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崎电视剧:日本经济的火车跑在别人的轨道上——美国是如何在全球化战争中完胜日本的

                          ——“日本购买美国”曾让美国人感到威胁

        黄树东   

    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有许多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反复研究的奇特现象。日本经济在二战以后，迅速恢复，然后强劲发展，创造出曾经让盟友都深感畏惧的“日本奇迹”。在那些视自己为人类经济体制的完美化身的国家里，有人开始谈论，日本是“另一类资本主义”，“日本威胁”，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正当日本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赞誉和警惕中，高歌猛进的时候，日本经济列车骤然降速，进入低速度甚至零速度的状态。日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进入了长期的通缩。日本政府和金融当局频施重拳力图把日本从漫长的通缩中拉出来。通缩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日本所有的反通缩政策吸纳的无踪无影。十几年过去了，日本依然在通缩中徘徊。

    日本的奇迹，就像夏日夜空的流星，灿烂而短暂。

 日本如此漫长的通缩原因在哪里？日本曾经非常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戛然而止，而难以重新启动？通过日本现象，历史想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假如你捡起“日本奇迹”的历史碎片，反复磨洗，仔细辨认上面的历史基因，你会发现，日本经济的忽然衰退及其以后漫长的通缩，源于一场来自盟友的经济战争。那是一场，旷持日久的在自由贸易或全球化旗帜下的经济战争。这场战争的前哨战发生在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刚刚起飞的时候。这是一场从产业，体制，金融货币等各个方面发起的全面的经济战争。这是一场盟友间的不平等的战争。战略上的依赖，经济上的依赖，和价值体系上的依赖，注定了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进退失据；注定了日本在软弱的抗拒以后，只能按对手的要求出牌，按对手的要求进入指定的阵地，按对手规定的动作进行反击。一方是凌厉的进攻，一方是规定动作的抵抗。这是经济依赖带来的宿命。日本想说不，结果不得不说是。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体制失守，高科技失守，财富失守，金融失守，产业失守。。。日本奇迹在国家博弈中，轰然倒下。在它的废墟上，是一个财富不断外流的二元经济；一个负债累累的企业体系；一个几乎破产的银行体系，一个将日本经济卷入通缩的经济体制；一个不断膨胀的债权帐号。

  2008年四季度与第三季度，日本GDP下跌3.3%，年下降率达12.1%。

  日本在国家博弈中，将权力和财富送给了盟友，将漫长的停滞留给了自己。日本的教训表明，经济战略或贸易战略，只是国家大战略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经济博弈的胜负，取决于这种大战略下的战略格局。对别人的战略性依赖，对别人的经济依赖，也许会在短时间内带来某种财富，以及由财富带来的对权力的幻觉，但是，这样的财富和权力的感觉，完全建立在别人的仁慈之上。这样的国家最终要在国家博弈中失败。

大战略，大博弈。总体战略势态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竞争的成败。日本对美国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国家博弈的这种历史演义，不能不给我们深刻的思考。

   1989年10月31日，美国各大报争相登出一条牵动美国人神经的消息：“日本三菱财团购买洛克菲勒中心”，“日本买下了纽约的风景”，等等。这一天日本三菱集团宣布以8。46亿美元的巨资收够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权。1939年11月1日洛克菲勒中心正式开张。差一天，就是五十年。对处于大萧条漩涡深处的美国人来说，这项建筑的成功是美国信心的标志。这座位于纽约最豪华昂贵的地段的建筑群，是美国人的骄傲，是纽约的标志性建筑，1987年被宣布为美国国家历史性标志，是现代建筑风格和资本主义精神结合的产物。这项建筑现在落于躲在美国保护伞下的日本手中。这对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来说，是一项难以沉默的事。这项交易是一连串日本购买美国企业的高峰。日本的这些购买行为，使许多美国人惊呼“日本购买美国”。

    “日本购买美国”是美国在日本攻势凌厉的经济进攻面前，发出的民族主义口号。

   1989年，是日本在国家经济博弈中，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盛极一时的日本，在进入90年代以后，就迅速的黯然失色，风光不再。然而1989年却是日本极盛的一年。这一年有人预测，日本经济将在二十年间赶上美国；这一年，有人认为日本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以4%的速度增长。尽管这些预言成了禅语，当时的日本经济的确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经济是如何在二战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谁托起了日本奇迹？

