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麦哲伦环球航海图:一代才女——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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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才女——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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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于20世纪初的一代才女——林徽因还再不断地搜寻、痴迷、向往。“像林徽因那样的人可能几百年也不会出现一个。”这是她丈夫的后娶妻子的评价。秀外慧中，多才多艺，风华绝代、举世无双的林徽因，以她传奇的婚姻、爱情、友情，迷到了多少少男少女，她事业的辉煌成就，令多少现代女性羡慕、向往，她的一切一切随着时光流淌反更璀璨迷人，令人不断追寻。
一、家庭
二、求学 1916年林长民全家开始定居北京，林徽因进了有名的培华女子中学读书。 培华女中是所教会办的贵族学校，教风谨严而得法，原本聪明的林徽因受它良好培育，日后出色的英语水平即起步于此。由大户旧宅跨入这一方充溢朝气、讲究文明的新天地，为不久放飞的才女奠定了坚实基础。置身这样的教育环境，林徽因早早萌生了文化意识，乘父亲远游日本的时候，她翻出家藏的数量可观字画，一件件过目分类，编成收藏目录。编得幼稚是一定的，她在父亲家信上注道：“徽自信能担任编字画目录，及爹爹归取阅，以为不适用，颇暗惭。”
开春的四月初，父女由上海登上法国邮船，航行在烟波浩淼的海洋，林徽因纵目远眺，视野从未有过如此开阔。开阔的不止是自然境界，还应该是她的胸襟，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偌大的世界。船行到地中海，五月四日那天，同船赴法勤工俭学的一百余名学生举行“五四运动纪念会”，林长民发表演讲。林长民说：“吾人赴外国，复宜切实考察。若预料中国将来必害与欧洲同样之病，与其毒深然后暴发，不如种痘，促其早日发现，以便医治。鄙人亦愿前往欧洲，以从诸君之后，改造中国。”（见《时事新报》六月十四日刊载的通讯《赴法船中之五四纪念会》）林长民的志愿亦即他对女儿的期望，她再次领会父亲携女儿出国的初衷。 五月七日邮船抵达法国，父女转道去英国伦敦，在阿门二十七号民房定居下来，八月上旬林徽因随父亲漫游了欧洲大陆。
在伦敦林长民为爱女雇了两名教师辅导她英语和钢琴。英语教师Phillips，林长民译作斐理璞，为人朴实忠厚。斐理璞母女一起住在林长民寓所，她们很快成了林徽因信赖喜爱的朋友。八月下旬林徽因考入爱丁堡一所学校St. Mary College ，学校距住处阿门二十七号两英里多路，行小路穿过一个公园，出园门即是学校，走大道就得雇车。校长是个七十来岁的孀妇，但热情而诚恳。在这所学校，林徽因的英语愈加娴熟纯正，后来她一笔流利优美的英文赢得了哈佛校长的女儿费慰梅由衷的赞赏。
在伦敦，林徽因确立了献身建筑科学的志愿。父亲的房东是位女建筑师，林徽因从她那里领悟到了建筑的魅力。她渐渐明白，房子不仅遮风蔽雨，而且蕴涵着艺术意味，可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西方这样的现代建筑科学。另一种说法是，启蒙她建筑学志愿的是一位英国女同学。（见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
旅居英国将近两年的日子里林徽因也有寂寞，尤其是父亲去欧洲大陆开会的时候。毕竟这是她第一次从早到晚孤单地打发二十四小时。她才十六七岁，又是在异乡天涯。后来她这样回忆那时情景：“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能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独自坐着，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
一九二零年春天林长民赴欧洲考察西方宪制，特意携林徽因同行，旅居伦敦一年有半。这次远行，其实是林长民引领爱女走上她新的人生历程，不论生理还是心理，从此林徽因都告别了她少女时代。
林徽因对此当然毫无意识，林长民则高度自觉。他行前明确告知女儿：“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可以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林长民交游甚广，时常有中国同胞和外国友人来访。自己夫人不在身边，女儿林徽因自然担当了主妇角色。其实这也是林徽因社会交际的开始。这决非寻常的交际，她所结识的是一批中外精英人物，当时的精英或将来的精英：著名史学家威尔斯、大小说家哈代、美女作家曼斯菲尔德、新派文学理论家福斯特以及旅居欧洲的张奚若、陈西滢、金岳霖、吴经熊、张君劢、聂云台……林徽因起步之时就有这么高的平台，是同时代众多优秀女性所不及。
