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黑暗之魂3简单流程:多少艰难说未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4 02:44:41
多少艰难说未休
王洪波
今年是辛亥百年，我也追随热点，找了些书来读，在这有限的阅读中，颇多惊喜。第一大惊喜是，学界一些研究之深入细致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当然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眼光来看；第二是它们引发我很多遐思，对一个非专业读者，有所遐思或许比获知辛亥事件的更多细节更有意义吧。
高全喜推出《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去透视清帝逊位民国肇始那一历史时刻，揭示出《清帝逊位诏书》蕴含的宪法学意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一般的中国制宪史均视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选举法要领》等为中国最早的宪法文件，视1911-1912年《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约法》为现代中国最早的成文宪法，《清帝逊位诏书》是一个宪法文件？理由何在呢？高全喜引用卡尔·施密特观点指出，宪法的实质并不在于其规范性，而在于其政治性，“作为一种根本政治决断，它仅仅涉及政治统一体的存在类型和形式”。所谓规范性对应的是具体的“宪法律”，而政治性才对应着“宪法”。“中华民国肇始之宪法创制其目的是通过制宪而构建一个共和国”，《清帝逊位诏书》正是为着此一目的作出的政治决断。
提到清帝逊位，人们往往联想起中国历史上无数次上演的禅让闹剧，认为历史实情不过是，孤儿寡母的幼帝溥仪和隆裕皇太后，在精于权谋的袁世凯威逼利诱下，被迫交出政权而已。但“历史的实情只是一个方面”，关于另一个方面，高全喜提醒我们，诏书明确表示，清廷是“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而不是一家一姓之王朝，这实在是中国政治一次历史性的古今之变。辛亥革命起于暴力革命，终于和平逊位，“这岂不是一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吗？”
美国学者石约翰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7月版）并不是专门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但它为理解中国革命史提供了一整套思路，对清朝的覆亡和辛亥革命的爆发亦有专章予以论述。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石约翰认为，要理解中国历史，不能从西方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出发（因为将西方理论应用于研究中国时，会过分地迁就凑合），而应该运用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石约翰认为，描述古代中国社会，与其使用“旧制度”、“传统社会”、“封建社会”等西方概念，不如换用 “郡县制”、“封建制”、“官僚制”等中国传统社会理论的概念。以他的看法，商周时代至春秋战国是比较典型的封建制社会，秦朝确立了郡县制，从西汉到唐朝是郡县制与封建制交替并存、互为消长的时期，宋元明清是郡县制从全盛、成熟和走向衰落的时期。
关于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石约翰评论说，欧洲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是从封建制转向郡县制，建立公务员考试制度被认为是时代的进步；而在中国，一个腐朽的郡县社会却要取消这种制度。辛亥革命前夕，“合法的官方权力归地方掌握，这在历史上没有真正存在过，现在第一次出现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清朝的灭亡”。也就是说，他认为，正是中国社会要求部分恢复封建制的呼声激发了中国革命，而地方力量的壮大决定了辛亥革命以各省独立的方式获得胜利。是否有些牵强附会呢？无论如何，其思路新颖有趣，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吧。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中国的冲击》（三联书店，2011年7月版）重在揭示：“中国存在着一种与欧洲近代过程相异的‘另一种近代’”。作为毕生思考中国近代史的史学大家，沟口的思想非常庞杂和精微，《中国的冲击》并不足以全面反映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简而言之，沟口反对以世界（欧洲）为标准（方法）来衡量中国的做法，而主张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都应被看做特殊的存在，在理解各自特殊性的前提下建构“世界”图景。和石约翰一样，沟口亦尝试从中国固有的理论、概念出发去认识中国（至于两人的思路有多少契合或不合，就不是我这样的非专业读者有能力分辨的了）。
