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犬相闻的意思:马首鸟身纹白玉盖罐断代思考

马首鸟身纹白玉盖罐断代思考

 （此文发表在《文物鉴定与鉴赏》杂志2011年1月号，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马首鸟身纹白玉盖罐断代思考

作者：许洪明孙迎春

   古代玉器的命名和断代是古玉研究的首要任务。古人云：“一名之立，旬月踟躇”，尽管说的是文学上的事，但是古玉研究过程何尝不是如此呢!本文所列的这只白玉盖罐，其命名与断代就颇费时日。经过多次论证，查阅大量有关文献，以及研究员们共同研讨，结论逐见一致。笔者谨将此白玉盖罐的研究结果公之于众，与读者诸君共析共赏。

     图一白玉盖罐

（罐体通高 32.8厘米，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古玉研究院藏品）

 在中国古代的玉容器当中，不乏簋、豆、尊、彝，唯独这种罐状容器实不多见。图一这只白玉盖罐，系由和田白玉雕琢而成，分为器、盖两部分，器由整块玉掏膛而成,其下半部细长。盖和器上饰有兽面纹，器上还有马首鸟身纹，兽首鸟身纹,靠近圈足之处饰有柿蒂纹。纵观这只白玉罐，发现它有如下几大特点：一曰形体硕大，器形独特，区别于战汉时期的任一玉容器，即不是簋，也不是卮、罍、瓶、觥之类，应该称之为盖罐比较合适，属陈设器、实用器，兼祭祀器；二曰此玉罐的盖子有钮而无檐，区别于瓷器中将军罐的式样；三曰奇特的洋葱头造型盖钮，具有明显的西域少数民族艺术风格，在古代玉容器中十分罕见；四曰此器除了具有战汉时期玉容器常见的兽面纹、柿蒂纹、云纹外，在器腹部最显眼之处饰有的马首鸟身纹和兽首鸟身纹，渗透着草原文化气息。这样的纹饰在古代汉文化艺术品中尚属首次发现。以上所述这几点特征向我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这是一件区别于战汉文化的、与西域文化有关的、与众不同的玉盖罐。对这件玉盖罐的断代思考，就让我们由这四点特征开始。

首先，我们来观察这只玉罐的硕大形体，高32.8厘米，阔16厘米，不难看出，在开料之前，原料的体积至少要大于32.8×16×16厘米才可以。这么大块白玉料的获取，不可设想会在一个战火连绵、道路阻断、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条件下完成，而只能在国家统一、百业兴旺、道路畅通、秩序井然的社会方能实现。然而具备这些条件的朝代为数不多，况且并非这些朝代中的所有时期都有此可能。

   其次，这只玉罐的式样有别于将军罐。通常而言，将军罐是一种瓷罐，因其罐盖的形状类似将军的头盔而得名。据笔者考察，所云将军头盔，仅限于宋、元、明三朝曾经流行的具有宽帽檐的笠式头盔，如图二所示。而本文这只白玉罐，顶盖无檐，并非笠式，且器身瘦高，纹饰古朴，故不属于将军罐，而只应称为盖罐。

   图2 宋代武士复原图[1]

 （注：宋元明三代的笠式头盔形制大同小异）

  

  图3 山西省博物馆藏青花雌鸡牡丹纹将军罐

   其三，通常，玉容器的盖钮有繁简之分，繁者雕为螭虎、神兽或其他结构繁复的形象，而简者多为几何形状，或圆、或扁、或烛光式、或椰壳式等等。整体发展趋势为逐渐简化。这只玉罐的盖钮为简式的洋葱头状。这在玉容器中甚为少见，几无前例可循。详见图四。这种具有西域特征的洋葱头盖钮酷似拜占庭、伊斯兰宗教建筑的穹顶。

  

   图四 白玉盖罐洋葱头盖钮

   拜占庭帝国是在公元四世纪到十五世纪（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东晋时期到明朝）位于欧亚非结合部的大帝国，又称东罗马帝国，首都为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

受拜占庭建筑风格的影响,后来的斯拉夫建筑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拜占庭风格，因而也被人称为“仿拜占庭式”或“晚期拜占庭式”。请注意对比下图中的洋葱头式屋顶与白玉盖罐的洋葱头式盖钮：

  图五 圣彼得堡喀山滴血大教堂顶部

图六 新疆的伊斯兰风格建筑——长廊

图七宁夏固原清真寺

   仅就该白玉盖罐的洋葱头状盖钮而言，确实也具有伊斯兰建筑风格。不过伊斯兰建筑风格与斯拉夫建筑风格出于同一个祖先，即晚期拜占庭建筑风格。请参考图六和图七。

   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是在公元651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建筑中大量采用穹窿式即俗称洋葱头式屋顶。

如上所述，拜占庭帝国的时间跨度很长，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也很早，那么，洋葱头盖钮究竟哪个时期在我国流行，有无例证呢？答案是肯定的，从唐宋到明清，各朝皆有。玉器中的例证目前尚未发现，我们可以陶瓷艺术和青铜器艺术为旁征。青铜器和陶瓷中的洋葱头盖钮最初系始于唐朝初期或更早，详见越窑褐彩云气纹盖罂[2]和鎏金宝珠蓋兽脚青铜熏炉[3]，如图八、图九所示。

