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丝巾: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四 两位侠士（5）

    同样的话，孟子也说过，而且回答了墨子的问题──侵略者该判什么罪。孟子说，该判最重的罪。为什么呢？因为“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杀一无罪之人尚且不仁，何况是发动侵略战争、大规模杀人，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死刑都不能赎他们的罪（罪不容于死）！所以，好战分子、战争狂人应该判处极刑，这就叫“善战者服上刑”（同上）。大家看看，这像不像墨子？

    孟子和墨子一样反战，他们也一样爱民。墨子的爱民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他的一生，就是在为人民的幸福奔走呼号。孟子其实也一样。在他看来，好的政治绝不能让人民受苦受难。人民苦不堪言的，则一定是坏的政治。据《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曾经问梁惠王：用棍子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没有区别。孟子又问：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也没有。孟子说，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骏马，老百姓却是脸上有菜色，田里有尸体（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这是什么？是率领野兽来吃人（此率兽而食人）！兽类相残，人类尚且厌恶；主持国家政治，却率领野兽来吃人，又有什么资格“为民父母”？大家看看，这又像不像墨子？

    孟子和墨子都行侠仗义，也都反战爱民，还都主张任用贤人和能人，只不过孟子的说法叫“尊贤使能”，墨子的说法叫“尚贤事能”，意思都一样。在《公孙丑上》，孟子说，尊重有道德的人，使用有能力的人，让杰出人才都有官位，则普天之下的士人便都欢欣鼓舞，也就都“愿立于其朝矣”。结果是什么呢？是“无敌于天下”，是可以为王。

    相同的话，墨子也说过，而且说得更详细。在《尚贤上》，墨子说，一个国家，贤良之士多，政治基础就牢靠；贤良之士少，政治基础就薄弱。所以，王公大人一旦发现人才，就一定得“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只有这样做，国家的贤良之士才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富贵之人就会想：原来国家选拔人才，是只看德才，不论贫富贵贱的。那么，从今往后，我们不能不做好事、做好人（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那些亲近之人也会想：原来国家选拔人才，是只看德才，不论亲疏远近的。那么，从今往后，我们不能不做好事、做好人（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至于那些贫困、卑贱、疏远的人，则会在私下里商量：原来国家选拔人才，是只看德才，不论贫富贵贱、亲疏远近的。那么，从今往后，我们就更不能不做好事、做好人了（然则我不可不为义）。结果是什么呢？是所有的人“皆竞为义”，国家也就长治久安。这就是“尚贤”。也就是说，墨子尚贤，孟子尊贤。墨子把“尚贤”看作为政之本，孟子把“尊贤”看作王业之基。孟子和墨子，是不是很像？

    孟子与墨子的相似之处实在不胜枚举。比如孟子的主张，是尊敬自己的长辈，也尊敬别人的长辈；疼爱自己的孩子，也疼爱别人的孩子。墨子的主张，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宗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宗族；看待别人的身体，就像看待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孟子的仁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墨子的兼爱，则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请大家看看，这两种说法像不像？实在太像了，简直就如出一辙，让人怀疑仁爱与兼爱根本就没什么区别。

    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儒墨两家的分歧又究竟何在呢？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五 三大分歧（1）

    区别也是明显的。

    就说前面那个问题。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墨子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当真一样吗？不一样，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就在关键词：墨子是“若视”，孟子是“以及”。“若视”和“以及”，又有什么不同？墨子的“若视”，就是把别人看成自己，把别人的亲人看成自己的亲人。爱自己几分，爱别人也几分；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子女几分，爱别人的父母、兄弟、子女也几分。一视同仁，人人平等，分毫不差。这也就是“兼爱”。孟子的“以及”呢？就是首先爱自己的亲人（老吾老，幼吾幼），然后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想到别人和自己一样，也有父母、兄弟、子女，也应该被爱，这才给他们爱（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但是，爱自己的亲人与爱别人的亲人，是不一样的。爱人，与爱物，也不一样。孟子说，君子对于万物，因为它们不是人，只需要爱惜，不需要仁德（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对于民众，只需要仁德，不需要亲爱（于民，仁之而弗亲）。亲爱谁？亲人，而且首先是父母，即“双亲”。这就叫“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在这里，爱是有等级、有差别的。越亲近的，爱得越深、越多；越是疏远，则爱得越浅、越少。这就叫“爱有差等”，这也就是“仁爱”。

    儒墨两家的根本分歧便正在这里。儒家主张有差等的仁爱，墨家主张无差别的兼爱。那么，是儒家的仁爱好呢，还是墨家的兼爱好？

    当然是兼爱好。人人平等，四海一家，天下大同，所有人都得到同样的爱，所有人也都同样爱别人。没有矛盾，没有怨恨，没有战争，大家都相亲相爱，团结互助，亲如兄弟，这不正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吗？从席勒、贝多芬的《欢乐颂》，到我们中国的《让世界充满爱》，这不正是全世界艺术家歌唱了几百年的理想吗？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我们需要墨子这《同一首歌》。

    但是，事物往往同时有正反两面。正因为墨家的理想太美好了，我们反倒不能不多一个心眼：这么好的事，可能吗？

    儒家认为不可能。《孟子·滕文公上》记录了孟子与墨家信徒夷之的一次没有见面的辩论。这位墨家信徒说，你们儒家不是一再讲，古代的圣人爱护民众就像爱护婴儿吗？可见“爱无差等”（因为婴儿都一样）。孟子说，婴儿在地上爬，就要掉到井里面去了，这不是婴儿的错误（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婴儿眼看就要掉进井里，任何人都会上前去救。这个时候，处于危险之中的婴儿是谁家的孩子，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是人，就不会见死不救。救这个婴儿，不是因为“兼爱”，而是出于“天性”，这就是人人都有的“恻隐之心”。天性是道德的基础，它比礼仪更重要。比方说，礼仪规定“男女授受不亲”。但是，如果嫂子掉进水里了，还不赶快拉一把，那就是畜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因此，只要是人，都会去救，与性别没关系，与亲疏也没关系（《孟子·离娄上》）。这也不是什么“兼爱”。比方说，你能够因为救了嫂子，就说爱嫂子和爱老婆一样吗？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五 三大分歧（2）

    因此孟子认为，墨家的兼爱是十分可笑的，也是没人相信的。他说，墨家的那位信徒（夷之）当真相信爱邻居的孩子，能够和爱哥哥的孩子一样吗（《孟子·滕文公上》）？当然不会。这不需要讨论，每个人自己的经验就可以证明。爱自己的孩子，总比爱兄弟的孩子要多一些；爱兄弟的孩子，也总是比爱邻居的孩子要多一些。这是常理，也是常情、常识。

    这样看来，孟子的观点是对的。因为讲伦理道德，不能不讲人之常情。道德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行为的规范。这种规范，如果不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如果不讲常理、常情、常识，就没有基础，不能实行，甚至会成为“伪善”。伪善非善。因此，儒家从人皆有之的“亲亲之爱”出发，来建立他们的道德主张（仁爱），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的。这一轮辩论，孟子赢了，加十分。

    但是，前面说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道德问题也一样。孟子抓住了可能性，有他的道理，却并不等于墨子就没道理。为什么呢？因为道德不但要讲可能性，还要讲超越性。也就是说，不可能不等于不应该。而且，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就在于不是可能，而是应该。如果只讲可能，不讲应该，就没有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了。比方说，眼前有饭菜，大家肚子又饿，要大家吃，做得到吗？当然做得到，就连阿猫阿狗都做得到。那么，吃了这些饭，就道德了吗？显然谈不上。既谈不上道德，也谈不上不道德。可见道德不能只问“做不做得到”，还得问“应该不应该”。比方说，这些饭是不是不义之财，是不是嗟来之食。如果是，就算再饿，也不吃，这才是道德。也就是说，道德必须具有超越性。

    墨子的思路大约就是这样。在墨子看来，亲爱自己的亲人，这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因此这不是“道德”，而是“本能”。所以，讲道德，不能只讲“亲亲”。恰恰相反，只有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超越了人人都能做到的“亲亲之爱”，实现普天之下人人平等的“博大之爱”──兼爱，才真正达到了道德的境界。因为只有兼爱，才体现了道德的超越性。超越性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墨子也对，也加十分。

    然而这样一说，问题也就来了。墨子讲超越性，你说有道理；孟子讲可能性，你说很正确。那我们到底听谁的？都要听。因为道德不能不讲可能性，也不能不讲超越性。只讲可能性，不讲超越性，就没有道德；只讲超越性，不讲可能性，就不是道德。不是道德是什么呢？弄得好是宗教，弄不好就是伪善。但无论宗教还是伪善，都不是道德。所以，墨子和孟子都有道理，仁爱和兼爱也都对。如果能够合起来，就更好。因此我的观点，是理想讲兼爱，现实讲仁爱，以兼爱导仁爱，以仁爱行兼爱。这或许是个办法。

    不过这已是后话，我们还是回到当时。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墨家主张的兼爱，孟子认为不可能，墨子也承认很困难，必须有解决的办法。他办法也有三个：算账、恐吓、集权。或者说，利害的计算、鬼神的吓唬、君主的专政。正是由于这些解决办法，又造成了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功利还是仁义，鬼神还是天命，君权还是民权。

    先说第一个办法。

    前面说了，按照人之常情，要想做到兼爱，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人们不但做不到，也想不通：凭什么我爱别人和别人的亲人，得像爱自己、爱自己的亲人一样？墨子显然想到了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和大家算账。墨子说，现在有人反对兼爱，是因为没弄清楚兼爱有什么好处（不识其利），以为吃亏了。其实不然。兼爱不但不吃亏，还有红利。为什么呢？因为你爱别人，别人也会爱你（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怎么会是吃亏？相反，你恨别人，别人也会恨你（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你害别人，别人也会害你（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这样害人害己的事，为什么要去做（《墨子·兼爱中》）？这就是墨子的第一招：利害的计算。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五 三大分歧（3）

    这笔账算得很清楚，很明白，很有道理。不过这样一来，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兼爱就“成了一种投资，一种为自己的社会保险”（《中国哲学简史》）。实行兼爱的人不但可以从中获利，而且很可能还会“一本万利”。相反，如果不仁不义，则有可能倾家荡产，赔个精光。因此，仁义不但与功利不相冲突，反倒就是获得功利的途径，甚至本身就是功利。墨子的这个观点，我们无妨称之为“仁义即功利”。

    墨子的这个说法，对于芸芸众生，或许确有吸引力。但在儒家看来，却是授人以柄。我估计孟子当时一定在肚子里冷笑：你这是在讲道德呀，还是在讲功利呀？你这是在讲“义”，还是在讲“利”？道德不是要有超越性吗？最重要的，就是超越功利嘛！只有超越了功利的需求（比如不吃嗟来之食，不受不义之财），才能实现道德的追求。所以，儒家的观点，是“仁义即仁义”，或者“仁义非功利”。儒家认为，仁义就是仁义，它不可能是功利，也不应该是功利。在孟子那里，义与利，永远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打开《孟子》一书，几乎第一句话就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义与利，也是尖锐对立、泾渭分明的。比如见义勇为，就是不计利害；见利忘义，就是不讲道德。墨子以利说义，岂非搞笑？

    但是对不起，这一回我要明确表示赞成墨子。我认为，以利说义，恰恰是墨家比儒家高明的地方，也是墨家比儒家深刻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说到根本，义，就是利。只不过，在墨子那里，可以称之为“义”的“利”，不是个人的“小利”，而是全人类、全社会的“大利”，即“天下之利”（《墨子·兼爱下》）。天下之利也是利嘛！更何况，人类为什么要有道德？难道是为了让大家都权益尽失？当然不是。说到底，还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所以，以利说义，并没什么不对，也没什么不妥。

    可能有人会说，不对！墨子刚才算账时，讲的可不是什么“天下之利”，而是“爱人者必见爱也”（《墨子·兼爱下》）。这可是个人私利。没错，墨子是这么说的，但这也没什么不对。什么叫全人类？什么叫全社会？什么叫普天之下？人类、社会、天下，都不是什么空洞的抽象物，而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也没有天下。因此，没有个人的“小利”，也不会有什么全人类的“大利”。如果有人说，一件什么事情，对全人类是有利的，但对每个人都是不利的，那这个所谓“大利”就一定是谎言。

    其实，利，不但是“义之本”，也是“义之途”，即只有承认功利，才能实现道德。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讲诚信，有个很好的说法。他说诚信就是放弃眼前的小利，追求长远的大利。他还说，小区里的商店一般不会搞欺诈，因为大家都是熟人，他们也想做长久生意。这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只有承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道德的建设才有必要，也才有可能。比方说，损人利己，是不道德的。舍己为人，是很高尚的。那么请问，损人利己，损的是什么？利。舍己为人，舍的又是什么？还是利。显然，如果别人没有利，就谈不上“损”。如果别人的利是不受保护的，就没有什么“损不得”。同样，如果自己没有利，或者这利益原本可有可无，舍他一下，也就没什么了不起。可见道德的前提，是承认每个人的“利”。正因为承认这一点，损人利己才可耻，舍己为人才可贵。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五 三大分歧（4）

    因此，我投墨子一票。但同时，也要做一个说明。墨家以利说义，是讲根本。儒家以义反利，是讲现实。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当道义与功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儒家的选择：为了道义，放弃功利。这是儒墨两家的第一个分歧：功利还是仁义。

    现在说第二个：鬼神还是天命。

    墨子算账以后，大约自己心里也没底，便提出了第二个办法，即鬼神的吓唬。当然，墨子的“鬼神论”，也是一箭双雕，即一方面实现兼爱，另方面批判儒家，因为儒家是主张天命，反对鬼神的。孔子说得很清楚：“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他的得意门生子夏也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至于对待鬼神，孔子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叫做“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其实是不信。这就与墨子刚好相反，墨子是信鬼神不信天命。所以，墨子必须左右开弓，既宣传“鬼神论”，又批判“天命论”。《墨子》一书中的《非命》上中下，就主要批判儒家的“天命论”；《明鬼》上中下（现存下篇），则主要宣传自己的“鬼神论”。在这里，我们先看墨子怎么讲（引文则分别见于《非命》和《明鬼》，不一一注明）。至于如何看待天命，看待鬼神，以后再说（请参看本书第三章第六节和第六章第一节）。

    墨子怎么批判天命呢？第一，墨子说，判断一种事物是否存在，要看有没有人看见，有没有人听见。有人看见，有人听见，就存在（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没人看见，没人听见，就不存在（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那么，从古到今，自有人类以来，有人见过命的样子（见命之物），听过命的声音（闻命之声）吗？没有。所以，天命是不存在的。第二，判断一种事物是否存在，要看它是否起过作用。起作用，就存在；不起作用，就不存在。那么，商汤、周武的时候，天下大治，夏桀、殷纣的时候，天下大乱，起作用的是什么？是这些君主的政治（在上之发政也），天命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天命是不存在的。第三，判断一种事物是否存在，要看谁主张有，谁主张没有。谁主张没有？成功人士和杰出人才。他们成功，是因为自己的努力，没有人会说是因为命里有。那么，谁主张有命？暴君和懒人。暴君亡国，不会说是自己的责任，只会说是命中注定要灭亡（我命固且亡）。懒人受穷，也不会说是自己不努力，只会说自己原本就是穷命（我命固且穷）。由此可见，所谓“天命”，不过是暴君和懒人发明的托词，其实并不存在。

    天命不存在，鬼神呢？墨子说，当然存在。为什么存在？第一，见过鬼神的人很多。第二，鬼神起作用的例子很多。第三，主张鬼神存在的都是圣贤。这就是鬼神存在的证据。至于墨子讲的那些“活见鬼”的例子，这里就不讲了。

    那么，鬼神为什么存在？鬼神存在于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意义？墨子认为，鬼神存在的意义，就是“赏贤而罚暴”（《墨子·明鬼下》）。鬼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他们监督着人们的一言一行，尤其是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谁要是实现兼爱，做好事，鬼神就奖赏他，让他走运；谁要是不兼爱，做坏事，鬼神就惩罚他，叫他倒霉。所以，不要以为鬼神无形，不常出现，就可以为非作歹，仗势欺人。鬼神对于人间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而且赏罚分明。因此无论行善作恶，都一定会有回报，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五 三大分歧（5）

    这倒是我们颇为熟悉的说法，问题是怎么看。我的看法是：墨子的鬼神论，主要是吓唬统治者的，警告他们收敛一点，不要太过分。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这种吓唬，十分靠不住，弄得墨子自己，都差一点闹笑话。据《墨子·公孟》，有一次，墨子生病，他的一个名叫跌鼻的学生就来问他：先生不是圣人吗，怎么会生病？是先生的言行有什么不对，鬼神来惩罚呢，还是鬼神瞎了眼呢？墨子当然不能承认自己不道德，但也不能承认鬼神瞎了眼，便说，我生病，不能证明什么。人生病的原因多得很。天气变化啦，工作太累啦，都会生病。这就好比一栋房子有一百个门，你只关了一扇（百门而闭一门焉），那贼从哪个门不能进来（则盗何遽无从入）！

    墨子这话当然能够自圆其说，却也使自己陷入尴尬。你生病，不是因为做了坏事鬼神惩罚，别人就是，请问这是什么逻辑？当然，墨子可以说，别人也不一定。因为人生病，可能有上百个原因。那好，既然人的幸与不幸有上百个原因，鬼神的赏罚只是其中之一，哪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就必须有第三个办法，即君主的专政。

    君主的专政在墨子那里叫“尚同”。什么是“尚同”？尚就是上，尚同就是上同，也就是同上，即一切思想、观念和意见都必须统一于上级，最终统一于上天。这种统一是绝对的、没有价钱可讲的，叫做“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也就是说，上级说对，下级也必须说对。君主说对，臣民也必须说对。上级说错，下级也必须说错。君主说错，臣民也必须说错。每个人的意见，都必须和上级相同（尚同义其上），不能在下面乱说（毋有下比之心）。这样，上级就会奖赏（上得则赏之），群众就会表扬（万民闻则誉之）。相反，如果勾结下级诽谤上级（下比而非其上），上级就要惩罚（上得则诛罚之），群众就要批判（万民闻则非毁之）。这就是圣明天子的“发政施教”（《墨子·尚同中》），即天下一统，君权至上，绝对服从，这就叫“尚同”。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专制，甚至是一种专政。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专政最终是由君主（天子、国君、家君）来实行的。因此我把墨子的这第三个办法，称之为“君主的专政”。看来，墨子也知道兼爱在事实上做不到，这才提出“以专制行兼爱”。这是墨子的最后一招，而且可能是最管用的一招。但是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兼爱与专制如何兼容。我们知道，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它是不能强迫的。以专制行兼爱，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更何况，墨子主张兼爱，原本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尚同的观念既然是“君权至上”，那么请问民权又从何谈起？这又是一个悖论。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儒家和墨家有了第三个分歧，即“君权还是民权”。这是一个最重大的分歧，牵涉到对儒墨两家的盖棺论定，我们必须专题讨论。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六 儒墨再评价（1）

    准确地说，君权还是民权，是墨子与孟子的分歧。

    还是要从“尚同”说起。如果说，兼爱是墨家学说中最大的亮点，那么，尚同就是其最大的败笔。正是这一败笔，让我们很难认定墨子究竟是个好医生，还是坏医生。因为他这两副药方是自相矛盾的。“病人”一齐吃了下去，是死是活，没人知道。

    墨子的药方怎么开出来的？源于他对当时社会之病的诊断。《墨子·兼爱上》说：“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尚同上》则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显然，在墨子看来，天下大乱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不相爱（起不相爱），二是社会缺领导（生于无政长）。缺领导，社会就会处于乱七八糟的无政府状态，这是远古的情况。不相爱，社会就会处于自相残杀的战争状态，这是当时的情况。因此，墨子开出两副药方，针对不相爱的是“兼爱”，针对缺领导的是“尚同”。

    墨子这话，有点不好理解。从启废禅让，到墨子在世，世袭的君主制，大约已经实行了一千六百年，怎么能说是“无政长”？夏启之前，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也都有自己的领袖，怎么会缺领导？原来，墨子所谓“无政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缺领导，而是缺少能够统一人民思想、观念、意志的好领导。墨子说，人类诞生之初（古者民始生），还没有政治制度的时候（未有刑政之时），意见是不统一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主张（一人则一义），两个人有两个人的主张（二人则二义），十个人有十个人的主张（十人则十义）。人越多，主张就越多（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所有的人，都说自己的主张对，别人的主张不对（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互相攻击，互相批判（交相非也）。结果是什么呢？是“天下大乱，若禽兽然”，整个社会乱七八糟，就像动物世界。究其所以，都因为缺少好的领导啊！这就叫“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墨子·尚同上》）。

    显然，墨子所谓“无政长”，与其说是“缺少好领导”，不如说是“意见不统一”。治理的办法，当然是对症下药，把人民的思想、观念、意志统一起来。那么，谁来统一呢？靠老百姓是不行的。老百姓人多嘴杂，议论多，心眼多，哪里统一得了？因此只能由执政者来统一，自下而上统一，这就叫“尚同”，即意见与上级相同。

    不过这里还是有问题。老百姓固然人多嘴杂，执政者难道就不七嘴八舌？要知道，执政者也并非只有一个人呀！解决这个问题，墨子也有办法。他的办法，是“逐级尚同”。按照《尚同中》的说法，就是先由里长统一村民的意见（一同其里之义），然后由里长率领村民“尚同乎乡长”。乡长统一乡民的意见，然后率领乡民“尚同乎国君”。国君统一国民的意见，然后率领国民“尚同乎天子”（《尚同下》也有类似说法，不再重复）。村民意见分歧，里长统一不了，乡长说了算（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乡民意见分歧，乡长统一不了，国君说了算（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国民意见分歧，国君统一不了，天子说了算（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这样一来，就不怕意见多了。因为上级的上面还有上级。里长们的意见不统一，有乡长。乡长们的意见不统一，有国君。国君们的意见不统一，有天子。最后总能统一起来。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六 儒墨再评价（2）

    统一起来又怎么样呢？就可以实现兼爱了，因为普天之下都逐级尚同。只要天子兼爱，国君就会兼爱；国君兼爱，乡长就会兼爱；乡长兼爱，里长就会兼爱；里长兼爱，村民就会兼爱。结果是什么呢？是普天之下都兼爱。这就是实现兼爱的第三个办法──集权。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惜有风险：万一天子不兼爱呢？天子不兼爱，国君就不兼爱；国君不兼爱，乡长就不兼爱；乡长不兼爱，里长就不兼爱；里长不兼爱，村民就不兼爱。结果是什么呢？是普天之下都不兼爱。看来，逻辑这玩意，其实并不好玩。

    好在墨子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不必忧虑，因为天子肯定兼爱。为什么肯定兼爱？因为天子是最圣明的。何况他还选择了次圣明的人担任国君，以便“一同其国之义”。国君呢？又在国内选择了再次圣明的人担任乡长里长，来协助自己。这些人，也都是贤良的，因此大可放心。那么，天子又为什么就肯定最圣明呢？因为正是为了“一同天下之义”，才“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中》）呀！天子如果不是最圣明的，怎么会选他？

    这当然也有道理。遗憾的是，第一，我们不知道，那个最圣明的天子究竟是怎么选出来的。民选？官选？还是天选？我们也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世袭的天子怎么就能世世代代都最圣明，世袭的国君也怎么就能世世代代都次圣明？这些问题，墨子都没有说，我们也不能瞎猜，只能在心里嘀咕。

    第二，就算天子是最圣明的，国君是次圣明的，乡长里长则是再次圣明的，他们也都是人，不是神，难道就永远不会犯错误？这一点，墨子也想到了。他的办法，是规定上级必须听取下级和群众的意见，下级和群众也必须向上级反映情况。他甚至规定，上级有过失不能规劝，群众有好事没有报告，都要惩罚（《尚同上》和《尚同中》都提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墨子·尚同下》）。所以，下级必须说，上级必须听。那么，意见反映上去，与上级的看法不一致怎么办？听上级的。村民与里长意见不统一，听乡长的。乡民与乡长意见不统一，听国君的。国民与国君意见不统一，听天子的。天子，是真理的代言人，最高的仲裁者。

    这是什么呢？表面上是“民主集中”，实际上是“君主独裁”。至少，也是“君主集权”，甚至“君主专政”。君主，拥有最高的思想权、话语权、决策权和对争论的裁判权。这不是“君权至上”是什么？显然，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国家的性质必然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力必定是绝对化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人民群众对统治者只能绝对服从。如果意见不一致，便要么放弃自己的观点，要么接受惩罚，哪有权利可言？甚至就连他们的提意见，也是义务，不是权利。爱民的墨子，居然完全无视民权，这可真有意思。

    墨子的这个思想，也是儒家不能赞成的，至少孟子不赞成。因为在孟子那里，民权是高于君权的。谁都知道孟子有一句名言，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也就是说，民权第一，政权第二，君权第三。君，可以高高在上，可以富贵荣华，可以也应该独一无二，比方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但是，君主的这种尊崇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他必须合格。如果不合格，比方说，像梁襄王那样“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那他就没有资格享受这份尊崇。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六 儒墨再评价（3）

    那么，合格的君主有什么条件？

    也有三个。第一，要“关注民生，与民同乐”。孟子认为，一个君主，最起码要能保证国民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如果像梁惠王那样，弄得“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孟子·梁惠王上》），那就是不合格的君主。在这个问题上，考核的标准也有三条。一是要做到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丝绵袄（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肉吃（七十者可以食肉）。这是孟子在《梁惠王上》提出的。为什么呢？因为“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就叫做“冻馁”（《孟子·尽心上》），君主也就不合格。这是一个可量化的硬指标，没有价钱好讲。

    二是要关心弱势群体。孟子在《梁惠王下》说：年老而失去妻室的叫做鳏（老而无妻曰鳏），年老而失去丈夫的叫做寡（老而无夫曰寡），年老而失去儿女的叫做独（老而无子曰独），年幼而失去父亲的叫做孤（幼而无父曰孤）。这四种人，都是天底下最应该同情的（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不关心他们，也算不合格。这两条，算是基本标准。

