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时光徽章卖不出去:为建设忠于党的军队奋斗终生

为建设忠于党的军队奋斗终生
——回忆贺龙同志对我军的培育与关怀
中共八三○一一部队委员会
 
  
　　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建人之一。他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率领部队，南征北战，英勇奋斗了几十年，在建军治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部队是贺龙同志遵照党的指示亲手创建的一支部队，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整个战争岁月，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贺龙同志一再教育我们，要成为一支忠于党的军队，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军队。他的亲切教导，他留给我们的建军治军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一)　　贺龙同志一贯忠实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高度重视军队中党的组织建设，以保证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同志怀着为党组建红军的强烈愿望，来到洪湖，来到湘鄂边。在他最初建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中就设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大队设立了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在众寡悬殊之下，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屡经苦战，几遭挫折，到一九二八年底，只剩下一百余人。贺龙同志回顾这一期间的经验教训，认为部队遭受挫折的原因甚多，但根本在于党的组织不健全，领导力量薄弱，没有形成团结战斗的核心。党的建设怎么加强？那时，贺龙同志自己认为“还没有完全学会”。加上当时与上级党失掉联系，他深深感到沉闷和痛苦。于是就千里迢迢，派人找党，终于在一九二九年春，与湖南省委、鄂西特委和常德特委取得联系，获悉毛主席在中央红军进行建党建军有极其丰富的经验。贺龙同志的苦闷心情为之一扫，眼界顿时开阔起来。随即依照毛主席在中央红军的作法，把“支部建在连上”，在士兵中发展党员，连以上各级建立党的委员会。部队重新整编，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随着斗争的需要，贺龙同志又着手建立政治机关，通过办政治训练班、红军学校、教导大队，培养大批政工干部。他要求政工干部既能做思想工作，又能指挥打仗，不要搞形式主义，要会解决实际问题。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对部队都要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使干部战士有明确的革命目标，旺盛的战斗意志。部队从此走向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为了加强军队中党的建设，贺龙同志坚持同各种“取消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四年秋，夏曦担任了湘鄂西分局和军委分会的领导职务，极力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排挤贺龙同志，搞肃反扩大化，无故捕杀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这种倒行逆施，虽然遭到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但错误路线的推行者不但不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红军中解散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使红军遭受了巨大挫折，从二万五千人锐减到几千人，一度处于非常危急的关头。贺龙同志为了巩固党的组织，挽救红军，保护干部，同夏曦的“取消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愤怒地指出：“取消了党的组织，谁来领导红军！”一九三四年六月，湘鄂西分局在贵州枫香溪举行会议，贺龙同志又与机会主义者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会议决定恢复红军中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贺龙同志既当军事指挥员，又做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他亲自找遭受打击、迫害的同志谈话，消除顾虑，介绍他们重新登记入党。直到抗日战争中期，他还继续坚持进行这方面的善后工作。他经常要求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机关，要严格党的组织生活，要树立政治机关的威信。他对歧视政治机关、轻视政工干部的思想，都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　　六十年代初期，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利用职权在军队中强力推行“四好”，用“四好”代替一切，取消党的建设，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建军路线。贺龙同志对此极为担心，采取多种形式与林彪展开斗争。从一九六二年到六四年，他在百忙中，连续三次给我们部队写信，委托廖汉生同志和杨秀山同志捎信，提醒我们注意坚持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努力加强党的建设；反复叮咛我们，要保持忠于党的光荣传统。