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法豆长大图片:综述百家

序言    文 / 秦丘
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ˇ庶人不议ˇ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ˇ处士横议ˇ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ˇ天道ˇ，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ˇ诸子ˇ，ˇ百家ˇ则指这些学派。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著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诸子散文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感情充沛，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诸子百家散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从人类文明演化历史看，曾邦哲《结构论》提出诸子百家及三教九流是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与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还禅家、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并且，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所需的一些因素在中华文化已经萌芽，比如，儒家的社会伦理化（科学社会规范）、墨家的实践经验化（实验技艺方法）、禅宗的概念澄清化（理论思维顿悟）和道家的系统逻辑模式（全息结构模型），以及一些技术发明的原型等。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诸子百家大辞典
“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
“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较多，但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鬼谷子等。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
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些：
一、儒家：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论语》、《孟子》、《荀子》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二、道家：
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列子。作品：《道德经》、《庄子》、《列子》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三、墨家：
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四、法家：
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五、名家：
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六、阴阳家：
代表人物：邹衍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创始人：鬼谷子。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八、杂家：
代表人物：吕不韦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九、农家：
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十、小说家：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诸子百家简述诸子百家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于今而言，犹不止此。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永久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十一、兵家。兵家重点在于指导战争，在不得不运用武力达到目的时，怎么样去使用武力。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十二、医家：
代表人物：扁鹊
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型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儒家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儒家学派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起源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近代学者章太炎赞同这一观点。然而，胡适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赞同《淮南子~要略》的诸子出于“应世之急”的说法，由此提出了儒家是由殷商遗民中的术士转化而来的观点。)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应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
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创立者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后来由思想家、文学家孟子加以发展。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在政治上主张恢复西周的礼制，在教育上创办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注重因材施教，讲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主张君王应行"仁政"，这样才能使天下归心。儒家思想在领主封建社会－春秋战国时期受到许多统治者的尊重，但在当时动荡的社会形势下，诸侯之间各为已利而崇尚武力，儒家的德政很难得以施行。汉以后，儒家思想被尊为地主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姓孔，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俄语：Конфуций，阿拉伯语?????????。韩语：??。兄弟中排行第二，春秋后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学名人之一。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孟子像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古时候，学堂里都挂着孔子的画像，孩子们入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孔子像磕头行礼。那时，孔子被尊奉为“至圣先师”，连皇帝每年也要到孔庙里祭拜他。
孔子是五行造身，两仪成性。其馀圣人得金气多者则刚明果断，得木气多者则朴素质直，得火气多者则发扬奋迅，得水气多者则明彻圆融，得土气多者则镇静浑厚，得阳气多者则光明轩豁，得阴气多者则沉默精细。气质既有所限，虽造其极，终是一偏底圣人。此七子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节目耳。
孔颜穷居，不害其为仁覆天下，何则？仁覆天下之具在我，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尝一日忘也。……
孔子年轻时做过鲁国高官，治国极好，贪官纷纷逃往他国，他国领袖也变得很敬畏鲁国。
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史记?孔子世家》载：“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经典
荀子相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代表人物及作品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陆明鉴。
董仲舒战国时期儒家内部分化而形成的八个学派。
孔子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学生众多，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誉。而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所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所以，孔子逝世以后，孔门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到了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儒家“八派”之说，始见于《韩非子》的《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会胡仲良氏之儒，有也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限于历史文献资料，对战国儒家这八派简述如下：
▲“子张之儒”：
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末期陈国阳城（今河南淮阳）人，生于公元前503年，卒年不详。子张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遭到过围困。他勤学好问，经常与孔子讨论各种问题，《论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多。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率语·子张》），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论语·子张》）的人和事。子张的秉性有点偏激，孔子曾批评他“师也过”，“师也辟”（《论语·先进》）。但他为人博爱容众，交友颇广，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子张终身未仕，孔子死后，居陈国，收徒讲学。子张下来的弟子以后就形成了“子张之儒”，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子张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现在已难知其详。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子张之儒”，把他们称之为“贱儒”，说：“弟佗其冠，礻中礻覃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这个批评似乎没有列出什么学术或思想上的根据，仅讲一些言行举止而已。一般以为荀子所斥可能是指战国末期依附于“子张之儒”一派门墙的人。如清儒郝懿行以为，是指那些徒似子张之貌而不似其真的人（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引）。现代学者敦沫若根据“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严己宽人等特点，认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子思之儒”：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参见本书“子思”条）。关于子思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现在已难知其详。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从否定的角度略有论及，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按大多数宋儒的观点，“子思之儒”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爱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提高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对儒家的心性之学有重大贡献。宋儒之说，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表示怀疑。
▲“颜氏之儒”：
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颜的共有八人，他们是：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颜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学所传，今天已难确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颜回为代表的。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参见本书“颜回”条），其学派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此外，在《庄子》一书中，也提到过颜回之学的“坐忘”、“心斋”等修养理论。
▲“孟氏之儒”：
学术界一般认为，“孟氏之儒”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参见本书“孟子”条）。孟子曾自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则谓其“受业于子思门人”。又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则“孟氏之儒”又当与“子思之儒”为一系。敦沫若认为，“孟氏之儒”不仅与“子思之儒”为一系，而且也与“乐正氏之儒”为一系《十批判书·传达有八派的批判》。
▲“漆雕氏之儒”：
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们是：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孔子家语·弟子解》作漆雕从），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开为代表的。漆雕开，《汉书·艺文志》作漆雕启，据宋儒王应麟考证，“启”为原名，汉人避汉景帝名讳改为“开”，春秋末期鲁国（一说蔡国）人，生于公元540年，卒年不详。漆雕开是孔子弟子，孔子曾让他去做官，他说对做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表示很赞赏（参见《论语·公治长》）。漆雕开具有不屈的勇气，《韩非子·显学》中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在对人性的看法上，主张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中记：“宓（不齐）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根据这些资料，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漆雕氏之儒”不愿做官，好勇任侠，属于孔门弟子中任侠的一派；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漆雕子》、《宓子》、《世子》、《公孙尼子》，说明他们当时都有著作（均已佚）；此外，《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于“漆雕氏之儒”（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学甄·漆雕之儒考》）。
▲“仲良氏之儒”：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就是《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陈良一派。据《孟子》记载：“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陈良的弟子有陈相、陈辛等，后来欣赏农家许行的学说，曾遭到孟子的严厉批评。据陈奇猷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是《礼记·檀弓上》所载的仲梁子一派仲梁子，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是鲁人。据《礼记·檀弓上》上记：“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仲梁子曰：夫妇方乱，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又《毛诗传》中引有仲梁子语，而《毛诗》源自子夏，所以这一派可能兼有曾参、子夏二家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孙氏之儒”：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政治思想上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哲学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参见本书“荀子”条）。“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韩非和李斯，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中的代表人物。
▲“乐正氏之儒”：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也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乐正氏之儒”或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因此当属“孟氏之儒”一系。据陈奇猷推测，“乐正氏之儒”或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因此当传曾子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总之，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传达有内部出现的派别，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为是代表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主要是孟子的一派和荀子的一派影响颇大。
儒家特征
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
其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
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
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其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朱熹今天儒家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它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行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各家评儒