1921年回国复人培华女中读书。1923年参加新月社活动。1924年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林徽因聪明绝伦，在大学生的圣诞卡设计竞赛中获奖。那是用点彩技法画的一幅圣母像，大有中世纪欧洲圣母像的苍古感，这件珍贵的文物至今保存在学校的档案馆中。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同年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设计。成为我国第一个在国外学习现代舞台美术的学生。她的天赋及美术和建筑的基础，使得她也得以在这个专业里出类拔萃。那时常有同学临到作业交卷时请她救急，其中的一个后来成了百老汇有名的舞美设计师。可惜林徽因自己由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建筑研究，没有能够在这一领域大放光华。她终生只留下了一篇探讨舞台美术的文章《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一九三一年八月二日《北平晨报》“剧刊”二十二期）。所幸，一九三五年冬天她应曹禺之请设计《财狂》布景，难得一次展露了舞美才华。在天津演出的《财狂》据法国名剧《悭吝人》移植，曹禺主演。那几天《益世报》《大公报》连日赞扬林徽因的布景设计：一进瑞庭礼堂便遥见在舞台上建筑的亭台楼阁，后面绕着一道飞廊和树木。……在蔚蓝的天色下和玲珑的庭院中，衬出各种人物的活动，好像一幅美丽的画境，这不能不说是设计者苦心的结晶。幸亏三幕在空间上是一致的，不然对于这笨重的布景，真不知要费多大工夫去搬弄。（水皮：《〈财狂〉的演出》）
三、爱情
梁思成，著名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个子瘦小，却白净秀气，妹妹思庄怎么看他怎么潇洒，叫他“Handsome boy （漂亮小伙子）”。他进入清华学校后便是校园里异常活跃的少年。喜爱绘画，任《清华年报》美术编辑；喜爱音乐，当管弦乐队队长，吹第一小号；喜爱体育，获得过校体育运动会跳高冠军。他的外语也好，翻译了王尔德作品《挚友》，发表于《晨报副镌》；还与人合作译了威尔司的《世界史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乎意料，这么活跃的大学生，留给同学们的强烈印象竟是“具有冷静而敏捷的政治头脑”。“五四”运动爆发，“他是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之一，是‘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中的中坚分子。”（黄延复文《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
众多兄弟姐妹里，梁启超最寄望于思成，从学业、婚姻到谋职，无不一一给予入微的关怀、照顾。思成结婚前夕梁启超致信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梁启超：《手迹》）然而，梁启超还是开明的。具备多方面发展潜能的梁思成，他没有规定儿子一定走哪条路，只是不希望他再做政治家。最终影响梁思成献身于建筑科学的是林徽因，思成曾对朋友们说过：
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接着这个专业。 （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梁思成女儿梁再冰关于林徽因尚未出国已经与梁思成见过面的记述是这样的：
父亲大约十七岁时，有一天，祖父要父亲到他的老朋友林长民家里去见见他的女儿林徽因（当时名林徽音）。父亲明白祖父的用意，虽然他还很年青，并不急于谈恋爱，但他仍从南长街的梁家来到景山附近的林家。在“林叔”的书房里，父亲暗自猜想，按照当时的时尚，这位林小姐的打扮大概是：绸缎衫裤，梳一条油光光的大辫子。不知怎的，他感到有些不自在。
门开了，年仅十四岁的林徽因走进房来。父亲看到的是一个亭亭玉立却仍带稚气的小姑娘，梳两条小辫，双眸清亮有神采，五官精致有雕琢之美，左颊有笑靥；浅色半袖短衫罩在长仅及膝下的黑色绸裙上；她翩然转身告辞时，飘逸如一个小仙子，给父亲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回忆我的父亲》）
正如梁再冰说，梁启超早已有了与林长民家联姻的想法，林长民也乐意有此通家之好。不过，梁启超仅仅止于想法，未进而干预子女。他对儿女婚姻的态度相当民主，事后他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致梁思顺等信》）尽管林长民至迟在农历一九二二年底已提出为年轻人订婚，但是梁启超仍以为不必，觉得行此大礼可在四五年后。事实上，在此其间梁、林没有失去再选择的自由，他俩确又经历了不短的恋爱过程，这是个不再选择的选择过程。中国留学生中不乏爱慕、追求林徽因者，都是门第不凡、本人优秀的俊彦。但她没有丝毫旁骛之心，仍旧情感独钟于梁思成。同在美国留学的顾毓琇说：“思成能赢得她的芳心，连我们这些同学都为之自豪，要知道她的慕求者之多有如过江之鲫，竞争可谓激烈异常。”（顾毓琇著《一个家庭两个世界》）