    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带有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市场保护，政府干预，汇率管理是日本经济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色。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日本一方面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一方面又实施了保护主义政策；一方面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一方面高度保护国内市场。日本长期实施了不对称的发展战略。开放和保护并存，矛和盾并用。一方面高举出口的矛，在世界上四面出击；一方面竖起保护的盾，捍卫自己的市场。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得益于三大因素。他们分别是产业保护，金融服务，和企业制度。三者相互依赖，核心是保护主义。

日本的产业保护。二战以后，日本的经济一遍凋零。许多产业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远远逊于欧美的竞争对手。从汽车到电子产业，许多后来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产业还处在摇篮阶段。假如没有保护主义，这些幼小工业，将会被外国竞争扼杀在摇篮里。日本在1953年实行过短期的自由贸易。像洪水一样拥进日本的外国汽车，几乎把日本的汽车工业全面摧毁。为了推进民族产业的发展，日本最终从自由贸易后退，选择保护主义发展战略。通过高关税，非关税手段，大规模的政府补贴，推动产业联盟等等方式实行民族产业的赶超。日本的这些经济政策成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使日本经济以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方式迅速起飞。73-79年，石油危机承重打击了日本的基础工业，日本实施了更严格的保护主义。

90年代以前，日本的产业保护，尤其是对高科技和金融产业的保护相当严格。日本对许多关键产业实施严格的政府控制，严防外国资本进入。例如，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晶片产业，实施强硬的保护政策：一方面日本不允许外国资本独立进入相关产业；另一方面又运用进口许可，进口指标等方式限制外国相关产品进入日本市场。在生产和市场两个环节上实施保护。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通过政策推动，财政银行支持等方式，大力促进相关产业的研制开发和发展。这些保护和政府干预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电子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日本电子产业的纵向产业链和横向的多样化。日本电子产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独立于美国电子产业的产业群体。它既不是美国电子产业的组装地，也不是美国电子产业的直接或间接市场。正是由于日本电子产业的成功，它挑战了美国电子产业的世界霸权，美国才要运用市场开放的武器来打击日本电子产业，并最终使日本电子产业从昨日之星而沦为明日黄花。就此我们将有专门叙述。

日本的企业制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企业制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它是以银行为中心的体系。在日本经济崛起的年代，日本没有所谓的“现代金融体系”，银行居于主导地位，资本市场极其不发达。日本企业主要是以银行贷款的方式筹集资本（美国企业主要是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本）。日本的银行在日本企业体制中居于中心的地位，在企业管理体制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的企业集团（银团）是以大银行为中心的企业群体。这些企业集团一般是“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群。这个产业群体，往往覆盖一个或几个产业链条里面的所有环节。有时甚至包括某些横向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财团”。在企业集团内，银行作为企业主要的资本来源，是企业的主要监督者。而其他企业集团成员则自动协调彼此的关系。同一集团内的企业间呈现高度的交叉持股，形成错综复杂，相互监督的利益关系，一种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关系。这种企业体制上日本的管理层面临一个严密的监督网。

这种企业体系与美国的股东为主导的企业体制不同，它避免了美国企业体制的一个致命弱点--“代理人冲突”。美国企业有两大利益主体：管理阶层和股东。二者利益上的差别不言而喻。美国企业虽然名义上归股东掌控。但是股东分大小。千千万万的小股东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既没时间和资源，又缺乏必备的知识训练。就算是大股东，除非大到能控制企业日常管理的地步，对公司的监督也力不从心。有些持股达10%以上的大股东，为了改变管理阶层，常常在耗费巨资以后，不得不与管理阶层妥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谓产权软约束在美国上市公司是一个普遍现象。所谓董事，基本都是管理阶层提名（除名）由股东大会通过。许多董事和管理层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作为董事又享有许多优越的报酬。在许多情况下，董事会实际上是橡皮图章。所谓股东大会基本都是有管理阶层掌控。管理阶层，不控制议题，控制投票权。千千万万的小股东，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由于股份少，没有多少利益冲动详细研究企业的发展和管理，往往不会参加股东大会。这些股东要么通过书面投票，要么事实上“弃权”。许多公司规定，只要股东不反对就使支持。这些股票就因而被管理层控制。千千万万的小股东，加在一起，有时候分量很大。美国企业股权软约束问题，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更加严重。由于这种软约束，美国企业往往出现违背股东利益，过度追求风险的现象。美国在2000年出现了高科技泡沫，不到10年又出现了金融危机。股份制不是解决 “产权虚化”和“产权软约束”的成功之道。在这场金融危机和上一次的科技泡沫中，股东损失数以万亿记。管理层欺骗股东，炮制假帐虚账，最求过度风险的案例时有发生。例如世界通讯公司，安然，贝尔斯登等等。上市公司的管理，股东利益的保护在美国是一个公认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监督和控制管理阶层，是美国企业体制的一个严重问题。股市股票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万能钥匙。

