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生顺序:我们的调研怎么了？

　　让他意外的是，当天下午，自己就“暴露”了行踪。镇党委书记当着副省长的面，严肃批评了村支书：“省领导来了，为什么不向镇里报告？”村支书连赔不是。很快，县委书记、县长也都闻讯赶来。“这就使我的‘县不扰官’想法打了折扣。”刘维佳略有遗憾地回忆。

　　在6月的一次回访中，大学生村官任江辉直言，为了修缮办公场所，村里花了不少钱，又新欠了一些工程款。此外，购买办公桌椅，也欠下一些债务。刘维佳感叹道，村级债务又增加了。陪同调研的镇党委书记当即喝止任江辉“诉苦”，并提醒他“不要瞎说”。

　　刘维佳的遭遇远非孤案。

　　早在2005年，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到基层调研，半途随访一家住户，问了当地一些情况，对当地领导给予了表扬。后来，接到有关人员电话，反映他走过的路线，当地领导已经预演了一遍，沿途住户全部打过了招呼。“放下电话，我一夜没有睡好觉，感到担忧，甚至害怕！”在一次专题报告会上，李源潮感慨万千。

　　我们的调研怎么了？实事求是，缘何知易行难？

　　漩涡中的基层官员

　　5月下旬，一则题为《省长来的这一中午》的网帖，再度将政府调研推入舆论的漩涡。该文透露，某省省长到一高校调研，所有活动，包括与哪位同学在一桌就餐，校方都预先进行了排演。作者一声叹息：“真是假啊！”

　　此前，《瞭望》新闻周刊也刊文称，类似的“排演式”调研在现实中不同程度存在，诸如干部扮“贫困户”、民警演“群众”、群众背“台词”，形式不一而足。多位受访官员坦陈，上级领导下来调研，地方上不事先“排演”，这种情况少之又少。为了防止上级领导突然改变调研路线，有的地方甚至演练多套应变方案。在这个过程中，调研者永远处于“孤立”的状态，犹如一叶扁舟驶入汪洋大海。

　　但是，偶而也有意外出现。

　　2010年7月1日，温家宝总理来到湖南考察，途中见到一些农民站在路边朝他挥手致意，于是停下车与他们攀谈。这时，当地村民陈凯旋上前一步说：“温总理，我向您反映一个问题。清泉村附近塌陷出一个大坑，这几天大家都提心吊胆。”温家宝当即拉住他的手，让他带路过去看看。

　　据陈凯旋回忆，其间，先后两次有人在身后拽他的衣服。一个穿衬衣的中年人低声对他说，你把总理带到这里，今后你没好日子过。还有一名穿警服的人也凑过来，说了同样的话。当他想再次回到总理身边时，被一位干部拦住了，不让他再靠近。

　　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平心而论，倘若一味指责基层官员存心弄虚作假，既有失公允，也不尽客观。基层官员长期站在体制底部体验观察体制运行，对“排演式”调研之弊实则洞若观火，体察最为深切。

　　为此，在执行这期特别策划时，《决策》记者辗转市县乡村四个层级，用心倾听基层干部原汁原味的体悟与呼声。

　　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告诉《决策》，上级领导下来调研，基层最感棘手的难题是，调研意图把握不准。上级有时仅仅发来一张纸的传真，简单提及“某某领导拟就某某工作前往调研”，只言片语、一笔带过。还有的比较急，打来一个电话，告知“某某领导马上要去调研”。这时，基层官员往往无所适从，只好暗自揣摩上级意图。

　　比如，若干年前，省直部门曾到当地调研水库移民补助款的问题。接到通知之后，当地领导就在一起商量：报多少人合适？是实事求是地报呢，还是放大一点，或者缩小一点？如果放大一点，自己岂不是要承担这个财政压力？最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还是少报一点。孰料，省直部门调研之后，随即出台一个政策，库区移民的补助款全部由省财政统一划拨。当地几位领导为此后悔不迭，认为当初应该多报一些。

