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岩森林支队:对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五个思考

对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五个思考

李华云

2007年5月13日

lihuayun87@yahoo.com.cn

(一)、计划经济弊端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似乎已经不是个问题，至少在许多学者、政界认识看来不是一个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但是笔者不这样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制度的重大转变，但是在中国并没有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进行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在理论上有补课的必要。市场经济只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条件之一，远不是充分条件。与不良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文化结合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很糟糕的国家。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生严重问题时，是改良市场经济，还是回到计划经济，将重新成为社会争论的问题，对此应有思想理论方面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影响决不仅仅限于经济运行体制，而且涉及所有制；不仅关乎经济制度，而且涉及政治制度。由于现代中国社会演进的特殊情况，这些影响尚没有充分表现和展开。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推动所有制方面的改革，推动政治改革，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计划经济就是把整个社会的全部生产活动（包括服务，下同）纳入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体系之中的社会制度。某种形式的经济计划，企业内的生产计划、政府的指导性计划甚至政府在某个阶段对个别领域实行指令性计划，那是任何经济体制、任何国度都可能有的，显然不是经典作家所说的计划经济，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计划经济”。

前苏联、东欧国家、新中国、朝鲜、古巴、越南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仅曾经作为这些国家摆脱落后状态的必由之路，而且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最合理唯一可以永存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制度。计划经济的设想在提出之时就曾经受到过严重置疑，但是计划经济的许多理论假设、前提，当时曾经很难被証伪，加之当时市场经济正一次次陷入严重的危机，因此计划经济增经被许许多多进步知识分子所信仰，通过这些知识分子又影响了亿万劳动群众。经过十几亿人半个世纪的实践，特别是经历了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社会大变动，我们终于可以冷静、理性地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了。

1． 计划经济不利于技术进步

纵贯人类历史，社会进步一直处于加速度状态。特别是近一、两个世纪，社会进步的加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科技进步的加速度正是社会进步加速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哪种社会制度最有利于科技进步，哪种社会制度就最有生命力、相对最合理。

理想化的计划经济要求对全部社会成员、社会组织的各种需求做出完整、精确地统计，要求对生产人员、场地、设备、原材料、动力、运输条件等做出精确、合理的配置，对产品进行最适当的分配。这当然很复杂。仅就计算、运筹来说，就是天文数字的联立方程。这还不是主要困难。由于运筹学、系统工程等学科的产生，特别是计算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使得复杂的统计、计算和运筹成为可能。

计划经济没法应对大量新技术的涌现。新技术由于其“新”，其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其出现具有不可预测性、随机性。能够完全预知的就不是新技术，最多是已有技术的应用。大量的新技术是意外获得的，不是事先计划的。也有许多新技术确实是有目标、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发出来的，但是人们只能知道科研的方向、基本的成果和大致的进程，并不能事先准确知道新技术研制成功的时刻和成熟的进程。科研成果的出现，有的比人们预期得早，有的比人们预期得晚。科学史、战争史上非常著名的“曼哈顿工程”是1940年代美国动员其庞大的科研、经济力量研制原子弹的科技工程。美国最高决策者和工程负责人并不能确定原子弹何时造出来，其基本信念只是力争美国在这方面赶在轴心国前面。

计划经济国家的领导人和宣传家们在“计划”、预测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方面犯下的错误数不胜数，成为历史的笑柄。就是市场经济国家人士试图“计划”新技术也一样栽跟头。1970年代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宣称美国要在十年内攻克癌症。类似预言科技成果何时出现的笑柄过去和现在都不少，今后还会有。但是一个有科学素养的人，一个严肃认真的人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新技术不能准确预知，当然在其产生之前以致成熟之前都很难将其应用放在经济计划之中。新技术出现了甚或成熟了，不能马上投入应用，要等到下一轮计划制订时再考虑其应用。对于不期而至的纯粹减少消耗的新技术有可能会较快加以应用，对于可造出更好产品或产出会成倍增加，但是需要追加物质投入的新技术则难以尽快应用，因为后者会打乱既定的计划。计划当然可以调整，但是如果计划经济的范围很大，新技术的涌现又很多，计划就得天天调整。而天天调整的计划是没法执行的。

最近这半个多世纪，由于人类知识从量的累积发生了质的飞跃，由于科技知识的大范围普及，使得研发和创新成为大众化的、经常性的活动，新技术每时每刻都在大量涌现，这就使得技术进步与计划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前面讲的是狭义的新技术，广义的新技术还应包括生产、科研、运输、服务等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的创新。组织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要求，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不亚于技术创新。而计划经济对组织创新的阻遏比对狭义技术进步的阻遏更甚。

不论生物还是社会，系统越庞大、越复杂，越需要子系统在符合大系统总体要求的前提下具有自主反应、自我适应能力和相互协调能力。越符合上述原则的系统，越进化得快，越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越有生命力。反之就会在进化之路上落伍，在变化的环境中显得不适应，最终被淘汰。

人类社会是一个超大系统。无数子系统的经常性演进构成了这个大系统进化的基础。任何组织创新都不仅会改变所在子系统的结构，而且会对相关子系统提出改变甚至变革的要求。如果各子系统没有对变革的自适应能力（权限和资源），就只能求助于整个社会系统的指挥中枢做出决定和协调，这必然大大延缓变革的速度。而中枢机构面对成千上万的子系统不断提出的、可能是互相矛盾的变革要求，往往很难决断。为维持系统稳定必然要抑制变革，允许变革必然使系统陷入混乱。人类社会的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一样呈现明显的加速度状态，计划经济与社会进步的矛盾也就日甚一日。