一九六二年冬，贺龙同志看了福州部队党委批转我部某师的情况调查报告后，对加强军队党的工作，又一次作了重要指示。他强调指出：“要想使军队工作能够过硬，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没有扎扎实实的支部工作是不行的”，并把这称之为“一个根本因素”。他在指示中还引导我们回顾了战争年代的情况，然后意味深长地指出，“我军过去所以能够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敌人，就是由于我们的军队有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积极工作的结果”。他还进一步教给我们考察部队的办法：“在考察一个部队的工作时，也应首先看一看他们各级党委的领导如何，支部工作如何，党员们情况如何，阶级觉悟程度如何。”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我部某团六连被国防部命名为“硬骨头六连”，贺龙同志在给六连的题词中再次强调要“加强党支部堡垒作用”。贺龙同志的指示，捍卫了毛主席的建军原则，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从机关到基层，从党委到支部，认真贯彻执行，做到广大指战员人人都知道。这对我们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起了巨大的作用。尽管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妄图把我们部队搞乱搞垮，但是，广大指战员紧密团结在各级党组织的周围，顶住了逆流，保持了部队高度集中和统一。在这方面“硬骨头六连”就是我们部队的突出代表。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打棍子、扣帽子，恶毒咒骂他们是“黑典型”、“黑样板”、“只知道反侵略，不知道防复辟”，妄图压垮他们。但是“硬骨头六连”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善于辨风向，敢于插红旗，“任凭风浪起，我有主心骨”，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坚持连队的全面建设，在斗争中造就了一个整齐的党员队伍，保证连队始终沿着毛主席建军路线前进。这和贺龙同志的关怀和教导是分不开的。　　(二)　　贺龙同志无论何时何地都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坚持对部队进行正确路线教育，使军队成为自觉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而战斗的武装集团。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具体规定了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方针。毛主席的主张，得到了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一致拥护。王明却抛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部队中一些同志受错误路线的影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套鬼把戏缺乏认识，缺乏警惕。贺龙同志多次指示我们，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并亲自抓了部队的路线教育。当时，我们开赴抗日前线不久，贺龙同志既要领导开辟根据地，又要指挥对日作战，在异常繁忙的情况下，还经常给干部战士作报告、讲形势，阐述毛主席的抗日主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剖析投降路线的危害，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行。一九三八年，在山西岚县庆祝“八一”建军节，开会之前，我们动员了当地群众参加大会。但由于国民党的威胁恫吓，那天到会的群众不多。贺龙同志抓住这件事，当面质问国民党专员张隽轩：为什么不让人民群众参加我们的大会？为什么不让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活动？为什么害怕我们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接着，又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声讨国民党限制我军活动，限制征兵，限制筹备军粮，以及妄图借日寇之手消灭八路军的种种罪行。贺龙同志淋漓尽致的揭露，弄得这个国民党专员目瞪口呆。在另一次群众大会上，贺龙同志严正警告国民党：顽固派搞磨擦，人民群众是不答应的。谁要是和我们搞磨擦，我们就把他的脑壳磨掉！他讲一会，就脱掉一层衣服。晋西北的春末，天气还很冷。讲到最后，贺龙同志身上只剩一件衬衣了。贺龙同志的这些言行，既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无情揭露，又是对王明路线的有力批判。对我们部队则是活生生的路线教育，使干部战士理解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看清了当前形势，从思想上有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一九三九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党中央命令我部由晋察冀回师晋西北，保卫根据地。接受任务后，部队星夜驰援晋西北，干部战士也不感到突然，也没有什么思想弯子转。一到晋西北就打了胜仗，歼灭了顽敌，巩固了根据地，圆满实现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　　一九四一年和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最困难的阶段。日寇野蛮进攻，国民党卖国求荣，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解放区机关和部队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盐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是解散、饿死、投降呢，还是开展生产，自力更生？