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之魂1全物品收集:《对云南“桥头堡”建设困境的一些思考》（2011年）

        中国对东盟有着许多未来规划自然是好事情，但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或说边境政策并没有一个完整、成熟的计划，这始终让许多东南亚国家看不明白，或者将信将疑。

                                                 对云南“桥头堡”建设困境的一些思考

                                                                                          尹鸿伟

         我想谈的问题，很多是“中国人”的问题，但也是“云南人”的问题，既然云南省目前肩负着国家对外发展的重任，那么一并思考应该可行。
        云南省有着多气候带和多物种的自然资源优势、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优势和毗邻东南亚、南亚诸国的区位优势，建成“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国际大通道”是其多年来的期盼。其后，“桥头堡”又成为云南发展建设的新目标，但是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感觉各项工作进展并不理想，相反是政府对上对下的自我吹嘘太多，过于强调宏观概念宣传，对微观工作重视不够。

                                                                         “桥头堡”含义一直被争议

        首先，对于“桥头堡”的提法，云南省内和东南亚国家的理解都千差万别。在云南省内，各行业人士对“桥头堡”一词的认识分歧很大，反对者认为其为一个战争术语，不合适用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工作中；支持者则认为中国的词义本身多样化，“桥头堡”可以多种解释，尤其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可以赋予新的含义。但是如果针对中国人“解释”或许还能勉强应付，而对于东南亚国家的人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我分别在越南、老挝和缅甸都遭遇过对方的提问：你们中国在云南搞“桥头堡”，到底是什么目的，是不是要建设对付东南亚的堡垒？一些华人甚至还拿出汉语词典来和我讨论“桥头堡”的中文含义。显然，对于“桥头堡”的推出中国政府方面是不够谨慎的，后期的宣传、解释工作也明显落后，而且多数时候都以中国人的文化和心态来揣摩东南亚国家，效果肯定是不行的，甚至适得其反。
        由此也可以发现，云南省在这些方面的人才储备是非常欠缺的，无论各项事务人员，还是学者和官员，而且普遍存在“学者附庸官员，官员冒充学者”的严重情况，很可能给国家的政策制定造成多重误导。比如东南亚国家的许多机构已经习惯大量聘请外国员工，在工作开展方面非常有成效，但是云南省在很多方面还非常保守，还习惯于照顾亲戚朋友同党利益，没有多少发展的大局意识。
        例如在东南亚小语种人才培养方面，云南省一直没有充分发挥本土少数民族的有利因素，即云南省内与东南亚国家同民族、同语言甚至同文字的情况并没有得到重视，相反只习惯从汉族学生里培养东南亚语言人才，浪费了广泛的东南亚语言资源。
        其次，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明显还有提防，其中既有历史的原因，更有现实的因素。我曾经在朋友介绍下去到泰国外交部一位官员家里采访，那位曾经在新西兰等国家任过大使的官员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中国的记者，你先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其后他告诉我：“如果你是共产党员，有些话我不会和你谈。”另外一家曼谷大银行的高层则告诉我：“无论是西方在曼谷开设的公司，还是泰国本地的公司，一般都不愿意聘请中国人做一把手，因为你们中国人不可信任。”
        包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类似的论调我也不断遇到，甚至对方很多是华人或华裔。究其原因，这些国家仍然没有从以前中国对东南亚“输出革命”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尤其在缅甸国内，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仍然在支持一些少数民族武装分裂缅甸，和当年支持缅甸共产党与政府打战的情况差不多”。
        而现实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我到印度尼西亚去拜访当地一名华人领袖，初次见面的他就很不客气地告诉我：“你是中国人，希望你不是来印尼骗人的，你们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骗子。”9月29日，中国公安部分别从柬埔寨、印尼引渡了60名和45名跨国跨两岸电信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回国，足以证明对方的指责有据可依。
        无法否认，许多前往东南亚国家的中国人把在国内的恶劣行为带过去，让当地人非常头疼，而中国政府及驻外使领馆很少积极去应对和处理，最终招致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人的一致反感。
        还有中国护照持有者经常被柬埔寨、越南和印尼等国家边检人员索要小费的情况非常严重，严重地挫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及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我在柬埔寨金边认识的一位长期在东南亚进行法律服务工作的美国籍律师说：“东南亚国家的官员和警察一般只向中国人索要小费和贿赂，却很少向欧美国家的人开口，比如我自己就几乎没有遇到过。我了解的情况是中国人自己也愿意通过贿赂来得到方便，同时中国人遇到麻烦要获得当地大使馆的帮助也比美国人困难得多，甚至根本得不到帮助。”
        所有这些情况，即是中国人的遭遇，也肯定会是云南人的遭遇。随着交往的增加，事实上东南亚国家已经慢慢学会以“地区”来区分中国人的不同情况了，比如一些越南经济学者就告诉我：“在基础工程招标方面，越南人更喜欢与广西人合作，一方面是地缘优势，另一方面是广西人更容易沟通。”我觉得类似的情况应该引起云南省的重视，认真研究一下“云南人”在东南亚国家的形象问题。
        另外，包括药品在内的中国商品在东南亚国家曾经普遍被视为“假冒伪劣”，甚至影响到了云南边贸的正常发展，虽然近年来情况有了一些转机，但是已经失去了许多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在边贸商品交易方面，广西的政策尺度明显比云南灵活，比如广西海关部门对“20公里内范围边民互市商品”的监管，只要经过交易后的商品都可以自由流通到内地，但在云南省内的海关不行，这样的行为将被视为走私。