只讲计划经济对技术进步的桎梏不讲市场经济对技术进步的羁绊是不全面的。典作经家和许多社会有识之士都在著述中多次愤怒地指出资本家为了避免竞争实行技术封锁、把持专利不售与他人使用许可；为了避免自己的既有设备、工艺被淘汰，不仅不允许他人实施自己也不实施新技术。这在当时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经典作家没有想到的是，市场经济在他们身后会在相当程度上克服这方面的弊端。二十世纪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颁行了越来越严密的反垄断法。只要竞争是比较充分的，新技术的推广使用就是不可阻挡、无法延缓的。谁固守落后技术，谁就会被淘汰，实施新技术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专利、技术秘密保护方面的国家立法和国际条约至今也有不少缺陷，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在实质上不够公平，有待继续改进。但是完全不顾社会利益，一味保护技术所有者利益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了，为了社会利益，对于自己不实施或不以适当规模、速度实施专利的，又不以适当价格允许他人实施的，国家得强制专利权人许可他人实施或宣布专利提前失效。这使得技术封锁难以长久。

时至今日，即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仍然存在着许多阻碍技术进步的制度性因素，还需要改进、变革。然而从总体上看，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对技术进步的宽容度要大，阻碍要小，比较而言更有利于技术进步。

由于多种原因，前苏联、新中国都在中前期取得了许多科技成果，在科技进步方面甚至比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还快，但是越往后科技进步越慢。新技术涌现少，推广应用尤其差；技术上多年一贯制，经济组织僵化，跟不上世界进步潮流；从外部引进的技术很少改良，反复引进，还是落在别人后面。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实，也是改革发动的起因之一。

2． 计划经济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多样性需求。

人与其他动物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人即是高度社会化的又是非常个性化的。需求个性化、多样化是人的内在要求，而且人的需求又经常处于变化、演进之中。计划经济对于整齐划一的需求、一成不变的需求容易满足，对于多样性的、不断变化的需求无法满足。如果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心甘情愿如同士兵或囚犯一样，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甚或如同家禽、家畜一般吃同样的饲料，住同样的棚舍，那么计划经济将多一分存在的理由。如果一种制度是建立在社会成员需求整齐划一的基础上，就不能说它是人道的、理性的，它就没有长期存在的理由。当然在物质极度匮乏，面临冻、饿威胁的情况下，人的个性化、多样性需求会被抑制和忽略，不论是衣食还是住行，都可以接受整齐划一的安排。一旦脱离了生死边缘，绝大多数人就不仅会有改善衣食住行质量的需求，而且对食物口味、衣着款式以及其他生活条件产生个人偏好。

社会成员千千万万，需求涉及方方面面，又千差万别，计划中枢如何统计、安排其所需产品的生产？有人会说，有了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和通信系统，起码从理论上说是可以满足社会成员个性化需求的。问题在于人的需求本身是变化的，人对自己的需求也是难以完全预知的。他人的新消费品会对自己的偏好产生影响，新技术带来的新产品会刺激人产生新的消费欲望，人的心理状态、情趣的变化也会使人的消费要求有所改变。“计划赶不上变化”必然是一种常态。

物质财富的生产有行业之分、上下游之分。一般来说重工业、上游产业，例如冶金、矿物开采、基础化工、原材料生产等，产品品种少、批量大，在这些领域，计划经济较之市场经济缺陷不明显甚至不存在。然而在下游产业特别是最终消费品产业，计划经济的弊端就非常明显了。社会生产要正常运转下去当然需要各种产业，但是其根本目的还是满足社会成员的最终需求。

市场经济也很难完全满足社会成员的不断变化的多样性的需求。但是市场经济的生产主体是高度多元化的，决策是高度分散的，它对不同的、变化着的需求的响应速度比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迅速得多，有效得多。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由于底子太薄，人均资源过少，又枉搞了多次社会运动，物质产品从来没有丰富过。前苏联资源丰富，政治运动基本没有对生产造成大的干扰，到了中后期物质产品总量还比较丰富。但是前苏联的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多年一贯制，缺乏改进和创新，品种、样式、花色少得可怜，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商品琳琅满目形成鲜明对照。越是到后期，越是在和平年代，差距越大。不要小看在产品多样化方面的差距，这成为计划经济被抛弃的重要原因之一。先是可以接触到西方的前苏东国家外交官、高层人士对计划经济的怀疑，继而越来越多的群众知道了真相，整个社会对计划经济的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

3．计划经济消灭竞争也就消灭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

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彻底否定竞争的积极意义。在实践上，各计划经济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修正，有的搞“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有的实行其他激励机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竞争是不存在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发现的生物界基本法则。这一法则也一直支配着人类社会。争夺生存空间的竞争在人与其他动物之间普遍存在，在人类不同家族、部落、种族、民族、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竞争造成的压力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同时竞争又是残酷的、血腥的。在近代市场经济社会，不仅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的生存竞争极其残酷，和平时期的经济竞争－提高产量的竞争、扩大市场的竞争、压低工资水平提高利润率的竞争，企业兼并的竞争－也是激烈的、往往是你死我活的。十八、十九世纪的市场经济大大强化了竞争，一方面造成大多数人越来越贫困，一方面使得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有鉴于此，计划经济不仅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且消除竞争－从根本上消除上述社会弊端。

问题是，消除了竞争，个人与经济组织努力工作（包括学习和创造）的压力和动力一同被消除了，社会如何进步？这个重大疑问在计划经济理论创立的十九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在思想界被严肃认真地提出来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人类将成为真正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人们将自觉地、更有成效地工作，社会进步将更快，而且快得多的多。这个设想和预期基于人类天性的改变，很难证实或証伪，因此赞成和反对的人总是各执一词，谁也无法说法谁。这个问题只能留待社会实践来回答。