　　“在上级调研这个问题上，我们确确实实顾虑重重。领导下来调研，我们当然希望展现好的一面，但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想暴露一些问题，恳请上级帮助解决。这个尺度很难把握。为什么难以把握呢？第一，担心受到领导批评，有的领导可能认为我们工作不力。第二，担心影响地方在上级领导心中的形象。你回避问题呢，可能平安无事；你暴露问题呢，反倒受到影响。相权之下，基层官员更有可能选择回避问题。”一位要求匿名的基层官员告诉《决策》。

　　这就势必带来一种不健康的风气，就是基层把功夫下在作秀上，集中力量营造甚至放大各种可听可见的工作来显示政绩。“排演式”调研、报喜不报忧，也由此滋生并泛滥开来。

　　安徽省宿松县委副书记罗成圣长期在市县工作，对基层干部的情况了如指掌。一次，他到一个乡镇调研，问了几个很具体的问题，包括粮食收购保护价是多少，全镇棉花总收入是多少，镇长居然讲不清楚。再到另外一个乡镇，又问了同样的问题，镇长仍然讲不清楚。

　　“这是很可怕的。全面的、真实的调研，越到基层就越重要。情况都是从县一级上去的，中央的决策也好，省里的决策也好，都必须掌握基层真实的情况。如果从县一级的调研就开始失真，后果不堪设想。”罗成圣说。

　　如何避免调研失真

　　那么，如何避免调研失真？

　　罗成圣告诉《决策》，作为市县一级领导，大多是从基层成长起来，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了多年，因此仅凭常识就能识破一些虚假信息。比如，在防汛的时候，他接到上级的通知，前往某个圩口检查防汛准备工作。到了圩点，他问：“如果发现险情，你能准备多少人来抢险？”村干部答：“差不多两三千人吧。”其实这个村子总共才有4000来人。罗成圣当场说：“这个数字不对。按照全县人口1/3在外地打工的比例，再除去老人、孩子、妇女，留下的青壮年劳力不可能这么多。”那名村干部就不吭声了。

　　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在发现沁县数据失真之后，也曾严厉批评了一位分管副县长。“6月21日，我们开了全省贫困地区农民增收工作恳谈会议。其中，沁县好几项指标都是排倒数第一。分管副县长作解释说明，态度也不端正。我说：你们想不想为老百姓干点事？干了5年，每年农民收入增长只有2%，这叫增长？什么都没干嘛，躺着也能增长啊。”他说。

　　当天晚上，县委书记、县长不断给他打来电话，要亲自赶到太原进行解释汇报。原来，沁县在山西省并非最穷，但为了争取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有意识地压缩某些数据。用官场流行的话说，是“打埋伏”，而只有刻意压低农民人均收入的数据，才能保住贫困县的帽子。

　　刘维佳婉拒了他们的请求。6月23日，他再次到沁县调研，并与县领导一起想办法，如何变后进为先进。

　　而在引起广泛关注的“下乡住村笔记”中，刘维佳还吐露了自己“一竿子插到底”来到温庄调研的初衷：“这些年我经常下乡，有时起早贪黑一天跑五六个县，但往往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了解实情不多，研究难题不透。”此言实有对常规调研方式进行反思的意味。

　　刘维佳的举动，为时下的官场注入了一股难得的清新空气。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就曾多次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在国务院建设部工作的时候，朱总理开会经常批评人，我也被批评过几次。被批评是对你的信任。批评有什么好处呢？公开地批评某种现象，是表明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对大家是有个警醒，并不是说跟某一个人过不去。”

　　但是，更多的官员则顾虑重重，“批评上级怕打击报复，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失人缘，自我批评怕丢面子”，在调研中往往不敢、不愿触及矛盾，满足于你好、我好、大家好，做和事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发现，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突然袭击式检查”确实查出来一些问题，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方法。通常，这种检查由省里直接组织，采取不打把呼搞“突袭”。当检查车辆出发时，连车上的人员也不知道目的地，而是在上车后打开第一个信封，得知去某县，然后直奔某县；进某县境内后打开第二个信封，得知去某乡；进某乡境内，再打开第三个信封，得知去某村；进村后，检查人员展开拉网式检查，进所有农户查对人口出生情况。

　　在旁观者看来，这样的检查可谓神秘莫测，应该所向披靡。但是，一些乡镇领导透露：“其实也可以对付，只是需要费些心计和人力。不论检查安排得多么神秘，我们都可以知道他们什么时间进入本市，因为我们在省里就有内线，我们甚至知道他们的车号。”