    第三个考核标准要高一些，就是要做到与民同乐。据《梁惠王下》，孟子曾多次与齐宣王谈仁政。在谈到要对弱势群体给予关注时，齐宣王表示，先生这话说得真好（善哉言乎）。孟子说，大王既然认为好，为什么不做呢？齐宣王说，寡人有病，喜欢钱财（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大王喜欢钱财，老百姓也喜欢，大王和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宣王又说，寡人有病，喜欢女人（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又说，这有什么关系？大王喜欢女人，老百姓也喜欢，大王和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甚至还对齐宣王进行启发式教育。孟子说，听说大王喜欢音乐，有这事吗？齐宣王马上就变了脸色（王变乎色），说不好意思，寡人并非喜欢古典音乐，其实是喜欢流行歌曲（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说，喜欢流行歌曲也没什么不好，音乐都是一样的嘛！不过为臣想问一个问题：大王认为是一个人欣赏音乐快乐呢，还是跟别人一起欣赏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别人一起欣赏更快乐（不若与人）。孟子又问：是跟少数人一起欣赏快乐呢，还是跟多数人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不若与众）。那么好了，与全国人民一起快乐，岂不是最快乐？要知道，能够与民同乐，那就天下归心，那就是王道呀（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可惜，这话孟子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是第一个条件：关注民生，与民同乐。

    合格君主的第二个条件，是要“了解民意，尊重事实”。孟子和墨子一样，也是主张贤人政治的。他理想中的治世，就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与墨子的主张没什么两样。但是，孟子的选贤，却不是君主、长官、上级一个人说了算，不是墨子说的“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而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然后进行调查研究。孟子说，选拔官员，国君身边的人都说好，不算（左右皆曰贤，未可也）；将军大夫们都说好，也不算（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人民群众都说好，就可以考察了（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考察下来发现确实好，才任命（见贤焉，然后用之）。也就是说，听民意，讲事实。选贤如此，杀人也一样，一定要“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只有这样，才“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也才是合格的君主。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六 儒墨再评价（4）

    合格君主的第三个条件，是要“尊重民权，对等交流”。孟子认为，人与人，都是一样的。即便是君臣，也要相互尊重。这话孔子也说过。孔子的说法，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也就是臣对君要忠诚，君对臣要客气。孟子就没那么客气，他的说法，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人，我也把你当人；你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就把你当敌人。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合格的君主。

    君主不合格，又该怎么办呢？也有两个办法。一是抛弃他，让他去做孤家寡人；二是颠覆他，让他去做孤魂野鬼。据《孟子·万章下》，有一次齐宣王向孟子问公卿。孟子说，有和王室同宗的公卿（贵戚之卿），有和王室不同宗族的公卿（异姓之卿），他们是不同的。如果是同宗的“贵戚之卿”，那么，君王有了大的过错，他们就要劝阻（君有大过则谏）。如果反复劝阻君王还不改，就废了他（易位）！齐宣王一听，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王勃然变乎色）。孟子说，大王不必紧张，臣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宣王的脸色这才恢复正常，又问不同宗族的“异姓之卿”。孟子说，一样。他们的职责，也是“君有过则谏”。不同的是，如果反复劝阻君王还不改，就离开他（则去）！哈哈，还是不要那不合格的君主！

    孟子这样说，是因为在他心目中“民权高于君权”。在他看来，君权虽由天授，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因此名为天授，实为民授。也因此，如果君主太不像话，人民就有权利进行革命。齐宣王曾经问孟子，商汤作为夏桀的臣子，周武作为殷纣的臣子，怎么可以弑君呢？孟子说，破坏仁的叫做贼（贼仁者谓之贼），破坏义的叫做残（贼义者谓之残），贼仁残义的就叫做独夫（残贼之人谓之一夫）。我只听说过打倒那个独夫殷纣，没听说过什么“弑君”（《孟子·梁惠王上》）。

    这就是儒家和墨家（准确地说是孟子和墨子）的第三个分歧：君权还是民权。在这个问题上，我要重重地投孟子一票，同时对墨子表示深深的遗憾，因为墨子其实也是维护民权的。墨子的思想，有一个总纲，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十个字，在《墨子》一书中多处可见，贯彻始终。墨子说的天下，当然是天下人的天下。他要追求的利，也是天下人的根本利益。而且，他的同情心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在他看来，社会的问题并非孔子痛心疾首的“礼坏乐崩，犯上作乱”，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以强凌弱，巧取豪夺”。为了争取人民群众的利益，墨子著书立说，奔走呼号，磨穿了鞋底，磨破了嘴皮。这种精神，实在值得崇敬！这种立场，也实在应该肯定。

    相反，孔子和孟子，则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孟子比孔子还更进一步：孔子只是讲“王道”，孟子则已经讲“王业”。比如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后落实到什么呢？落实到“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他讲“尊贤使能”，也是落实到“无敌于天下”。孟子还说：“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还有，与民同乐，也如此：“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就是“王业”了。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王业与霸业，那是只有一步之遥的。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六 儒墨再评价（5）

    看来，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出发点、目的地和实际结果，也并不总是一致。墨子为人民谋，结果是“君权重于民权”。孟子为君主谋，结果反倒是“民权高于君权”，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是墨子把事情看简单了。在他那里，人民群众似乎只有物资需求，没有精神需求；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利益。因此，他只为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利和经济权利，不为他们争取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相反，在他看来，这些权利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结果，按照墨子的方案，如果要把人民群众从经济压迫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同时让他们变成统治阶级的精神奴仆。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看来，评价一种思想和学说，不能只看立场和出发点，还得看最后的结果。

    墨子为什么会把问题看简单了呢？因为他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他那里，人类似乎只应该有一种需求，这就是物质需求；只应该有一种生产，这就是物质生产；也只应该有一种文明，这就是物质文明。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精神需求、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都是多余和不必要的。什么思想权利，什么言论权利，当然都可以不要。

    但这也顶多只是思想言论权利可以交出而已，为什么还必须交出，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呢？因为非如此而不能“尚同”。这就是墨子主张“君权重于民权”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你想啊，按照墨子的观点，人民群众如果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岂非“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弄得“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没大没小，乱成一团，“如禽兽然”（《墨子·尚同中》）？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人民群众将思想言论的权利交给统治者，自己只承担反映情况提意见的义务。这就是墨子的主张。

    毫无疑问，这是墨家思想最大的败笔。而墨子有此败笔，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武士的代表。他的学派，也有一种“准军事组织”的性质，张荫麟先生称之为“武士的行会”（《中国史纲》）。这样的团体，最讲究的就是令行禁止，绝对服从。事实上，在墨家全盛之时，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时，所有的“墨者”，都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最高领袖──“巨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的组织内部，甚至可以动用私刑，处决违法乱纪的人（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二节）。这也是墨家与诸家的一大区别：墨家学派有如国家，师生之间有如君臣。儒家学派有如家庭，师生之间有如父子。至于道家和法家，则是连组织都没有的。这，又谁是谁非呢？

    可惜现在我们还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因为就在儒墨两家争执不下的时候，另一种声音也在中华大地上响起。这种声音认为，什么“仁爱还是兼爱”，什么“君权还是民权”，什么“改良还是革命”，都没有意义。解决社会问题，不是靠做，而是不做；不是要考虑做什么和怎么做，而是要考虑不做什么和怎么不做。也就是说，顺其自然，或者无为而治。以火救火固然不对，以水救火也不行。前者（仁爱）是扬汤止沸，后者（兼爱）是杯水车薪。正确的方案是什么呢？釜底抽薪。

    我们知道，发出这个声音的是道家。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一 隐士哲学家（1）

    儒道之争，也可以说是儒、墨、道三家之争。因为儒墨两家的分歧，主要在仁爱与兼爱。但仁爱也好，兼爱也罢，总之是要做点什么。实际上，墨子虽然与孔子对着干、拧着来，出发点可都是关心天下兴亡，也都愿意为此殚精竭虑，奔走呼号。道家却无意于此。他们虽有主张，却并不游说诸侯，也不设计方案。即便发表意见，也多半是自说自话。因为道家的主张是“无为”，也就是不做什么。不但自己不做，也反对别人做。他们的主张，是统治者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要做。这才有了儒道之争的焦点：有为，还是无为。这是道家与儒家的分歧，也是他们与墨家的分歧。也就是说，儒家和墨家都主张“有为”，分歧仅仅在于“做什么”和“怎么做”。道家的主张，却是“不要做”。这样看，道家与儒家、墨家的分歧，比儒墨之争的分歧更大。

    问题是，儒墨两家为什么要做，道家为什么就不做呢？

    因为他们代表不同的士。前面说过，墨家代表武士（或侠士），儒家代表文士（或儒士）；墨家代表士的下层，儒家代表士的上层；墨家代表士的过去，儒家代表士的未来。武士也好，文士也好；下层也好，上层也好；过去也好，未来也好，总归都要做事。那么，不要做事的道家又代表谁？他们的思想又是谁的哲学？

    隐士。道家是隐士的代表，道家思想是隐士的哲学。

    什么是隐士？隐士是士的另类。前面说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体上都是“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给别人帮忙。比方说，大夫的采邑，就是士来打理的。这样的士，叫“家臣”（前面说到的阳货，就是季孙氏的家臣）。另外，打仗，也要靠士。这样的士，就是“战士”，也叫武士、甲士。打仗要有人冲锋陷阵，也要有人出谋划策，还要有人拉帮结派合纵连横。这样的士，就是“谋士”，也叫“策士”。国家之间不但要打仗，也要谈判，要唇枪舌剑，折冲尊俎，得有人帮着说话。这样的士，就是“辩士”。天子、诸侯、大夫，都要占梦、算卦、看风水，要有人懂医懂药懂房中术。这样的士，就是“方士”。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呢？他们也得有人陪着吃喝玩乐闲聊天。这样的士，就是“食客”。总之，士的任务，就是有事帮忙，没事帮闲，说话帮腔，打仗帮凶。但不管是哪一种，都要做事，也都要依附于高级贵族（大夫、诸侯、天子）。他们都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皮之不存，则毛将焉附，所以他们要关心天下兴亡。隐士却不同。他们谁也不依附，什么事情都不帮别人做，也不为这些事情费脑筋。什么天下，什么人民，什么家国，统统事不关己。如果你拿这些事去请教他，他还要生气。比如传说中的隐士许由，听说尧要让位给他，就跑到河边去洗耳朵。结果他的哥们巢父更生气，说你这么一洗，把溪水都弄脏了，我只好去上游饮牛。这就是“隐士”。

    什么人可以做隐士？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当中，什么人是隐士？不做事的人。所谓“不做事”，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耕田、种菜、砍柴、钓鱼之类，还是要做的，否则他们吃什么？他们的“不做事”，其实是“不做官”。不做官也不是“不会做”或者“做不了”，而是“不愿意”。能做，会做，做得了，却偏不做，才叫“隐士”。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一 隐士哲学家（2）

    道家，就是这样一些人的代表。道家思想，就是这样一些人的哲学。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了问题。第一，儒和侠需要哲学，需要代表，是因为他们做事。做事，就要有理论依据，也要有哲学指导。隐士什么都不做，要哲学干什么？要代表干什么？第二，隐士对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既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你何必说，又有什么可说的？

    这就只能说明两点：第一，道家不等于隐士，隐士不等于道家。准确地说，道家不是隐士，只是“隐士哲学家”。他们的立场、观点、态度，是隐士的，因此主张“不做”。他们的社会角色是哲学家，因此不能“不说”。说什么？把为什么主张“不做”的道理说出来。主张“不做”，同时“要说”，这就是“隐士哲学家”，也就是道家。第二，作为“隐士哲学家”，道家其实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只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个社会，这个天下，已经没救了。要救，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无为”。这就是他们与儒墨两家的根本分歧。因此，所谓“儒道之争”，就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有药可救，还是无可救药；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积极有为，还是消极无为。

    先说第一条。

    前面说了，道家代表的隐士们，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和天下兴亡的。那么，是他们认为这事不关自己的痛痒吗？不是。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隐士也不例外。社会状态好，他们的生活也好；社会状态不好，他们的生活也不好。怎么能不关心？怎么能说关心是不必要的？其实，他们的不关心，是认为关心也没有用，这个社会已经无可救药了。既然无可救药，关心它干什么呢？

    这种观点，主要是老子、庄子之前那些隐士们的。这些人是道家的先驱，我们不妨称之为“前道家”。孔子的时代，就有这样的人。孔子和他们的关系，大约是孔子对他们很客气，也很敬重；他们对孔子则不欣赏，也不赞成。

    不妨举几个《论语·微子》中的例子。比如楚国的“狂人”接舆，就曾经一边唱着歌，一边走过孔子的车子（歌而过孔子）。歌，当然是故意唱给孔子听的。怎么唱的呢？凤凰啊凤凰，咋就这么倒霉（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过去的不可挽救，没做的还能追回（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算了吧，算了吧，那些当权派岌岌可危（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这话意思很清楚：如今这个世道，早就不可救药。你孔某人就算是凤凰，碰到这倒霉的时代，也只能是没毛的凤凰，还不如一只鸡！现在那些执政者早晚要完蛋，你东奔西走找他们干什么！据说，孔子听了立即下车，想跟他谈谈，接舆却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如果说接舆的歌还只是暗示，那么，另外两个隐士──长沮和桀溺的话，可就是明明白白的了。有一次，孔子要过河，找不到渡口。正好长沮和桀溺肩并肩在耕地，孔子就让子路去“问津”（询问渡口）。长沮说，驾车的那位是谁？子路说，是孔丘。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驾车是子路的事，孔子怎么成了“执舆者”？回答是：因为子路下了车，所以缰绳就到了孔子手里。第二，子路是孔子的学生，对孔子怎么能直呼其名？回答是：因为子路是在对长者介绍孔子。直呼其名而不称夫子，是谦虚，也是对长者的尊重。于是长沮又问：是鲁国那个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是知津矣）！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长沮这是话里有话。他的意思是：孔夫子不是聪明绝顶吗？他连天下的出路在哪都知道，还能找不到渡口？当然，这话也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孔夫子早就知道天下的出路在哪儿了，何必还来问我？两种解释，都通。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一 隐士哲学家（3）

    子路碰了个软钉子，只好又去问桀溺。桀溺问：先生哪位？子路说，是仲由。子路的回答也是称名不称字，也是谦虚、尊重。桀溺又问：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子路说，对的。桀溺说，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滔滔洪水，谁能改变，你们又和谁一起去改变（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与其跟着“辟人之士”，何不跟着“辟世之士”？这意思也很清楚：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坏透了，烂透了，根本就不可救药。你们与其像孔子那样，只是拒绝与坏人合作（避人）；还不如像我们这样，根本就拒绝与整个社会合作（避世）。

    长沮和桀溺说完，就只顾埋头干活，不再搭理子路。子路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报告孔子。孔子听了，怅然说道：人又不能和动物一起生活（鸟兽不可与同群）。不跟人打交道，又跟谁打交道（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如果太平，我也用不着出来搞改革了（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也就是说，正因为世道看起来无可救药，这才需要我们想办法。

    类似的话，子路也说过。有一次，孔子在前面走，子路在后面跟，掉了队。为什么会掉队呢？估计是孔子坐车，子路步行，跟不上。这时，子路遇到一位“荷蓧丈人”，也就是用拐杖挑着除草工具──蓧（音掉）的老人，就问：先生看见我老师了吗？荷蓧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老师（孰为夫子）？这话也历来有多种解释。有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指荷蓧丈人自己的，也有说是指子路甚至孔子的。这样一来，这句话也就有三种翻译。第一种：荷蓧丈人说，老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哪里认得你们老师？第二种：你们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们老师？第三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也是老师？谁是老师？这三种解释谁是谁非，我们且不去管他，关键是之后子路的议论。子路说，别以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主张行不通，那是老早就知道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就有意思。明明知道“道之不行”，为什么还要去推行呢？也有两个原因，一是尽义务，二是有希望。子路说，君子做官，只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尽到一个士人的责任而已（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像隐士们那样只顾洁身自好，其实是取了小义，乱了大伦。所以“不仕无义”。问题是，如果这社会彻底无救，君子就算做了官，又有什么用呢？说到底，还是认为世道可救，或者希望可救。唯其如此，孔子才开出了救世的药方。

    以上就是儒道两家的第一个分歧：天下大乱有药可救，还是无可救药。由此，又引出了他们的第二个分歧：我们应该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

    道家认为应该拯救自己。在他们看来，天下既然已经无药可救，那么，能拯救的也就是自己。这是杨朱的观点。杨朱，是先秦道家第一人。先秦道家有三个阶段，各有一个代表。杨朱代表第一阶段，老子代表第二阶段，庄子代表第三阶段（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可惜杨朱没有留下著作，他的生平也没人知道，只能推测他应该生活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因为《墨子》一书没有提到杨朱，而在孟子的时代他却已与墨子齐名，拥有众多粉丝。《孟子·滕文公下》说，当时杨朱和墨子的学说风行天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所有的言论不是赞成杨朱，就是赞同墨子（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可真是好生了得！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一 隐士哲学家（4）

    那么，杨朱有什么主张，竟能够得到如此之多的青睐？

    说来简单，也只有四个字：一毛不拔。

    杨朱这主张，也有两个版本。一个见于《孟子·尽心上》，道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另一个见于《韩非子·显学》，道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一毛不拔的成语，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这就难以让人接受。只要拔一根毫毛，就能够有利于整个天下，这样的事情都不肯做，岂不是太自私、太小气、太不像话了吗？

    但是且慢！杨朱胆敢公然这样说，自然有他的道理。他的主张能够风行天下，也自然有他的道理。据《列子·杨朱》，有一次，墨子的学生禽子（即禽滑釐）问杨朱：拔先生一根毫毛，来拯救天下世道（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干吗？杨朱说，世道可不是一根毫毛就能够拯救的（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说，如果可以，愿意吗（假济，为之乎）？杨朱不理睬他。禽子出门，把这事告诉杨朱的学生孟孙阳。孟孙阳说，你们是不懂先生的用心啊（子不达夫子之心）！还是让我来替先生说吧！请问，如果有人提出，痛打你一顿，给你一万块钱，你干吗？禽子说，干！孟孙阳又问：砍断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干吗？禽子不说话。于是孟孙阳说，与肌肤相比，毫毛是微不足道的；与肢体相比，肌肤又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是，没有毫毛，就没有肌肤；没有肌肤，就没有肢体。一根毫毛固然只是身体中的万分之一，但是，难道因为它小，就可以不当回事吗（奈何轻之乎）？

    这话是不是杨朱的意思，我们不清楚。因为有许多学者视《列子》为“伪书”，至今仍未弄明白。就算是“真书”，那也是《列子》，不是《杨子》。比较靠得住的办法，是把这里的杨朱和孟孙阳，称为“《列子》中的杨朱”、“《列子》中的孟孙阳”。《列子》中的杨朱和孟孙阳，是不是历史上的那两个人，也许永远搞不清。但他们讲的话，还是可以讨论的。

    应该说，这“《列子》中的孟孙阳”，还真是话糙理不糙，也有道理和教训。有什么道理和教训呢？第一，口子不能乱开。你今天可以拔一根毛，明天就能撕一片皮；今天可以挖一块肉，明天就能剁一条腿；今天可以伤害身体，明天就能杀人或者自杀。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开，不可收拾。孟孙阳问禽滑釐，拿一条腿换一个国家行不行，禽滑釐为什么不回答？因为他很清楚，下面的问题，就是“砍掉你的脑袋给你整个天下”，那也能同意吗？

    第二，局部不可小看。没错，整体利益确实大于局部利益。就连“《列子》中的孟孙阳”，也说“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但这决不意味着局部利益就不是利益，就是可以随便牺牲的。因为整体不过局部之和。你不把局部利益当回事，今天牺牲一个，明天牺牲一个，最后整体利益也没有了。不要说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事实是：长江、黄河都由涓涓细流汇集而成。所有的泉水、溪流、小河都干了，长江、黄河还有水吗？

    这两个道理用于社会问题，就能推导出第三个教训：别把小民不当人。或者说，不要动不动就以“国家天下”的名义，任意侵犯和剥夺人民个人的权利。个人之于国家、天下，或许有如毫毛与肢体、全身，但难道因为他们小，就可以不当回事吗（奈何轻之乎）？小民也是人，小民的生命也是生命。只要是生命，就要尊重，就要珍惜，哪怕他轻如毫毛。谁要把我们这些小民当作毫毛，随随便便就拔了，对不起，不干！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一 隐士哲学家（5）

    显然，杨朱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只不过“极而言之”，并非当真是只要拔一根毫毛，就能够有利于整个天下，也不干。因为“世固非一毛之所济”，哪有只拔一根毫毛就能有利于天下的呢？说穿了，不过是下套，先哄骗我们献出一根毫毛，然后哄骗我们献出肌肤和肢体，最后哄骗我们献出生命。因此，对付的办法，就是把话说透，说到底，说到极点：别说要我的命，就算只要一根毫毛，也不给。

    何况杨朱不但说过“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还说过“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而且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全文是“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牺牲个人来满足社会（损一毫利天下），不对；牺牲社会来满足个人（悉天下奉一身），也不对。社会和个人是对等的，谁也不能损害谁。只有个人和社会都不受损，都不牺牲，才是“天下大治”。这就是杨朱思想的完整表达。这样的思想，怎么能叫“极端自私”？

    更何况当时的情况，不但是要求小民们牺牲个人（损一毫），而且牺牲个人的结果，竟不过是牺牲整个社会（悉天下）来满足另一些个人（奉一身），这才叫“极端自私”！问题是，这种极端自私的行为，却又是打着“大公无私”（利天下）的旗号来进行的。因此，为了矫枉，只好过正，即为了否定“悉天下奉一身”，只好连“损一毫利天下”也一并否定。也就是说，你想“损人利己”吗？对不起，我“一毛不拔”！

    看来，杨朱的思想是被曲解了，杨朱本人也被妖魔化了。这也并不奇怪。思想的传播有一个规律，就是“简单化”。因为只有简单化，也就是说，只有把深刻的思想变成通晓明白、简单明了、一听就懂、琅琅上口的短语和口号，才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这可是有风险的。由于语言的多义性和理解的多样性，这些简单的说法很容易被曲解。如果这种“简单化”的工作还是由论敌、对手或者不怀好意的人来做，就很有可能被“妖魔化”，比如共产主义就曾经被妖魔化为“共产共妻”。杨朱思想的命运，也大约如此。“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观点，如果被删去后半句，就已是片面，已是歪曲；如果再被简单化为“一毛不拔”，那么，想不被妖魔化，都不可能。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孟孙阳的那句话：你们是不懂先生的良苦用心啊（子不达夫子之心）！

    实际上，杨朱不但主张“一毛不拔”，同时还主张“天下为公”（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他也不反对天下大治，更不反对天下太平。只不过在他看来，这不能靠牺牲个人来实现。因为所谓“天下大利”，正是无数“个人小利”的总和，这就叫“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因此，只有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受伤害，每个人的利益都不受损害，天下才能大治，也才叫大治，这就叫“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这就是典型的道家思想了，即“无为而无不为”，或者说“不利而无不利”。所有人都不损害自己，那就没人受损害；所有人都不做牺牲，那就没人做牺牲。一个既没人受损害，又不需要有人做牺牲的社会，岂非太平盛世？

    问题是，这可能吗？

    儒家认为不可能，墨家也认为不可能，只有道家认为可能，而且应该。于是，他们便又有了第三个分歧：积极有为，还是消极无为。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二 从杨朱到老庄（1）

    消极无为，是道家的重要思想，也是道家区别于儒、墨、法三家的紧要之处。儒家主张推行仁义，墨家主张推行兼爱，法家主张推行法治，他们都要做些什么。道家却主张什么都不做，而且认为越做越糟糕。只有什么都不做，才能实现天下太平。

    这种观点，老子有，庄子也有。这里说的“老子”，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老子》一书的作者是谁，没人能够肯定。以前有说是李耳或老聃的，也有说是太史儋或老莱子的，至今也没弄清楚，我们且不去管他。《老子》一书写于什么时候，也不清楚。但我赞同许多学者的看法，应该成于孔子之后，庄子之前，比墨子和杨朱还要晚一些。《老子》其书，也有各种版本。过去流传的版本，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却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高亨、池曦朝先生认为，前一种是道家传本，后一种是法家传本（《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这个我们也不管，还按大家熟悉的版本来。总之，诸如此类的笔墨官司，我们都不在这里打，随大流。反正本书所说的“老子”，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至于他是谁，这里暂不讨论，后面我会谈点看法，也只是仅供参考而已（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庄子是什么人，却大体上是清楚的。庄子名周，字不详，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与孟子同时而稍晚。庄子是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当过蒙地的“漆园吏”。这“漆园吏”是什么意思？是漆园这个地方的小吏，还是看管漆树园的小吏，也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庄子一生都很穷，长期住在“穷闾厄巷”，也就是贫民区。他也经常没有饭吃，饿得面黄肌瘦。有一次，庄子大概实在是饿得受不了啦，就去向监河侯借米。这位“监河侯”，按照唐代学者成玄英的说法，就是魏文侯。魏文侯说：可以。寡人正好要收税。税金收上来以后，借给你三百金（很多钱），行吗？庄子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庄子说，鄙人来的路上，有一条鱼困在车辙里，向我求救。鱼说，我是东海一名小官（东海之波臣），现在困在陆地上，快要死了。先生能不能弄一小盆水（斗升之水）来让我活下去？鄙人说：可以。鄙人正好要去游说吴越之王，我让他们把西江引过来救你，行吗？鱼听了鄙人这话，冷笑一声说：那先生就到干鱼市场去找我吧！