日本的财团制度，也许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日本的财团还是一个多样化的企业联合体。以购买洛克菲勒中心的三菱银行为例，它是日本三菱集团（财团）的成员。三菱财团是日本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由许多企业组成。这些企业分享三菱品牌和商标。三菱集团的企业间，有广泛的交叉持股，人员交换，和战略合作。集团里最大的25家企业还形成了一个“星期五俱乐部”，每月聚会一次。三菱集团还分享共同的网页，以方便集团内部之间的交流。三菱集团的中心是三菱银行。三菱集团横跨许多产业。集团的企业群就是围绕不同产业而形成的一个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以三菱汽车为例，三菱集团包括一个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条，从零配件到整车。三菱财团同时是一个产供销结合的财团，它还包括三菱贸易公司。

日本的这种企业体制的优点是，一个龙头企业的发展，能够带动集团内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和形成完整的经济体系。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产业纵深，没有出现产业“扁平化”，没有成为别人的加工厂，在很多程度上要拜这种企业体制之赐。这种企业制度在国际竞争面前尤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集团内部基本实现“自给自及”，具有强大的排外性。外部企业，尤其是外国企业很难打人集团内部。企业集团的这种内在的，基于利益关系的保护主义，加上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在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为日本经济筑起了一道严密的保护主义围墙。在这种围墙面前，许多欧美企业深感无奈。为了打开日本市场，最后不得不运用破解日本企业体制的政治手段。

为了培育国内竞争，日本政府在同一产业内支持和培育几个相互竞争的财团，从而在一个产业内部形成几个相互竞争的产业链。如汽车产业的三菱，日历，马自达，日产等；电子产业里的松下，东芝等。由于这些财团的中心是大银行，日本政府往往可以通过控制一家这样的银行，达到控制整个企业群体，控制一个或几个产业链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日本政府往往就产业政策与这些银行进行密切的协商；并通过对这些银行下达指导性意见的方式，推动产业政策。这样的企业体系为日本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体制性基础。

日本的金融服务。90年代以前，日本的银行体系是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中心的。整个金融体系以银行为基础。银行和产业间有密切的联系。金融资本和金融体系还没有异化为完全独立于实体经济，占支配地位的主宰。金融资本还没有统治实体经济。日本银行，归属于财政部，在财政部的指导下为经济发展服务。日本的银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利润中心。他的目的不是创造利润，而是服务经济。利润只是日本银行许多目的之一。实现政府的经济政策，推动财团内部的技术进步，支持财团的发展等等，都是日本银行的目标。在日本金融改革以前，银行和财政都是政府调动资源，实现产业政策和发展目标的经济手段。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通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1964年才实行日元的自由兑换。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用短短的二十-三十年时间走完日本100多年的路，在70年代或80年代相继开放货币兑换，并最终滑入货币危机的陷阱。日本所谓现代中央银行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则来得更晚。日本现代中央银行是“改革”的产物。1997年6月，日本迫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通过了“日本银行法”。该法第一次规定日本银行独立于内阁财政部。该法于1998年四月生效后，才有了所谓的中央银行。在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市场保护和政府介入是保护主义政策的两个侧面。日本政府的介入并不止于宏观干预，还充分运用微观管理，介入资源配置。在1990s以前，不仅日本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是政府和企业互动的结果，而且政府还通过资源的微观配置而实现其战略目的。这种微观介入主要是通过政策偏好，和财政金融手段而实现的。