计划经济建立初期的社会实践，似乎在证明经典作家关于在无竞争状态下人们将更加自觉劳动的预言－计划经济国家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更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国家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以致任何宣传工具都难以否认。在计划经济国家，在劳动者层面，“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是普遍现象；在企业层面，安于现状，不求进步，几十年一贯制甚至每况愈下。为了改变上述状况，计划经济国家尝试了多种办法，不同主张的派别之间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有的偏重精神因素，注重教育或政治运动，有的偏重物质刺激、物质奖励；有的主张采取高压政策、高指标，以从上到下的压力促使人们努力工作，有的主张更多依靠自觉和荣誉感，计划指标应宽松，使各级经济组织都易于超额完成计划。但是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虽然在局部地区、少数企业、个别时段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谁也无法扭转劳动热情普遍下降这一大趋势。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曾有许许多多忘我劳动、无私奉献的人。但是人们最终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人在总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但是少数人的忘我劳动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低效率。就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没有切身的利益－首先是物质利益其次是安全感、荣誉、社会地位等等，没有生存压力，没有竞争，个人和组织的积极性是比较低的，而且互相影响，有越来越低的趋势。一个社会不能促使大多数人努力工作，它必然是没有效率的。

其实在计划经济国家，越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官员越是明白，让全体或多数人自觉劳动多么不可能。他们总是倾向于多搞一些“物质刺激”，又总是受到“纯洁的”理论家们的批判，被指责为搞“修正主义”，早晚会复辟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初期，“打破大锅饭”、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成为流行口号。到了改革中期，人们普遍认识到，只在个人层面承认物质利益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企业层面承认竞争原则，承认优胜劣汰是必须的。

如今经济改革派主流人士，一般都宣称在计划经济的初级阶段，物质财富不够丰富，人的本性尚无法改变，因此要先借助于市场经济尽快发展生产力。到生产力充分发展的阶段，就可以完全或主要依靠人的自觉劳动了。当然其中多数人在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认真的，主要是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即便如此，对这种说法还是有必要做一点分析。这涉及到计划经济的另一个基本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4. “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缺乏科学性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经典描述。这个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把历代人类知识精英对大同世界的憧憬理论化了。它不仅高度概括而且通俗易懂，在很长时间成了现代知识精英和劳苦大众的奋斗旗帜。 

在经典作家时代就有许多思想家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或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否尽其所能为社会劳动提出质疑，对于社会物质产品能否丰富到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所有要求提出置疑，对于各取所需会造成的浪费表示担心。

经典作家的解释是：私有制（主要指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同）是私有观念的基础。私有制被消灭了，私有观念当然就消失了，人人都会自觉劳动、努力劳动，人人都会珍惜社会物质财富。况且，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取之不尽，人就没有必要超出自己当前合理需要去占有。

“各尽所能”涉及到人的本性问题，是个难以证实或証伪的命题，已如上节所说，过往的计划经济实践证明无法实现。私有制被消灭的同时私有观念随之消失的论断现在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具有现实性、可能性。现在让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下“各取所需”有无实现的可能性。

人类能否各取所需与人类的需求是否有极限和物质财富是否会充分涌流都有关系。

综观人类历史，人的欲望是不断增长的，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总是超出所处时代能够生产的物质财富。随着社会进步的加速，财富增加的速度超出前人想象不知多少倍。但是社会财富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主观需求的距离与其说没有缩小不如说更加扩大了。社会财富不要说满足全人类的需求，就是满足发达国家居民的需求也差的太远。现今世界上只有少数人可以经常到风光秀丽的地方旅游度假，极个别人可以到太空观光。能够设想凡是想去太空旅游的人都给以满足吗？又凭什么说太空旅游是浪费的、奢侈的、不道德的？况且如果某个时代真能让全体有太空游欲望的人都得到满足的话，那个时代又会有新的令人向往的需要更多物质支撑的消费方式，还是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人的欲望、需求的增长是人类进化的重要动因。如果人类的欲望可以全部满足、需求的增长可以终止，那不是发生在今天或明天，恐怕在远古时期就发生了，那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了。

相当长的时期人类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只受限于技术手段。当今人们的普遍认识是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承载力也是有限的，人类不能无限制地增加物质生产和消费。当然今天和以后的人类可以极大地扩展非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享受，但是非物质财富最终是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

各取所需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成员的需求必然受到某种方式的约束。合理的社会目标只能是，在资源、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创造物质财富，对财富的分配尽可能公平－包括侠义的公平和广义的公平。

5．计划经济的其他可能的弊端

计划经济还可能导致一些其他弊端，这虽然至今尚未从理论上完全证明，但是实际生活却向我们做了一些昭示。

1） 计划经济容易导向集权体制

集权制是所有国家经历过的，曾经是历史的必然。今天它已经成为落后的、为文明社会所鄙弃的东西。早期经典作家是集权制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但是他们不赞成以民主制代替集权制，他们寻求更彻底的方法，他们认为应该使政治、政党、国家统统消失，他们没有论证过在国家的消亡过程中，计划经济必须与集权体制相伴。中后期的经典作家主张在从新型国家到国家消亡的过渡时期实行一党制、领袖制。实践上，曾经的和现存的计划经济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集权体制。这恐怕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一定必然性。

集权制的历史比计划经济长得多，但是两者的结合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为世人共睹，不必赘述了。

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向民主制。即便在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多数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仍然是集权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市场经济国家毕竟产生了民主制，几乎所有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是民主制国家。而在任何计划经济国家都没有产生过民主制。市场经济可能导向民主制，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可以互相兼容、互相促进；计划经济则与民主制较难兼容。