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
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贫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相传孔子号儒童菩萨。或曰：“吾夫子万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又僧号比丘。丘，夫子讳也。比者，并也。僧，佛弟子，而与夫子并。彼且弟子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是不然。童者，纯一无伪之称也。文殊为七佛师，而曰文殊师利童子；善财一生得无上菩提，而曰善财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贤圣，有“童真住”，皆叹德之极，非幼小之谓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语也。梵语比丘，此云乞士，亦云破恶，亦云怖魔。比非比并之谓，丘非丘陵之谓，盖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语南无，此云归命，南不取南北之南，无不取有无之无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国，必演扬佛法以度众生；使释迦而现鲁邦，必阐明儒道以教万世。盖易地则皆然。大圣人所作为，凡情固不识也。为儒者不可毁佛，为佛者独可毁儒乎哉？(莲池大师,未出家时被公认为儒家泰斗)
当代一些非儒学者根据民间口头评论将儒释道三家对中国发展贡献做出如下评论：“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入乱是儒家。”
对中国的影响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
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对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
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广西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对欧洲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儒家学说推动了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休谟、魁奈、霍尔巴赫、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启蒙先驱吸取孔孟学说，打破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博爱观、理性观、无神论观等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发展。[1]。
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台湾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儒家名词
（1）正名
含义：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当与他们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起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社会关系中，每一个名字包含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为了使事物做到与他们名字的含义，即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就应当努力完成责任与义务。一个国君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想国君应有的品质，“为君之道”。若一个君王按照为君之道行事，他就不仅有君的“名”（名分），也有君的“实”（实质），成为名实一致。
（2）义
含义：义者宜也。是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个人遵行某些道德，是为了不属于道德的其他考虑，即便他所做的客观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依然是不义。儒家强调“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3）仁
含义：“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一个人在社会里行事为人，有他应该遵行的义务和应该做的事情。而这些义务的本质便是“爱人”，即“仁”。一个人必须要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其社会责任和义务。具体有如下几点：
1、一种推广程序：一个人一定要与父母兄弟有亲情，在亲情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辐射到他人身上。
2、一种政治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向外辐射。
3、一种心理原则：将人的感情心理消融在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中，建立了一种现实的伦理，心理的模式。
4、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对个体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与要求，把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交往作为人的本质和仁的重要标准。
5、具有主观能动性、实践性和独立性。
（4）礼
含义：原指古人祭祀的仪式，表现了对上天和祖宗的尊敬，也体现了人间的等级和尊卑。孔子将“礼”从宗教范畴推广到人间成为人文世界的行为规范。他不仅是等级社会的外在形式，而且与人的内在理性———仁结合在一起，使“礼”的实践成为人的内发行为，达到自我控制的地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5）忠恕之道
含义：仁的实践包含为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尽己为人谓之忠。其另一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谓之恕。忠恕之道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即“仁之方”。以自己作为尺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来衡量别人和自己。
（6）知命
含义：儒家从“义”的理论推导出“为而无所求”的理论。每个人做事情，并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遵行了自己的义务，在道德上已经完成，而不在于达到外在的什么结果。“命”乃“天命”或“天意”，我们从事各种活动，其外表成功，都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这就是“知命”的人生态度。“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样，就能保持快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汉初，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谓黄老道行无为之治。
统一中国建立汉朝之后，刘邦以文治理天下，征用儒生，诏令天下，广泛求贤。
在政治上，刘邦接承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同时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律刑法。刘邦攻入咸阳之时，便立即废除秦朝的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封存府库，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得民心。在平定天下后，刘邦命萧何参照秦朝法律“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即“汉律九章”。这是在战国时期李悝所制订的《法经》六篇（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基础上补充了户律（户口管理、婚姻制度和赋税征收）、兴律（主要规定征发徭役、城防守备）和厩律（主要规定牛马畜牧和驿传方面），一般所说的汉律就是指《九章律》。刘邦重用叔孙通整理朝纲，叔孙通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为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汉初，在法律思想上，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取消秦朝“严刑峻罚”的做法，废除连坐法及夷三族，提出了“德主刑辅”。即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达到宽柔相济，严松相当的统治效果。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也即著名的“天人三策”，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鉴于秦朝苛政的覆灭，统治阶层意识到仁政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馀年。汉代的入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它是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思想体系，有利于君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术，作为独尊儒术的基础学说。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对此问题，一些学者也有不同看法。如历史学家黄现璠说到：“……儒学独尊之原因，在客观条件上是由于汉至武帝，六十余年间，社会经济已呈繁荣；帝王集权亦经树立；学术思想自然趋于统一。盖诸家学说皆与帝王集权冲突，如墨家主平等，道家主放任，等等，皆不利于帝王集权。儒家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正合帝王专制之治。加之，儒家学说范围极广，言训诂注疏校勘典章制，甚至阴阳五行等，皆可附从，故得信仰者众。为此，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遂取得独尊地位。于是，五经博士(见前引《儒林传·序》)弟子以及用儒生，行夏时即于此时开始。博士儒学参与实际政治，已非文景时具官待闲。当时儒家之政治哲学是大一统、尊王及绝对王权三大理论。三大理论之根据皆以春秋“春王正月”为出发点。关于大一统之思想，《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有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七卷第二十三，述之尤详：“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门徒亦抱“是古非今”之态度。汉儒变而改制，直欲改秦制，而法周道，顾其所谓改制，系托古行己意，与周制不同。即如大一统之政治哲学，便是显著之例。所谓大一统，依董仲舒解释“一统乎天子”，即帝王集权之义。帝王集权的内涵，第一，须抑制诸侯，依《春秋公羊传》：1．诸侯不得专封，诸侯不得专地，3．诸侯不得专讨。实则周代诸侯，专封、专地、专讨，比比皆是。第二，须抑制大夫，1．大夫不得世袭，2．大夫不得专执，大夫不得专废置君。然观周代大夫，正与此相反。尊王之说，为汉儒尊崇天子积极表示。亦与周代“天下宗周”不同，周代天子与诸侯，不过国与国之关系，天子特为名分上之共主。而汉儒依托春秋，特立“王者无外”之最高原则。其实春秋是“王者有外”，《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云：“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孔子且有“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之言，又何尝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主张。如成公八年，钟离之会，外吴而不外楚，郧之战，予楚而不予晋，即其例也。绝对王权之说，即天子只对天负责，不对民负责。例如灾异之变，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三十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按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虽则帝王对天负责，然引起灾异之变之责任，乃为宰相，不是帝王，故黜罚之罪，亦为宰相，无及帝王，此无异于十七世纪英王查理一世时代盛行之王权神授说。所谓王权神授，即帝王对于国家人民具有绝对权力。此类学说，与周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思想完全相反。
总之，汉儒之政治哲学，即三大理论：大一统、尊王与绝对王权，完全为汉帝而立。汉儒拥护帝王集权，别出心裁，古未之有。
汉代儒者，在思想上，既口含天意，随便造谣；在政治上，亦欲打倒一切，唯我独尊。就“打倒一切”而言：第一，欲打倒法名之学，而行德教治国。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可知孔子之教显然是：以刑法治国，毕竟不如德教治国尽美尽善。汉儒家之主张，未尝不是。第二，直欲以礼代律，以春秋断事。《盐铁论》卷十《刑德》对以春秋断狱，批评如下：“《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诛心之论，即春秋之义也。春秋所谓心，全依宗法及身份等级之伦理观而言，非依平等合理之法律而定。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官不能治，社会何由安宁。汉代以春秋治狱，颇不乏人。《汉书·食货志下》：“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汉书·五行志上》：“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汉书·兄宽传》：“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最著者为董仲舒，《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即为其例。然则武帝尊儒学，用儒生，果出于至诚，合于儒学精义乎，是又不然。彼好神仙，信巫蛊，已与“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合，其用张汤、杜周等为法家，直欲以刑法治国，非以德教治国，大背儒学宗旨。故宣帝即位，尝谓其子元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卷九《元帝纪》)本人行动非儒，其政治施策，亦非儒。所谓尊儒，乃尊其所尊，非人所谓尊也。所以，余谓秦皇焚诗书，系禁私学，专任吏治；汉武帝黜百家，亦禁私学，杂行霸与王道，两者虽有激烈和平之异，但目的皆为思想统一、帝王集权。为功为罪，互相伯仲。世人不察，每誉汉而毁秦，谬矣。（摘录黄现璠撰《汉代学术思想之三变》，载《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三十七期,1941年10月8日）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
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於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深刻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除。儒家思想一直是汉族及中国其他民族等民众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的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它们一直是指导绝大部分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基本意识规则。中华民族礼貌友善、温良忠厚和认真刻苦的气质，也是在儒家的教化下逐渐形成的。
但也有人认为，儒学忽略了人的个性。周思明教授说道：“这一点在宋明理学以後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就是儒学经过了董仲舒到了宋明变成了理学，理学後来到了明清，变成了礼教。总的趋势是人文精神越来越淡薄，越来越削弱。人的自身价值越来越被忽视和压制，那么在明代中後期，已经有许多学者？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王阳明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像这样一些学者，像李贽公开反对，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们比较犟调要重视人的自我价值。”
在近代，由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现实危机，使得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得不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是儒家思想的崇古，是古非今思想造成中国的落后局面，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今天，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道家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老子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25章）
道家哲学首先摆脱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内涵，而得以提出一个活泼自在的世界空间。透过对此一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着的认识，道家哲学发展出迥然不同于儒家的社会哲学，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应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型态的束缚。基本上道家哲学并不否定儒家的社会理想，但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能有更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
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解放一方面是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前者提出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认识原理，后者提出了“谦”、“弱”、“柔”、“心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来面对世界。道家讲究“人天合一”、“人天相应”、“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虚心实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法于阴阳，以朴应冗，以简应繁。"等等。