　　在金融改革以前，日本资本市场很不发达，金融体系相当封闭。企业筹资主要依靠银行，而不是资本市场。在这种体制下，金融资本的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国际国内的游资不能在日本大规模的自由流动，华尔街对日本金融体系的影响处于最低限度。国际金融资本，尤其是美国金融资本，很难伸进日本金融体系。这种不符合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曾受到华尔街的利益集团的不断指责。这种金融体制把金融风险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日本的保护主义体制和保护主义政策，保护了日本的产业发展，托起了日本的“经济奇迹”。日本开始了与美国的竞争。

　　在7０-8０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面临漫长的“滞胀（stagnation）”，日本经济一枝独秀。美国感受到的日本威胁就是在那是达到高峰。

“日本在购买美国”；

“不一样的资本主义”；

“日本威胁”；

“日本奇迹”；

“日本经验”；

“日本体系（Japan Standard）”；等等，是那段时间在媒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

70-80年代是日本雄心勃勃赶超美国的年代。日本不仅在经济上技术上成为或正在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且在经济体系，企业制度，发展道路上也正在成为美国道路的竞争者。美国人开始谈论日本威胁，谈论日本体制的威胁。1992年，MIT商学院院长（Lester Thurow）曾经将日本的“生产者经济”与美国的“消费者经济”做了一番比较。结果发现日本的经济模式优越于美国的经济模式。经济实力的变化，开始让有些美国人感到，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将会发生变化。“日本奇迹”开始影响到日本和美国间的权力结构。美国经济学家，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Lawrence Summers，曾于1990年12月写道，“今天，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所有这些增加了这种可能：对美国而言，日本将是比苏联更大的威胁。”。在许多美国人眼中，美日的经济竞争，成了制度之争（所谓日本体系和美国体系之争），威胁到了美国的霸权。

日本轰轰烈烈的挑战对美国无疑构成了威胁。日本的挑战会成功吗？

黄树东 

 二战以后，贸易战略是美国全球大战略的一部分，从属于其大战略。美国在控制盟友的条件下实行市场开放战略，并通过市场开放而获得更大的权力。美国在成为超级大国以后，把市场开放当成一种战略武器，获取对世界的支配权。

二战以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军事和经济强权，主导了西方战后世界秩序的构建。通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美国和西方盟国利益交换的结果是，美国为西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换取对安全和货币方面的控制权。在这种新的世界格局里，西方国家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获得美国的市场和技术。作为交换，西方国家对美国在与前苏联对抗中提供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同意接受的霸权领导。

在两霸对抗时期，为了全面整合西方的安全联盟，美国以自己的市场开放来推动西方的市场开放和整合。这种开放市场的战略是美国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市场开放和整合的目的是强化安全和军事上的联盟，也就是强化美国的控制权。美国作军事经济货币霸权，在市场开放中获得了更多的支配权和控制权。一个开放的霸权的存在，是开放的国际秩序存在的前提，而开放的国际秩序是帝国和霸权存在的基础。走向封闭，要么是霸权衰弱的表现，要么是霸权衰弱的开始。在国家博弈中，开放总是强者的战略。

市场开放和经济整合的结果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首的事实上西方国家的联盟。这是一种全方面的联盟，包括安全，外交，军事，经济，市场，货币，和金融。而美国是这个联盟的中心，其他国家都是小伙伴。美国作为一个全新的帝国就产生在这种联盟的基础上。美国不仅是军事帝国，还是货币帝国，金融帝国，和经济帝国。其盟国在总体上从属于美国。这种联盟在分享共同的战略目标共同的价值的同时，每个国家有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空间。美国与前苏联的权力平衡，是世界权力结构的支点。

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崛起，美国GDP在世界总GDP中占的份额下降。但是，由于西方对美国在安全等方面的依赖，和业已形成的权力结构的刚性，美国的帝国权力远远高于二战刚结束以后。这种在冷战中形成的权力结构，一直持续到今天。