　　对此，一些乡镇干部戏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不过，上级的暗访对于希图应付蒙骗的官员而言，仍然具有强大的震慑力。一位受访官员告诉《决策》：“关键是看主要领导的责任感，是真调研还是假调研，是动真格还是走过场。”

　　2008年7月15日夜晚，时任江苏省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县纪委书记唐健在宿舍一起碰撞干部作风建设问题，探讨“拉练工作法”的操作路径。王天琦陡然间心生一念，决定出去“拉练”一下，看看乡镇的干部如何执行“拉练工作法”，听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为了保证行程不会泄密，二人没有通知其他人员陪同。上车之后，王天琦告诉司机沿着睢邳路向北行驶。到了古邳，才让他往镇政府开。孰料，镇政府的大门紧闭。他们用力敲门，无人响应。过了很久，门卫方才起身开门。进去一看，当天值班的5名干部都不在岗，只有两位大学生村官在网上闲聊。他们又辗转来到另外一个乡镇，值班干部也均脱岗。

　　“这难道仅仅是值班问题吗？这种状态是在真拉练吗？”王天琦连夜写了一篇《凌晨下乡拉练记》，刊登在第二天的县报上，在全县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一个月后，县报用4个版的篇幅，公布全县所有官员的职务分工和手机号码。他还实名上网，表示“愿意回答网友们提出的问题”。一场以民意的力量去推动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新政，由此高潮迭起，成为全国县权改革的样板县。

　　赵树凯在对全国10省(区)20个乡镇深入调研之后，得出结论：基层许多工作难以直观测量。上级的调研、检查、评比，很容易被应付过去。这些工作对基层民众则无法蒙骗，但是民众没有进入有效的监督体系。因此，基层自治、靠基层人民来监督约束基层政府，势在必行。

　　调研力的支点在哪里

　　“调查研究，真正的‘力’在哪里呢？就在于一个决策力和一个执行力。一定要把这二个‘力’结合起来，调研力才能真正迸发出巨大的力量。”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分析认为。

　　安徽省芜湖市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刘见君也认同这种观点。“官员的调研力，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创新力、执行力。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主要领导采取什么样的作风、方式调研，对下边干部影响太大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则注意到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在资讯空前发达的今天，政府越来越需要决策型官员。

　　“决策型官员的素质体现在哪里呢？一是搜集信息的能力强，二是认知信息的能力强。现在，各类媒体、各种内参、调研报告、信息反馈，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你仔细地研究、判断、提炼，完全能够作出一个比较好的决策。不一定非要跑到现场去。比如拆迁，包括整个冲突的过程，报纸上的报道已经非常详细，问题出在哪里，其实一目了然。”他说。

　　既然如此，为何一些地方和部门出台的政策仍被各界诟病？竹立家告诉《决策》，根源在于部门自利、个人自利、权力失控。一些地方和部门制定的政策，不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而是首先考虑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这个时候，你调研做得不管多扎实，也无非是一种摆设、一个秀场，肯定引起老百姓的极大反感和不满。

　　而在政策的执行力方面，受访基层官员普遍呼吁，上级应当给予基层政府更大的灵活度。

　　譬如，惠农补贴资金的发放与分配。一位乡长和一位村支书告诉《决策》，这些资金由上级按人头直接统一打卡发放到户。但是，个别出去创办公司、资产已达数千万元、户口仍在村里的“农民”，却与一些贫困农民，拿着同样多的补贴，这合不合适呢？

　　另外，这些补贴在“遍撒胡椒面”后，每人每年也就分到几十块钱，对老百姓发挥不到太大作用。但是，全乡加总起来可达数百万元。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乡村的公益设施却破败多年、无钱可投，“一事一议”也调动不了老百姓的积极性。

　　对于这些矛盾，上级也曾多次作过调研，不过一直没有对政策作进一步的完善、修正。“是否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办法，允许乡镇把一部分惠农补贴投入到公益设施建设上来？如果能够实行，不出三年，乡村面貌必有大的改观。”多位受访基层官员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