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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衷中参西，多所创新，着有《中西医学汇综》、《实用外科中药治疗学》、《朱仁康临床经验集》等。

在名师指点下苦练基本功

我出身于一个小市民家庭，家父是粮店职员。其时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兵匪横行，民不聊生。我家食指浩繁，入不敷出，只能东挪西凑，苦度日月。尽管如此，家父还很注意对下一代的培养，不惜债台高筑，设法资助我弟兄上学。我读完高小后考入中学，仅读了一年，因多病而辍读。

少年时，我家赁居无锡南郊。当时外科名医章治康氏因避兵乱，由郊区乔迁来城区与我家合居，方圆百里，慕名而米求治者络绎不绝。凡贫困患者，章氏非特分文不取，甚至相赠药金，故深得百姓爱戴。章老先生不但专长外科，亦熟谐内科。余家人有病，经其诊治，无不霍然而愈。某年家父因心境不畅，郁火结聚，脑后发疽，肿痛日厉。章氏为其遣方用药，并嘱家人宰三年老母鸡一只，炖熟与服。初疑不敢从命，章谓此乃以毒攻毒，坚议不妨，才放心服用。不久疮头收束，顶透脓泄而愈，全家信服。后朝夕相处，与家父交称莫逆，家父遂有使我两兄弟从师学医之意。我哥长余四岁，先从章氏执弟子礼，三载学成，悬壶锡地郊区行医，余全家亦移居相随。我即从兄长随诊抄方学习，因而亦尽得章氏薪传之秘。

章氏对疮疡外科有独到之处。常惯用虫类药如山甲、全蝎、斑蝥、蜈蚣之类，配成秘方丸散，用以内消疮疡，功效卓著，故能驰名于世。

我学医过程中，一则从小长期与名医相处，耳濡目染，有所熏陶；再则由于长兄提携督促苦练基本功，打下良好基础。以下谈几点经验体会。

(一)我读医书从《汤头歌诀》及《医家四要》启蒙。初学时无门径，亦走了一些弯路，单就《汤头歌诀》来讲，不知背诵了多少遍，还是前记后忘，后来找到了窍门，把各类方剂经过分析、对比异同，便能牢记下来。以后再读《医方集解》，深入了解方义，就更牢固了。在读外科专著方面，由于师承相传，我最推崇高锦庭《疡科心得集》一书。盖明清两代在外科史上虽有明显发展，外科书亦不少，但大多陈陈相因，多所雷同，惟此书一反既往以疮疡部位编次的惯例，而首创两病或三病骈列立论，辨其异同，条分缕析，既便于辨病(现在所谓鉴别诊断)，更有助于辨治。例如「辨附骨疽、附骨痰论」，已能明确地把骨髓炎、骨结核区别开来。又如在脑疽论中，首先提出三陷变局，对全身化脓性感染败血症与脓毒症，已有很好的认识。如是之处皆发前人所未发，确实在中医外科史上有很大的贡献。我对此书曾反复攻读，受益非浅。体会到高氏组方用药，偏重于清热解毒，毕竟疮疡属于火毒，阳证多见，观其所创新方如清营解毒汤、银花解毒汤、羚羊角散皆属此类。据此我认为当时高氏是受到温病学派卫气营血理论的影响所致。

我既以熟读《疡科心得集》先入为主外，亦参阅了外科名著，如《外科正宗》、《医宗金鉴·外科心法》等，作了摘录，博采众长，从中吸取精华，充实了师承经验之不足。

此外，我接受前人「治外必本之内，知其内以求其外」及「冶外而不知内，非其治也」的教诲，重视学外科医必须熟诸内科基础，为此我先后读过《素灵类纂》、《时病论》、《伤寒来苏集》、《温病条辨》，《本草从新》等书，为我后来树立整体观，主张疮疡皮肤外科诸症应着重内科，打下基础。

回想起我学廉的方式，基本上是以师带徒的方式。我白天协助长兄(亦说是随师)应诊、抄方、配药，夜晚才有时间攻读书本，因此常夜以继日，不敢偷懒，曾作「十七而学论」以自励。我深深体会到，我这样的学医方式，临床实习与理论知识紧密结合，收获大，进步快，缺点是理论基础差些，不能像在医学院学习的那样系统、扎实。但目前的学习方式，先学理论，后再临床实习，两者似有脱节，而且实际掌握医疗技术就欠缺些。

(二)学外科与其它科不同，必颓配合外用药，炼丹制药乃是一项必须掌握的专门技术。过去师徒之间，保守思想严重，向有传子不传婿之说。灵丹妙药视为囊中之宝，秘而不宣，雌恐外传。外科常用红升、白降二丹，视为不可或缺之品，必须亲自动手炼制。炼制时应掌握好火候(文火、武火、炼取时间)，否则，必遭失败。如炼升丹，火候太过则丹药发黑，弃之无用；火候不足则丹药发黄，功效不着。熬煎膏药亦如此。熬油温度在400。C以上，必须滴水成珠，方是火候到的征候，这时下丹，才能熬成乌黑光亮。这些都要经过亲自实践，反复试验，才能制好。有好多外用配方膏、丹、散、水、酒等，都有一套工艺方法、先后次序，功效好坏，上此大有关系。这些基本功，必须掌握好。

(三)开刀技术，首先要掌握好辨脓法。全靠手指按摸，判断有脓无脓，尤以深部脓疡，辨之又难，尚有似脓非脓、气肿、血肿，易于误诊，均要经过反复实践方可取得经验。中医开刀，向以小切口为主，辨脓疡深浅，定切口部位，浅则浅开，深则深刺，恰如其分。反之，过浅则未到脓腔，脓不外泄，过深则伤筋动络，甚至大出血。开口过小则脓出不畅，造成蓄脓，脓未成熟而切，及脓成而过时不切，均非所宜。此一基本功，亦得打牢，掌握分寸。

由于长兄的谆谆教导及自己的苦学多练，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初步掌握了一般医疗技术。为了减轻长兄挑起全家生计的重担，我开始自立门户，离开长兄，去相隔五十里之遥的苏州郊区开业行医。初出茅庐，对过去学医时常见的病，治好不难，但遇到以前不常见的病，甚至从未见过的疑难之症，就不这样简单了。毕竟实践不够，经验不足，又无师可问，只能从书本上去找办法，自己揣摩，真如所谓「初学三年，天下通行，再学三年，寸步难行」了。我曾碰到这样一个病例，虽事隔五十年，迄今记忆犹新。患者蔡某，男性，农民，二十余岁，遍身起青紫斑块，状如葡萄，两腿青肿，浦口牙龈麋烂，血从外溢，不断吐出青紫黑红夹杂的血块，臭秽之气冲人。其家属惶惶然，来所求治。余自忖行医方始，此病从未见过，如何处理，心中无数，初思牙龈属胃，现今腐烂出血不止，想是胃火上炽，遍身青紫斑块，良由邪热伤络、血溢脉外所致。筹思有顷，蓦然想起方书有消斑青黛饮一方，或许尚能合拍。故拟先用犀角尖(镑末)1．5克，以银花露送服，继拟方用鲜生地、川黄连、黑栀、知母、青黛、生石膏、丹皮、赤芍、元参、鲜芦根与服，另以五倍子末外搽牙龃以收敛止血。两剂后复诊，龊血明显减少，周身青紫斑块亦渐消退，仍宗前方，去犀角，加侧柏叶、大青叶等增损，六剂后痊愈。合家称颂不止，余亦深感满意。事后查察《外科正宗》、《医宗金鉴》诸书，此症均称青腿牙疳及葡萄疫，与现代所称坏血病相似。而消斑青黛饮一方，出自《伤寒六书》，治邪热入胃，里实表虚。阳毒发斑之症，亦见合拍。余开业伊始，不意能旗开得胜，初建奇功，私自庆幸。

从此以后，我经常把每天看到的病摘记下来，写成临诊笔记。一般病例简录，疑难危重病则详记。诊余之暇，细察认证识病，处方用药有无差错，有无药不对症之处。哪些药该用的未用，不该用的却用了，经过思考，以备下次改正。遇疑难病或罕见之症，必经多方查书，一求明确诊断，二求想方设法，遇危重症，事关患者生命安危，责任重火，不但临诊时要详细检查，慎重推敲后方遣方下药，且诊后又要考虑下一步方案，常致夜不安枕，必待来朝看到病人转危为安，才放下心来。我这样做，多年如一日，认为有下列几点好处：①边看病，边查书，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有利于逐步提高医疗水平。②既有成功的经验，及时总结；亦有失败的教训，随时改正。⑤对病人负责，免于差错。④日积月累，便于摸出规律，总结提高。

衷中参西为我所用

我初登医林不久，除从事中医外科专业外，因惑于社会上有中医长于内科，西医长于外科之说，思想有所触动。当时有上海汪洋办的西医函授学校，编有一整套的讲义，我就抽诊余时间来自学，还涉猎其它西医书籍，得以略窥门径。我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何妨中西汇通，采长补短。后来看到唐容川氏《中西医学汇通》一书已先得我心，探有启发。我先从中西病名对照着手，待抗战前夕迁居上海后，即广泛搜集资料，结合自己见解，写成《中西医学汇综》一书，初步体现了我的设想。我在序文中写道：「中西医不可偏废，允宜兼收并蓄，取长补短，融会赏通，共冶一炉。医学无分中外，拯人疾患，其道则一，他山之石，可以为错。」盖因当时中西医间存在隔阂，各立门户，相互攻讦，有水火不兼容之势，深以为憾。后又在我主编的《国医导报》中重申此旨。有中西医长期共存，互相结合之意。我三十年代发表的《外科新论》及五十年代写的《实用外科中药治疗学》，都是以中西病名对照、中西学说互参的方式来写的。

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中西医结合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发扬、整理、提高祖国医学而做出努力。在实际工作中，我常认为中医辨证、西医辨病(当然中医也讲辨病)，是目前做好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两个主要环节。要做到这一点，中西医应互相学习。中医要熟悉西医诊断检查的一套方法，西医也要深入了解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这样，中西医间才有共同的语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我在临床实践中，遵循中医辨证论治基本精神，以证为主，既可异病同治，亦可同病异治，同时吸收现代医学的理论学说，衷中参西，洋为中用，提高了临床组方用药的针对性及整体性。如扁平疣、带状疱疹，就西医来说是属于病毒性皮肤病，我就采用清热解毒药组成的马齿苋合剂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又如银屑病，鉴于西医抗肿瘤药物有效，但副作用较大。我就根据此证有血热、血燥的特点，适当配合清热解毒药(初步认为具有抗癌作用的中药)，亦取得较好疗效，且副作用较少。

用辩证法指导实践

我以为学习唯物辩证法并用来指导临床实践，很有必要。所以读一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三篇著作很重要。

(一)学习中医基本理论及前人经验，是十分必要的，但决不能脱离实践。因为基础理论毕竟是原则性的东西，若不结合临床实践加以阐发验证，就不易深入，碰到实际问题，就无法处理，所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前人学说经验并非都是金科玉律。学派不同，立论各异，各有所长，各有所偏，常瑕瑜互见。既要尊重古人，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亦不要迷信古人。前人的经验，不等于就是自己的经验，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临床验证，或成或败，从实践中来认识所学，检验所学。

(二)我们认识事物，有两个过程，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认识疾病也是一样，例如，中医所谓的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就是这个道理。

在临床中要大量积累病例，首先从中找出其普遍性(共性)，拟定通用方，经过验证，便于推广。其次是找出其特殊性(个性)，摸出规律，进行辨证论治。个别亦可求大同存小异，进行加减。这样从一般到特殊，叉从特殊到一般，反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使我们更前进一步。

更重要的要认识到矛盾互相转化的规律。矛盾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我带着这样的认识，来解决慢性湿疹长期不愈的问题。

过去对这种病，束手无策，只认为湿疹就不离乎湿，用片面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常用苦寒燥湿或淡渗利湿的方法来处理，结果越治越坏。原因是没有认识到长期不愈、渗水日久已重伤其阴，矛盾已经转化，出现舌绎，苔光剥等证。于是考虑到用滋阴的方法。但又注意到，如单用滋阴，就会助湿。于是，最后采用了滋阴除湿同时并用的方案，用生地、元参、丹参等滋阴而不助湿，茯苓、泽泻除湿而不伤阴，并随时注意到矛盾双方互相转化，如阴伤现象重时，就重用滋阴，湿象又明显时，则重用除湿，随时分析矛盾，解决问题，从此收到较好的疗效。

此外，在外科领域里，阴证转阳证，阳证变阴证，亦并不少见，．应随时注意矛盾的转化。我在临床中，常采用消托兼施、攻补并进的方法，亦是这个道理。我等读前人书，要经过思考，学其合理部分，舍其偏见之处。就治疮疡三大迭之消，托、补而论，能消则消，不能消则托，此乃常法。但在具体运用中，应灵活掌握，不可拘泥。王洪绪虽有「以消为贵，以托为畏」之戒，我则赞成其前者，而不同意其后者。王治疮疡以犀黄、醒消、小金丹之类，以期内消，免于刀针之苦，是其可贵之处。若治之已晚，能消者无几，予常以消托兼施之法，间有可消之机，即使不克内消，亦能移深居浅，脓泄而愈，乃是上策。因此认为托法并不可畏。即以仙方活命饮为例，亦是消托兼施之剂，未成可消，已成速溃。我用托法，如疔疮火毒结聚，坚不化脓，肿势扩散，则宜清托，使其疮头早破，疔毒外泄，不致内窜走黄。又如脑疽发背，疡不高肿，平塌不起，则宜补托(补正托毒)，不致正虚毒陷。如阳虚毒陷，则宜温托，以挽颓势。此外，予治肠痈(阑尾周围脓肿)、瘭疬等症，亦用消托兼施之法，达到内消目的。

(李博鉴整理)

医海春秋

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孙允中

【作者简介】孙允中(1902～)，辽宁省沈阳市人，现年七十九岁，从事中医工作五十余午。对于胸痹、贫血、肝病、肾病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着有《儿科病中药疗法》、《孙允中临证实践录》。曾编写《伤寒》、《金匮》等讲义多种。现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辽宁省中医学会副会长、辽宁省五届人大代表等

我祖籍沈阳，父亲是位遐迩闻名的医生。在家庭熏陶下，我九岁的时候，就已认识一些中药了。但是，这个本来是得天独厚的条件没继续多久，十一岁母亲死后，后娘入门，我这个曾经是双亲的宠儿，一下子变成了家庭的弃子。多亏姨妈把我收养起来。大概是「寒梅初放」的缘故吧．我十六岁就发愤学医，手捧「四小经典」，每至午夜。二年逝去，我念熟了《药性赋》、《汤头歌》、《濒湖脉学》和《医学三字经》。以后，继续以三年时间背完了《医宗金鉴》的全部内容。这样，我粗知了一点正骨和运气学说，略通了一些四诊和名医方论，熟悉了伤寒和各科疾病的预后转归、审因辨证及治疗方法，且已经能够处理一些多发病和常见病。于是，便在沈阳泰和堂顶门立户，挂牌行医了。

俗话说「秀才行医，罩里拿鸡。」就是说没有文化，此业难立。而仅仅念过几天私塾的我，恰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深奥难明的医学理论和请屈聱牙的诸家典籍象座大山，拦住了我深造的道路。于是，在诊务之余我开始学习《古文现止》等古文书籍，力求以最大的努力来补救自己文化根底的浅薄。但是，由于祖国医学精髓的形成历尽数代，源于百家，医书汗牛充栋，文词衍变甚大，春秋和秦汉有别，唐宋与明清不一，没有相当的水平，根本无法登堂入室，所以我又于一九二九年二月，毅然决定赴沪学文。在上海新民大学的生活是十分艰辛的。为了支付简朴的费用，有空就得打些短工，尽管如此，依然是捉襟见肘，债台高筑。在饥寒交迫之中，学习了中国文学发展史和精萃著作，研究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语言特点及写作风格。

我的学文，绝非弃医学文，而是为了更好地学医。在考究战国时期文学的同时，我三阅十八卷《黄帝内经》的一百六十二篇文章，参照了诸位名家的评注，认真探求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刺法、病因、病机、诊法、治则、摄生等系统理论。这部「医家之宗」弓l起我浓郁的兴趣。在学习汉代作品的时候，又自修了《伤寒论》，钻研了《金匮要略》，详读了《种农本草经》。

一九三三年，我怀志而归，于沈阳天益堂又开始了杏林生涯。基础提高了，我开始扎扎实实地探索临床问题。苦心实践，惨淡求知。十八年里，吃在柜上，睡在诊室。白日治病救人，穷思于方脉之间；夜晚闭门思过，远虑于成败之上。说是忘了家，忘了已，不为过分。人曾笑我「什么也没得到」。是的，现在想来，只有为之奋斗的事业中取得的微小成绩，像一丝光亮一样，鼓舞着我茹苦如饴，不断前进。

祖国解放了，党的光辉照耀中医事业，也光顾了我这个普通中医学者的悲苦凄凉的心。

一九五二年，沈阳中医诊所成立了，年过半百的我，第一次把自己的救人之术，真正自觉地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从此，在党的关怀下，学术始向成熟。如果把我的学习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少年起步，青年架梯，晚年登堂」的话，那么，这个时期应该说是我努力登堂入室的真正的黄金年华。

在此期间，我为了得心应手地驾驭中药，曾汲取了前辈之说，借鉴了诸家之长，记录了一己之得，汇集成册，名为《神农指迷》。这本读书笔记从药性分类，区别寒、凉，温、热、平的差异，并探讨了反佐的应用以升、降、浮、沉分类，详述了茎、根、花、叶、果的特性，并结合了三焦的理论；从药物归经分类，尽列一药多能，并重视了脏腑学说，以药物功效分类，注明特殊作用，并强调了辨证用药。垒节从人的整体和局部，药的共性和个性，具体分析了饮片的灵活运用、剂量选择、加减要点和组方原则。中医初学者都会感到记住方剂不易，理解方剂更难，在学习中我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做了一个尝试。