《中国的冲击》第六章为《辛亥革命再思考》，结合他的另一篇专文《辛亥革命新论》（该文可在网上找到），可大致了解他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鼓吹“乡治”，极大地拓展了作为“地方公论”产物的“乡里空间”范围，并由县延伸至省一级，直接促进了“一省之力”的成熟和独立，最终形成了辛亥革命以各省独立获得成功这一独特形态。我们知道，晚清地方力量的壮大主要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额外后果，而沟口将之追溯到黄宗羲等人对“乡治”的倡导，这与历史事实吻合吗？
朱宗震先生的《大视野下的清末民初变革》（新华出版社，2009年4月版）一书恐怕是这波阅读中最让我感到兴奋的。该书采用读书笔记的形式，对2001年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时在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进行了全面评析。由于会议论文涉及辛亥革命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该书亦覆盖了辛亥革命研究的所有重要方向，如辛亥革命性质问题、新思想新文化问题、地方势力问题、士大夫转型问题、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问题等等。表面上该书可看做一篇长书评，实际上作者采取的方法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是对自己三十余年的近代史研究的系统梳理，其中胜义纷陈，几令人目不暇接。
书中一个核心的观点是：“辛亥革命的实际动员口号主要反满，这只是个很传统的王朝更替的号召，而且，对王朝的冲击缺乏深度。其实际结果，就是助成了权臣篡位，以完成王朝更替的历史任务。”如此看法是否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太低了呢？朱宗震先生当然不会没有注意到，这一次的“王朝更替”并非全无现代因素。但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经历了辛亥革命，传统思想“几乎丝毫没有受伤”；又如孙中山所说，“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当事人的直觉感受或许比后人出于教条或者政治目的而建构起来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吧。
阅读辛亥革命的研究性著作，会发现学界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这是很刺激、也很有意思的事情。之所以言人人殊，是因为各人所依凭的理论和方法不同，高全喜先生是宪法学的视角，所以看到了辛亥年和平建国、共和立宪的一线机会；朱宗震先生是历史主义立场，更注意历史演变的制约因素，所以明白辛亥年立宪建国毫无侥幸实现的可能。理解辛亥，牵涉到对中国之近代的认识，也需要有对未来的明确预期，目前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辛亥虽已百年，但仍不是论定之时。正所谓：熬波同看楚天秋，多少艰难说未休。
王洪波
今年是辛亥百年，我也追随热点，找了些书来读，在这有限的阅读中，颇多惊喜。第一大惊喜是，学界一些研究之深入细致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当然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眼光来看；第二是它们引发我很多遐思，对一个非专业读者，有所遐思或许比获知辛亥事件的更多细节更有意义吧。
高全喜推出《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去透视清帝逊位民国肇始那一历史时刻，揭示出《清帝逊位诏书》蕴含的宪法学意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一般的中国制宪史均视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选举法要领》等为中国最早的宪法文件，视1911-1912年《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约法》为现代中国最早的成文宪法，《清帝逊位诏书》是一个宪法文件？理由何在呢？高全喜引用卡尔·施密特观点指出，宪法的实质并不在于其规范性，而在于其政治性，“作为一种根本政治决断，它仅仅涉及政治统一体的存在类型和形式”。所谓规范性对应的是具体的“宪法律”，而政治性才对应着“宪法”。“中华民国肇始之宪法创制其目的是通过制宪而构建一个共和国”，《清帝逊位诏书》正是为着此一目的作出的政治决断。
提到清帝逊位，人们往往联想起中国历史上无数次上演的禅让闹剧，认为历史实情不过是，孤儿寡母的幼帝溥仪和隆裕皇太后，在精于权谋的袁世凯威逼利诱下，被迫交出政权而已。但“历史的实情只是一个方面”，关于另一个方面，高全喜提醒我们，诏书明确表示，清廷是“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而不是一家一姓之王朝，这实在是中国政治一次历史性的古今之变。辛亥革命起于暴力革命，终于和平逊位，“这岂不是一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吗？”
美国学者石约翰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7月版）并不是专门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但它为理解中国革命史提供了一整套思路，对清朝的覆亡和辛亥革命的爆发亦有专章予以论述。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石约翰认为，要理解中国历史，不能从西方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出发（因为将西方理论应用于研究中国时，会过分地迁就凑合），而应该运用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石约翰认为，描述古代中国社会，与其使用“旧制度”、“传统社会”、“封建社会”等西方概念，不如换用 “郡县制”、“封建制”、“官僚制”等中国传统社会理论的概念。以他的看法，商周时代至春秋战国是比较典型的封建制社会，秦朝确立了郡县制，从西汉到唐朝是郡县制与封建制交替并存、互为消长的时期，宋元明清是郡县制从全盛、成熟和走向衰落的时期。