    这个故事，见于《庄子·外物》。《外物》是《庄子》的杂篇之一，而杂篇又出于庄子后学之手，其中不少是寓言。所以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们并不清楚，也不打算处处区分庄子和庄子后学。但庄子一生穷困潦倒，并不荣华富贵，则可以肯定。其实庄子要想富贵，也有机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说他曾经拒绝楚威王的拜相。这事《庄子》的《秋水》（外篇之一）还有更详细的描述。《秋水》说，当时楚国两位大夫千里迢迢来到濮水（在今河南省濮阳县），找到正在河边钓鱼的庄子，转达楚威王的意思，说是我们大王想把国境之内的事来麻烦先生（愿以境内累矣）！这意思很清楚，就是要请庄子当楚国的国相了。庄子没有直接回答，一边继续钓鱼，一边头也不回地问：听说贵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贵国的大王宝贝得不得了，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珍藏在庙堂之上，有这事吧？那么请问：作为一只乌龟，它是宁愿去死，留下骨头享受荣华富贵（死为留骨而贵）；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生而曳尾涂中）呢？两位大夫异口同声地说，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后面那种。庄子说，二位可以回去了，我会继续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的。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二 从杨朱到老庄（2）

    类似的说法，杂篇中的《列御寇》里也有。《庄子·列御寇》说，有人想聘用庄子，庄子对使者说：先生见过那用来做牺牲的牛吗？披着绸缎，吃着好料。可是，等到它被牵入太庙，准备杀了来祭祀祖宗时，它就算想做一只孤独的小牛（孤犊），还能够吗？

    我们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来证明庄子的这种想法。这故事也记录在《庄子》的《秋水篇》，说的是庄子和惠子的事情。惠子就是惠施，大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公元前310年，宋国人，与庄子同时，两人还是好朋友，也都是先秦诸子中的代表人物。不过庄子是道家，惠子是名家；庄子不做官，惠子做大官。惠子曾经当过魏国（也就是梁国）的国相，还随同魏惠王（也就是梁惠王）朝见齐威王，使魏齐互尊。《庄子·秋水》说，惠子当了魏国的国相，庄子去看他。这时，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是要夺你的相位。于是惠子大为恐慌，派人在全国境内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听说，就去见惠子。庄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鶵（音渊除，凤凰的一种）。这种鸟儿，不是梧桐不栖，不是竹实不食，不是甘泉不饮。它从南海飞往北海的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好抓住了一只死老鼠。见鹓鶵从它头上飞过，以为抢饭碗的来了，就对着鹓鶵一声“吓”。现在，老兄也要因为你的梁国来“吓”我吗？

    其实这话说得还算客气，更不客气的话记录在《列御寇》。《列御寇》说，宋国有一个人叫曹商，被宋王派遣出使秦国。去的时候，宋王给了他几辆车子；回来的时候，因为得到秦王的赏识，车子增加到上百辆。这人回到宋国，就去见庄子，对庄子说：住在贫民区（穷闾厄巷），编着草鞋子（困窘织屦），饿得面黄肌瘦（槁项黄馘），这是鄙人比不上先生的。但是，与万乘之主只不过见上一面，就能得到上百辆车子，这是鄙人的一点点长处。庄子说，是啊是啊，鄙人知道秦王的规矩。秦王有病找医生，能够把他的痈呀疖子呀弄破治好的，赏车一辆。如果用舌头去舔他的痔疮，就能得到五辆。可见，事情越下作，赏赐就越多。先生究竟为秦王做什么了，居然得到这么多车子？

    显然，在庄子看来，再高的官位，也不过一只死老鼠；靠投机取巧巴结上司而升官发财，则等于舔痔疮。即便是堂堂正正地被聘做官，也等于是死得只剩下骨头，还不如像乌龟那样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或者做一只孤独的小牛。这是什么人的观点？隐士的观点。前面说过，所谓隐士，就是“有本事”却“不做事”，或者说“不做官”。庄子有本事，是没有问题的。他不肯做官，也是肯定的。所以，庄子至少在思想上属于隐士这一类人。

    老子呢？司马迁说是“隐君子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不过司马迁说的老子，却未必是《老子》的作者。《老子》一书作者的身份，其实是搞不清的。我们只能猜测他是隐士，姑且算作“疑似”。不过，真正的隐士（比如前面说到的荷蓧丈人），恐怕是连话都不会多说的，更不会和别人辩论。所以，严格地说，老子和庄子都顶多只能算是“隐士哲学家”。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同为“隐士哲学家”的杨朱的观点，他们的态度如何呢？

    当然会赞成或者同情。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二 从杨朱到老庄（3）

    前面说过，杨朱的观点，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老子怎么说呢？老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庄子又怎么说呢？庄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庄子·在宥》），几乎如出一辙。在这里，贵和爱，都是动词。放在第一个字，叫“动词前置”。若，按照《小尔雅·广言》的解释，就是“乃”。所以“贵以身为天下”，就是“贵自身超过贵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就是“爱自身超过爱天下”。如此，老子这句话，也包括庄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理解：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天下，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请参看高明《帛书老子校注》）。甚至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

    这话恐怕不少人听了都会吓一跳。有没有搞错？可以托付天下的，难道不是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难道能够是把自己看得比天下还重的“自私鬼”？这些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把天下交给他们，放心吗？

    其实，如果了解道家，尤其是熟悉《老子》一书，就会发现这是典型的“老子式思维”。老子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是“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也就是反过来思考问题，反过来表述观点。这样一种“反向思维”，在《老子》一书比比皆是。比如“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老子·第四十一章》）。也就是说，明白就像隐晦，前进就像倒退，高尚就像卑下，洁白就像污黑。按照这个逻辑，当然是“大公若私”、“为公若己”，越是重视爱护自己，就越是可以托付天下。

    问题是我们不能只顺着老子的逻辑来，还得看有没有道理。依我看，老子的说法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也是每个人的天下。所以，重视爱护天下，就是重视爱护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而且，这种重视和爱护，就应该从自己开始。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同样，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重视、不爱护，怎么能指望他重视别人、爱护别人，重视天下、爱护天下？不信你看那些视死如归的“侠客”或者“江湖好汉”，自己脑袋固然别在腰带上，别人的脑袋又何曾放在眼里？显然，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首先爱护自己，才能爱护社会。真正贵天下、爱天下的，也一定是贵自己、爱自己的。

    结论是：爱护天下，请从爱护自己做起。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爱护天下，既然必须从爱护自己做起。那么，要拯救天下，也就只有先拯救自己。如果人人爱护自己，人人重视自己，或者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矣”。

    不过这里仍有问题，因为老庄的说法与杨朱并不完全相同。老庄的“贵以身为天下”和“爱以身为天下”都是前提，最后还是要“寄天下”和“托天下”，只不过“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庄子·人间世》），先救自己，后救天下而已。杨朱所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不同，是说只有当所有的人都不需要做出牺牲拯救天下时，天下才真正太平了。但仔细想想，这种表面上的不同，也就不成问题：如果人人都可以寄托天下，天下还需要寄托吗？人人都可以拯救天下，天下还需要拯救吗？或者换一种说法也行：如果人人都不需要被人寄托，天下还需要寄托吗？人人都可以拯救自己，天下还需要拯救吗？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二 从杨朱到老庄（4）

    这就有了第二个结论：最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和寄托的。

    这也正是庄子的观点。在《大宗师》篇（《天运》篇也有），庄子说，泉水干了（泉涸），鱼儿们一齐被困在陆地上（鱼相与处于陆），相互用湿气呼吸（相呴以湿），相互用唾沫滋润（相濡以沫），哪里比得上生活在江湖之中，自由自在，彼此相忘，互不相识呢（不如相忘于江湖）？众所周知，相濡以沫，一直被视为我们民族的美德，庄子对此显然也并不否定。然而在他看来，这并非最高境界。最高的境界，是根本用不着这样。因为相濡以沫的前提，是泉水干了（泉涸）。那么，泉水不干，岂不更好？所以我曾经说，我无比敬重见义勇为的人，但决不希望人人都成为这样的英雄。因为一旦有见义勇为，就同时意味着有灾难和犯罪。从这个角度讲，能够“相忘于江湖”，确实比相濡以沫还好。人人“相忘于江湖”的社会和时代，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会和时代。因此，杨朱的说法与老庄并不矛盾，反倒顺理成章。这样的思想，当然不能简单地否定。

    于是又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问题是，这可能吗？

    可能，但没保证。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的时候，确实可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而且，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也就用不着去管别人的“瓦上霜”。不过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青山长绿，泉水长流。可惜，谁也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没有人祸，还有天灾么！也因此，我们仍必须高度肯定相濡以沫，肯定见义勇为。何况春秋战国时期，人祸也并不比天灾少。频繁的战争，频繁的###，频繁的宫廷政变，哪一天消停过，又哪有什么“相忘于江湖”？恐怕只有“相斗于战场”。这才有了众多思想家的争鸣，即都希望为这个有病的社会和###的时代，找到一个医治的办法和救助的出路。

    那么，道家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满意吗？

    不满意，甚至更不满意，早就不满意了。孟子推崇尧舜，墨子推崇大禹，庄子则是连尧舜禹都要否定。在庄子看来，事情就是从尧舜禹开始坏起的。而且，追根溯源，这笔账还得算到三皇五帝头上。在《天运》篇，庄子编了一段老聃与子贡的对话，可以看作儒道之争的一个案例。这故事讲，子贡问老聃：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享有盛名却是一样，为什么先生偏要说他们不是圣人呢？老聃说，年轻人，你靠近一点，我来告诉你。黄帝治天下，还算行，因为他让人心纯一（使民心一）。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一样的，谁也不把自己的亲人看得比别人重要。即便亲人去世，也不特别悲痛。帝尧就有问题了。他治天下，让人们亲亲（使民心亲）。结果是每个人都只亲爱自己的亲人，疏远别人，人与人之间就有了隔阂。帝舜的问题又大。他不但让人们区别亲疏，还让人们互相竞争（使民心竞）。小孩子生下来五个月就会说话，一点点大就知道区别人我，害得许多孩子都早夭。夏禹的问题更大。他治天下，让人心变坏（使民心变）。人人都用计谋，个个都害别人（人有心而兵有顺），还认为理所当然，是杀盗贼而不是杀人（杀盗非杀人），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了自己（自为种而天下耳）。结果是什么呢？是“天下大骇，儒墨皆起”，世道人心大乱，儒家、墨家都跑出来了，蛊惑人心，害人不浅。究其所以，就因为“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奇怪！事情不是从尧舜禹开始坏的吗？怎么怪到三皇五帝那里去了？原来问题就出在“治”上。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的“乱”。这就是道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二 从杨朱到老庄（5）

    由此可见，儒、墨、道三家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可谓有异有同。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当时的社会出了问题。不同的是，他们对出问题的原因看法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孔子和墨子认为是缺少爱，老子和庄子认为是瞎折腾。

    老庄是反对折腾的。老子有句名言，叫“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小鲜，就是小鱼。烹煎小鱼，应该怎么样？文火慢熬。小火，少油，慢慢煎。水过地皮湿，火到猪头烂。功夫到了，鱼骨头都酥了。如果频繁地用锅铲翻，还不得翻成渣子？治理国家，也如此。不要折腾，不要胡整，不要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老子·第七十五章》说：老百姓为什么肚子饿？就因为统治者收税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百姓为什么难治理？就因为统治者做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老百姓为什么不爱惜生命，就因为统治者太想万寿无疆（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既贪生怕死，又贪得无厌，当然就有为，就折腾，就做事多。做事多，怎么就难治呢？因为“君有为，民多欲；君行暴敛，民多盗贼”，这是“历史之必然”（高明《帛书老子校注》）。想想也是。君是人，臣也是人；官是人，民也是人。你能攻城掠地，我就不能偷鸡摸狗？你能横征暴敛，我就不能多吃多占？这可真是“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庄子的说法就更有意思，他告诫统治者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庄子·胠箧》说，人们为了防贼，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柜子、箱子、袋子用绳索捆得紧紧的，锁扣锁得牢牢的。这也顶多就能防范那些小偷小摸。要是来个江洋大盗，扛着柜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锁扣锁得不牢。统治者也一样。他们筑城墙，建军队，设政区，立法度，讲道德，怎么知道就不是为那些“窃国大盗”准备的呢？

    所以，正如最好的社会是不需要任何人拯救的社会，最好的管理、领导、统治，也应该是看不见的。这就叫“太上，下知有之”，也有版本写作“太上，不知有之”。太上，有人说是远古，也有人说是最好，其实都一样。因为在老子和庄子看来，最好的时代也就是最古的时代。不知有之，就是民众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领导人；下知有之，则是民众仅仅知道有那么一个领导人而已，并不发生什么关系，等于没有。这是最好的。次一点，是领导人和老百姓相互讨好，叫“亲而誉之”。再次，是统治者威胁老百姓，老百姓害怕统治者，这叫“畏之”。最差的，就是统治者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仇恨统治者，这叫“侮之”（《老子·第十七章》）。事情到这个份上，那就是乱世了。

    老庄所处的年代，就是这样一个乱世。乱的原因，在老庄看来，则是统治者和老百姓都在瞎折腾。老子和庄子都认为，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整个天下的历史，就是一部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又自讨没趣的“折腾史”。频繁的战争和奢靡的生活固然是折腾，制度的建立和道德的建设，甚至包括科技的发明和文明的进步，也都是瞎折腾。只有把这些统统废除、抛弃，人类才能回到他们理想中那个最美好的时代和社会。这就是老庄的主张：无为。

    那么，他们的“无为”又有什么内容呢？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三 无为之谜（1）

    老庄的无为，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寡欲、愚民、反智、不德。

    前面说过，在老庄看来，社会###的原因是瞎折腾。为什么会瞎折腾呢？因为多欲望。欲望也无非两条，一是名，二是利。庄子说，过去一些名臣被杀，就因为好名；小国被灭，就因为好利（《庄子·人间世》）。因此，庄子告诫人们：“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庄子·应帝王》）也就是说，不要追求功名，不要充当智囊，不要承担重任，也不要卖弄聪明。岂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卖弄聪明，承担重任，充当智囊，追求功名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淡泊宁静的好。

    个人如此，国家亦然。《老子·第五十七章》说，一个社会，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技巧越好，怪事越多（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越明，盗贼越凶（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总之，“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河上公章句《老子·俭欲第四十六》）。多欲，就不知足；不知足，就瞎折腾。越折腾，天下就越乱，事情就越多，麻烦也就越大。

    所以，一个人，如果迫不得已君临天下，那么，最正确的态度“莫若无为”（《庄子·在宥》）。展开来说，就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第六十三章》）。什么叫“为无为”？为，就是追求。为无为，就是“以没有追求为追求”。什么叫“事无事”？事，就是动作。事无事，就是“以没有动作为动作”。什么叫“味无味”？一般都解释为吃没有味道的东西，喝白开水，但我认为可以把“味”理解为“成就感”。这样，才能与“为无为，事无事”连成一气。先有追求，这就是“为”；然后有动作，这就是“事”；最后有成就感，这就是“味”。味无味，就是“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这也就是虚、静、淡。“为无为”就是虚，“事无事”就是静，“味无味”就是淡。淡就没感觉，静就不折腾，虚就不存欲望。相反，有欲望就会有追求，有追求就会有动作，有动作就会有成就，有成就当然就会有成就感，有了成就感又会更有追求。因此，不但不能有追求，不能有动作，也不能有成就感。

    这一招很厉害！一般人主张“无为”，顶多也就想到不要有追求，不要有动作。然而老子却直捣黄龙，将人类“有为”的深层原因连根拔起。我们知道，人之所以要做事，并不都为生存所迫，也并不都为名和利，也有不为这个的。那他为什么？为成就感。就算为名为利，也希望同时有成就感。所以，成就感，是人最大的“欲”，也是人最难以克服的“欲”。只有把这根儿都拔了，才能真正做到“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老子的老辣之处。

    问题是人不可能没有追求，没有动作，没有成就感。因此，老子使用他“正言若反”的思维方式，来了个“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告诉我们不妨“以没有追求为追求”，“以没有动作为动作”，“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结果还是有追求、有动作、有成就感。而且，按照他“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的逻辑，没有追求的追求，就是最高的追求；没有动作的动作，就是最好的动作；没有成就感的成就感，就是最大的成就感。这样一来，你还有什么话说，又还有什么遗憾？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三 无为之谜（2）

    这就是所谓“消极”了。不要以为消极就不好，消极并不是贬义词。实际上，消极与积极，要看人和事。有些人要积极，有些人要消极；有些事要积极，有些事要消极。比如城市规划，我就主张消极，即不是规划干什么，而是规定不干什么。比方说，什么东西不能建，什么地方不能动，哪些水系要保留，哪些建筑要保护。红线图画出来，坚决执行，就可以保证子孙万代不受祸害。这就是“消极规划”。为什么是“消极”呢？因为好像什么都没规划。但这种“什么都没规划”的规划，才是最重要的规划。

    同样，统治者或者领导人，在和平时期，也是消极一点好。至少，决策要谨慎。最要不得的就是好大喜功大有作为：先是设计一个宏伟蓝图，然后大兴土木或者大动干戈，最后沾沾自喜。其结果，弄不好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至伤筋动骨，祸国殃民。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他们多欲而有为。宏伟蓝图就是“为有为”，大动干戈就是“事有事”，沾沾自喜就是“味有味”。纠正的办法，则是提倡“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消极治国。比如西汉初年，一方面因为天下初定，民生凋敝，统治者不能不克制自己的欲望；另方面也因为他们推崇黄老，以道家学说为国家意识形态，于是便无欲以静，与民休息。结果是什么呢？是造就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所以，不要轻易否定“消极”二字。要知道，就连治病，也有“保守疗法”么！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积极还是消极，而在于科学还是不科学。积极是科学的，就积极；消极是科学的，就消极。比如某件事情可能有负面影响或者不良后果，就消极一点；某件事情能促进科学发展，就积极一点。总之，实事求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

    当然，老子他们的“消极无为”，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知道“科学发展观”。道家只是敏锐地感觉到，统治者“积极有为”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有为”的背后往往是“多欲”。老子说，欲望这东西，是很害人的。比方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五彩缤纷让人眼花缭乱，最后是变成瞎子；鼓乐齐鸣让人双耳失聪，最后是变成聋子；山珍海味让人口味败坏，最后是变成呆子；骑马打猎让人心花怒放，最后是变成疯子；奇珍异宝让人蠢蠢欲动，最后是变成贼子。欲望这东西，是不是很坏？更何况，上多欲则下多贼。所有人都欲壑难填，整个社会物欲横流，天下非乱不可。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纠正呢？

    也只有两个字：寡欲。

    首先是统治者要寡欲。《老子·第五十七章》说：统治者无所作为，老百姓就会潜移默化（我无为，而民自化）；统治者喜欢清净，老百姓就会走上正轨（我好静，而民自正）；统治者无所事事，老百姓就会逐渐富裕（我无事，而民自富）；统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会善良纯朴（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自己“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百姓就不会浮躁，不会###，不会多欲。这就叫“无为而治”。

    为此，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三不原则”，即不要选贤任能，不要器重宝物，不要展示欲望，原文是“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不尚贤，就是不推崇有德有才。因为一旦推崇，人民就会向他们学习，争着做这样的人。这就有了欲望，也有了竞争。为了寡欲，为了不争，就只好连“德才兼备”这样公认的贤良之士，也不推崇。不贵难得之货，就是不把那些珍禽异兽、奇珍异宝当回事。因为你宝贝它们，别人就会想着来偷。如果把它们看得一文不值，谁又会盗窃呢？不见可欲，就是不炫耀那些可能引发和激起贪欲的东西。这里的“见”，读如“现”，意思也是显示、显现、表现。看来，老子也很清楚，欲望这东西，其实是人人都有的。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去勾引和诱惑。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所以，千万别去提醒贼。谁会提醒呢？说到底多半还是自己。自己有了好东西，生怕人家不知道，到处炫耀，可不就把贼引来了？相反，如果统治者自己不去勾引诱惑，老百姓就不会蠢蠢欲动。这就叫“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第三章》）。总之，作为一个高明的统治者，一定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只要统治者自己清心寡欲，不瞎折腾，天下自然就会太平，这就叫“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第三十七章》）。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三 无为之谜（3）

    问题是欲望这东西，也就顶多能克制，不能消灭，也未必应该消灭。比方说你可以不要物欲、权欲，总不能不要求知欲吧？但是，如果保留某些欲望，那就什么欲望也都消灭不了。因此，为了消灭某些欲望，只好不管合理不合理，统统消灭，包括求知欲。

    于是，寡欲的结果必然是愚民，愚民的结果也必然是反智。

    愚民，是道家政治思想的重要一环。就在前面说过的“三不原则”后面，老子紧接着就提出了他的愚民政策。老子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老子·第三章》）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简化人民的思想（虚其心），填饱他们的肚子（实其腹）；削弱人民的志向（弱其志），强壮他们的身体（强其骨）；永远让民众没有知识没有欲望（常使民无知无欲），让自以为是的人不敢胡作非为（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也就是说，肉体生存是必须保证的，物质需求也是必须满足的，精神生活就免谈，思想文化更是要不得。一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哈！这岂不是喂猪喂狗、养马养牛吗？《老子》一书，基本上是韵文。所以，我也把这个观点总结为一句押韵的话：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舒舒服服，变成动物。

    这个观点，庄子也有。庄子心目中的“至德之世”，也是不推崇贤良（不尚贤），不使用能人（不使能），统治者就像树上的叶子，老百姓就像地上的麋鹿，叫“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天地》）。这不就是“动物世界”吗？说得好听，大约也可以叫做“回归自然”。这可是儒家和墨家不赞成的。想想墨子怎么说？墨子认为不能“天下大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孟子又怎么说？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儒墨两家都反对把人类社会变成动物世界，这也正是他们与道家的分歧。

    那么，道家为什么要把人民变成动物呢？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太平盛世”，就应该是浑浑噩噩的。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第五十八章》）也就是说，统治者稀里糊涂，老百姓就纯朴敦厚；统治者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心怀鬼胎。可见为了做到混沌一片，不但要愚民，还要愚君，而且首先要愚君。

    这一点，也很明确。老子说，从古至今，善于奉行“道”的（古之善为道者），都不用“道”来开发民智（非以明民），而是用来愚民（将以愚之）。因为国家之所以难以治理，就因为老百姓懂得太多（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要治国，就要愚民；要愚民，就要愚君；要愚君，就得反智。如果一个君主雄才大略，聪明绝顶，还要把这聪明用来治国，那他就是一个“国贼”。相反，如果他傻乎乎的，或者装聋作哑，甚至装疯卖傻，那就是天下和国家的福气。为什么呢？因为上有所好，下必效焉。统治者心明眼亮，老百姓不也跟着聪明伶俐起来？所以，就算装，你也得糊涂。这就叫“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十五章》）。

    由此可见，道家的愚君，归根结底是为了愚民。为了愚民，又不惜反智。这正是后世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思想来源之一。但我们必须讲清楚，后世的政策，是只愚民不愚君。他们也不愚官，反倒要求官员饱读诗书。这就不好把账都算到道家头上了。要知道，道家的观点，是民也愚，官也愚，臣也愚，君也愚，最好上上下下都是一群糊涂虫。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三 无为之谜（4）

    都是一群糊涂虫又怎么样呢？就“上如标枝，民如野鹿”了。这就是人类原始的生存状态。因此，道家不但反智，还要反文明，尤其是科技文明。《庄子·天地》说，有一次，子贡途经汉阴，看见一位老人在浇菜园。这老人挖了一条隧道进入井中（凿隧而入井），用水瓮装了水，再抱着装满水的瓮从隧道里出来，去浇菜园子（抱瓮而出灌）。子贡说，先生这不也太费事了吗？为什么不用水车呢？用水车，事半功倍呀！老人的脸一下子就变了，然后冷笑一声说：一个人，如果用了投机取巧的器械，就一定有投机取巧的事情（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投机取巧的事情，就一定有投机取巧的用心（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你以为我是不知道有水车呀？我是不屑于用（羞而不为也）！哈！幸亏庄子没有生活在今天。他要是生活在今天，看见我们的这些电脑呀手机呀，还不得气晕过去！

    庄子的这个思想值得注意，它绝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反对科技文明”就可以打发的，其中有很深刻的东西需要我们思考。比方说，科技文明果真就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在科技进步的背后，就没有人类付出代价吗？浇园老人说得对，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有了机心，就心性不纯（纯白不备）；心性不纯，就心神不宁（神生不定）；心神不宁，就无法与道同一（道之所不载）。结果，我们原本要追求的幸福，可能就反倒没有了。

    没错，人类不能没有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也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至少，它能使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也更安全和舒适。但是，为了这些方便、快捷、效率、安全和舒适，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比方说，自从有了复印机，许多学生就不会记笔记了；自从有了照相机，许多画家就不会画写生了。有个段子说，现在的人为什么“言而无信”？答案是因为有电话。又有人说现在的人为什么不会写情书？答案是因为有短信。电话好不好？好。当时就能对话，不用望穿秋水么！可视电话就更好，不但能听到声音，还能看见样子。但是，好不容易才收到一封书信的那种欣喜若狂，没有了。捧在手里反复阅读的那份感觉，也没有了。当然，短信也可以保存，也可以拿出来反复看。可是，现在的短信，比得上当年的情书吗？没错，你也可以把短信写得精彩一些，漂亮一些，问题是，现在干什么都是匆匆忙忙的，还有那份心境吗？当我们坐在飞机上，像一件特快专递的包裹被运送时，还有“细雨骑驴出剑门”的情趣吗？微波炉热就的方便食品里面，能够有妈妈的味道吗？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当一切都变得方便、快捷、有效率时，我们还会觉得珍贵吗？

    可见，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得也就有失。我们不能因为科学技术有了进步，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也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一边享受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好处，一边抱怨它的不足。毕竟，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包办我们的一切，更不能包办我们的幸福。幸福不是科学的话题，也不是科学的任务。在自然科学之外还必须有人文学科，道理就在这里。