有学者认为，道家的社会哲学不是进取的，积极的，因为社会只是天道的过程，而不是目的本身。道家认为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合理的，但不是绝对的，因此基本上并不需要提出一套决定性的社会理想，因为天道变化，本身无所谓绝对的是非善恶之性能，因而道家强调得更多的是在社会中生存的智慧原理，而且这种智慧必须是能应在任何历史情境的社会之中都行之有效的生存之道。也就因为道家的社会哲学不以自己发展规格为主，而强调应对的智慧，因此利于人们休养生息的需求，故而让汉初的黄老之治有了实验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安定了千百年来中国士大夫失意于儒家本位的官场文化之后，也能有一广大的心性世界以顺遂人生。
代表作为《老子》，又名《道德经》。这是一部简括而有韵的哲学理论著作。就其思想内容看，主张绝圣弃智，忘情寡欲，提倡清净无为，无知无欲；对统治阶级的严刑重税不满，幻想倒退到ˇ结绳而治ˇ的ˇ小国寡民ˇ社会。《老子》一书只五千余字，言简意赅，善用比喻和民间谣谚。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ˇ道法自然ˇ的观念，认为ˇ道ˇ是无限的，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ˇ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ˇ之中。他的思想与老子的思想一样，都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庄子的散文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别具特色。他在文章中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来作为论证的依据，想象丰富，笔调轻快，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和浓郁的诗意，成为历代古文家所喜爱的散文作品。
重要哲学家之思想
道家的理论奠定于老子，老子《道德经》一书上下五千言，字字珠玑，书中广论道的形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也提出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对于存活于其中的人类而言，其应学习的就是处世的智慧，于是老子也提出了众多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哲学观点出来，但重点都在保身修身而不在文明的开创，可以说他是以一套宗本于智慧之道的社会哲学与理论来应对混乱的世局，而无意制造社会的新气象，因为那些都不是大道之本。
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理论最重要开创者，道家哲学基本上也就是老庄二型而已。庄子的道家学不同于老学之处，在于庄子更详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可开创能力，包括智慧上、认识能力上、身体能量上等等。庄子同样站在天道自然的命题基础上，提出了从人的自我修养到面对整个社会国家的处世之道，庄子书内七篇之作，就是他从世界观到知识论到工夫论到社会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理论。
列子，战国时人。现存有的《列子》八篇是东晋张湛所辑一般认为该书反映了战国至魏晋间的思想。《列子》从道家思想出发并对道家思想中无为的人生观有所改造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并认为人在一种不任强使力的生存状态下，不忧天不畏天才是最好的生存状态。
王弼，三国时代人。当两汉经学的发展已到尾声，社会政治一直在动乱与不义的情境中，知识份子转向玄学清谈的风气，王弼以其对老子哲学的深切体悟，注解老子《道德经》一书，重体用之分有无之别不但发展出诠释老学的宗旨："贵无"的精神，并以此原理注解《易经》，甚至还因此改变了从汉易以来言象数易学的气化宇宙论而将易经的研究方向代之以纯粹玄学思想使中国易学史走向一个崭新的局面。
郭象，西晋人，以《庄子注》闻名，主张“独化”理论是一种从高度抽象思维当中所发展出来的的玄学式概念理论认为宇宙万物都生于偶然的"玄冥"境界因此提倡一种物无大小各顺其适之精神，平等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人生观。
有学者认为，道家起源应为远古的隐士传统，当然也有学者说老子是清庙之守，总之，道家的起源绝不是社会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从旁观察世局，认真思索宇宙的真象，使用着抽象度高且不带意识型态的执着的语言，描述天道与人事变化的法则，属于原理性研究的层次是他们的专长。当先秦的老庄二子总摄整理了道家思想的纲领之后，道家形上思想的深度立刻影响了儒家与法家的形上思想，儒家《易传》之作与韩非子《解老》之作都是在其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说。但是在社会政治的实际影响力上，老子之学要到汉初黄老之治的实施后才正式被试验着，因为在迭经春秋、战国、灭秦、楚汉之争之社会战乱终告停止之时，人们终于发现争强斗争的害处以及休养生息的重要，于是老学原理的政治哲学观点遂被重视。等到西汉强盛，君王开始好大喜功，争战的岁月再度启幕，时代的风气再度转变，然后也再度败坏，等到魏晋清谈之风起，道家哲学又开始了它的生命力，何晏、王弼首开其风，王弼更以简洁有力的注经之作，从理论上深入道家之学并予以阐发，而向秀、郭象则发展庄学的注释工作。魏晋之后，道家思想并未有鲜明的创造传统之再现，但是道家思想的理路却转为道教、易学与儒学理论的开创所藉用的重要启示，尤其是源自庄子的气化宇宙观，更被广泛且深度地再开发着。而同一时期的佛学传播，亦曾有一断相当长的时间是以道家“无”的智慧原理来表达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
道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与儒家同等重要，只是在政治思想上一为表显一为裹藏之别而已。而道家在理论能力上的深厚度与辩证性，则为中国哲学思想中所有其它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泉源。至于道家文化在中国艺术、绘画、文学、雕刻等各方面的影响，则是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主导地位，即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当然，道家哲学对中国政治活动也提供了活络的空间，使得中国知识份子不会因着有太强的儒家本位的政治理想而执着于官场的追逐与性命的投入，而能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是《道德经》的开篇，结合一下该书的成因，我们就能知道，原来老子心底还是希望给碌碌无为或者忙碌妄为的人一点点东西的。
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自然是说道是什么。
什么是道？（这句文章中隐藏了）道就是驱动万事万物运行的力量；它可不是你们通常所理解的“道”。
这样的启头方式才显得头张力，立即能让迷茫彷徨的人集中注意力，听（看）下去。老子是非常懂《周易》的，这是基本的易学语言应用手法。好了，老子注意到你是为求“利”来的，所以，马上来了句隐语：
“什么才叫功名？”
关于后一句，要做点补充：
人和动物野兽有什么区别？就在于人有情感，而动物只有欲望。人有情感，又有欲望，它们交错融合，驱动人的行为。（注意：老子是继承了《周易》与《洪范》的思想的）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事物运行的规律，更不懂人道的根本动力是什么？那么，情感与欲望胡乱交错的结果会是多么的混乱可怕啊！
要使情与欲融合有章法，就需要立志，需要立名。这是常理，是必然，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黄帝内经》与《本阴符经》先后有解，《白虎通义》中的解读更明了）。
“功名”自然是可以成就的，但不是你们所理解的“功名”。
（后面的意思文章中隐藏了）那么什么才叫功名？当然不是世俗的功名利禄！要立名，就要建功。建功，要建百世功德；立名，要立万代不朽之名！
随后，“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就是在说名了：
你看，天和地是多么伟大无比啊，可是在天地初开的时候，它也没有“名”可言。天地交合，阴阳合德，创造了世间万物，它有了“功名”（而且是万世万代的功名。然而，你却根本不知道这功名的所在，不以为是）。
再后，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前面说了，动物也有欲望，但欲望不是人的根本。欲望与情感阴阳合德才是（《周易》思想）。
单纯的欲望能干什么？单纯以欲望驱动行为，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人还能为人吗？
所以，要经常忘记欲望（这种动物性的驱使）（进入虚空淳朴的状态——后续道家用这一点，发展成为精深独到的养生术，堪为国学精华之圣），才能体察到世界万物的玄妙之处（体悟人生真谛）；这样，才能常有（阴阳合德的）欲望，看清事物的本相。
哈哈！既然事物本相看清，就能避免被迷惑，被引诱，不为妖道，也不为厉道了。那么，自然而然的，剩下就是纯粹干净的“人道”啦！
老子以自然规律为本，所以才有这样高级智慧的见解。老子也知道，在自然界中，有些东西是不在控制之内的。这个规律决定，真正的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也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些掌握真正真理的人，老子也异常推崇，呼曰：圣人。
圣人立志，就应该是立万世功名，法天地，法道，法自然。
无为：就是“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就是，遁去妄杂的欲望，进入恍惚状态，感受、体悟事物之根本，擭取真知，而独到卓见，知“真欲”，修心养性，内健以致外阳，立大志，济度苍生，成就万代功名（法天地，法道，法自然）。
老子主张出世，是为了让人们明白，学会出世才懂得入世；同样，入世才能懂得出世。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情，功成而弗居，才算万代功名，如同天地恩德一般。
老子
老子，根据《史记》的记载，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太清）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471年之间，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老子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降生
公元前576年夏六月，宋国国君共公去世，右师华元执掌国政。以左师鱼石为首的桓氏宗族久有谋政之心，无奈共公在位，不得其手。今见共公去世，欲乘机起事。由于谋事不密，走漏风声，被以华元为首的戴氏宗族逐出宋国。此后，即任向戎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立新君，这就是宋平公。
鱼石率桓氏宗族一行二百余人逃往楚国，客居楚国三年。公元前573年夏六月，楚国起兵伐宋，攻克宋国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封鱼石、鱼府守城，并留下三百乘战车协助镇守。
宋平王为此召朝臣议事，问道：“敌强我弱，楚兵侵占彭城，是我心腹！如坐视不理，后患无穷！谁愿为我拔此要塞？”话音刚落，班中走出一人道：“愚臣愿往！”平王一看，只见此人身高丈二，浓眉大眼，阔腮宽肩，威武雄健，原来是司马老佐。华元表示忧虑，对平王说：“鱼石狡诈，鱼府凶残，彭城盘踞着楚国战车三百、守卒三千，力量很强。司马虽艺高胆大、刚健勇猛，恐难必胜。”老佐据理说道：“鱼石，蛀书之虫也；鱼府，缚鸡之犬也。有何惧哉！老佐愿携家小以围彭城，城不克臣不归！”平王允诺。遣老佐为上将军，率二万人马去收复彭城。
话说宋国围住彭城，日夜攻打。老佐英勇威武，身先士卒，使得宋军士气大振，不到半月，彭城守军便危在旦夕。一日，鱼石、鱼府在城上督战，见宋军人多如蚁，个个奋勇，架梯登城，人人争先；又见一员大将银盔银甲、金戈白马，驰骋于疆场之上，调兵遣将。一楚将问道：“这位宋将是谁？”鱼石答道：“是新任司马、围兵主将老佐。”楚将纷纷议论说：“攻城主将，不在军后观敌了阵，却突于军前左驰右骋，怎能不鼓舞士气！如此看来，彭城太危险了！”但鱼石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又对部下说：“事将成而败，事将败而成，历史上有不少例子，怎知我军必败？老佐英勇雄武，身先士卒，这是他成功之本；刚愎自用，目中无人，这又是他失败之根。又怎知他的军队必胜？”楚将问：“左师好像成竹在胸，有什么好计策？”鱼石回答说：“两军相对，帅在前还是在后，要见机行事。现在宋兵攻城，主将突出在前，冒着箭矢而驰骋，这是兵家的大忌呀！我有一条小计，如果照计行事，宋军成败，还很难说。”
原来鱼石是让部下放暗箭，射杀老佐，老佐正在军前督战，忽然飞来一箭，入胸五寸。不幸坠马身亡。宋军群龙无首，溃不成军，四散逃窜。
老佐眷属正处宋营军帐中，有侍女、十数家将、数十侍卫。忽闻老佐阵亡，又见溃军如潮涌来，众家将急忙驾车，保老夫人奔逃。且战且逃，至傍晚，追兵虽已不见，但老夫人身旁仅剩下两名侍女、一位驾车家将了。家将不敢稍停，披星戴月，摸黑前行，慌不择路，沿西南方向奔去。第二日天明时分，来到一个偏僻村庄，向村民问去宋都之路，均摇头说不知。家将只知应向西行，岂知早已偏南。一行四人绕小道，行程七日，仍不见宋都，却来到了陈国相邑（今河南鹿邑东）。正行之时，老夫人突觉腹中疼痛。原来老夫人已有七月身孕，老佐为践君前诺言，以必胜之心携眷出征。此时兵败,老夫人又有丧夫之悲，亡命他国，心中焦虑，身体疲劳，以至腹中胎动，疼痛难忍。侍女惊慌无措，家将忙停车于路旁，奔至村中寻一老妇前来。不过几刻时光，只听篷车之内响起“哇哇”哭声，一个早产男婴出世，这便是老佐之子──老子。老子降生，体弱而头大，眉宽而耳阔，目如深渊珠清澈，鼻含双梁中如辙。因其双耳长大，故起名为“聃”；因其出生于庚寅虎年（公元前571年)，亲邻们又呼之曰小狸儿，即“小老虎”之意。因江淮间人们把“猫”唤作“狸儿”，音同“李耳”。久而久之，老聃小名“狸儿”便成为大名“李耳”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接生老妇见母子可怜，让一行五口住进自己家中。老丈以开药店为生，陈姓，人称陈老爹，所以都称老妇为陈妈妈。陈妈妈膝下无儿无女，为人厚道热情，让出三间西厢房，留老夫人一家居住。老夫人在危难之际，遇此善良之人，心中感激不尽；虽说战乱中颠沛流离，毕竟出于大户人家，随身携带细软尚够度日。加之家将常帮陈老爹营生，二位侍女料理家务，老幼五口，日子过得也还滋润。从此，宋国战将老佐的妻儿便在陈国住了下来。
聪颖少年
老聃自幼聪慧，静思好学，常缠着家将要听国家兴衰、战争成败、祭祀占卜、观星测象之事。老夫人望子成龙，请一精通殷商礼乐的商容老先生教授。商容通天文地理，博古今礼仪，深受老聃一家敬重。
一日，商容教授道：“天地之间人为贵，众人之中王为本。”老聃问道：“天为何物？”先生道：“天者，在上之清清者也。”老聃又问：“清清者又是何物？”先生道；“清清者，太空是也。”“太空之上，又是何物？”先生道：“太空之上，清之清者也。”“之上又是何物？”“清之清者之上，更为清清之清者也。”老聃又问。“清者穷尽处为何物？”先生道：“先贤未传，古籍未载，愚师不敢妄言。”夜晚，老聃以其疑惑问其母，母不能答；问家将，家将不能言。于是仰头观日月星辰，低首思天上之天为何物，彻夜不能寐。
又一日，商老先生教授道：“六合之中，天地人物存焉。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伦，物有物性、有天道，故日月星辰可行也；有地理，故山川江海可成也；有人伦，故尊卑长幼可分也。有物性，故长短坚脆可别也。”老聃问道：“日月星辰，何人推而行之？山川江海，何人造而成之？尊卑长幼，何人定而分之？长短坚脆，何人划而别之？”先生道：“皆神所为也。”老聃问道。“神何以可为也？”先生道：“神有变化之能。造物之功，故可为也。”老聃问：“神之能何由而来？神之功何时而备？”先生道：“先师未传，古籍未载，愚师不敢妄言。”夜晚，老聃以其疑惑问其母，母不能答。问家将，家将不能言。于是视物而思，触物而类，三日不知饭味。
又一日，商先生教授道：“君者，代天理世者也；民者，君之所御者也。君不行天意则废，民不顺君牧则罪，此乃治国之道也。”老聃问道：“民生非为君也，不顺君牧则其理可解。君生乃天之意也，君背天意是何道理？”先生道：“神遣君代天理世。君生则如将在外也；将在外则君命有所不受。君出世则天意有所不领。”老聃问道：“神有变化之能，造物之功，何以不造听命之君乎？”先生道：“先圣未传，古籍未载，愚师不敢妄言。”夜晚，老聃以其疑惑问其母，母不能答；问家将，家将不能言。于是求教相邑之士，踏遍相邑之土，遇雨不知湿，迎风不觉吹。
一日，商老先生教授道：“天下之事，和为贵。失和则交兵，交兵则相残，相残则两伤，两伤则有害而无益。故与人利则利己，与人祸则祸己。”老聃问道：“天下失和，百姓之大害也，君何以不治？”先生道：“民争，乃失小和也；失小和则得小祸，然而君可以治也。国争，乃失大和也；失大和则得大祸，大祸者，君之过也，何以自治？”老聃问：“君不可自治，神何以不治？”先生道：“先哲未传，古籍未载，愚师不敢妄言。”夜晚，老聃以其疑惑问其母，母不能答；问家将，家将不能言。于是，遍访相邑之士，遍读相邑之书，遇暑不知暑，遇寒不知寒。
入周求学
商老先生教授三年，来向老夫人辞行道：“老夫识浅，聃儿思敏，三年而老夫之学授？？
今来辞行，非老夫教授无终也，非聃儿学之不勤也。实乃老夫之学有尽。聃儿求之无穷，以有尽供无穷，不亦困乎？聃儿，志远图宏之童也；相邑，偏僻闭塞之地也。若欲剔璞而为玉，需入周都而求深造。
周都，典籍如海，贤士如云，天下之圣地也，非入其内而难以成大器。“老夫人闻听此言，心中犯难：一乃聃儿年方十三，宋都尚且难返，去周都岂不如登九天？二乃老氏只留此根，怎放心他孤身独行？正犹豫不知怎么回答，不料先生已猜知其为难处，忙说：“以实相告，老夫师兄为周太学博士，学识渊博，心胸旷达，爱才敬贤，以树人为生，以助贤为乐，以荐贤为任。家养神童数位，皆由民间选来。不要衣食供给，待之如亲生子女。
博士闻老夫言，知聃儿好学善思，聪慧超常，久愿一见。近日有家仆数人路经此地，特致书老夫，意欲带聃儿去周。此乃千载难逢之良机，务望珍惜！”老夫人听后，不禁悲喜交集。喜先生保荐，使聃儿有缘入周，登龙门有路；悲母子分别，何日能见？思至此，好似聃儿已在千里之外，不觉心酸难抑，潸然泪下。老聃扑人母亲怀中，泣言道：“母亲勿须伤心，聃儿决不负老师厚望，待我业成功就，定然早日来接母亲！”说罢，母子二人相抱而泣。
哭之良久，母子二人转而为喜，拜谢先生举荐之恩。三天后，全家与商老先生送老聃至五里之外。老聃一一跪拜，上马随博士家仆西行而去。老夫人遥望聃儿身影远去，方才郁郁入车，闷闷返回。”
老聃入周，拜见博士，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历》《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三年而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老聃处其中，如蛟龙游入大海，海阔凭龙跃；如雄鹰展翅蓝天，天高任鸟飞。老聃如饥似渴，博览泛观，渐臻佳境，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旨，三年后又迁任守藏室史，名闻遐迩，声播海内。
教授孔丘
老聃居周日久，学问日深，声名日响。春秋时称学识渊博者为“子”，以示尊敬，因此，人们皆称老聃为“老子”。
公元前538年的一天，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报请鲁君。鲁君准行。遣一车二马一童一御，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老子见孔丘千里迢迢而来，非常高兴，教授之后，又引孔丘访大夫苌弘。苌弘善乐，授孔丘乐律、乐理；引孔丘观祭神之典，考宣教之地，察庙会礼仪，使孔丘感叹不已，获益不浅。逗留数日。孔丘向老子辞行。老聃送至馆舍之外，赠言道：“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孔丘顿首道：“弟子一定谨记在心！”