2） 计划经济不利于国际分工与合作，更没有消灭战争

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技术、文化交流构成近现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然而在计划经济下，在一个国家内，生产单位之间都缺乏自主的、直接的联系，跨国的直接联系几乎不可能。计划经济国家之间也有贸易往来，但主要限于大宗货物的交换。这就大大制约了交换、交流的规模和深度。前苏联凭借其强势地位在东欧计划经济国家之间搞“经互会”，维持一定程度的国际分工与交换，但是造成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搞不下去。

战争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罄竹难书。建立没有战争的社会是许多人类智者的梦想。人们曾经认为计划经济国家之间信仰一致，不会有矛盾，更不会发生战争。但事与愿违。前苏联、中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期短暂，激烈争端期更长，还曾发生严重边境冲突，几乎酿成战争。计划经济大国与小国之间也不安宁。苏维埃俄国对周边小国实行吞并形成前苏联；前苏联对弱小的东欧国家控制、压迫，有时还动武；中国与越南曾经共同对抗美国，但是对美战事结束才几年，中越之间就发生了战争。

3） 计划经济体制下容易导致政治运动与迫害

在前苏联历史上多次掀起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不仅严厉镇压反对其政治体制的人，而且体制内派别争斗也不断，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严酷迫害。这段历史真相的逐步揭露击碎了许许多多进步人士对计划经济新社会的信仰。新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在政治运动的广度、深度、频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前苏联，不仅对相当多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造成严重伤害，而且直接对经济建设造成巨大破坏。

计划经济由于既不能使经济快速发展又违反人追求个性化、多样化生活的天性，必然不断遭到置疑。计划经济确定了一个既定的社会模式和发展方向，堵塞其他人类社会进化之路，必然遭到许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的怀疑和反对。消除异端的方法只能是高压手段和政治运动。

二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

笔者以为分阶段考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历史上的表现，客观分析多种因素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探讨不同制度的演进路径和可能的发展方向将是有益的。为了把后面的论述简化一些，首先阐述一下关于社会发展因果关系的观点。

1．关于社会发展因果关系的几个基本观点

1）笔者与同时代的多数国人一样，曾经长期受“一元论”历史观的教育。但是经过很长时间对历史及现实的思考，不能不说一元论历史观是不符合事实的，“多因论”更接近历史真实。在社会发展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民族特质、自然条件、国际环境等等。有的时期这个因素起得作用大些，有的时期那个因素起得作用大些。任何因素，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不起决定作用。

2）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哪种制度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公允地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各有优缺点，只是市场经济的优点更多一些。在其他因素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更符合人的自然本性，更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欢迎。在其他因素大幅度向计划经济倾斜时，计划经济可以表现得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更能满足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

3）各种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本身也处于演进之中。计划经济自身的演进空间小，方向也不大对，难以自我完善。市场经济自身演进空间大，方向多元化，自我完善的几率高。

4）社会因素之间是互相影响的，既可能是制约也可能是促进。计划经济一般导致政治上的集权和文化上的封闭，进一步降低计划经济的效率。市场经济有较多的可能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相容，使得市场经济更有效率，更加文明、人道。

2．分阶段的历史考察

本文所说的“阶段”不是公认的历史阶段，也不是哪位知名学者所说的阶段，只是笔者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而划分的时期。市场经济具有漫长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今后它还会经历无数发展阶段。笔者在本文的阶段划分方法只是为了便于比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第一阶段：从十九世纪中至二十世纪初，是计划经济思想产生、传播时期。在此期间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既蓬勃发展又危机迭起。如同经典作家所说，那个时期的市场经济在一个世纪创造的财富比以前所有世纪还多，科学、文化也空前繁荣，人文精神和政治制度也有明显进步。但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贫富差别巨大，阶级矛盾尖锐，正义、公正缺失，弱肉强食，战乱频仍。仅就经济而言，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造成生产下降，社会财富毁损，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正是严酷的社会现实催生了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思潮。

第二阶段：从1920年代至1950年代前期，是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时期。在此时期市场经济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计划经济国家－前苏联快速发展。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上从自由竞争走向寡头垄断，周期性经济危机发生得更频繁、更猛烈。1929年－1932年间发生了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生产下降50％以上，经济倒退几十年。一面是堆积如山的物质财富被人为销毁，一面是饿孚遍野。社会矛盾激化，战争成为国家出路，民主政治体制发生逆转，法西斯独裁专制在一些国家上台。

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前苏联建立起来并取得了很大成就。经济蓬勃发展，奠定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基础，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这一巨大的反差不仅坚定了前苏联领坚持计划经济的信念，而且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落后国家，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群众，把前苏联看作人类的希望。无数仁人志士不仅为在本国建立计划经济制度奋斗，还怀着全人类事业得高尚情操，在某种程度上牺牲本民族利益，帮助前苏联和新兴计划经济国家。

第三阶段：从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前期，是计划经济国家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展开全面竞赛的时期。两大阵营之间一方面进行旷日持久的冷战，间或假手小国进行局部性热战；一方面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计划经济国家在经济、科学、文化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总体上处于下风，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实力上、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尽管计划经济国家有着对新闻、舆论的强大控制力，可以在一定时期掩盖真相，但是真相的掩盖无法长久。计划经济国家内广大群众，特别是知道真相比较多、独立思考能力比较强的知识分子，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领导阶层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进行种种改良计划经济的尝试。有的改良试图弱化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多被正统派斥为“修正主义” ；有的改良试图进一步强化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以求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多被改良派斥为“教条主义”。由于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任何一种改良都没有获得成功。

第四阶段：从1980年代中期至今，是主要计划经济国家解体或转轨时期。尽管国家机器极为庞大，但是计划经济国家还是解体了或演变了。它不是被市场经济国家以武力从外部推翻的，人类避免了一次大规模战争，避免了一次浩劫，真是万幸。有人说计划经济国家是被市场经济国家的阴谋搞垮的。当然这是无视基本事实的无稽之谈，不值得一驳。

