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小丑面具图片:霜叶：关于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粗浅看法

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若干问题

研究概况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当代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都是建立在对“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反思基础之上。在“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结束30周年之际，本文仅就研究概况和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一下简单梳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随即，总结、反思这段历史的任务要求，带着强烈的政治性和急切的现实性色彩，摆在全国人民面前。1981年之前，对于“文化大革命”，还是停留在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层面，主题是揭批“四人帮”，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行为。这一时期的文章还算不上是研究性的。

真正意义的“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始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提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政治上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彻底否定，以此为标志，“文革”史研究正式进入学术领域。

从1981年到1990年，关于“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出现不少成果，从政治性倾向逐渐转向学术化。尤其198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20周年和结束10周年，这一年“文革”史研究出现了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主要的论著有：龚育之等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85年修订版），金春明等著《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和《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二、三卷）(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谭宗级的《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吴群敢主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1966-1976)》（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主要的论文有：朱元石的《“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教训》（《红旗》1981年第11期），金春明的《上海“一月革命”的前前后后》（《党史通讯》1983年第18期）和《“一月夺权”有关问题明辨》（《理论内参》1985年第3期）以及《四五运动述评》（《党史研究》1984年第5期），戴向青的《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刘志建的《历史的合力是“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的根本原因》（《探索》1985年第2期），宫力《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原因》（《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7.8期），苏采青《“文化大革命”史实辨误三则》（《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郑谦《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看领导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李南熏《旧经济体制模式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经济原因》（《理论内参》1986年第2期），郑建明《试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兼与金春明同志商榷》（《宜春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的由来》（《争鸣》1989年第1期)，席宣《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谭凝《试谈毛泽东对当代国际共运形势的判断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88年第3期)等。

进入90年代以来，关于“文革”史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起来，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拓展，涉及到了较为广泛的问题，包括文革发生的原因、指导思想、定性、评价等，还有对文革时经济的研究、红卫兵运动的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等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借鉴和运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诸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论著有：杜蒲的《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杜鸿林的《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席宣和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编写组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郑谦著《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这时还出版了大批记述文革经历的回忆录，有季羡林的《牛棚杂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马识途的《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研究论文较有影响的有：黄金平《“文革”前我国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问题回顾》（《当代青年研究》1991年第1.2期），杜鸿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理论与现代化》1991年第6期），关海庭《“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郑谦《“斗、批、改”运动与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程中原《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陈东林《“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陈立旭在《“九一三事件”后肯定与否定“文革”的斗争与毛泽东的心态》(《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年第1期），伊胜利、谭明《试论“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理论探讨》1998年第6期），安建设《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国民经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等等。

进入21世纪后，文革史的研究继续走向深化，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文革研究的学术论文要以百篇来计，涉及题目和范围更加广泛，研究方法也更加多样化。下面仅列举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上的数篇：高正礼《“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之刍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6期），袁宝华《“文化大革命”期间三线建设的物资保障》（《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唐少杰《“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组织取向的个案评析》（《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张保军《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等。新的学术专著问世，主要有张志明的《走出迷谷—1967-1979年中国政体变革的历程与思考》(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罗平汉的《墙上春秋—大字报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另有吴庆彤著《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张化、苏采青主编的《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纪希晨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与国内“文革”史研究同步，在国外，“文革”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并有部分著作被翻泽介绍到国内，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所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求实出版社第一卷1989年版，第二卷1990年版，第三卷1991年版)，费正清等主编、金光耀等翻译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 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等翻译的《毛泽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此外，介绍国外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一些文章陆续发表：古厩忠夫、韩凤琴的《日本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与日本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张雅晶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日本人的文革论》（《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唐小松的《美国对中国化大革命”的反应（1966-1968）》（《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王朝晖《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早期研究（1966- 1968）》（《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6期）等。下面对“文革”研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概述。

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个说法是对“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彻底否定，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回应和补充，认为“内乱”这一提法是比较准确的。

9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的发展，有学者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准确定性，应该“在《历史决议》指导下，进一步深入探讨”（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以适应“文化大革命”史研究逐步深入的需要。