    事实上，老子和庄子之所以主张反智，主张愚民，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在他们看来，人类要想幸福，就必须“人如赤子，民如野鹿”。也就是说，社会，最好回到原始状态；个人，最好回到婴儿状态。社会的原始状态，就是人的婴儿状态。你看婴儿，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一点顾忌都没有，多好？所以，一个人，没心没肺，就最快乐。只要没心没肺，就能过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了，想那么多干什么！

    这就是老庄的反智和愚民。而且，按照老子和庄子的思路，愚民的结果是愚君，愚君的结果是反智，反智的结果是反文明。既然是反文明，那就不但要反科技、反知识、反智慧，还得要反对一样东西。反什么？反道德。

    事实上，老子和庄子也是将知识智慧和仁义道德放在一起，来加以反对的。《老子·第十九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段话，可谓“三绝三弃”。其中，“绝圣弃智”就是不要圣贤，“绝仁弃义”就是不要道德，“绝巧弃利”就是不要功利。利也不要，德也不要，圣贤也不要。儒家和墨家当作宝贝的，道家都不要。而且，在老子他们看来，只有把儒墨两家视为宝贝的东西都消灭得干干净净，天下才能太平，人民才能幸福。

    老子不要的，庄子也不要。不但不要，还要讽刺。庄子说，仁义道德是什么？是盗贼也有的东西。在《胠箧》篇，庄子借当时一位江洋大盗的口说：准确地猜出室内收藏的东西，这就是圣明（妄意室中之藏，圣也）；行窃的时候第一个冲进去，这就是勇敢（入先，勇也）；撤退的时候最后一个出走，这就是义气（出后，义也）；知道能不能得手，这就是巧智（知可否，智也）；坐地分赃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这就是仁爱（分均，仁也）。庄子说，这个强盗遵循的，哪一条不是儒家的道德，哪一条不来自所谓圣人的教导？看来，没有“圣人之道”，好人固然无法立身，强盗同样也不能成功。显然，圣人之道也好，仁义道德也好，是好人和强盗都用得上的，而且强盗还用得更好。因此，庄子得出结论──“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也就是说，只有消灭仁义道德，才能实现天下太平。

    这可真是惊世骇俗，与儒家、墨家都翻脸。但这是道家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道家为什么叫道家，也关系到道家的“道”究竟是什么。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四 道之谜（1）

    先说道家为什么主张“不德”。

    准确地说，老子和庄子主张“不德”，也不是不要道德。老子说得很清楚，如果“绝仁弃义”则“民复孝慈”（《老子·第十九章》），可见道德还是要的，只是不要儒家的那一套，即仁义礼乐，或者说仁义道德。

    道家反对儒家的仁义，原因也很多。比方说，虚伪。至少庄子或者庄子学派是这么认为的。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社会和儒家的道德，都极其虚伪。这种虚伪让庄子或者庄子的追随者总是忍不住要讽刺他们。《庄子·外物》说，有两个儒家之徒去盗墓。地面上望风的大儒问：天快亮了，怎么样了？但他不这么说，他要吟诗：“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在下面回话：还没解开衣服呢！这死人嘴里有一颗珠子。但他也不这么说，也要吟诗：“未解裙襦，口中有珠。”接着，那小儒便一边吟诗，一边盗墓。小儒唱：“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陂，音杯，山坡的意思。这诗翻译过来就是：绿油油的麦子呀，长在山坡坡；活着的时候不捐善款呀，死了还含颗珠子干什么？偷人家的东西，还要讲大道理，这“道理”还要用诗来讲，酸不酸呀，虚伪不虚伪呀，是不是“伪君子”呀！

    庄子反对仁义的又一个原因，是认为这些玩意违背人性。《庄子·骈拇》就说，仁义大概不是人的本性吧（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否则，那些仁者为什么总是很忧郁，总是那么多愁善感呢（彼仁人何其多忧也）？在道家看来，人的本性是天然的，也是自然的。既然是天然、自然的，就用不着刻意，也不能够刻意。野鸭的腿再短，也不能拉长；仙鹤的腿再长，也不能截短。是圆的就不用规，是方的就不用矩，儒家为什么总要弄个圆规和方矩（仁义礼乐）来整人呢？有人说，儒家的仁义也很自然。比方说，父子相亲，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对此，庄子的回答是：这就和禽兽没有区别了。《庄子·天运》说，有一次，宋国的太宰向庄子问仁。庄子说，这是虎狼的道德（虎狼，仁也）。太宰说，这话怎么讲？庄子说，虎狼也是父子相亲的，怎么就不是仁？显然，如果认为仁义是道德，那么，人与虎狼没有区别。如果认为人与虎狼有区别，那么，仁义不是道德。

    庄子（也可能是庄子后学）甚至还编了一个故事来批判儒家的仁义。《庄子·天道》说，孔子编写了很多书，希望周王室的图书馆能够收藏。子路就出主意说，老聃不是周王室图书馆退休的馆长吗？何不找他试一试？孔子觉得有道理，就去找老聃。老聃却不同意。于是孔子便开始唠唠叨叨地讲自己的著作。老聃说，这样讲，太慢了，请讲要点！孔子就说“要在仁义”。老聃说，请问，你说的这个“仁义”，它符合人的本性吗？孔子说，当然！一个君子，如果不仁，就站不住脚（不仁则不成）；不义，就活不下去（不义则不生）。仁义，当然是真正的人性（仁义，真人之性也），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又将奚为矣）？老聃又说，请问，什么叫“仁义”？孔子说，怀着一颗爱心，愿万物安乐；爱天下所有的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中心物恺，兼爱无私），这就是仁义。老聃说，噫呀！你们这是存心要搞乱人性啊（夫子乱人之性也）！太自私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老聃（其实是庄子）看来，天地、万物、人，都有自己的天性。按照各自的天性去生存，去生活，就很好，就是幸福，甚至就是最高境界（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犯不着人为地再去制定什么规则。人为地、强制性地去规定，去规范，反倒乱了真性情。儒家这样做，无非是自以为是，妄想充当救世主。因此，讲仁义，不但是“乱性”，而且是“自私”（无私焉，乃私也）。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四 道之谜（2）

    这里说的老聃，是否就是老子，或者说，是否就是写《老子》的老子？不好说。但老子反对仁义，则可以肯定。老子为什么反对仁义呢？因为在他看来，仁义是道德堕落的结果。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出了问题，比方说，六亲不认了，天下大乱了，才会有孝子贤孙、忠臣良将之类的人物出来，人们也才需要他们来做榜样、做典型，以便矫正时弊。相反，如果大家都是孝子，还有孝子吗？如果大家都是忠臣，还有忠臣吗？如果天下太平，“其政闷闷”而“其民淳淳”，还需要仁义道德吗？显然，社会需要孝子，是因为没有了孝；需要忠臣，是因为没有了忠；需要道德，是因为没有了道德。

    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深刻的。的确，一个社会，如果个个都是好人，人人都有道德，就不需要特别提倡道德。请大家想想，什么时候最喜欢嚷嚷要道德？礼坏乐崩的时候。什么人最喜欢嚷嚷要道德？装模作样的人。李零先生说：“满嘴仁义道德、礼义廉耻的人，一般都很缺德。”（《人往低处走》）这话我很赞成，也深有体会。至于老子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也不奇怪，因为符合他的辩证法。按照老子“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的逻辑，最高的道德，一定看起来不是道德，是“不德之德”。

    实际上老子也是这么说的。在什么地方？第三十八章。这是《老子》的《德经》第一章，也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第一章，极其重要。在我看来，它就是道家的“批儒总宣言”。在这一章，老子把为什么不要仁义礼乐的道理讲透了。所以，我们要重点分析这一章，看看老子究竟怎么说（下引不注者均见此章）。

    第三十八章一开始就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什么意思呢？意思很清楚：最高的道德，就是用不着道德（上德不德）。正因为用不着，反倒有（是以有德）。下等的道德，是生怕失去道德（下德不失德）。正因为怕失去，反倒没有（是以无德）。也就是说，你越怕没有，就越是没有。你不怕没有，反倒不会没有。那么，大家又为什么生怕没有呢？因为它已经没有了。没有了又怎么办？找回来。怎么找？一靠仁，二靠义，三靠礼乐。显然，仁义礼乐，都是道德堕落以后才冒出来的东西。这样的东西，能是好东西吗？不能。这就好比一个人，被毁了容。你再做手术，做得再漂亮，也无法恢复真容了。

    所以，最好的仁义礼乐，也只能算是“下德”，不是“上德”。上德与下德有什么区别？上德的特点，是“无为而无以为”。下德的特点，是“为之而有以为”。什么叫为？就是人为，也就是做。什么叫以为？就是心里想做，而且刻意去做。所以，上德，就是彻底的无为，不做，也不想做。下德呢？或者做，或者想做，或者既想又做，还刻意去做。因此，下德也分三个层次：仁、义、礼。仁、义、礼，也分上下等。上等的仁，是“为之而无以为”，即行动有为，思想无为。上等的义，是“为之而有以为”，即行动有为，思想也有为。上等的礼，则是“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什么意思呢？应，就是回应、呼应、跟着做、照着办。攘臂，就是卷袖子、伸胳膊。扔之，就是拉扯。所谓“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就是不但行动有为，思想也有为，并刻意为之；而且，如果别人不回应，不呼应，不跟着做，不照着办，还要卷起袖子伸出胳膊生拉硬拽，强迫别人做。这还是“上礼”！如果是“下礼”，就不知糟糕到什么程度了！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四 道之谜（3）

    显然，在老子这里，德、仁、义、礼，是由高到低、从好到坏的四个层次。德最好，仁次之，义再次，礼最坏。老子说，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就是忠信的淡化，祸乱的开端。社会一旦必须讲礼，那就势必天下大乱。礼乐制度，岂能不批判？

    不过这样一来，也就有了两个问题。第一，礼，为什么就这么坏呢？第二，如此之坏的礼，又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第一个问题，只要列出表来，便一看就明白了：

    上德思想和行动都无为

    下德上仁行动有为，思想无为

    上义行动有为，思想也有为

    上礼自己思想、行动都有为，还强迫别人有为

    由此可见，在老子看来，无为才有德，有为必失德。越是有为，就越是失德。礼最有为，所以最失德，也最坏。

    那么，这个最坏的“礼”，又是怎么回事？老子认为，是道德沦丧的结果。而且归根结底，是最高道德沦丧的结果。最高道德是什么？是彻底无为的“不德之德”，也就是“上德之德”。可惜，它后来没有了。失去了德，就只好讲仁，这就叫“失德而后仁”。后来，仁也没有了。失去了仁，就只好讲义，这就叫“失仁而后义”。再后来，义也没有了。失去了义，就只好讲礼，这就叫“失义而后礼”。到了讲“礼”的时候，就很糟糕，就不可收拾了。这可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不丢掉“德”，多好！

    这就有了第三个问题：德，又是怎么丢掉的呢？老子的说法，是因为失去了“道”。失去了道，就只好讲德。这就叫“失道而后德”。后面的事情，就是不可遏制地滑坡：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最后是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看来，说到底，根本的原因，还是“失道”。因此，解救道德沦丧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到“道”。

    那么，什么是“道”？

    要弄清楚什么是“道”，先得说清楚什么是“德”。因为道与德是相对的。没有德，也就无所谓道。德，甲骨文的字形，是一只眼睛在看路。看路，当然是直直地看过去。所以，德有“直”的意思，也读如直。它也可以写作双人旁加直，即路走得正；或者上面一个直字，下面一个心字，即内心正直。还有一种写法，是上直下心再加双人旁。无论哪种写法，都从直得声。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就因为德与直有关系，可以玩这个文字游戏（请参看李零《丧家狗》）。

    德的第二个意思是“得”，得到的得。德，有两个读音。一是读如直，意思也是直；二是读如得，意思也是得。从哪里得来的呢？路上。德的字形，就是一只眼睛在看路么！路，也就是道，合起来叫“道路”，只不过大的叫道（大道），小的叫路（小路）。这就是道。德，则是看路的眼睛，以及眼睛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德，就是从“道”那里得到的东西；道，则是能够让“德”有所得的东西。老子从“道”那里得到的东西（德）是什么呢？无为。由此推论，道，也是无为。所谓“回到道”，就是回到“无为”。

    这一点，老子自己说得也很清楚，比如《三十七章》就说“道常无为”。而且，道不仅无为，甚至根本就是“无”：无名，无欲，无声，无形。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回到无为，就是回到哪里去？无为的社会，又是什么社会？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四 道之谜（4）

    这就要弄清楚来龙去脉。前面说过，老子的“德”，是从“道”那里来的。那么，老子的“道”，又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是想象出来的，我不太同意。一个人，怎么可能凭空想出一个“道”来，还说得头头是道呢？陈鼓应先生说，老子的“道”，其实是“他在经验世界中所体悟的道理”（《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这个我同意。比如“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就可以在经验世界得到证明。怎么证明？西周初年，周公讲德；春秋晚期，孔子讲仁；战国中期，孟子讲义；战国晚期，荀子讲礼。这不正好就是一个由德而仁、由仁而义、由义而礼的过程吗？所以有人据此认为，《老子》一书是战国末年的作品，要不然怎么讲得这么准？岂不真成了神？这就暂不讨论了。反正，历史上既然真实地存在着德的时代，仁的时代，义的时代，礼的时代，那么，道的时代，也应该是曾经有过的。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社会，就是老子“道”的来源。

    那么，这是什么时代，又是什么社会呢？

    原始时代，氏族社会。

    原始氏族社会，确实是曾经有过的。到了战国时代，可能还有一些记忆或传说。比如编纂成书于西汉的儒家著作《礼记》，就描述了这个社会。《礼记·礼运》说：那个时候，人们选举贤良和能干的人担任领导（选贤与能），讲诚信，爱和平（讲信修睦）。所有人都不仅仅只亲爱自己的父母（不独亲其亲），不仅仅只疼爱自己的孩子（不独子其子）。所有的老人都能得到赡养（老有所终），所有的壮年都能找到工作（壮有所用），所有的儿童都能得到抚育（幼有所长），鳏夫、寡妇、孤儿、没有子女的老人、残疾人，也都能够得到照顾（皆有所养）。男人有职业（男有分），女人有归宿（女有归）。东西随便放，用不着藏起来（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气尽量出，却并不为自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因此，没有人会去搞阴谋诡计（谋闭而不兴），也没有小偷出没，强盗横行（盗窃乱贼而不作），家家户户都不关大门（外户而不闭）。这就叫做“大同之世”（是谓大同）。后来，大同之世结束了。所有人都只亲爱自己的父母（各亲其亲），只疼爱自己的孩子（各子其子），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货力为己），领导人的职位世袭也成为制度（大人世及以为礼）。人们建起城池来保护财产（城郭沟池以为固），确定礼义来管理社会（礼义以为纪），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并根据这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来建立制度（以设制度），划分领地（以立田里），豢养爪牙（以贤勇知）。正因为成就功业都是为了自己（以功为己），所以阴谋也有了（谋用是作），战争也有了（兵由此起）。这就叫做“小康之世”（是谓小康）。

    这样一说，就很清楚。《礼记》所谓“大同”，就是道家“道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前提，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所谓“小康”，就是道家“德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前提，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道既隐，就是“失道”。失道而后德，所以有周公的“以德治国”。到春秋时期，礼坏乐崩了，这就是“失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到战国中期，孔子这一套也不行，这就是“失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到战国后期，孟子这一套也没人听，这就是“失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请大家想想，这样说，是不是都讲通了？

    更有意思的是，在“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后面，紧接着还有一句“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就是说，一旦从讲仁、讲义堕落到讲礼，就不可救药了。为什么呢？因为仁、义、礼虽然都是“下德”，但仁是下德之上，义是下德之中，礼却是下德之下，是“下下德”。事情到了“下下德”的份上，那道德的含量也就微乎其微。事实也是如此。战国后期，旧道德的崩溃已不可收拾，无法挽救。整个社会，差不多都是道德沦丧，信义全无。比如楚国，原本是与齐国联合，共同抗秦的。然而，公元前313年，也就是荀子诞生的那一年，楚怀王却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联秦反齐，原因是秦相张仪许诺他六百里土地。可是，等到楚国当真与齐国断交，张仪却耍赖说只答应了六里地，没什么六百里。楚怀王怒不可遏，发兵攻秦，结果在第二年被秦军打得落花流水。韩国和魏国听说，也发兵袭击楚国，怀王这才收兵。怀王是见利忘义，张仪是坑蒙拐骗，韩魏则是趁火打劫，都没有道德和道义可言。这个时候，再来讲仁义礼乐，就滑稽可笑了。于是荀子的学生韩非便不再讲礼。讲什么？讲法。这可以叫“失礼而后法”。荀子的礼与韩非的法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荀子的礼还要讲道德，韩非的法却一句道德都不讲，只讲利害，只讲功利，只讲算计，只讲权谋。具体情况，我们将在下一章告诉大家。

    西周封建，道没有了；春秋晚期，德没有了；战国中期，仁没有了；战国晚期，义没有了；战国末年，礼也没有了。这可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或如九斤老太所说，一代不如一代。照这样发展下去，只怕最后是连人都没有了。这当然不行，必须急刹车。急刹车以后怎么办？老子主张开倒车，退回到远古时代和氏族社会。因为只有原始氏族社会才是“无”：无阶级，无矛盾，无斗争，无智慧，无道德，无政府。

    这就是道家之道：无。或者说，无为。这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道家之所以叫做道家的原因。因此，如果说，一个“兼”字，区别开儒家和墨家（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那么，一个“无”字，就区别开儒家和道家（儒家讲有为，道家讲无为）。至于他们的是非得失，我们第六节再讲。

    无为，是老子和庄子的共同观点。但是，老子和庄子也有区别。比方说，为什么无为，或者说，无为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的想法就不一样。正是这一区别，使老子和庄子成为不同的两个人。我们现在就来比较老庄，然后再去比较儒道。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五 老庄之别（1）

    老子与庄子的不同之处很多。

    首先，老子寡情，庄子善感。老子这个人，基本上是不动情的。我们读其书五千言，几乎都是冷冰冰的话。比如《老子·第五章》开头那段话，就很冷酷。这话的原文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音除。刍狗，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是草和狗，还有一种说是用于祭祀活动的草扎的狗，相当于现在的花圈。祭祀的时候，刍狗披红挂绿，郑重其事地供在那里。活动一结束，就被随随便便地扔在路边，任牛踩，任马踏。总之，刍狗就是始用终弃，或不必看重的东西。

    刍狗既然是这么个东西，那么，所谓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也就是天地和圣人不把万物和百姓当回事了。正因为不当回事，所以是“不仁”。这一点，所有的学者都没有分歧。问题是这种“不仁”究竟对不对？有的学者认为不对，因此认为老子这句话是批判。也有的学者认为对，因此认为老子这句话是肯定。我的看法，是这句话本身对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子自己怎么想。他会怎么想呢？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圣人”一词在《老子》书中大约出现二十多次，或者说圣人应该怎么样，或者说圣人能够怎么样，都是肯定的语气，没有一次是批判的，难道本章就例外？实际上，只有庄子才骂圣人，老子就不，因为两书中的“圣人”并非同一概念。庄子说的“圣人”，是儒家的。老子说的“圣人”，是自己的。自己的圣人，怎么会批判？批判天地就更不可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么！天地既然不能批判，则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就是对的。事实上也对，因为天地不能仁爱。为什么不能？因为天地无情，“天若有情天亦老”么！天地不老，就证明天地无情。“无情”则“不仁”。天地“不仁”既然是对的，那么，依照人类效法天地的原则，“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是对的。

    这就有点恐怖了。天地“不仁”也就罢了，圣人怎么能“不仁”，怎么能把百姓当作刍狗呢？原来，所谓“以百姓为刍狗”，并不是要践踏人民，蹂躏人民，迫害人民，只不过不爱而已。不爱也不是恨，而是不爱不恨。说得再准确一点，就是“不管”。统治者或领导人不管，老百姓就自由了，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以自然的方式生活。男耕女织，早出晚归，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显然，所谓“以百姓为刍狗”，不过“无为而治”。这当然也有他的道理，可惜话说得太难听。看来，老子在提倡寡欲的同时，也寡情了。

    与老子相比，庄子就要感性得多。学术界公认，《庄子》一书，是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看的。就说一般都认定是庄子本人所著的“内篇”，文学性就极强。比如“北冥有鱼”，比如“庖丁解牛”，比如“庄生梦蝶”，都脍炙人口。你看他写自己的梦，道是“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庄子·齐物论》）。栩栩（音许），就是欣然自得的样子。蘧蘧（音渠），就是惊醒诧异的样子。梦见自己变成蝴蝶时，就像真是蝴蝶了。翻动着两只小翅膀，在花丛里飞呀飞呀，那份惬意，只用“栩栩然”三个字就表现无遗。等到突然一下醒来，发现自己还是自己，不是蝴蝶，那种无法言传的若有所失，也只用“蘧蘧然”三个字就尽收笔下。这样的文章，老子不可能写，也写不出。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五 老庄之别（2）

    当然，作为道家，庄子也赞成“不仁”，而且比老子有过之无不及。老子只是主张，也只是对百姓“不仁”。庄子却是身体力行，对自己、对亲人“不仁”。据《庄子·至乐》，他的太太去世，好朋友惠子前来吊丧，却发现庄先生正“箕踞鼓盆而歌”。箕踞（音基巨），就是两腿伸直岔开，形如簸箕；或者屈膝张足，总之是一种傲慢的坐姿。鼓，就是敲打，弹奏。盆，就是瓦罐。也就是说，庄子不但毫无悲痛之情，还以一种傲慢的姿势坐在那里，一边弹奏瓦罐，一边唱歌。惠子就认为太不像话。惠子说，人家跟你过了一辈子，生儿育女，现在老而亡故，你不哭就已经是无情，还要唱歌，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说：唉！不是这样的呀！她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又何尝不悲痛？只是想到一个人的生命，从无形到有形，又从生存走向死亡，这生老病死，不就像春夏秋冬一样吗？现在，她安安静静地在天地之间踏踏实实地睡了，我却在这里鬼哭狼嚎，不是太不懂得生命的真谛了吗？所以就不哭了。请问，这是无情吗？不是。不但不是无情，而且还是深情，是“情到深处人孤独”。

    看来，对于同一问题同一结论（比如“不仁”），在老子那里可能是逻辑推理，在庄子这里却多半是人生体验。这也就是老庄的第二个区别，即“老子讲逻辑，庄子重感悟”。所以，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虽然都是“无为”，也都“不可说”，但又颇不相同。老子的道是干巴巴、冷冰冰、硬邦邦、无情无义、没滋没味的，因为它是逻辑。庄子的道，却是生动鲜活、充满情感、有声有色、可以感知的。在庄子那里，道不可说，却可以体验，就像风。在《齐物论》，庄子说，你听过风的声音吗（而〔尔〕独不闻之翏翏乎）？那天地之间喷将出来的气，就叫做风啊（大块噫气，其名为风）！这风不吹则已。一旦吹起来，那是一呼百应，地面上所有的孔穴都会发出声音。前面的吹着，后面的跟着；前面的唱着，后面的和着（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如果是微风，它们就轻轻地哼（泠风则小和）；如果是狂风，它们就高声地唱（飘风则大和）。可是，风一停，就万籁俱寂，一点声音都没有了。然而，这时你去看那些树呀草呀叶子呀，大的也好，小的也罢，不都在那里尽情摇摆吗（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它们的摆动虽然不同，但在摇摆，却是相同的。这就是“道”啊！

    这可真是诗意，而这种诗意是老子没有也不会有的。因为老子的工具是逻辑，老子的结论是推理。推理是冷静的，靠理智；感悟是体验的，靠慧根。所以我个人的体会，是读老可以得智，读庄可以得慧。这是把智与慧拆开了讲。其实这两个字原本就有细微差别。比如智力、智商、智术、智囊，这些词里面的“智”，就不能换成“慧”。同样，慧心、慧性、慧眼、慧根，这些词里面的“慧”，也不能换成“智”。可见智慧云云，智与慧并不相同。从“智育”、“智谋”这些词看，智，是可以通过教育来学习、传授、掌握的东西，是能力（智力）、方法（智术），属于社会。慧，则是气质（慧性）、天赋（慧根），或者非同一般的特殊能力（慧眼、慧心），属于个人。它不能授受，只能启迪。老庄之别，即在于此。所以读《老子》可以治国，读《庄子》只能修身。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五 老庄之别（3）

    的确，《老子》一书中不乏权谋，《庄子》一书中则充满灵慧。这就是老庄的第三个区别，即“老子多权谋，庄子多灵慧”。权谋用于政治，灵慧用于逍遥。当然，庄子是不是真逍遥，比方说，饿得要向别人借米的时候，逍遥不逍遥，我们不知道。但他内心深处是向往逍遥的，也浪漫的。有一次，惠子跟他讲：魏王送给我大葫芦种子，我种了下去，结果长出能装五石米那么大的葫芦。这东西可没什么用。用它来盛水吧，皮薄，盛不住；做瓢吧，要那么大的瓢干什么？我就把它砸了。庄子说，你也真是！你就不能用它做“腰舟”（相当于现在的救生圈），把它绑在身上在江湖之上飘？

    前面这个故事，记载在《逍遥游》。《逍遥游》属“内篇”，一般都认为是庄子本人所作。所以这故事反映的，就应该是庄子的真实心态了。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在《逍遥游》，也是惠子和庄子的故事。这故事说：惠子对庄子讲：我有一棵大树，主干木瘤太多不合绳墨，支干弯弯曲曲不合规矩。它长在路边，木匠们都不屑一顾。这就像你的言论，大而无当！庄子说，哈！这还不好办？你把那棵树移栽到无人之乡，旷野之处，然后无所事事地在它旁边转悠（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自在地在它下面睡觉（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就行了吗？看来，庄子是连自己的学说有什么用都不在乎的，能不逍遥吗？