我们知道，《汤头歌》通篇七言，背诵中难免混淆。鉴于此因，我做了补偏救弊的努力。除了一般七言之外，力求字数多样化。编有三言句，如麦门冬汤(人参、麦冬、半夏、粳米、甘草、大枣)；参麦草，半粳枣，无粳米，用山药；编有四言句，如荆防败毒散(荆芥、防风、柴胡、枳壳、前胡、川芎、茯苓、桔梗、羌活、独活、甘草)：荆防败毒，柴壳前胡，川芎苓草，桔梗羌独；编有五言句，如三仁汤(杏仁、苡仁、蔻仁、半夏、川朴、滑石、竹叶、木通)：三仁苡蔻杏，半朴滑竹通；编有六言句，如一贯煎(沙参、麦冬、生地、川楝于、当归、构杞子)：沙参麦冬生地，川楝当归枸杞；还编有长短之句，如草解分清饮(革薜、乌药、益智、石菖蒲、茯苓、甘草、食盐)；温小肠，分清方，盐苓草草益乌菖。这样字数不等，体倒不一，比较易于记忆。如果方中有方，就力求简单化，不再混为一体，盘n化瘫汤(犀角，玄参、生石膏、知母、甘草、粳米)：化癍白虎臣，犀角共玄参。其一经缩减，倏忽可记，也有助于体会方义。在可能的情况下，力求谐音化，衍变成常用语，如久咳饮(半夏、杷叶、郁李仁、杏仁)：夏李杷仁，谐为「下里巴人」，令人印象深刻。按以上方法，共编写了二百多首方歌，自己深受其益。

我曾研究了引经药，重视它们在方剂中不可低估的地位。血府逐瘀汤中柴、半、桔、枳的上下升降，通窍活血汤中葱，姜、麝香的升散开窍，少腹逐瘀汤中茴、姜、肉桂的温通下焦，身痛逐瘀汤中艽、龙、灵脂的祛风通络，膈下逐瘀汤中乌、枳、香附的疏肝理脾，补阳还五汤中黄芪、地龙的补气熄风，引经药都起着重要作用。方中活血药可以更替，而此等药不能偏废。否则一方可代六方，就没有区分血府、通窍、少腹、身痛、膈下和补阳还五的必要了。有些人拟方之后即云某某逐瘀汤加减，实际不过是满纸活血药而已。当然不能说它毫无作用，但至少疗效不着。对此我进行了长期观察，不止几个逐瘀汤这样，诸如逍遥、养心之类也是这样。

我还对佐药的积极因素，进行了推敲和验证。如真武汤仲景用心良苦，方内白芍恰到好处，既可缓和附子辛热之性而不致伤阴，又能引导附子达下元而不得上窜。与附于相配，阴阳互济；同术、苓为伍，利湿外出。倘若去掉白芍则方义太变，稍微不切就有火盛耗津之虞。如果重用自芍则功力又进，敛阴涵阳，可治虚阳欲浮之证。显然，那些恐其恋邪和视其无功，便弃之不用的人，是千虑一失了。无数的经验证明，方剂中佐或反佐的应用具有实际意义，真武汤如此，芍药汤、达原饮等方也是如此。

此外我还结合五行学说分析方剂的内在联系。如甘露消毒丹治疗湿热黄疸就是一个典型。众所周知，木气太过必然克土侮金，母病及子，肯定火为所伤，子病及母不免水受其害。本方茵、芩、薄荷清泻肝木，蔻、菖、藿香芳化脾土，贝母、射干清宣肺金，通、滑、连翘既降心火叉利肾水，一举三焦全理。实较茵陈蒿汤更胜一筹。这样体现祖国医学整体观念的实例，绝非仅此而已，像六味丸、一贯煎等，不胜枚举。

必须指出，强调使药而不能以使代君，重视佐药而不能以佐废臣，提倡五行演绎而不能牵强附会。否则，难于取效。

一九五五年四月，我被派往锦州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在担任古典医籍和临床课的讲授过程中，我钻研了阴阳五行学说，写了《论阴阳学说的哲学思想》一文，以天平的形象比喻，并阐述了阴阳的斗争、互根、消长和平衡。并用《内经》所说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理论。在一九七二年三月十日诊一农民，张姓，男，四十九岁。主诉：五天前，突发咽紧喉痒，胸闷脘痛，恶心呕吐，赴我院急诊。心电图测知为后壁心肌梗塞。血压为零，经西医抢救，证见好转，血压尚低(70／50毫米汞柱左右)，胸痛彻背，恶寒路卧，四肢厥冷，神疲无力，面色苍白，唇甲皆青，尿频、大便溏，舌淡苔白，脉迟微弱不起。此为胸阳不振，寒邪太盛，气失宣达，心脉闭阻，治以回阳救逆，用益气复脉；熟附子、干姜、肉桂、白朮、红人参、茯苓、陈皮、半夏、五味子、炙甘草，生姜为引，水煎，二剂。

』三月十四日复诊：胸痛顿轻，恶寒大减，血压渐升(90／60毫米汞柱)，脉来较前有神，此时必予「阴中求阳」，改拟益气养阴，通阳复脉，用生脉散加熟附子、千姜、炙甘草，水煎，六剂。

三月二十三日三诊：胸痛续减，手足转温，唇甲红润，二便改善，血压逐增(104／70毫米汞柱)，舌淡红，苔薄，脉缓。重按略嫌无力，再予平补气血、通阳复脉(党参、麦冬、生地、丹参、桂枝、生姜、大枣，炙甘草)，十剂。

八月七日四诊：基本康复，气力觉充，血压回升(王60／90毫米汞柱)，时有轻微胸痛，再以上方加瓜萎、薤自，续进十剂，症状消失。

按本例乃「厥心痛」，为阳气衰微，阴邪痹阻所致。当务之法，通阳复脉，遵循「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之义，初用回阳救急汤，使「阴消阳长」，二诊以四逆汤合生脉散，防其「阳极反崩」三诊投炙甘草汤更令「阴平阳秘」，运筹两全，不致偏伤。此即张景岳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是也。我对五行学说的实在意义进行了研究，认识到生、克、乘、侮是人体生命过程中的运动形式，无论已病或未病，皆不例外。这一学习心得，对我理解脏腑的生理，病理以及研究临床的诊断、治疗，帮助极大。

读书贵在存疑。我学完《医学三字经》已历时四十年了，但其中「胀满蛊胀篇」所谓「单腹胀，实难除。山风卦，指南车。易中旨，费居诸」一段，一直未能了了。陈氏云云，后世相因，皆以抑术培土出其方药，结果不治者多，回春者鲜，这激发了我的求知之心。于是，深究了《周易》，联系了中医理论，明确了歌诀台义。简胲说来，「风」属木属肝，「山」属土届脾，=者合成蛊卦，其刚上，高亢而不下接，其柔下，退缩而不上交。．两不相通，胀病遂成，然此证非但有「木乘土」之由，而且存「土侮木」之因，况暂病则实，久病刚虚，疏泄失司，运化无权又属势在必然。缘肝为系血之脏，初为气滞，渐为血瘀，且脾乃仓麇之官，先必湿停，后必纳呆。拟以四消汤，理脾与疏肝同施，补益和消导并用，行气与活血相协，芳化和淡渗共济，常常疗效满意。由此体会，先精后博，博而后精，温故知新，不断修学，是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的惟一道路。

自从走进辽宁的中医最高学府辽宁中医学院，在学习条件上我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一切。在这里的第一个收获是脉学，我结合教学，阅读了《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脉学部分，学习了({脉经》、《三指禅》和《濒湖脉学》的全部章节，结合长辈的传授及个人的体会，写成了读书心得《指下权衡》。将二十八种脉象按浮、沉，迟、数、虚、实，归纳深浅、大小、粗细、长短、清楚与模糊，加以鉴别，指出它们所主病症的程度差异。以关前关后、左手右手相互比较，提示上下虚实、气血盈亏、阴阳盛衰的不同情况。肯定了心肾不交、脾肾阳虚、肝气乘脾、脾肾阴虚等十七种并病的复合脉象，阐释了可能出现的细微变化。并在脉象上主张形容筒赅，反对比喻繁杂。说明了取法与指下感觉。

其次，我又对舌诊进行了研究。我在了解基本知识和变化规律的基础上，重阅先人记载，综合临证抬遗，从简列繁，由粗而精，将舌质分为六纲，并与深、浅、老、嫩相参，分析病机，推测趋向，把舌苔分为四十九目，且同厚、薄、润、燥合论，指明病因，谈及胃气。将舌态分为十类，尚和质、苔、脉、症共议，分析病所，细述利害。意在以纲带目，以证言类，使一般之中不漏特殊，灵活之时不失规矩。

我还对「宣可去壅，通可行滞，补可扶弱，泄可去闭，轻可去实，重可镇怯，滑可去着，涩可固脱，燥可胜湿，湿可润燥」的十剂之说，有选择地收集了牛榔散、。二妙散、左金丸、交泰丸、丹参饮、生脉饮、芍药甘草汤、三子养亲汤等二百多个药少力专的小验方，既可调理阴阳、寒热、表里，虚实、气血之变，又能解除肿胀、痛麻、吐捋、秘淋、喘咳之苦，便于调节方剂中补泻并进的比重和标本兼施的缓急，不至于忙中智昏，手足无措。可是，强调选用小方，必须在精通常用代表方剂的基础之上进行。也只有如此，才能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在临床中我体会到，应态度严谨，稳中求效。如此，我为自己立下了「六宜准则」，即实宜量重，虚宜剂平}缓宜味多，急宜方精；轻宜缓图，危宜速功。此外，还拟定了「十防纲要」，即；脉浮防火郁，脉大防暴厥)面青防风动，面赤防阳越；热证防戕阳，寒证防耗液久病防卫虚，表病防内邪，渴甚防脾呆，湿肿防津竭。这些看似简单，实为重要，若稍有失慎，轻者贻误病机，重者杀人致命，诚不如防患于未然之时。，．

记得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七日，治一女性患者，三十二岁，感受风温半月有余，初起恶寒发热，鼻塞流涕，咳嗽气急，右胸疼痛，铁锈色痰。经西医检查听诊：两肺散在干鸣音；X线胸透：右肺下有密度一致之浓影】化验。白细胞19，300,分叶80％，杆状3％，淋巴17％，诊断为右下叶大叶性肺炎。曾用青霉素、氯霉素、金霉素、红霉素、雷米封等，并服中药加昧桑菊饮，高热不退(39。c)，午后尤甚，面色晦暗，精神萎靡，虚汗乏力，胸痛气短，舌红苔黄，脉细数。素休阴亏，感受温邪，留连日久，耗津动液，颇有入营之虞。治以清气透营，滋阴退热。方用银柴胡、胡连、麦冬、白薇、生鳖甲、地骨皮、丹皮、知母、贝母、生桑皮，三剂，水煎服。

五月二十二日复诊；热减(37。c)，症状亦轻，复投三剂，诸症消失，脉静身凉。

按：桑菊饮乃辛凉轻剂，主治风温初起，邪袭肺卫之证，但若热邪不解，留连日久，入于阴分者屡见不鲜，吴鞠通曾立有青蒿鳖甲汤，并指出；「邪气深伏血分，混处血络之中，不能纯用养阴，又非壮火，更不得任用苦燥。」要言不繁，阐明治则，案中所用清骨散，即仿其意。

一九七二年七、八月间，我在病房用王肯堂《证治准绳》十昧温胆汤加强心药，抢救十一次心波骤停的张姓男患者，中西医结合效果良好。当时中医认为「寒涎沃胆、胆寒肝热，心虚烦闷，心悸不眠之证」。后来在病房实习的青年大夫，看我用十味温胆汤，心有怀疑，径自改用生脉散加减，用完两剂后，心波骤停又反复发作，于是患者主动要求服用十味温胆汤多剂而愈，后调理月余出院。

一九七五年五月九日应邀会诊一许姓，女，八十一岁，华侨(居菲律宾)，在归国参观途中，至香港偶感风寒，头痛，咳嗽，身冷，乏力，抵沈后洗澡一次，病情加重。某医院诊为支气管肺炎(由葡萄球菌所弓l起)，用红霉素、氨基苄、青霉素配合中医治疗。认为邪入阳明，投以生石膏、知母、竹叶等，病势不减。

会诊时见其人体质较弱，恶寒发热(38。c)，咳喘，咯稠粘痰，胸闷气短，胃脘饱胀，呕逆不欲饮食，大便溏，面色苍白晦暗，精神萎靡不振。左脉弦细略数，右脉弦数，舌质粗糙，苔白腻。按伤寒六经辨证，此太阳表邪未解，传入少阳。发热恶寒，胸阎呕逆不欲饮食，脉弦，皆少阳证也。古云。「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且「伤寒中风，发热无汗，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邪在半表半里之问，惟和解经枢，疏表达里，若用大剂寒凉之品，冰伏其邪，易成坏证，宜慎之又慎。治少阳证则小柴胡汤为宜，故取小柴胡汤加味：柴胡、黄芩、半夏、甘草、生姜、桔梗、枳壳、白干参、瓜萎、杏仁、桑叶、桑皮、紫菀、双花，水煎服，日服三次。

五月十二日复诊：服药后精神转佳，面有笑容，胸闷气短减轻，咳喘亦减，舌质暗红，苔黄白，胃脘稍有不适，二便如常。风寒之邪已从表解。痰热交滞，气机不畅，仍以和解为主，去桑叶之轻宣，加槟榔阻舒通气滞。另用羚羊角1克，煎水，随时饮之，以清热化痰。

五月十八日，上方续服，诺症悉失，已下床活动。

按《伤寒论》指出：「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食，心烦喜呕……或咳痰，小柴胡汤主之。」本例为年逾八旬之老人，身体素虚，久居热带，不胜风寒，表邪不解，而见苦满、喜呕、不欲食等少阳病主要症候，用小柴胡汤，最为对症。若见其发热、咳喘，便误以为阳明里热，而用白虎汤，则甚不适宜。「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表邪不解不可用清法，此为经验之谈。

通过这几个病例完全可以证实：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伤寒的六经辨证，内经的阴阳八纲辨证，杂病的脏腑辨证，如掌握恰当，运用灵活，真能效如桴鼓，药到病除。

(孙继先整理)

我是怎样学习中医的中医研究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沈仲圭

【作者简介】沈仲圭(1901～)，浙江杭州人。早年受业于王香岩先生。一九二八年任教于上海南市中医专门学校，一九三。年任教予上海固医学院，一九三二年又任教于上海中国医学院。抗战期间，曾任北碚中医院院长。解放后先任教于重庆中医进修学校，一九五五年受聘到中医研究医教育外，早年起即为多种中医刊物撰文，为普及中医知识做出了贡献。主要著作有《养生琐言》、《伸圭医论汇选》、《肺肾胃病研讨集》，《中医经验处方集》、《中国小儿传染病学》等。

我生于一九0一年，祖籍杭州。父亲是清代两浙盐运使署房吏，家凌小康。到我中学=年级肄业时，家已衰败，只得改弦学医，拜本地名医王香岩先生为师。王师为湖州凌晓五门人，擅长治疗温热病，和善治杂病的莫尚吉同为杭人所称道。我在师门上午随诊，下午摘抄医案，同时看书学习。

满师后，我一面作小学教员，一面钻研医学，并执笔写文，投寄医刊。当时如王一仁主编的《中医杂志》，吴去痰主编的《神州国医学报》，陈存仁主编的《康健报》，张赞臣主编的《医界春秋》，陆渊雷主编的《中医新生命》等刊物，登载拙作颇多。

我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南市中医专门学校任教职，该校为盂河丁甘仁先生所创办。我在该校执教时，丁氏巳去世，长孙丁济万继其业，在上海白克路悬壶，同时主持校务。所用教材，有的自编讲义，有的选用古今名著。教员有程门雪、陆渊雷、时逸人、余鸿孙及我等。

一九三0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一年，我再次副上海国医学院任教职，该院系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三人所创办，聘章太炎为名誉院长。陆渊雷讲授《伤寒论》，章次公讲授药物学，徐衡之讲授儿科，我讲授中医常识及医案。由于师生共同努力，造就了一批优秀人才，如中国医学史专家范行准，浙江中医学院教授潘国贤，均在该院毕业。

一九三二年九月至一九三三年七月，我第三次到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职。该院系上海国医学会设立，实际上由上海名医朱鹤皋出资兴办，教务长为蒋文芳。教材全用讲义，有的参以西医学说，有的纯是古义。学生大都勤奋好学，成绩斐然，如著名中医师肖熙即是该院高材生。此为三个医学院校的概况。

那时中医界出版的医学刊物可分为三个类型：一为中医学术团体主办的，如《神州国医学报》、《中医杂志》等，一是以研究学术，交流经验为宗旨的，如张赞匿主编的《医界春秋》，陆渊雷主编的《中医薪生命》等；一为宣传中医常识，唤起民众注意卫生的，如陈存仁创办的《康健报》，吴克潜创办的《医药新闻》，朱振声创办的《幸福报》等。但总的来说，当时研究学术未成风尚，刊物稿源常虑不足，因此更促进了我对写稿的兴趣。

另外，那时要在十里洋场以医业立足，颇不容易，大都先做善堂医生，取得民众信仰，然后自立门户。如陆渊雷是善堂医生，章次公是红十字会医院医生，徐衡之家境宽裕，自设诊所。由于反动政府崇西抑中，设备完善的西医院专为官僚富商服务，贫困的劳动人民只能到善堂求医。即如《神州国医学报》编辑吴去疾终因业务萧条，抑郁而死。又我老友张汝伟，虽自设诊所，却无病人上门，赖其女资助，生活艰难。那时上海虽有声望卓著的中医，但为数不多，太多数中医同道门庭冷落，为柴米油盐操心，那有心情研求学术。回忆往事，令人感叹不止。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反动政府千方百计排斥和摧残祖国医学。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案，并提出了消灭中医的六项办法，立即引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全国各地中医团体代表聚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向反动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取消提案。当时裘吉生、汤士彦和我等，作为杭州代表出席会议，强烈呼吁，一致反对，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得不取消了这个提案。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只身逃难入蜀，到达重庆，任北碚中医院院长等职。