由此发端，关于文革的性质研究，国内出现两种倾向：一种仍然坚持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予以彻底否定，这是主流倾向。另一种倾向是一定程度上肯定“文化大革命”，又分为三种情况：一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这是有感于当前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的怀旧心理的反映；另一种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应予否定，而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应作具体分析，不能全部否定；还有人认为当今中国“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对《历史决议》提出质疑。
在海外，90年代以后对“文化大革命”定性的研究则由“权力斗争说”发展到“社会冲突论”、“两个文化大革命说”。国内学者普遍不认同以上三种观点。金春明撰文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特殊政治运动，从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独立性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抗争与反抗所谓“暴政”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研究

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研究，是“文革”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年来，理论界在“文化大革命”起因方面提出的观点很多。金春明将其概括为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有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返祖说、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革命说、东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社会心理说、矛盾激化论等。席宣、金春明提出“三个交互作用”的观点，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内防修和国际反修的交互作用。“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泽东既是这潮流的带动者和指导者，同时他本人的思考和行动又受着这一潮流的推动，而不断地走向‘左’的极端。”（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此外，学者们还从以下方面探讨了“文革”发生的原因：
（一）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主观原因。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提出：“毛泽东犯了三个重大错误：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错误；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错误，三是个人专断。这些错误的存在和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一文中，总结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左”倾错误：（1）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2）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3）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4）国际环境的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映；（5）中国的文化落后和民主的缺乏。因此，认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主观原因在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是主流观点。另有不少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毛泽东的主观动机是密不可分的。

（二）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政治体制原因。任严波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组织、活动均是超出宪法和法律范围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而当时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反而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条件（任严波：《我国理论界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1986年11月21日《工人日报》）。郑谦把当时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总结为几个方面：（1）党政不分，以党代政；（2）决策结构和决策方式上的少数人决断；（3）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受阻，造成信息失真；（4）各种权力机构间缺乏监督和制衡；（5）缺乏法制观念和依法治国的措施；（6）干部体制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郑谦：《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看领导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不少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想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来解决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弊病以及官僚主义的一次不成功尝试。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经济原因。不少论者认为经济因素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任严波提出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找到一条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任严波：《我国理论界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1986年11月21日《工人日报》）。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由于对当时的经济体制不满意，并试图矫正这种体制的僵化性。还有论者认为，毛泽东错误运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目的是为了推行他对经济发展的基本主张，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之一。另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毛泽东追求的社会理想目标是密切关联的。

（四）“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封建思想影响。有论者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漫长，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很大，包括社会关系的非民主化、经济关系上强调集权、政治关系上的皇权思想、文化关系上推行“愚忠”。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试图实现以平均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之一。另一个是党对社会主义认识存在误区。丛进和张天义等认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准备不足，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没有完整的认识，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丛进：《“左”倾社会主义观和“文化大革命”》，《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11月；张天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个人崇拜的发展和日益膨胀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五）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国际原因。从国际共运方面来看，张天义和王福如认为，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处理领袖和党的关系，对我党产生了消极影响（张天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王福如：《国际共运对我党的消极影响》，《回首“文革”》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张化和金春明认为我党没有正确认识当代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战争、和平、革命形势等问题缺乏科学的判断（张化：《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综述》；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等文章）。谭凝分析了毛泽东对国际共运形势发生严重错误认识的几个方面：对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严重误解，以“左”倾观点评判别国党的内部事务，中苏论战和国际反修斗争（谭凝：《试谈毛泽东对当代国际共运形势的判断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回首“文革”》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从冷战史角度来看，张化指出“除了国际反修斗争的开展以外，冷战的国际环境和中国主要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打倒帝修反’、‘推进世界革命’曾经是中国在国际活动中的基本方针。”（张化：《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另外，世界范围中民族主义国家的兴起，全球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失败，西方国家的反战运动，也使中国领导人为世界革命振奋。当时党中央在国内采取的促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政策，都与对国际冷战形势的估计有关。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引入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来研究“文革史”。如高鉴国、李芹的《“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邸彦莉的《“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与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3期），都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文革”的发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状况研究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学术界普遍赞同划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1967年到1968年，1966年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出现逆转，国民经济受到社会动乱的破坏而急剧恶化；第二阶段，1969年至1973年，国民经济逐步恢复计划控制，生产建设在恢复的过程中有所发展；第三阶段，1974年至1976年，由于“批林批孔”运动，四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而马洪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前5年的国民经济，从急剧恶化到缓慢恢复；后5年的国民经济，从畸形发展和调整到起伏动荡（马洪等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李成瑞和马洪等指出，十年动乱给国民经济造成破坏的主要方面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主要比例关系迁延性的严重失调；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地区产业结构比例失调；经济效益普遍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发生赤字等（参见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马洪等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王海光提出“文革”时期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是指国民经济不能正常运转、宏观管理混乱、微观发展动力不足等（王海光：《“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尽管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了每年平均7％的水平，但这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如果没有文革的发生，国民经济的发展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四、关于“文革”的个案研究

