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侠传唐吉可德票房:鲁迅与光复会

何 信 恩
鲁迅一生与光复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亲历了光复会从酝酿到诞生的全过程；他与光复会诸领袖和会员之间或师或友，有着许多不同层面的交流；在他的笔下，多次出现光复会党人的名字和事迹，他的不少著名的小说和散文，都是以光复会会员的生平事迹作为背景来描写的。鲁迅逝世后，学术界有关鲁迅本人究竟有否加入过光复会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鉴于鲁迅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弄清他究竟是否加入过光复会？是何年加入的？他和光复会诸领袖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鲁迅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与光复会早期成员之间有什么联系与差异等问题，对于进一步认识早年鲁迅的政治倾向与交友之道，加深对鲁迅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认识都是大有益处的。
一、鲁迅参加光复会的来龙去脉
迄今为止，鲁研界和史学界对于清末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究竟有否在组织上加入过光复会的问题，共有三种态度。其一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在他们撰写的鲁迅传记和各类文章中，言之凿凿写明鲁迅于某年某月在某地由某人介绍加入光复会。 至于加入的时间，则各有不同的说法，但同属于承认派。应该说这样的人是多数。他们当中，既包括鲁迅当年的同学、同事、挚友与学生。如许寿裳、沈瓞民、胡风、冯雪峰等人，也包括许多著名的鲁研专家。他们的主要依据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如许寿裳与沈瓞民同为鲁迅在弘文学院的同学，又同为光复会的早期会员，和鲁迅一起参加过光复会的诸多活动，对鲁迅是否参加过光复会的问题有充分的发言权。胡风和冯雪峰等人则在鲁迅身边多年，曾亲耳听到鲁迅自己说过他是属于光复会的，所以国内外学术界人士大都赞同他们的观点。
第二种人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最明显的就是鲁迅二弟周作人，他在鲁迅逝世后所写的一系列回忆文章中，对此事一直予以否认。例如在《关于鲁迅之二》一文中写道；“他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他也没有加入光复会……以浙东人的关系，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然而不然……”。还有鲁迅晚年的朋友，著名报人曹聚仁先生也持这种否定态度。在他所著的《鲁迅评传》中，认为鲁迅一向反对以浪漫主义的态度对待革命，像陶焕卿和秋瑾女侠这样浪漫气息很浓的革命家并不合鲁迅的口味，凭鲁迅的脾气并不适宜做实际的革命者。所以尽管他与光复会头面人物的私交不错，却不会正式加入革命组织。
第三种人则持中间态度，模棱两可，不置可否。或在《年谱》中只字不提这件事，或只是说，根据鲁迅和陶成章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和陶成章将会内重大机密倾情相告的史实，鲁迅很可能是光复会的正式成员。
笔者认为：鲁迅参加光复会并不是一件偶然之事，而是他的思想日益倾向反清革命的必然结果，是时势的造就。鲁迅到日本留学之时，正是东京中国留学生运动蓬勃高涨之时，光复会成立前夕，鲁迅在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断发明志”，剪去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并拍摄了“断发照”作为留念，还在照片背后作《自题小像》诗赠给同乡好友许寿裳，表达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壮志豪情。这也可看作他立志献身祖国的誓言。
鲁迅参加光复会的具体时间现主要有两说。一说为1908年，以许寿裳撰的《鲁迅年谱》为代表，另一说为1904年年底， 以沈瓞民的回忆录为代表。但笔者以为两者均不够确切。这里涉及到上海光复会成立的具体时间。一些文章的作者明确肯定光复会成立于“甲辰十月十三日(1904年11月19日)其根据为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的一句话：“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也。”查万福华(清候补知县，江西人)因不满广西巡抚王之春在沪发表主张割地联俄的谬论，设计邀请王之春到餐馆赴宴，举枪击王不成被捕之事确为1904年11月19日，但此事距陶成章写《浙案纪略》已有6年，且光复会成立仪式是在秘密状态下举行的，仅只有绝少数人参加。事过境迁，在陶成章的记忆中，远没有报上大肆渲染的万福华一案印象深刻，所以拿来作为参照时间。不能就此断定“那一时”就是“那一天”。但光复会成立的时间距11月19日不远，在11月19日后则是不会错的。而陶成章是在光复会本部在上海成立以后的年底才离沪赴日，抵达东京成立光复会分部时已是1905年1月，故鲁迅加入光复会应在1905年而不是1904年。
至于1908年一说，出于许寿裳1937年5月撰成的《鲁迅年谱》，很可能是许先生的误记。史料表明，鲁迅早于1902年即在东京认识了陶成章，彼此相知甚深，陶成章沉毅敦朴，注重实干的作风赢得了鲁迅的好感。1903年1月，鲁迅与陶成章，许寿裳，经亨颐等27人在东京牛区清风亭开同乡恳亲会，并发表《绍兴同乡公函》，指出“我绍郡古有越王勾践、王阳明、黄黎洲煌煌人物之历史，我等宜益砥励，以无先坠前世之光荣。”自此以后一直没有中断活动，不可能拖到1908年才正式加入光复会。而1908年5月，陶成章在东京主编《民报》时期，肯将会内的机要资料托付鲁迅保管，有力地说明了鲁迅早已是会里的同志，且不是一般的会员。1908年前后鲁迅和许寿裳在章太炎那里学文字学，彼此常在一起，印象自然较深。可能由于这一关系，许寿裳认为鲁迅加入光复会是在1908年。
至于周作人的断语则更加站不住脚，且不说晚年的鲁迅绝不会拿政治问题开玩笑，在和不同对象的谈话中都明确表明： 自己是光复会的一员，也不说光复会在成立之初纪律严明，亲如家人也不告之，鲁迅又是一个极有原则的人，不可能将此事告诉周作人。单说1905年周作人尚未出国，发生在日本东京的事，他怎会知道？有意思的是：周作人本人1915年以长庚的笔名在绍兴《笑报》第六三三号上发表了一篇《忆陶君焕卿》的文章，大谈陶成章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文中提到他与陶成章是在l906年夏天在上海初识的。陶向他介绍了《龙华会章程》中的有关条款。介绍他与陶成章见面的人是谁虽不说明，但除了乃兄树人不会有第二人。因为此时的周作人正随回国完婚的鲁迅去日本留学途中。而陶成章是介绍鲁迅入光复会的首要人选。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鲁迅加入光复会是在1906年以前。
二、鲁迅与光复会早期主要成员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异同之处