解放后，我在四川重庆中医进修学校任教，那时副校长胡光慈，教务主任任应秋，均为西南中医优秀之士。我在那里讲授方剂、温病，编了两种讲义，讲义稿后在上海、南京出版。

一九五五年底中医研究院在首都建院，应钱信忠部长的邀请，我与蒲辅周、李重人等大夫从四川词京，参加中医研究院工作迄今，韶华荏苒，忽忽二十五年过去了。

以上谈了我学医的经过。下面再谈谈我的治学体会，约有下列几项：熟滨精思不断总结

古人读书，有「三到」之说，即口到、眼到、心到。口到是指朗诵，眼到是指阅看，心到是指领会和思考。后人又加上手到，即要求勤记笔记。这四到，概括了读书的基本方法。

我青年时代，因文化程度不高，感觉古典医籍深奥难馑，故采取了从流溯源的学习方法，即先从浅显的门径书学起，逐渐上溯到《伤寒》、《金匮》、《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和当时一般中医学徒一样，首先读《汤头歌诀》、《药性赋》、《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等书，做到能熟练地背诵，即使到了现在也大半能记得。根据我的经验，年青时要读熟几本书做底子。因年轻记忆力强，一经背诵，便不易忘记，可以终身受益，同时为以后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

我酷爱读书的习惯，即在那时养成。我平生所读之书，以明清著作为多。清末民初，浙江桐乡大麻金子久先生曾对门人说；「《内》、《难》、《伤寒》、《金匮》为医学之基础，然在应用时即感不足，如《金匮要略》为杂病书之是早者，然以之治内妇科等病，不如后世医书之详备。所以唐宋诸贤补汉魏之不足，金元四家又补唐宋之不足，迨至明清诸名家，于温病尤多发挥。」金氏这段话，与我治学之路正复相同。我细心阅读的书有汪昂的《素灵类纂约注》、徐大椿的《难经经释》、《医学源流论》，治《伤寒》、《金匮》，宗《医宗金鉴》，温病宗《温热经纬》。明·王肯堂《证治准绳》，清·国家编纂的《医宗金鉴》，以及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均是煌煌巨著，内、外各利具备，也是我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其它如本草、方书、医案、笔记等，平居亦常浏览，以扩见闻，这些书仅是所谓眼到而已，不要求背诵。从前读书，强调背诵，对初学来说，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好方法。清·章学诚说：「学问之始，非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文史通义》)涉山济海，少不了舟车，做学问也是如此。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诵阶段，而是作为以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这样的背诵便不得以「读死书」诮之。

熟读了，还要精思，把读的东西消化吸收，领会其精神实质，同时要善于思考，养成一定的鉴另q能力，既不要轻于疑古，也不要一味迷信古人，这就是心列。

所谓手到，就是要记笔记。笔记可分两种；一种是原文精粹的地方节录下来，作为诵读学习的材料；一种是读书心得，这是已经经过消化吸收，初步整理，并用自己的文字作了一定程度的加工的东西，比起前一种笔记来，是又进了一步。在学习过程中，这两种笔记都很重要，前一种是收集资料的工作，后一种是总结心得的工作。待到一定时候，笔记积累多了，便可分类归纳，这便是文章的雏形了。

这四到，不仅互相关联，而且互相促进。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中医院校任教时，由于教学须编讲义，写稿须找数据，只好多读多看，勤记勤想，周此在中医理论方面提高较快。

持益多师不耻下问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又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求师问业，原是中医的良好传统。我早年幸遇名师王香岩先生，经他传道、授业、解惑，为我以后的学业奠定了基础。王师擅长治疗温热病，我学习的基本上是叶派学说。迨至壮年入蜀，接触到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环境、民情风俗、用药习惯等等，对我理论和临床的提高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江浙医生用乌、附，大率几分至钱许，而川蜀医用乌、附，常用三、四钱，甚至有用两许大剂者。解放后到了北京，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名医云集，因此得与四方名医时相过从，各出所学，互相切磋，获益良多。

古人为学，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话很有道理。司马迁能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一来由于「天人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掌握了大量文献资料，同时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历览天下名山犬川，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国版图辽阔，地理环境，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发病特点等，各地有所不同，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用药习惯、医学流派等，这是由来已久了。如《素问·异法方宜论》即曾评论五方的发病，治疗的差别，提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的主张。因此，多向各地医药同行学习，吸收他们的长处，不但不耻相师，还要转益多师，不周于门户之见，也是克服局限性，取得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我自己曾从「行万里路」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故有深切的体验。

老前辈读书多，经验丰富，并有某种专长，向他们请教，得益甚多。同辈亦可互相研讨，交流经验。

例如裘吉生老中医自订疏肝和胃散，治肝胃气痛疗效可靠，方用沉香曲、香附、甘松、延胡、降香、九香虫、刺猬皮、瓦楞子，左金丸、甘蔗汁、生姜汁。我向裘老索方，他即告我，以后我用此方治神经性胃痛、胃溃疡胃痛，均有疏肝和胃，行气止痛之功，但不宜于虚证。解放后，我长期与蒲辅周老中医一起工作，蒲老临床经验丰富，治病颇有把握，我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

各地中、青年中医，与我联系者颇多，对于中青年医生，我总是满腔热忱地希望他们能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对他们的请教尽量做到有问必答，有信必复，同时也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例如，我在一九七九年曾写了《银翘散的研讨》一文，寄给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连建伟同学，请他毫不客气地提出修改意见，结果他果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根据他的意见，对文章中的某些不足之处作了修改。有时遇到疑难病症，我也常常主动邀请连建伟同学一起研究治疗方案，做到集思广益。

努力实践逐步提高

从前有人说，学习中医要有「十年读书，十年临证」的工夫，读书是掌握理论知识，临证是运用理论与实践。如不掌握一定的基本理论作为实践的根本，比如初学皮毛，辄尔悬壶，以人命为尝试，难免「学医人费」之讥；反之，如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没有实践经验，纸上谈兵，又易误事，而且理论水平也难于真正提高。青藤书屋有一副对联，写道：「读不如行，使废读将何以行；蹶方长智，然屡蹶讵云能智。」这说出了读书和临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理论、实践是一个反复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要不断总结临床经验，包括失败的经验。我从前曾写过一篇《肺病失治记》，总结了自己的失败经验。善于总结失败的经验，可以取得教训，使失败成为成功之母，避免「屡蹶」。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积累多了，业务水平也就提高了，对理论知识的感受也深刻了。医学理论必须时时和临床相印证，体会才能深刻，自愧数十年来疑难大病治愈不多。但每当运用理论于临床，取得预期的疗效时，便感到由衷的高兴，如我曾治疗粒细胞白血病，有二例得到缓解，肝硬化腹水有一例根本治愈，高血压消化性溃疡病治愈较多等等，反过来，对我的理论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我院曾与首都医院协作，临床研究门脉性肝硬化腹水(即臌胀)之治疗规律，经过临床实践，我深深感到用泄水峻剂，如大戟、芜花、甘遂之类，虽能水去腹小，但不久叉复膨脖，反复施用，元气大伤，终至不救。由此体验，益信朱丹溪《格致余论》的一段话，为至当不易之论。丹溪说：「医不察病起于虚，急于取效，病者苦于胀急，喜行利药以求一时之快，不知宽得一日半日，其肿益甚。病邪甚矣，真气伤矣!」故治此症必须「和肝补脾，殊为切当」。

近年我曾用赞化血余丹治愈阳痿一例。患者李某，广西梧州某厂工人，患阳痿已数年，伴有腰酸腿软，心悸失眠等症，来信要求处方。我分析病情，认为系心肾两亏，拟赞化血余丹加减，并改为汤剂。他照方服用月余，诸症消失，一九八0年四月间来信道谢。

赞化血余丹，方用血余、熟地各24克，首乌(牛乳拌蒸)、核桃肉、苁蓉、茯苓、小茴香、巴戟、杜仲、菟丝子、鹿角胶(炒球)、当归、枸杞各12克，人参6克。照方十倍量，炼蜜为丸，每丸9～15克，饭前服。功能补气血，乌须发，壮形体。按此方补而不峻，滋而不腻，有补气血、益肝肾之效。因历用有效，放附记于此。

长期以来，我还结合临床，努力学习西医知识，以为他山之助。在《新编经验方》等书中，尝试结合西医学理，说明中医方剂的使用，虽然做得不够好，但我一直认为中西医应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为人民服务。

自从一九二四年杭州三三医社出版了我先师遗着《医学体用》后，至今我已先后编写了中医书籍十多本。已出版的有《养生琐言》、《诊断与治疗》、《仲圭医论汇选》、《食物疗病常识》、《肺肾胃病研讨集》、《中医经验处方集》、《中国小儿传染病学》、《中医温病概要》、《临床实用中医方剂学》、《医学碎金录》、《新编经验方》共十二本。近年来，我又编写了《论医选集》、《中医内科临证方汇》二本，共三十余万言，其它论文、医案三十余篇。我年虽老迈，但在有生之年，愿为祖国的四化事业，为祖国医学的发扬光大，不断努力，不断前进。

学到老学不了

上海市华东医院中医科主任沈六吉

【作者筒分】沈六吉(1901～)，上海嘉定县人。现任上海市华东医院中医科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从事中医临床近六十年，解放前即有声于时。一九五六年起供职于华东医院以来，治慢性肝炎，重症肝内妲管炎、胆结石、尿路结石、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危重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流行性出血热及严重褥疮等疑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被评为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音。

余十四岁时，母患右胁背剧痛，中午延请邻近医生出诊，直至夜半才姗姗而来。余焦急无计，只恨自己不能医病，私念余若能医，誓必为近邻先诊，从此渐渐关心医疗，喜翻医书。其时，我乡白喉流行，枉死者众。有人印送《白喉治法忌表抉微》，余取面阅之。觉延医之难，如被误洽，命即难保，由是学医之志，油然而生。又观沈归愚所作《叶天士传》。叶临终戒其子日：「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毋轻言医，」徐灵胎亦有「医非人人可学」之说，大致谓「非聪明敏哲，虚怀灵变，勤读善已，精鉴确识之人，皆不可为医。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叉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观此，足见为医要求之高。但余以为有志者事竞成，决不知难而退，凡属利人济物之书，皆喜阅读。

一日，比邻名医吴达候先生见余所作《秋夜泛舟》诗：「明月出高枝，凉生潮长时。书声传远树，渔火映垂恩。露重孤帆稳，风斜一雁迟。江寒万籁寂，侑酒只新诗。」叹日：年少有此才华，如能学医，必有成就。先君松甫公与余亦心折先生之鼎性端方，学有根柢，其为医又非时下可及。因于一九一八年夏，受业于其门。师以自撰《内经精要》三十万言授余，抄而读之，并习汉以后诸名著，重视晦证实习，大有左右逢源之乐。

达候先生精神饱满，出诊同家，虽在深夜，犹为吾人讲授，其声琅琅，洒然不倦。不独推祟《内》、《难》、《伤寒》、《金匮》、《千金》、《外台》等书，尝言行医尤要者为以仁存心，见义勇为，如此而不为病人所爱重者，未之有也。

余学医五年，至第三年即为师代诊。从此亲友邻居毖诊者，与日俱增。至一九二三年毕业后，即在嘉定行医，并设分诊所于上海。

一九二九年为反对国民党废止中医药之决议，吾师响应上海医药总联合会之号召，邀集同仁成立嘉定县支会，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余任执行委员兼会刊主编。此为嘉定县医药界有公会之嚆矢。是役也，由于全国医药界同志之共同努力，炎黄大业，未至失坠。

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爆发，嘉定县首当其冲。余于秋半避难来沪，虽时只三月，但与上海病家接触渐多。至一九三二年，又因「一·二八」事变，再度避沪。由于治疗流行病及疑难病得手，业务益见忙碌。逮抗战军兴，余乃携家在沪设诊所于凤阳路寓所。

珍惜光阴

光阴最应珍惜。古人惜寸阴、惜分阴，自有至理。余在舞勺之年即觉时人多喜斗麻雀、斗纸牌，夜以继日，虚耗光阴，至为可惜。故余自幼未尝插手赌博。一九一八年习医以后，见祖国医学典籍，浩如烟海，虽享大年，亦难卒业，乃对时间之宝贵有进一步之认识。且觉吸烟(包括当时之吸食鸦片)之虚耗光阴，未必亚于赌博，而于精神、肉体为害尤大。但』日社会，病家请吸烟(包括鸦片烟)、招赌博以表敬意，不足为奇。因而不能早起，呵欠频仍，懒于事事。且耸肩缩颈，康强难保，遑图长寿。抚今追昔，觉新社会移风易俗，伺其幸福。青年如能珍惜光阴，前途何可限量。

年少未免好奇，好奇须防为一切恶习所侵袭。族伯邮亭公嗜鸦片，年才六旬，骨瘦如柴，不离床榻。

一日谓余日；「鸦片吸几口，不会上瘾，汝不妨一尝，可知其中有何乐趣。」余笑辞日：「余腹中由它少此一味可也。」族伯叹日：「我只为好奇而无决心，一试再试，以致终身受累，有苦难言。」散年少时，对有害事物应深恶而痛绝之，不能存有好奇之心。务必将有限之时间、精力，集中于毕生事业。

择善而从

余一向认为，中西医学互有短长，应取长补短，辑善而从。只要于病者有剥，欢迎中西结合，中西会诊。余最初行医时，即采用体温表、开口器、灌肠器等等。解放前，每隔数年，即有一次霍乱大流行。由于霍乱患者吐泻脱水，身冷如冰，脉伏神困，医者率投热药，鲜能获救。余根据烦渴引饮、热深厥深，且以肛表测得40。c左右之体温，乃用黄连香薷饮、驾轻扬、天生白虎汤等，吐去再进，多得转危为安。

肠伤寒甩下药，易致肠穿孔与肠出血，以致不救，故怕事者竞一任病者便秘。曾遇一患者，便秘=十余天，高热持续不退。余急用甘油水为之灌肠，出大量结粪，热度随即下降。《伤寒论》早有猪胆汁导、蜜煎导，后世又有酱姜导、酱瓜导等通便方法，自亦可用。但不如甘油水、甘油锭使用方便，故不妨代用。若=十天、三十天使秘，犹置之不理，难免产生不良后果。故余主张急病人之急，择善而从也。

不尽信书

《医宗金鉴》称：外科若无危隆二丹，决难立刻取效。余屡用二丹于蚀漏管死肌，生肌收口，功效卓著。但某些对砒、汞过敏之患者(用后赤肿痒痛、腐烂加剧)，应立即更换他药，不可勉强。然徐灵胎、王洪绪、张梦庐等名家，只知其祸，不信其功，概以为烂药，相戒勿用，强悃匡此良药矣。所以，为医宜联系实践，不能听信一偏之见。再如苍耳一物，其实有毒，而《苏沈良方》谓：「花叶根实皆可食，食之如菜，亦治病，无毒，生熟丸散无适不可，多食愈善，久乃使人骨髓满，肌理如玉，长生药也。」《救荒本草》谓：「苍耳嫩苗，蝶熟水浸，淘拌食，可救饥。其子炒去皮，研为面，可作烧饼食。」然一九五九年吉林省通化民间食苍耳子粉所为饼，致三十五人中毒，七人死亡。该省向上海卫生局告急，余曾参加抢救之会议。又上海某医院根据《千金方》治大腹水肿，煎服苍耳一两者中毒，几至毙命(《救荒本草》及《千金方》所述，并见「本草纲目」苍耳条下)。番木鳖有大毒，用量稍大，即可致人于死。《本草纲目》竟言无毒，而《中国医学大辞典》承讹袭谬，未予纠正。以上两书为医家日常用书，故尤其值得注意。

古法以五铼钱抄药粉不落为一钱匕。故一般药粉一钱匕不等于一钱，约合目前二分左右。而今某手册，竟改十枣汤每服一钱匕为一钱。十枣汤中，甘遂、大戟、芫花皆为毒药。《伤寒金匮方》之用十枣汤进下，正欲缓和其毒。现无故将剂量突增五倍，岂能避免中毒。又备急丸每次剂量为小豆(指赤豆)太三丸，约合今六厘左右。丸内有巴豆，过量易中毒。而今某手册改为每服五分左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现略举数端，说明学医者看书之难，难在书难尽信。仲景主张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看来尚嫌不够。即现代一切医药报道、国外记载，均应关心也。

温故知新

读书只知背诵得滚瓜烂熟，而无感情，又不联系实用，则难免旋得旋失，前读后忘。诊病者若忙得应接不暇，许多疾病难与过去所学相印证，则岂能得心应手。因此，余每将日问所治之病，夜间翻阅前人之各种记载，了解各家如何处方解决，其善者勤而习之，其不善者则引为鉴戒。余一生从无烟、酒、赌、弈之癖好，故有充分时间，翻阅中西医籍。至于西医书籍，既要看新书，又要看旧译，不可偏废。

记得一九五三年有一病者，在长沙得病，诊断为肺结核。回沪后，历医既多，摄片成堆，其人萎黄赢瘦，颈、股、腾淋巴结肿胀，高热持续，肝脾肿大，虽不断使用抗痨药物，而病势有增无减。余从多方面观察，诊断为结核病并发何杰金氏病。病家愕然，以为闻所未闻。余代延西医会诊，西医闻余诊断，笑为奇谈，转疑为黑热病，而查不出病原。最后经由红十字会医院做活检始确定余之诊断无误，但已不及治疗。余所以作此诊断，一是已用链霉素不少，而症状日渐严重，二是结核病至晚期所发热，非消耗热而为回归热样热型}三是肝、脾肿大。此病较少见，故新译内科学，记载简略，不若旧译《欧氏内科学》所述为详细。余以为新书当然要看，旧书亦有参考价值，故笃信温故知新。

陋室扁舟读书临证

为医不可不读书，不可不多读书。读书须幽静之环境，无俗客闲人干扰。读书又要有名师益友指教。记得余在随师学习时，因老师屋宇较多，便自择无人进出之后客堂一角，阅书动笔，顾盼自如。

随师临证，多坐扁舟，携书满箧，橹桨呵呵，绿水涟漪，开卷阅读，胜似与昔贤相晤对，至理名言，回肠荡气。吾师一枕醒来，奇文共赏，疑义皆析。且看病阅书，互相印证，不致书是书，我是我，浮光掠影，转瞬即忘。故余疆室读书，扁舟临证，自得至乐，所获独多。

治病必求其本

有朱姓妇人，右脸通肿，称疗疮而求治。余见其颊已有刀尖戳破六七处，细询起因。据云：五六天前患牙痛，昨就诊于某外科，以为疗疮，困急刺肿处，岂知面部肿痛转剧。余为掀唇察看，见龈肿脓熟，盖牙痈也。遂为刺挤排脓，敷金黄膏于面部。次日，肿消痛止而愈。

