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恒晋文之事章原文:日本战后是如何实行“女子床上作战”和扫黄打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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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慰安妇问题是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妇女造成的一大悲剧，这源于哪里呢？这源与日本社会泛滥的卖春现象。

    如何对待扫黄打击卖春？战后不仅是日本的社会问题，也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各种对策。

      布洛在《妇女和卖淫》一书中将其概括为3种：①使卖淫完全非法化，即国家采取一切手段，为杜绝卖淫而反复开展法制运动。②由于“浪漫”的爱情和“勾引”在界定、鉴别上的困难，以及法律原则有可能遭到践踏，权利遭到滥用，非法化难以施行。③在认识到难以使卖淫非法化的前提下，为了防止性病蔓延，应使卖淫合法化并予以管理。

    但他同时又指出：“很难断言对一切形式的卖淫均严加非难的社会，比对卖淫采取一种宽容态度的社会更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确实，中国也没有“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究其原因，大概正应了一句古训：“温饱思淫欲”。

在日本历史上，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它对我们了解娼妓在日本的发展及其“独特”功能，了解日本人的独特功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炸弹摧残下，几乎已成一片荒野的东京市中心，侥幸遗存下来的国会议事堂未免显得十分孤独。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它后面的永田町首相官邸的一间密室里，正举行极其重要的内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首相东久迩稔彦，国务相近卫文麿，外相兼大东亚相重光葵等内阁要员。他们正在听取刚从马尼拉赶回来的陆军中将河边虎四郎关于盟军“终战处理”的各项要求的报告。塞了满满一皮包，每一个均须严格履行的要求，令与会者长吁短叹。

然而，就在这时，面色苍白的近卫文麿却提出了一个盟军方面未提出的要求：“为了使日本妇女免遭处于性饥渴状态的盟军士兵的蹂躏，必须紧急商讨一个对策。”于是，围绕这个问题，与会者立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虽然河边虎四郎乐观地提出：“他们的军规相当严格。据说，在冲绳，有的士兵因强奸妇女而被判了十年徒刑。而且，在欧洲登陆，去向不明的军人中，约有半数是因凌辱妇女而被就地处死的。”并在举了一些例子后认为：“或许，我们主动提出建立这种慰安设施，美军也不会接受。”但是，内阁会议最终还是采纳了近卫文麿的意见。于是，战后第一个由国家操持，为占领军服务的卖淫组织“国际亲善协会”（英文名称为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即“休闲娱乐协会”，略写为R. A. A）应运而生。

根据这一旨意，内务省警保局局长还立即通过无线电，向全国个警察署署长发出了如下的秘令——

各警察署署长须对以下营业进行积极指导并迅速充实设备。

记

         性的慰安设施·饮食设施·娱乐场所（咖啡馆、舞厅等）。营业所必须的女子，首先以艺妓、公娼、女招待、陪酒女 、私自卖淫惯犯充实。

以上所述，就是战后日本内阁制定“女子床上作战”计划的基本过程，而制定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构筑保护四千万大和抚子（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女子）纯洁的防波堤”。

关于卖淫问题，历史学、性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女性学的专家已做了大量研究，并对“卖淫”的定义，大致取得了相同的意见：所谓“卖春”，应具有三项要素——①以金钱为目的。②乱交。③无真情实感。可是，日本以“防波堤”论为思想基础的“国家卖淫”却无法归入上述定义。由此可见日本“娼海”的一个特征。