行至黄河之滨，见河水滔滔，浊浪翻滚，其势如万马奔腾，其声如虎吼雷鸣。孔丘伫立岸边，不觉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人之年华流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闻孔丘此语，老子道：“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孔丘解释道：“吾乃忧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暂，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矣”
老子道：“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也。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哉？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则违人之本性远矣！犹如人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跑得愈远矣！”
稍停片刻，老子手指浩浩黄河，对孔丘说：“汝何不学水之大德欤？”孔丘曰：“水有何德？”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孔丘闻言，恍然大悟道：“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处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老子点头说：“汝可教也！汝可切记：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于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不利，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孔丘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遵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告别老子，与南宫敬叔上车，依依不舍地向鲁国驶去。
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高论生死
话说老聃任周守藏室史，数次归家省亲，欲劝母亲随之去周；其母在陈国相邑住久，人熟地熟，不愿远迁。日月如梭，光阴荏苒，转眼间已过三十余年。一日，老聃忽得家讯，言家母病危，于是报请天子，归家省视。待回到家时，母已辞世。面对茫茫大地上一堆黄土，思想九泉之下母亲之灵，回忆母亲慈祥容貌、养育之恩，老聃悲痛欲绝，寝食俱废，席地而坐，沉思冥想，忽发自己愚钝；顺理追索，恍然大悟，如释重负，愁苦消解，顿觉腹饥体倦。于是饱餐一顿，倒头大睡。
家将、侍女皆感奇怪，待其醒来，问其缘故。老聃答道：“人生于世，有情有智。有情，故人伦谐和而相温相暖；有智，故明理通达而理事不乱。情者，智之附也；智者，情之主也。以情通智，则人昏庸而事颠倒；以智统情，则人聪慧而事合度。母亲生聃，恩重如山。今母辞聃而去，聃之情难断。情难断，人之常情也。难断而不以智统，则乱矣，故悲而不欲生。今聃端坐而沉思，忽然智来，以智统情，故情可节制而事可调理也。情得以制，事得以理，于是腹中饥而欲食，体滋倦而欲睡。”
家将问道：“智何以统情？”
“人之生，皆由无而至有也；由无至有，必由有而返无也。无聃之母及聃之时，无母子之情也；有聃之母及聃，始有母子之情也；母去聃留，母已无情而子独有情也；母聃皆无之时，则于情亦无也。人情未有之时与人情返无之后不亦无别乎？无别而沉溺于情、悲不欲生，不亦愚乎？故骨肉之情难断矣，人皆如此，合于情也；难断而不制，则背自然之理也。背自然之理则愚矣！聃思至此，故食欲损而睡可眠矣。”众人闻之，心皆豁然旷达。
函谷著书
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老聃守丧期满返周。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l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朝率兵攻下刘公之邑。周敬王受迫。当时晋国强盛，出兵救援周敬王。王子朝势孤，与旧僚携周王室典籍逃亡楚国。老聃蒙受失职之责，受牵连而辞旧职。于是离宫归隐，骑一青牛，欲出函谷关，西游秦国。
离开周王朝洛邑不远，但见四野一片荒凉。断垣颓壁，井栏摧折，阡陌错断，田园荒芜，枯草瑟瑟。田野里不见耕种之马，大道上却战马奔驰不息，有的马还拖着大肚子艰难地尾追其后。目睹此景，老聃心如刀绞，内心想道：“夫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适可而止，恬淡为上。胜而不必自美，自美者乃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兵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则戎马生于郊。戎马生于郊，则国乱家破矣。”
话说函谷关守关官员关尹，少时即好观天文、爱读古籍，修养深厚。一日夜晚，独立楼观之上凝视星空，忽见东方紫云聚集，其长三万里，形如飞龙，由东向西滚滚而来，自语道：“紫气东来三万里，圣人西行经此地。青牛缓缓载老翁，藏形匿迹混元气。”关尹早闻老聃大名，心想莫非是老子将来？于是派人清扫道路四十里，夹道焚香，以迎圣人。
七月十二日午后，夕阳西斜，光华东射。关尹正欲下关查看，忽见关下稀落行人中有一老者，倒骑青牛而来。老者白发如雪，其眉垂鬓，其耳垂肩，其须垂膝，红颜素袍，简朴洁净。关尹仰天而叹道：“我生有幸。得见圣人！”三步并作两步，奔上前去，跪于青牛前拜道：“关尹叩见圣人”
老子见叩拜之人方脸、厚唇、浓眉、端鼻，威严而不冷酷，柔慈而无媚态，早知非一般常人，故意试探道：“关令大人叩拜贫贱老翁，非常之礼也！老夫不敢承当，不知有何见教？”关尹道：“老丈，圣人也！务求留宿关舍以指修行之途。”老子道：“老夫有何神圣之处，受你如此厚爱？惭愧惭愧，羞杀老夫矣？”关尹道：“关尹不才；好观天文略知变化。见紫气东来，知有圣人西行，见紫气浩荡，滚滚如龙，其长三万里。知来者至圣至尊，非通常之圣也；见紫气之首白云缭绕，知圣人白发，是老翁之状；见紫气之前有青牛星相牵，知圣人乘青牛而来也。”
老子听罢，哈哈大笑：“过奖、过奖！老夫亦早闻你大名，特来拜会。”关尹闻言大喜，叩头不迭。之后，关尹引老子至官舍，请老子上坐，焚香而行弟子之礼，恳求道：“先生乃当今大圣人也！圣人者，不以一己之智窃为己有，必以天下人智为己任也。今汝将隐居而不仁，求教者必难寻矣！何不将汝之圣智著为书？关尹虽浅陋，愿代先生传于后世，流芳千古，造福万代。”
老聃允诺，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溯其源，著上、下两篇，共五千言。上篇起首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人称《道经》。下篇起首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故人称为《德经》，合称《道德经》。《道经》言宇宙本根，含天地变化之机，蕴阴阳变幻之妙；下篇《德经》，言处世之方，含人事进退之术，蕴长生久视之道。关尹得之，如获至宝，终日默诵，如饥似渴。
点化阳子居
一日，老聃骑牛行至梁（今河南开封）之郊外，正闭目养神，忽闻有人大呼“先生”。老聃闻声，睁开双目，发现是弟子阳子居。
阳子居，魏国人，入周太学，闻老子渊博，曾私拜老子为师。没想到在梁会与老子相遇，阳子居慌忙从高头大马上翻身而下，掀起锦绿长袍，跪拜于老聃所乘青牛前。老聃下来，扶起阳子居，与之相并同行。
老聃问道：“弟子近来忙于何事？”
阳子居施礼道：“来此访先祖居，购置房产，修饰梁栋，招聘仆役，整治家规。”
老聃道：“有卧身之地、饮食之处则足矣，何需如此张扬？”
阳子居道：“先生修身，坐需寂静，行需松弛，饮需素清，卧需安宁，非有深宅独户，何以能如此？置深宅独户，不招仆役，不备用具，何以能撑之？招聘仆役，置备用具，不立家规，何以能治之？”
老聃笑道：“大道自然，何须强自静。行无求而自松，饮无奢而自清，卧无欲而自宁。修身何需深宅？腹饥而食，体乏而息，日出而作，日落而寝。居家何需众役？顺自然而无为，则神安体健；背自然而营营，则神乱而体损。”
阳子居知己浅陋，惭愧道：“弟子鄙俗，多谢先生指教。”
老聃问。“安居何处？”
阳于居道：“沛（今江苏沛县）。”
老聃说：“正好相伴同行。”阳子居很高兴。欣然与老师结伴向东而行。行至难水，二人乘船而渡。老聃牵牛而先登，阳子居引马而后上。老聃慈容笑貌。与同渡乘客谈笑融融；阳子居昂首挺胸，客人见之施之以座，船主见之奉茶献巾。难水过，二人骑牲继续前行。老聃叹道：“刚才观你神态，昂首挺胸，傲视旁人，唯己独尊，狂妄自大，不可教也。”阳子居面带愧色，恳言道：“弟子习惯成自然，一定改之！”老聃道“君子与人处，若冰释于水，与人共事，如童仆谦下；洁白无瑕而似含垢藏污，德性丰厚而似鄙俗平常”。阳子居听后，一改原来高傲，其貌不矜亦不恭，其言不骄亦不媚。老子赞曰：“小子稍有进！人者，生于父母之身，立于天地之间，自然之物也。贵己贱物则背自然，贵人贱己则违本性，等物齐观，物我一体，顺势而行，借势而止，言行不自然，则合于道矣！”
论养生经
话说老聃隐居宋国沛地，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岂知其名，无足自行，慕其名者接踵而至，求问修道之方，学术之旨，处世之要，于是其弟子遍天下。
有个弟子名庚桑楚，深得老子之道，住在北部畏垒山上。住三年，畏垒之地民风大变：男耕而有粟可食，女织而有衣可穿，各尽其能，童叟无欺，百姓和睦，世间太平。众人欲推庚桑楚为君主。庚桑楚闻之，心中不悦，意欲迁居。弟子不解，庚桑楚道：“巨兽张口可以吞车，其势可谓强矣，然独步山林之外，则难免网罗之祸；巨鱼，张口可以吞舟，其力可谓大矣，然跃于海滩之上，则众蚁可以食之。故鸟不厌天高，兽不厌林密，鱼不厌海深，兔不厌洞多。天高，鸟可以飞矣；林密，兽可以隐矣；海深，鱼可以藏矣；洞多，兔可以逃矣。皆为保其身而全其生也。保身全生之人，宜敛形而藏影也，故不厌卑贱平庸、”
庚桑楚弟子中有一人，名南荣，年过三十，今日闻庚桑楚养生高论，欲求养生之道。庚桑楚道：“古人曰：土蜂不能孵青虫，越鸡不能孵鸿鹄，各有所能，各有所不能也。桑楚之才有限，不足以化汝，汝何不南去宋国沛地求教老聃先生？”南荣闻言，辞别庚桑楚，顶风冒雪，行七日七夜而至老聃居舍。
南荣拜见老聃，道：“弟子南荣，资质愚钝难化，特行七日七夜，来此求教圣人。”老聃道：“汝求何道？”“养生之道。”老聃曰：“养生之道，在神静心清。静神心清者，洗内心之污垢也。心中之垢，一为物欲，一为知求。去欲去求，则心中坦然；心中坦然，则动静自然。动静自然，则心中无所牵挂，于是乎当卧则卧，当起则起，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外物不能扰其心。故学道之路，内外两除也；得道之人，内外两忘也。内者，心也；外者，物也。内外两除者，内去欲求，外除物诱也；内外两忘者，内忘欲求，外忘物诱也。由除至忘，则内外一体，皆归于自然，于是达于大道矣！如今，汝心中念念不忘学道，亦是欲求也。除去求道之欲，则心中自静；心中清静，则大道可修矣？蹦先？闻言，苦心求道之意顿消。如释重负，身心已变得清凉爽快、舒展旷达、平静淡泊。于是拜谢老聃道：“先生一席话，胜我十年修。如今荣不请教大道，但愿受养生之经。”
老聃道：“养生之经，要在自然。动不知所向，止不知所为，随物卷曲，随波而流，动而与阳同德，静而与阳同波。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此乃养生之经也。”南荣问道。“此乃完美之境界乎？”老聃道：“非也。此乃清融己心，入于自然之始也。倘入完美境界，则与禽兽共居于地而不以为卑，与神仙共乐于天而不以为贵；行不标新立异，止不思虑计谋，动不劳心伤神；来而不知所求，往而不知所欲。”南荣问道：“如此即至境乎？”老聃道。“未也。身立于天地之间，如同枯枝槁木；心居于形体之内，如同焦叶死灰。如此，则赤日炎炎而不觉热，冰雪皑皑而不知寒，剑戟不能伤，虎豹不能害。于是乎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皆无，苦乐皆忘也。”
再授孔丘
话说孔丘与老聃相别，转眼便是十七八年，至五十一岁，仍未学得大道。闻老聃回归宋国沛地隐居，特携弟子拜访老子。
老子见孔丘来访，让于正房之中，问道：一别十数载，闻说你已成北方大贤才。此次光临，有何指教？”孔丘拜道：“弟子不才，虽精思勤习，然空游十数载，未入大道之门。故特来求教。”老子曰：“欲观大道，须先游心于物之初。天地之内，环宇之外。天地人物，日月山河，形性不同。所同者，皆顺自然而生灭也，皆随自然而行止也。知其不同，是见其表也；知其皆同，是知其本也。舍不同而观其同，则可游心于物之初也。物之初，混而为一，无形无性，无异也。”孔丘问：“观其同，有何乐哉？”老子道：“观其同，则齐万物也。齐物我也，齐是非也。故可视生死为昼夜，祸与福同，吉与凶等，无贵无贱，无荣无辱，心如古井，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何处而不乐哉？”
孔丘闻之，观己形体似无用物，察已荣名类同粪土。想己来世之前，有何形体？有何荣名？思己去世之后，有何肌肤？有何贵贱？于是乎求仁义、传礼仪之心顿消，如释重负，无忧无虑，悠闲自在。”老子接着说：“道深沉矣似海，高大矣似山，遍布环宇矣而无处不在，周流不息矣而无物不至，求之而不可得，论之而不可及也！道者，生育天地而不衰败、资助万物而不匮乏者也；天得之而高，地得之而厚，日月得之而行，四时得之而序，万物得之而形。”孔丘闻之，如腾云中，如潜海底，如入山林，如沁物体，天我合为一体，己皆万物，万物皆己，心旷而神怡，不禁赞叹道：“阔矣！广矣！无边无际！吾在世五十一载，只知仁义礼仪。岂知环宇如此空旷广大矣！好生畅快，再讲！再讲？？老子见孔丘已入大道之门，侃侃而谈道：“圣人处世，遇事而不背，事迁而不守，顺物流转，任事自然。调和而顺应者，有德之人也；随势而顺应者，得道之人也。”孔丘闻之，若云飘动，随风而行；若水流转，就势而迁。喜道：“悠哉！闲哉！乘舟而漂于海，乘车而行于陆矣。进则同进，止则同止，何须以己之力而代舟车哉？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妙哉！妙哉！再讲！再讲？？老子又道：“由宇宙本始观之，万物皆气化而成、气化而灭也。人之生也，气之聚也；人之死也，气之散也。人生于天地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矣。万物之生，蓬蓬勃勃，未有不由无而至于有者；众类繁衍，变化万千，未始不由有而归于无者也。物之生，由无化而为有也；物之死，由有又化而为无也。有，气聚而可见；无，气散而不可见。有亦是气。无亦是气，有无皆是气，故生死一气也。生者未有不死者，而人见生则喜，见死则悲，不亦怪乎？人之死也，犹如解形体之束缚，脱性情之裹挟，由暂宿之世界归于原本之境地。人远离原本，如游子远走他乡；人死乃回归原本，如游子回归故乡，故生不以为喜，死不以为悲。得道之人，视生死为一条，生为安乐，死为安息；视是非为同一，是亦不是，非亦不非；视贵贱为一体，贱亦不贱，贵亦不贵；视荣辱为等齐，荣亦不荣，辱亦不辱。何故哉？立于大道，观物根本，生死、是非、贵贱、荣辱，皆人为之价值观，亦瞬时变动之状态也。究其根本，同一而无别也。知此大道也，则顺其变动而不萦于心，日月交替，天地震动、风吼海啸、雷鸣电击而泰然处之。”
孔丘闻之，觉已为鹊，飞于枝头；觉己为鱼，游于江湖：觉己为蜂，采蜜花丛；觉已为人，求道于老聃。不禁心旷神达，说：“吾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今五十一方知造化为何物矣！造我为鹊则顺鹊性而化，造我为鱼则顺鱼性而化，造我为蜂则顺蜂性而化，造我为人则顺人性而化。鹊、鱼、蜂、人不同，然顺自然本性变化却相同；顺本性而变化，即顺道而行也；立身于不同之中，游神于大同之境，则合于大道也。我日日求道，不知道即在吾身，！”言罢，起身辞别。
圣人辞世
老聃长寿，一百六十余岁仙逝，邻里皆来吊唁。老人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念老子顺民之性、随民之情、与世无争、柔慈待人的大德大恩，皆悲不自胜。
老聃好友秦佚来吊唁，至老子灵旁，不跪不拜，拱手致意，哭号三声即止。待其欲转身回去时，邻人拦住问道：“汝非老子好友乎？”秦佚答道；“当然。”邻人道：“既为老子好友，如此薄情少礼，可乎？”秦佚道；“有何不可？”邻人闻言，由怒转，大声责问道：“其理何在？”秦佚笑道：“吾友老聃有言，生亦不喜，死亦不悲。汝可闻乎？昔日老聃之生也，由无至有，聚气而成，顺时而来，合自然之理，有何喜哉？今日老聃之死也，由有归无，散气而灭，顺时而去，合自然之理也。有何悲哉？生而喜者，是以为不当喜而喜也；死而悲者，是以为不当悲而悲也，放生时贵生，死时怕死，皆是以己之意愿而强求生来、强求死去也，皆背自然之理而任己之情也。如安时而处顺，则哀乐不能入也。而背自然、违天理，合于道乎？不合于道，可为老聃好友乎？老聃好友者，遵其言而动、顺于道而行者也。吾既为老聃之友，故能以理化情，故不悲。”
邻人闻之，似有所悟，又问：“汝既不悲，何以哭号三声？”秦佚笑道：“吾哭号三声，非因悲也，是与老聃辞别也。一号，言其生而应时，合自然之理也。二号，言其死而应时，合自然之理也；三号，言其在世传自然无为之道，合自然之理也。老聃举足而应时，动止而合道，吾有何悲哉？”众邻闻之，皆言秦佚乃老聃真友，故推其为主葬之人。合土之时，秦佚颂悼文道：“老聃大圣，替天行道，游神大同，千古流芳。”
乙老子其人
历史上的老子是什么人呢？他的生活年代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现在无法肯定的。但是，对于老子的形象，我们却又是比较熟悉的。（这是因为，我们在接受教育或者是获得常识的时候，只采取了一种没有争议的观点）
A老子是谁？
《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但是，司马迁又说关于老子其人的传说还有三种：一说老子是老莱子；二说太史儋即老子；三说老子是隐君子。后人对这几种说法有不同的观点，引起了长期的争论。
B老子的形象
在我们一般人看来，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或者是创始人（对这样的说法，我持保留态度。老子即使确有其人，他也未必有一个创始“道家”的意图）。在道教中，老子就是太上老君，是道教的“教主”。
2.书名。也称《道德经》。（《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老子书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参见百度百科《道德经》条(http：//baike.baidu.com/lemma－php/dispose/view.php/16516.htm）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
甲版本问题
自成书以来，老子的版本众多（版本，在汉语中大概可以指印刷术发明以来印制书籍的版次。所以，木板印刷、活字印刷的书籍都有版本。不过，帛书、简书或者其他形式的书籍是否也有版本问题呢？由于简帛书籍一般为手写，是否可以称为版本，我无法肯定请大家指出。或许学界也将简帛等形式的老子也称为版本，但是我们现在不会将手稿称为书籍。）现在，我们一般所说的通行本指王弼本、傅奕本。
乙老子注释
《老子》不仅版本众多，注释者更是历代不断。我们现代人读它总觉得有障碍，这种障碍首先是文字上的。解决这样的障碍可以借助前人及今人对《老子》的注疏等形式的文字解释。另一方面大概可以说是思想方面的障碍，对《老子》所表达的思想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认可或理解的。
道家与道教
第一节天人合一
中国茶道吸收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佛教强调"禅茶一味"以茶助禅，以茶礼佛，在从茶中体味苦寂的同时，也在茶道中注入佛理禅机，这对茶人以茶道为修身养性的途径，借以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有好处。而道家的学说则为茶人的茶道注入了"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树立了茶道的灵魂。同时，还提供了崇尚自然，崇尚朴素，崇尚真的美学理念和重生、贵生、养生的思想。
一、人化自然
人化自然，在茶道中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回归渴望，以及人对"道"的体认。具体地说，人化自然表现为在品茶时乐于于自然亲近，在思想情感上能与自然交流，在人格上能与自然相比拟并通过茶事实践去体悟自然的规律。这种人化自然，是道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思想的典型表现。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不同，中国茶道"人化自然"的渴求特别强烈，表现味茶人们在品茶时追求寄情于山水，忘情与山水，心融于山水的境界。元好问的《茗饮》一诗，就是天人和一在品茗时的具体写照，契合自然的绝妙诗句。宿醒来破厌觥船，紫笋分封入晓前。