一妇产后不久，困幼儿通宵啼哭，引起失眠，头晕脑痛，不能支撑，乃来就诊。余问小儿带来否，其丈夫即抱小儿来前。余解其襁褓细看，见小儿腹背皮肤亦肿，即与针刺线勒，敷以香油。当夜小儿不复啼哭，产妇亦得安睡。盖产妇之失眠，乃因小儿患赤游丹肿痛，彻夜啼哭之影响所致。如不察儿病，则啼哭不止，安能治愈产妇之失眠。

有=十岁少女，头部脱发，十去其七，戴假发而来诊，据云在外治疗多年不效，精神异常紧张，细询经量殊少，经来腹痛，失眠多梦。余研究其年龄、情绪、睡眠与月经情况，如不作综合治疗，而仅注意其毛发之生长，必然徒劳无益，决难如愿以偿。由此，足见古人云「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喘生无耗气，精遗勿塞泄」，非故作惊人之语，实重视于治病必求其本。余于处方前，先作思想工作，首先保证其头发必可重生，但痛经与失眠多梦，应先治愈，精神切忌紧张，使之深信恢复健康不会旷日持久。余之经验，对此等病，医者切忌愁眉苦脸，应全面考验，以绝对乐观口吻劝慰，再加精心治疗。否则，仅仅患者之紧张情绪，便足以使内证加剧，而脱发亦将有加无已。

既和蔼可亲又严肃认真

对病人既要和蔼可亲，又要严肃认真。和蔼可亲，则病人能将所苦尽情讲明。盖主观症状，最关重要，如略无隐匿与疏漏，则为医者省得暗中摸索，似是而非。但也须严肃认真，使有些难以告人之病症。亦得无所顾虑，交代清楚。如此于诊断治疗，极有帮助。例如梦与鬼交之症(性器官触幻觉)，古代虽有记载，而近代医案则殊少提及。非今日已无此症，实因门诊病人众多，患者难以隐情相告。若为医者举止严肃而又认真为病人解除痛苦，患者为求病愈，便愿尽情倾吐。余曾治一子宫结核伴发梦与鬼交之患者，彼罹疾已久，身体赢弱，五年不能上班，抗痨药物亦未能解决问题，而恶梦紫缠，积年累月，至为痛苦。余只因摸清情况，治疗不久，即得痊可。患者喜而告余，比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何快如之。

急人之所急

旧时吾乡农民比较贫苦，在二十年代，识字者不多，罹病多求神乞巫。直至病人昏迷不省人事，或大热持续不退、胸高气急，或吐血、衄血或血崩不止，始在半夜三更，急叩医师之门求治。然城乡相距少则五里、十里，多则二三十里，加以配方、煎药，常因种种之耽搁而坐失抢救时机。

余学医毕业后，未忘师训，急人之急，如己之急。夜半闻病家敲门声，即披衣急起，问所患何病，并即嘱来人先购若干种应急成药(无钱即为代赊)，争取时间，以便救治。

有章某，修缸瓮为业，因与妻争吵，愤而饮所贮盐卤自杀。其女见状哭告邻人萧某。萧奔往附近西医许某处求救。许称此毒甚剧，且无治疗经验，拒不出诊。萧即转求于余。余令速购甘草四两，萧身未带钱，便以一元授之。随即赶至病家，嘱其邻居相助，取浴盆注入井水，浮大碗十余只，俟甘草汤煮成，便分注各碗冷却之。一面劝喻章某，使连饮数碗，再劝喝豆腐花数碗，因而获救。冷甘草汤救盐卤中毒见《重庆堂随笔》。

处方之外关心病人

为对病人负责起见，医生不应写出药方，便算了事。对病者煎药、服药，亦应关心。其牙关紧闭无法灌药者，须用开口器或鼻饲管，尽量灌入。如病家不善灌药，或因呕吐药汁狼借口外，须立即犍法补足，以免影响疗效，耽误病机。

一九四0年病者温仲禄患斑疹伤寒，种昏痉厥，其状可怖，所延医师皆望而却走。至夜半，延余往治，余询得症状，急令买至宝丹四丸，但家属灌药不得其法，药汁流出口外。余即用开口器抉灌之，药汁留咽不下，则振动其颈部，始得入腹。余坐候一小时许，初闻肠鸣，后见睛动眼眨而苏。先后以清瘟败毒饮加减调治获安。为医者临危用药，犹如救火，不能顾虑太甚，在向病家说明其病情严重后，即应沉着应付。如畏首器尾，贻误必多。

旧时我乡农民不讲卫生，苍蝇极多，霍乱大流行时，患者吐泻物随意倾入河中，污染转使疫情加重，常见全家死亡。有挑痧老医王坤玉，在一村挑痧回家后，即吐褥致死，故谈虎色变，人人自危，致车夫拒绝载余至农村出诊。经再三劝导，始允驾车至村前为止。余进村后，见家家门前皆置棺木，人烟稀少，触目惊心。患者八口之家，已死七口，仅剩一奄奄一息之青年，经施治，才得存活。因悯病家不知此病传染之烈，与苍蝇之危害、饮水之污染，最有关系。诊病后，余与村人反复讲解卫生之重要及预防之方法。

三十年代前，吾乡不信西医补液之治疗，而霍乱患者之家属亦怕请中医服药，因一般处方日服汤药一剂，而药汁入口随即吐去，鲜能奏效。病家以为徒然，故多主挑痧、针刺。余鉴于此，每嘱病家一欢购药五荆，先煎三剂，吐出再服，务使有相当药汁摄入。如此，则往往不及五荆，吐羁即止。

为医不可不识药，尤不可不懂贵重成药之配伍是否可靠，剂量是否准确。如局方至宝丹，多用于严重昏迷病人，如成药质量有出入，生死立判。其它抢救必用之药，无不如此。

余曾诊治一昏迷女孩，见病家所买之至宝丹成分不佳(并无冰麝香味)，即嘱换到真货，亲为研调灌服，数小时后即清醒。又有昏迷病人，前医已给服至宝丹，但过夜尚未回苏。余细究其因，认为药轻病重，无济于事，因倍量再灌，才能获救。

胆欲大而心欲小

李挺日：「唐时医道大衰，孙思邈困知医而贬为技流。朱子惜之，故小学引其言日『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太而心欲小』。此真医学之秘诀也。世有善记诵古今医籍而治人无效者，非失之方而不圆通，便失之心粗而胆小耳。」看病以治愈病人为重，切忌瞻前顾后，太为自身的利害打算。故既要胆大，又要小心。如胆大而不小心，则迹近妄为妄为则以药饵为刀刃也，与心粗胆小之为害无异。

一九二七年余仅二十七岁，行医只四年。有某局长之妻，因小产误眼破血去瘀药太多，血崩不止，大便溏泻，面无人色，筋畅肉嗣，昏晕懒言。所延妇科医师皆见而辞谢，不肯处方。余为诊脉后，说明患者去血过多，令速弃昔草汤(即益母草汤)等破血药，改以香砂六君加黄苠、当归、白芍、肉果、破故纸煎汤服之，幸得转危为安。妇科医师见而却走，实因患者丈夫为局长，病势又重，如挽救不应，深恐被累。如此只替自身打算，不顾病者危急，乃胆小心粗之故耳。

想方设法为病人为医以替病人解除疾苦为惟一宗旨，故应想方设法去为病人。余开始在嘉定行医，了解乡间多数病家，进益有限，生计困难，故不定诊例，用药则选有效而价廉者为主。如脑脊髓膜炎流行时，当时医家动辄用犀角、羚羊，一剂数十元，不足为奇，而疗效并不显著，中等之家往往倾家荡产。此等处余极注意，不用犀、羚、珠、黄等贵重药品而能解决问题时，坚决不用。三十年代，苏北逃荒来我乡者，多靠劳力度日，生计艰困。某日，一十四岁苏北女孩患臀痈来就诊，因肿势甚剧，高热弯腰，由其父搀扶而行。余即闻：病得如此严重，为何不请老专家治疗?其父嗫嚅久之，云；已走几家，皆拒不医治。良以当时医家，惧万一出事，便多麻烦，故拒绝治疗。余以为不急治，恐无生理，便为开刀，出脓半痰盂，再赠以黄芪内服。脓净肿消，热解而愈。

又我乡间渔民笃信割螳螂子(乳儿两颐内肿胀，不肯吮乳，俗称螳螂子)，往往因割伤血管，出血不止而死。徐灵胎有斥海滨妖妇割螳螂子误伤人命之记载。余用林屋山人法，将生地黄酒浸捣(贴脚心，男左、女右)，赠送病家，以抵制割螳螂子之风，免于枉死。

农民离城镇较远，有病求药比较困难。一九六五年，余在上海七宝镇附近农村巡回医疗中，见农村中草药为数不少，因在一次为农村卫生人员讲课时，提出几十种有效单方，以「就地取材，俯拾即是」为题，详为硅}解。例如香葱捣烂炒热敷跌打损伤形成之血肿；麻油内服外敷，治汤火烫伤；蒲公英捣涂，治痈肿热疖}脱力草煎服，治贫血萎黄夏枯草与肉骨头煮汤，治肝、胃气痛}茅根煎服，治鼻衄、尿血等等。信手拈来，即可解决问题，故听者欣然有昧。

结语

余觉少壮之年，精神最为充沛，所读之书不易遗忘。故为一生晟宝贵之岁月。自古有为之青年，皆知于此努力勤奋，以图有所成就。如诞谩悠忽，轻易放过，至为可惜。语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实为若辈敲警钟也。余觉少壮一过，婀人事日烦，精力渐减，即有阅历，亦易遗忘。但此期间，难免有种种之干扰，需善加克服。至如烟、酒、赌博、戏谑闲谈之类，宜避而不涉。否则，所谓宝贵之岁月，又能剩几何耶?故惟专心致志，泰山崩而色不变，麇鹿游而且不瞬者，足以保证耳。韩昌黎云：「业精于勤，荒于嬉。」旨哉言乎余虽垂老，觉须学之事尚多，真有学到老，学不了之慨，而祖国四化之实现迫于眉睫，因愿与诸同志共勉

中医瑰宝苑
 名老中医之路三
 名老中医之路一
 
名老中医之路二
 
名老中医之路三
 
名老中医之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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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医一生
天津儿童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何世英

【作者简介】何世英(1912～)，天津市人。早年自学中医，一九三六年卒业于华北国医学院并悬壶于天津。毕生致力于中医内科和儿科，临床经验丰富。着有《儿科疾病》、《何世英儿科医案》等。现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科协常委、天津市中医学会会长等职。

我出身予贫苦家庭，小学卒业后，父亲叫我去学徒，我不同意，勉强继续升学。嗣因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失业大军日益扩大。为了免于冻馁，只好学点技术餬口，这是我当初学医的目的。为什么选学中医呢?因为学西医，一是学历不够，二是学不起。

我先在一位中医帮助下进行自学，前后背诵了《濒湖脉学》、《药性赋》、《本革备要》、《汤头歌诀》，并浅尝了《内经》，《伤寒》、《金匮》等书。后值施今墨先生创办华北国医学院登报招生，便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该校学习。

进入华北国医学院学习的第一天，施今墨先生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两点：一为中医一般技术水平太低，滥竽充数较多。一经错误治疗，虽然不见得马上致命，但病情逐渐发展，以致最后死亡，而病人无法察觉，这就叫「庸医杀人不用刀」。一为中医必须发展提高，走科学化道路。它好比破旧王府，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如能利用原来良材改建为新式楼房，既壮观又坚固实用，岂不更好?办国医学院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骨干力量改进中医。施今墨老师的讲话，对我影响很大。

施先生认为，中医应该走结合西医、以西医之长补充中医之短的道路，主张中西医学熔于一炉，不能有门户之见。因此，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上，是中西医学齐头并进，而以中医为主。执讲者皆当时医界名宿，如周介人、朱壶山、方伯屏等。西医课多由平大医学院教师兼任。施先生由于诊务繁重，仅担任高年级医案课并亲带实习。，

由于学校成立较短，图书馆尚未建立，为了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多读一些书籍，我每天下午下课后，到西四牌楼一带街旁粥摊吃顿简单晚饭，便到北海旁国立图书馆看书，一直到闭馆。阅读的书籍，除医学典籍外，还浏览一些文学、历史等书，坚持三年之久，笔记积累了百余本。

这个学校是四年制，当我上满三年时，参加天津市官厅举办的中医考试，侥幸考中并名列第一。在毕业以前，我就领照开业了，由于学校的特殊照顾，准许我参加毕业考试，并取得毕业证书。

开业之后的考验

我正式开始行医，是在一个药店坐堂。当时自己感到很空虚，治病没有把握。逢巧开业就遇到了三位疑难病人：第一位大概是心肌梗塞，来诊时行走自若，只是稍感胸闷，精神比较紧张，但脉象未见特殊。病人回家后，药未入煎，突然死亡。当我听到死讯，一惊非小，及知尚未服药，心情才平定下来。第二位病人是晚期肺结核已临垂危。出诊一次，并未回头。病人与当时某名老中医是朋友，这位老中医为了考验我的医术，特向病家推荐。后来我知道原委，感到很羞愧。第三位病人是精神疾患，已经五年。症见经常嗝气，两手垂放，不能贴身和接触外物，触即打嗝。面部觥白虚肿，食欲不振，身软无力，精神抑郁悲观，自谓必死。遍历全市中西医，治皆无效。我先后予以舒肝理脾、调气降逆之剂治疗十余日，毫无效果。

这三位病人给了我很大压力，甚至使我产生了后悔不该学医之念。但同时也使我想起《东莱博议》中「楚人操舟」的一段，认识到遇见逆风，正是对我的考验和锻炼。假若开头就逢顺风，极易产生轻敌思想，容易招致身败名裂。最后认识到，正确对待困难和战胜难关，才有可能提高技术水平。随着思想的改变，也就开拓了新的思路。

我认真分析了第三位疑难病症。根据具体症情，肯定是精神疾患。看来单独靠药物治疗，已无能为力。朱丹溪曾有对精神疾患者「宜以人事为之，非单纯药石所能全治」之语，可见古代医家也早有这样的见解。当时发现病人每次打嗝，必先躬身低头。我想病人如果主动不躬身低头，则打嗝有可能控制住，但又考虑打不出嗝来，必然气滞胸闷，那只好说服病人了。于是我决定停开药方，改做思想工作。

首先对病人解释不开药方的原因及本病预后良好的道理，然后要求病人尽量克制躬身低头的习惯，鼓舞勇气，挺胸竖头，以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努力与疾病作斗争。试做一次，病人立感憋闷，痛苦难忍。鼓励其回家继续试做，并再三对病人讲：「意志坚强与否，是决定这一痼疾能不能痊愈的关键。如努力为之，虽五年之病，旦夕可瘥。」经过病人自己的努力，坚持了两天，打嗝基本停止?面容及精神也明显好转。后遇心情不快，间又发作，卒以意志坚决，终获痊愈。

这一病人的治疗结果，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为以后努力提高技术，积极解决疑难病症，增强了勇气。

经方、时方与综合运用

在我早期临床中比较地侧重以六经辨证指导外感热病及其变症，不少病人有显著疗效，深受患者好评，例如：

患者，男，三十岁。素有痰饮留伏的哮喘宿根，困受外邪而复发，半月不解。中西医药罔效，病势垂危，已准备后事。证见喘息鼻扇，张口抬肩，胸高气短，头汗如珠，面色发青，烦躁不安，舌苔白腻，两脉滑大而数，沉取无力。据证论治，认属痰气交阻，闭塞气道，邪盛正衰，肺气欲绝。乃以扶正降逆定喘化痰之法，投麻杏石甘汤、葶苈大枣泻啼汤加重剂人参治之，药未尽剂而喘已定。

某老翁，初秋突发高热，日泻十余次，中西(日医)医共治疗三天无好转，病势危殆，乃约余诊。见其精神恍惚，烦躁气促，遍身炽热有汗，泄下褐色水液而恶臭，腹痛不着，纳呆不吐，溲少而赤，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而数。当时按太阳阳明合病、挟热下利之表里证论治，而以葛根黄芩黄连汤冶之，一剂而瘥。

一老妇年近古稀，外感高热四天，热退匝月，日夜不能合眼瞬息，西药安眠、中药安神俱无效。精神烦躁，痛苦难堪。舌质光红而干，脉弦细而数。当时按少阴热化、水火未济，而以黄连阿胶汤治之，一剂酣睡，再剂乃安眠。

又患者，男，五十岁。先发热十天，退热后二十天不饮，不食，不语，仰卧，昏睡而不闭日，有时长出气，半月无大便，舌苔白腻遍布，两手俱无脉。中西医均拒绝治疗，已备好衾棒，等待气绝。余按邪热内陷、痰热郁结、阻滞中脘、气机痞塞论治，而予小陷胸汤原方。服后二小时，病人即能闭目深睡，减少了长出气。翌晨突然坐起，诉饥饿，索食物，家人反而惊惧，以为「回光返照」。疑惧稍定，姑与之食，见其食后又安睡，知其已有生望，于是由惧转喜，再邀复诊。继续以小陷胸汤加元明粉予之，翌日得畅便。由此神态自如，其病若失。

经方用之得当，效如稃鼓，这是历代医家共同的体验。但我通过临床认识到，同于经方一隅，是不能解决一切外感热病的。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用温病辨证及应用时方才能取得效果。例如神昏一症，完全按照《伤寒论》胃家实处理，是不符合实际的。又如外感热病初期之属于温病的，依然坚持「一汗不解，可以再汗」，及「下不厌迟」的原则，也是不合理的。更以流行性乙型脑炎为例，如以六经辨证，则只能受到阳明经证的局限。在把好乙脑三关(高热、惊撇、呼吸衰竭)中，即使对退高热有利，但也不能控制惊厥和呼吸衰竭，何况乙脑在临床上常表现为暑温证和湿温证不同的类型。所有这些，都不是六经辨证所能指导，也不是单用经方所能解决的。由于历史的条件，《伤寒论》决不可能概括万病，它的理法方药，也决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一切外感热病。温病的学说是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都代表外感热病。从整个发病过程中，由初期、中期到末期，都有其不同的临床特点。可以说，伤寒与温病是外感热病的两大类型，每一类型包括若干病种，同一病种也可能在病程中出现不同的类型。这两个类型既有所区别，又各有特点，而且它们的理论核心，都是落实副脏腑经络之上，《伤寒论》一些方荆，仍为温病所沿用。因此，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辨征应该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根据具体病情，灵活掌握，经方、时方统一运用，不应继续存在几百年来所谓寒温门户之见。个人早期临床既在经方上有所收获，但以后也常应用时方而收效。因此，我个人既不是经方派，更不是时方派，而是综合派。