    老子就没有那么逍遥了。他其实很关心政治，总在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讲圣人应该这样，圣人应该那样。比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比如“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第二十二章》，比如“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第四十七章》），等等。我们知道，老子所谓“圣人”，并不是孔子、孟子那样的“道德先生”，而是“圣明的统治者”或“英明的领导人”。所以，老子讲的这些话，便都是“为君主谋”，甚至是“权谋”。

    老子的“权谋”，说来简单，无非三条：一是“无为而治”，二是“后发制人”，三是“以弱胜强”。《老子·第七十八章》说，天底下，没有一种东西比水更柔弱（天下莫柔弱于水）。但要说攻击坚强，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水（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再坚固的城池，洪水漫过来，也没有了。再坚硬的石头，水不停地滴，也能滴穿。这叫什么？这就叫“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最柔弱的，就是最坚强，也最有力的。相反，最坚强的，则是最脆弱的，最没有力量的。所以《老子·第七十六章》说，军队太强大，就会失败；树木太茂盛，就会遭殃。为什么？树木太茂盛，大家都来砍伐；军队太强大，所有人都与你为敌。这就叫“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叫“树大招风”，或者“出头的椽子先烂”。

    最后的胜利既然永远属于柔弱的一方，那又该怎么办？装傻充愣，后发制人。《老子·第六十八章》说，善于当兵的，不英武（善为士者不武）；善于作战的，不愤怒（善战者不怒）；善于胜敌的，不与敌人交锋（善胜敌者不与）。这是有道理的。别人还没动手，你先跳起来，龇牙咧嘴，张牙舞爪，浑身的毛都竖起来，做不可一世状。这是什么？是刚出道的小公鸡。相反，会打仗的，遇到真正的对手，一定不会示威、示强，只会示怯、示弱。比如战国时齐魏马陵之战，孙膑战胜庞涓，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当时孙膑对齐国的统帅田忌说，魏国的军队，一向瞧不起我们齐国，说我们齐国的军队是胆小鬼。那就让他们这样认为好了。请将军下令：进入魏国后，第一天挖十万人吃饭的灶，第二天挖五万人吃饭的灶，第三天挖三万人吃饭的灶。果然，庞涓追过来，看见这些一天比一天少的灶，哈哈大笑说，说我早就知道齐国人贪生怕死，却没想到他们进来才三天，就逃跑了一大半！于是抛开大部队，自己率领小股精锐部队深入敌后。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庞涓在马陵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自己也自杀身亡。而且，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膑还事先在设埋伏的地方写下了一行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请问，孙膑和庞涓，谁是高手？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五 老庄之别（4）

    看来，老子所谓“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其实就是“兵道”了。实际上，所谓“敌进我退”，所谓“以逸待劳”，所谓“以退为进”，所谓“以守为攻”，都是这个理儿。尤其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这样。曹刿说得对：“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庄公十年》）一个人的气是有限的，总共就那么多。鼓完了，也就没有了。所以，要让敌人“泄气”，就得先让他“鼓气”。这也是老子的主张。《老子·三十六章》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也就是说，你要想让对方收敛，就先让他张扬；你要想让对方削弱，就先让他加强；你要想废除对方，就先让他兴起；你要想剥夺对方，就先暂且给予。总之，必须先让对方扩张（张之）、强势（强之）、兴起（兴之）、得到（与之），然后才能收敛、削弱、废除、夺取。这，难道不是权谋？

    当然，《老子》一书虽然多有权谋，那也是高级权谋。比如“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第五十七章》），就很有道理。兵不厌诈，故“兵以诈立”，这就是“奇”。国有常法，故“国因法治”，这就是“正”。若要天下归心，则还得清心寡欲，清净无为，这就是“无事”。这也是道家的一贯主张。但无论怎样取天下，总归还是要取。所以，老子的无为，其实是假无为。他嘴巴上讲“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第六十三章》），骨子里却是“为有为，事有事，味有味”。只不过在老子看来，要想“有所为”，必先“无所为”，或者装着“无所为”。因为按照老子的辩证法，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相互转化的。你越是想得，就越是没有；越是不想，就越能得到。“没有”到什么程度，就能“占有”到什么程度。“后退”到什么程度，就能“前进”到什么程度。如果什么都不去想，那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得，什么都能有。这一点，老子倒不避讳。《老子·第三十四章》说：圣人“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第二十二章》说：“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三章》更干脆说：“为无为，则无不为矣！”据说，这就叫“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可见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有为”，甚至是“大有作为”。它甚至不过是重拳出击之前的收回胳膊，难怪有那么多的“有为者”会喜欢《老子》了。

    这就是老庄的第四个区别，即“老子假无为，庄子真无为”。庄子一生，不知把多少送上门来的功名利禄拒之门外，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件事，一般都理解为庄子的清高。其实庄子不是清高，而是透彻。也就是说，作为哲学家，庄子想明白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人活着，为什么？是为了有名吗？不是。在《天道》篇，庄子曾经假借老子的话说，你管我叫牛，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做牛；你管我叫马，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做马（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是为了有用吗？也不是。在《人间世》，庄子讲：有一棵树，奇大无比，许多人都去看它（观者如市），只有一位大木匠不屑一顾，说这是没有用的东西。晚上，树就来跟他说话，说我要是有用，岂不早就被你们砍掉了？正因为我什么用都没有，这才活到今天。这正是我的大用啊！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五 老庄之别（5）

    显然，在庄子看来，有名有用，都没有意义。因为他们都不是生命的目的，也不是人生的价值。前面说过，庄子是主张逍遥的。《庄子》的第一篇，就是《逍遥游》。所谓“逍遥游”，也就是真实而自由地活着。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再说（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三节）。这里要说的是，正因为庄子主张逍遥游，主张真实而自由地活着，所以，他向往的生活，是旷野之处有一棵没有用的大树，却能够“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是腰上绑一只没有用的葫芦，在江湖之上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在河边钓鱼，钓不钓得到无所谓。我相信，当庄子这样逍遥的时候，他也一定想明白了另外两个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可宝贵，什么最有价值。什么最可宝贵呢？生命。什么最有价值呢？自由。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就可以表述为这样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

    我认为，这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庄子一生，也在实践着他的哲学。为了生命和自由，庄子把很多问题都想得很开，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比方说，在孔子那里极为重要的“名”，在庄子这里就无所谓。他也不在乎自己有没有用，甚至没有用更好。相反，如果为了生命之外的东西去死，在庄子看来，那就可悲了。为此，他连儒家极其推崇的“以身殉国”、“舍生取义”也予以否定。在《骈拇》篇，庄子说，历来就有人为了生命以外的事情去死。小人为了利益，士人为了名誉，大夫为了家国，圣人为了天下。这些人，事业不同，名声也不同，但在违背天性伤害生命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不可取。由此可见，庄子把个体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它甚至高于道德追求、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社会理想。

    庄子的可贵正在这里，庄子的问题也在这里。在那样早的一个时代，庄子能够切身体会到人的“不自由”，并对这“不自由”进行批判和反抗，是可贵的。但将自由理解为或解释成不做事，不作为，则是他的局限。他不知道，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只属于人类。唯人知自由，唯人能自由，因为人做事。于是，人就有了“自由意志”。正因为有“自由意志”，他才能进行选择。比方说，为了民族、国家、他人，放弃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因此，见义勇为、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等等，并非如庄子所说，是对自由的否定。恰恰相反，如果是出自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他心甘情愿的自由选择，那么，就正是对自由的肯定。在这里，“自由意志”四个字，是极为重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以这样一种现代观念来苛求古人。而且，由于庄子是那样地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和自由精神，他的哲学便充满了聪慧和灵气，让人读后心驰神往，久久不能忘怀。我同意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庄子哲学，是可以看作美学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庄子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文学艺术领域，道理也在这里。

    这大约就是老、庄的区别了，即老子“以无为求有为”，庄子“以无为求无为”。这正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而且，按照辩证法的逻辑，它还将发展为第三个阶段，即“以有为求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禅宗。

    不过这已是后话。现在要回答的，是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儒道两家谁是谁非？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六 儒道再评价（1）

    前面说过，儒家与道家的根本分歧，就是“有为还是无为”。那么，道家为什么主张“无为”呢？原因也有三个：古无为而今有为，道无为而德有为，天无为而人有为。所以，儒道之争，也就是古今之争、道德之争、天人之争。两家的是非，亦在于此。

    先说“古今之争”。

    说儒道之争是古今之争，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先秦诸子中真正主张与时俱进的，只有法家。道家和儒家，还有墨家，都主张回到过去，只不过老庄退得更远而已。所以儒道两家的区别，也仅仅在于“远古还是近古”。主张“复古”，则是一样的。

    这并非没有道理，更不是没有原因。原因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状态不满意。不满意现在，就会想念和向往从前。这是很正常的心理，也很普遍的心理。问题是，当人们想念从前向往从前的时候，他们往往只记得住从前的好处，记不住从前的坏处，而且那好处也往往被放大。也就是说，当人们把过去的时代描绘得无比美好时，这种描绘是不准确的，不真实的，至少也是不全面的。

    就说原始氏族社会，果真有那么好吗？未必。比如《礼记》说，那时“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在氏族、部落内部，可能是的。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就不是了。是什么呢？是频繁的战争，频繁的掠夺，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本部落的领袖，开始可能是选出来的，后来就慢慢变成世袭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就更是打出来的。黄帝不是和蚩尤打吗？炎帝不是和黄帝打吗？谁的武力最强，谁就能当老大。甚至氏族、部落内部，也没他们说的那么好。什么“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疾“皆有所养”，也就丰衣足食的时候勉强能够做到。如果遇到灾年，或者青黄不接，则往往是老人被抛弃，婴儿被杀死，甚至被吃掉。这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发现。为什么呢？穷嘛！口粮不够，只能先保证青壮年，因为他们是生产力。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一样。那是因为物资匮乏，根本就没东西可偷，闭什么户，又哪有遗可拾？

    所以，不要把原始社会想象得太好，文明、富裕、发展、科技进步，也绝不是导致罪恶的原因。贫穷、愚昧、落后，才是万恶之源。历史证明，人类越是发展，越是文明，战争就越少，犯罪也越少。你看现在世界上的战争有多少？没多少吧！为什么呢？文明了嘛！龙应台先生讲，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台北街头两辆自行车相撞都要打架。现在呢？小轿车撞了都没事。大家客客气气交换一下名片就分手，剩下的事情自然由律师和保险公司去打理。可见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也就是硬道理。

    原始社会既非道家想象的那么美好，也非道家所说的那么无为。事实上，竞争从来就存在，甚至存在于动物世界。许多群居的动物每到发情期，雄性之间就要竞争，就要打斗。胜利者妻妾成群，失败者孤家寡人。当然，动物之间的这种竞争比较“费厄泼赖”（费厄即不穷追猛打，泼赖即不过分认真），也就是讲究游戏规则，正大光明地进行比赛，就像体育竞技。胜利者并不将对方置于死地，而是分出胜负就住手，明年开春再重来。这点比人类好，也比较像春秋时期的战争，不为已甚，见好就收（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四节）。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有为还是无为”，而在于应该为人类的竞争，制定公平合理、文明和谐的规则。儒家的讲“礼”，其实也就是强调规则和文明。所以孔子才主张“从周”（《论语·八佾》），主张“为东周”（《论语·阳货》），主张“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因为西周也好，东周也好，战争和竞争，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文明的。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六 儒道再评价（2）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古无为而今有为”是不成立的，但这并不等于道家的主张就没有道理。我们要问：道家的“无为”，主要是对谁说的？对统治者，或者说领导人。统治者或领导人“无为”，又有什么好处呢？老子说得很清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也就是说，君无为则民自为，君不治则民自治，君不给则民自足。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老百姓自己就会做，这就是“自为”。统治者什么都不管，老百姓自己就会管，这就是“自治”。统治者什么都不给，老百姓自己就什么都有了，这就是“自足”。自为、自治、自足，这是老子的希望。自为、自治、自足，就自由。这是庄子的追求。

    哈！这不就是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吗？只不过，这样一种主张，并不能靠倒退来推行，而只能靠发展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方案才是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再说“道德之争”。

    前面说过，道家主张“无为”的第二个原因，是“道无为而德有为”。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道是规律，德是方式。规律本身当然无所作为，方式却不能没有可操作性。问题是，在道家那里，不但道无为，德也无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么！相反，在儒家那里，不但德有为，道也有为。因为儒家的“道”，是“有为之道”。他们的“德”，当然也是“有为之德”。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儒道之争是“道无为而德有为”呢？

    原来，在儒家和道家那里，道与德有三重含义。一，道是规律，德是方式；二，道是远古，德是近古；三，道是理想，德是现实。道家认为，规律高于方式，远古好于近古，理想优于现实，因此取道不取德。儒家则认为，“大同之世”既然不复存在，“道的时代”既然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么，能保住的，也就是“德的时代”；能建设的，也就是“小康社会”。保住了德，也就保住了道。这种态度，无妨叫做“保德以求道”。儒家“保德以求道”，道家“取道不取德”，结果是道家极力推崇“道”，儒家极力维护“德”。道家取道，所以叫“道家”；儒家取德，就应该叫“德家”。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命名也不统一。道家和法家依主张（崇道或依法），名家和阴阳家依对象（研究名实或者琢磨阴阳），儒家依身份（儒者），墨家依创始人（墨翟），真是五花八门。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改过来。

    取道与保德，有什么不同呢？前者理想，后者现实；前者大气，后者实在。取道，就是一种“要做就做最好”的理想境界。如果不是最好，就宁肯不要。这就是大气了。道家是向往“大”的。在《秋水》篇，庄子曾这样描述“大”的境界。庄子说：秋天，雨水随着时节降临（秋水时至），大小川流都汇入黄河（百川灌河），黄河之水变得非常之大。站在岸边和水中的沙洲上隔水相望，分不清对面的牲口是牛是马（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这时，黄河之神（河伯）就“欣然自喜”，认为普天之下的美都在自己这里了（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可是，当他顺着河流来到北海，“东面而视”时，却发现北海之水浩渺无边，远远望去，不见际涯。于是，河伯一改自鸣得意的态度，眺望大洋，对海神（北海若）发出感叹说：今天如果没到您的门口，那可就危险了。我将会永远被得道之人嘲笑呀（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六 儒道再评价（3）

    听了黄河伯的话，北海若怎么说？北海若告诉黄河伯：海虽然大，却不是最大的。与天地相比，我们北海就像高山之上一块石头一棵树（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哪里就能算作“大”？四海之于天地，不过大泽一孔（垒空之在大泽）；中国之于四海，不过大仓一粟（稊米之在大仓）。这样看来，则五帝的禅让（五帝之所连），三皇的纷争（三王之所争），儒家的忧患（仁人之所忧），墨家的操劳（任士之所劳），都小得像马身上的毛（毫末之在于马体）。至于伯夷自以为清高，孔子自以为博学，不也都像你从前一样，是自作多情吗？

    所以，老子和庄子都认为，我们千万不能被现实的、世俗的东西所蒙蔽。那些东西，都是“小”，只有“道”，才是“大”。老子为什么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第十二章》）？不但因其“欲”，而且因其“小”。绘画、音乐、美味佳肴，就算再好，也比不上黄河吧？黄河之神尚且要“望洋兴叹”，那些东西又算什么呢？要知道，只有“天地之美”、“道之美”，才是“大美”啊！

    那么，天地之美和道之美为什么是“大美”？因为天地和道“无为”。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所以它“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老子也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免成”（《老子·第四十一章》）。为什么是“大器免成”而不是“大器晚成”呢？因为“晚”不是“无”，“免”才是。事实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写的就是“大器免成”（高明先生编为第四十章）。这恐怕就是《老子》一书的原字。如此，则前面四句话就可以这样翻译：最美的音乐没声音，最美的绘画没形象，最方的东西没棱角，最大的器物不用做。这应该是符合老子思想的。当然，说“大器晚成”，也通，即“后发制人”，但总不如“免成”彻底。

    道家大气，儒家实在，因为儒家取德。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精神。在儒家看来，侈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没有用，保住“德的时代”，建设“小康社会”，才切实可行，也必须扎扎实实去做。方式，是要讲究可操作性的。以德治国，更是需要操作。这就必须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所以儒家务实。比如孔子，就很朴素、平实和温润。读过《论语》的人，都不难有此体会。我们知道，先秦儒家三巨头，风格是不一样的。孔子平和，孟子霸气，荀子严谨。但即便气势磅礴如孟子，辩才无碍如荀子，所论也都实实在在，没有东拉西扯之说，不切实际之言。就算难免空想，也想得实在，可操作。比如孟子的理想社会，就不过“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孔子的药方虽然治不了当时社会的病，却在后世被当作了宝贝。为什么呢？贴近生活，讲求实际，多少管用。我的看法，儒家的药，比如仁义道德，比如以德治国，就像黄芪、党参、枸杞、茯苓，六味地黄丸。救不了命，但经常吃点儿，能补身体（比如补肾），也能防些不大不小的病（比如防感冒）。这就是“实在”所使然。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六 儒道再评价（4）

    道家大气，儒家实在，我们该学谁？我个人的态度，是欣赏道家，赞成儒家。或者说，做人学道家，做事学儒家。做人斤斤计较，就委琐。做事好高骛远，就虚浮。所以做人要大气，做事要实在。大气不是夸夸其谈，而是豁达大度；实在也不是婆婆妈妈，而是脚踏实地。因此，我是主张儒道兼修的。就连墨家和法家，也都有可取之处。不过这也是后话。

    现在说“天人之争”。

    天，就是自然。自然无为吗？无为。自然界没有自由意志，岂能有为？故天道无为。就连孔子，也说“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可惜人不是天，人道也不是天道。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人的社会性比自然性更本质也更重要。所以孔子认为，人不能无为，也不能只讲天道，不讲人道。甚至明知事不可为，他也主张去做。据《论语·宪问》，有一次，子路在鲁城的外门（石门）睡了一宿（估计是没能赶在关门前进城）。第二天早上，看城门的小吏问子路：你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那小吏说：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却偏偏还要去做的那个人吗（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可见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差不多已是众所周知。

    对于孔子的这种精神，我是由衷地敬重。要知道，就连那些“可为之事”，某些人都是不屑一为的，何况原本就“不可为”？不是说孔子样样都对，但这种精神值得敬重。没错，孔子那个时代，确实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正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论语·微子》）。然而，正因为人心世道坏成这个样子，才更需要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如果天下太平，世间有道，当然可以坐在家里高谈阔论，著书立说，或者在旷野上种棵大树，“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但是，现在树都快倒了，你还睡得着吗？既然睡不着，那么，即便明知以一己之躯扛不住这棵树，也得去扛啊！

    何况这个社会总要有人做事，不能都去做隐士。都去做隐士，人类社会就真成动物世界了。不要以为隐士就清高。有真隐士，有假隐士。真隐士真清高，假隐士假清高。区别真假的标准，就看他们说不说话。真隐士是不说话的，要说也是自己说，不强迫别人同意。对他们，我也敬重。最可鄙的是那些冒牌货。自己不做事，还不让别人做。谁要出来做点事情，他们就泼冷水，放冷枪，横挑鼻子竖挑眼，一百个不乐意，一百个不顺眼。这种人，八成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或者站着说话腰不疼，要不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清高”。

    社会既然总要有人做事，就得提倡做事的精神。而且，为了把话说透，说到底，还得提倡“知其不可而为之”，至少也要肯定、支持、敬重。因为只有当“不可而为”都受到敬重时，那些“可为之事”才会有人去做。实际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他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问题是何所为，何所不为。如果选择的标准只是可与不可，那就只有功利没有道德了。前面说过，道德是必须有超越性的。在这里，人们需要超越的，便正是那个“可”字；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就恰恰具有这种道德的超越性。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六 儒道再评价（5）

    这就是“德”了。何况儒家虽然主张“有为”，却并不主张“有求”。他们是“有为而无求”，即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只重过程，不重结果。正如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也就是说，他们并非不知道事不可为，或事已难为，甚至一开始就没打算成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那又为什么要去做呢？道义使然，责任使然（行其义也）。显然，他们的“有为”，不是为了别的，只是由于道德本身的要求，只是为了实践自己的道义和责任。因此，如果说他们有所求，那也是只求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尽心尽力以后，儒家便把事情的成败交给了命运（天命）。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总之，做，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责任。至于主张能不能推行，主义能不能弘扬，理想能不能实现，都听天由命吧！

    这就是儒家的“天命论”，曾经遭到墨家的批判。墨家认为，如果赞成这个理论，必定是统治者“不听治”，老百姓“不从事”，大家都消极怠工，这就“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其实这是歪曲，或者是误解。你想，就连明明知道做不到的事，孔子都还要去做，怎么会主张消极怠工？可见孔子的“信命”，并非不努力，更非不负责，只是不对结果抱幻想，认死理。在决定一件事做不做之前，也不问可否，不求成功。只要是该做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全心全意地去做，尽心尽力地去做。至于成不成功，那是老天爷的事。这就叫“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请问，这是宿命论吗？

    既然不是宿命论，为什么还要讲“天命”呢？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知道，人类的实践能力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事事成功。何况孔子他们要做的事情，原本就是不大可能成功的。这就需要解释，也需要安慰，还需要有个说法。怎么解释？怎么安慰？什么说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恐怕也只有归于“天命”。因此“听天由命”云云，说到底，不过主张“随遇而安”。其实到了“随遇而安”的境界，也就无所谓命不命的了。怕的是“遇而不安”，这才要讲“天命”：命里有，不拒绝；命里没，不在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这怎么能说是宿命论呢？

    正因为孔子的“天命论”不是“宿命论”，这才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也就是明明知道不可能成功，还是要做。为什么做？不求如愿，但求心安。显然，在孔子看来，事情有两种。一种是应该的，一种是可能的。应该做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应该做又可能成功的，一种是应该做却未必成功的。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来说，只能选择“应该不应该”，不能考虑“成功不成功”。成功不成功的问题，交给“天”。墨子则认为，既然要做事，那就一定要成功。不成功，做它干什么？那么，不能成功怎么办？请鬼神帮忙，交给“鬼”。这就是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之一：天命还是鬼神。第二章第五节没能展开说，这里做个补充。

    于是我们看到了儒、墨、道三家的异同之处：第一，道家讲天道，墨家信鬼神，他们都不讲天命；儒家则讲人道，信天命，不信鬼神。第二，道家（准确地说是庄子）无为而无求，儒家有为而无求，墨家有为而有求。第三，道家无求而同于道，儒家无求而得于德，墨家有求而求于鬼。所以，儒道可以互补，儒墨就难。其实后世对墨家表示了同情的，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反倒是法家。法家是儒、墨、道三家的继承者，也是他们的批判者，还是新学说的主张者。法家对于三家，是都有继承，也都有批判的。

    那么，法家继承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又主张什么呢？

第四部分 儒法之争 1血染的思想

【前言】前面节目中易中天教授带领我们从孔子入手学习了先秦诸子中的儒墨道三家的政

治主张及他们之间展开的争论，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

仁爱与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是什么也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和韩非，那法家是怎么回事呢？

【正文】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怎么个“另类”呢？先秦诸子就是思想家，诸子

就是很多思想家。思想家他主要是要思考，思考他要付出心血。但法家的思想却不但要付出心血还要流出鲜血还要献出生命。也就是说在先秦诸子诸家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豁出命来实践，流出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这里面流血的献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无辜的贵族或平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说连法家思想的创立者自己都要流出血来都要献出生命。比方说商鞅和韩非。商鞅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商鞅出生的时代大约和孟子庄子同时，比孟子庄子稍早一点。他是卫国人，保卫的卫，所以又叫卫鞅。他不仅是卫国人而且是卫国国君的孙子。当时贵族有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天子的家族叫王族。诸侯不管爵位如何，诸侯有五等爵：公侯伯子男。但不管是哪一等爵位都可统称为公，所以诸侯的家族叫公族。天子的儿子就叫王子，天子的孙子就叫王孙，诸侯的儿子就叫公子，诸侯的孙子就叫公孙。商鞅就是卫国的公孙所以又叫公孙鞅。为什么叫商鞅呢，是后来他到了秦国，秦孝公封他商地，把商这个地方，於商，把这个地方封给了商鞅，所以就成他为商君也叫商鞅。后来大家都叫商鞅了。商鞅是卫国的公孙，而这个卫国在商鞅的时候已变成一个小国了，变成了一个附庸国。谁的附庸国呢？魏国的。所以他虽然是贵族实际上是没什么地位的。只好到魏国的国相公叔痤手下去当一个家臣。公叔痤是大夫，大夫有家，家里面有管家的。管家的就叫家臣。公孙鞅就去做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对他非常赏识说他是一等一的人才了不得。所以公叔痤临终时就把商鞅推荐给魏国的国君魏惠王。魏惠王这个人物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里面已多次出现，他就是我们在讲孟子时提到的梁惠王。因为魏国的国都在大梁所以也叫梁惠王。为大家方便记忆以后也称他为梁惠王。这个梁惠王在公叔痤病重时去看公叔，说寡人全靠先生帮助治国，万一先生有什么不测寡人的国家该怎么办呢？公叔痤说公孙鞅可替代我。梁惠王听了后一言不发，不以为然嘛。那公叔痤说：“大王，公孙鞅可是一等一的人才，如果大王不用他就一定把他杀了。因为他要跑到别的国去就是我们魏国的大敌。”梁惠王说：“好，先生休息吧。”出来了。出来后公叔痤马上就把商鞅，当时叫公孙鞅叫过来说：“孩子啊，我是没有办法。我必须先公后私先君后臣。我要先对国家尽忠然后才能对朋友尽我的忠。我刚才跟大王已说了这些话，看来大王是不会用你的，你赶快跑。”公孙鞅怎么说呢？说：“主公，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照。但那个王既然不听主公的话用我，也不会听主公的话杀我，我用不着跑。”果然这个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出门后就对旁人说，这个公叔痤是不是发高烧啊说胡话，他让寡人把国家交给那个什么公孙鞅，不太搞笑了嘛。不杀。等到公叔痤去世后公孙鞅他也找不到工作就去了秦国。去了秦国怎么样呢？好家伙，秦孝公见到他以后当做宝贝，马上实行商鞅的（公孙鞅的）改革措施，一下子秦国强大起来。后来那个魏惠王就是那个梁惠王肠子都悔青了。可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变法尽管非常成功，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被杀了，而且死得非常惨。什么刑法呢，车裂。什么叫车裂呢，五马分尸。但车裂有两种，一种是活人车裂一种是死人车裂。活人车裂就是把一个活人，头、四肢用绳子绑住，五匹马同时跑把人杀掉。还有一种就是分尸了，先杀了以后再分。那商鞅受的是哪一种呢？估计是后一种，就是分尸，但也非常之惨。这是商鞅。