   

    图八 唐越窑褐彩云气纹盖罂

  

   图九 唐鎏金宝珠蓋兽脚青铜熏炉

    唐朝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社会，当时中外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合是非常频繁而自然的。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服装，乃至建筑风格，几乎畅行无阻地传入我中原地区，与中原的艺术风格相互融合，从而把中华文化艺术推向光辉的顶峰。我们在许多文献和出土文物中能够看到具有浓烈西域文化色彩的大唐文物，例如，三彩胡人骑骆驼佣（西安博物馆藏）、玉胡人骑象饰（故宫旧藏）、唐代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西安博物馆藏）、玉饮酒胡人纹带板（西安博物馆藏），详见图十——图十三。在这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艺术形式互相撞击和吸收的大格局之下，造就了唐代文化艺术高度繁荣，因此，洋葱头式样的盖钮运用在玉容器制作中，是完全顺理成章之事。

图十三彩胡人骑骆驼佣（西安博物馆藏）

图十一 玉胡人骑象饰（故宫旧藏）

图十二 玉饮酒胡人纹带板（西安博物馆藏）

图十三 唐代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西安博物馆藏）

   另外，就加工工艺而言，洋葱头盖钮有对称的弧形曲线和突出的“人”字形顶尖，在没有电动工具的古代，手工雕琢自然比其它线面直平的盖钮更加耗费时日，工艺要求更加精准细腻，稍不留神钮尖就会断裂，以至于前功尽弃。当年的制玉工匠为什么要弃易求难，用这种尖顶的洋葱头造型作为盖钮的玉罐？笔者认为这一点恰恰凸显了这件玉盖罐是制作于一个中外文化交融的时代之特征，以及所独特的“胡人”艺术风格。             

   接下来让我们来研究其纹饰。玉罐表面的兽面纹、柿蒂纹、云纹，从战国到汉代都曾大量运用。然而此件玉盖罐器肩部饰有四组图案，两两图案相同且位置相对：两面为双马首鸟身纹，两面装饰着有如苍鹰振翅欲飞的兽首鸟身形象（详见图十四、十五），这样的纹饰在古代玉器当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比较起来，对马和苍鹰情有独钟的民族有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元代的蒙古。汉代匈奴墓葬出土的带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特点的青铜饰牌，就刻画有两匹马的形象（详见图十六）。无独有偶，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唐代花瓣形银盘就有码头鸟身纹饰（详见图十七），另外，本文所论及的白玉盖罐上这种马头鸟身的神的形象，还在莫高窟中隋唐时期的敦煌壁画上有所现身，“隋唐时，马头鸟身的‘动物’与优美轻快的飞天一起翩翩飞来”[4]。众所周知，隋唐时期的敦煌壁画，其内容、风格、技巧远远超过了南北朝时期，是最辉煌、最丰富的艺术珍品。尤其是飞天，它反映了中亚乐舞传入了中原的历史事实。而马头鸟身且“不翼而飞”的飞天形象，以及长有羽翅的飞龙形象更能反映出佛教文化“干达婆与紧娜罗”与道教文化“羽人”的结合，匈奴——突厥草原文化与汉族中原农耕文化的结合。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在唐朝、元朝这样开放的时代这种结合才获得成功并且结出丰硕之果。

图十四 白玉盖罐马首鸟身纹饰

图十五  白玉盖罐兽首鸟身纹饰

 图十六1979年内蒙古西沟畔汉代匈奴墓葬出土青铜器中后体反转的双马纹

 

 图十七唐代花瓣形银盘中鎏金马首鸟身吉祥物图形

（图录选自《玉石传奇》第六集）

   至于白玉盖罐上出现的兽首鸟身形象，商周战汉以来频频出现，已不足为奇，唯本文论及的白玉盖罐肩部的兽首鸟身纹饰，其逼人气势足以体现出“马背上的民族”英勇善战的尚武精神。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对此玉盖罐的器形、纹饰、工艺及文化内涵等诸方面的研究，认为有理由判断这件马首鸟身纹白玉盖罐乃大唐盛世时代中原汉文化与西域外来文化和谐相融的艺术结晶，也是我国中古时期玉器发展史上成功的范例之一。总之，我们认为：马首鸟身纹白玉盖罐为盛唐时期（公元七世纪）之物，此种判断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参考文献

[1]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

[2]耿东升（主编）、张润平（副主编）：《中国瓷器定级图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

[3]（日）梅原末治：《白鹤吉金撰集》，三五 鎏金宝珠蓋兽脚熏炉，白鹤美术馆，1951年

[4]林溢樱：“佛教艺术的历史笔记本——敦煌壁画”，《读后感》杂志（半月刊）第十一期 2010年8月1日

（作者注：这篇文章曾经发表在《文物鉴定与鉴赏》杂志2011年1月号上。文章发表之后，笔者又找到两个新的论据，特此对文章的内容和图片做出增补和适当调整，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