梁、林真正恋爱开始在林徽因回国以后，并且排除了徐志摩的干扰。他们常常选在环境优美的北海公园幽会，那里有新建的松坡图书馆，梁启超正是馆长，梁思成近水楼台。礼拜天图书馆不开，但思成衣袋里有钥匙。林徽因又跟随梁思成去清华学堂，看他参加的音乐演出；和他一起逛太庙，刚进庙门梁思成就失了踪影，她正诧异，梁思成已爬上大树喊她名字。那段时光对于林徽因来说是灿烂温暖的。
没想到，加速恋爱进程的却是一场意外的车祸。一九二三年五月七日是国耻日，梁思成骑摩托和弟弟思永上街要参加示威游行，摩托行到长安街被汽车撞倒，思成满身是血。梁家两弟兄住院治疗，思永的伤轻不几日便出院，思成却大伤了筋骨，落下残疾，左腿比右腿短了小小一截。林徽因每天往医院服侍，恰值初夏时节，梁思成汗水淋淋，她顾不得避讳，揩面擦身，无微不至。两人恋爱以来从未如此频繁亲密地接近，恋情经受惊吓、焦虑过后愈发显得甜蜜。
因为车祸，本来梁思成计划一九二三年赴美留学的日期只得推迟一年。这一迟，正等到林徽因中学毕业，她也考取了半官费留学。车祸又玉成了一件美事，两人比翼齐飞，漂洋过海。到了大洋彼岸，身处异国他乡，双方家人都在遥隔万里，一对朝夕相伴的年轻人，彼此日益依恋，感情弥笃。一九二五年林长民身亡，失去依靠的孤女依赖梁家已成必然。梁启超随即致信儿子，嘱咐他转告林徽因：
我和林叔的关系，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我从今以后，把她和和思庄（梁启超二女儿）一样的看待他，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渡过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林叔叔的好孩子。（《与思成书》）
林徽因断了经济后援，想不待学成就回国自己谋生，因而梁启超又说，“徽音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与思成书》）几天后梁启超致信问梁思成：林徽因留学费用还能支撑多少时间，嘱咐他立刻回告，以便筹款及时寄到。当时，梁家的经济也很困难，梁启超准备动用股票利息解难，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只好对付一天是一天，明年再说明年的话。由此可见，梁启超早已把林徽因提前纳入家庭的一员，对徽因多了一份舔犊之情。
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婚后梁对林呵护又加，夫妻二人致力于他们所热爱的建筑事业，梁思成在林徽因心目中终究是位温和的君子，他对林徽因关爱无比，两人精神上亦息息相通。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充满了情趣。有时夫妇俩比记忆，互相考测，哪座雕塑原座何处石窟、哪行诗句出自谁的诗集，那甜美的家庭文化氛围总会令人产生李清照、赵明诚在世的感受。民国时期文人中流行着一句俏皮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梁思成将其改成“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也在朋友中流传。诚然，两人结伴一生难免龃龉，也起过波折，但不论一帆风顺还是困顿颠踬，哪怕落在极度艰苦的境地，梁、林夫妇都始终相扶相携，相濡以沫。林徽因自嘲两人是一对“难夫难妇”。最后，“难夫”把“难妇”送到了她的人生终点，留下了国人称颂不已的佳话。
徐志摩是性情中人里的性情中人。活着的时候是个传奇，死了就成为了绝唱，而且活着的时候，不但女人喜欢，男人也为之倾倒，这样的男人，便足以堪称风华绝代了。然而徐志摩对于林徽因只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16岁的林徽因随父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徐志摩在国内就与林长民相识。听说林长民来到伦敦，要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演讲，徐志摩一大早就赶往会场。在电车上他见到了十分景仰的著名作家狄更斯，但没敢冒昧地上前联络。林长民的讲演结束后，徐志摩找到林长民，请求他帮助拜会狄更斯老先生。林长民让他第二天到林的住处去，仔细谈谈，以便引荐。
第二天徐志摩去林长民的住处时，恰巧林长民临时有事外出，给他开门的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她那颀长秀挺的身材、俊逸潇洒的气质，以及纯真谦和的微笑，给徐志摩一种天仙下凡的感觉。他们的交谈中，徐志摩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喜欢的女子就在眼前。有一天，徐志摩给林徽因写了一封热烈的求爱信，林徽因读了心怦怦然，但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答应了徐志摩的求爱，就会给他的妻子张幼仪带来伤害。在一次与徐志摩见面时，她劝徐志摩不要想入非非：“徐兄，我不是您的另一半灵魂。我们是太一致了，就不能相互补充。我们只能平行，不可能相交。我们只能有友谊，不能有爱情。”说完就哭泣着跑开了。
