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帮老公十八岁:唐诗宋词岂能相提并论

唐人张蠙《下第述怀》：“十载长安迹未安，杏花还是看人看。名从近事方知险，诗到穷玄更觉难。世薄不惭云路晚，家贫唯怯草堂寒。如何直道为身累，坐月眠霜思枉干。”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对于唐朝男人是多么的重要，写诗是多么的刻苦用心费力。唐朝的贾岛在初赴京师路上骑着驴还推敲诗句，以至于撞上了韩愈大人的仪仗队。可想其作诗多用心卖命。

唐朝“以诗取仕”对于唐朝读书男人来说，写诗是主业是一生的追求。唐朝男人靠写诗出人头地，靠写诗扬名立碗，靠写诗敲开仕途的大门，靠写诗实现人生价值。所以诗歌里寄予太多沉重的东西，唐朝男人写诗也格外用心费力，杜甫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李贺说：“寻章摘句老雕虫。”卢延让说：“吟安一个字，燃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贾岛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宋人也认为唐人写诗格外用功，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小律诗虽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尽一生之业为之。至于字字皆炼，得之甚难。”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夫以诗为学，自唐以来则然。如呕出心肝，掏擢胃肾，此生精力尽于诗者，是诚弊精神于无用矣。”阮阅在《诗话总龟》《古今诗话》中说：“唐人为诗，常积思数十年，然后各自名家。杜少陵云：更觉良工用心苦。”用这种精神写诗，近三百多年那么多人能写不出几首好诗吗？

余冠英和王永照在《唐诗选》中说：“唐代诗人大都是庶族出身的举子。诗歌成为他们进入仕途的捷径。“唐朝”以诗取仕，使得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是诗歌作者，确实使诗歌成为唐代文学领域中的一个“专门”，成了知识分子毕生学习、钻研的必修科目。唐代诗歌的繁荣，是离不开这个诗歌大普及的局面的。”朱奇志在《唐风宋韵》：“唐朝以唐诗而闻名，唐诗因唐朝而兴盛，这是一个近乎于绕口令的文字游戏，但它却包含唐诗与唐朝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浑然一体的亲密关系。” 以文史家自居的闻一多先生曾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

唐朝是诗的时代，诗的地位至高无上。唐以诗取士，唐朝男人做诗功利性极强，故唐朝诗人把诗当作猎取荣华富贵的敲门砖。所以唐朝诗人们携诗作云集长安，多方奔走，热衷于推广自己的诗。以求扬名立万，名利双收。唐朝整个所有知识分子都写诗如果不出一些好作品那正常吗？唐朝有近三百年如果不出几个写诗能手那说得过去吗？唐朝诗之发达是和唐朝以诗取士制度分不开的。

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宋人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也说：“唐以诗取士，钱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诗人多。”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也说：“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

宋朝科举除了诗赋外，主要考的是经义、策问。宋朝不是只是“以诗取仕”，更不是也“以词取仕”，写诗做词都属业余爱好，宋朝文人士大夫文化精英们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写词歌做曲上，写词只是宋人闲暇之时娱乐之作。唐人写诗是沉重的， 宋人是写词是悠闲的。

宋朝人并看不起词，词在宋朝文人一直被视为“小道”，不是载道的工具、治国平天下的手段。词在宋人文体中属于下流，有词就有曲，词和曲是离不开的，“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尔。”“其实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也。”（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词全称“曲子词”，“曲子”、“词”都是它的简称。宋词是宋朝社会的里巷俗曲，宋朝文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余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所以宋人把词称做“诗余”，也称为歌词、小歌词、小词，总之词乃“小道”。在宋人看来能写诗会做词不算什么大本事，诗词只不过是“薄技”“艳词”“小技”“末技”“卑体”。诗词不是载道的工具，不是能治国平天下的技能。在宋朝赫赫有名的词大家柳永柳三变、张先张三影在七卷《宋史文苑传》当中竟没有传，在近百人当中竟没有他们的名字，这说明词人地位是极低的，宋词在宋朝文体中属于最卑微的最下流的地位。