实际上，近卫文麿并非始作俑者，日本的“娼海”并非第一次驶入美国军舰。在培理叩关，迫使日本人开国并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一八五八年，幕府立即着手的工作之一就是建造约50万平方公尺的花街柳巷——港崎游廓。且从破土动工至建成，仅花了一年时间。“横滨开港的最初工作，首先是从建造游廓开始的。”“这条花街柳巷，首先成为横滨开港的象征。”“女子床上作战”计划只不过是历史经过一轮循环后，又回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但是，美国人似乎不太“领情”。一九四六年一月，盟军占领日本不久，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即发布命令，指出：“日本公娼的存续有悖于民主理想，且有悖于全国国民的个人自由发达。”断然废除了日本历史悠久的公娼制度。这道命令使当时聚集于三一六五家妓院中约一O四OO个妓女“失业”。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了养家活口，只能徘徊街头，私自“营业”，成为日本娼妓史上著名的“伴伴女郎”。有些“伴伴女郎”在被捕受审时，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行为作了如下的辩护：“正因为我们筑起了牺牲的‘防波堤’，才使得良家女子免遭占领军官兵的蹂躏。”这是诡辩，但也是事实。

综观历史，日本的“娼海”同样洲远流长，其最原始的形态也兼有“巫女兼妓女”的两重性。如果说这种妓女尚不“正宗”，那至少在奈良时代初期的天平年间，即距今一二四O多年前，已经有了卖淫也卖笑的“游行女”。《万叶集》中就有关于她们的记述。

由于当时的“游行女”主要为显贵缙绅服务，因此数量有限。但是，时隔不久，随着“游女”、“白拍子”，以及专为庶民阶层服务的“傀儡女”等的出现，整个日本社会顿时呈现出柳暗花明的“性”气象。到了镰仓幕府时代，各种娼妓的名称全部统一为“游女”，并由官吏管理，尽管日本公娼制度和“倾城屋”的设立要到十六世纪初室町幕府时代。

江户幕府时代，“游廓”兴旺，游女如织。当时，江户（东京）的吉原、京都的岛原、大阪的新地、长崎的丸山等，均是闻名全国的游廓。

据《色道大镜》所记，江户时代初期，日本约有二十五所游廓。随后不久，即遍布全国。同时，“饭盛女”、“宿场女郎”、“出女”等私娼和散娼亦与日俱增。造成这种状况的，首先是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城乡贫富差距的拉大，性的商品化和享乐风潮的蔓延。

初代将军德川家康有鉴于此，所以在施政大纲《成宪百条》中即明确宣布：“设游廓虽非良策，但若加以严禁，则不义之大失将日显。”于是，随着“春潮逐浪”，“妓女文学”也迎来了黄金时代。从狎妓导读《令子洞房》到描写嫖客妓女云雨销魂，尔虞我诈的《客众肝照子》、《倾城卖四十八手》，从揭露游廓内幕的《通说离》到描写恋爱人情的《倾城女二筋道》，题材甚为广泛。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明治政府当权伊始，即颁布了“卖淫女取缔令”禁止私自卖淫，但对公娼，仍予以认可。一八七二年，明治政府为了显示正义人道，颁布了“娼妓解放令”。但是，被解放的娼妓因无所适从，以致投河自尽、去向不明、重操旧业、为人偏房等事件频发，酿成社会问题，迫使政府另立新规，收回成命，“娼妓解放令”遂成一纸空文。

而且，据史书记载，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维新元勋沉湎于“娼海”，“醉枕美人膝，醒悟天下权”。上行下效，富贾豪绅更是拈花惹草，狎妓成风。如此等等，社会怎不“娼盛”？

在麦克阿瑟下令“废娼”十年后，一九五六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卖春防止法”。但是“娼海”横流，已是防不胜防，“性”招迭出，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不仅“床上的艺妓”继续保留了历史传统，而且，一九八五年九月，新宿歌舞伎町创立了世界第一家“电话俱乐部”之后，这一“新生事物”即风靡全国，现今，日本“电话俱乐部”之多，已不可胜数。

一九九二年，桥爪大三郎和濑地山角分别发表了《卖春有何不是》及《面向更好的性的商品化》，使继续关于娼妓存废的争论再起波澜。但是，争论归争论，日本“娼海”横流，似乎已难以阻挡。

确实，在日本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既然政府可以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组织卖淫，那民众搞点“个体经营”又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