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八中跳楼监控视频:文明的石头( 王鲁湘)

2007-02-06 1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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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石头                                                         文/王鲁湘

对西泠印社印象最深的，是石头。准确地说，是文人玩石头。

其实说起来话长，人类文明就是从玩石头开始的。毛泽东在他的诗词里很潇洒地说过：“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人类拣石头作武器，凿石头作工具，磨石头作礼器，搬石头作祭坛，雕石头作神像……一路玩石头，一路留下埃及金字塔、帕特农神殿、玛雅金字塔、英格兰巨石阵、巴米扬大佛、吴哥窟、复活节岛石人像等石文化巨迹。它们都是巨迹，在人类文明史上足以充当醒目的标点符号。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巨迹，如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大足石刻，乐山大佛。但是，正如同那些外国的石文化巨迹一样，它们也都是宗教激情的产物。最近刚刚得到消息，挪威奥斯陆大学的考古学家在非洲博茨瓦纳西北部寻找石器时代遗迹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极为隐蔽的洞穴，洞内石头被排列成巨蟒头部的形状，巨蟒的眼睛和嘴巴清晰可见。射入洞内的阳光彷佛给这条石头巨蟒披上了金色的鳞甲。入夜后，这条石头巨蟒在火光照耀下栩栩如生。这是一处七万年前的宗教遗迹，它可能是迄今发现的人类最古老的宗教遗迹。

那么，有没有宗教激情之外的石文化呢？

有的。西方世界经典的例子有古罗马贵族的庭院、浴室，那是用石头营建的世俗生活在排场和气派上可能达到的极致。因此，两千多年来，无论在什么朝代，罗马柱、罗马喷泉，永远是所谓贵族邸宅的符号。这种对石头的雕琢和喜爱，是非常物质性的，它基本上代表着对财富和权势的拥有，二者必居其一。所以，它们会不厌其繁地反复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银行、议会、法院、市政厅、总统府的建筑中，作为非富即贵的象征，从罗马输出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利坚、日本和中国。

还有一种同宗教激情无关的石文化，那就是中国的摩崖石刻。早在夏商时期，华夏先民就确定了不用石材建筑高等级房屋的“营造法式”。他们更亲睐透气性能好，又更容易加工的木材。石头在中国有另外的用途——刻字。文字在中国文化中是很神圣的，尤其是重要的文献，人们总是希望它能与日月同辉，共山河不朽。于是，凿刻在石头上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现在所知最早的石刻文字可能是石鼓文，是秦国的旧物，然后是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刻石。再以后重要的就是东汉的石经，把儒家经典全部刻在石头上，陈列在首都最高学府门前，供全国的读书人抄写。再接下来重要的刻石文字就应该是墓志了。大约从唐代起，在北方的燕地一处偏僻的山沟里，一群和尚开始了为期一千年的镌刻石经的活动，数以万计的石经板被藏入山洞和地穴中，等待着佛法末世那个灾难性的日子来临。这就是后来被发现的北京房山石经。

当然，最普遍的个人化的刻石活动，产生于文人雅士的游山玩水中。大约也是从唐代起，一些宦游于各地任所的文官们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游踪留在大自然之中，记录自己人生的鸿爪以及同某地的缘分，于是，他们会写下×××到此一游，同游者×××，×××的墨稿，留下几两纹银，交与某一石工，将其题名游击或者一首纪游诗择一石壁凿上。此风到宋代更炽，而到了明代，几至于著名的景点已无闲壁，那些自我中心的缺德文人往往倩人将唐宋摩崖錾去，再刻上自己的文字和姓名。为了防止后人效法，他们会将字刻得又大又深，使得后人无从措手。所以，各地摩崖刻石，总是明人的既大且深，而且占据显要位置。经过上千年连续不断地题刻，许多风景名胜都布满了行、草、篆、隶，像山东的泰山，福建的鼓山，广东的七星岩，几乎已成一片山书。在山中行走，包围你的是文字。

把文字凿刻于山石之上，当然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想象力。当自然山川遭遇中国文人的诗心，留下的不仅有诗文，还有书法。摩崖刻石把一次很偶然的邂逅永恒化了，同时也把山水私人化了，它就像一枚印章打在山石上，这篇景致就如此这般地被品题，被定义，被阐释，被收藏，而且传承有序。这就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文心雕石。

要看文心雕石，有一处地方不可不去，那就是西湖小孤山上的西泠印社。在那里，大体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玩石头的四种玩法。一是品题形胜，比如将眼前湖光山色之美与怀古幽思结合起来，攒出几个特有会心的字来，题刻于山石之上；二是将印社同仁对石头的赞美和喜爱之文刊刻于石头之上；三是将古人刻于石头上的文字如《三老碑》珍藏于石室之中以供观瞻；四是在方寸大小的石头上治印篆刻，并结社相与切磋。在这里，前三种玩法都是为了衬托第四种玩法。这第四种玩法本不是文人的玩法，至少在明代以前是属于工匠的玩法。