【画外音】商鞅作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同时也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最大

的历史功绩便是帮助秦孝公在秦国展开了两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史称“商鞅变法”。变法的内容包括：实行民众相互监督的“连坐”制；奖励军功；重农抑商；废除世卿世禄制；废除井田制及推行县制等等。由于当时的社会处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商鞅变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并且变法有统治者的支持和商鞅的坚决执行，新法推行十年秦国得以迅速强大。但商鞅的新法也触犯了贵族阶级的利益。在秦孝公死后商鞅惨遭非命。然而商鞅的境遇不乏后人。法家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韩非也因为自己的主张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韩非又是怎么回事？

【正文】韩非是韩国人而且是韩国的王族也是贵族。他对当时的形势看得非常地明白。他知

道韩国很弱小迟早会面临灾难。因此他不断上书给韩王要求变法图强。韩王不听他的。而韩非这个人有个什么问题呢？口吃，说话不流畅，他不会说但他会写，文章写得很好。韩非就在家里写文章。这个文章就传到秦国，有个人看了后非常的赏识。谁啊？秦始皇。但这时他还没当皇帝。因此不能叫秦始皇只能叫秦王嬴政。秦王嬴政看了韩非的文章后说，这文章写得太好了，这个人我如果能认识和他谈谈话，死了都没遗憾了。那一个秦王想要得到一个人，那是肯定能得到的。因为秦国当时已是“超级大国”了。他要个人还要不到吗？用什么办法呢？发兵攻打韩国。韩王原来是不在乎韩非的。一看秦王为了韩非发动战争，知道这个事情严重了。马上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嬴政就见到了韩非。那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秦王嬴政好不容易得到韩非后他不很重视。这个人可能是这么一个心理，就是你非常想得到的东西你可能很珍视；你一下子就得到了就不当回事了。这时就有人去钻空子了，跟秦王说韩非这人可是韩国的王族，会帮咱们秦国吗？如果他不能真心诚意地帮我们秦国，大王就不能用他。大王不能用他就要放他回去。那放他回去不就是放虎归山吗？不如找个茬子把他杀了。秦王嬴政听进去了就把韩非杀了。韩非去世时47岁，是先秦诸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可能是。为什么说可能，因为诸子当中还有些我们搞不清楚活了多长。但就我们已知的数字来说他是最短命的。我们可把诸子的年龄做个“排行榜”。儒家孔子73 岁，儒家荀子76 岁，儒家孟子84 岁，道家庄子84 岁，墨家墨子93岁，法家商鞅52 岁，法家韩非47 岁。也就是说法家的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都是死于非命，非正常死亡。

【画外音】商鞅虽然凄惨地死去，但至少他成功实践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韩非却是出师

未捷身先死，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思想都还没来得及实现。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商鞅与韩非与儒墨道家其他思想家比起来，不仅寿命短并且都死于非命。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正文】原因有两个，表面原因和深层原因。表面原因是什么呢？商鞅的死是因他得罪了

人。得罪了谁？得罪了太子。商鞅在秦国搞改革变法，他要立新法。立新法时太子犯法了。那么商鞅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要治太子的罪。当然最后太子的罪是没治了，不可能了，那治谁呢？治太子的老师。太子的老师叫公子虔(虔诚)。从这个称呼可看出是贵族也是高官，惩罚很重。怎么重呢？把鼻子给削了。害得公子虔八年杜门不出。他鼻子没了嘛，那有脸见人啊，八年不出门。等到秦孝公一死太子即位，就是秦惠王。公子虔马上一状告到新国王那，说商鞅欲反。什么叫欲反？想谋反。有证据吗？想谋反是没有证据的。什么叫“想”谋反？秦惠王也是恨商鞅的啊，这个状一告一准，马上下命令全国搜捕。把商鞅抓过来了杀了。这是商鞅。韩非怎么死的呢？刚才讲过了，有人去打小报告说韩非的坏话。而且秦王嬴政听信了这个谗言后马上就下令把韩非关起来。韩非想写一封信给秦王说明自己的心意，信送不到秦王那里毒药被人送进来了。韩非只好饮恨服毒自杀。后来秦王嬴政反悔了，派人来救来不及了。那么我们要问，给秦王嬴政说这些坏话往监狱里送毒药的人是谁？两个人，一个叫李斯。李斯是什么人呢？韩非的同学。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他们两个在荀子那上学时李斯就觉得自己不如韩非。现在一看韩非也来到秦国，秦王这么重视他，李斯怎么想，大家猜都猜得出来。这就是同学，同学也未必靠得住啊。那根据刚才的故事可能就会有人得出一个结论来了，说这个商鞅和韩非都是死于小人之手。而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商鞅和韩非固然死于敌人之手，更重要的是死于自己之手。是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画外音】变法与改革因为要打破旧有的政治经济格局，触动部分人的利益是必然的。商

鞅变法之所以能顺利进行是因为有秦孝公支持。而孝公死后商鞅失去了政治靠山，遭政敌迫害身亡。而韩非因才华横溢满腹经纶被同学李斯嫉妒，从而被陷害致死。商鞅与韩非一个死于政敌迫害一个亡与同学诬陷。但易中天教授却认为商鞅与韩非的死更深层的原因是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那这是为什么？

【正文】前面我们讲，秦孝公去世后秦惠王即位，公子虔马上一状告到秦惠王那说商鞅欲反，想谋反。秦惠王马上下令全国搜捕商鞅。商鞅知道自己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撞到敌人手上去了呀，哪里说得清，只好逃亡啊。商鞅逃离秦国时来到国境线上，到晚上他要住店。【Flash】商鞅：老板，开间房。老板：哦，来生意了。先生，请您出示身份证。商鞅：身份证？(岂不是要暴露了，不行)。没有。老板，我今天没带啊。老板：对不起先生。商君有令没有身份证者一律不许入住。商鞅：老板，通融一下吧，天都这么黑了。老板：不行啊，要是被查出来我可就惨了。我要被‘连坐’的哦。

【正文】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这个客人碰巧是逃犯，他又没身份证，我又让他住店了，将来这个客人这个逃犯被逮住了，判什么罪受什么刑我这个旅店老板也跟着判什么罪受什么刑。我们知道商鞅最后是车裂，也就是说这时如果这个旅店老板收留了商鞅又被查出来了，这个旅店老板他也要车裂。所以旅店老板不收他，弄得商鞅没地方躲。商鞅叹了口气说：“为法之弊，一至此哉。”说我没想到我自己立得这个法有这么严重的弊病啊。从此商鞅的这个故事就成了作法自毙的典型。作法自毙这个成语就从这来的。可不是自己的法给害死的吗。那我们怎么看商鞅的法呢？商鞅的法是对还是错是好是坏呢？两说。首先要肯定三点。第一，商鞅之法公正严明。太子的罪都敢治。虽然没治了还是治了太子的师傅。中国有句老话叫打狗还要看主人。治太子师傅的罪就是治太子的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商鞅这个地方不是空话是落实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商鞅不畏权贵。商鞅治太子师傅的罪，在节骨眼上。当时是什么样情况？商鞅刚刚把新法颁布出去，这个太子还有他的那些师傅们，可能就是一些反对派就触犯这个新法。触犯新法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现在搞不清，史书上没说清楚，但我总怀疑有点故意。你想变法我就偏不吃你这一套，我偏试试，以身试法。这时侯商鞅如果让步，新法毫无威望，改革就搞不成。在这样一个危机关头商鞅不畏权贵顶住了压力，应该说是了不起应该肯定的。第三点，商鞅用自己证明了天无情法无私。所谓执法如山所谓铁面无私，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旦执法就不能看人下菜碟。也就是说一个法一旦立了就得执行，包括对立法者本人，立法者也不例外。你不能说这个法是我立的我就不执行了，执行你们，这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商鞅不能说是作法自毙，而且我们反倒应该说商鞅是为了新法壮烈牺牲。这是我们要肯定商鞅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哪一面？问题所在。我认为问题不在商鞅这个人，而在商鞅的法。是商鞅的法本身有问题。第一，商鞅的法是严刑峻法，很严酷。比方说他有条规定叫“弃灰于道者被刑”。什么叫“弃灰于道者被刑”？就是你把这个垃圾倒到马路边上要受刑。这就太苛刻了，当然我们不提倡随地倒垃圾。但你不能说倒垃圾就要砍掉一只手或怎么样，过严。而且他这种严是针对老百姓的。国君也不会到路边倒垃圾嘛，贵族也不会到路边倒垃圾。这是针对老百姓的。这是他第一个问题，立法太严。第二个问题，执法太酷。据史书的记载商鞅有一次一天之内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人。史书的记载是“渭水尽赤”。整个渭河水都红了。有必要杀这么多人吗？有那么多坏人吗？这就不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能用这句话为商鞅辩护。是为了建立专制统治而不惜滥杀无辜。这个是必须批判的。第三点，商鞅的法是不准议论的。商鞅的新法颁布后，当时全国上下议论纷纷，全国各地不断地有人跑到京城“上访”，说这个新法实在是不好用。过了几年以后？可能有些人感觉到商鞅改革还是有道理，那这些人又跑到京城来“上访”，说这个新法还是不错的。商鞅不管。你以前说我不对现在说我对也不行，统统流放。乱民，我的法是可以议论的吗，你说好都不行，不准议论。那请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法啊，它是维护统治镇压人民的法。它没有保护人民的条款也没有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因此在他们的“法治”下面人民一旦被捕是没有辩护权利的。商鞅就是这样。商鞅想谋反吗？不可能。他怎么想谋反呢？但说他谋反他就谋反。商鞅被捕后没有公开审判没有律师辩护，对不对，没有什么公示，都没有，不由分说就杀了。谁杀的，他自己的法。这就叫作法自毙了。所以商鞅的死既是壮烈牺牲也是作法自毙。所以商鞅是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画外音】易中天教授认为，商鞅之法太过严苛，严刑峻法，刻薄寡恩。商鞅设立“连坐制”去管理民众，却没想到有一天自己因“连坐制”而身亡。商鞅的确“作法自毙”。如果说商鞅还算是死于自己学说的话，那韩非连自己的政治主张都没实践他怎么也会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呢？

【正文】韩非也是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韩非的学说是什么学？相当大一部分成分是阴谋学。韩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阴谋学家。请注意不是阴谋家是阴谋学家。他著作里有大量的阴谋诡计。比方说韩非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楚怀王有个心爱的女人叫郑袖。这个郑袖是个了不得的女人，在历史上也是很有名，很得宠。郑袖很得宠但这些君王都好色啊。后来这个楚怀王又得了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据说也是别国送来的。这个新来的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就得宠了。那郑袖怎么办？郑袖就跑去找这个女人，说妹妹啊你真漂亮，你确实太漂亮了，怪不得大王这么喜欢你。你知道大王喜欢你什么吗？这女人听了马上就问，那姐姐你说大王喜欢我什么？大王最喜欢看你用袖子遮口的动作，觉得你这个动作太优美了。那这个女人就想，那我要邀宠啊，以后我见了大王就遮出来。以后每次一见到楚怀王，楚怀王一跟他说话这美人马上就用袖子遮口。楚怀王就奇怪了，这什么毛病啊。就问郑袖，郑袖，这人怎么回事啊。郑袖就说臣妾不知道。楚怀王说你有什么不知道的，说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不好意思大王啊，臣妾听说她是嫌大王口臭。楚怀王说是吗？试试看。大家有一次见面了，楚怀王凑过去跟那个美人说话，那个美人赶快用袖子遮口。楚怀王说好啊，楚怀王勃然大怒，好你个贱人敢嫌寡人口臭，来人，鼻子给她削了。削了。这就是郑袖啊。所以韩非他是懂阴谋的啊。那懂阴谋的韩非他怎么没想到那李斯就是郑袖呢，就没想到他的同学就是郑袖呢。教人算计被人算计还是死于自己的学说。这就是法家的特点。法家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法家的思想为什么是血染的思想呢？就因为儒家墨家道家他献出来的是救世的药，仁爱、兼爱、无为，都是要救当时社会的，是药。法家献出来的是杀人的刀。刀是不可以随便献的，刀出鞘要见血，不杀别人就杀自己。兵者凶器也，用之不详啊。就是你不要玩儿刀，玩刀者自杀玩火者自焚。怎么能随便玩儿呢？而且韩非讲得很清楚说我们献刀是不容易的，都献不出去啊，君王还不接受啊。那韩非商鞅，法家这些人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懈的献刀，他们把刀献给谁，怎么献，献出的又是什么刀？请看下集“谋士的哲学”。

第四部分儒法之争2谋士的哲学

【前言】在先秦诸子中最另类的是法家。与其他诸子比法家的主张是一把杀人的刀。不仅如此法家还流出鲜血，豁出命来实践自己的思想。而流血牺牲的不仅有许多有罪或无辜的贵族或平民还有法家自己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商鞅另一个是韩非。而商鞅与韩非就是拿自己的这把刀杀了自己的。那在那个礼坏乐崩的时代，法家为什么要献刀，要献给谁，又是怎么献呢？第四部儒法之争之谋士的哲学。

【正文】在韩非的著作中有献刀的故事吗？没有。有什么故事呢？献玉。《韩非子》这本书里专门有一篇文章叫《和氏篇》。说楚国有个人叫和氏，这个大概是一个非常会造玉的人。他在楚国的山中得了一块璞。璞是什么，就是没有开凿的玉，一块石头，它里面可能含了玉。但是这里面含的是一块什么玉是没人知道的。他发现了这么个东西就献给楚王。楚王拿去给玉匠鉴定说这是玉啊还是石头。玉匠说石头。【Flash】楚王：好啊，你敢骗我。拉下去砍掉他的左脚。到第二任楚王上台时，和氏又拿了这块石头，这块璞去献给楚王。楚王又让玉工鉴定。玉工说石头。第二人楚王：你这个骗子，拉下去砍断他的右脚。到第三任楚王上任时，这个和氏就抱着这块璞坐在山脚下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干了，流出来的是鲜血。楚王就奇怪了，派人去问他。兵：你这人真是奇怪。天底下砍断脚的人多了去了，没见你这么伤心的。你哭那么伤心什么意思啊。和氏：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不是哭脚我是哭玉。明明是一块宝玉偏要说成是石头，你说冤不冤啊。【正文】明明是个忠臣偏要被说成是骗子，天底下还有比我更冤的吗？楚王说好，把这块璞打开，不要再猜了。打开一看，价值连城的宝

玉。命名为“和氏之璧”。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个故事，是韩非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韩非为社么要讲呢？他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法家人士要推行自己的主张是多么困难。韩非说，宝玉是君王都想得到的，法术是君王未必想得到的，一个君王非常想得到的这样一块宝玉，尚且有可能被说成是石头，何况我们这个法术呢？我们的法术是不受欢迎的啊。我们的法术，我们的主张是有很多人反对的。谁反对呢？两种人：第一种朝中大臣；第二种人民群众。为什么反对？因为我们主张的法术对他们没好处。如果实行我们的法术，大臣不能擅权近臣不能专政。就是这些官员们不能为所欲为了，他反对。人民为什么反对呢？因为实行我们的法术游民就得去种地，游侠就得去参军。所以他们不能游手好闲荡来荡去。所以他们也反对。这叫什么？“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就是官员们讨厌我们这一套，老百姓也讨厌我们这一套。这就有意思了，对不对。我们讲一种主张你把它推行出去，你把它提出来总要对人有好处吧。你不能说我现在提出一种主张对大家都有坏处，大家要实行啊。不可能嘛。它不对官有好处就对民有好处嘛。那最好的主张应该是官民皆利。官和民都说好就好推行了。实在不行的话对官好对民不好，对民好对官不好，马马虎虎也可推行。没听说过我现在实行一个主张是官民皆不利。那对谁有利？总得对人有利吧。对谁有利？对君有利。法家的主张只对一个人有好处，那就是君主。这一点韩非说得很清楚，说我们的思想和主张就是帝王之璞，就是给帝王专用的。他们的主张可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尊崇君主。就是君主要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消灭五蠹。什么是蠹呢？蠹就是蠹虫，就是害虫。韩非说社会上有五种人是害虫。哪五种？第一儒生。就是儒家的人，那是害虫。第二侠士。就是墨家的那些人，

那是害虫。第三种人是食客。就是大夫下面养的那些人，那是害虫。第四叫纵横家。就是像张仪、苏秦，这些跑来跑去的游说诸侯的，这是害虫。第五就是工商业者。开工厂的，开作坊的，开商店的，做买卖的，害虫。五种都是害虫要消灭。消灭后剩下什么呢？剩两种人，农民，战士，这是最好的。第三种主张是防范臣下。就是你一定要防你周围的人。韩非有句名言“爱臣太亲，比危主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就是一个君主你对你的臣子太好了以后，自己完蛋了。也就是韩非所有的主张只对一个人有好处，就是君王。这一条就把法家和儒家墨家道家划清了界限。我们看墨家，墨家的观点是很鲜明的。在《墨子》这本书里反反复复出现的是十个字：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好多篇里面都出现。也就是说墨子是站在天下的立场为天下谋。墨子是心系天下的，他心里装的是整个天下。而且最了不起的是墨子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君主。因为我们这一点要讲清楚，就是不管墨家也好道家也好儒家也好，他们也不反对君主制。先秦诸子是没有反对君主制的。但墨子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君主制，我们为什么要有君主。墨子说是为了一统天下之义，就是统一思想。那为什么要统一思想，实行兼爱？也就是说在墨子看来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最高领导人让他来统一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互相亲爱让世界充满爱，让每个人都活得幸福。那么也就是说在墨子这里，之所以要有君主是为了天下人的幸福。了不起啊，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所以尽管墨子的主张不可能实现，我们还是有对墨子表示崇高的敬意，因为他为天下人谋福利。道家呢？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谋的，主张无为嘛，无为当然也不谋嘛。但我们也可以说，道家是不谋之谋，他们也是为天下谋。道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普天下人的幸福，只不过在道家看来这个幸福必须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幸福了天下人才幸福。比方杨朱讲的，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们每个人都用不着奉献那就是幸福，因为每个人都幸福天下就幸福了。所以道家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为天下谋。儒家呢？儒家情况复杂一点。孔孟荀不完全相同。孔子尊君，在孔子那里君也是最高的，这点和法家一样。甚至孔子和孟子还会有区别，就是孔子尊君孟子贵民。但孔子尊君不唯君。这是孔子和韩非的区别。韩非是唯君，他只有君主。孔子尊君但同时他心里还有人民。据《论语》记载，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有若。【Flash】鲁哀公：你说说，如果我们遇到了自然灾害，该怎么办？有若：那就少收税呗。鲁哀公：这是什么主意？我多收税都不够用，你还要我少收税，太不像话了。有若说什么？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老百姓都很有钱你怎么会没钱；老百姓都够用你怎么会不够用。如果老百姓都不够用了你也不够用。这个思想虽然是有若说的，但能代表孔子，孔子的学生嘛。也就是说在孔子这里是通过为君主谋实现为天下谋。孔子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天下是否有道。这就开创了一个民本传统，以民为本的传统。这个传统子孟子那里就表现得非常鲜明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放到了第一位。荀子那里也很清楚，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就是老天爷为什么要设计一个天子，不是为了君是为了民。这个跟孟子的观点是一样的。所以孔孟荀就在儒家系统内部创立了一个民本系统。那这样一来我们就清楚了。墨子站在天下立场为天下谋；杨朱、庄子站在个人立场为天下谋；孔子站在君主立场为天下谋。他们三家立场不同，为天下谋是一致的。韩非站在君主立场为君主谋。只为君主谋这是法家基本特点。在法家当中格调高一点，兼谋天下。就是唯君主谋的同时也谋谋天下。格调低一点就是专为君主谋，不为天下谋。那我们就要问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法家是为君主谋呢？ 【画外音】与儒道墨三家相比，在法家的心目中只有君王没有别人。它所理想的社会也只容得下两种人：一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另一种是供君王奴役驱使的农民和战士。这种立场让法家和儒道墨三家彻底划清了界限。法家成了诸子当中的另类。那为什么儒道墨三家心系天下独独法家心系君主呢？

【正文】前面说过，儒道墨三家代表的不同的士。儒家代表儒士，墨家代表侠士，道家代

表隐士，因此法家也代表一种士。法家代表什么士呢？谋士。儒家学说是文士的哲学，墨家学说是武士的哲学，道家学说是隐士的哲学，法家学说是谋士的哲学。谋士呢有三个特点。第一，谋士有职业道德。什么叫谋士？谋士就是给人出谋划策所以叫谋士。就像现在的律师一样，律师是干什么的，帮人打官司的。那律师的职业道德是什么呢，只帮助当事人。你委托我打官司我帮你打赢，至于对方我是不管的。我不能帮了原告帮被告，不可以吧。谋士也是一样，你聘请我出谋划策我就替你服务，我不能同时替他服务。我不能帮了这个又帮那个，这不可以的，所以谋士不可能为天下谋只可能为老板谋，谁雇他为谁谋。所以法家不可能为天下谋。这是第一。第二点，谋士用现在的话来说可叫做职业策划人。职业策划人有什么要求呢，懂行，比方说，你是电视节目的策划人你得懂电视吧，你是图书出版的策划人你得懂出版。那这些谋士是谁的策划人呢？是国家政治的策划人。那必须懂什么呢？懂权谋。不懂权谋你怎么为君主谋呢？所以法家他制造出来的东西只能是刀子，不可能是别的东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作为职业策划人他的主张一定要有用，它不能没用啊。你是帮人出谋划策的，就像你策划这个电视节目最后不能播，你策划一个图书不能出版，不可以。他策划的这些权谋或这些谋略或策略或计谋，都得有用啊。谁用？我策划电视节目，我要找谁？制片人。我策划图书出版，我要找谁？出版商。我策划政治谋略我要找谁？君主，我只能找君主。所以法家作为谋士的代表，法家的学说作为谋士的学说，它第一它只能是刀子，第二这个刀子只能献给君主。这样一来就有了法家和其他三家的两点不同。第一点，三家理想主义，法家面对现实。第二点，三家复古守旧，法家与时俱进。

【画外音】法家既然是谋士的代表，他就会被君主雇佣或聘用。君主雇用他们保卫自己巩固政权，所以法家只为君主谋不为天下谋。而法家手中那把杀人的刀也一定要献给君王。因为“刀”如果不用就等于没有，用就要先给有用的人会用的人。所以法家明知“献刀”有极大风险还是执著地“献刀”，而且必须献给君王。那法家和其他三家相比，它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呢？

【正文】在先秦诸子当中，儒家墨家道家都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总是想，我们理

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孔子说理想的社会是和谐社会，墨子说理想的社会是平等的社会，

道家说理想的社会是无为的社会，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统治者傻乎乎的，老百姓没什么私心杂念，这就是浑浑噩噩的日子，是理想社会，总之他有个理想。那理想主义就会怎样呢？他在宣传自己主张时是不考虑受众的，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作为思想家这是对的。一个思想家你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你看到这个人，这个人说现在灯是亮的你说亮的亮的，那个人说灯是黑的你说黑的黑的。那就不是思想家了。所以他是对的。但同时你要付出一个代价，就是你的主张没人接受，那你也得认嘛。儒墨道三家都认了，他是医生啊，我前面讲过，他是开药方的啊。他开药方时他不能问病人啊，说病人你想吃点什么药啊。法家不是，法家是谋士啊。谋士的特点前面讲过，就是必须用。作为一个谋士给人出谋划策，我一定要用得上。怎么样才能用的上？两个条件，第一叫对口，第二叫管用。你做电视策划的你去找出版商，你找错了，你做出版策划的你去找制片人，那你也找错了。所以第一要对口。他只能找君主。第二，它要管用。这个办法要用。那么要管用你首先要让人家听进去啊。人家听都不听怎么办呢？你的主意再好不是白好了吗？这个是有教训的。商鞅去见秦孝公。当然他见秦孝公也是有人介绍推荐的。推荐他的人叫景监，是秦孝公的宠臣，推荐商鞅去见秦孝公。商鞅给他讲帝道。什么叫帝道呢？就是尧舜禹那一套。结果秦孝公打瞌睡。不欢而散。推荐人就急了。【Flash】景监：你这人怎么说的，说得我们大王不爱听啊。商鞅：对不起，对不起。你再推荐一次，我换个说法，保