3．计划经济国家在特定阶段表现较优异的主要原因

计划经济是一种粗放式的、大量消耗资源的经济，第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前苏联恰恰是一个幅员极为辽阔、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计划经济能够比较快的发展以规模经济为特征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前苏联和新中国建国早期都面临奠定重工业、国防工业基础的任务；计划经济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整齐划一的社会需求，前苏联和新中国在建国之时物质极为匮乏，民不聊生，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吃上饭、穿上衣的问题，不是多样化生活需求的问题；计划经济在动员社会力量进行战争方面是强有力的，前苏联和新中国在建国后都面临现实的战争威胁；前苏联和新中国都脱胎于政治专制、经济贫富悬殊、大多数人民深受压迫的社会，新的制度消灭了直接残酷压迫人民的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多数人民为国家和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在一定时期要相对高一些。

以上因素使得计划经济在一定时期表现得比市场经济更优越些。

4．1960年代以后计划经济国家优势的逐步丧失。

由于人口的增长，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被逐渐弱化。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们也不再满足单调的物质产品。进入相对的和平发展时期，计划经济国家动员全社会力量进行战争的能力不太能表现。随着岁月流逝，多数人民的政治热情减退，劳动热情下降，不管是忆苦思甜教育还是政治运动都无法激发劳动热情。而计划经济的内在矛盾，对市场经济而言的劣势，在1960年代以后却日益表现出来。

那时期的中国和前苏联各自吹嘘自己的建设成就，违背基本事实宣传自己比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搞得好。实在说不过去时，就强调底子薄、起点低、负有很重的国际义务或其他原因。总之是要维护计划经济及相关制度无比优越的神话。

最让计划经济国家宣传机器头痛的是东德与西德、北朝鲜与南朝鲜的强烈反差。以上每一对实体都是同一个民族，勤劳程度和文化传统相同，经济建设的起点相近，自然条件类似。几十年下来，西德比东德发达得多，南朝鲜比北朝鲜发达得多，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一开始计划经济国家的宣传机器夸大东德、北朝鲜的经济成就，贬低西德、南朝鲜。后来真相实在掩盖不住了，就找出许多外部条件的差异做解释。这种宣传越来越乏力，以致没有人再相信了。

5．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近半个世纪在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改进

经典作家都是非常杰出的思想家。虽然他们对计划经济社会的美好预期无法实现，但是他们对所处时代社会弊端、黑暗面的揭露还是十分精当、深刻的。当然看到那些社会弊端的还有许多别的思想家。经典作家认为除了实行计划经济没有其他途径能够解决那些问题。另外有些思想家、政治家努力寻求在不根本推翻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及社会的其他方面进行改革或改良。半个多世纪的事实是，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大框架下，许多改良思想得到了实现，许多矛盾得到了解决或缓和。

1） 关于“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

在很长的人类历史上都是极少数人统治、压迫大多数人。统治者虽然是少数人，但是他们掌握着有组织、有系统的力量－系统的暴力组织和舆论机构。被统治的人虽然数量庞大，但是他们分散，没有力量。由于统治者的教化，他们中的多数会认为所处的社会秩序是天然的、神圣的。掌握公权力者通过巧取豪夺成为富人，富人通过参政或收买官吏掌握公权力。总之，富人统治穷人，不从事劳动的人统治劳动者。历史上如此，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近代也如此，这只是历史的延续。

民主制近代在西欧国家得以萌芽、成长。先是贵族取得了较大的权力，削弱了王权。以后非贵族富人即纳税的有产阶级取得了选举权。再后来全体国民在法律上实现了人格平等，成年国民取得了选举权。有色人种、妇女在法律上先后取得了与白人、男子同等的权利。这是人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进步，是政治、人文、科学、经济发展多种因素促成的，是一个渐进过程。

选举需要金钱，政党运作需要经费，舆论工具也需要物质支撑，公权力的运用需要有文化的人士。富有阶层拥有巨大的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选举和舆论是被富人操纵的，立法、司法、行政主要反映富人意愿，维护富人利益。这是基本历史事实。

但是社会在进步。在主要民主政治国家，也是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有关制度发生了多次改良。政党运作、选举经费筹措有了制约；富人以金钱资助代理人受到禁止；舆论工具的党派、政治倾向受到限制。一般来说，在现代民主国家，选举、立法基本上是反映多数选民的意志和利益的，并非主要反映少数富人的利益。

2） “自由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垄断资本主义”

垄断扼杀竞争，大大降低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垄断还加剧贫富分化，在政治上威胁民主制。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下，财富的集中是一种自然趋势。如果没有政治民主，放任官商勾结，财富集中过程是加速度的。集中到一定程度就产生垄断，垄断又加剧财富集中。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出现了上述情况。市场经济本身不能解决上述问题。

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治上的民主制。国家以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在经济领域反垄断。这发端于1930年代的美国反垄断法。以后民主政治国家在这方面都有很多建树，对可能形成垄断的兼并予以禁止，对已构成垄断的企业强制拆分，扶植中小企业，等等。

3） 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

“无产阶级”这个曾经特别流行的词近些年很少用了，但是用它来专指没有生产资料而为雇主工作的劳动者还是可以的。经典作家用相对贫困化来说明贫富加剧，用绝对贫困化来说明广大劳动群众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不仅经典作家这样说，当时的工会领导人这样说，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这样反映，就连当时主要代表富人的国会，也有议员在其调查报告中对此大声疾呼。在今天的多数发展中国家，我们仍然普遍看到“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