继承师学与独立思考

施今墨先生治病，博采古今南北各家之长，遇有疑难之症，必参合医理，穷源溯流，深思巧构，疗效突出。其临床特点很多，外感内伤均所擅长。举如急性传染病、呼吸、消化、循环、泌尿，特别对神经系统疾患，均有独到之处。施师尤擅长妇科，特别注意调理气血，强调「气以帅血，理血必先理气」之旨。对功能性子宫出血、子宫脱垂、闭经、滑胎、妊娠恶阻、盆腔急慢性疾患等，疗效极为显著。

施师处方，喜开「对药」，如厚朴花与玳玳花连用，大生地与大熟地连用，砂仁壳与豆蔻壳连用，苍朮与白朮连用等。用药剂量非常谨慎，麻黄均用蜜炙且份量极微，一般O．9～1．5克，很少用至3克。常谆谆告诫同学慎用葛根，必要时以青蒿代之。

我多年来秉承师法，每获良技，但有时也要跳出老师的框子。施师慎用葛根，而我经常习用，并无副作用发生。施师对某些药使用剂量甚微，而我根据病情需要，往往超量应用始能奏效。例如施师用葶苈子经常不超过1．5克，而我则用至9克。又如麻黄定喘，对急性呼吸道疾患，虽小量亦效，但对慢性者，墨守微量，往往无济于事。施师治疗头风证中的神经性头痛，喜用虫类平肝熄风药，一般地用地龙、殭蚕，稍重用全蝎，特重用蜈蚣。施师用蜈蚣，每剂从未超过一条，我则根据病情需要，每剂最多用至十六条，并未发生中毒反应。举例如下；

宋××，男，三十一岁，某面粉厂工人。1956年2月15日初诊：头痛四周，阵发性，痛时剧烈难忍。

一周前头痛突然昏例，手足厥冷，当时由厂医送往某医院晒系科住院检查。医院考虑脑肿瘤，决定开颅探查。患者不同意手术，于术前一日自动出院来诊。

当时精神紧张，头痛时额汗如珠，常有幻视，夜梦纷纭，不能酣睡。舌质暗红，苔少，脉象弦数。证属肝风上扰，头风重证。宜镇肝熄风。

处方：天麻、猛莶草、菊花、白蒺藜各g克，桑寄生15克，代赭石18克，山慈菇0克，锻磁石30克，川连、胆草各4．5克，蜈蚣3条，全蝎g克，水煎眼。

上方加减服至2月28日，头痛好转，但头部有时有上撞感。睡眠时间略长，但梦多、幻视已轻，脉象弦数转缓。改定处方：紫石英24克，锻磁石30克，生龙齿、代赭石、茺蔚子各15克，生石决明30克，全蝎9克，殭蚕、胆草各4．5克，菊花、地、坨、勾藤、天麻、稀莶草各9克，蜈蚣4条。

从2月28日起，依上方加减服至4月4日一个多月中，蜈蚣用量陆续增至16条，头痛全止。再服五、六剂后逐步减量。一般情况仍好，乃停药观察，后封某医院脑系科复查，已无阳性体征，恢复工作。

当然，在临床方面，每人经历不同，故有不同的经验积累。但是新的经验积累，必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我喜用葛根，系我的启蒙老师天津市已故名医陈泽东亲传。陈老以善用温燥药而闻名，里证动辄姜、附、桂，表证常用苏(苏叶代替麻黄)、葛、柴。我虽然投入施门，但对陈派用药已先入为主，故对施师深恶葛根，反滋疑窦，而我以后在长期临床体验中，葛根用之得法，其妙无穷。因此，兼采各家之长，又要独立思考、推陈出新，才是治学治医的必由之路。

儿科特点与提高方向

在我学医时对儿科比较感兴趣。学校聘请施师胞兄光致先生主讲儿科。光老对儿科很有造诣，临床经验丰富，个人受益匪浅。

自专业儿科后，发现存在许多阀题阻碍着中医儿科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剂型问题。小儿服汤药很不方便，煎多了无法吞服，煎少了又容易炭化。其实这一实际问题，早就引起古代一世纪《小儿药证直诀》中所载一百二十四方属于丸、散、膏、服易用的剂型。这种适应小儿疾病服药传统有效方法，是应该继承的.过去虽有一些儿科古方和验方删改，多数盛称百病皆冶，疗效不专。解放后经过审订，淘汰了一些品种，现有仅能治疗小儿部分疾病，大部分疾病缺少专药。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一九六0年开始，总结个人经验，筛选出疗效比较满意的方剂，由本单位制成便于服用的成药，包括片、丸、糖颗粒、糖浆、水剂、散剂、软膏等二十余种，一般常见病几乎都有专药(参阅《中医杂志})1965，11、12两期)。其中大部分作了系统地临床观察，并反复修正了配方，经过长期临床应用，颇受患儿及家属的欢迎。当然，成药有它的局限性，至于病情复杂等特殊情况，仍需要服用汤药，不能削足适履。

配制成药的目的，固然是解决剂型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提高临床疗效。以最常见的急性扁桃腺炎来说，由于对抗菌素敏感的减弱，有些病儿往往服用西药多日不能解热而转看中医。我观察到患本病的小儿，除局部病变及全身的高热外，多数伴有口唇特红、脐腹疼痛、大便秘结等特征，这是西医儿科教材所没有，中医儿科教材有也叙述不全的。从患儿多数舌红、苔薄黄、脉弦数来看，风热相搏，来势甚暴，其病机则里热偏重。据此治以清热解毒、化瘀通便，配制成「清降丸」一药。服后一般翌日或当日必大便，便后热退，局灶随之改善。仅此一药的推广使用，便节省了大量的抗菌素。

中医儿科也存在诊查方法问题。儿科又称哑科，既不能自诉病情，家属反映情况也不见得完全可靠；小儿精神容易激动，脉象也不稳定}儿科特殊诊法的指纹观察，又难以掌握标准。因此，中医儿科诊查方法必须扩大，诊查指标要求尽量客观化，应适当结合西医诊查方法。几十年前中医儿科很少使用体温表，现在不是普遍应用了吗?为了便于了解呼吸道疾患病情轻重以及心功情况，没有理由拒绝采用听诊器。为了有利于鉴别诊断，根据需要，还应作必要的化验室检查及其它检查。如肾炎，当临床症状已经消失，而尿化验仍不正常，如果只凭临床现象，主观认为痊愈，岂不误事?从病人实际出发，我认为中医儿科工作者必须打破保守，虚心采用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才能有助于提高疗效。

中医儿科当前存在的最严重问题，是没有接触急症及急性传染病的机会。像我单位门诊急症中医不能插手不说，由于未建立传染病科，平日既不收也不看急性传染病(只夏秋季开病房收治乙脑)。中医儿科本来长于治疗麻疹，现在也看不到了，经验成为书本上的空谈。长此以往，确实要像有人指责的那样：中医不会治急病。

上举三点，前两者可以通过中医本身努力来改进，但最后一点，涉及某些问题，则无能为力。从长远看，这一点能否改进，是关系到中医儿科能不能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

扬长避短与发挥优势

诊断明确，应急措施多，是西医之长；辨证施治，灵活性强，是中医特点。两者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就能提高临床疗效。以收治乙脑为例，从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八年间统计我单位共收治乙脑三百六十二例，通过中西医结合以中药治疗为主，平均病死率仅2．89，6(参阅《天津医药》1980．7，「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中医治疗体会」)。

中医中药单独治疗急性传染病，疗效还是比较满意的。一九五九年津市白喉流行，我单位接受临时收治任务。因白喉类毒素供应不足，除开两个西医病房外，又开了一个中医病房，专以中药治疗。当时合并症很多(主要是心肌炎)，症势险恶。我在临床观察中，发现这年白喉病儿有如下特征：发热不高，日暮较甚，既不恶寒，也不恶热，身软无力，口干不喜饮水，咳嗽无痰，咽痛不重，舌质光红微干，脉弦细而数等，无一不切合阴虚证。前人认为阴虚肺燥是白喉发病的病理基础，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于是在治疗上便确定以「养阴救燥」为治则，并以吹喉药配合汤剂治疗。对于合并心肌炎，则按病情轻重，辨证论治处理。这个病房共收治白喉病儿一百零七例，仅一例死于合并心肌炎，临床呈现阴分已竭，阳气虚脱的严重败象。另外，有两例病儿合并皮肤白喉(疮面培葬证实)而以吹喉药外用，迅速取得脓消疮愈的意外敛果(参阅「天津医药杂志》1960．7，「中药治疗白喉107例初步总结」)。这里附带说明，在治疗白喉的西医病房中，不少患儿对白喉类毒素过敏，而改用中药治疗，无一例失败。

中医儿科在临床上有很多经验可以补充现代西医儿科之不及。例如肠麻痹症，西医常需肛管排气，而效果有时不理想。中医辨证有属肺气不宣，大肠雍滞的实证，也有脾阳虚衰，运化失调的虚证。我对前者常用「小儿一捻金」或「牛黄夺病散」收效，后者则以温脾消胀之剂取胜。

清热利湿治疗新生儿高胆脂血症，凉血散瘀加镇摄治疗过敏性紫癜}清热解毒，逐瘀化浊之治疗肺脓疡；淡渗去湿，驱风止痒治顽固性皮肤过敏性疾患等，疗效均比较突出。

又如脑症昏迷病人的尿闭，不论程度轻重，只要指压利尿点(病儿仰卧取平，从脐眼至耻骨联合上缘，连一直线，在二分之一交点处)，立即排尿，而且通畅彻底。自从我在《天津医药杂志》1965年7期发表「指压利尿法治疗昏迷病儿伴发屎潴留八十例临球观察」一文后，我单位迅速推广，医护均能掌握，一直到现在，重复可靠，效果显著。

医学生涯六十年

重庆市中医研究所顾问陈源生

【作者简介】陈源生(1897～)，四川铜梁县人。中医世家，致力于中医临床工作六十余年。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临床意义多有阐发,善于汲取各家学说的长处，对中草药的研究尤其心得。治病不拘成法，主张轻灵巧取，在内、妇、儿科临床上，有较深的造诣。着有《临床常用中草药选编》、《简便验方歌括》

在畸岖的医学道路上，我虽已经历了六十多个寒暑，但仍不敢妄言医道精微。只能把一些点滴的经验教训披陈如下，以与同道共勉。

由诵习方药入手，从流溯源

我家世代以医为业。叔祖父陈济普，以内、妇、喉科见长，在铜梁一带行医数十年，名噪一方，家父及兄长皆从其学。我九岁发蒙读私塾，二、三年后，父亲就叫我在课余背诵《药性赋》。所赖年少，记忆力强，不多久，寒、热、温、平几百味药性背得滚瓜烂熟。紧接着又背诵了《药性四百昧歌括》。一切都很顺利，对医道兴趣倍增。．继而征得塾师之允，遂与儒书、医书合炉共冶。按照叔祖父安排，进一步就读《时方歌括》、《时方妙用》。因先背熟了药性，虽初读方书亦不感到陌生。叔祖父对我讲：「虽说『医不执方』，而『医必有方』。前人立方，皆遵法度，故学方易知法。法与方，犹藤与瓜之关系，欲临证者，当先从方与法入门。」之后，又读了《成方便读》、《成方切用》等方书。在熟悉了基本治法与方剂后，开始读《医学三字经》。背得了(《医学三字经》，叔祖父嘱我再读《医学心悟》。并说：「《心悟》一书，其精粹又在『医门八法』篇中，务必要熟读、精恩，最好背得。」确如其言，「八法」篇颇切实用，我临证以来，立法处方得程锺龄先生益处不小。除陈、程这两本书外，还陆续读了一些入门书籍，由此而具备了浅显的理论及一般的临证知识，为学习经典医著作了一些铺垫。

攻读经典的方法：相互参证，

学用结合，反复精思「不读《内》、《难》、《伤寒》，不可言医」。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我学《伤寒论》是先从原文开始的。惜乎条文古奥，错简晦涩之处，实在不懂。还是经叔祖父指点，以《伤寒来苏集》、《伤寒贯珠集》与仲景原文相互参证，读而思，思而再读，反复多遍之后，感到见效确要快些。据我的学习体会，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有两把入门的钥匙：就是陈修园着的《长沙方歌括》和《金匮方歌括》两本书。陈氏方歌铿锵顺口，或概括重点条文，或列治法原则；既有药味组合，又详份量加减，对于理解和熟记条文、方药，皆有帮助。至今，这些方歌我都牢记未忘，我觉得这是一条学习仲景著作的快捷方式。

还是如上述方法，我从《内经知要》开始学习《内经》。同时又以张、马所注《内经》和张氏《类经》互勘互学。当时，长辈并没有要求我在短期内把《内经》学深、学精(事实上也不可能)，只是力求从概念上了解中医基本理论，为今后深入学习而奠定基础。

十年私塾之后，我即随叔祖父临证写方，并没有因家学必传后代而稍有懈怠。白天诊病，夜晚就恭候叔祖父身边，从临证病案所记，常究疑难于叔祖，必得晓畅理法而后可；而他老人家则是有问必答，更使我心悦诚服，获益良多。如此，学用结合将近两年时间。

悬壶知医难：疏忽与失误，难忘的病例

一九二0年，我开始在锢粱、凉水、侣俸等乡镇行医。假先辈声誉，尚未因初出茅庐而坐冷板凳。随着求治者日众，困难更增多。由于学未精深，临证往往缺乏定见，以致认证不准、方药失当者有之，迟疑不决、贻误病机者有之，反正失败的教训很多。那段时期，有几个病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乙卯年除夕之际，母亲患头痛甚剧，痛位偏重巅顶，手足逆冷，胸口冷痛，时欲作呕，脉微几不应指，我认定是吴莱萸汤证，乃放胆原方书之。殊料药后病增而吐剧。惶然不解，求教于叔祖父。叔祖父日：「辨证无谋，方亦对路，而药后病剧者，吴萸之量过重耳。汝母素弱，得大剂辛烈之吴萸，故格拒不入，我寻常用吴萸恒嘱病家泡淡入煎，汝正疏忽于细微之处。现仍以原方，吴萸量减其半，泡淡，并加黄连五分以制之、导之，汝母之疾可一剂而安。」我遵嘱处理，果药到病疰。

我有一婶娘，孀居有年，素患饮疾，时感外邪，其证恶寒无汗，头身疼痛，胸闷咳喘，脉浮，既不缓亦不紧。再三思之，辨证为外感风寒、内停水饮，开了一张小青龙汤原方。那知药采尽剂即大汗出，胸闷咳喘加重。正祖父闻讯来诊，急投大剂真武汤救之。我当时还不明白错在什么地方。叔祖父说：「误在诊断不详，虚宴实未分。汝婶素多带下，阴精暗耗，兼足中脉微，证属气阴两虚，凡见此证此脉断不可汗，仲景早有明示。小青龙汤虽有芍药、五味之缓，亦难任麻、桂、细辛之峻，加之药量过重，错上加错。程锺龄有云，『当汗不可汗，而又不可以不汗，汗之不得其遭阻误人者』，正此之谓也。汝虽读《医学心悟》，却未彻悟。初诊若能以扶正解表、理气豁痰之参苏饮治之，倒颇为合拍。」我回答说：「婶娘是老辈，不便询其经带，尺中脉微，并未细切，既然初治药量已嫌过重，为何真武又须大剂?」叔祖正言斥曰：「胸中易了，指下难明，切脉不真倒未可厚非。但是，『妇人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难意断』。《十问歌》忘记了吗?老辈子就该舍去问诊吗?治病岂能分亲疏,汝婶初治以重剂辛温解表，是犯虚虚之戒；药后大汗出，已有亡阳之兆，必得重剂真武救逆而冀安，所谓『无粮之师，贵在速战』。用药的轻重，当权衡病之浅深、虚实及传变而慎所从违。『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经旨昭昭。看来，汝读书不求甚解，只知其然，未追思其所以然，今后须下点苦功夫才行。」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历今六十载，言犹在耳。

放眼百家，广开学路，博采众长

疾病总是千变万化的，同一种疾病可因时、因地、因人而证相径庭。徒执古人有限之方，以临夸人无限之病，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所谓「经方」．．「时方」之争，实际上乃伤寒与温病两大学派之对垒，这是阻碍学术研究的一种偏见。我临证以来，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

记得正是开业的第二年，家乡温病流行。我接治的第一个患者是一位青年农民，其证壮热恶寒，口渴心烦，周身疼痛，咽喉肿痛，溲黄便秘，苔腻脉数。先投银翘散，继以白虎、承气，病势不衰。次日午后，旋即喉肿欲闭，水难下咽，证情恶变，我技已穷，不知所措，急请叔祖父会诊。叔祖父诊后，嘱开升降散加味煎服，外用家传吹喉散，很快痊愈其病。那时，我还没有读过杨栗山《寒温条辨》，也不知道升降散方竟有如此神效。、

一次，邻里一行商患泄泻腹痛有日，我以理中汤治之不中，乃执案求教于叔祖父。他告诉我；「再详审脉证，究明其属中焦虚寒，还是中气下陷,既然理中未效，或可升提为商。」果然，投补中益气汤加减而泻止痛安。当然，此侧失误在辨证不确，选方失当，非理中汤之无功。不过，也说明了补中益气汤治疗中气下陷所致之泄泻确有着效。此方并非「经方」，但是，根据「内经》「清气在下，则生飧泄」的病理变化，东垣制升阳举陷的补中益气汤不也是和仲景一样，源本(《内经》并发展《内经》而独具匠心吗?