槐火石泉寒食后，鬓丝禅榻落花前一瓯春露香能永，万里清风意已便。邂逅化胥犹可到，蓬莱未拟问群仙。
诗人以槐火石泉煎茶，对着落花品茗，一杯春露一样的茶能在诗人心中永久留香，而万里清风则送诗人梦游华胥国，并羽化成仙，神游蓬莱三山，可视为人化自然的极至。茶人也只有达到人化自然的境界，才能化自然的品格为自己的品格，才能从茶壶水沸声中听到自然的呼吸，才能以自己的"天性自然"去接近，去契合客体的自然，才能彻悟茶道、天道、人道。
二、自然化的人
"自然化的人"也即自然界万物的人格化、人性化。中国茶道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把自然的万物都看成具有人的品格、人的情感，并能与人进行精神上的相互沟通的生命体，所以在中国茶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沙一草一木都显得格外可爱，格外亲切。
在中国茶道中，自然人化不仅表现在山水草木等品茗环境的人化，而且包含了茶以及茶具的人化。
对茶境的人化，平添了茶人品茶的情趣。如曹松品茶"靠月坐苍山"，郑板桥品茶邀请"一片青山入座"，陆龟蒙品茶"绮席风开照露晴"，李郢品茶"如云正护幽人堑"，齐己品茶"谷前初晴叫杜鹃"，曹雪芹品茶"金笼鹦鹉唤茶汤"，白居易品茶"野麝林鹤是交游"，在茶人眼里，月友情、山有情、风有情、云有情，大自然的一切都是茶人的好朋友。诗圣杜甫的一首品茗诗写道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
石阑斜点笔，桐叶坐题诗。
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
自逢今日兴，来往亦无期。
全诗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相结合，情景交融、动静结合、声色并茂、虚实相生。
苏东坡有一首把茶人化的诗：
仙山灵雨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
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
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莫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正因为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融入了茶道精神之中，在中国茶人心里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中国茶人有着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强烈渴望，所以中国茶人最能领略到"情来爽朗满天地"的激情以及"更觉鹤心杳冥"那种与大自然达到"物我玄会"的绝妙感受。
第二节中国茶道中的道家理念
一、尊人
中国茶道中，尊人的思想在表现形式上常见于对茶具的命名以及对茶的认识上。茶人们习惯于把有托盘的盖杯称为"三才杯"。杯托为"地"、杯盖为"天"，杯子为"人"。意思是天大、地大、人更大。如果连杯子、托盘、杯盖一同端起来品茗，这种拿杯手法称为"三才合一"
二、贵生
贵生是道家为茶道注入的功利主义思想。在道家贵生、养生、乐生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茶道特别注重"茶之功"，即注重茶的保健养生的功能，以及怡情养性的功能。
道家品茶不讲究太多的规矩，而是从养生贵生的目的出发，以茶来助长功行内力。如马钰的一首《长思仁·茶》中写道：一枪茶，二枪茶，休献机心名利家，无眠未作差。无为茶，自然茶，天赐休心与道家，无眠功行加。可见，道家饮茶与世俗热心于名利的人品茶不同，贪图功利名禄的人饮茶会失眠，这表明他们的精神境界太差。而茶是天赐给道家的琼浆仙露，饮了茶更有精神，不嗜睡就更能体道悟道，增添功力和道行。
更多的道家高人都把茶当作忘却红尘烦恼，逍遥享乐精神的一大乐事。对此，道教南宗五祖之一的白玉蟾在《水调歌头·咏茶》一词中写得很妙。
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
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
碾破春无限，飞起绿尘埃。
汲新泉，烹活火，试将来，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
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
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三、坐忘
"坐忘"是道家为了要在茶道达到"至虚极，守静笃"的境界而提出的致静法门。受老子思想的影响，中国茶道把"静"视为"四谛"之一。如何使自己在品茗时心境达到"一私不留"、一尘不染，一妄不存的空灵境界呢？道家也为茶道提供了入静的法门，这称之为"坐忘"，即，忘掉自己的肉身，忘掉自己的聪明。茶道提倡人与自然的相互沟通，融化物我之间的界限，以及"涤除玄鉴""澄心味象"的审美观照，均可通过"坐忘"来实现。
四、无己
道家不拘名教，纯任自然，旷达逍遥的处世态度也是中国茶道的处世之道。道家所说的"无己"就是茶道中追求的"无我"。无我，并非是从肉体上消灭自我，而是从精神上泯灭物我的对立，达到契合自然、心纳万物。"无我"是中国茶道对心境的最高追求，近几年来台湾海峡两岸茶人频频联合举办国际"无我"茶会，日本、韩国茶人也积极参与，这正是对"无我"境界的一种有益尝试。
五、道法自然，返朴归真
中国茶道强调"道法自然"，包含了物质、行为、精神三个层次。物质方面，中国茶道认为："茶是南方之嘉木"。是大自然恩赐的"珍木灵芽"，在种茶、采茶、制茶时必须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产出好茶，行为方面，中国茶道讲究在茶事活动中，一切要以自然为美，以朴实为美，动则行云流水，静如山岳磐石，笑则如春花自开，言则如山泉吟诉，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应发自自然，任由心性，绝无造作。
精神方面，道法自然，返朴归真，表现为自己的性心得到完全解放，使自己的心境得到清静、恬淡、寂寞、无为，使自己的心灵随茶香弥漫，仿佛自己与宇宙融合，升华到"无我"的境界。
周易的内容属儒家学说,周易的形式属道家理论.故周易应是儒道合一的全家学说.
六、中国道家养生
道家养生古名摄生，道生,即以老庄道家思想为宗旨，太极八卦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以调阴阳，和气血、保精神为原则，运用调神、导引吐纳、四时调摄、风水环境、道乐书画，茶养、食养、药养、节欲、辟谷、等多种方法。使精气神后天转化先天，运用先天之气滋养后天。来调和阴阳、流通气血、培补精气、锻炼筋骨，颐养脏腑，调理肌肤。达到性命双修身心和谐健康的目的。
道家养生：吴晟，号丹丰、青竹道人.道家学者，养生家，中华道家养生宝典总编辑。最早把道家易筋经、道家风水等学说整理编辑为中英文专著，传播于海内外。著作《道家易筋经》《道家养生经典》。
墨家    文 / 秦丘
墨家是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子，子姓墨氏名翟。《姓氏寻源》说墨氏出于宋微子，为宋微子后裔。中国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和自然科学家。）。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矩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
背景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例如巨子腹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杨朱学派并称显学。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
后期墨家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前者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它还对“故”、“理”、“类”等古代逻辑的基本范畴作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了“达”、“类”、“私”等3类概念，对判断、推理的形式也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春秋战国时期ˇ百家争鸣ˇ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墨子》一书是墨子讲学时由弟子们记录后整理而成的。文字质朴无华，缺乏文学性，但逻辑性强，善于运用具体事例进行说理，使说理文章有了很大发展，对后代议论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创立者为著名思想家墨子（墨翟[音笛dí]）。墨翟主张ˇ兼爱ˇ、ˇ非攻ˇ、ˇ尚贤ˇ，与儒家观点尖锐对立。墨翟
墨家对儒家的批判
1、儒家不相信天帝鬼神，结果“天鬼不悦“。
2、儒家坚持厚葬，特别是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丧，浪费了民众的财富和精力。
3、儒家“盛为声乐以愚民“，结果只是少数贵族奢侈享受。
4、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
分析：第1、2、3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和墨家的不同社会背景。孔子代表一些有学识、有思想的上层或中层阶级，而墨子反映的是处于社会下层民众的观点。第4点是属于墨家的误解，儒家所说的命，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某种力量。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方面是人只要努力就能控制的。儒家强调先尽力而为，最后才接受人力所无法改变的部分。这才是“知命”。
墨子哲学的基本思想
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点：
兼爱
完全的博爱(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非攻
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
尚贤
不分贵贱唯才是举。
尚同
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有一说法为“上同”，认为天子是百官之首，而百姓听令百官，与上而同，此乃“上同”之意。)
天志
掌握自然规律。(有一说法为天子代天行政，并借由上同的观念推论出人民以天的意志而行事。)
明鬼
尊重前人智慧和经验。(有一说法认为墨家说鬼所为并非迷信，而是希望以神鬼之说使人民警惕，不行邪恶。)
非命
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
非乐
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
节用
节约以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生活。
节葬
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儒家的厚葬耗钱财，守丧则需三年，三年过后人虚弱需要人扶才能起行，影响国家生产力，乃浪费之事。)
此外还有逻辑学等；墨子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是当代诸子所望尘莫及。墨家在科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学者所称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杨向奎称“中国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过整个古代希腊。”
一个貌似矛盾的问题
儒家强调祭祀的重要性，却不相信有鬼神？
回答：丧葬祭祀在古代受到重视，起初源于对鬼神的信仰，而儒家重视丧葬礼仪，不是由于信仰鬼神，而是由于重视去世的祖先。
墨家信仰鬼神，却反对丧葬祭祀的繁重礼仪？
回答：墨子论证鬼神的存在，是为他的兼爱理论作张本，而并不是对超自然有什么兴趣。他关于“天志“和”明鬼“的理论只是为了教人相信，实行兼爱，将得上天奖赏；反之，将受上天惩罚。这是墨子倡导的宗教规范。
墨子的国家起源理论
国家兴起之前，社会处在一个“自然状态”之中，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非常的混乱。国家之所以产生是为了制止人们由各行其是而产生的混乱。因此必须有一个国君顺应天意而产生，按照神的意志而设立，“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对最高领导，要事事同意，不要跟随下面的人。因而，墨子的国家性质必然是倾向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力是绝对化的。当然，墨子心中的是非标准，“是”就是“交相兼”，“非”就是“交相别”。
著作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在东汉时的墨家著作尚存有八十六篇：
·《墨子》七十一篇－－墨翟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随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我子》一篇
·《田俅子》三篇－－先韩子
·《尹佚》二篇－－一名在成、康时期的周朝官员在所著
墨家著作在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代所传的《墨子》只剩下五十三篇，这些篇幅是因为被道家著作《道藏》所收录，才得以留传下来。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发生了分化。有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活动与战国中后期。在自然观方面，对物质，移动和时空关系作了唯物主义解释，摒弃了墨子的天鬼观念，并把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上，发扬了墨子重视实践的特点，承认物质世界的可知性，克服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义，利也”的著名论断，突出了利，把它作为标准和基础解释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范畴。
后期的墨家在逻辑论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形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主要反映在小取的篇中。后期墨家对概念，判断和推理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在高居庙堂寻欢作乐的儒士，严刑峻法役使天下的君王胥吏，飘然物外游戏人间的道士身后，总有一群身着简朴衣裳的墨者，为了天下安宁，万民福祉，冒着诸侯国的通缉和大军的兵锋，劳作、奔走在华夏大地。
墨家思想是中国古文完整版的辨证唯物主义及辨证唯物论。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一种人伦文化，热爱自然科学、关心物质运动的人被划入“劳力者”阶层，这种近乎本能地看轻自然科学的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的道理，有那么多发明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无论是循规蹈矩的儒生，还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不过是求得一己的安宁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墨子能够真正摆脱各种社会势力的纠缠和引诱，从力学、光学、几何学、逻辑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去把握生命的本来含义，认知世界的真相，从而形成寻求真知、注重实践、自励自强的可贵品格。
在已知条件下无法判断事情真伪时，默认为真；直至事实证明该为伪为止，推翻该论点。
(墨翟作出"鬼神之有"错误论断，总共在发展历程中的几次重大错误等，都是遵循该规则的）
(十)令人疑惑：秦汉后，为什么墨家未能够如同儒道法家一样流传于世墨家学派曾有过辉煌的时光。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将儒学与墨学相提并论。庄子也较为客观地评说墨子道：“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孟子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即杨朱学说，专家认为是早期的道家学说）则归墨”，可见当时最盛行的只有儒墨道三种学说，孟子在他的著作里常以刻薄的语言非难墨家，从反面证明了墨子作为儒家最大的反对派已获得与孔子并驾齐驱的显赫地位。近世哲学史大家冯友兰先生在《原儒墨补》中说：“在先秦及汉初孔墨并称，盖二人所代表之学派皆具有甚深的社会背景，及甚大的社会势力也。……与孔子抗衡之武圣人之称，实则惟墨子足以当之。”
然而，到了秦汉之交，墨家已急趋衰微，墨子的影响日渐减小，墨家学派几经支解，并最终淡出历史舞台，以至于《墨子》一书几度散失，至今仍有多篇失佚。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如日中天，道家后来居上，“儒道互补”构成中华文化的基本结构，墨家却无可奈何地被挤出了中华文化之河的主航道。
一、墨子以“非儒”起家，反叛不平等的现有秩序和各种侵略行径，成为贯穿他的整个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的一条主线。他总是无保留地站在弱小者的一方，成为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最大的思想障碍和行为障碍。他主张“非攻”，反对以武力胁迫对方，殃及广大无辜百姓，这只能为被强大的诸侯国打得溃不成军的弱小国家拥护，正四处扩张的强势国家显然是非常恼火他的。
二、节用，节葬的价值观。他反对将宝贵的生命虚度在漫长的服丧期内，让每个人多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他反对王公大臣养三妃六妾，让天下的女子享受人间的幸福，这显然又为统治集团所追捧的儒家所不容。
二、墨家极力主张吃苦耐劳，要求做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这显然又让锦衣玉食的王公贵族们气得牙痒痒，试想，好不容易打下江山正欲享尽荣华富贵的权贵们，听得进他那刺耳的话吗？在统治阶层中有人讥评墨学为贱人之言，荀子更是嘲讽墨学为役夫之道，这一点也不奇怪呵！正因为此，历史上总有那么一部分占尽便宜的人惧怕他，嫉恨他，甚至抵毁他。而儒道两家，则与那些上等人的想法吻合得多，其思想主张听起来要顺耳得多。在统治集团和文人雅士的人生格局中，进则以儒治国，退则以道养身，儒道互补，多么令人惬意呀！只是在惬意之间，平民百姓的利益被忘得干干净净！
名家    文 / 秦丘
名家是先秦以思维的形式、规律和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战国时称“刑名家”或“辩者”，西汉始称“名家”。
名家主要活跃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一善于辩论，善于语言分析而著称于世。作为一个思想流派而言的“名家”，它的思想与现代的汉语所说的“名家”是不同的。这个“名”不是有名的名、出名的意思，而主要是指事物的名称、概念。由于种种原因，名家这个学派后来几乎没有了继承人，一般人在谈到先秦诸子的时候，甚至还有可能忽略它。首先正式提出“名家”这个说法的，是汉代的学者。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把先秦诸子学分成了六个学派，其中就有“名家”在内。
该派萌芽于春秋末期，郑国大夫邓析为先驱。作为一个学派，名家并没有共同的主张，仅限于研究对象的相同，而各说差异很大。主要有“合同异”和“离坚白”两派。