治印古已有之，考其源流可溯至周秦之符节封检。不过我最近也看到一些古玉玺，形体硕大，文字茫然不可识，据说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物，那就相当遥远了。最早的印掌，材质都是玉和铜，还有金和犀角，坚硬难攻，故篆与刻，分为二途。到了宋代，著名的文人钱舜举和赵孟頫善治朱文印，其篆字圆劲停匀，多施刻于象牙和犀角这类骨质材料。还有米芾和王铣的自用印章，据说也是自篆，但他们都是文人，自己不刻，交于工匠。文人自己亲自捉刀刻印，大概是在元明易代之际，山阴人王冕，也就是小时候牛角挂书，长大了画墨梅，只留清气满乾坤的那个书生，率先用一种产自浙江青田的花乳石刻成印章。他发现这种花乳石的硬度比金玉铜犀差多了，只要稍微用点腕力和指力，就可以走刀，而且截切琢画，可以控制，可以按照自己的设计来操作，实现自己的艺术意图。王冕这个小小的游戏，给中国文人带来了无限的快乐。从此，范金琢玉这种很艰难的事就专属工匠，而文人学士则以石章寄兴，中国文人又多了一方游戏的小天地，多了一种高雅的玩法，开启出中国文化玩石的最高境界，诗书画三绝遂变成诗书画印“四全”。一个中国文人，如果一生中能玩转这“四全”，就会被称赞为一个难得的全才。这样的人其实很多，齐白石是大家最熟悉的，他老人家总结自己一生成就，说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与世人评价的顺序相反，但对自己诗书画印“四全”的自矜自得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要说把这“四全”玩到极致以至于不可超越的一个人，还是清末民初的吴昌硕。所以，当杭州城里一班雅士在一百年前商议着成立一个印社时，还得借重他的名气。

由于吴昌硕担任过西泠印社的社长，使得这个位子人人钦羡又人人不敢坐。在中国艺术界，西泠印社的社长同中国作协的主席一样难产。中央美院的院长，中国美协的主席，中国书协的主席都好安排，唯独西泠印社社长，中国的文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尊之为祭酒，即令是官和政府，也不敢造次安排，故往往出现空缺，而西泠印社的原则是：社长宁缺勿滥。现在西泠印社社长一职还是空缺。

吴昌硕担任西泠印社的社长，当然是实至名归。吴昌硕晚年以书画名重海上，较少治印，但他最早是以篆刻名动天下的。这个人好像生来就要玩石头的，名字中就有一块大石头：昌硕，又号仓石、苍石，就是离不开石头，横竖叫人呼其名号时记住他生来与石头有缘。他是十四岁上开始学治印，获一石不易，故而屡加磨刻，一生治印无数。他以金石起家，篆刻印章远迈前辈，不可一世。他的印风开一代风气，大朴不雕，粗头乱服，残破斑斓，流动中有坚凝，秀丽中多苍劲，有一种天然放旷的风韵，盖深味于石之精神肌理。他的书法启蒙也是在石头上完成的，吴昌硕早年家贫，无资购纸笔，晨起或耕余总是在檐前石板上用秃笔蘸水练字，从无间断。及长，得石鼓文，于是日日临摹，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之境界。他自己写诗云：“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他的书法有一种百折不挠的昂扬郁勃之气，风云龙虎，排山倒海，还是多多获益于石鼓文与诸多汉碑。吴昌硕的画以浑厚豪放为宗，以金石气入画，如写如拓，高古凝重，旷逸沉雄，苍茫古朴，既是金石画派的传人，又是金石画派的鼎足，开创出一个新的审美世界。吴昌硕是画大写意花鸟的，偶尔也画几幅山水和几个人物，但他画得最多的还是石头。吴昌硕画石，古今独步。他的画上每有奇石兀立，顽石横卧。他有这样的题画句：“梅花、水仙、石头，吾谓三友。静中相对，无势力心，无机械心，形迹两忘，超然尘垢之外，世有此嘉宾，焉得不揖之上坐？”他还说：“画牡丹易俗，水仙易琐碎，惟佐以石可免二病。石不在玲珑在奇古，人笑曰：此仓石居士自写照也。”这位以石头自写照的艺术家，在四十九岁过世时曾随笔摘记生平交友传略，约二十余篇，定名为《石交录》。以石交友，以石定友，玩石至此，蔑以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