（缅甸佤邦特区街头即景，发展是任何地区的现实渴望。）（尹鸿伟/摄）

 口岸管理简单粗暴

        十几年来，由于境外毒品、赌场和战争等原因，云南省执行了中央“严格管理边境口岸”的命令，致使大多数边境口岸无法正常进行人员和商贸往来，个别甚至完全瘫痪。这样的情况在缅甸佤邦等传统上依赖中国的地区更加明显，前不久有佤邦人士告写信给我：“中国单方面关闭佤中云南边境，中断双边贸易，使得我们对于中国朋友的信任和尊重受到了伤害。”他们表示佤邦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迫切希望云南方面重新开放自由的边境通道。
        许多在边境工作的人士也非常不理解，认为中国不能以这样的方式“介入”别国的矛盾，或说希望以此来证明“支持或不支持哪一方”。试想，这些普通口岸都不能正常开通，那么云南的“大通道”、“桥头堡”等建设从何谈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势又如何体现？
        虽然云南拥有对东南亚开放中介和前沿的优势，但是边境口岸创业环境很差，政府的扶持政策少、时间短，使许多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竞争能力，这些情况一直影响着云南与东盟大市场的融合。事实上国家的许多政策都是滞后的，甚至是被民间的力量在推动着前进，其中边境地区地下钱庄的广泛存在，就充分证明云南的对外金融工作非常滞后。
        尤其近年国家取消边境小额贸易税收优惠政策后，使云南边贸经济从“造血”变成了“输血”，即只能靠国家每年给予转移支付，但是数量少得可怜。曾经长期作为国防前沿的云南省，经济发展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状态，省内多数企业属于初级产品加工工业体系，出口产品大多为农副产品、百货、小机电产品、工业原材料或半成品，附加值低，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和出口创汇能力极弱。
        云南基础设施落后，运输成本高，人口数量少，受教育程度低，多山脉造成市场条块分割现象严重，让再优惠的引资政策都成为一纸空文，因此近年来不少外商在考察西南边境投资环境后都因这些劣势而放弃了投资计划。
        更为严重的一个情况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缅和中老边境上，还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特区”和“地方民族武装”，尤其中缅边境一线缅方的85%左右地区被地方武装组织所控制，其互相间经常发生争权夺利的内讧和内战，时段时续的军事冲突严重影响着云南边境安全和贸易的正常发展。在缅甸和老挝边境，一些中国的民间黑恶势力与当地军阀、官员长期勾结，大肆贩卖毒品、武器、走私，开设境外赌场行骗和绑架中国人质等恶劣情况长期存在，种种恶行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人的对外形象和外来投资者的信心。虽然中国国内许多地区的警方也多次出面干预，但是死灰复燃的情况也不断发生。
        同时我在老挝和缅甸了解发现，中国方面有许多官方人士与境外的利益勾结非常严重，尤其是对境外自然资源的掠夺和赌场客源的保护方面，其中主要是掌管口岸进出部门，也有部分地方政府势力。而据我的实地调查，在境外赌场中，或说利用境外赌场为非作歹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当地人直接参与的很少，所以要治理境外赌场的问题，仍然需要从中国人自身抓起，而不是一味指责他国。
        许多中国商人都对我表示，希望缅甸中央政府能够顺利实现对边境口岸的控制，使中缅双方的交往处于统一政策的状态，不能再让那些地方武装从中作梗了；即使后者要利益，也应该由缅甸政府统一收取，然后分配，不能允许他们单独再找麻烦和敲诈。否则类似“太平江电站”的军事冲突将难以控制，克钦独立军不允许中国商人在缅甸栽种的香蕉顺利运进中国等情况将不断出现，甚至中缅油气管道、高铁还必须通过克钦独立军第4旅控制区域才能到达云南瑞丽市，这些因素都将使中国的投资安全和未来利益无法保证。而9月30日缅甸政府叫停中国企业在克钦邦投资的密松水电站项目，更是在警示中国的外交思路必须审时度势。
        由于靠近金三角毒品源区，国家对于在云南打击毒品工作不遗余力，多部门以此为借口设置了层层关卡监控搜查，所投入的人财物力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这样的单一目标工作已经令正常往来的人员不堪其扰，严重影响到了边疆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
        边疆当然需要稳定，但是正常国家和谐边境的载体应该是富裕、自由的老百姓，而不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武装人员。云南省应该立即撤掉所有通往内地的各种毒品检查站，尤其是公安边防和沿途公安部门设置的各种“二线关”，把防控力量投入到边境第一线，对内则改进工作方法，避免继续造成泛滥的负面影响。
        我一些自小在边境地区长大的朋友总是很怀念以前的自由，即中国与越南、老挝和缅甸边民之间互相往来的自由，他们的感受是“国家越来越强大了，但是边境上的往来却不方便了”，他们甚至问我：“既然越来越不自由，那么国家强大对于我们老百姓有什么意义？”显然，依靠限制边民的自由来获得所谓的边境安全是不可取的落后思维。
        另外，曾经一度被中国学者和云南官员们热捧的“云南腾冲-缅甸密支那-印度雷多”商旅路线，通车多年来并没有展现出“中国-东南亚-南亚”的商务热潮。其实，云南官方对印度东北的贫穷、落后，甚至武装林立的情况并不清楚，而且听信了个别学者的意见宣传得太过头了，别说印度东北地区会不会通过缅北地区来与中国做生意，其与缅甸本身也没有做成过多少生意。  
        总之，云南边境地区的状况正好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扇真实窗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政府应该尽快出台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同时努力解决好一些普遍性的矛盾，协助云南边境地区的对外发展步伐，真正落实“桥头堡”建设工作。