实践告诉我。只有广开学路才能迅速提高医疗水平。程锺龄有两句话我很赞赏；「知其浅而不知其深，犹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犹未知也。」从其言，首先在思想上屏弃「经」、「时」两派的陈观，以临床疗效为标志，对各家理论求实择善采之。中年以后，乃悟各家学说皆源同流异而已。从而认识到：对各家学说合读则金，分读则偏』去粗取精，扬长避短则可，盲从偏见，顾此失彼刚非。临床上断不可因麻桂治伤寒着效，而毁荆防银翘轻描淡写如儿戏；决不因补中益气汤之「甘温除热」就日「古方不能治今病」，而取代小建中汤。凡如斯者，皆宜共存以取长补短。

学问并非尽载名家论著。广采博搜，不嫌点滴琐碎，「处处留心皆学问」。举两个例子

同乡有李姓草医，祖传疳积秘方，以其简便验廉，远近求治者不少。该医视为枕中之秘。为学习伊之长处，乃与其结交至好，并于医道共相切磋，久之情深，伊知我乃方脉医，非卖药谋生，渐去戒心，偶于醉后遭出真言，日：「一味鸡矢藤研末即是。」事虽小而启发大。鸡矢藤一药，我儿十年来屡用于肝胆脾胃诸病，证实其有健脾消食，行气止痛，利水消胀的良好效果。

《金匮》治肺病、肠痈皆用冬瓜子，而冬瓜乃瓜果菜食之物，其子何能有此效?常见冬瓜子抛入猪粪坑中而不腐烂，次年凡施用猪粪之处可自然生长冬瓜。于秽浊中生长的冬瓜，其味甘淡，甚为爽口。我注意观察了这一现象，从而省悟此物极善浊中生清，其子抗生力强，更属清轻之品。根据冬瓜子升清降浊，轻可去实的特点，用治咳喘脓痰、肺痈、肠痈、妇女带下以及湿热病过程中出现的浊湿阻滞上焦和中焦的症状都有显著疗效。

由于理论的渐次提高，经验点滴积累，临证就踏实得多，治有疑难复杂痪病，一计不成，亦有他计可施，处方用药也自然灵活了。于是，愈信秦越人「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之言，淘不我欺也。

学贵沉潜，融汇贯通，执简驭繁

一九三八年我来到重庆行医。时值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名医先后避难到后方，一时间，重庆医界，高手云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如全国知名中医张筒斋在渝期间，我常从病人处研究其处方，发现张老极善轻灵，药虽一钱几分，每起沉疴。当时，我正盲目崇拜重荆，自谓「胆大」，对照张老经验，深有触动。我初到重庆，人地两疏，无名小卒较之诸名家，诊务清淡；正因为清淡，又造成了重新学习的环境。条件允许我每治一个病人都详细立案，反复推敲，病家服药后，必询疗效，甚至登门随访以察究竟。临证遇难，遍检医书以求答案,读书有悟，践之临床以期印正。如斯者约有三、心年光景，使我在学术上长进了很大一步。

我在青年时代就背熟了几百首成方，满身皆是法宝，有时治一个较复杂的病，前后往往用上十余首方。表面上似炫广博，实际上胸无定见，杂乱无章。

晚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要诊断一经明确，治则一经拟定，并不需要考虑许多成方，甚至依法选择几味药，同样愈病。如治肝病，历代治肝成方总有数十之众，内容固属丰富，但毕竟嫌其博杂难以择采。我曾用「四逆散」为疏肝、解郁、行气之主方，「四物汤」为补肝、养血、活血之主方，「当归四逆汤」为温肝散寒之主方，然后在主方的基础上各随兼证而加减，收到了执简驭繁、「异病同治」的效果。不过，「异病同治」或「同病异治」都只能在辨证论治法则内实现，脱离了这个法则，就不能由博返约，更淡不上执简驭繁了。

有些青年中医总感觉老中医手中似乎有什么诀窍。我常常用两句话回答这一问题；「活泼圆通医家诀，不离不泥是津梁」。通过熟悉和掌握辨证论治的法则，从而步入「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境界。诀窍，也许就在这里。

有一同道之孙女，年仅两岁，患腹泻。先以渗湿分刺无效，继投温中健脾，泻仍不止，乃邀会诊：视患儿形瘦，面色无华，汗多烦躁，常夜啼惊醒，指纹青淡，日泻七，八次，食油泻甚。我根据《灵枢》「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污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的原则，权借《金匮》治妇人脏躁之甘麦大枣汤，假其至平至甘之性，调治「明阳形气俱不足」之疾，并于方中酌加蝉蜕、仙鹤草、楂炭，处方共享六味药，服二剂而泻止神安。

大约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当时我在中医直属门诊部妇科应诊。一妇女以白带多而就诊。自述心烦、心慌、胸闷呃逆，常坐卧不安，失眠多梦。并云脾胃素弱，近来便溏，带下特别多，医治月余无效。诊其脉细中稍有数象，舌质淡而苔微黄。追询病史，知月前曾患外感风热。综观脉证，我认为患者虽属虚体，而现证余热未清，补之无益；倘若徒清其热，又恐虚虚其体。思之再三，乃从《伤寒论》栀予豉汤立法。但义考虑到便溏非苦寒之栀子所宜，时值栀予花盛开的季节，不妨来个「偷梁换柱」之法，爰拟一方：栀子花7朵，香豉9克，腊梅花12克，佛手花6克，远志4克，甘草3克，另以冬瓜子60克单煎代水。诸药先浸泡半小时，微煎数沸，分次温服。患者接过处方，颇为不悦。认为慕名求诊，不料处方只见几味市售观赏之花，莫非敷衍塞责?我向她耐心作了解释，劝其姑且试服，以观疗效。三天后，患者高兴地来门诊部致歉，谓服药后顿觉心胸开朗，烦闷若失，眠食亦香，带下随之而愈。

另有一妇人患崩证，血大下不止。察其脉证，寒热皆无明显之征，惟询得血下时阴中觉热，我根据平素审苗窍诊断疾病性质所积累的经验：血下阴中觉热，必属血热致崩。乃出方：地榆120克，米醋同煎，单刀直入，期冀速效。患者昼夜连服二剂而血止。事后，跟随我同床的西医同志问我：「老师治病，用方极其平常，且少执全方，选药亦属平淡，剂量轻重不定，为何收效同样显著?。我回答道：「遣方不以罕见邀功，用药不以量重取胜，关键在于辨证准确，立法吻合病机，方药切中病情，虽四两之力，可拔千斤之重，神奇往往寓于平淡之中。」我常常对学生讲：「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孙思邈这两句话，言简意深，临证者当镂刻铭记。

中医宝库包罗万象，不可小视草药单方

人们常以「浩如烟海」一词来形容中医药宝库内容丰富。广阔的海洋总是由火川涓流汇集而成。祖国医学体系也正是由各家学派，中药、草药，甚至散在民间的单方、验方、秘方等各个部份所组成。不能一谈到继承就只想到几部经典著作。就连清代崇古遵经的医家徐大椿都承认：单方、验方，「病各有宜，缺一不可」。他在《医学源流论·单方论》中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我个人数十年来，每治疑难险证，常在辨证论治法则指导下，选择适宜之单方、验方以辅助主方，「且为急救之备」、衰其标邪，「或为专攻之法」、顿挫病势，收效显著。例如，治疗膨胀、积聚、癃闭等证，凡在虚不任攻，虚不任下，而又不能不攻，不能不下的情况下，我往往用新鲜马蹄草冲绒，合以白酒炒热包肚脐。可收攻而不伤正气，下而不损阴液之效。再如《济生》乌梅丸，书载治疗便血淋漓。我早年试用于西医诊断的肠息内(其症表现为便血)获效，因此，进一步深究该方殭蚕、乌梅、蜂蜜三药组合之义，始知该方合于《素问》「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阻酸收之，以苦发之」，「燥者润之……坚者软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的理论。继而推之以广，用浩多种息肉及干宫肌瘤等，皆历验不爽。诸如此类之单、验、秘方，不仅需要继承和发掘，更应该通过科学实验，复经临床验证，由此及彼，逐步摸索出一条使专病治有专方的路子，这对发展祖国医学是很有意义的。

早在农村行医时就广泛采用草药治病，人颇称便。到了大城市，为避「俗嫌」，曾中断使用草药。解放后，由于当局重视中医药的发展，我叉重新研究草药。常思古代神农为研究药物的治疗作用，尚可「尝百草」而不畏其毒伤身，虽系传说，然这种身体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却是值得学习的。为了证实《本草纲目》上关于蓓草、鼠曲草(四川民间称清明莱)等草药的确切疗效，我曾不顾年老体弱，数临悬崖峭壁，采集标本，并先在自己或家人中试用。经过反复试验，证实了穰草对西医诊断之肺结核、肠结核、肾结核、淋巴结核等有显著的疗效。此外，我还广泛运用其治疗尿路感染、风湿、低热、肺炎、屎毒症等，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我自己患咳喘，曾煎服鼠曲草月余，不仅收到止咳、化痰、平喘之效，而且未见任何副作用。再如腊梅花，人皆知为观赏之品，鲜见入药。我从古人「稀痘汤」中用此解先天胎毒受到启发，用其治疗咽喉、肝炎、肺炎、流感等由病毒感染所致之疾病以及尿毒症，收效显著。据个人观察，腊梅花擅长于舒肝解郁却无香燥耗阴之流弊。

多年来，我一直主张中草药台用，力图按传统之中药理论，从「四气」五味」来归纳草药的主治范围，以便临床时能循理遵法地组方，充分发挥药效。惜乎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

甲观今宜鉴古：古为今用，探索新知

「古方不能治今病」，这种认识肯定不对。不过，对前人的著作必需去粗取精，扬长避短，从而使之「古为今用」。比如，杨栗山着《寒温条辨》，制升降散为代表的十四个方剂为「天地间另为一种偶荒旱潦疫疠烟瘴之毒」所致疾病而设，并谓升降散一方主治「表里三焦大热，其证不可名状者」。在消灭了瘟疫这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的今天，治疫专方之升降散还有作用吗?每于诊余之暇，我常潜心杨氏《条辨》，参诸明清温热论著，琢磨有年，始渐悟得升降散痊病愈疾的机理就在于「升降」二字，杨氏也正于升降出入手眼独到。所谓「升降」是指气化功能而言。经谓「百病生于气」，「气乱则病」，「气冶则安。。因此，在湿热、疫毒疾病的某些病变阶段，予以疏动气机，调节升降，无疑是很重要的一环。从该方组成药味殭蚕、蝉蜕、姜黄、大黄、蜂蜜、黄酒来分析，亦深得《内经》风淫，热淫、湿淫所胜，治以辛凉、成寒、苦辛，佐以甘缓、淡泄之旨。其功效则通里达表，升清降浊、清热解毒、驱风胜湿、镇惊止痉可知。使用在临床上，对外感热病，尤其流行性感冒、麻疹、风疹、咽喉疾病等，都有很可靠的疗效，决非银翘散诸方所能代替者。

作为一个缺乏现代医学知识的老年中医，探索新知的惟一手段只能借助临床观察，并以临床疗效为标志。一九六二年，我所名老中医周湘船邀我会诊一尿毒症患者。病人已神智不清，躁扰不宁，大小便三日未解，历经中西医两法治疗，几次导尿，收效不显。其人年逾七旬，证涉险境，命在垂危。诊毕，我对周老说：「巧取或可冀生，猛攻必然毙命。」经协议处方；以滋肾通关丸为煎剂内服，外用莱菔子、生姜，火葱加白酒炒热，温熨腹部，内外合治，希冀于万一。上午药后，下午得矢气，尿通。不料，通而复闭，又增呕吐，再施前法加减失效。怎么办?夜间殚思极虑，穷究息策，偶然翻到王旭高治肿医案一则，案云：「肺主一身之气，水出高原，古人『开鬼门，洁净府』，虽曰从太阳着手，其实亦不离乎肺也。」这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此证何不下病上取，导水高原?进而联想到《金匮》治百合病亦不离乎肺，其症状描述与此患者颇多吻合之处，又何不权借百合病诸方以治之；清肃肺气，百脉悉安，导水高原，治节出焉。翌日，陈所思于周老，遂与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百合滑石代赭石汤三方合宜而用，并加琥珀粉、腊梅花，煎水频服；外治法改用新鲜马蹄草冲净，炒热，加麝香少许包肚脐。经内外合治幸得吐止，二便通快，神智渐苏。如此，随证加减，月余而竟全功。通过此例治疗后，近十余年来，陆续又治了七、八例尿毒症患者，只要其证偏于肺肾阴虚而伏内热者，沿用此法，成可奏效。从以上这些病侧的治疗获效，使我深刻认识到：祖国医学不仅有丰富的遗产亟待继承，更重要的尚有许多未知数需要我们去解答，需要我们探索新知。

沙里淘金费苦辛，愿得几番百年身

「沙里淘金费苦辛，医中奥妙细追寻。天然璞玉精琢磨，愿得几番百年身。」这首打油诗是我学医、行医几十年之切身体会。「业患不肯嘴」，「行患不能成』。每念及此，辄觉心里空虚。忆往昔，岁月蹉跎，颠沛半生，术业未能精深，观如今，政策英明，百花齐放，却叉风烛残年，无所作为。但是，由于党的关怀，同志的帮助，病员的信任，鞭策着我不敢因衰老而懈怠学习，激励着我不断求知，还想在术业上精益求精。近于病榻中读到报刊有关气功研究的报道：通过医学科学研究气功原理，发现肺还具有调节血流，转化和释放激素，摄取和利用葡萄糖，以及防止呼吸道感染等非呼吸功能。祖国医学认为，人体的阴阳平衡是依校气血的调整来维持的。中医常用益气固表之玉屏风散防治体虚易感风邪者，我运用百合病诸方，从治肺着手，治疗尿毒症(也曾用治肾病练合征)收散，是否与此有关?由此联想到还有很多疾病是否也可根据「肺主一身之气」、「肺朝百脉」的传统理论，结合现代研究，通过治肺而取得意想不到的疗效呢7．目前，这些想法已经有了初步概念，只不过我太缺乏现代医学科学知识，加之其它条件的局限，致使这一设想还极不成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寄希望于青年中医和西医学中医的同志能够艰苦学习，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己任，使中医事业代有传人。作为一个老年中医，虽不能跃马横枪，冲锋在前，而老马则应效识途之劳。我愿意和一切志诫中医事业的有识之士「红专道上争先进，宏开宝库同战场」。为使古老的中国医药学焕发青春，为早日实现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而奋斗。

(袁熙傻整理)

我的学习方法和临证体会

上海中医学院针灸系副主任上海市针灸研究所副所长杨永璇

【作者简介】杨永璇(19o1～1981)，上海市南汇县人，著名中医针灸学家。致力予针灸事业六十余年，兼通内科，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有较高的声望。历任中华全国针灸学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针灸学会主任委员，顾问，上海中医学院针灸系副主任，上海市针灸研究所副所长，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等职。着有《针灸治验录》等。

我幼年时，上海市郊缺医少药，眼见亲邻苦于病痛，为求医常需驱车步行，往返数十里，费时旷业，引为憾事。因此，在我十七岁完成了私塾学业后，就立下了学医志愿。父西庚公对我有志学医甚为赞许，闻川沙唐家花园王诵愚先生医术高超，誉满乡里，德高望重，甚为敬仰，乃命我拜王先生为师。三载后满师，遂返回故里开业，并到上海行医。解放后进入国家医疗机构工作。

注重熟读博览

我在三年随师学习中，王诵愚先生辛勤教诲，督导谨严。首选《内经》、《难经》，有全读有选读，均经讲解，并指定或熟记，或背诵，而《本草》、「脉诀》、《汤头歌诀》，均在背诵之列。年少之时，记性较好，多读数遍，就能背诵，时至今日尚能脱口而出，临诊处方时时可用，这都应归功于少壮之年所下的功夫。所以说读书没有什么诀窍，只要在弄懂内容之后，反复朗读背诵，可以受用一生。中医的理论是相互贯通的，内、外、妇、儿、大、小、方、脉，相辅相成。吾师虽以针科为专长，但内外妇儿各科亦均精通。他常常告诫我，要解除病人疾苦，不但要会针灸、拔火罐，也要会处方，还要能用汤药熏洗、按摩推拿，医术越是全面就越能取效于瞬间。他说古代名医扁鹊、、华佗，都是多才善医的典范，他们能用汤药、针刺、熨灸、按摩以及五禽戏治疗疾病。因此，我在学医的经历中，除精读《针灸甲乙经》、《针灸太成》之外，还兼学《伤寒论》、《金匮要略》。吾师特别推崇张介宾的《类经》，既指定选篇背诵，又要求逐篇披览。先师的教诲，使我对张氏《类经》的阅读坚持数十年，深感要成为一名针灸家就必须通读《类经》十九卷至二十二卷。咀上四卷归纳和总结了古代医家针术的各种见解，熟读之后才能了解后世针灸专著的学术思想渊源。下面举十九卷之七「用针虚实补泻」为蜘，谈谈我学习中的点滴体会。《灵枢·九针十二原》日：「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这一段经文，揭示了针灸治疗的法则，沿用至今，依然指导着针灸l临床。

《类经》把《素问·针解篇》和《灵枢小针解》的原文归并在一节中，前后参照，起了自身批注的作用，对理解著者的原意很有裨益。「虚则实之」，其意如何?「小针解」日：「所谓虚则实之者，气口虚而当补之也。」「针解篇」目；。刺虚则实之者，针下热也，气实乃热也。』几篇谈虚实的原文集中一处，可以互相弥补，易于理解。虚是指正气虚。寸口之脉呈虚象，采用针刺的补法，使针下热。现今我们所常用的热补手法或烧山火手法，都是从《内经》这一治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满则泄之」。「小针解」日：「满则泄之者，气口盛而当泻之也。舢针解篇」日：「满而泄之者，针下寒也，气虚乃寒也。」满者盛之意，指邪气满盛。气口即寸口之脉象盛实，为邪盛之脉，当用针法以祛邪。张介宾注：针下寒者，自热而寒也。