此时的张幼仪早已从徐志摩在家里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估计他是心有所属。特别是她见到林徽因之后，更是看出了她与徐志摩的暧昧关系。于是她决定离开沙士顿到德国去。她与徐志摩谈了自己的想法，竟然很快地得到徐志摩的认可。徐志摩没有听她说去德国的理由，就在三个星期后，送她到了德国。临行前，张幼仪还让徐志摩陪同她与林徽因辞行。
徐志摩从德国回来之后，就去找林徽因。不料，林氏父女已经回国了！房东的守房人问清他就是徐志摩后，就将林徽因留给她的一封信交给他。信中林徽因写道：“我走了，带着记忆如锦金，里面藏着我们的情，我们的谊，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所有的话走了。”又说：“上次您和幼仪去德国，我、爸爸、西滢兄在送别你们时，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边，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那目光直进我心灵的底蕴，那里藏着我的无人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其实，在您陪着她来向我们辞行时，听说她要单身离你去德国，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
从中可以看出，林徽因拒绝徐志摩，一是怕伤害徐的妻子张幼仪；二是消受不了徐的诗人情怀。然而天人一般的林徽因从此在徐的心中扎下了根，成为他一生最歆慕，最难以割舍的梦中情人，成为一生之最爱！
1931年夏天，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坦言，他在二十四岁以前，与诗“完全没有相干”。是在“整十年前”由于“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照着了“奇异的月色”，他这才“倾向于分行的抒写”，而且“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他，渐渐潜化了他的气质，而终于成就了他这位诗人。徐志摩这里所说的“整十年前”，当指1921年，正是在这一年，他在伦敦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林徽因，他的新诗创作，也从这一年起步。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成为诗人心里永恒的素材，寄托的梦想，一个被诗人无数次理想诗化的女子，一个脱离了现实只存在梦幻之中的女子。徐志摩单恋上她，为她写作无数动人心弦的情诗，甘做她裙边的一株杂草。
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四，辉煌与遗憾
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建筑学是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从1930年到1945年，他们夫妻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有一幅图片两人一同倚坐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屋顶上，1936年的林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
梁思成说过:“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
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你是人间四月天》、《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清原》等诗篇。在当时，知识分子是社会少数、精神贵族，像林徽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她承认自己是受双文化教育长大的，英语对于她是一种内在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个“文化林徽因”。她是诗人，一生写过几十首诗，在诗歌创作上受徐志摩影响很明显，但又有自己的特点。
1949年以后，林徽因在美术方面曾做过三件大事:第一是参与国徽设计，第二是改造传统景泰蓝，第三是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为民族及国家做出莫大的贡献。