辛亥革命前后的鲁迅与光复会诸领袖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有许多相似乃至相同之处，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相同，生活的内外环境相似，所走的道路也有许多接近之处，因而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
(一)他们都继承和发扬了历代乡贤的民族气节
光复会的领袖人物绝大多数是绍兴人(章太炎祖籍绍兴)，自古以来，在古越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爱国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和科学家。春秋时期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爱国女子西施，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明代爱国志士沈炼，抗倭英雄姚长子，晚清思想家刘宗周、黄宗羲，近代抗英爱国将领葛云飞等都极富民族气节。从黄梨州到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学派，都是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从而形成了绍兴人民反抗异族统治和侵略的光荣传统，正如明末爱国文学家王思任所云，“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前贤风范，后学楷模，乡贤业绩，代代相传。光荣的历史传统和爱国民族气节，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从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秋瑾、徐锡麟，一直到鲁迅，无不受到故乡的这种“厚赐”。
(二)他们都参加了近代爱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辛亥革命前，包括徐、秋、陶、蔡和鲁迅在内的光复会志士，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清廷的卖国政策，祖国的山河破碎，无不忧心如焚，不论是秋瑾的“金瓯虽破终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徐锡麟的“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还是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尽管在采取何种方式推翻封建帝制的问题上，鲁迅与光复会诸领袖的看法不尽一致，但东京时代的鲁迅参加了光复会组织的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回国以后，又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光复绍兴的战斗却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西文明交汇激荡，古今文化冲撞逆嬗之际。存菁华，弃糟粕，在接受传统文化中民主思想的同时，吸收西方现代民主思潮与科学思想，成为光复会上层人士进步思想的主流。
不论是光复会领导人还是鲁迅，都是从旧营垒中觉醒的知识分子，不必说传统文化造诣精深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翰林出身的蔡元培，本来就是学贯中西的大家鸿儒，就是象陶成章这样出生于乡村农家的平民知识分子，也是饱读史书，熟悉社会演变规律的时代精英。他们长期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观。他们留学海外，学习西方，效法日本，但都未曾离开民族之本源。他们日益认识到西方(包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内)之所以国富民强，原因之一在于科学昌明，有各种近代基本理论科学作依据，而所有科学成果又是在科学的方式论指导下取得的。原因之二，在于他们有比封建专制优越的民主制度与民主思想。西方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给长期在封建专制重压下的人民，首先是包括光复会精英人士在内的知识阶层以很大的启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现代民主思潮和科学思想是促成光复会精英人士思想发展成熟的主要外部动力。而鲁迅，则并不如他所自谦的那样，在去国赴日本以前“一无所能”，而是早已接受了西方赫胥黎、斯宾塞和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已经比一般维新人士高出一着了。
但在行为方式上，鲁迅与光复会诸领袖之间毕竟存在着差异：一是他始终没有处于反清武装斗争第一线，对于暗杀之类的过激行为也持保留态度。二是鲁迅的个性不喜欢抛头露面。一般场合下并不锋芒毕露。三是鲁迅长于思考，能深层次地观察问题。例如，他对于日俄战争性质的看法就比光复会所有领导人的看法都要远。早在弘文学院学习时，他就和许寿裳等人讨论过有关民族性的缺陷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最后得出结论：唯一的救治方法是革命。
光复会的领导人物始终把打倒清朝皇帝作为革命的最大目标，对于推翻封建帝制以后，建立什么样的“新国”虽有过憧憬，但却是十分渺茫的。正如鲁迅后来所说的那样：“光复会……可以说连够得上政纲的政纲都没有。”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革命是不彻底的，皇帝一倒，有人就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错误口号，有的遁迹空门，有的离开政界，以致于当复辟势力反扑过来时连抵抗的力量都没有。而同为光复会成员的鲁迅则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由于他不倦的“上下求索”精神，他的目光比同时代人要远大，他的思想比同时代人要深刻，他对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更为强烈与坚决，特别是当他在日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阅读了《社会主义研究》和《共产党宣言》等书籍以后，境界更为开阔。正如沈瓞民先生所说，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站在革命方面，自始至终口诛笔伐，展开斗争，鲁迅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超出了一般民主革命家的水平。
光复会成立至今已整整100年了，作为光复会成员的鲁迅也已经逝世近70年。回首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更觉得光复会的这段历史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包括鲁迅在内的时代精英们在创造历史时所展示出来的优秀品质以及人性中某些弱点的流露，更需要我们把它放在融历史文化与现代建设与一体的历史坐标中去认识去总结。唯其如此，我们才对得起先烈与乡贤，才能在新的征途中，不断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