                                                                           中国官员和商人形象堪忧

        自从“桥头堡”概念被提出后，许多云南官员和商人也不断假借其大肆制造名目借机捞好处，对工作本身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朋友就告诉我，他们清楚许多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都有中国政府的背景，但是中国商人的习惯很不好，比如他们去到柬埔寨做生意，首先都是千方百计地和政府高级官员来往，私下给后者好处来换得自己的方便。
        柬埔寨金边的一名华商说：“开始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商人们不愿意与柬埔寨商人合作，后来经过长时间的了解，包括看到新闻媒体的许多报道，我终于知道他们在中国就是这样做生意的，柬埔寨报纸上也经常说中国国内有很严重的‘官商勾结’，这样的情况令我们非常反感。”
        现在，一些中国商人的做法已经引起了柬埔寨商人的不满，他们向我抱怨：“和柬埔寨当地人合作当然能够给中国人带来许多方便，但是合作的对象应该是柬埔寨的商人，而不是柬埔寨的官员，这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情。中国商人总是想把我们柬埔寨商人甩开自己赚钱，时间久了彼此肯定会产生矛盾，甚至冲突。”
        另外，中国在自己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制造了巨大的污染和其他问题而臭名昭著，中国企业的环保意识、环保水平及用工问题与国际大企业相比仍然有一些差距，需要尽快克服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以国内腐败‘潜规则’拉拢东南亚国家地方官员的情况也日趋严重。例如在越南，目前其当局的高层人士比较亲华，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些做法相对宽容，如果哪天出现相反势力上台，中国企业不守规矩的做法必然遭到清算，结果肯定是巨大的经济利益损失。
        越南的一名华裔学者对我说：“中国对东盟有着许多未来规划自然是好事情，但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或说边境政策并没有一个完整、成熟的计划，这始终让许多东南亚国家看不明白，或者将信将疑。”
        这样的评价思考自然可以引伸到云南正在进行的“桥头堡”工作中。这名华裔学者还认为，东盟和中国在各方面合作发展是需要的，但还是中国要慎重，要是做得不好，除了带去“大国威胁”，还会连累到东南亚的华人。例如中国协助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建设工程，一般外国去建设是投资，或者派出的是技术人员，但现在中国的公司连普通劳工人员也一并带去，当地人就说，“中国人来抢我们的饭碗了”。而据我在老挝、越南等国家的了解，从云南出去的企业情况大抵如此。
        越南的学者还认为，云南省许多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条件非常差，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投入，相反却要花很多的钱到国外搞孔子学院，这种不关心自己的老百姓而把钱扔到国外的举动东南亚国家都很清楚，也很反感，不但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不利，更会给中国带来深层次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