宋人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宋人张锥在《题梅溪词》中说：“世之文人才士，游戏笔墨于长短句间，有能以瑰奇警迈、清新闲婉不流于施荡淫污者，未易以小伎言也。”宋人晏几道在《小山词跋》说：“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宋人张炎在《词源》中说：“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

宋人吴处厚在《青箱杂记》中说：“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艳丽之词。”宋朝文坛盟主欧阳修曾后悔自己“嗜酒歌呼”在娱乐之余做歌词。在《答孙正之第二书》中说：“三十年前，尚好文化，嗜酒歌呼，知以乐而不知其非也。”宋朝大诗人陆游也轻视词后悔自己曾作过词并抑制自己词方面的创作。在《长短句自序》中说：“（词）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大文豪苏东坡也是有些轻视词的，认为词乃“闲居之鼓吹”，在《与杨元素书》中说：“录得公明所编《本事曲子》，足广奇闻，以为闲居之鼓吹也。”

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王安石竟嘲笑当朝宰相晏殊作小词。晏殊虽然喜欢做小词但也也认为自己做小词不妥。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记载，“晏公（晏殊）曰：‘贤俊（柳永）作曲子么？’三变（柳永）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晏殊）：“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宋朝写词大家柳永拜访他，说他也做词他就不高兴了。

宋朝著名才女李清照也曾嘲笑晏殊、欧阳修、苏东坡做小歌词，在她写的《论词》中说：“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而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这样评价李清照：“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说李清照的词是闾巷荒淫之语，充满轻视。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今观《国风》，间出于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学也。”宋人魏庆之的《诗人玉屑》记载：章质夫咏杨花词，东坡和之，晁叔用以为：“东坡如王嫱、西施，净洗脚面，与天下妇人斗好，质夫岂可比哉！”宋朝大藏书家晁冲之怪大文豪苏东坡怎么能和女人比做词争奇斗艳呢？

可见宋词在大多数士大夫阶层人眼里格调不高，属闾巷荒淫之语登不上大雅之堂。甚至有些士大夫认为写词是雕虫小技。虽然苏东坡、辛弃疾等极少数文学大家把“词”体写成了诗，拓展了诗的形式。但苏东坡、辛弃疾写的纯娱乐的词的数量比起以词当诗言志的词数量多的多。宋朝的文人士大夫从整体上说根本就不喜欢作词或很少做词，如包拯、司马光、王安石等等。这种做词热情比起唐朝文人士大夫写诗的热情差远了，宋人写词目的也和唐朝唐人写诗目的差远了。词不能表达宋朝的全部感情与性格，这种文艺形式只能表达其一部分感情。这和唐朝男人写唐诗不同。宋朝许多士大夫甚至看不起诗，李纲的《梁溪漫志》“通鉴不载离骚篇”中就记载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时要求助手们把历代的诗赋都删去，司马光说：“士欲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

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苏）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宋人关注在题《石林词》中言：“右丞叶公（叶梦得），以经术文章，为世宗儒。翰墨之余，作为歌词，亦妙天下。”宋人强焕在题《周美成词》中说：“文章政事，初非两途。学之优者发而为政，必有可观。政有暇余则游艺于咏歌者，必其才余辩者也。”谢桃坊先生在《中国词学史》这样说：“宋人大致以为人生应努力于建功立业，在政事上之余可以作文章，在文章之余可以作诗，作诗之余始可作词。”

宋朝精英阶层写诗的热情远远大于写词，全宋词不足两万首，而全唐诗有近五万首。全宋诗是全宋词的几十倍可能达到数十万首。辛弃疾是宋人留存宋词最多的有五百余首，其次的苏东坡只有三百多首，其中大部分是格调低靡的。苏东坡只是直接间接涉及歌姬舞妓的词就多达一百八十多首。欧阳修存词二百多首，绝大部分都是艳词。范仲淹仅存有五首词。而陆游写的诗有近万首，词只有一百多首。而大名鼎鼎的王安石的词仅二十九首。杨万里作诗多达两万多首，留存于世的也有四千二百多首。