寒则邪气去而实者虚矣，故为泻。当今常用的凉泻手法或透天凉手法，就是这一治则的演变。「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针解篇」日：「出恶血。」意思更为明了；有淤积恶血之病症，以针法祛除恶血，达到活血祛瘀的作用。本人曾用七星针浅刺加拔火罐方法，拔出凝聚之恶血，起到祛瘀生新的作用，治疗各种固定性的疼痛症和血瘀症都收到一定的效果。「邪胜则虚之」，是谓「诸经有盛者，皆泻其邪也」。「针解篇」所谓「出针勿按」亦即泻其邪。这节的原文对后世补泻手法的发展和应用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小针解」日；「徐而疾则实者，言徐内而疾出也。疾而徐则虚者，言疾内而徐出也。」这就是近代所采用的徐疾补泻方法的渊源。本节还有开合补泻的记载：「徐而疾则实者，徐出针而疾按之；疾而徐则虚者，疾出针而徐按之。」所以说熟读张氏类经对了解针灸理论的来龙去脉很有帮助。

博览群书，为我所用，是我学医历程中的又一体会。拜师学医固然是医学入门的第一步，但从师学习在一生中，毕竟只是短暂的时间，满师之后，贵在自学。我在临诊中遇到疑难杂证，常从阅读医书中得到启示。如李东垣的内伤学说和脾胃论对我的治疗技术帮助很大。李氏认为内伤的形成，就是人体「气」不足的结果，其根本是由于脾胃受损。他在《脾胃论·脾胃虚则九窍不适论》中说「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针灸治疗，重在调气，用补益脾胃之气，常能扶正达邪。在我临诊中遇肝胃不和，胸脘痛满，针刺胃之募穴中脘，出针后拔以火罐，既能宽胸消痞，又能降气和胃，应用在虚阳上扰所引起的眩晕症也有显效。此外，对卒中的认识在我六十年的临床中也是逐渐深入fl句。在随师中，先师坚持《内经》和《金匮》的中风理论，重视风邪为病，此风邪当然是泛指外风和内风，治法上强调祛邪为主的原则。当时，他很赞赏孙思邈的综合疗法。孙思邈在《千金翼方·针灸》中说：「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何则?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不能如此，虽有愈痰，兹为偶差，非医差也。」因此，先师在临诊中常针灸和中药同时并用。卒中的早期治疗，他是以平肝熄风、豁痰开窍的腧穴为主，如百会、风池、廉泉、天突、外关、合谷、足三里、太溪、太冲。针刺手法以补健侧，泻患侧。认为患侧为风邪所侵，邪留经脉，气血因而失畅，用褥法取其祛邪之意也。补健侧，是借健侧之健，推动气血之运行，包含有左病治右，右病治左之意。卒中二周之后，针灸治疗只取患肢腧穴，如上肢取肩帮、曲池、合谷、外关，手臂挛屈者加刺尺泽、曲泽，下肢取环跳，风市、阳陵、足三里、丰隆、飞扬、昆仑、太冲，以催气通络法疏通经脉。在处方用药上也重用祛风通络，平肝熄风，豁痰宁神之品，例如明天麻、嫩钩藤、炒防风、蔓荆子、嫩桑枝、络石藤、竹沥半夏、九节茸蒲、广郁金、珍珠母、石决明、广地龙、柏子仁、炙远志等等。我在临床上对卒中早期的治疗，针灸和中药并用，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部分高年体虚的中风患者，往往出现邪去正衰的征象，偏枯的肢体恢复活动比较缓慢。内服汤药当从何法呢?乃博览医书，渐有所悟。叶天士云：「大凡经主气，络主血，久病血瘀。」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亦以补阳还五汤治疗卒中的手足偏废，加重生黄芪的剂量，以加强补气之功效，气行血亦行。在近十余年的卒中后遗症半身不遂的治疗中，仿效补阳还五汤的原则加减应用，收到了颇为满意的效果。使我感到：当今所遇奇症顽疾，均可仿效古方古法的宗旨加以发挥。所以，博览群书可以防止一家之偏见，不断修正和补充自己的论点。

注重切脉望舌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可以影响到全身，内脏的病变，又可从五官四肢体表反映出来。正如《丹溪心法》所说：「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必形诸外。」我在临床上体会到四诊的重要，无论吃药或扎针的病员，都需切脉望舌，以便作出正确的辨证。

在诊脉方面，除了必须熟悉和掌握三部九候诊法和二：十八脉的不同脉形所反映的不同病机症候外(这是作为一个中医工作者的基本功，分清浮、沉、迟，数、虚，实六脉以统率其它各脉，这些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要识别脉之「有神无神，有力无力」。识得神之有无，才能辨人之生死；识得力之有无，才可辨病之虚实。而后方能拟定治疗法则，或补、或泻，或先补后泻，或先泻后补，或补母泻子等等。但有时脏腑虚实传变，脉气相互影响，致脉形交叉出现，那就需要根据脉诊所得，辨明脏腑，经络、阴阳、虚实、五行生克、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经络穴位上运用调剂补泻的方法。例如缓为脾之本脉，如右关出现沉细脉，此为水反侮土，乃从所胜来的微邪，治疗上就要用泻木补金的方法，以水生木，水为木之母，木为水之子，泻木所以夺母气，使水不能反侮土；土生金，土为金之母，金为土之子，补金令子不食母气，使土有休养生息之机而无不足之患，是健脾制水之法也。在切脉诊疗中，五行生克之理，必须推敲，结合临床经验，才能精益求精，避免错误。

不仅要注意切脉，同时还要注意舌诊。《临证验舌法》说：「舌者心之苗也，五脏六腑之大主也，其气通于此，其窍开于此者也。查诸脏腑图，脾、肺，肝、肾无不系根于心,核诸经络，考手足阴阳，无脉不通于舌。则知经络脏腑之病，不独伤寒发热有胎可验即凡内外杂证，也无不一呈其形，着其色于舌……据舌以分虚实，而虚实不爽焉姑舌以分阴阳，而阴阳不谬焉,据舌以分脏腑，配主方，而脏腑不差，主方不误焉。」舌诊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临床上的确可以根据舌苔、舌质和舌形，来辨别病变的性质，病邪的浅深和病情的虚实。故有「辨舌质可辨五脏之虚实，视舌苔可察六淫之浅深」的说法。此外，我认为观察舌之形态，仔细辨别舌端震颤程度，可以了解患者的心理和病况。例如，临床上每每遇到类似神经衰弱的患者，他们饮食正常而面容眦自，主诉繁多而滔滔不绝，由于生活中偶受惊吓或意外刺激，会出现情绪低落而悒悒寡欢，思想疑虑而睡眠善寤，心悸胸痛而心神不宁，脉形濡细无力，有肝胃不和、中气不足的现象。对此种病员的诊断，必须重视和体察舌端有否震颤现象。根据震颤程度不同而有三种诊断可能：一是在舌苔正常而尖端见到震颤的，可咀知道该病人胆小如鼠；二是舌苔薄、质淡紫(或绛)而胖的舌尖端出现震颤者，可以拟诊为心脏病态；三是在薄黄(或白)苔的舌中间出现微颤的，才是神经衰弱。据此，可对确诊为神经衰弱的患者，用「心病要用心药医」的办法，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同时用赡养心神，调治脾胃的法则进行治疗，务使心无疑虑，或生欢欣，则病慧然若失，再以东垣《远欲》之言说之，患者可破涕为笑而收显著疗效。此乃我临证六十年来诊治神经衰弱的一得之见。

当然，除了切脉、望舌外，还需配合望神色、听言语、看行动、察体位、闻气味、问=便，并详细询问病史，才能全面地了解病情。经过综合分析，从而作出正确的诊断，治疗上才能丝丝入扣，收到预期的效果。

注重经络辨证

经络学说和针灸有着密切的关系。针灸治病所用的腧穴，就是经脉之气注输出入的地方，所以在辨证论治、处方配穴、选择手法等各方面，均不能脱离经络学说的指导。例如针灸治病必先明辨病在何脏何经，然后按照脏腑经络和腧穴的相互关系，采取循经取穴、局部取穴或邻近取穴等方法相互结合而定处方。正如《灵枢·刺节真邪》所说：「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就我的经验而言，脱离了经络，开口动手便错。现在常把针灸经络并称，更是说明针灸离不开经络。

经络是内连脏腑、外络肢节，运行气血的通路，腧穴是人体脉气输注于体表的部位。因此，内脏有病通过经络反应到体表穴位L匕来，常表现为压痛反应。

我在临床上，常检查体表穴位的压痛情况，藉以分析内部脏器的病变。一般急性病压痛较显著，慢性病雎痛范围较小。五脏虽位于胸腹，但脉气发于足太阳膀胱经，故五脏俞均在背部，如咳呛病在肺俞、胆囊炎在胆俞，都有按痛，可作辅助诊断之用。

针刺治疗要有一定的感应，称为得气。我认为针刺感应的放散程度是由经络路线及穴位性能来决定的。如手之三阴，从胸走手。内关、少海清热安神，针感向下；中府、列缺凋肺利气，都向下放散。手之三阳，从手走头。合谷能升能散，手法正确，针感可到肩髑，甚至到头颈，曲池走而不守，针感也可向上。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里和胃止痛补气，针感向下可到第二趾；委中清热利湿止痛，感应从』：向足跟，阳陵泉镇痉熄风止痛，针感向下。足之三阴，从足走胸腹。行间、太溪向上放散；尤其是三阴交可放散到腹股沟。获得这些放散感应与经脉走向关系较大。阳经有阳经的传导路线，阴经有阴经的感应方向。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扎针时可以用改变针尖的迎随方向，来改变放散路线。如内关穴属手厥阴经，一般感应是向下放散至中指，但也可运用催气手法，使酸胀感应向上放散，越过肘关节上行，使「气至病所」，能立止心绞痛等胸痛。因此，在临床上除了要熟悉经络循行，还必须掌握操作手法，才能提高疗效。

循经取穴是针灸临床上常用的取穴法，根据「经脉所过，主治所在」的理论，我认为有时循经远取治疗，比局部取穴效果为好。如咽干，取双太溪，用阴刺法，效果明显；胁痛取阳陵泉，胸闷欲呕泻内关、太冲，急性扁桃腺炎刺合谷、少商，均有较好的疗效。这都属于循经远取法。又如手阳明大肠经在面部循行路线由人中而交叉，故口眼歪斜取合谷，右针左，左针右。

经络之中的十二经筋是随着十二经脉分布的，它循行于体表而不入内脏。在瞄床上，我对于经筋之病，常用「以痛为腧」的方法来治疗。如网球肘，是较顽周的常见病症，在检查病人肘部时，可发现一局限的压痛拒按处，就在该点上施以较强的恢刺或合谷刺手法，以泄其邪，然后配以艾灸温针，常能缓筋急而收到较好的疗效。

由此可见，经络学说是非常重要的，早在《灵枳·经脉》中已有记载；「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各科需要经络学说的指导，针灸临床尤其离不开经络理论。

注重针刺手法

针灸治疗，除诊脉察舌、审证求因外，其疗效与手法关系很大。我对进针手法，主张轻缓，先用左手大拇指爪甲紧切穴位，令气血宣散，然后用右手拇、食二指持针，进针速度很慢，旋转角度要小要缓，缓缓刺入，既可减轻破皮时的痛感，又可不致损伤血管，这样可使初诊慑针病人，乐意接受针刺治疗。但对小儿的进针法就耍因人而异了。由于小儿体小肉薄，又不易取得合作，既不宜用强刺久留之法，亦不宜用慢刺捻旋之法。特选用半刺法，单刺不留，易被小儿接受，临床用之，效果亦佳。

对成人当针刺到真皮层，进入分肉筋骨之间时，就得加强捻旋，适当提插，当针下有沉重感觉，病人亦感胀重酸楚，此为得气；如进针后病者只觉刺痛，医者针下好像刺在豆腐中一样，毫无沉紧之感，此为不得气，就要用候气的方法，使之得气，才能获得疗效。正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说：「刺之要，气至而有效。」这是很有道理的。我行医六十年，曾编成十句口诀：「针灸疗法，重在得气。得气方法，提插捻旋。提插结合，捻旋相联。指头变化，大同小异。

纯杂之后，精神合一。」当然得气感应，每个人或每个穴位，并不完全一样，多数穴位能出现酸胀感，有些穴位则出现胀重感或麻电感。临诊时根据辨证所得，选取穴位，进针后运用适当手法，定能获得良好效果。

至于补渴手法，大都均由提插捻旋组成，再加上快慢疾徐和阴阳左右及数字上的九六等综合而成，运用适当，均有疗效。虚证用补法，实证用泻法，先寒后热用先补后泻法，先热后寒用先泻后补法。如遇剧烈疼痛之症，我常用龙虎交战手法，此为补泻兼施的综合手法，以捻旋为主，结合左转九数，右转六数，反复施行，可疏通经气，舒筋活络，以收止痛之效。

注重调理脾胃

祖国医学认为人在出生以后，主要有赖于脾胃功能的健全，以保证生长发育的需要。「胃主受纳」、「脾主运化」，二者相互配合，消化水谷，吸收精微，以滋养全身组织器官。所以常把脾胃相提并论，称为「生化之源」，「后天之本」。李东垣据此立论，认为「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舢胃虚则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四肢皆不得营运之气，而百病生焉。洲至于经论天地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六腑，及形气俱虚，乃受外邪。不困虚邪，贼邪不能独伤人。请病从脾胃而生，明矣。」他阐明和发展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病机。从而提出了「人以胃气为本」、「脾胃一伤，五乱互作」和「病从脾胃所生及养生当实元气」的论点，刨立了「脾胃学说」。主张用升阳益气、培土固本的温补脾胃法为治。升阳益气足以御外而强中，培土固本，可使元气自充而诸恙悉平。所有虚实传变，都应以治脾胃为本。体现了「治病必求于本」的经旨，这是李东垣《脾胃论》的中心思想。

我对李东垣的《脾胃论》较赞同。在临床上，属肠胃消化系统痪患，固应重在调理脾胃，若其它疾患，不论情志佛郁，饮食劳倦，抑或贼风寒邪，暑湿袭扰之症，在辨证施治时，也以脾胃学说为指导，在治法上，注重调理脾胃，结合对症治疗。

例一、庄某，女，34岁。患眩晕症已数年，虽经多种治疗，眩晕呕恶仍反复发作，特来针灸。诊得脉形沉细，舌苔薄腻，辨证为劳倦所伤，湿痰中阻，为取百会、天柱、大杼、丝竹空，内关、足临泣等穴，用捻旋泻法，以清镇宁神，疏泄肝胆，并加中脘(针后拔火罐)、足三里，亦用捻旋泻法，是用调胃和中之法，以收化湿除痰之功。数诊而眩晕呕吐皆愈，至今已近二十年，未见复发。

例二、姚某，女，64岁。患腰痛不能回顾，甚则悲泣不已，诊为「阳明腰痛」。为针双侧足三里，用捻旋泻法，腰痛顿缓，再取肾俞，气海俞，针后拔火罐，转侧回顾均便，满意而归。

例三、曹某，女，23岁，教师。患肠鸣腹泻已年余，神疲力乏，肌肉瘦削，情绪低沉，思想苦闷。由亲友陪同来诊，诊为「脾虚泄泻」。处单方：炒自扁豆肉、扁豆衣各15克，玫瑰花4朵，日服一剂，煎汤代茶。并嘱其注意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保暖节劳，怡悦乐观。一周后复诊，肠鸣腹泻均有好转，精神亦见振作，乃处参苓自术散方，加玫瑰花，并倍加炒白扁豆肉、衣煎服。二周后再复诊时，病愈大半，原方续进，服药二月，形体均复，元气充足，即告痊愈。

我认为人身之脾胃，犹汽车之发动机，如发动机受损，则其它配件虽完美无缺，也不能开动。反之，只要发动机正常，零件的维修是较为轻易的。所以在临床上必须重视调理脾胃，扶佐正气。惟元气充足，虽痼疾亦易康复，若脾胃失治，元气大伤，则机体之修复为难矣。正如李东垣所说：「治肝、心、缔、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惟益脾胃之药为切。∽凋理脾胃方法很多。我在慢性病的用药时，常男加佛手柑、女加玫瑰花，在针灸取穴时，也常男用足兰里、女用三阴交，以健运脾胃，固后天之本，使疾病容易康复。

注重七情致病

喜怒忧思悲恐惊，此七情是人体对外界环境各种条件的刺激而产生的精神话动，正常情况下是在体内各脏腑的调节之下进行。但过甚或过久的情志活动影响脏腑调节，遂至损伤脏腑而致病。在《内经》中即有「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论述，后世医家作为病因学的三因之一。

虽说七情均可致病，但临床上以怒、思、忧致病为多见。怒则气机逆乱，肝气郁滞，可见胸闷、腹胀、两胁疼痛，脉弦。由于「暴怒伤阴」，阴伤则阳失所制，故常伴有肝火上炎之症，如面赤升火，甚则呕血。忧哀太甚，则肺气抑郁，甚则肺阴受伤，以至形瘁气乏。思虑过度，则脾气郁结，以致胸脘痞塞，脾为所伤，则运化无权，而不思饮食。三志伤人致病，均可使正常运行之气机受阻而郁滞，其怒忧二志常伤脏阴，为患尤烈。

关于治疗，《素问·阴阳应像大论》云：「悲胜怒，怒胜思，喜胜忧……」我认为忧、怒、思三志可使气机郁滞，甚则耗气伤阴。惟喜乐能使气机和顺，情志舒畅，营卫通利，正如《索问·举痛论》所说：「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故气缓矣。」因此可用喜乐之法而统治怒、忧、思三志。

医生之责，在于要千方百计的治好疾病，当医生在为病者诊察之际，治疗即已寓其中。若能针对病因劝导病者，并采用各种方法，使之．心情舒畅，调节好病者的情志活动，常能获事半功倍之效。《灵枢·本神》日：「故智者之养生也，如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昔张子和以戏言狂谑，使病人大笑不忍，而使心下结块于一、二日内皆散。临床上用喜乐之法治疗怒、悲、思所致疾病，从未闻有过甚之例，故不会有「喜伤心」之虞。此外，柴胡疏肝散、逍遥散，是古医家为气郁而设，内关、足三里、中脘等穴，具理气宽中之效，我在临床上亦是经常采用的。