使大多数劳动者处于赤贫状态，少数富人独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制度是不人道、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同时多数人不能提高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社会就不能很好地发展，不能安定。但是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利润最大化是所有雇主（不论它是个体老板还是股份制企业）的经营原则，否则它就会在竞争中失败。这使得雇主尽可能压低劳动者的待遇。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也是商品，因此劳动者待遇一般会被压低到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线即劳动者和后代的生存线附近。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时期，将有许多劳动者和后代连生存条件也得不到保障。

解决上述问题与政治上的民主制密切相关。需要有政党在立法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代表劳动者的利益，需要对劳动群众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和工会组织给予保护。除了法律制度、行政措施，还需要社会舆论、社会力量对劳动者给予同情、帮助，对雇主、富人的惟利是图行径给予经常性地揭露、制约。

近一个世纪以来主要的民主政治国家都制订了比较完善的劳动法，对劳动报酬、劳动条件规定了比较合理的基本标准；企业工会、行业工会以及全国性的工会组织相当发达，代表劳动者向雇主争取合理的经济权益，并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反映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意愿。社会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占得比重很大，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并对弱势群体给予扶助，有效地纠正一次分配的失衡。从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劳动群众的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对富人则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在一些国家，最富的人的综合税负达到80％以上，并普遍实行较重的财产税、遗产税。正是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全世界最低，公共产品丰富，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普通劳动者、弱势群体的生存、健康、基本教育有保障。当然，这些国家在分配方面的问题还是不少的。如何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求得平衡，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地话题。但是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在私有制为主的社会中，贫富差别必然扩大，劳动者必然陷于绝对贫困的理论显然不符合今天的社会现实。

如果没有民主政治，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倾向劳动者的法律就不可能在立法机构通过；即便通过了，司法和行政机关也会漠视它，拒绝执行它。这种情况在今天的集权制市场经济国家还很普遍。

4） 关于“周期性经济危机”

从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叶，以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就一直困扰着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危机对社会造成极大破坏，给大多数社会成员特别是劳动群众造成巨大苦难，迫使人们探讨解决的办法。
经典作家和其他比较激进的思想家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不可能避免经济危机，他们构想出种种不同于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其中既有复古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有全新的计划经济。可惜的是，也可以说只得庆幸的是，市场经济可以有重大改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振幅可以大幅度减弱，毁灭性经济危机有可能避免。

二十世纪西方国家涌现了许多经济学流派，比较著名有财政学派、货币学派、制度学派。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同，给出的药方也不同。这些理论在不同范围、不同时期，有着或多或少的应用，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且互相批判和借鉴，在实践中修正、完善。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这些流派还是有大体相同的看法，它们在理论上证明，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局部过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总体上的严重供过于求和经济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关键是宏观经济的稳定，特别是金融的稳定。在二次大战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出现过几次经济衰退，但是中早期经典作家在世时的经济危机没有出现过，1930年前后那样的波及全世界的毁灭性经济危机没有再发生。

在民主国家，社会财富分配比较合理，大幅度提高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收入水平，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即出现了大众消费时代，这也为经济危机的避免提供了坚实基础。

当然不能说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危机完全能够避免了。没有合理制度的建设，没有适度的宏观调控，没有互利的国际合作，经济危机还是可能发生的。二十世纪末严重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就是注脚。但是认为只要在市场经济下，人类就无法避免经济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摈弃市场经济的看法，显然是失之片面的。

5） 关于“战争不可避免”

从有人类以来战争就没有停止过，部族之间、种族之间、国家之间、宗教之间、团体党派之间、阶级之间都时有战争发生－为了生存空间，为了利益或为了信念。并不是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时期才有战争，但是由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战争的烈度增强了，范围扩大了。中期经典作家时代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被认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经典作家的力量不仅在于其学说的逻辑性，更在事实：一次大战结束后仅仅二十年就爆发了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二战的爆发确实与经济危机有着内在联系。

二战结束至今半个多世纪了，虽然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是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危机的基本消除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减少了战争的社会动因。重要原因之二是，政治文明的发展使得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有可能通过协商来解决。当然只有相关国家的政治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意识到战争造成两败俱伤，合作、协商、妥协、宽容可以使各方利益最大化，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更幸福，战争的风险才会真正降低及至消除。如果政治文明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某些国家实质上是以战争作为生存或发展的主要手段，其他国家却信奉和平主义，后者必然吃大亏，甚至亡国灭种，这将再次用“事实”证明战争不可避免。

二战后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合作、联合，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极为深远，它告诉世人：不必从根本上推翻市场经济，通过人类文明进步，战争是有可能避免的。

三 经典学说和计划经济实践的历史贡献

经典作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他们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敬仰；他们关于计划经济、共产主义的描述和追求是人类许多世代中的杰出思想家关于大同世界理想的一种表现形式，蕴含着关怀人类终极命运的情操；他们广泛吸收了所处时代的人类科学成果，是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集大成者；他们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分析问题的许多方法至今仍然有效或有启迪作用；他们对市场经济下丑恶社会现象的批判对今天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依然适用。经典学说是人类进化文明树上许多花朵当中的一朵，虽然本身不能结出正果，但仍是一朵非常鲜艳的花。

今天的科学家并不固守牛顿理论，也不宥于爱因斯坦，否则就不会有相对论、量子力学，不会有二十世纪的科学和技术。但是科学家们不会全盘否定牛顿或爱因斯坦，对试图包罗万象实则错误百出的两千年前的哲人亚利士多德也不会全盘否定。人类不能割断历史。对待经典作家和他们的学说也应该这样。 

把经典作家及其学说奉若神明或只做局部修正而固守其轨道是错误的。因为经典作家对当时社会的分析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就全盘否定或者回避他们的学说，也是错误的。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甚或为了维护某个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对经典学说采取断章取义的态度、故意曲解原义的态度，是缺乏学术良心和政治道德的作法，更是错误的。