1950年，林徽因受聘为清华大学一级教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梁思成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夫妇二人对未来首都北京的建设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们曾着力研究过北京周围的古代建筑，并合著《平郊建筑杂录》一书，其中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北平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无论哪一个巍巍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或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这不像是理论研究书籍中的文字，简直是为北京地区的古代建筑唱的一首情真意切的赞美诗。在他们眼中，那些饱经沧桑的亭台楼阁、寺庙塔院也有其灵魂，它们在为昔日的繁华吟咏缠绵悱恻的挽歌，而且是神秘的历史最可信赖的证物。
他们想把北京城这“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作为当时全世界仅存的完整古城保存下来，成为一个“活着的博物馆”留给后人。然而，他们一生志业所系的古建筑研究与保护工作，尤其是北京城前景的规划，注定要在此时遭到最严重的挫败。
从1953年5月开始，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北京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一些完整牌楼街不致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情绪过于激动，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城记》里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对上述争论定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但更令他难过的还在后面。当时的北京还有四十六公里长的明清城墙完整而巍然地环抱着，林徽因称之为“世界的项链”。1935年，她在自己的小诗《城楼上》还曾写道:“你爱这里城墙/古墓，长歌/蔓草里开野花朵。”她有一个绝妙的构想，让城墙承担北京城的区间隔离物，同时变外城城墙和城门楼为人民公园，顶部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的城墙可砌花池，栽种花木；双层的门楼和角楼可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供市民休息娱乐、游戏纳凉。
林徽因把自己的设计画成草图，幻想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幻想着一场视觉的盛宴。然而，城墙公园计划注定只能是一个纸上风光了。北京市的规划不仅仅拆毁了物质性的城墙、城楼这些“土石做成的史书”，也葬送了林徽因的杰作。“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据理的争辩也罢，激烈的抗议也罢，苦苦的哀求也罢，统统无济于事。”（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
所有保护北京的建筑、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努力，因为与新时代的城市规划大相抵牾，一条完整的明清城墙转瞬之间即化整为零，大部分城砖被用作修房子、铺道路、砌厕所、建防空洞。这对于林徽因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一次出席文化部酒宴，正好碰上也是清华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她竟在大庭广众下谴责他保城墙不力。她痛心疾首地预言:等你们有朝一日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却只能悔之晚矣，造假古董罢。
历史验证了她沉痛的预言。四十年后，大约是1996年的岁末，北京市开始修缮一小部分破损的明清城墙，整个北京城都掀起了一场捐献旧城砖的活动。当然这个景观林徽因没有看到，恐怕也是她不想看到的。
古都北京终于在林徽因的美丽梦想中沉沦了。五百年来从改朝换代的兵灾中得以完整幸存的北京古城墙，却在和平建设中被当作封建余孽彻底铲除了。她在病榻上眼睁睁地看着，却无能为力。
1955年，林徽因住进了医院。为避免刺激，众人封锁了批判梁思成的种种消息，但她从细微处都察觉出来了。忧愤交加，拒绝吃药，终于在那个冬天，林徽因离开了梁思成，也离开这个世界。史景迁说，她是“在寒风凛冽的北京，在最后一堵庞大的古城墙颓然倒塌之时”死去的。
林徽因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整座墓体是由梁思成亲手设计，墓身没有一字遗文。然而就像北京的城墙没有幸免一样，她的墓碑在“文革”中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砸碎；她在病榻上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画的图稿被付之一炬，她成熟时期的诗作文章，也有很多在浩劫中毁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