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管制扭曲了价格机制，是高利贷泛滥的重要原因

人民币贷款实行利率管制，导致资金流向低效部门

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中央银行只控制基准利率，金融资产的交易利率由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决定。在我国，从人民银行成立到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利率实行集中统一管理，金融部门不得自定利率。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但到目前为止，人民币贷款利率仍然受中央银行的下限管制，而人民币存款利率则受到严格的上限管制。

央行实施的管制利率大大低于市场利率，扭曲了利率这一价格机制。从中国的现状来看，长期的利率非市场化已经造成了金融资源的配置向垄断企业和政府扶持项目倾斜，而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却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即使这些企业愿意提供更高的利率，银行资金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流向这些企业。

中金公司近期发布的研究报告估计，中国民间借贷余额在2011年中期同比增长38%至3.8万亿元，占中国影子银行贷款总规模（中金公司估计）的约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如果追究民间借贷激增的原因，除了银根紧缩外，可以部分归因于利率管制带来的信贷资源分配扭曲。

人民币存款的利率管制导致“负利率”，加剧了高利贷的泛滥

同时，由于人民币存款利率受到严格的上限管制，对于民间放贷者而言，更愿意将钱以高利贷的形式来发放，从而获得更好的收益。更为不公平的是，由于贷款主要以低成本的方式流向了低效率部门（国企、地方政府），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存款人事实上在为贷款者提供着隐形的补贴，即普通民众把自己的血汗钱存入银行，事实上是在“支援”国有垄断企业。

人民币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和人民币市场利率存在的差额，就形成一个存款的“负利率”问题（相对于民间放贷，存国有银行的钱在不断贬值）。因此，有学者指出，如果存款利率市场化，则有助于解决存款“负利率”问题，可以帮助存款从民间回流银行，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高利贷降温。

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阻力很大，短期内难以推行

利率市场化的最大受害者是国有银行

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启动比较早。早在1996 年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消同业拆借利率上限管理的通知》就明确指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由拆借双方根据市场资金供求自主确定，但这仅仅是利率市场化的一小步。直到2010年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将在“十二五”期间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为什么利率市场化改革难以推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曾撰文指出：贷款利率一旦放开，国有银行的竞争力将严重下降，甚至可能倒闭；存款利率一旦放开，存款大战合法化，有可能倒逼基准利率提高，推升通货膨胀。

在我国，国有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还是靠利率管制下的存贷款利差。根据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95.3万亿元。其中，工、农、中、建四大行占据了中国银行业47.29%的资产规模。但长期以来，国有银行的主要盈利模式就是靠手续费和利差，可以想象，一旦利率市场化，国有银行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利率市场化将加剧地方债还款压力，影响政府的低成本投资

此外，近年来，在外贸不给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基础设施的大笔投资。2009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48%；2010年投资占GDP的比重更是达到54.8%。

中国的高投资主要靠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放贷款。据国家审计署披露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

有研究者指出，这些贷款很多是基础设施和基本建设贷款，建设周期长，收益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效益，它们只能承受同期基准利率水平。现在这样的贷款大约占国有银行贷款总量的40%-50%。若存贷款利率大幅度提高，这些项目只能停贷，形成坏账。同时，一旦利率市场化，政府的这种低成本投资模式也将难以为继，保增长面临困难。

与其等待利率市场化，不如马上为中小企业全面减税

中小企业税负过重，利润难以支持贷款利息

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测算，温州目前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到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年利率达180%。但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实业毛利润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借高利贷很容易把企业逼上绝路。

中小企业毛利率低与其承担过高的税负不无关系。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平均税负在4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60%。税种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印花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等多项，仅增值税一项就占营业额的10%，还有其他附加税、水利基金、职工水利基金，职工教育基金，还要为职工缴纳“五险一金”，还有残疾人保障金等，合计起来要占到公司营业收入的30%-40%。

与企业税负重相对应的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高增长。财政部公布的今年1-7月份公共财政收支状况显示，1-7月份全国财政收入达66739.9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5%。专家估算，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大关应该不成问题。可见，减税对于政府来说并无多大的财政压力。

减税可以缓解中小企业对外部资金的需求

深圳发展银行小微金融事业部总监郭世邦近日撰文指出，政府应该对小微企业减税。“减税的直接效应就是减少了从企业的抽血，从而减少了企业对外部资金尤其是高利贷资金的需求，也必将会给高利贷市场降温。”因此，与其等待利率市场化，不如马上为中小企业大面积减税。

面对温州私企老板的“跑路”问题，浙江省也正在酝酿为中小企业减税。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近日对媒体表示，浙江省正在商讨出台针对中小企业减税和减负的政策征求意见稿，分别包括短期和长期的税收改革。周德文甚至建议，对于那种10人以下的微小型企业，已经为社会就业做出贡献，应予以免税。

不过，高利贷泛滥的区域并不仅仅是在温州，区域性、临时性的减税措施影响也十分有限。据媒体报道，近年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内蒙古等省市局部地区均出现了高利贷蔓延的情景。比如，在鄂尔多斯，据高和投资发布的《鄂尔多斯民间资本投资趋势报告》保守估算，鄂尔多斯汇集在民间金融系统的资金量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当地民间金融系统规模则已远远超过当地银行存款存量规模。

利率市场化也难以治本，化解高利贷问题需要打破垄断

行政垄断和“国进民退”是“全民放贷”的根源

事实上，高利贷泛滥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利率非市场化那么简单。近年来，很多富起来的温州人并没有继续专注做大做强实体经济，而是更多依靠金融赚钱的方式，有网友将温州人的这种赚钱方式归结为投机和贪婪。但是，经济学家许小年显然不这么认为。

许小年近日在其微博中表示，不仅富起来的温州人转向金融，全国各地都呈现出这样的趋势。投机只是表面现象，反映的是实体经济中缺少投资机会，经营实业越来越困难，而这背后的原因又是国进民退，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日益受到挤压，资金没有出路，涌向看上去赚钱容易的金融。

在我国，上游资源性、高利润行业主要被国有垄断企业把持，而民企则主要从事制造业等下游低利润行业。2003年国资委挂牌成立，自2006年开始，国资委大力推进央企及国企重组，要求央企做大做强，导致电信、银行、石油、煤炭、电力等行业高度行政垄断。金融危机后“国进民退”又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挤压了民间资本的投资获利空间，最终必然会走向所谓的“投机”。

中小企业靠高利贷救急也是由于金融垄断

与实体经济垄断并存的是金融领域的行政垄断，二者才是高利贷盛行的根源。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金融基本上是开放的。比如，在我国香港地区，其《放债人条例》就规定：任何人经过注册都可以从事放债业务，利率、金额、借款时间和偿还方式由借放款双方自行约定，但利率不得超过规定年息上限6厘以上。

在我国，尽管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各部门都制定和公布了对外开放的时间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明显加快，外资银行把目标对准中小金融机构，纷纷参股和合作，汇丰等已持有上海银行18％的股份，国际金融公司也参股南京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经营外币业务已经完全放开，在上海和深圳特区也可从事人民币业务。但是，对内的金融开放迟迟未动，且管制有进一步强化之势。

为了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自2008年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来，截止到2010年上半年，全国已设立小额贷款公司1934家。但是小额贷款公司不是真正的金融机构，不具备吸取存款的权力。“只贷不存”的原则，等于“锯了小额信贷的一条腿”，当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后续资金不足。国有银行不愿贷，小额贷款公司杯水车薪，结果民企倒向高利贷就很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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