主要计划经济国家全部转轨了，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兴旺发达。计划经济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但是计划经济在历史上曾经取得过的成就不能全部抹杀，计划经济的许多思想和方法今天和明天都还有借鉴意义。

在市场经济国家，不仅有局部计划，而且有全国性的以致跨国的计划；不仅有短期计划，而且有长远计划；不仅有指导性计划，而且有指令性计划。经济计划作为方法和手段当然不同于计划经济，但是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计划实践仍然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未来是充满着变数的。人类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多数都不正确，越是总体性预测、越是长远预测越不正确。但人类是唯一对未来作预测，自觉追求美好未来的生命群体。预测给人类以希望和信仰，增强人的群体性和行动力量。预测多多少少减少行动的盲目性，增加成功的概率。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试错是社会进步必须支付的学费，试错的结果是人类的巨大财富。新社会制度的设想，需要实践来检验。基本可行的，会在实践中加以改进、完善，例如天赋人权、平等自由、三权分立；基本不可行的，会在实践中，而不是在思辩中被真正否定。计划经济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实践是人类对新社会制度的一场伟大尝试，它告诉今人和若干代后人，此路不通，不须再作尝试。一个世纪对于人类历史的长河，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为建立计划经济而进行的工农大众革命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改良和经济制度改进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在市场经济社会框架内，劳动大众的有组织斗争，人类理性、文明的发展，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进步起了巨大作用，但这是很不够的。把持公权力和大量财富的阶级并不轻易放弃特权。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富有阶级面对国内剧烈的工农革命，面对其他国家通过剥夺、消灭原富有阶级的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现实，不得不采取大幅度缓和国内矛盾的政策，不得不接受带有强烈社会主义因素的、主张平等和共同享受社会进步成果的主张，认同全体国民从形式到实质的平等政治权力、文化教育权利。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得以改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建立计划经济的社会实践加速了其对立面市场经济的重大改良。

在1990年代计划经济国家基本都转轨之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别呈现再次扩大的趋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进程受阻；富国对穷国的援助明显减少，国际经济秩序向更有利于富国倾斜；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停滞，政治民主化没有进展，一些国家在倒退。这些情况与人类社会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过程中还没有建立起与之适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国际合作方式有关，与没有大众暴力革命的现实威胁和计划经济国家作为竞争对手的存在也有关。探讨在市场经济－民主制框架下社会持续进步的新机制是今天文明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深入了解否定计划经济的政治意义

计划经济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体制，更不是简单的方法和经济运行方式，而是人类按照一定理论建立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有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制度。在有的国家，在计划经济被断然摈弃的同时，社会制度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有的国家，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是一个渐进的改良过程，社会变化主要限于经济运转方式上，其他方面虽然有所变化，但是相当迟缓，与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很不适应，与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搞清楚计划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对于经济制度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对于政治改革，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

“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论断和“不争论”的决定可能是巧妙的政治策略，使得中国以较小的社会震动实现了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型。但是今天的中国也许更需要从理论上、实践上搞清楚，计划经济被摈弃在基本经济制度上、政治制度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有些“敏感问题”一定时期不深究、不争论也许是可以的，长此下去将阻碍改革的深入和向现代文明国家的迈进。

在目前中国的主流理论或官方正式说法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既定政治前提，然后声明，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国有经济和现存政治制度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本来社会主义有多种理论流派和社会实践。但是二十世纪初以来一般说到社会主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除外），特别是与苏东、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相联系说到社会主义，都是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是包含着许多真理的极为庞大的理论体系。不能以个别论断代替整个理论，马恩从青年到晚年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也有变化。但是在共产主义（包括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原理和社会特征上，其理论是始终如一的，逻辑上是严密的。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人类对正义、公平的追求并不能消灭剥削和阶级压迫，此前关于人类大同的追求都是空想，近代那些消除阶级差别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到了今天，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的阶段，社会主义才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然。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整个社会而不是个别企业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商品、市场和竞争导致极大社会浪费并引起周期性经济危机，必须完全废除。为了实行计划经济，就必须将全部生产资料归于整个社会，也就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还没有消亡，生产资料的公有形式只能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须向国有过渡）。计划经济符合大生产的本来属性，生产力将比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发展快得多的多，物质财富将充分涌流。因此社会主义战胜、取代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必然。同时，由于物质极大丰富，由于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和阶级压迫，人得到充分解放和全面发展，科学、文化、艺术将真正走向繁荣。为了实现公有制就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一般来说这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

以上基本理论对于稍微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常识。不太熟悉的，如有兴趣可以看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用不了多少时间。

很明显，不论从马恩的本意来说，还是从逻辑上来说，公有制相对于计划经济是手段，计划经济相对于公有制是目的；政治制度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实现手段，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将永远存在下去，政治和国家将在计划经济－公有制为基础的人类文明充分发展过程中逐步消亡。

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逻辑关系，政治制度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逻辑关系不仅存在于马恩上述理论中，更存在于社会实践中。所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从立国之初就无一例外地实行计划经济。不论后来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国家利益上发生了多大分歧与冲突，在实行计划经济上都无分歧和例外。

二 摈弃计划经济意味着既有基本制度不再具有必然性

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计划经济被否定了，作为手段和保障条件的所有制和政治制度就失去了必须存在的理由。当然，公有制和现存政治制度可以继续存在，可能继续存在，它们不是必然要被取代。但是认为公有制为主（或为主导）仍然是必须的、必然的，认为既有政治制度是天经地义的，则完全失去了理论上的逻辑性、可信性。