证能成。第二回又去，讲什么呢？讲王道。王道是什么呢。就是商汤、周武，商周之道。秦孝公打瞌睡。又不欢而散。推荐人又急了。【Flash】景监：这回你是怎么说的，你这样说搞得我很没面子。我们大王说，你找了些什么人啊，不着调不靠谱。商鞅：不好意思，你再推荐一次，这次我保证靠谱。又推荐一次。秦孝公当然也是耐得住性子了又见了一回。商鞅讲霸道。什么叫霸道呢？齐桓晋文之事。就是齐桓公如何称霸晋文公如何称霸。这一下秦孝公来情绪了。听着听着就往商鞅那边移动。因为古人是席地而坐。席地而坐是跪坐的，坐着坐着两个膝盖就往前走往前进。听得简直是忘乎所以，大大的高兴。这一下他推荐人就有面子了。就来跟商鞅说：【Flash】景监：哎呀，你这回讲了个什么呀，我们大王这么高兴啊。商鞅说，按说我们这个社会的理想，最理想的是帝道，那是尧舜啊。次一点的是王道，那是汤武。可是大王说啊，你那个帝道你那个王道，那得上百年才能实现嘛。寡人一任有多少年啊，寡人怎么能等到几百年后实现你那个理想呢？寡人等不得。寡人要来点快的，我就跟他来点快的，霸道。也就是说商鞅去见秦孝公，准备了三套方案。第一套帝道，第二套王道，第三套霸道。他先拿最好的去说，他认为最好的去说，不行打个折扣，再不行的话，就最底限的拿出来，霸道。这个也到不能说是商鞅这人见风使舵，不能这样子来说他。他可能也是在试探，他也在争取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商鞅最后是叹了一口气，他说我呢，是能够帮秦国强大崛起，但达不到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达不到的。没办法啊，他是谋士嘛，他要面对现实。这是法家的一个特点：面对现实。

【画外音】在儒墨道法四家中法家是最现实主义的。因此有人说发法家学说是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法家看来一种学说一种主张如果不能用就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他们就针对使用者的需求满足他们。商鞅见秦孝公就是如此。秦国的崛起就是运用了法家思想。那法家思想和儒墨道三家还有什么区别呢？

【正文】法家第二个特点：与时俱进。这也是法家与儒墨道三家的区别。儒墨道三家的理想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退回去，退回从前，儒墨道三家共同点。其中最靠谱的是孔子。孔子说我们退回到西周吧。“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说周实际上是最好的了，比夏和商还好，因为周有文化。夏呢太质朴了，商呢重鬼神，周最好，我们回到周吧。实在不行西周回不去咱回到东周。“吾其为东周乎。”回到东周也对付。他还是比较现实。墨子就再往前退，这个周不行我们回到大禹。大禹治水时最好。这是墨子。孟子一看，墨子回大禹去了孟子再往后退一步，说我们回尧舜。尧舜禹嘛，尧舜比大禹又古一点。道家说那

不行，我们还要往后退。退到哪？退到太古，黄帝以前，炎黄都不行，炎黄都不好，炎黄之前伏羲。估计也就退到这了，不能再退了。再退退到哪儿？盘古。退山顶洞人哪了。这叫什么？这叫复古大奖赛。一个比一个退的远。韩非说，这些人太可笑了，可笑得像个宋国的农民。【Flash】宋国有个农民啊，在地里种地，突然一只兔子傻呼呼的跑过来，一头撞在树桩上子了。株。株是什么意思？树桩。不是树，树桩。一只兔子撞树桩上了。这个宋国农民说，这个不错啊，以后我用不种地了就在这等兔子好了。一天等不来，两天等不来，再没等来过。“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就从这来的，就是韩非讲的故事。韩非说，那些主张回到从前，用

过去的政治制度来治理当今社会的人皆守株之类也。统统都是守株待兔的宋国人。撞在树桩上的兔子就一个，哪有那么多兔子啊，傻兔子啊。它不来了，你等吧，你等到盘古开天你也等不来。而且韩非说，你们这些人口口声声都是先王啊圣人啊，祖宗啊。我就说眼前吧。我们这个时代最牛的学说不是两家吗？是之显学，儒墨也。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牛的学说就两家，儒家墨家。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儒家的老大是孔子，墨家的老大是墨子。但他们两个死了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就是儒家自己分为八派墨家自己分成三派。儒家的八派吵成一团，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孔子思想。墨家的三派也吵成一团，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墨子思想。孔子也死了墨子也死了，也不能叫他来问问，谁知到你们这个八派、三派谁说的对啊搞得清吗？孔子和墨子才死了多少年呢，就搞不清楚了，那个什么尧舜啊，汤武啊，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你弄得清吗？你弄不清嘛！弄不清的事你拿来要我们现在做你不是守株待兔吗？所以唯一的办法是与时俱进。时代发展到什么时候我们就按当时的时代来设计制度，设计方法，这才是唯一出路。也因此先秦诸子当中只有法家逮住了兔子。商鞅虽然被害，商鞅的政策留下来了。韩非虽然被害，韩非的主张实现了。韩非去世12年秦始皇一统天下，运用的是谁的思想？韩非的思想。所以在先秦诸子当中唯一成功的是法家。那我们就要问了，法家又为什么能成功呢？16个字的原因：面对现实，与时俱进，“横行霸道”，“两面三刀”。当然后面两个词都是要打引号的，是有别的含义，是双关语。那法家如何横行霸道，法家如何两面三刀？下一集我们讲“横行霸道”，下集我们讲“两面三刀”。

第四部分儒法之争3“横行霸道”

【前言】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落，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到战国后期像秦国这样的诸侯国崛起，它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把周王朝分封的天下变成统一国家的天下。这是一种全新的“霸道”。为适应这种变化作为先秦诸子的最后一家，法家人物开始对之前诸子学说进行批判、颠覆和继承，这就是“横行”。那当时的时代，为新的“霸道”奠定了怎样的时代基础，法家学说又是如何“横行”的呢？【正文】前面说过“横行霸道”这个词是要打引号的。实际上是由“横行”和“霸道”两部分组成。先解释一下什么叫“霸道”。前面说过，儒墨道法四家学说都是哲学。儒家是文士的哲学，墨家是武士的哲学，道家是隐士的哲学，法家是谋士的哲学，它们都是哲学，因此它们都要讲道。但它们的道是不同的。道不同才不相与谋。道：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所谓天道就是原

始氏族社会之道；所谓帝道就是部落联盟时代之道；所谓王道就是邦国时代之道；所谓霸道呢其实是帝国时代之道。但在当时表面上讲的霸道就是五霸之道，就是春秋五霸之道。什么叫霸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当时的国家制度。当时我们中国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天下。这个天下是由很多国家组成的一个国家联盟。这个国家联盟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天子。实际上就是周天子，然后在名义上，周天子把天下分给了各个诸侯。每个诸侯建立一个国，这个诸侯就是国君，然后这个国君又把国再分下去分给大夫就叫家。所以当时是这三个层次的结构：天下，国，家。这些国呢都是独立主权国家。这些国的内部的行政事务都

是由国君自己来主持的，天子是不干涉的，但大家尊奉一个共同的君主就是天子，就是共主。这是西周封建时候的情况。到了春秋战国时情况变了。怎么变了呢？这个天子他不顶用了。因为天子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上他也有一个国家叫周王国。他这个王国越来越弱，管不住天下了，天下就开始乱了。你打我我打你，那就必须有个超级大国来当“世界警察”维持秩序。这个超级大国就叫做霸，这个超级大国的国君就叫霸主。也就是说，当时的天下是一个天下两个中心。一个中心是共主，就是周天子；还有一个中心就是霸主，比方说齐桓公，比方说晋文公，他们就是霸主。一个共主一个霸主，共主至尊地位最高，霸主至强实力最大。一个有名有名分一个有实力。你想，一个天下两个中心那不就乱了吗？因此实力强一点的国家就争着来当这个霸主，这个就叫争霸。争霸之道就叫做霸道。这是春秋时候。到了战国情况又变了，只剩下七个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有七个，当时国家不只七个，还有些小国还没灭掉。最强大的就七个国家叫战国七雄。这个七雄到后来都称王了。而那个周王呢越来越弱最后被灭掉了。那这个时候的发展是什么样呢？就是发展到最后必须有一个最强大的超级大国把所有的天下都兼并了。我们知道这个超级大国就是秦国。也就是说在战国末年的霸道已经是一个由国家联盟走向统一国家的这么一个道路。由此产生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制度。就是从秦开始，秦汉以至后来的唐宋元明清，这样的一个制度这时要开始产生了。这个时侯中国就处于一个社会巨变的转折关头。在这样一个关头就要有一批烈士和先知来预告新国家制度的诞生。这些烈士和先知就是法家。商鞅就是其中的烈士，韩非就是其中的先知。韩非去世20年后秦始皇一统天下，新的国家制度就诞生了，这就是霸道。这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创造历史啊。既然是创造历史的行为那就得横行。怎么“横行”呢？批判此前所有的思想。【画外音】作为先秦诸子的最后一家，法家在这种全新的创造历史的“霸道”之中开始发挥，法家“谋士哲学”的作用。为这种霸道做理论的准备。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韩非对他之前先秦诸子所有的思想进行了批判继承，为新的“霸道”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那韩非是怎样批判继承他之前的思想遗产呢？【正文】我们可总结出12个字：非先圣，反传统，批孔墨，变老庄。其中非先圣和反传统是贯穿始终的。落实下来就是两条：批孔墨变老庄。先讲批孔墨。孔子和墨子的主张前面已经讲过。孔子主张仁爱，墨子主张兼爱。【Flash】孔子：我的主张是仁爱，仁爱可以救天下。墨子：我的主张是兼爱，兼爱可以救天下。孔子：仁爱救天下。墨子：兼爱救天下。韩非：别吵了，别吵了。你们的看法实际上都差不多。你们认为爱能救天下，我可不这样想。爱救不了天下也治不了天

下。韩非说，孔墨两家都讲什么先王兼爱天下，视民如父母。韩非说，怎么样呢？人民照样犯罪先王照样杀人。你们想父母看子女一样的看老百姓，他们就不犯罪了吗？不是照犯吗。他们犯了罪你不杀他们？你不照杀吗。是的，你们好像很仁慈。人民犯了罪你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签署判决书。你仁慈你别杀呀，干嘛要杀。说穿了你那个爱不管用。你也知道不管用，你也知道只有刀子才管用。韩非说，不要说你们这些君王把老百姓好像看得像子女，告诉你，就是亲生父母也管不了子女，不要说你还是个假的。韩非说，你看那些浪荡子，那些调皮捣蛋的那些子女们，父母说他他不听，老师说他他不听，乡亲说他他不听，最后那些警察拿着绳子一来他老实了。管用的是什么？绳子刀子。爱没用。韩非说，你们儒家墨家讲的那个爱，不但不管用还害人，那是毒药，开的什么药方啊。害谁呢？害国家。韩非举例子，说楚国有一个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然后他去举报，结果官员把这个人杀了。罪名是什么呢？不孝。你怎么能告自己的亲爸爸呢？可这个人的做法是守法呀。这对的呀，这对国家有好处的呀。还有鲁国有一个人每次打仗都不卖力，人家冲锋他往后跑。后来把这个士兵找来说你怎么回事，打仗为什么不奋勇向前？他说我家里还有爸爸，我要回去给他老人家养老，我不敢死。结果鲁国还表扬他，孔子还表扬他，【Flash】孔子：你真是个孝子啊！我推荐你去当官吧。韩非：要是我们的军队都是这样的孝子还能打仗吗？忠于君王的忠于国家的这种人就很难在家尽孝。韩非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忠于君王的忠于国家的那个人一定是不孝的。忠和孝是矛盾的。而孝是爱心的表现，所以要不要爱？不要，要就会害人。韩非这个说法叫抄了儒家的老窝。因为儒家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孝啊。孝在儒家学说里是个宝贝啊。儒家的观点就是以孝立仁，以仁立德，以德治国，以家治天下。儒家的逻辑是这样的，它说每个人都有一种发自本能的东西叫亲亲之爱。什

么叫亲亲之爱呢？就是爱自己的亲人。比方说子女爱父母，父母爱子女。这个不要教育，人人都会，天生的。那这种爱的表现就是孝。当然说的再复杂点还包括悌，就是兄弟之间的爱。那这个人如果在家是孝子的话，出门就是忠臣。为什么呢？因为国君就是国人的父亲，君父嘛。你在家里面爱父亲，你出门到了国家政府里面参加工作，你就要爱君主。这孝和忠是统一的，它不矛盾。儒家认为不矛盾，而韩非认为这是矛盾的。为什么呢？时代不同了。孔子说这个话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天子，诸侯，大夫，确实是有血缘关系或亲缘关系。是一家人。但到了韩非这个时候早就不是这样了。那个全国人民的总爸爸周天子已经连孙子都不如了。你这个时候还来讲这个东西就不合时宜。所以孔子和韩非的不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代的不同，时代不一样。【画外音】韩非生活的时代比孔子生活的时代更加礼坏乐崩，更加天下无道，政治也更黑暗。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理论在韩非看来就是不合适宜的。韩非认

为儒家的仁爱靠不住，贤人政治也靠不住。那韩非的主张又是什么呢？【正文】所以韩非说爱是靠不住的，贤人政治也是靠不住的。德治不可靠人治也不可靠。韩非说，如果我们的官员一定要道德高尚的人来担任，请问你，掰着手指头去数，你数得出十个吗？十个你都数不出。而一个国家需要多少官员？几百个。如果说治理国家的都必须是贤人的话，上哪儿找去。所以人治也是靠不住的。道德靠不住，道德的楷模也靠不住，贤人靠不住，贤人的榜样也靠不住。韩非说，你们儒家和墨家还有道家，你们最推崇的人是什么人呢？尧舜汤武，对不对。那我告诉你他们都是什么人。尧是个糊涂虫，舜是个伪君子，商汤和周武是乱臣贼子。为什么呢？尧明明是君，他不把自己当君他把舜当君，那不糊涂虫吗？舜明明是臣可他不把自己当臣，他把自己当君不把尧放在眼里，他不是伪君子吗？天下是夏桀的商汤把它夺过来，天下是殷纣的周武把它夺过来，他们不是乱臣贼子吗？所以你们三家推崇的圣人是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他们留下的不是什么光荣传统，是天下之乱术。大家看看这个，这就是典型的非先圣反传统。因为我们民族历史上最推崇的几个圣人全部被他打倒了，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尧舜汤武代表的是不同的传统。尧舜的传统是什么呢？禅让。尧让位给舜，舜又让位给禹，是让出去的。汤武代表的是什么传统呢？革命。商汤推翻夏桀周武推翻殷纣都是靠武装斗争。韩非统统反对。禅让也不好，革命也不对。怎样才对呢？韩非说怎样才对，不要动，君永远是君臣永远是臣，大家安安分分坐那不动最好。简单地说，臣要做的事是尽力守法专心事主。你做臣子的奉公守法遵守国家法律，忠心耿耿地为君主服务。这是你做臣子的应该做的事。做君主的应该做什么呢？清净无为垂拱而治。你不要做，什么都不要做。清净无为垂拱而治。说到这里就会有观众朋友提出一个问题，这不是道家思想吗？道家不就是讲清净无为垂拱而治吗？我还可补充一句，儒家都讲。清净无为是道家的思想，垂拱而治是儒家的主张。儒家讲皇帝就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把手这么一放天底下就太平了。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这个法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韩非的思想和老子和孔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有继承关系？是的。这就叫变老庄。把老庄的东西接过来然后加以改造变成法家的东西。韩非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大家看看这个说法，语气都像老子。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就是韵文，很像老子。实际上韩非和老子的关系非常密切。哲学界有很多人认为孙子、老子、韩非子是一脉相承，都来自兵家。孙子兵法体现的是军事辩证法，然后变成老子的就是哲学辩证法，然后变成韩非子的就是政治辩证法。这个政治辩证法就在韩非子这这16个字里表现得非常充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什么叫事在四方？就是国家大事在地方上，在全国各地。要在中央，中央这个词这时就有了。关键在哪？在君主手上，在中央。圣人执要。什么叫圣人执要？就是君主抓住了这个最关键的的东西。四方来效，就是四面八方都自动地会来为你服务，你用不着做什么。所以你可以清净无为垂拱而治，你只要抓住“要”就行了。这个“要”是什么？最高权力。君主只要把全国的最高权力捏在手中什么事都不用做天下一定太平。这就是韩非法家主张的无为而治。【画外音】我们知道法家是“谋士的哲学”，只为君主和雇主服务，他们手里拿的是“杀人的刀”。法家和儒墨两家不一样，法家没有拯救天下的“治病药方”，有的只是懂权谋运用权谋。那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为什么又会主张无为而治呢？【正文】三个原因。第一，无为尊贵。韩非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因为无是最高境界，最尊贵的一定是无所作为的。韩非说，道做事情吗？道什么都不做，但是道生万物。天地万物都是道生出来的。德做事情吗？德不做任何事情，但是德成阴阳，阴阳二极是靠德形成的。韩非还打比方说，他说秤，他的说法是“衡”了。他说这个秤自己有轻重吗？秤本身是没轻重的。正因为它没轻重它能够衡量轻重。 尺，尺有长短吗？尺本身是没有长短，正因为它没有长短所以它能衡量长短。同样的，君要尊贵就得无为。君做事情他就不尊贵了。正因为君是什么事都不做的所以他是最高贵的。如果还不清楚再换个说法。就是说君主当了裁判员就不能再当运动员。这个体育赛场上裁判员干什么？足球场上裁判员去踢足球吗？乒乓球台前裁判员去打乒乓吗？他是在那不动的。正因为他不动才能裁判啊。运动员能裁判吗？我在这跑百米，哎你犯规了，那还能跑吗？所以动的人就不能裁判，裁判的一定是不动的。那是裁判员高还是运动员高呢？裁判员高。君主就是裁判员，所以你不能做事。无为，无为尊贵。第二，无为明智。这个道理也简单。一个国家一个天下有多少事情。哪个国家的事情是一个人做完的。有吗？他是做不完的。既然全国的事情你君主一个人做不完，那你做他干什么。你做了也是白做。你既然做不完的就干脆把事情交给大家做。你只要掌握了最高权力，然后你又做一个合理的分工，用韩非的话说，就是让公鸡去打鸣，让猫去抓老鼠。【Flash】韩非：清晨打鸣是公鸡该干事；抓老鼠嘛是猫该干的事。君王要干的事就是把这些事情分配下去，让部下各司其职。只要让公鸡去打鸣，让猫去抓老鼠，君王就可高枕无忧了。【正文】你把这个分配好了，你就用不着自己打鸣，用不着自己去抓老鼠。你一个君王去抓老鼠那不狗拿耗子吗。你要做什么呢？你只要看看那猫抓住老鼠没有，只要看看每天早晨公鸡打鸣了没有。没打鸣你把它杀了换个能打鸣的。这就是你的工作。打鸣这个事情你自己不要做。这叫无为，这是明智的做法。这是有道理的。就是一个领导者千万不要自己去做那个事务性的工作。第三个原因，无为安全。韩非说，一个君主因为他至高无上，所以他其实是最不安全的。你想什么人什么情况最不安全。一个是孤立不安全。你独立一个人，不如混在大家一起安全。第二呢，明处没有暗处安全。而君主恰恰就是独立一个人而且还在明处，所以他很不安全。这时你就得无为。为什么要无为，为什么你不能有为。你一旦有为人家就看穿了你的心思。你要做一个动作或做一个决策，下面周围的人就知道他想干什么，就知道你的喜怒哀乐，就知道你的爱好，就知道你的弱点，他就有下手的机会了。如果一个君主永远是面无表情，大家来汇报工作你也是不置可否，天威难测。神秘啊，他永远猜不透你的心思啊。所以韩非说：权不欲见，素无为也。千万不要把你的那个想法露出来。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他们自己会做，他也不会把你怎么样。而且韩非说最糟糕的就是做君主的要逞能。最坏的君主就是有一技之长的。这人一旦有了一技之长他喜欢表现。会做饭的他老想做点菜给你吃；会唱歌的他老想把这个话筒拿过来，卡拉OK一把。你要想到你只有一个人，不可能把天底下的本事都会了。你拿你一技之长和你臣下争长短，其他的那些臣下就拿他们的长来攻你的短。你总有短处吧，总有不会的吧。你说我会做饭那旁边的一个人说我还会洗衣服呢，第三个人说我还会唱歌呢，第四个人说我还会踢球呢。把你比下去了，你干脆啥也不会。我什么都不会谁都比不下我。我什么都不会，而且我是无为啊，我是不做，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啊，我可能是不屑做呢。所以韩非说：上有所长，事乃不方。做君主的如果有一技之长这个事情就搞不掂了。所以君主不但要无为最好还无能。你就是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韩非说得很清楚：明君无为乎上，群臣悚惧于下。说你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讲，什么都没有，所有人都害怕。因为天下最可怕的是无。以前英国有个作家科幻小说作家，有本小说叫《隐身人》。我中学时读的，读完后晚上不敢上厕所。隐身人太恐怖了，你知道他哪儿出现。看不见摸不着，你是不可把握的，那是最恐怖的。你君主如果变成一个别人不可把握的对象，好，你的位置坐稳了。那么这样一讲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个韩非的无为和道家的无为不一回事啊。韩非的无为是为了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力。因此他的无为也是他献给君主的一把刀子，只不过是一把无形的刀子。那法家献给君主的究竟是什么刀呢？下一集来告诉大家。

第四部分儒法之争4“两面三刀”