那么为什么宋词那么发达呢？宋词在宋朝的繁荣发展和宋朝市民阶层的富裕悠闲的幸福生活是离不开的，还有就是宋朝社会的文化氛围学的普及。文人整体的文学素养之高离不开的。宋词在宋朝是休闲娱乐产品，它的娱乐功能是首要的。宋祁在《宋子京笔记》中说：“晏相国（晏殊），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已来所未有。然相国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酬唱。”叶梦得说“（晏殊）未尝一日不燕欢，每有嘉宾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宋朝文人士大夫在一起聚会娱乐，游戏欢乐间就作出小词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的享乐方式通常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宋词只是宋朝人的娱乐产品。

张银堂先生在《中古文明与宋词》教案中这样说，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

由于宋朝大规模的城市化，城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城市的繁荣，人民的富裕。词曲小唱在宋朝社会文化生活成了人民消费的热点，民间的娱乐场所需要大量的歌词，“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谢桃坊说：“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宋词在宋朝社会大有市场，词可卖钱。所以一些词人直接为歌女写词。

著名的北宋第一专业诗人柳永就是靠给歌女们写词卖钱养生娱乐而幸福的活着，叶梦得说：“（柳永）多游狎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同期与他同名的张先也曾给官妓做词，宋人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张子野老于杭，多为官妓作词。”宋人罗烨的《醉翁谈录》中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宋朝文人写的词很有市场能卖上钱，尤其是大家名流，如果一个不知名的歌妓若唱了一个当时文坛名家所做的小歌词她有可能一炮走红，一举成名，身价倍增。同时他的词也通过当红歌妓的演唱传播得更深远让更多的人知道，因此他也更加有名这是双赢的。

唐学是什么？就是唐诗，唐诗是唐朝的灵魂，代表唐朝的文化文明离开唐诗唐朝将是苍白的。宋学是什么？宋朝的文学形式文化种类是百花齐放的五花八门的，宋朝的词话诗话的研究也是博大精深的，唐朝的文学形式是相对单一贫乏的。如果宋朝“以诗取仕”或“以词取仕”那么宋朝的诗与词将更繁荣得将不可想象……宋学不是宋词也不是宋诗，宋词不是主流的宋朝文学，而宋词并不是宋朝的灵魂，宋诗也不是宋朝的灵魂，宋文也不是宋朝的灵魂。接近宋朝灵魂的只有宋的哲学、经学、理学。“唐诗宋词”这个提法本身就不科学，“唐诗宋文”、“唐诗宋理”都比“唐诗宋词”更科学。

在宋朝宋文才是相当于唐朝的唐诗的地位，钱穆在《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中说：“宋人称其文起八代之衰，实则其所倡导，则已逾两汉而上之矣。”日本中国文史家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宋人的文学，并不像唐人那样光是集中在诗的领域。有“唐诗宋文”这样的话，把散文看作宋代文学的主流……宋诗大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同时又是“古文”大家。”明朝文人们推崇的“唐宋八大家”不是诗词而是以文章散文。苏门六子也是按宋文不是按小词。宋人更看中文章，宋人在介绍赞美欧阳修、苏东坡时赞美的是文章而不是小词。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写道：“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戎雄辞宏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南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说：“子瞻（苏东坡）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欧阳文忠公，文章道义，天下宗师。”李廌在《师友谈记》中说：“（苏）东坡不惟文章可以盖代，而政事忠亮，风节凛凛，过人远甚。”曹尔堪《锦瑟词序》：“欧（阳修）、苏（东坡）两公，千古之文人也，其文章事业，炳耀天壤。”甚至清代小说笔记《东坡诗话》也是说：“（苏东坡）兄弟二人，才学高华，文章富丽。”唐朝大男人的精神风貌在他的诗里，宋朝大男人的精神风貌在他的文章里在他的工作里政业中。宋词作为宋朝最卑贱最被轻视的一种文学形式不能过于吹捧，宋词反映不出宋朝文人学者的精神面貌，宋词只是民间小调娱乐之用。比宋词高贵的是宋诗，比宋词高贵得多的是宋文、宋哲学。宋朝以宋文为当时主流文学形式，以宋学闻名世界。非要以在当时不入流的宋词代表宋朝，正如巴西本是以足球盛名于世界，你非要以在巴西不入流的乒乓球来代表巴西岂不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