所谓“合同异”，即认为万物之“同”与“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该派以宋国人惠施为代表。惠施提出著名的“历物十事”，即“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等十个命题。
所谓“离坚白”，即认为一块石头，用眼只能感觉其“白”而不觉其“坚”，用手只能感觉其“坚”而不觉其“白”。因此“坚”和“白”是分离的、彼此孤立的。该派以赵国人公孙龙为代表，“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命题由其提出。
合同异强调事物的统一性，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战国末期，后期墨家对二者的片面性有所纠正，提出了“坚白相盈”的观点，荀子亦强调“制名以指实”。
人物
代表人物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龙子。
惠施的“遍为万物说”
惠施，宋人，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公元前三三四年至前三二二年间（魏惠王后元元年到十三年）做魏的相国，主张联合齐、楚，尊齐为王，以减轻齐对魏的压力，曾随同魏惠王到齐的徐州，朝见齐威王。他为魏国制订过法律。到公元前三二二年，魏国被迫改用张仪为相国，把惠施驱逐到楚国，楚国又把他送到宋国。到公元前三一九年，由于各国的支持，魏国改用公孙衍为相国，张仪离去，惠施重回魏国。
惠施也和墨家一样，曾努力钻研宇宙间万物构成的原因。据说，南方有个奇人叫黄缭的，曾询问天地不塌不陷落以及风雨雷霆发生的原因，惠施不假思索，立刻应对，“遍为万物说”（《庄子·天下篇》）。庄子曾说惠施“以坚白鸣”（《庄子·德充符篇》），批评惠施“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庄子·齐物篇》）。可知惠施的论题，主要的还是有关宇宙万物的学说。他的著作已经失传，只有《庄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个命题。
●含有辩证因素的观察和分析
惠施的十个命题，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分析，其中有些含有辩证的因素。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大一”是说整个空间大到无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说物质最小的单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内部。这和后期墨家一样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割的物质粒子所构成。万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物质粒子构成，同样基于“小一”，所以说“万物毕同”；但是由“小一”构成的万物形态千变万化，在“大一”中所处的位置各不相同，因此又可以说“万物毕异”。在万物千变万化的形态中，有“毕同”和“毕异”的“大同异”，也还有事物之间一般的同异，就是“小同异”。他把事物的异同看作相对的，但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里包含有辩证的因素。
惠施有些命题是和后期墨家争论的。后期墨家运用数学和物理学的常识，对物体的外表形式及其测算方式作了分析，下了定义。《墨子·经上》曾说：“厚，有所大。”认为有“厚”才能有体积，才能有物体的“大”。而惠施反驳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认为物质粒子（“小一”）不累积成厚度，就没有体积；但是物质粒子所构成平面的面积，是可以无限大的。后期墨家曾经严格区分空间的“有穷”和“无穷”，《墨子·经说下》说：“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认为个别区域前不容一线之地，这是“有穷”；与此相反，空间无边无际，这是“无穷”。而惠施反驳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就是说南方尽管是无穷的，但是最后还是有终极的地方。后期墨家认为“中”（中心点）到相对的两边的终点是“同长”的。《墨子·经上》说：“中，同长也。”而惠施反驳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当时最北的诸侯国）之北，越（当时最南的诸侯国）之南是也。”因为空间无边无际，无限大，到处都可以成为中心。后期墨家认为同样高度叫做“平”，《墨子·经上》说：“平，同高也。”而惠施反驳说：“天与地卑（“卑”是接近的意思），山与泽平。”因为测量的人站的位置不同，所看到的高低就不一样。站在远处看，天和地几乎是接近的；站在山顶上的湖泊边沿看，山和泽是平的。
惠施把一切事物看作处于变动之中，例如说：“日方中方睨（“睨”是侧斜的意思），物方生方死。”太阳刚升到正中，同时就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生下来，同时又走向死亡了。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但是他无条件地承认“亦彼亦此”，只讲转化而不讲转化的条件，这样就否定了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不免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坑中去。
公孙龙（公元前320－250）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公孙龙，相传字子秉，赵国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20年至前250年间。他的生平事迹已经无从详知。他可能较长时间作平原君的门客。《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约于公元前248年至前279年间，公孙龙曾从赵国带领弟子到燕国，《吕氏春秋·应言》载，是为了说燕昭王以“偃兵”。燕王虽然表示同意，公孙龙却当面对燕王说，当初大王招纳欲破齐、能破齐的“天下之士”到燕国来，后来终于破齐。目前“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所以我认为大王不会偃兵，燕昭王无言应答。公孙龙又曾游魏，与公子牟论学。在赵国，《吕氏春秋·审应览》载，公孙龙曾与赵惠文王论偃兵。赵王问公孙龙说：“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回答说：“赵国的蔺、离石两地被秦侵占，王就穿上丧国的服装，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以示庆祝。这怎能会偃兵？”《吕氏春秋·淫辞》说：秦国跟赵国订立盟约：“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过了不久。秦兴兵攻魏，赵欲救魏。秦王使人责备赵惠文王不遵守盟约。赵王将这件事告诉平原君。公孙龙给平原君出主意说，赵可以派遣使者去责备秦王说，秦不帮助赵国救魏，也是违背盟约。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秦兵攻赵，平原君使人向魏国求救。涪陵君率兵救赵，邯郸得以保存。赵国的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求增加封地。公孙龙听说这件事，劝阻平原君说：“君无覆军杀将之功，而封以东武城。赵国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为相国者以亲故。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一解国患，欲求益地，是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也。为君计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接受了公孙龙的意见，没有接受封地。公孙龙善于辩论。《公孙龙子·迹府》说，公孙龙与孔穿在平原君家相会，谈辩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晚年，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公孙龙由是遂诎，后不知所终。公孙龙的主要思想，保存在《公孙龙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名家有《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存六篇。《迹府》，是后人汇集公孙龙的生平言行写成的传略。其余五篇是：《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其中以《白马论》最著名。
代表著作
名家代表著作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龙子》等，今只存《公孙龙子》。今传本《邓析子》、《尹文子》皆为后人伪作。
名家之地位与对后世的影响均不及儒、墨、道、法诸家重要，但它在战国中期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学派，标志着中国古代逻辑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兵家    文 / 秦丘
中国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诸子百家之一。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兵家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时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时孙膑、吴起、尉缭、公孙鞅、赵奢、白起，汉初张良、韩信等。今有兵家著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等。兵家著作中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不断暴发战争，从事军事的智谋有识之士，总结军事方面的经验教训，研究制胜的规律，这一类学者，古称之为兵家。凡论述军事的兵家著作，称为兵书。《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汉以前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兵家》谓：“阴阳、技巧之书，今已尽亡。权谋、形势之书，亦所存无凡。大约兵阴阳家言，当有关天时，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凡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断推此家矣。”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汉初有张良、韩信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将苑》、《百战奇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
孙武子《黄帝阴符经》，简称《阴符经》，关于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有争议，今人陈撄宁认为是战国时代作品，王明认为，作者是北朝一个久经世的隐者。书中继承发扬老庄哲学思想，阐发了天人相盗的盗机论以及道教神仙长生学说。“阴符”的含义为暗合天道，天人合一。书中含有比较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不仅在道教思想史，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都有一定地位。历代注本繁多，见解不一。著名者有唐道士李筌、张果的《阴符经注》，宋朱熹的《阴符经考异》。後世道教定其为必诵经书，为《玄门功课经》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本文类。
《六韬》，旧本题周．吕望撰。《庄子·徐无鬼篇》，称《金版六弢》。《经典释文》曰：“司马彪、崔撰云：《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则战国之初，原有是名。然即以为《太公六韬》，未知所据。《汉书·艺文志》兵家不着录，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注曰：“惠、襄之闲，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则《六弢》别为一书。颜师古注，以今之《六韬》当之，毋亦因陆德明之说，而牵合附会欤？《三国志·先主传》注，始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志意。”《隋志》始载《太公六韬》五卷，注曰：“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唐宋诸《志》皆因之。今考其文，大抵词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闲如避正殿，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又《龙韬》中有《阴符》篇云：“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之符长九寸，至失利之符长三寸而止。”盖伪撰者不知阴符之义，误以为符节之符，遂粉饰以为此言，尤为鄙陋，殊未必汉时旧本。故周氏《涉笔》谓：“其书并缘吴起，渔猎其词，而缀辑以近代军政之浮谈，浅驳无可施用。”胡应麟《笔丛》亦谓：“其《文伐》、《阴书》等篇为孙、吴、尉缭所不屑道。”然晁公武《读书志》称：“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颁武学，号曰『七书』。”则其来已久，谈兵之家，恒相称述。今故仍录存之，而备论其踳驳如右。
《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列《武经七书》之一。旧题黄石公撰，传与汉初张良得以问世（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黄石公传与张良的书为《太公兵法》，而非《三略》）。据当今学者考证，《三略》成书于西汉末年，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三略》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讲战略的兵书，以论述政治战略为主，兼及军事战略。该书问世以来，受到历代政治家、兵家和学者的重视。南宋晁公武称其：“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该书还先后传入日本和朝鲜，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卷，共3800余字。现存之最早的刊本为南宋孝宗、光宗年间所刻《武经七书》本。
阴阳家    文 / 秦丘
"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便是以"阴阳消息，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阴阳家"为六大学派之首。
“诸子百家”之一：刘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名家著作有一百多家，将其列为"九流十家"之一。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使“诸子百家”（先秦至汉代出现的学术流派）著作上升到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最为著名的学派不过有几十家，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
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中国贤哲拈出"阴阳"二字，来表示万物两两对应、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即《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便是讲"阴阳"变化的数理和哲理。
其基本思路：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学说是在气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明，水火，温凉等运动变化中一分二的结果，这样就抽象出来"阴"和"阳"两个相对的概念。阴阳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事物，所以"阴阳者，有名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
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的事物和现象。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可用"对立，互根，消长，转化"八字括之。
阴阳家出于方士。《汉书·艺术志》根据刘歆《七略·术数略》，把方士的术数分为六种。
第一种是天文：“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
第二种是历谱：“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
第三种是五行：“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
第四种是蓍龟。这是中国古代占卜用的两种主要方法。后一种方法是，管占卜的巫史，在刮磨得很光滑的龟甲或兽骨上，钻凿一个圆形的凹缺，然后用火烧灼。围绕着钻凿的地方，现出裂纹。根据这些裂纹。据说可以知道所问的事情的吉凶。这种方法叫“卜”。前一种方法是，巫史用蓍草的茎按一定的程序操作，得出一定的数的组合，再查《易经》来解释，断定吉凶。这种方法叫“筮”。《易经》的卦辞、爻辞本来就是为筮用的。
第五种是杂占。
第六种是形法。包括看相术以及后来叫做“风水”的方术。风水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产物。因此。人的住宅和葬地必须安排得与自然力即风水。
《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人认为，宇宙万物就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它也是关于宇宙社会属性及其变化规律的范畴系统。五行的“行”字，有“运行”之意，故五行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便是变动运转的观念，也就是"相生"与"相克"。
五行学说并非言木火土金水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指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它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间架，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按其属性进行归纳。凡即具有生发，柔和特性者统属于木；具有阳热，上炎特性者统属于火；具有长养，发育特性者统属于土；具有清静，收杀特性者统属于金；具有寒冷，滋润，就下，闭藏特性者统属于水。将人体的一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事物现象联系起来，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用以说明人体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附表一张，可见文末。
我国的伟大中医就是含有五行说，形成一个中医体系。
五行相生含义：
木生火,是因为木性温暖,火隐伏其中,钻木而生火,所以木生火.