在这个极其严肃的问题面前，贺龙同志坚决反对那种依靠蒋介石政府施舍的错误路线，严肃批判那种只想打仗，不想生产的错误思想，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领导部队迅速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头一年，三五九旅就成为南泥湾大生产的模范。一九四三年，我们三五八旅一到延安，贺龙同志就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讲述了开展大生产的意义，教育我们要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既当战斗队，又当生产队。要求我们向三五九旅学习，争当生产和练兵的模范。我们开荒种地纺线线，许多领导干部、战斗英雄，都成了生产模范，第一年生产的粮食就做到自给有余。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我们又生气勃勃了。在大生产的同时，毛主席亲临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部，指示开展练兵运动。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亲自领导我们开展冬季练兵。部队到处是操场，到处是课堂，人人皆兵，人人皆练，能者为师，官兵互教，包教包学，互教互学。还掀起了大比武高潮，出现了大批“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使部队的军事素质得到了空前提高。我三五八旅总结出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经验，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把它规定为全军的练兵方法。通过大生产，大练兵，我们部队兵强马壮，一九四五年从延安下山，如猛虎添翼，连续取得了爷台山、娄家庄、柳林、离石、卓资山战斗的巨大胜利。　　日寇投降以后，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当时，贺龙同志谆谆告诫我们，要深刻认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坚决执行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正确方针。并指示我们，征集兵员，扩充军队，进一步壮大革命武装。使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戒备。一九四六年新年期间，傅作义以为我们毫无戒备，突然对我绥东解放区发起偷袭。我们当即迎战，歼灭了来犯之敌，巩固了解放区阵地。　　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后，贺龙同志率领祖国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部队。他十分关心部队的战斗力，关心部队的政治教育，边看望部队，边检查战备工作，教育部队提高警惕，紧握手中枪，还严厉地批评了有的同志头脑中存在的和平麻痹思想。贺龙同志来我们部队视察时，详细询问了战备工作的情况，从人员的思想、技术，一直问到车炮弹药的管理维护。反复告诫我们：共产党就是要战斗，军队就是要战斗，革命就是要战斗。还说，虽然我的年岁大了，我还要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听到这里，我们禁不住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贺龙同志永不休战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和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　　几十年来，正是贺龙同志坚持不懈地用毛泽东思想对我们进行正确路线教育，使我们部队在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成为党指挥自如的斗争工具。　　(三)　　贺龙同志一贯教育我们部队要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党和人民放心的好部队。　　贺龙同志要求部队对党必须忠诚老实，不论在任何时候，干什么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不准“打埋伏”，不准搞浮夸。上报战果，必须准确无误；对自己的“家底”，不能有任何隐瞒。我们部队在战争年代，一直是和穷山恶水打交道，红军时期的湘鄂边、洪湖，抗战时期的晋西北、陕北，都是一些穷地方，再加上战斗频繁，经常流动，日子过得相当苦。尽管这样，总还是有些家当，诸如生产的粮食、布匹，长期积累的钱财等等。对于这点有限的家当，贺龙同志总是要我们如实报告中央。贺龙同志还常常教育部队，要正确对待成绩，不能讲过头话。他反复强调“十分的成绩，讲六七分就行了”。那个单位只讲成绩，不讲缺点，他就不高兴，就要将你的军。贺龙同志对部队的问题，从不坦护，该批的批，该报的报。红军初创时期，内部存在的问题较多，他一方面进行整顿，一方面报告党中央，以便取得党中央的指示帮助。一九二九年，他曾以湘鄂西前委书记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了部队纪律不严，敌友不分，下级与上级关系不密切，甚至开小差等问题，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九四五年七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延安边区大礼堂接见我部某团。毛主席表扬我们打了很多胜仗，朱总司令也表扬我们生产搞得好。最后贺龙同志讲话，他说：“毛主席、朱总司令表扬了你们，我是你们的师长，要批评你们。”他严肃指出了部队在执行政策和遵守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当面责问了一个旅的领导干部。