在临床上，待病者的态度应和蔼可亲，诊察上．要详审细致，治疗上要认真负责。遇有七情所伤者，更应循循善诱。记得有一位病者，女性，年四十岁，因家庭不和而争吵，遂使两胁胀痛，胸闷，心悸，已有十余天。由丈夫陪同前来就诊，诊得脉形弦数，面红升火。除用疏肝解郁之剂外，并以婉言劝之、导之。翌日，夫妻双双前来面谢，言归于好，诸症皆消。对情志怫郁而致神经衰弱的患者，更应如此。

因情志违和而致病，用调节情志之法治疗已为医者所重视，其具体方法，可因人、因事、因时而异，但其目的为使病者消除不悦之感，而达情志舒畅，身心健康。在临床上，重视七情致病，善用喜乐之法治之，也是中医传统方法之一。

余生平无他好，惟以治病为已任，急病人之所急，惟病人之乐而乐焉。临诊六十余年，虽无建树，但蕾赜从事，亦无殒越。孙思邈日：「胆欲大而一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是为余行医之鉴，终身守之而不失，得益非浅。上述点滴体会，甚属肤浅，惟读书临诊，均行之有效，不揣浅陋，冒昧录之，难免贻笑大方，幸同道指正。

(尊依蠢徐明光誊纛盔整理)

祖述宪章发扬光大

南京中医学院教授吴考檗

【作者简介】吴考檗(1903～)，江苏海门人。一九二三年毕业予海门中兴医学校；一九三三至一九五二年问曾任海了保神医学校校长兼教师；现为南京中医学院教授。毕生从事中医教育事业和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工作，颇着声誉。著作有《伤寒论百家注》、《金匮要略五十家注》、《本经集义》、《难经集义》、《素灵辑释》、《麻黄汤六十五方释义》等。

我学医时，有两种学法：一是从源到流，即由《素闻》、《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而后《千金》、《外台》，金元四家，明清各家，以及叶、薛、吴、王温热诸书；一是从流到源。我是接受学校规定的从源到流的途径学习的。

独立思考

我初进学校，老师即说：本校是从源到流授课的。《韩诗外传》说：「源清流清」。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云：「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源不深而欲求流之远，不可得也。」从源到流，很好，这就医学来说，当然即从《素问》、《难经》开始了。但《素问黟、《难经》，也是采取群说的综合著作，如《素问·宣明五气篇》既有「肝藏魂、肺藏魄」之说，「调经论」又有「肺藏气，肝藏血」之语。《难经·六十九难》既有「虚者补其母之盲，「七十五难」又有「母能令子虚。之辞。且《素问)、、《难经》作者，又各有其师承的不同论点。如《素问·宣明五气篇》说「脾脉代」，而《难经·四准》则说「脾脉在中」}《素问·平人气象论》说「厌厌聂聂，如落榆荚日肺平」，而《难经·十五难》为「肝平」；《素问·平人气象论》说「如鸡举足日脾病」，而《难经·十五难》为「心病」。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此，应视为异苔同岑、异曲同工来理解。「肝藏魂，肺藏魄」，是以神志言；「肺藏气，肝藏血」，是以气血言。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所以，《灵枢经·本神弹即说；「肝藏血，血台魂，肺藏气，气舍魄」的。「虚者补其母」，是以补虚言，「母能令予虚」，是以玛实言。「脾脉代」是言脉象，「脾脉在中」是言脉位，可以两通。至于「厌厌聂聂」，「如鸡举足」，这些俱是形容语，肺平也好，肝平也好，牌病也好，心病也好，不必在形容语上钻牛角尖。

《素问》是部远年著作，累次传写，错字很多，几乎每篇有之，这确实需要解决。如《素问平人气象论》说：「少阳脉至，乍疏乍数，乍短乍长」。而就在本篇上文则说「乍疏乍数日死」。那么，乍疏乍数是平脉还是死脉呢?考《难经·七难》说：「少阳之至，乍小乍大，乍短乍长。」这就很明显，《素问·平人气象论》上文乍疏乍数是准确的；下文的乍疏乍数，是乍小乍大的错筒了。又《素问·五藏生成篇》说：「诸筋者，皆属于节。」而《太素》卷十七则说：「诸筋者，皆属于肝。」依《素问》下文诸血者皆属于心，诸气者，皆属于肺例之，这又很容易得出「节」是「肝」字之误。而注家随文强解，难以为训。这都应独立思考，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

融会贯通

(《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字数不多。我认为最好全部或大部背熟，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除熟能生巧外，还应过文字关，如必、不、反、当、虽、者等字，也要留神注意。「必」乃「必然」、「一定」的意思，如必恶寒(3条)(条序依《伤寒论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矗四年版，下同)，必喘(76条)，必吐下不止(77条)，必恍惚心乱(90条)。「不」乃「勿」的意思，如不呕不渴(61条)，不恶寒(70条)，不大便而呕(233条)，不属阳明也(383条)。「反」乃「不该」的意思，如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29条)，反一．三下之(106条)，反以冷水嗅之若灌之(145条)，反发热(30条)。「当」乃「该当」的意思，如当懈之熏之(48条)，当救其里(94条)，当以汤下之(108条)，当先解其外(109条)。「虽」乃「纵然」、「即使」的意思，如虽有阳明证(209条)，虽硬不可攻之(235条)，虽能食(253条)，虽脉浮数者(25g条)。「者」乃别事词，如脉阴阳俱紧者(3条)，汗出恶风者(38条)，病人旧微塘者(83条)，噫气不除者(166条)。一条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者字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证的鉴别的意思，如桂枝二麻黄一汤(25条)，是治汗出未彻，与上文汗犬出，一正一反对比鉴别。一是服桂枝汤汗出太过，一是服桂枝汤汗出不及。汗出太过，故日脉洪火；汗出未彻，故日日再发。脉洪大，是表明汗出太过所引起，日再发，是说明汗出未彻所形成。故一日与桂枝汤，一日宜桂枝二麻黄一汤。用两个者字，是表明服桂枝汤后所产生汗出太过和汗出未彻的两个症状。葛根黄芩黄连汤(34条)，是治下后利遂不止、邪已入里的方法，不是治下后利邈不止而表邪末解的方法。故一曰脉促，明其未离太阳；一日喘而汗出，证其邪已入里。是以一日表未解也，一日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表未解也，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两句，是对比章法。

表未解也，是脉促者之断语；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是喘而汗出之方治。这与前桂枝二麻黄一汤同一章法。就是说：脉促者，言脓不言证，是言脉胲证；喘而汗出，言证不言脉，是言证赅脉；表未解也，言位不言方，是言位赅方；葛根黄芩黄连汤，言方不言位，是言方赅位的意思。故与桂枝二麻黄一汤同用两个者字，此是《伤寒论》惯用的方法，亦是古文家常用的章法，只要翻看《伤寒论》前后用及者字的原文一看就清楚的。

此外还有药品的去加，是关及药品的适应不适应，也应密切注意。如胸满去芍药(22条)，渴去半夏(98条)，胁下痞硬去大枣(98条)，小便利去茯苓(316条)，项背强几几加葛根(14条)，喘加厚朴杏子(19条)，渴加瓜蒌根(g8条)，呕加半夏生姜(177条)等。这样将前后上下同类文字对照一下(如23条中就有必、不、反、者四字)，就比较容易理解。因很多条文具有互相联系、相互阐发的意义。如血自下，下者愈(109条)，是宜桃核承气汤下的倒装句。时时恶风(173条)背微恶寒者(174条)，不是表未解，故下文(175条)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不言脉者，前(26条)已说过，此就可似以证赅脉了。

综合归纳

《金匮要略》二十五篇，一篇一病的有之，一篇二病三病的亦有之。我认为一篇一病，是有独特性的，如奔豚气和其它病很不一样。一篇二病三病，是具有联系性的，如腹满寒疝宿食，都有腹满痛。又趺蹶能前不能却，手指臂肿动，转筋上下行，阴狐疝气时时上下，蜕虫发作有时，其病证表现，一是能前不能后，一是常肿动，一是上下行，一是时时上下，一是发作有时，都有其相对性，所以合为一篇。再是其文与《伤寒论》重复很多，诚如《伤寒论翼·阳明病解》所谓：。见此病、便与此方。」《医学源流论·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论》所谓「参耆之类，无所不补，通气者无气不通」，也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各篇病证，如「痰饮咳嗽病脉证治」列有痰饮、溢饮、悬饮、支饮、留饮、伏饮多种名称，前后说法略有出入，可以用综合归纳的方法来认识。如上及于目、下至于肠的，为痰饮之所及，咳引胁下痛的，为悬饮之象征，流行遍体四肢的，是溢饮之见汪}上及头目眩冒，证见胸膈支满不得卧的，则为支饮之现象，胸胁及背下至四肢历节痛的，为留饮之病况，平素喘咳，发则影响腰背身目的，为伏饮之症候。其主要区别，素盛今瘐，为痰饮之特点；痛限胁下，为悬饮所独有；身体痛重，属溢饮之范畴；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为支饮之大要}背冷如掌大，为留饮之确证』发则身鹅泣出，为伏饮之真相。这就比较容易辨认，推之其它病证，也可因此隅反之。

病证分析

我对于病证的理解，认为病是证的总称，证是病的表现，赦病包括证的大部表现在内，证则总是在病的范围内出现。但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同一太阳病，而有中风、伤寒、温病、热病、湿病的名称。如《伤寒论》说：「太阳中风，啬啬恶寒，浙淅恶风，翕翕发热。」(12条)「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名日伤寒。」(3条)「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6条)《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篇》说：「太阳中风者，喝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痛，发热，身色如熏黄也。」可见，所谓中风、伤寒、温病、热病、湿病，都有发热，这就要从其同异之间区另l了。如恶寒、中风、伤寒可见，热病也可见，湿家可能也见，惟温病则不恶寒。但中风的恶寒发热，伴有汗出，伤寒的恶寒发热，伴有无秆而喘}热病的恶寒发热，是汗出口渴；湿病的恶寒发热，是一身尽痛，或身色如熏黄。温病热病都渴，但热病是伴有身寒，温病是身不寒，还是可以区分一的。

又寒热虚实诸病，有但寒不热、但热不寒的；有表寒里热、表热里寒的有上寒下热、上热下寒的}有先寒后热、』先热后寒的；有寒多热少、热多寒少』的；有寒轻热重、热轻寒重的；有热寒往来、作止无．常的；有真寒假热、真热假寒的。都要作出适当分析。虚实也是这样，有形似虚而实实，形似实而实虚，所谓「大实如赢状，至虚有盛候。」即以真寒假热倒之，脉洪大是热，假热也有脉洪大，口渴是热，假热也有口渴。要在洪大中辨其有力是真，无力是假；无力中有时有力是真，有力中有时无力是假。口渴辨其饮多喜冷是真，饮多恶冷是假；喜热不多是假，喜冷不多也是假。

咳为肺病，一般病不及肺，是不会咳嗽的。故《素问·宣明五气篇》说「肺为咳」。如咳而无其它症状的，当然就是肺所为病；假如咳而胁痛，胁为肝位，即为肺病及肝，咳丽腰痛，腰为肾府，即为肺病及肾。反之，先胁痛而后咳的，为肝病传肺；先腰痛而后咳的，为肾病传肺。又肺病咳喘，肾病亦有喘咳。但先咳后喘，为肺病及肾，先喘后咳，为肾病及肺。

吐血与唾血有剐。唾血是唾中伴血属肺肾。吐_姐势如潮涌，胸满脉实的为热积肺胃；血色紫而面青脉．弦的为郁怒伤肝；血鲜而浓，喘咳烦热的为阴虚热扰；血鲜而淡，或如血丝，心烦准寐的为劳神伤心；血浊倦怠的为劳倦伤脾；血紫伴块，胸胁刺痛的为积瘀伤络；血淡无光，脉弱无力的为气虚失摄。

不寐病候，有所谓心肾不交的，一般伴有烦躁不安感。但烦不躁的，是心不下交于肾；但躁不烦的，是肾不上交于心。无烦躁感的，不属于心肾不交。

黄疸病候，大都是目黄、肤黄、尿黄、爪甲黄，同时或先后出现。单独目黄或肤黄及尿黄，不一定是黄疸}爪甲黄，是黄胆的独特症状。

胀满水肿，有先后轻重之别。胀比满为重，满比胀较轻，满是胀的初起，胀是满的加重；肿是胀的发展，胀满是肿的先河。

鼓胀非但与腹胀有别，即与其它胀病，也不一样。故如但胀不满，或但满不胀，即是胀病满病，不是鼓胀；既胀且满，亦是胀满病，不是鼓胀；胀满且_腹筋起的，乃是鼓胀病。

同病异治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地势使然也……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这是说，地有东西南北之殊，气有寒热温凉之异，人有老少强弱之分，生活环境不同，病邪感受当然刁：是一样，调治方法也宜有所区别，此即一般所谓因人、因时、因地三因说法，也就是所谓杂合以治，各得其宜的方法，是有其一定启示作用的。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问我；《素问·异法方宜论》一病而治各不同，是问同病异治的方法，而所答都是异病异治的方法，该如何理解?我说；以前在课堂讲授时是这样说的，此是古人「以宾形主，借宾定主」常用的章法。本篇首尾两段是主文，中间五小段是宾位。所以，但从文字的表面痈疡治宜砭石，挛痹治宜微针讲，是象异病异治。如由从字、来字、杂合字寻求，岂不是可以说。痈疡在砭石外，可以毒药，挛痹在微针外，可以灸燕及导引按牖多种方法。不然的话，从讲什么，来讲什么呢?从与来，即是为下文杂合而讲的，否则无所谓杂、无所谓合了。所以有些内科病累治不效，。而易以针灸，则很快显效，』就是这个道理。《素问》中类似此等文章，不是就此一篇。如「平人气象论」论平脉的文字少于病脉死脉，「刺志论」论虚实文字多于针刺等，同是这样的笔法。《金匮要略》百合病发汗吐下后与未经发汗吐下各异其治，亦是过个意思。再如「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说：「妇人……假令腹中痛为胞阻，胶艾汤主之。「『妇人怀娠、腹中疗痛，当归芍药散主之。叫妇人杂病脉证治篇」说：「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忆一九四一年，沈友三夫人妊娠腹中痛，调气和血，多方无效。枷投当归芍药散，痛不解,继以小建中汤，痛如故,后以胶艾汤，应手而愈。于此知妇人妊娠，腹中绞痛，或一般性的腹中痛，则宜当归芍药散或小建中汤，非胶艾汤可得而愈。如妇人妊娠腹中痛，为胞阻的，则宜胶艾汤主之，亦非当归芍药散或小建中汤所可得而愈的。古人成方，有其传统累验，是要学习再学习的。

异稿同治

异病同治之说，《伤寒论》有之，《金匮要略》亦有之。如《伤寒论》说：「病人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54条)叉说；「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386条)两条病证不同，而前则日；此卫气不和也}后则日：当消息和解其外。外即卫也，是同为卫气不和则一，故可同用桂枝汤和卫。此即所谓异途同归，二而一者也。再如《金硅要略》虚劳腰痛，痰饮短气，小便不利，消渴小便反多，以及转胞不得屎。不问小便剎与不利，或反多及不得尿，而其病因由于肾气不力、失约失化则一，亦同用肾气丸主之。《易系辞》说：「引而伸之，触类丽长之，则天下之能事毕矣。」忆曾治一女经闭，是为气血虚闭，采用十全太补汤，三剂而经潮。后治一女经水漏下，淋漓不断，是为气衄虚而失摄，证虽不同，虚则一也，亦以十全大补汤而愈。又治一女尿血，仿吐血衄血属热用泻心汤法，认为此女尿血亦属热伤，亦用泻心汤，很快得效。再治一臂痛，难以屈伸抬举，药后效果不显。我想《伤寒论》项背强几儿，《金匮要略》口噤不得语，都是用葛根汤，困为都是属于经输不利，葛根为治经输不利药。这个病人，臂难屈伸抬举，亦是经输不利，即于原方中重加葛根投之，果然效如影响。后来叉引伸到「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先其时发汗则愈」，在这两个「时」字、「愈」字上动脑筋，凡遇胃痛腹痛等属于有时间性的病证，亦告知其先时服药，同样效果很好。于此知《伤寒论》真是一部经验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书。

通常达变

病有寒热虚实，药有补泻凉温。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劳者温之，逸者行之，内者内治，外者外治，此大法也。但人事万有不齐，所谓寒热虚实，又很少单纯出现，而有合并为病，错综复杂情况的。就是虚而宜补，也有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的不同，实而宜泻，复有攻表墩里、酸气破血、导痰涤饮、消坚逐水的各异。以药品言；人参、黄芪之补，一不等于阿胶、地黄之补；大黄、芒硝之泻，不等于甘遂、大戟之泻,附子、细辛之热，不等于干姜、肉桂之热；黄连、栀子之寒，不等于石膏、知母之寒。抑且人有老少强弱不同，生活条件悬殊，养尊处优之徒，不等于栉风洙雨之人，其间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不能干篇一律。故医必博采众方，灵活变通，而后可以左右逢源，各得其宜。还有一些病人，并非不治之症，不过比较略为复杂，往往跑遍各大医院，经过很多医者看过，寒热补泻，统通用过，就是病不能解。这类病人，为数不少，医者经常可以碰到。有一次，我碰到一个病人。处方刚完，病者即说：这些药品过去吃过。意思是说，不能治愈其病的。对这等病人，不做说服工作，就是方药对症，也是无有多大作用的。因之就说。医者处方是依据病的情况而定。这些药品，我也知道你是大部或全部吃过，同时也知道你是有这种看法的。但你只看到相同的一面，未有看到不同的一面，所以你的病证，迄今未有看好。现在我可这样说。某几种药你在某一方内吃过的；某几种药，又在同一方内，我可知你未有吃过。即使曾经吃过，药量一定不是一样的，如果一样，那就不是医师处方，而是医书的印抄方了。要之，此中同中之异，是同门异户，毫厘千里，这是方药的关键所在，也是方药有效无效的区别所在。此类例子很多，如《伤寒论》的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和桂枝附子汤、与桂枝麻黄各半汤和桂枝二麻黄一汤，就是因药同而份量不同，而治各异宜的。所以医者治病，当然要有责任心，而病人亦当具有信仰心。《素问·汤液醪醴论》说「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素问·移精变气论》说：「标本已得，邪气乃服。」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肤浅体会，揭开天窗说亮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各人看法不同，大家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更好地为四化建设出力。

(吴莲芳吴承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