火生土,是因为火灼热,所以能够焚烧木,木被焚烧后就变成灰烬,灰即土,所以火生土.
土生金,因为金需要隐藏在石里,依附着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有山必生石,所以土生金.
金生水,因为少阴之气(金气)温润流泽,金靠水生,销锻金也可变为水,所以金生水.
水生木,因为水温润而使树木生长出来,所以水生木.
五行相克含义：是因为天地之性
众胜寡,故水胜火.精胜坚,故火胜金.刚胜柔,故金胜木.
专胜散,故木胜土.实胜虚,故土胜水.
五行生克制化宜忌：
金：金旺得火,方成器皿.
金能生水,水多金沉;强金得水,方挫其锋.
金能克木,木多金缺;木弱逢金,必为砍折.
金赖土生,土多金埋;土能生金,金多土变.
火：火旺得水,方成相济.
火能生土,土多火晦;强火得土,方止其焰.
火能克金,金多火熄;金弱遇火,必见销熔.
火赖木生,木多火炽;木能生火,火多木焚.
水：水旺得土,方成池沼.
水能生木,木多水缩;强水得木,方泄其势.
水能克火,火多水干;火弱遇水,必不熄灭.
水赖金生,金多水浊;金能生水,水多金沉.
土：土旺得水,方能疏通.
土能生金,金多土变;强土得金,方制其壅.
土能克水,水多土流;水弱逢土,必为淤塞.
土赖火生,火多土焦;火能生土,土多火晦.
木：木旺得金,方成栋梁.
木能生火,火多木焚;强木得火,方化其顽.
木能克土,土多木折;土弱逢木,必为倾陷.
木赖水生,水多木漂;水能生木,木多水缩.
阴阳家思想主要源于老子创立的道家和道家所推崇的《易经》
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胡适曾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大为赞叹阴阳家的这一地理观念）；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下面还会谈到）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在政治伦理上，亦"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五德终始
又称"五德转移"。阴阳家代表邹衍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释宇宙演变和历史兴衰，创为"五德终始"之说，影响甚大。后来的挂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梁任公在其《饮冰室文集·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谈到阴阳学说之害时曾提到：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可见阴阳家其要）等，都是以阴阳五行为思想基干。
"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但却陷入了历史循环论。
阴阳家的没落
汉初阴阳家还存在，武帝罢百家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在了。
人物
战国时，有公梼生、公孙发、南公等人，但以邹衍最为著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附有邹衍小传）。
《汉书·艺文志》载：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公梼生终始》十四篇。《公孙发》二十二篇。《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乘丘子》五篇。六国时。《杜文公》五篇。《黄帝泰素》二十篇……等等，但现存少量残文外，均已亡佚。
（以下竖排看）
┏━━━━━━━━━━━━━━━━━━━━━━━━━━━━━━━━━━━━━┓
┃五│时│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五│形│情│五│变┃
┃音│间│味│色│化│气│方│季│行│脏│腑│官│体│志│声│动┃
┠────────────────────────────────────────────────────┨
┃角│平旦│酸│青│生│风│东│春│木│肝│胆│目│筋│怒│呼│握┃
┃徵│日中│苦│赤│长│暑│南│夏│火│心│小肠│舌│脉│喜│笑│忧┃
┃宫│日西│甘│黄│化│湿│中│长夏│土│脾│胃│口│肉│思│歌│哕┃
┃商│日入│辛│白│收│燥│西│秋│金│肺│大肠│鼻│皮毛│悲│哭│咳┃
┃羽│夜半│咸│黑│藏│寒│北│冬│水│肾│膀胱│耳│骨│恐│呻│栗┃
┗━━━━━━━━━━━━━━━━━━━━━━━━━━━━━━━━━━━━━┛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现在有本专门说阴阳家的书叫《阴阳家语录》全彩图本。
纵横家    文 / 秦丘
纵横家
纵横即合纵连横。
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是诸子百家之一，创始人鬼谷子，杰出代表人物有：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苏秦为赵国相位，“合纵抗秦”，并兼六国相印，威风八面。但好景不长，其“合纵”即刻瓦解，苏秦死于齐闵王车裂极刑。张仪受苏秦“提携”，做了秦国大夫，而当苏秦死后，立刻推行他的“连横”术，使苏秦的合纵坦荡无存。也为秦国最后统一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纵横家的产生
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多为策辩之士，可称为中国五千年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们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当时割据分争，王权不能稳固统一，需要在国力富足的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危逼、利诱或辅之以兵之法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的智谋、思想、手段、策略基本上是当时处理国与国之间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阶段，其在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智慧是后世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超越的。纵横家人物多出身贫贱，在最艰苦的投机倒把下是一种人类智慧的超常解放、创造和发挥，他们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可以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也可以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苏秦佩六国相印，连六国逼秦废弃帝位；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六百里；唐雎机智勇敢，直斥秦王存孟尝封地；蔺相如虽非武将，但浩然正气直逼秦王，不仅完璧归赵，而且未曾使赵受辱。纵横之士智能双全，有不乏仁义之辈，其人其事若鉴于当代，亦必可使受益者非唯浅耳。
纵横家代表人物
其祖乃鬼谷子，姓王名诩，战国时代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淇县）人。其长于持身养性和纵横术、精通兵法、武术、奇门八卦，著有《鬼谷子》兵书十四篇传世。民间称其为王禅老祖，中国春秋战国史上一代显赫人物，是“诸子百家”之一，纵横家的鼻祖，也是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经常进入梦云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鬼谷，所以称鬼谷子先生。
曾授苏、张、孙、庞四大弟子，皆战国时风云人物。其后习鬼谷纵横术者甚多，著名者十余人，如苏秦、张仪、甘茂、司马错、乐毅、范雎、蔡泽、邹忌、毛遂、郦（lì）食（yī）其（jī）、蒯通等，事皆详于《战国策》。
纵横家主要著作
今仅存《鬼谷子》十二篇、《战国策》三十三篇（非其门徒著，主要是纵横谋士之言行，也可以为纵横家实战演习）、《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鬼谷子后附《本经阴符》七篇乃修身养性之法，本经意为基本纲领，阴符为隐秘的符言，非常神秘。唯读者可有悟但不能道出精髓，所谓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是也。《鬼谷子》一书理论非常详细俱体，也非常微妙，不是轻易可以说出来的，更重要的是这本书重在用，若学而不用，长久必有害。必边学边用边
体味方可。《战国策》一书是游说辞总集，几乎所有纵横家谋士的言行都在此书。有三大特点：一智谋细，二虚实间，三文辞妙。
鬼谷子
王诩中国
出自《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
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蹦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
《鬼谷子》共有十四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已失传。《鬼谷子》的版本，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此电子文本为道藏本，取自萧登福先生之《鬼谷子研究》〔文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国标码表中无对应的少数汉字，均以“□”符号代之。
奥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
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
夫贤、不肖；智、愚；勇、怯；仁、义；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
审定有无，与其虚实，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
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其不中权衡度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
故捭者，或捭而出之，而捭而内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
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吉凶大命□焉。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矣捭阖，制之以出入。
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
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
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
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
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
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
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隐而入；阳远终阴，阴极反阳。
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
【注释】
捭：〔音ｂａｉ３〕分。
阖：〔音ｈｅ２〕关。
稽：〔音ｊｉ１〕考。
朕：〔音ｚｈｅｎ４〕迹象。
牧：处理。
内：接纳；忤：逆。
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此。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复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
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其犹张□纲而取兽也。多张其会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纲也。常持其纲驱之。
己反往，彼复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袭之、反之、复之，万事不失其辞。圣人所愚智，事皆不疑。
故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远听之。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同声相呼，实理同归。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听真伪，知同异，得其情诈也。动作言默，与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见其式；皆以先定为之法则。以反求复，观其所托，故用此者。
己欲平静以听其辞，观其事、论万物、别雄雌。虽非其事，见微知类。若探人而居其内，量其能，射其意；符应不失，如□蛇之所指，若弈之引矢；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鱼；其见形也，若光之与影；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铁；若舌之取燔骨。其与人也微，其见情也疾；如阴与阳，如圆与方。未见形，圆以道之；既见形，方以事之。进退左右，以是司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是用不巧，是谓忘情失道。己审先定以牧人，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
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
事皆有内楗，素结本始。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货结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若蚨母之从子也；出无间，入无朕。独往独来，莫之能止。
内者，进说辞也。楗者，楗所谋也。欲说者务稳度，计事者务循顺。阴虑可否，明言得失，以御其志。方来应时，以和其谋。详思来楗，往应时当也。夫内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乃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以变求内者，若管取楗。言往者，先顺辞也；说来者，以变言也。善变者审知地势，乃通于天，以化四时，使鬼神，合于阴阳，而牧人民。
见其谋事，知其志意。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事有不合者，圣人不为谋也。
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
故曰：不见其类而为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得其情乃制其术，此用可出可入，可楗可开。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楗万物。
由夫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策无失计，立功建德，治名入产业，曰楗而内合。上暗不治，下乱不□，楗而反之。内自得而外不留，说而飞之，若命自来，己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与之。环转因化，莫知所为，退为大仪。
【注释】
内：入。
楗：门拴。
内楗：在本文指以言辞与谋略游说国君。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有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
戏者，罅也。罅者，涧也。涧者，成大隙也。戏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戏之理也。
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身；因化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牙□之谋，皆由抵戏。抵戏之隙为道术用。
天下纷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鼠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牙戏罅。圣人见萌牙戏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
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戏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
【注释】
抵：抵塞。
戏：隙。
抵戏：意为堵塞有缺漏的地方。
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
引钩箝之辞，飞而箝之。钩箝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其不可善者，或先征之，而后重累；或先重累，而后毁之；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其用或称财货、琦玮、珠玉、壁帛、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势以钩之，或伺候见涧而箝之，其事用抵戏。
将欲用之于天下，必度权量能，见天时之盛衰，制地形之广狭、阻险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乃以箝求之。
用之于人，则量智能、权财力、料气势，为之枢机，以迎之、随之，以箝和之，以意宣之，此飞箝之缀也。用之于人，则空往而实来，缀而不失，以究其辞，可箝可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
【注释】
飞：制造声誉。
箝：箝制。
飞箝：意为先以为对方制造声誉来嬴取欢心，再以各种技巧来箝制他。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
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圣人无常与，无不与；无所听，无不听；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用之于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于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于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于身，必量身材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之以飞箝之术。
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求合。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所明，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归之不疑也。
非至圣达奥，不能御世；非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实，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知，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
【注释】
忤，相背；合，相向。合于此，必忤于彼。良臣须择主而事。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
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智慧，孰多孰少？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辨？能知此者，是谓量权。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者，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出其变。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其所亲，知其所安。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者而知其隐者，此所以谓测深探情。
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乃可贵，乃可贱；乃可重，乃可轻；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败；其数一也。
故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谋，非揣情隐匿，无可索之。此谋之大本也，而说之法也。常有事于人，人莫能先，先事而生，此最难为。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言必时其谋虑。故观□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几之势也。此揣情饰言，成文章而后论之也。
【注释】
揣：估量。
摩者，揣之术也。内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隐。微摩之以其索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索应也，必有为之。故微而去之，是谓塞□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
摩之在此，符之在彼，从而用之，事无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所谓主事日成者，积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积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静也。正者，宜也。喜者，悦也。怒者，动也。名者，发也。行者，成也。廉者，洁也。信者，期也。利者，求也。卑者，谄也。故圣人所以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
故谋莫难于周密，说莫难于悉听，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唯圣人然后能任之。故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故曰：或结而无隙也。夫事成必合于数，故曰：道、数与时相偶者也。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故物归类；抱薪趋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先濡；此物类相应，于事誓犹是也。此言内符之应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故曰：独行之道。夫几者不晚，成而不拘，久而化成。
【注释】
摩，顺，合也；意为以事情去顺合于说服之君王。
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言或反覆，欲相却也。）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
佞言者，谄而干忠；谀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决而干勇；戚言者，权而干信；静言者，反而干胜。先意承欲者，谄也；繁称文辞者，博也；纵舍不疑者，决也；策选进谋者，权也；他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
故口者，机关也；所以关闭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间见奸邪。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故繁言而不乱，翱翔而不迷，变易而不危者，（者见）要得理。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无耳者不可告也五音。故不可以往者，无所开之也。不可以来者，无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圣人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者，有讳忌也。众口铄金，言有曲故也。
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长，而谈者亦知其用而用也。故曰：辞言有五：曰病、曰恐、曰忧、曰怒、曰喜。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恐者，肠绝而无主也。忧者，闭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动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无要也。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
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是故与智者言，将以此明之；与不智者言，将以此教之；而甚难为也。故言多类，事多变。故终日言不失其类，而事不乱；终日不变，而不失其主。故智贵不忘。听贵聪，辞贵奇。
【注释】
权：权衡。
干：同于或为。
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审得其情，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壅；始于古之所从。
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
故同情而相亲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同恶而相亲者，其俱害者也；同恶而相疏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则亲，相损则疏，其数行也；此所以察异同之分也。故墙坏于其隙，木毁于其节，斯盖其分也。
故变生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仪，仪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数也。
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不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而裁之。
故为强者，积于弱也；为直者，积于曲也；有余者，积于不足也；此其道术也。
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动之，微而证之，符而应之，拥而塞之，乱而惑之，是谓计谋。
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比而无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身者，危。无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于人，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故阴道而阳取之。故去之者，从之；从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恶，故至情托焉。
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故曰：是贵制人，而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故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难。以此观之，亡不可以为存，而危不可以为安；然而无为而贵智矣。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既用，见可否，择事而为之，所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在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道理达于此之义，则可于语。由能得此，则可以杀远近之诱。
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用患；善至于诱也，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者，有使离害者，此事之失。
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枢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于事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
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则决之；不用费力而易成者，可则决之；用力犯勤苦，然不得已而为之者，可贵则决之；去患者，可贵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故夫决情定疑，万事之基，以正治乱，决成败，难为者。故先王乃用蓍龟者，以自决也。
安徐正静，其被节先肉。善与而不静，虚心平意以待倾损。
右主位。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思虑者，则无不知；辐辏并进，则明不可塞。
右主明。
德之术曰勿坚而拒之，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可极，深渊度之可测，神明之德术正静，其莫之极。
右主德。
用赏贵信，用刑贵正。赏赐贵信，必验而目之所闻见，其所不闻见者，莫不谙化矣。诚畅于天下神明，而况奸者干君。
右主赏。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后，荧惑之处安在。
右主问。
心为九穷之治，君为五官之长。为善者，君与之赏；为非者，君与之罚。君因其所以求，因与之，则不劳。圣人用之，故能赏之。因之循理，故能长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则群臣生乱，家于其无常也，内外不通，安知所闻，开闭不善，不见原也。
右主周。
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是谓洞天下奸，莫不谙变更。
右主恭。
循名而为贵，安而完，名实相生，反相为情，故曰名当则生于实，实生于理，理生于名实之德，德生于和，和生于当。
右主名。
【注释】
右：有。
〔原文现已失传〕
〔原文现已失传〕
纵横家理论
主要为纵横，或合众弱以攻一强，此为纵；或事一强以攻诸弱，此为横。前者主要以连为主，故可知如何能用外交手段联合团结，是为阳谋多阴谋少；后者主要以破为主，故可知如何利用矛盾和利益制造裂痕，是为阴谋多而阳谋少。此为战略思想，是行辩术成大事的基础。若此不查则必游说而不成。对纵横谋士的要求：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
具体思想
首先要对现实有最明确的认识，确定连横的对象，然后知其诸侯为人而定说辞，及游说之法，或抑或扬，或抑扬相合，或先抑后扬，或先扬后抑，诸法只要对症必事事有其妙。其次在游说过程中，当先观其反应，见机行事，察其对己之关系，是同是非，若同则继续，若非则当补遗误，而后以飞箝之术或以利诱，或以害说，探其实情，此为游说最主要方法之一，而后再以揣摩之术深察其内心，看其同异，而后快速正确以权谋之术决断。
纵横家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
一战后，德国著名学者斯格宾格勒在《思想的没落》一书中高度赞扬中国的纵横家，认为具有实际的借鉴作用。七十年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就深受《思想的没落》一书的影响。甚至有人称基辛格是现代的苏秦、张仪。当今世界形势颇似春秋战国，虽不能出现以纵横术主宰世界历史发展，但也可为辅，影响世界格局。用之无害，不用可惜。日本学者、企业家大桥武夫把《鬼谷子》用到经营活动中，写出了一部鬼谷子应用实例，取名《"兵法"与"鬼谷子"》，可见《鬼谷子》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而且已从单纯的外交领域走入更广泛的社会各领域。
杂家    文 / 秦丘
杂家（zájiā）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又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
杂家，列于诸子中，是很鲜明的一派，因为它是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之学的综合学派。《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其列为九流之一。后有赵蕤著<反经>综述杂家.