日美关系是美国这种世界战略的一部，带有这种战略格局的基本特性。为了围堵苏联，美国最初打算在亚洲建立一种类似于NATO（北约）这样的多边联盟组织。由于新中国的诞生，由于日本二战时期在亚洲许多国家犯下的罪行，美国的这种多边安全联盟的构想无法实现。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战略从此就建立在双边安全联盟的基础上。在东亚，美国的安全支柱是美日双边联盟。美国和日本在50年代初签署了“日本安全条约”。这个条约作为日本和美国两国双边联盟的基础，反应了两国对建立这种联盟关系的风险和成本的估计。日本结束了战略状态，放弃了重新武装，也免除了军费的负担。美国为换取日本在安全，外交，军事，后勤等方面的合作，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市场进入，和技术交流。市场进入对日本的崛起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日本失去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美国市场的进入为日本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前提。日本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美国是否持续对日本开放自己的市场，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用贸易逆差来支撑从日本的进口。

美国的安全担保和市场开放，使日本能够在国内实施一种系统的快速发展和赶超战略，而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维持较为低调的姿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基本追随美国确定外交政策。为了扶持日本，美国通过不对称的市场开放，通过提供直接投资（这些直接投资不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要求许多优惠条件），通过大规模的低成本技术转移，等全面帮助日本发展。日本是美国防卫技术出让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这些转让都是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给日本厂家，由日本厂家生产。日本可以生产美国许多主要的武器系统。

在这种双边关系中，美国以市场开放换取了安全上的主导权，换来了权力。这种双边关系有许多特点，其中有一点就是所谓的“非关联性（no-linkable）”。所谓关联，就是一项双边议题和另一项双边议题是彼此独立的，不发生交叉影响。例如把经济和安全关系（包括外交）分开。经济摩擦和安全合作并存。美国作为“和蔼的帝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尽量维持了这种“非关联性”特点。这种“非关联性”使美日关系特别复杂。在某些次要议题上美日有利益纷争，在关键问题上由美国主导。由于将经济和防务分开，才有日本后来敢于在经济上挑战美国；才有美国在有些情况下采取单边行动，而不必担心影响总体关系。这种“非关联性”为双方带来了追求各自利益的空间。由于美国处于支配地位，由于日本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市场，对日本而言，这种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总体上讲，美国尽量让经济问题从属于整体的防卫外交问题。

这种双边关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承认多样化，允许“不同资本主义”的存在。在不涉及美国霸权利益的前提下，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默许日本的政府干预和保护主义。

这种双边关系的特点是不对称，不平等。美国是世界霸权，日本最多是地区性经济强权。日本是小伙伴，美国处于支配地位。日本依赖美国。日本的行为为许多复杂的双边条约锁定，而美国则相对自由。美日就调整和改革这种不平等双边关系有过许多讨论。然而，日本要求的是如何更加平等，美国要求的是如何分担负担。双边关系中的这种不平等，在国家利益博弈中，美国时有单边主义出现。

例如，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两霸对抗，越战升级，美国军费开支大幅度上升，美国出现大规模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美国逐渐感到财力不支。为了建立前所未有的超级帝国，美国大量透支国力，迅速开动印钞机。在全世界四处泛滥的美元或美元储备，就像罗马帝国的税收官一样，将世界各国（主要是布雷顿条约的盟国）的财富征集到美国。美国的霸权建立在盟友的财力之上。作为回报，美国有条件的开放自己的低端市场。美国穷盟国之力建立自己的霸权的行为引起了盟友们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多方面的。

布雷顿体制是固定汇率体制。其他国家将自己的货币锚在美元身上。美国大规模外贸赤字，大量滥印钞票，导致其他国家美元过多，使美元有贬值的压力。为了维持布雷顿的官方汇率，其他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大规模购买美元，同时实行低利率。这让其他国家面临巨大的通胀压力。这就是60年代，困扰西方的“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现象。