1.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就这场运动的起因而言，有观点认为：城市就业压力是这场运动的基木动因。5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管理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中不断深化的矛盾与城市就业压力紧紧纠结在一起，与日俱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即是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另有观点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左”的错误估计，导致在主观上要进行一场教育革命，以培养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柳建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兴起原因初探》，《中国青年研究》1991年）。就这场运动的评价而言，论者多持否定态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集体的一项成熟的政策，而是较多地反映出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及其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的晚年失误之一。”（郑承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同舟共进》1996年第6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最直接和影响最深的就是给知青在生理、心理、思想和生活上带来的负面效应，大批知青失去了在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客观上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拉大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另外，知青上山下乡并没有使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得到改变。（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关于红卫兵运动研究
1966年“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在极短的时间里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骤然兴起，迅速席卷全国。红卫兵“闯将”们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全国“大串联”，斗“走资派”、“抄家”，加剧了全国的混乱局面。反映这段历史的文章有梁梁执笔的《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国青年》1986年第10期）、谷丽娟的《黑龙江的红卫兵运动》（《黑龙江党史》1990年第2期）等。李亚平、高世屹等对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原因、特点及参加红卫兵运动的人们的心态进行了分析，见《红卫兵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特点》（李亚平,《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8年第5期）、《“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心态》（高世屹，《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等。方奕的《“红卫兵运动”研究综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和王盛辉的《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

就红卫兵运动发起的原因而言，徐友渔认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红卫兵运动发起的动机成分里，青春期激情占了很大的比重；阶级斗争教育是诱发红卫兵运动的一大原因；“文革”发动者使用了策略手段；基于当时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徐友渔：《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夏季号。）范明强认为“红卫兵”思潮之形成有其历史条件、思想条件、组织条件。历史条件是指政治社会化；思想条件是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如“反修防修”、“大民主”与“治乱观”等，同时还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封闭性；组织条件是指“红卫兵”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组织。（范明强：《“红卫兵”政治思潮的成因及其特点》，《中国青年研究》2000年第11期）

就红卫兵运动的派性而言，徐友渔按照“红卫兵运动”的过程把“红卫兵”分成“保守的老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以及“激进造反派红卫兵”。（徐友渔：《“文革”中红卫兵的派别斗争》，《中国研究》1996年秋季号。）印红标指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析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4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和“极左派”。（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1997年第4期）。

就红卫兵运动的阶段划分问题而言，陈益南认为在“文革”中“红卫兵运动”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老红卫兵时期（1966年底到1967年元月之前退出历史舞台）”、“造反派红卫兵时期”、“反军与拥军两派红卫兵时期（1967年“二月逆流”以来造反派红卫兵发生分裂，分裂为所谓的“拥军派”与“反军派”）、“红卫兵下乡退出文革时期”。（陈益南：《全面认识文革中的“红卫兵”》）史晓平和史晓久认为，“红卫兵”在“文革”时期大约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即“红卫兵”初期（1966年6月到9月）、“红卫兵”泛期（1966年9月到12月）、“造反派”时期（1966年冬到1968年夏）。（史晓平、史晓久：《论红卫兵》《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8期）

拓展阅读

席宣和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

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一、三卷)，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

王海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新进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6期。

魏旭斌：《大陆史学界“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综述》，《湖南农业人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刘国新：《“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6期。

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任严波：《我国理论界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工人日报》1986年11月21日。

丛进：《“左”倾社会主义观和“文化大革命”》，《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11月。

谭凝：《试谈毛泽东对当代国际共运形势的判断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回首“文革”》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王盛辉：《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