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为一的杂家，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杂家著作有《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五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等等。其中以《吕氏春秋》、《淮南王》（但也有人认为《淮南王》一书以道家为主，兼才众家。应属道家著作才是，《淮南王》在古代也曾被划入道藏）为代表著作。杂家著作现在只留下《吕氏春秋》、《淮南王》、《尸子》（原书已佚，今仅有后人辑本）三书。
杂家的代表性人物是吕不韦，吕不韦（约前290—前235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他任秦相期间，招揽门客三千余人，并亲自参与其间，历时近十年，编成《吕氏春秋》，足可为杂家代表性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先生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
胡适这一说法并非无稽之谈，而是有着根据的。他在论证中提到：司马谈认为"道家者流……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太史公自序》）一百多年后，《汉书》这样下杂家的界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汉书》分类时，把古代思想式里的老子、庄子、天骈、列子等等列为"道家"，把道家的范围缩小了，故《吕氏春秋》和《淮南王书》都收不进去……
法家    文 / 秦丘
法家背景介绍
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礼”针对贵族，“刑”针对普通百姓。在西周奴隶制社会礼里，各种社会关系主要依靠个人接触和个人关系来维持。天子、诸侯都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尖，与普通百姓没有直接关系，而与百姓打交道的人，则是一些下级诸侯和小贵族。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称为“礼”，而贵族依靠“刑”迫使庶民服从。到了东周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这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中可以得到印证。各国领导人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的国家，强大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强化国家的统治，就需要中央集权。面对这样的形势，儒家、道家、墨家等各派都力图解决君王的各种问题，可是都过于理想化，不切合实际。各国君王爱听的不是怎样谋求民众的安居乐业，而是如何解决当前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就这样，一班“方术之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有一些人为他们鼓吹的统治方略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构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张。有一种对法家的误解，认为他们主张法学，其实，法家主张组织领导极权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法家本身更倾向于是政客而不是法学家。
法家发展历史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主张在政治与治国方术之中，“势”，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政治权术。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法律与规章制度。韩非子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君王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是“术”；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
荀子
法家的历史哲学
可以说，法家的历史哲学观相对于其他哲学流派完全是一种全新、革命的观点。儒家、墨家、道家三家虽然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种共同点：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自古代的“黄金时代”以来，历史在逐渐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回到古代。这就是三家的“历史退化观”。三家的这种观念，来源于中国依循过去经验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国人大多是农民，农民通常被耕种的土地所束缚，很少外出旅行。农民种地，按时令变化耕耘种地，只需凭借过去经验，遇到新事，就想过去有什么经验可以依循。孔子喜欢援引古代权威周文王和周公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对后世韩愈等许多哲学家有较大的影响。墨子与儒家争辩，援引比周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传说中比夏禹更古老的圣王。道家为能胜过儒家和墨家，请出伏曦、神农等三皇五帝比尧舜更早几百年。法家是先秦各哲学流派中最后出现的一派，他们认为，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其不得不变化的原因，因此只能现实地对待当今世界。古代地人民比较淳朴，只是当时物质条件的低下所造成的，古代人民的品德未必普遍高于当代人民。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曾对守株待兔的故事做了评价：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商鞅也提过：“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主张“法治”的一个学派。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荀子（荀卿）是其先驱者，他的弟子韩非子（韩非）则是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作为儒学大师的荀子在政治主张上对孟子的学说又有所发展。在尊王道、举贤能的基础上，荀子主张兼称霸力，法后王；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强调人的能动性，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韩非子与老师的政治思想也不尽相同，他尖锐攻击儒墨之道，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形成了较完整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从文风来看，荀子的散文词汇丰富，句法规整，层次清晰，论点鲜明；而韩非的散文则善用寓言、比喻，锋芒锐利，议论透辟。师徒二人的散文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对汉初许多政论家的政论文有着直接的影响。
法家的治国之道
1、制定法律：“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约束百姓的行为。而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可以奖赏顺服王法的人。通过赏罚来督促百姓的理论依据是人性趋利避害。同时韩非子还补充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圣人治国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恶。一国之内为善的人不计其数【这是使社会太平的因素】；使（少数作恶的【这是社会动荡的因素】）人不作恶，国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国，是依靠众人的力量并使（那小部分作恶的人）去除恶。所以，（治理一个国家）不要老是着眼于提倡好的道德，而应致力于建立（那管理少数作恶者的）条文。据此推论，君王只需掌握法律，以法治民，社会就会天下太平，而只以宣扬好的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是徒劳的。
韩非子
2、循名而责实：这是法家对“正名”的解释。君王需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而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去完成其职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君王只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至于怎样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导。君王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关键是君王如何选择合适人去担任某项职务。“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这样，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
3、因此，总的说来，法家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教育将大众改造成新人。而是通过从实际出发，制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权术与威势，统治臣民。那为何韩非子对“立德”的文化教育如此不屑呢？其根源在于韩非子深信人性恶。因为他是荀子的学生。
法家作用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并非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是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建立了名为法制实为人治的封建规章体系。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人治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思想
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和韩非。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这里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和贫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韩非。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当代学者刘木鱼（刘铎）评价法家思想“礼应下庶人，刑可上大夫，谓之法家，谓之圣道”。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当代学者刘木鱼（刘铎）在《非法非人治》中提到：“法之卫意，在乎君政，政之所为，在乎一道”。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具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农家    文 / 秦丘
农家，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并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尊神农氏。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战国时，农家代表人物有许行。许行，楚国人，无著作留传，生平事迹可见于《孟子》一书。生卒年不可考，约与孟子同时代。当时随行学生几十人，颇有影响，儒家门徒陈相、陈辛兄弟二人弃儒学农，投入许行门下。
《孟子·滕文公上》载："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陈相有一天去拜访孟子，转述许行的话神农氏说："……贤人治国应该和老百姓一道耕种而食，一道亲自做饭。"），鼓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是许行两点主张之一。还有便是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这一主张的中心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倡人人平等劳动、物物等量交换，以实现其改革思想。
农家著作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七篇，《尹都尉》十七篇，《赵氏》十七篇等等，均已佚。农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散见在诸子的著述中，虽星星点点但仍然值得重视。
唐代贵族阶级，多养奴隶。庄园中之田地，当然使之耕种，然以地面辽阔，田多至千顷，自家奴隶，不敷应用，不能不利用佃户，耕种田地，收其租税，以供挥霍。此种佃户，称为客户，或庄客。......士豪大族，收纳逃户（既客户），留居庄上。结果致“客户”二字，可作佃农解，庄园之大者，收容客户，多至数百人，一家数口，集居一隅，于是庄园之中，发生客户所居之村落，后世称农村为“庄”，称农家为“庄户”，其义殆起於此。（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
医家
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型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扁鹊
扁鹊春秋时代齐国卢邑人，也有记载为渤海郡州人，或勃海郡郑人。「扁鹊」并非真名实姓。人们把他和黄帝时的扁鹊相比，并且称呼他「扁鹊先生」。连史书也以扁鹊称呼他。扁鹊原姓秦氏，名越人。由於扁鹊是卢人，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卢医」。扁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医学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
扁鹊能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医学，并能吸取民间的医疗经验，在医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扁鹊长期在民间行医、走遍齐、赵、卫、郑、秦诸国。
公元前310年，忌妒他贤能的秦太医令李谧派人在崤山设伏，刺杀扁鹊，终年九十七岁。
华佗
华佗（约公元145—208），东汉末医学家，汉族，身高约合现今1.61米。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这考证很可疑。因为《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的记载，也有说他寿至一百五六十岁仍保持着六十多岁的容貌，而且是鹤发童颜的记载。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四岁。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被人称为医圣。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另说河南南阳市）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154年），死于建安最后几年（约公元215～219年）活了七十岁左右。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
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张仲景刻苦学习《内经》，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葛洪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约生于晋太康四年（公元二八三年），卒于东晋兴宁元年（公元三六三年）。晚年，他隐居在广东罗浮山中，既炼丹、采药，又从事著述，直至去世。对他的一生，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引用了《历代名医像赞》的一首诗来概括：“陷居罗浮，优游养导，世号仙翁，方传肘后”。但这只说出了他炼丹采药，隐逸求仙的一面。而他另外的一面却被忽略了。其实，他是古代一位鼎鼎有名科学家，在医学和制药化学上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造，在文学上也有许多卓越的见解。他的著作，约有五百三十卷。不过，大多已经散佚，流传至今的，主要有《抱朴子》和《肘后救卒方》。《抱朴子》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分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内篇说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病等事，属于道教的著作。但其中《金丹》、《仙药》、《黄白》等部分是总结我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外篇说的是人间得失，世道好坏等事。其中《钧世》、《尚博》、《辞义》等篇，是著名的文论著作。《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是他在广东编著的一部简便切用的方书。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药容易，价钱便宜。而且，篇帙不大，可挂在肘后随行（即今天所说的袖珍本），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旅途，也可随时用来救急。所以，受到历代群众的欢迎。葛洪的医学著作，据史籍记载，尚有《金匮药方》一百卷，《神仙服食方》十卷，《服食方》四卷，《玉函煎方》五卷。
孙思邈
孙思邈（541或581～682）为唐代著名道士，医药学家。被人称为“药王”。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幼聪颖好学。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及长，通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佛典。年十八立志究医，“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北周大成元年（579），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在今陕西郿县）学道，炼气、养形，究养生长寿之术。及周静帝即位，杨坚辅政时，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就。隋大业（605～618）中，游蜀中峨眉。隋亡，隐于终南山，与高僧道宣相友善。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召至京师，以其“有道”，授予爵位，固辞不受，再入峨眉炼“太一神精丹”。显庆三年（658），唐高宗又征召至京，居于鄱阳公主废府。翌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仍固辞不受。咸亨四年（673），高宗患疾，令其随御。上元元年（674），辞疾还山，高宗赐良马，假鄱阳公主邑司以属之。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追封为妙应真人。
李时珍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性别男，身高约合现今1.63米，湖北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其父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李时珍三十八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再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明以前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另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书。
另有仓公，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