到了60年代中后期，德国日本手中拥有了大量的美元储备。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不足以兑换世界上所有的美元储备。美国为了捍卫手中不断减少的黄金，指责这些国家操作汇率，导致美元币值高估，从而强烈要求德国和日本货币升值。换句话说，美国要求盟国让美元贬值。美元贬值，同样数量的美元，代表的黄金量减少。在金本位下，美元贬值是掠夺盟国财富的最佳战略之一。这种所谓的货币升值，实际上是要盟国为美国的霸权买单，为两霸竞争买单。盟友们当然不愿就范。面对盟国的反抗，美国甚至有人公开提出，要使霸权“货币化（Monetize）”。言下之意，霸权是一种商品一种服务，得到美国霸权保护的盟友，必须支付“保护费”。美元与黄金脱钩的白条化实现了这种战略。在安全和市场上都依赖美国的日本，除了忍受“尼克松震荡”的冲击以外，就只能在口头上表达不满。尽管有“非关联性”，在西方和日本威胁放弃美国为世界货币时，美国暗示，一旦如此美国将不再提供安全保障。盟国别无选择，只好就范。

国家博弈遵循的是强盗逻辑。关键时候你必须让人知道谁是主宰。“温良恭俭让”一概行不通。关键时刻的这一招单边主义，带给日本心理上的负担是可想而知的。

日本就是在这种依赖的权力结构中崛起的，也是在这种依赖的权力结构中挑战美国的。

             黄树东 

    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有多深？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是建立在美国市场上的崛起，建立在美元上的崛起。高速运转的日本经济火车，在别人的轨道上行驰。看似轰轰烈烈的日本经济，实际上离开美国寸步难行。日本在经济崛起的同时，失去了经济独立。美国可以通过控制火车轨道而控制日本经济。它既可以让日本经济火车高速前行，也可以让它迅速停滞。表面上看，日本经济高歌猛进，大有取美国而代之的势头。实际上，日本经济的命运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

如前所述，战后日本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一直是不平等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事实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日本作为岛国，资源极度缺乏，必须大量进口资源。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导致了对美元的依赖。日本需要依靠出口换取美元以支撑进口。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以贸易为中心，以出口导向为重点。国际收支在日本经济战略里举足轻重。

二战以后，美国凭借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战略优势，将自己的市场变成一种具有高度杀伤力的战略武器。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市场具有其他市场不具有的吸引力。尤其是在50年代，欧洲日本在经济重建时期，（美元）流动性比较匮乏，美国市场对许多国家具有磁铁一般的吸引力。美国出于世界战略布局的需要，为了把日本纳入西方的经济体系，将日本融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将其国内市场对日本大规模开放。用美国的市场推动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逐步把日本经济转移到美国市场这个轨道上来，最终使将日本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附庸。美国的这种战略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成就了日本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模式。日本对美国的输出从纺织品，到电子产品，到汽车。日本依靠美国市场逐步提升了自己的产业。然而，这种模式加深了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和对美元的依赖。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是多方面的。根据美国国会研究中心2007年提交个国会的研究报告，日本对美国的依赖表现在一下几方面：日本在国家安全上依赖美国；日本的制造业在市场上依赖美国；日本的改革家们依赖美国的压力而推进改革（1）。

这种模式一方面加深了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和对美元的依赖，另一方面导致了日本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美元储备的大量上升。

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究竟有多深？这种发展战略导致了二元经济结构：日元经济和美元经济。日元经济和美元经济。日元经济是以日元定价的经济成分，他主要是以国内市场为主，辅以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美元经济是以美元定价的经济。它主要是以美国市场为主。日本的出口导向政策和美国的市场诱敌战略，极大推动了美元经济的发展。随着日本对美国市场出口的增加，美元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日本经济中越来越大的一个部分完全依赖美国市场。在日本进行大规模改革以前，美元经济的发展，出口的增加，通过企业内部的传导机制，带动了日本国内有关产业链的全面发展。出口成了产业发展的火车头。那个时候二元经济结构的缺陷还不太明显。后来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人为撕裂了这种二元经济，导致长期衰退。