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至今对我们还是记忆犹新，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　　贺龙同志经常指示我们要办老实事，每办一件事，都要让党放心，要经得起检查。他坚决反对那些弄虚作假，办滑头事，应付搪塞，做表面文章的坏作风。他说：部队是打仗的，是要在战场上和敌人拼死活的，华而不实，不老实的人总是要吃亏的。他检查部队工作，听了汇报，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看你说的和做的是不是一回事。不一回事，就让你推倒重来。对中央交办的事，他要求部队一时一刻不能误，一丝一毫不能差。一九四一年，中央让我们给延安转运一百万元的钞票，不幸丢失了五万元。贺龙同志知道后，对我们说：这是党中央的钱，一个也不能少。虽然当时我们的生活十分困难，但是，贺龙同志还亲自到后勤部，让把钱补齐，如数送给中央。一九四三年春，蒋介石指使胡宗南窜犯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急电我三五八旅返回延安，迎击敌人的进攻。贺龙同志考虑到该旅此行关系重大，决定把很能打仗的七团从河东调过来，拆散补充该旅，以加强战斗力。贺龙同志说：党中央要的是主力，是战斗力，我们要多作让中央放心的事。这件事一直被干部战士引为美谈，由此更加深了对贺龙同志的敬仰之情。　　贺龙同志非常重视培养部队吃大苦、耐大劳，再苦再难、伤亡再大不叫唤的好作风。他把有没有这种作风作为部队是不是忠于党的尺子，摔打锤炼部队。一九三七年秋，我部奉命挺进晋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晋西北是个苦地方，土地瘠薄，人烟稀少，灾情连年不断，吃没吃的，穿没穿的，还有日寇的“大扫荡”，国民党搞磨擦。困难确实不少。有些同志嘀嘀咕咕，叫苦叫难。贺龙同志及时向干部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讲明晋西北所处的战略位置，号召部队养成再苦再难不叫唤的好作风，忠心耿耿地为党的事业奋斗。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地方比长征时候走过的地方好多了。贺龙同志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同我们一起进行生产，节衣缩食，吃黑豆，嚼树叶，咽野菜，穿草鞋。我们在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就这样战胜了各种困难，扩大了部队，在晋西北这个穷苦地方开创了新的斗争局面。贺龙同志的高贵品质，和林彪叫喊困难，不愿到艰苦地方去的恶劣品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　　贺龙同志十分注意纠正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我们大公无私，顾全大局，团结同志，处处以党的利益为第一生命。　　红军初创时期，成份复杂，有的同志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有想做官和贪图享受的思想。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给红军建设带来了一定的腐蚀作用和破坏作用。贺龙同志强调对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彻底改造。指出，不纠正这些错误思想，建设一支听党指挥的、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军队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狠抓了部队的整顿，进行思想教育，端正参加革命的动机。大的整顿在一九二九年秋和一九三○年春，先后搞了两次，小的整顿利用战斗间隙经常进行。同时，还根据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工作制度，如：发挥党员的作用，加强政治教育；设立兵士科，专门负责部队士兵委员会的指导工作；经常给部队上政治教育课，等等。这样，使那些有错误思想的同志逐步明确了红军与白军的区别，懂得了革命的目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整个部队精神面貌一新。　　对部队中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扩大了的个人主义，贺龙同志总是抓住不放，坚决斗争，彻底纠正。在干部使用问题上，贺龙同志一再教育我们，不要有私心杂念，不要分兄弟部队来的、本部队的，不要重内轻外，都要看成是党的干部。一九三四年底，我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贺龙同志大公无私，模范地领导部队团结红六军团，红六军团也全力帮助红二军团。两个军团坚强团结，连打胜仗，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于残酷的肃反扩大化，大大削弱了红二军团的干部力量，红六军团抽调了一百多名政工干部到二军团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二军团的同志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积极地为他们的工作创造条件，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后来，又把其中一些同志提拔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直到现在，这些老同志谈起这件事，还对贺龙同志深为敬佩。林彪及其死党一伙，不顾历史事实，诬蔑贺龙同志关心部队建设是“拉山头，搞宗派”，这完全是恶毒的诬陷。一九四五年十月，卓资山一仗，我们缴获了好多转盘机枪，干部战士高兴得不得了。当时，部队武器装备很差，战斗一结束，下面就闹着要分枪。正在这时，贺龙同志下达了指示，把一部分转盘机枪送给兄弟部队，而且一定要挑好的。有些同志想不通，贺龙同志抓住这个问题，在干部会上进行了批评教育。他说：要讲风格嘛！要多为别人着想，不要光想到自己。打仗不是靠那一家，要靠大家。后来，大家抬着转盘机枪和其它战利品，高高兴兴地送给了兄弟部队。贺龙同志从来就是这样，越是在物资缺少的时候，越是注意抓好先人后己的教育，使部队树立大公无私的思想。