床。
就在萧军萧红向黄新波借床的时候，黄新波正在为萧军《八月的乡村》设计封面。在此之前，黄新波已经为叶紫《丰收》设计了封面和插图。当时黄新波和叶紫都分文不铭，鲁迅先生掏出五六块钱，让黄新波用来买设计所需的材料。这两本书与萧红的《生死场》一起组成的《奴隶丛书》，是鲁迅给予了种种帮助和经济支持才得以出版的。
黄新波也是得到鲁迅帮助最多的青年艺术家之一。1934年黄新波和刘岘等朋友想出版一本木刻集，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鲁迅先生对每一环节都给予了具体指导，并亲自为这本《未名木刻集》写了序言。当他知道这帮年轻人无钱印制时，便给内山书店写信说：老板，请你给刘岘五十元。这五十元不但包含了纸张印刷方面的全部开支，而且包含了黄新波、刘岘为此书奔波期间的生活费和车费。
中国现代木刻艺术，是在鲁迅先生的大力提倡和扶持下才得以诞生的。他与柔石、许广平合办《朝华》杂志，大力介绍外国木刻艺术。对黄新波、刘岘、曹白等中国年轻木刻家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他曾捐款支持他们举行过两届全国木刻艺术流动展。
隆冬时节的一个夜晚，在上海一家电影的门口，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拦住了一位老人，向他募集救助水灾灾民的捐款。这位老人说没有零钱，女孩感到十分失望。老人看见小女孩鼻尖冻得通红的辛苦模样和失望的模样，不忍心一走了之。他带着女孩进了电影院，买过电影票之后，付给了女孩一块钱。女孩非常高兴，称赞老头是个好人，还认认真真地给老头写了一张收条。说只要拿着这收条，在别处就无须再捐款了。
那个小女孩也许早就忘记了这一幕。但是老人却在1936年2月，用日本文字记下了当时感慨。其实鲁迅付给女孩一块钱时，早就听说过那些被水灾所害的难民，在成群地逃到安全地带时，已经被当局用机关枪扫射掉了，理由是怕他们有害治安。可是，一个小女孩，怎么能理解得了这样奇怪的事实呢？鲁迅只有独自承担这样的悲哀。他一面知道灾民早就不存在，一面为这些并不存在的灾民捐款。虽然这是自欺欺人，但至少可以让那位小女孩保持她的高兴。
比这件事早几天，也就是1935年11月9日晚上，日本水兵中山秀雄在上海闸北被暗杀。这一带的形势马上紧张起来。居民们害怕爆发战事，纷纷搬家逃走。外国人站在街道边看逃难队伍的热闹。中国警察拼命殴打那些拉着行李和难民的车夫。报纸上一面说杀死了外国人罪加一等，一面说这些搬家的人是“愚民”。
为这些“被侮辱和损害”的“愚民”寻找尊严和力量，是鲁迅一生的事业。1936年5月出版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就是体现了这种尊严和力量的作品。为这本书写的序目，是这一年鲁迅写下的第一篇文章。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斗争；所选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面对版画《德国的孩子们饿着》和《面包》，鲁迅一定想起了“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更想起了那些穷苦无告的中国灾民。
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苏联版画集》，是鲁迅参观完画展后亲自选定的作品集。他因病重不能握笔，由他口授，许广平笔录，为这本书写下了序言。
为了传达底层人的痛苦和屈辱，为了唤醒沉睡的灵魂，他极力从愤怒和仇恨中寻找力量。版画被他看着最有力量的艺术形式。他称赞这些愤怒的作品为“憎的丰碑”。
1936年10月8日，是第二届木刻作品展览的最后一天，病中的鲁迅突然来到了展览现场。他穿着一件黑色料子长衫，在展览组织者黄新波、陈烟桥、白危、曹白、林夫等人的陪同下，认真观看了参展的约300幅作品。参观完毕，他坐下来跟这些作者聊天。告诫他们“刻木刻最要紧的素描基础，万不可忘记它是艺术。”看见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像珂勒惠支一样展现仇恨与愤怒的力量，他欣慰地笑了。“凡是为穷苦人说话的，我都愿意支持。”
这一天，离他逝世只有11天。
在这前后，鲁迅在《死》这篇文章中，留下了他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完勿和他接近。
当时最接近鲁迅的朋友之一冯雪峰，对他遗嘱中的决绝态度感到惊讶，劝他加上了方框里的那些文字。
在他的生命最后时刻，他一面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一面又说：“让他们怨恨去吧，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936年10月19日早晨，这个温柔地热爱着世界、同时又最愤怒地诅咒着世界的痛苦的老人，在耗尽了他的全部力量之后，终于像冬天的一片腊叶，最后无声地凋零了。
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迅速作出反应，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向人们传播着这个噩耗。
上海《大美晚报》称他为“中国唯一学术家”；
《上海报》称他为“文坛唯一权威者”；
北平《世界日报》称他为“划时代的作家”；
香港《港报》称他为“中国文化界革命领袖”；
上海《广东报》称他为“中国文坛之唯一领袖”；
《铁报》说鲁迅先生的逝世“是我们无数的在苦难中的人们的一个最大的损失。”
第二天，前来万国殡仪馆吊唁的达5000余人。
10月22日，包括小学生在内的一万余人，在上海的大街上游行两小时，护送鲁迅的灵柩到万国公墓。走在最前面的，是“鲁迅先生灵仪”特大横幅，然后依次是挽联队、花圈队、挽歌队，灵车和家属车走在中间，然后再是执绋队、送殡车队和徒步送殡者。在租界区域内，印度巡捕们或骑马或徒步，全都挂着枪，戒备着送殡的队伍。中国地界的警察端起了上好刺刀的长枪。这些全副武装的人们害怕一位瘦小老人的遗体。他们用全副武装表达着他们的恶意和恐惧。灵柩上覆盖着一面白地黑字旗，旗上的黑字是：“民族魂”。
鲁迅先生静静地躺在灵柩内，对这样盛大的场面既不知道，也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