超级强大的出口产业和超级虚弱的内需产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牺牲的是内需产业的发展。出口产业吸纳走了大量的资源，导致内需产业长期面临资金不足和需求不足的困境。出口冲动导致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又强化了出口冲动。这种自我循环的机制，导致二元结构越来越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日本的经济繁荣建立在美国市场的基础上。我们将会看到，这种二元结构对日本后来漫长的通缩和经济停滞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是日本的一种战略失误。日本是资源极度短缺的国家，应当尽量减少对进口资源的依赖。然而，由于无法抵抗美国市场带来的诱惑，日本走上了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以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形成了以出口美国市场为主的美元经济。出口导向加深了对资源的依赖性。对美国的大量出口和顺差意味着日本必须进口大量的资源来满足美国的需要。资源短缺的日本却要在国际市场上大量买进资源，然后将他们输往美国。对资源短缺国来说，美元经济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或资源压力。这种发展战略使日本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对美输出越多，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越大；对进口的依赖越大，对美元的依赖越大；对美元的依赖越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越大。

美国用市场这把温柔的剪刀，剪掉了日本经济得以独立自主的所有羽翼。日本经济变成一个由美国市场牵线的风筝，无论它飞多高，都受到美国市场的控制。日本经济成了美国市场的附庸。这种依赖性和任何经济结构一样，有一种刚性。改变这种关系，必须改变日本的产业结构，发展战略，消费方式，和企业行为等等，不能一蹴而就。

这种发展战略的另一个误区就是将国民财富放在别人的口袋里，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享有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在71年以前，美元与黄金挂钩。日本的美元储备是黄金的会计符号。当美元在1971年八月与黄金脱钩以后，日本数目巨大的国民储备一夜之间变成了美国政府的白条。日本基于以下几点不得不接受财富“白条化”的苦果。

 第一，美元与黄金脱钩，霸权成了一种有偿服务。在冷战时期，日本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这种白条实际上是日本付给美国的保护费，是日本对美国军事霸权买单的一种方式。

 第二，美元与黄金脱钩，加深了日本对美元的依赖。美元依然是西方金融体系里的世界货币。日本为了支付原材料进口，为了日元的稳定，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等等依然要不断积累美元。在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年代，日本还可以在黄金和美元之间选择。把美元储备当成一种战略武器。用美元储备索取美国的黄金，无疑是一种有用的外交筹码。当美国单方面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日本的美元经济除了换取美国的白条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不过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解放了美国，美国支付的所有美元都变成了白条，变成了纯粹的记账符号，美国汇率和金融政策得以更加自由的最求美国的国家利益。日本巨额外汇储备的价值，从此完全掌握在美国手中。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轻而易举的摧毁日本所有的美元储备的价值。日本在与美国博弈中更加脆弱。

 第三．美元与黄金的脱钩，加深了日本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贬值，石油价格飞涨，日本石油支出大幅的上升。国际收支的这种变化，使日本有了更大美元冲动，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增加。

美元白条化的结果加深了日本对美国的依赖，使日本处于更加软弱的战略位置。这是一个与常识相悖的现象。日本免费为美国提供产品和服务，免费将国民储备的一大部分输出到美国，免费的支撑美国的军事霸权，日本还通过以美元储备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对美国发放长期低息贷款。日本是美国的债主。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债权人对债务人都有一种契约权力。但是，在日美关系中，是债权人日本依赖债务人美国。庞大的债务带给美国是对日本的一种巨大的权力。

日本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是美国市场战略和美元战略的结果。国家博弈，贸易战略有非经济目标。美国对日开放市场的非经济目标，就是要制造日本对美国的依赖，牺牲日本的经济安全。在经济交往中，不能忽视非经济战略后果，在追求财富的同时，要追求安全。这种非经济后果往往是国家权力分配的调整。在国家权力分配调整中获益的一方，处于“国际制度寻租”的有利地位，能够通过权力打击竞争对手，而获得巨大国家利益。日本在进入美国市场和依赖美元的时候，牺牲了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在权力博弈中已经输了关键的一筹。

市场和美元如同火车轨道的两根钢轨。日本经济就这条轨道上运行。美国只要改变一下轨道，只要动用一下市场武器，只要动用一下金融武器，日本经济列车就可能顷刻颠覆。依赖别人的人，无论有多富有，在权力上都是弱者，都不安全。依赖别人而同别人竞争，一定是跪着的竞争。无论日本曾经多么激烈的挑战过美国，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最后都不得不按美国的利益出牌。在国家博弈的竞技场上，这就是依赖者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