贺龙同志关心中央，关心兄弟部队比关心自己为重。长征胜利后，部队物质生活很艰苦，仍然把长期积累的钱财送给中央。在晋西北，部队吃不上、穿不上，还常常把得到的小米和洋布送到延安。两军相遇的时候，主动给兄弟部队让路、让房、让车、送衣服。有一年冬天，一批干部从延安到东北去，途经晋西北，贺龙同志把刚做好准备发给部队的棉衣、棉帽、棉鞋送给了他们。后来我们部队到内蒙时，没有棉鞋棉帽过冬，有些同志就用毛巾缠在头上，硬是熬了一个冬天。一九四五年，我三五八旅在延安和兄弟部队调防。调防前，把一切东西都整理好，完整无损的交给兄弟部队。地里的西瓜已经熟透，但是，指战员们一个也没吃。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接见我们时，非常高兴地说：“你们这次调防搞得很好，给八路军作出了榜样。”在军事行动上，贺龙同志一贯要求我们，同兄弟部队一起作战，担子要拣重的挑；兄弟部队遇到困难，要主动支援；兄弟部队遇到危险，要不惜牺牲，奋力援救。抗战初期，冀中部队大部分都是组建不久的新部队。我部到达冀中以后，为了让兄弟部队集中时间精力，进行整训，就主动担负起繁重的战斗任务，还抽调大批干部帮助他们整训。齐会战斗后，日寇集中兵力，突然向卧佛堂地区新组建的兄弟部队发起进攻。我七一六团参谋长王绍南同志发现后，先敌开火，以强大的火力把敌人吸引过来，打了一天，掩护了兄弟部队。　　贺龙同志把有没有严格的纪律，作为区别我军与旧军队的重要标志，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作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一直抓得很紧。早在洪湖根据地时，就为部队规定了三条纪律：“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绝对遵守阶级纪律；绝对不能临阵退缩。”他对部队中违犯纪律的言行，那怕只是一句话，或挖了老乡的几个红薯，或行军时踩坏了群众的庄稼，每回都要亲自过问，责成赔偿群众的损失，并严格地“用铁的纪律处分违犯党的纪律的同志”，“用教育的方法训练新的同志”。贺龙同志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求更严。红军时期，他的堂弟、师长贺锦斋违犯了党的政策纪律，撕了宣传群众的标语。贺龙同志对他进行了极严厉的批评，并给了他党纪处分。一九四六年，某团在解放朔县的战斗中，打了个漂亮的攻坚战。但是部队进城后，侵犯了工商业者的利益，违犯了党的政策。在营以上干部会上，贺龙同志把这个团的团长叫起来，严肃批评说：“你们在军事上打了胜仗，在政治上打了败仗！”之后，部队组织了赔偿团，由干部带领，对工商业者逐一进行了赔偿。由于贺龙同志的严格要求，部队逐渐养成了严守纪律的好风气。不论走到那里，都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一九四○年，部队驻地灾荒严重，饥饿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也苦极了。可是同志们宁可每天喝两餐黑豆稀饭，也把大部粮食分给受灾的群众。次年春节，我们又回到原驻地。群众因躲避日寇“扫荡”，丢下了准备过年的丰盛饭食和菜肴。部队连续行军打仗，三昼夜没吃上一顿饱饭，但没有一个人动群众的一菜一饭，因而受到群众的爱戴和颂扬。　　贺龙同志一向把阶级教育作为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基础教育，从根本上唤起干部战士为本阶级利益而战的觉悟。在几十年的建军治军实践中，他卓有成效地运用了这一政治工作方法，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一九四七年冬季，我三五八旅用诉苦“三查”的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就是在阶级教育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次运动，通过诉苦和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提高了全体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纯洁了部队，整顿了纪律，增强了团结，焕发了斗志。一九四八年三月，我们同兄弟部队一起，在宜川战役中，取得了歼敌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三万人的大捷。毛主席听取了我们部队的汇报，看到了新式整军运动在宜川战役中所显示出的巨大威力，对此作了充分肯定，指出：这种整训，“清除了存在于军队中的若干不正确的思想上的倾向和不良现象，教育了干部和战士，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这种民主的群众性的新式的整军运动，今后必须继续进行。”　　由于贺龙同志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坚决捍卫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先后对林彪、江青一伙篡党篡军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所以，这伙反革命黑帮对贺龙同志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勾结起来，利用他们篡夺到手的权力，捏造事实，隐瞒真相，诬蔑贺龙同志要“搞兵变”、“篡夺军权”，对贺龙同志进行疯狂的迫害，而且株连很多跟随贺龙同志一起南征北战的老干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林彪和“四人帮”为了陷害贺龙同志，还给我们部队罗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恶毒咒骂我们是“土匪部队”，是贺龙的“黑部队”等等。但历史事实是抹煞不了的，贺龙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和他毕生致力于建设党的军队的光辉形象，永远铭记在世世代代革命人民心中，而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则受到了历史的严惩。　　《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