关于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石约翰评论说，欧洲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是从封建制转向郡县制，建立公务员考试制度被认为是时代的进步；而在中国，一个腐朽的郡县社会却要取消这种制度。辛亥革命前夕，“合法的官方权力归地方掌握，这在历史上没有真正存在过，现在第一次出现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清朝的灭亡”。也就是说，他认为，正是中国社会要求部分恢复封建制的呼声激发了中国革命，而地方力量的壮大决定了辛亥革命以各省独立的方式获得胜利。是否有些牵强附会呢？无论如何，其思路新颖有趣，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吧。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中国的冲击》（三联书店，2011年7月版）重在揭示：“中国存在着一种与欧洲近代过程相异的‘另一种近代’”。作为毕生思考中国近代史的史学大家，沟口的思想非常庞杂和精微，《中国的冲击》并不足以全面反映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简而言之，沟口反对以世界（欧洲）为标准（方法）来衡量中国的做法，而主张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都应被看做特殊的存在，在理解各自特殊性的前提下建构“世界”图景。和石约翰一样，沟口亦尝试从中国固有的理论、概念出发去认识中国（至于两人的思路有多少契合或不合，就不是我这样的非专业读者有能力分辨的了）。
《中国的冲击》第六章为《辛亥革命再思考》，结合他的另一篇专文《辛亥革命新论》（该文可在网上找到），可大致了解他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鼓吹“乡治”，极大地拓展了作为“地方公论”产物的“乡里空间”范围，并由县延伸至省一级，直接促进了“一省之力”的成熟和独立，最终形成了辛亥革命以各省独立获得成功这一独特形态。我们知道，晚清地方力量的壮大主要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额外后果，而沟口将之追溯到黄宗羲等人对“乡治”的倡导，这与历史事实吻合吗？
朱宗震先生的《大视野下的清末民初变革》（新华出版社，2009年4月版）一书恐怕是这波阅读中最让我感到兴奋的。该书采用读书笔记的形式，对2001年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时在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进行了全面评析。由于会议论文涉及辛亥革命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该书亦覆盖了辛亥革命研究的所有重要方向，如辛亥革命性质问题、新思想新文化问题、地方势力问题、士大夫转型问题、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问题等等。表面上该书可看做一篇长书评，实际上作者采取的方法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是对自己三十余年的近代史研究的系统梳理，其中胜义纷陈，几令人目不暇接。
书中一个核心的观点是：“辛亥革命的实际动员口号主要反满，这只是个很传统的王朝更替的号召，而且，对王朝的冲击缺乏深度。其实际结果，就是助成了权臣篡位，以完成王朝更替的历史任务。”如此看法是否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太低了呢？朱宗震先生当然不会没有注意到，这一次的“王朝更替”并非全无现代因素。但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经历了辛亥革命，传统思想“几乎丝毫没有受伤”；又如孙中山所说，“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当事人的直觉感受或许比后人出于教条或者政治目的而建构起来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吧。
阅读辛亥革命的研究性著作，会发现学界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这是很刺激、也很有意思的事情。之所以言人人殊，是因为各人所依凭的理论和方法不同，高全喜先生是宪法学的视角，所以看到了辛亥年和平建国、共和立宪的一线机会；朱宗震先生是历史主义立场，更注意历史演变的制约因素，所以明白辛亥年立宪建国毫无侥幸实现的可能。理解辛亥，牵涉到对中国之近代的认识，也需要有对未来的明确预期，目前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辛亥虽已百年，但仍不是论定之时。正所谓：熬波同看楚天秋，多少艰难说未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