【前言】前面节目中易中天教授为我们介绍了法家是不同于儒墨道三家的，儒家也好墨家也好道家也罢，他们的主张都是治病的药，孔子的药方叫仁爱；墨子的药方叫兼爱；老子和庄子的药方叫无为，其实就是不吃药静养。法家的主张却是杀人的刀，最高统治者只要紧紧握住手中这把杀人的刀就可治国了，那法家的刀是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以法治国呢？法家的这把刀究竟具有怎样含义，不同于儒墨道的法家又揭示了人性的哪一面呢？易中天教授为您揭示法家所献出的这把刀背后的秘密。【正文】法家献给君主的刀是两面三刀。为什么献两面三刀呢？首先必须对法家这个学派进行证明。什么叫法家？如果理解为以法治国的学派就错了，法家这个学派成熟的很晚但形成的很早，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管仲什么人？帮助齐桓公实现霸业的人，管仲靠什么帮助齐桓公实现霸业，靠霸道。那管仲的霸道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查户口，定编制，实行军管。齐桓公向管仲请教治国方针，管仲说我们这个国家要怎么治呢？首先把人分四种，士农工商。然后把这四种人分在不同地方住，士住在最好的地方；农住在农村；工人住在王宫旁边，因为他做工艺嘛；商人就安排在街上住。住下后不能动了，不准他们迁户口流动。要保证士人的子女永远是士人，农人的子女永远农人，工人的子女永远工人，商人的子女永远商人，安定下来后，在全国建立15个士人之乡，这就是士的地方，15个怎么编呢？5家一轨设个轨长；10轨一里设个里长；4里一连设个连长；10连一乡设个乡长；5乡为一军。然后每家抽一个人当兵，则轨长手下5个兵；里长手下50个兵；连长手下200个兵；乡长手下2000个兵；一军为1万个兵。全国15个乡是3个军，三军。中军由国君率领；左军右军由大夫率领；你就可以称霸了。这就是最早的法家思想的起源。所以我们可看出所谓法家是什么呢？是依靠规章制度和技术手段来治理国家的学派。所以西方也有些学者主张把中国的法家叫做行政管理学派，也有的主张叫做司法与行政管理学派。这与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不是一回事。而且管仲提出这个方案是为了什么？为了让齐桓公实现霸业，也就是为了横行霸道。要横行霸道必须要怎样呢？君主集权。实际上管仲用这个办法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最高指挥权是在君主手上的，君主集权。法家就是主张君主集权的学派。所以我有个说法：儒家其实应叫德家，因为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吗，法家其实主张以权治国，法家应叫权家。【画外音】通过易中天教授的分析，法家所推行的法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而是为了帮助君主集权实现霸道，正因为法家所推行的法能被君主认同，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墨两家只是在思想学术界很有名气，而法家却在当时的政治影响上独步天下，作为法家先驱管仲通过推行君主集权，最终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战国中期李悝(归，里),商鞅，申不害等一干法家人物也都是位极人臣，帮助各自君主实现着他们富国强兵的夙(素)愿。到战国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最终把法家的君主集权理论进一步完善，易中天教授认为法家所推行的君主集权的核心其实就是两面三刀，那法家所推行的两面三刀究竟包含着怎样的玄机？【正文】君主集权，横行霸道的结果就是两面三刀。什么是两面？两面这个东西在韩非那叫二柄，柄就是刀柄剑柄的柄，权柄。韩非说：二柄者刑德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刑德》。二柄是什么？一个叫刑一个叫德。德不是道德，是给好处。所以实际上他的二柄就是赏，罚；奖，惩。两手，赏是给你好处，利诱；罚是给你坏处，威胁。所以韩非的二柄就是威胁，利诱。就两手，软的一手硬的一手，大棒，胡萝卜，甜头苦头都有。所以我称之为两面，刚好正反两面，这就是他的两面，那他的三刀呢？第一把刀叫势，势就是权势，君主一定要有权势要有最高权力，地位也要最高，这就叫势。这个主张最早是一个叫慎到的人提出的。慎到提出这个东西是要用他们的法制来反对墨家的仁治，但儒家也讲一点仁治，主张贤人政治，讲领导人一定要有高尚的品德和非凡的能力，儒墨两家都是这样主张的，法家说不用，法家说领导人最重要的是有权势，要有地位有权力。【Flash】慎到说：飞龙和腾蛇为什么能在天上飞呀？因为它能腾云驾雾，这个云雾就是它的权势，一旦云开雾散飞龙和腾蛇掉到地上来，和蚂蚁和蚯蚓又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正文】这也是法家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慎到提出的，提出来后估计有人反对，反对的人就说了。【Flash】你这个话不对，是的，这个龙如没有云雾是飞不到天上的，但蚂蚁和蚯蚓即使有云雾也是飞不到天上的，你怎么能说领导人个人品质是没用的呢？反对派还说：同样是有权势，尧舜为什么就把天下弄得大治？桀纣又为什么把天下弄得大乱？还不是因为他们个人品质有差距嘛，他们的权势不都是一样的吗？【正文】对此韩非怎么说？韩非说；是的，即便有云雾蚂蚁和蚯蚓也飞不上去，但君主是世袭的呀，你怎么能保证世袭的君主都是龙凤呢？你怎么能保证世袭的君主他就不是蚂蚁和蚯蚓呢？何况桀纣也好尧舜也好那是百年不遇的，很不容易才出一个呀，而我们现在这些君主都是普通人，不是尧舜那么好也不是桀纣那么坏，普通人是中人啊，我们设计政治制度时怎么能以个别人为标准呢？当然以普通人为标准吗，要保证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当了国君也能治国，怎么保证，给他权势。这是法家的第一把刀，势。法家第二把刀呢，术，权术。你光有地位不行呀，还要有手段，这个手段就是权术、权谋。这个东西韩非的书里多的不得了。我们就不讲了，总不是个好东西。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一想权术和权谋就认为是害人的，韩非这个书里也有防身的。防身的可以讲讲，比方说韩非讲了一个晋文公的故事。有一天晋文公吃饭时上了一道菜是烤肉，结果发现那个烤肉上面缠着头发，晋文公就生气了，把厨师叫来说，你想噎死寡人吗？厨师跪下来说小人有死罪3条，第一条，小人的菜刀磨得飞快，切肉时非常顺利，所有的肉都切断了，头发就是切不断；第二条，小人烤肉时用铁钎子把肉穿起来，每一片肉小人都看见了，就是没看见上面的头发；第三条，小人把这个肉放到火上考，肉都烤熟了，烤出油来了，头发都居然没烧掉，这是小人的三条死罪，小人罪该万死。晋文公马上明白了，这个头发是后缠上去的，是有人陷害他。然后一调查果然是有人陷害他。这个也属于韩非的术。韩非从这个例子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一旦发生了案子一定要考察厉害关系，一定要知道这个案子的出现对谁有利对谁有害，以此就可找到作案的人，比方这个事情是对厨师不利，一定是厨师的仇人。现在我们破案也是这样，查犯罪动机嘛。这是术。法家的第三把刀就是法，什么叫法呢？也不是今天讲的法律或说不完全等于今天讲的法律，其中包括我们今天讲的一部分法律，比方说刑法，在韩非那一切明文规定的都叫法，包括法律也包括法令，韩非对法有个定义：法者，现令著于官者，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什么叫著？著就是形成。必就是标杆。意思是说什么是法呢？就是由官方制定的一些条文，这些条文是一些标杆，标杆干什么用放在哪呢？树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树在那干什么？让老百姓知道好歹，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这个东西就叫做法。由此可推出韩非的法的三大特征：一，明文规定，不能随口乱说，否则就不是法制了，法制就是一定要有文件；二，官方制定，不能人民民主；三，公开宣布，不能藏着掖着。这就是法。属于韩非的法和术是刚好相反的，法一定要公开要家喻户晓，让人民群众都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公开讲清楚，这是法制。但术是千万别让人知道，术是君王悄悄地用来对付别人的手段，不能让人知道。这叫做：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法越公开越好术越隐秘越好，这就是法家的三把刀，势术法。势用来干什么，建立威望；术干什么的，对付官员，法干什么，统治人民。这就叫势立威，术驭臣，法治民。三把刀是不同的用处，归根结底只有两种：赏，罚。二柄。赏和罚二柄加上势术法三个手段合起来就叫两面三刀。这就是法家主张的基本内容。现在知道法家是怎么回事了。【画外音】早期的法家大致分为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集早期法家之大成主张势术法三者相结合，从而系统的发展了法家的君主集权理论，法家所推行的赏罚两面和势术法三刀都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君主实行集权，君主通过这两面三刀编织了一张统治国家的大网，臣民的一切尽在君主掌握之中，那法家主张推行两面三刀的人性依据什么？在法家眼里儒家的仁义道德为什么不能作为治国依据呢？【正文】原因很简单，法家认为儒家的仁义道德没用，不管用。仁不管用，韩非讲了个故事，韩非这人说话不行，口才不行，口吃吗，文章写的好很会讲故事，讲了这么个故事，魏惠王，就是梁惠王，有一次问一个叫卜皮的人【Flash】那先生看寡人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呀？臣下听说大王是个又慈爱又恩惠的人，那你也是走南闯北见的人多是不是？见多识广呀，你说说大家认为寡人慈惠到什么水平？哎呀，臣听说大王的慈惠已到了亡国的水平了。这是怎么回事呀？慈惠不是很有道德吗？慈爱呀恩惠呀怎么能亡国呢？慈爱的人他不忍心惩罚，这个惠的人啊他喜欢胡乱奖赏，所以一个人一旦慈惠的结果是什么呢？有过不罪，无功受赏，那你还有不亡国的吗？【正文】犯了罪的人你不惩罚他，没有功劳的人，你一高兴，我不是大方吗，给你，给给给，你还有不亡国的？所以亡国的根本就是你仁爱嘛，不能正确使用二柄嘛，这个二柄是不能乱用的，必须依法使用，借术使用，以势使用，势术法这三把刀你才能用这个二柄，就凭仁爱去用那你就亡国。韩非说：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韩非子显学》。管理严格的大夫之家就没有不听话的奴才，那些天天疼爱子女，溺爱子女的教出来都是败家子，韩非这个观点最后在中国民间就形成了一句谚语，棒子头下出孝子，筷子头下出浪子。民间的这个说法就是韩非这来的。仁不行义呢？义也不行。韩非讲，宋国的国君手下有个臣子叫子罕，子罕狡猾狡猾地，他去找国君说，国君呀，咱们这个统治人民不就是两手吗？赏啊罚啊，大家都喜欢赏不喜欢罚，怎么办呢？这个国君也傻，怎么办呢，子罕说，要不这么着吧，大家喜欢赏，那个权力你掌握，那个罚人家的权力，得罪人的事我做，国君一听，这人够哥们啊，得罪人的事他拿去了，我专门做好事。行行行，我专门管赏你专门管罚。好吗，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这些官员和老百姓固然盼望赏更怕罚，这些人都投靠子罕了，成了子罕的死党，听子罕的话，一年后子罕把这个诸侯干掉了。这可是哥们义气，管用吗？好吗？儒家的仁义道德要吗？能要吗？法家说不能要。为什么不能要？韩非说，我们要搞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儒家讲的仁义吗？不是，是什么呢？利害；是儒家讲的礼义吗？不是，是什么呢？算计。韩非说：地主雇长工给自己干活，那长工一下地，到了中午，晚上，地主就去送饭，给他们吃好喝好，是地主爱长工吗？不是，他吃饱了有劲多干活；那长工在地里干活，精耕细作，把庄稼搜伺弄的好好的，是因为他爱地主吗？不是，活干好了他多拿工钱。韩非说：魏国有一对夫妻每天晚上祷告，祷告时妻子就祷告说，上天啊，保佑我老公平安无事，得一百束布；什么叫一百束布？布可能就是布币，姑且把它翻译成每天挣一百块钱，每天祷告，老公就奇怪了，反正是拜神吗，你就不会多要点，老婆说够了啊，够用了啊，多挣了钱你包二奶呀，没有信任，只有利害关系，他说你看我们这个民间，生一个男孩欢天喜地，生一个女孩垂头丧气，为什么？男孩劳动力，女孩赔钱货，这是亲生父母呀，亲生父母对自己的子女都是算计啊，都是算利害关系啊，何况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呢？何况我们的君呀臣呀官啊民啊，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恩爱吗？你怎么可以靠仁义，怎么能靠爱呢？这些官员为什么要到你手下做官？是想从你那得到官位吗！你当君主的为什么能把人家弄来做事，是因为你能给人家好处嘛，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你的好处是不能随便给的，无功固然不能受赏，你也不能赏过头。赏无可赏时你怎么办呀，功高盖主你就坐不住了，所以人与人之间就是利害关系，算计关系，因此必须小心防范，千万不能相信别人，韩非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韩非子备同》。就是做领导的最大问题就是相信别人。这是你最大的错误。信人则制于人《韩非子备同》。一旦相信别人你就会被别人控制。韩非说：那些诸侯那些国君，他的老婆孩子有很多是想谋杀他们的，为什么想谋杀？因为当时的制度是世袭制。世袭制的本来规矩是立嫡以长，就是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是当然的接班人。按规矩是这样，但到了战国这个时候是礼坏乐崩呀，还有什么规矩，也就是这些君主想挑哪个儿子接班就挑哪个，挑来挑去的结果是什么？是这个大儿子是很没有希望，为什么大儿子没有希望？因为大儿子是君主的第一个妻子，就是正妻生的。韩非说：人之常情是什么？是男子过了50岁还很好色，而女子过了30色衰，就看不得了，那当然是说她那个时代，不是说现在，现在的人都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漂亮。因为那个古代的时候，条件不好负担也重结婚也早生育也早，一个女人30岁就没魅力了，而一个国君呢？他是要多少岁的就能找到多少岁的，不断的有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然后还要不断的生孩子。最后他因为喜欢年轻漂亮的，就会附带着喜欢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生的孩子，很可能就会把他原来的太子废掉，这时长子和长子的母亲就会有危机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提前接班，怎样才能提前接班？在世袭制度下只有国君死了才能接班，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干了，干掉很方便，因为妻子老婆孩子要谋杀一个人是太方便不过了。韩非说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下毒再一个是找根绳子把他勒死。他说这些手段都可以用上很方便，讲完这点后他说：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矣《韩非子备同》。老婆孩子是你最亲的人啊，这样的人都不能相信还有谁可以相信。所以我说韩非这个话真是直面惨淡人生，他把儒家的墨家的道家的，披在人际关系上那一层脉脉温情的面纱毫不留情的撕了下来，露出了人性当中丑陋的丑恶的，血淋淋的那一面，这就不仅是冷静也不仅是冷峻，而且是冷酷了，最让人受不了的还不是韩非的结论而是韩非的态度，他在说这些话时不动声色，看的我们惊心动魄，而且我们会感到在他这些话面前，儒家的温柔，墨家的执著，庄子的浪漫全部失去分量。韩非这样说对吗？应该说不完全对，因为就在最近，我们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已经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人与人之间是有爱心的，全国人民都表现出了爱心，我们用自己的爱证明了韩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但我们也得承认它在某些时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我们更要关心的是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为什么要把人性看如此之坏，他的思想有什么来源吗？下次节目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四部分儒法之争5人性是个问题

【前言】上讲易中天教授为我们总结了法家思想的精髓，即“横行霸道”“两面三刀”，法家思想的出现与儒墨道三家有着或近或远的关系，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都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一位儒家老师为何会教出两位法家学生呢？法家思想的根源究竟在哪？，易中天教授将为我们从人性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正文】韩非的思想其实与儒墨道三家都有关联，因为韩非是先秦诸子最后一位，他的思想与前面的思想既有继承也有批评，那韩非的思想受了哪些影响？首先是老子的冷静，前面讲儒道之争时讲过老庄，老和庄其实是不同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老庄寡情庄子善感，读老子的书是冷冰冰的，韩非的书也是冷冰冰的。韩非和老子是诸子中最冷的，孟子和墨子是诸子当中最热的。前面也讲过了孟子和墨子的共同点就是行侠仗义，一腔热血，而老子和韩非的特点是冷眼旁观。热情的人他就想救世；冷峻的人他就想批评。所以老子和韩非都是冷眼旁观，有话说旁观者清，所以老子和韩非有时，我说是有时候比其它诸子看问题要深刻透彻，就因为他们冷，韩非与墨子也有关联，韩非继承的是老子的冷峻墨子的功利，韩非和墨子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功利主义者，是讲功利讲利的，不过他们讲的利不同，墨子是讲天下之利韩非是讲君王之利，但都讲利。所以在诸子中倒是韩非在某种程度表现出对墨家的同情，比方有人说墨子的文章怎么一点文采都没有，先秦诸子中最没文采或说语言最素朴的就是墨子，韩非就替他辩护了，讲两个故事，一个叫秦伯嫁女一个叫郑人买珠，他说秦国国君把女儿嫁给晋国公子，秦国和晋国是长期通婚的，所以现在还把婚姻叫秦晋之好，秦国国君把把女儿嫁给晋国公子，搞了一堆丫环陪嫁，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一个比一个穿的漂亮，嫁出去后这个晋国公子喜欢丫环不喜欢公主。韩非说这就叫不会嫁女儿。还有楚国一个人卖珍珠，他给这个珍珠弄了个非常漂亮的包装盒，漂亮的不得了，卖给郑国人，结果郑国人一看，这盒子太漂亮了，珍珠还给你吧，盒子我要了，买椟还珠就从这来的。这叫会卖盒子不会卖珍珠，过度包装是不好的。韩非说墨子的文章为什么那么朴素呢？就因为怕人家看了他的文章觉得很有文采，只顾欣赏文采而忘了思想内容。所以墨子是故意不要文采，因为内容和形式在韩非看来，内容是有用的形式是没用的；既然我是实用主义者当然要重视这个有用的部分，那就是内容。为不妨碍内容我宁可牺牲形式。很显然韩非这是以功利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在韩非那里内容和形式是矛盾的，而在儒家那里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有人问孔子的学生子贡：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论语颜渊第十二》。一个君子呀他有高尚品德高贵品质，你把这个高贵和高尚直接表现出来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讲礼仪？为什么要讲言谈举止？为什么要修饰自己，要讲文采，要衣冠楚楚，要彬彬有礼，要举止得体，要这些东西呢？子贡说？哎呀，先生你怎么这样谈君子啊，驷马难追呀，你这话说出去了是收不回来的呀。子贡说：质犹文也，文犹质也，虎豹之鞟(扩)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第十二》。什么意思，老虎，豹子和羊，狗区别在哪？都有皮吧也都有毛吧，但虎豹的毛是有花纹的，狗和羊的毛是没花纹的，如果你把虎皮豹皮，狗皮羊皮拿过来把毛都去掉，还有区别吗？没了，君子就像虎豹小人就像犬羊，君子如果没有自己的修饰没有自己的文采，那和小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这是儒家的观点。韩非说内容和形式是矛盾的，内容和形式就像烧红的煤炭和冰，叫做：冰炭不同器而久《韩非子显学》。一个火红的煤炭和一块冰能放在一个盒子里长期共存吗？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冬天和夏天能在同一时间到来吗？不可能，所以内容和形式是矛盾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讨论是非。儒法两家在这个问题上谁是谁非我相信大家自己能判断。要问是韩非为什么要讲这个，是为了“反对儒家”，反对儒家维护的礼乐制度。韩非说什么呢？说礼乐就是形式，什么是内容呢？人性人情人心，韩非说：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韩非子解老》。礼乐是什么？礼乐是人性人情人心的装饰，就像这个杯子，上面画些花纹它是装饰，杯子是质，上面的花纹是文。那一个东西为什么要装饰呢？韩非说因为这个东西不好，他说：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韩非子解老》。前面讲过和氏璧，一块美玉，这样一块美玉上面要画花纹吗？需要吗？不需要。一颗非常好的珍珠上面还要再加东西吗？不需要。所以一个最美好的东西它是不要装饰的。比方说一个青春少女豆蔻年华，脸蛋自来红嘴唇也自来红，需要涂脂抹粉需要化妆吗？不需要啊。七老八十了都是褶子得赶快涂点，生猛海鲜要加佐料吗？那活蹦乱跳的虾我是不蘸酱油醋直接吃的，不新鲜的有点味了，辣子呀酱呀葱姜蒜呀加进去炒，把那个味盖盖，所以但凡需要装饰的就说明这个东西的本质不好。现在我们的人性人情人心需要用礼乐来装饰，说明人性人情人心不好了，以此韩非得出一个结论，儒家越是维护礼乐制度，越是认为礼乐制度不能少，越证明人性是恶的，这是搬起儒家的石头砸儒家的脚。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这个逻辑是韩非的，说内容和形式势不两立，这是韩非的逻辑，儒家没这个逻辑，儒家是统一的。正因为君子高贵所以它有文采，这是儒家的观点，所以儒家说越是需要礼乐越证明人性是美好的，针锋相对，我们也不做裁判，而要问是韩非这个逻辑虽然是自己的，但这个思想却恰恰是受了一位儒家大师的影响。就是荀子，韩非是荀子的学生，荀子名况也叫荀卿，也叫孙卿，是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他两个重要学生一个韩非一个李斯都是法家。这就怪了，一个儒家大师怎么教出两个法家学生，这是为什么？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人，和前面两个儒家大师孔子和孟子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对人性问题的回答，【画外音】荀子学问博大，曾担任过当时文化中心齐国“稷下学宫”的长官，荀子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入选中学课本的劝学篇就出自《荀子》一书，作为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荀子培养出了韩非和李斯两位法家大师，易中天教授认为，这是根源于荀子对人性问题的探讨，那人性究竟是什么？儒家人性观点是什么样呢？【正文】孔子是不谈人性的，孟子呢不想谈但是谈了，为什么谈呢？应战。自从孔子提出仁这个概念后就有了个问题，我们要提倡仁爱有没有人性作基础呢，如果没这个，仁爱就不能成立了。这时有人出来挑战了，叫告子。告子什么人不清楚。据史料记载推测他比墨子小比孟子大。因为墨子的书里有他，他和孟子又有个辩论。告子是主张谈人性的而且主张谈人的天性。告子的说法叫生之谓性，就是天生的就叫做性。孟子就说，你说天生的就叫性，那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孟子*告子》。是不是白就是白呢？告子说正是。孟子说好，白的就是白，那羽毛的白和雪花的白，雪花的白和白玉的白是一样吗？告子说正是。孟子说好，那这样子狗性就是牛性，牛性就是人性，不都叫性吗？孟子这话什么意思？两层意思。第一，你不要抽象谈人性正如你不要抽象地谈白。真正拿来看，羽毛的白和雪花的白是一样的白吗？会看的知道是不一样的；那白雪的白和白玉的白是一样的白吗？会看的也知道是不一样的。抽象地谈白没有什么意思。第二，你不要谈人的动物性，你谈人的动物性，人性和狗性没有区别，狗性和牛性没有区别，牛性和猪性没有区别，那最后我们是猪狗不如吗，不能这样谈。但人性这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不解决人性问题道德就没有基础，所以孟子还得谈。怎么谈？还是跟告子辩论。告子说：人的天性就像杞柳，杞柳是一种红皮柳，枝条可以拿来编筐。他说你的仁义就像是桮棬(音杯圈)，这个地方学术界有争论不去管它，姑且把它说成是一个器皿，他说你把这个柳条

拿来做一个桮棬，做一个器皿就是扭曲，所以仁义是扭曲的不能要。孟子说不对，如果你顺着这个杞柳的天性来做桮棬那就不是扭曲，比方说杞柳它本来就是弯圈的，你再把它做个弯圈那不算扭曲，如编筐，所以人性当中如果有仁义的基础，那仁义就不是对人性的扭曲。那问题是我们人性中有道德基础吗？有还是没有，告子说没有，告子说人性就像水一样，一会往东流一会往西流，哪有什么规律呀？爱往哪留就往哪流。所以人性无分善恶就像水流无分东西一样，孟子说是呀，水流出去确实没有一定向东或一定向西，但没有上下吗？所有的水都往下流呀，没有往上流的。同样人性也是这样的，所有的人性都是向善的，没有向恶的啊。孟子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才是规律呀。这样一讲就有问题了，既然人性是向善的哪为什么会有恶呢？孟子说这是条件和环境造成的，就好比水，水是一定往下流的，但水有没有上山的，也有呀，你可以引水上山呐，你把水堵起来它不就往上了吗？人性是向善的但你如果逼着他去做坏事他也会做。但就他的本性而言是向善的。所以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人性是向善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可以为善，乃所谓善矣《孟子*告子》。就是人是可以为善的。这个观点在学术界以前一直被称之为人性本善，很多人都讲这就证明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也有一部分学者不赞成，认为孟子的观点应叫人性向善，我赞成后一种观点。我认为孟子的观点是人性向善，是可能性，就像水可能往下流一样，人也可能向善，可以为善，是可以的，哪为什么可以呢？孟子说因为人有四种天性，叫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所以仁义礼智是每个人都有的，是人的社会性。只要是一个社会性的人他就一定会有这四种社会性，可以说是社会性的本能。所以仁义礼智是每个人都固有的不是外部强加的。只不过我们经常不注意。孟子的话是夫思而已。我们没想人本身其实是很善良的，一旦有机会这些善良就会表现出来。比方说这次的抗震救灾，我们人性中的善全部都表现出来了，我们不忍心看见我们的灾民在那受苦受难，这就是恻隐之心。是人人都有的。这是孟子的观点，人性向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解决了仁义道德的人性基础。一个道德没有人性作基础是站不住脚的。那现在孟子提出这个后，它就有了一个基础了，但同时留下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呢？你说是人就有，没有就不是人，那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你又不承认什么天性，哪它从哪来的，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空白，一个漏洞就只能由荀子来回答了。【画外音】对于人性善恶之辩历来争论颇多，中国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开篇首句便是“人之初，性本善”这被后世很多人认为是儒家“性善论”的总结，但易中天教授认为孟子的本意其实是人性向善，这与人性本善是有根本区别的，在中国的传统认识中也有一种看法是认为荀子是主张“性恶”的，那究竟荀子是否主张“性恶论”，如果不是，荀子对人性的看法又会是什么样？【正文】荀子的办法是把人性一分为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性一部分叫做伪。要讲清楚，荀子的伪不是伪装，不是虚伪的伪。是人为，你看这个字是一个人一个为，人为的就叫做伪，天生的就叫做性。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就是人作为动物他也有的东西，就叫做性。伪呢，是人的社会属性，就是人作为人才有的那些东西，然后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就是人的那个天生的作为动物也有的，那个自然的属性是恶的。那为什么人会善呢？是因为有后天的改造，就是伪，这个叫做性伪之别。荀子认为你必须把人性这么一分为二。那荀子这句话又是引起误解的，很多人就看到人之性恶马上说，荀子主张人性本恶，错。荀子讲的很清楚，你要区别性，伪啊。性只是人性当中的一部分，何以见得，这要去看荀子的《王制》篇。荀子把世界上的存在物分成四个等级，最低的一等叫水火，今天是说法就是无机物；高一等的叫草木，今天话说就是植物了；再高一等的叫动物，荀子的话叫禽兽；最高一级是人。荀子说水火的特点是什么呢？有气而无声，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无机物有物质无声音；植物的特点是什么呢？叫做草木有声而无知，有生命而没有感知，没有心理；禽兽的特点是什么呢？有知而无义，就是动物有感知有心理，没有道德；人是有气、有生、有知、有义。有物质有气，有生命有生，有感知有知，有道德有义。他说只有人是有物质，有生命，有感知，有道德，因此人最为天下贵，是世界上最高贵的。高贵在哪？道德。很显然如果道德不是人性的组成部分，那人就不是人了。所以荀子怎么会认为人性本恶？在荀子那里真正体现人性的应该是道德呀，而且荀子还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他说人何以为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原话是：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荀子*非相》。他说人与动物的区别难道因为仅仅就是他双腿直立，身上不长毛吗？它是反问句。回答很简单，不是嘛。是什么呢？道德嘛。所以荀子非常了不起，荀子是先秦诸子当中最有科学头脑的，他这个判断可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区分开生物学意义上人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把人科动物和人区分开来。人科动物的特点二足无毛，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有情有义。他怎么会认为是人性本恶呢？所以荀子的观点只能叫人性有恶。因为它的人性是两部分组成，其中的社会性这部分是善的，这叫伪，自然性的那部分叫性，那是恶。我认为这才是荀子观点的准确表述。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区分人性意义何在，意义就在为礼乐找到依据。儒家的学说它的核心范畴就是四个字：仁义礼乐。孔子仁义礼乐都讲，孔子之后，孟子荀子各讲一半。孟子着重讲仁义，荀子着重讲礼乐；孟子要为仁义找基础，他就主张人性向善，人性本身就是向善的，所以他就仁义嘛，荀子要为礼乐找根据，他就要讲人性有恶。那大家就会问了，为什么人性有恶就要礼乐，荀子是这样讲的：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荀子*性恶》。就是说人为什么要有礼乐，为什么要有道德，是因为他的天性，他的自然属性，他的动物性是恶的，如果不用社会性去改造他，人就会变成动物。那我们就问了，变成动物又怎么样呢？荀子说，人要是变成动物你就活不下去了。为什么活不下去，因为我们人的动物性的生存伦理是低于动物的。他说你力不如牛，人的力气有牛大吗？走不若马，你有马跑的快吗？我们还可以推论呀，你有鹰看得远吗？你有鸟飞得高吗？你有鱼下得了水吗？你有海豚游得快吗？要讲生存能力我们连兔子老鼠都不如，你跑不过它，它们遇到灾难还躲起来。人有什么呢？人唯一能的就是能够组成社会。荀子的话叫做人能群，能结成一个群体结成一个社会，所以牛呀马呀都为人所用，那人靠什么结成社会呢？第一靠分，就是把身份弄清楚，这就是秩序；第二靠义。这就是道德，大家都讲道德；第三是礼，因为直接表现道德，维持秩序的就是礼；第四是乐，我们有了一个等级社会，有了一个秩序以后，大家还要心情舒畅呀，这就靠乐。所以礼乐是帮助人们组成社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叫伪，而无伪则信不能自美，没有这样一个后天的改造，人不可能变好，不可能变道德，所以非有礼乐不可，而且荀子还告诉我们，由于人的自然属性是恶的，所以人不能自己改造自己，改造不了，谁来改造呢？圣人。如果有了后天的改造，有了礼有了乐有了仁有了义，我们就能由一个本来很不好的，像动物一样的那么一个存在物，变成一个优秀的，全世界天底下最高贵的物种――人。结果是什么呢？“涂之人可以为禹”什么叫“涂之人”，就是普通人，路上随便抓一个人，只要你仁义礼乐，你也可以变得向大禹一样，这个就和孟子的观点一样了。孟子的说法是，人皆可为尧舜，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从孟子这里化过来的，都可以变成最优秀的人，因为我们能够改造自己。这就是荀子的观点或说是荀子的思想。现在的问题是这和韩非有什么关系，韩非又是怎样把荀子的这个说法变成了他的说法呢？下集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