当然社会现实是复杂的、多样的。现实中有的国家在摈弃计划经济的同时摈弃了公有制和既有政治制度，有的国家部分保留公有制，完全保留既有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必然导向民主政治的看法，缺乏事实根据。这种“乐观”看法与宣称既有政治制度优越至极绝对不可更动的说法，貌似截然相反，实则殊途同归，都起着放弃政治改革历史主动性的作用。

附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论述

第十三个问题：这种定期重演的商业危机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第一、虽然大工业在它的发展初期自己创造了自由竞争，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自由竞争的范围。竞争和个人经营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大工业要粉碎它，而且一定会粉碎它。大工业只要还是按照现在的原则经营，就只有依靠每七年出现一次的普遍混乱才能维持生存，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将是一种威胁，它不但将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因此，或者必须消灭大工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承认，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第二、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于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摘自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16－217页）

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旧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他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

（摘自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80年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的部分章节改写成一片独立的通俗著作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著作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多次再版，恩格斯也多次为该书再版撰写序言、导言，1892年恩格斯为再版的英文版撰写了长篇导言，再次肯定了该书的基本观点。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24－443页）

（三）、“坚持公有制为主”是改革中的重大误区

中国在实行商品经济进而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一直强调继续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后来改为主导地位。这个基本政策衍生出很多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作法。例如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形成原本不是要歧视国有股东、国有资产，而是源于这样一种理论：国有股不流通才能保持国家在上市公司的控制地位，才能保护好公有财产。今天中国不得不取消股权分置，走了很大弯路。在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多数国有企业一直享受特权和照顾，但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从大约90％下降到了如今的不到40％。

客观、冷静地看待上述问题，应该得出如下结论：“计划经济”须抛弃，但是经济计划作为手段，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都有一定用场；国有经济也是手段，可以因时因地运用，但不应固守国有经济为主导。

中国也好，西方国家也好，都有很好的国有企业，其效率不比私有企业（包括以股东收益为主要经营目标的股份制企业，下同）差。这些国有企业可以继续国有或国家控股。在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有的领域或环节，为了更好地兼顾社会利益，可能还需要由国企来经营。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但是，一般来说，私有企业的财产安全或保值增值比国有企业要好一些；私有企业的效率比国有企业要高一些。因为就社会大多数成员来说，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比对公共利益的关切更强烈，对自身所在较小团体利益的关切比对较大团体利益的关切更强烈。再者，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企业效率高低不同，生生灭灭当是常态。然而，破产退出机制对私有企业比较容易发挥作用，对国有企业则困难重重，要么受到多种保护增加对社会资源消耗，要么在退出中造成财产严重流失。这就严重妨碍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

上述看法应该是现今理论界、实务界的普遍认识，如果不是出于“政治考虑”，多数当政者也是认同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政治考虑，同时由于利益集团的左右，“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仍然是一个理论定式。在实践上，还继续保持某些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给国有企业以多种优惠待遇，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为国有企业注资输血。这些做法加重社会负担，降低经济效率，阻碍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现在金融、通信、铁路、航空、电力、石化等领域基本上仍处于国有企业垄断之中，虽然开放了一点，但是管制很多，民族资本企业对这些领域很难进入，即便进入了也难有大的发展。于是就形不成有效竞争，价格下不来，服务和质量上不去。深受其害的是广大消费者，最终是整个社会。在有的行业，虽然拆分了具有独占地位的国企，形成两家以上所谓“垄断性竞争国企”，但是由于势力范围划分明确，又有政府“协调”，很快达成“互不侵犯协议”（明目张胆的“卡特尔”），损害公众利益以自肥，明显的例子当属固定电话通信企业的“改革”。垄断企业效率低，不论国有、私有，不论中国、外国，概莫能外。垄断企业一般有高利润，负担当然是转嫁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原因。

在许多已经放开，形成了竞争格局的行业，地方政府又在组建新的“企业航母”，在资金上、资源上多有投入。这些国企今天“做大”只是明天破产或贱卖的序曲。

笔者绝不赞同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坚决反对前些年遍及全国的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所谓“国企改制”，同时也特别不赞成“壮大国企”的做法。这看似矛盾，实则理所当然。“冰棍理论”是很流行的形容国企资产状况的说法：国企的资产要么被吃掉，要么慢慢流失掉。很多正直的人反对前些年的那种改制，并不是寄希望于国企会搞好，不是寄希望于在改制中国有资产一点不流失，也不是寄望于改制进行得公正、公平，而是反对那种强盗般的公开鲸吞。如果一方面承认国企效率低，认为需要破产或改制－容忍多种形式的公共财产流失；一方面又投资发展国企，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不是为今后新一轮无奈改制准备“冰棍”吗？

土壤改良工程很忌讳没有搞清土壤的性质和改良的方向。中国内地多盐碱地，或则以灌水、降水排盐碱，或则施用酸性肥料。新加坡土壤多为酸性，开始人们不知，从国外引种花草一直不成功，施肥（酸性肥料）越多，花草死得越快。后来请土壤学家分析清楚了土壤性质，施用少量石灰（碱性物质），从此花草生长茂盛。

中国既然搞市场经济，再强调国有经济为主，就如同往碱性土壤里加石灰。笔者并不主张瓜分国企或歧视国企，而是建议取消国企的垄断地位，停止给予国企特殊优惠，在竞争性行业不再组建新的国企或向国企投资，而且应该要求国企上缴利润。
私企惟利是图是本性，时常会做损害公众利益的事情，尤其在经济转型期。但是这些问题不能指望多搞国企或做大国企来解决，而应依靠法治、社会监督和正向强化竞争来解决。

当然在中国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上的考虑。在我们已经摈弃了计划经济、已经搞清了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的主从关系之后，再以政治考虑去左右所有制问题，就成了庸人自扰。

（四）、没有民主政治建不成现代文明国家

    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优越－得到这样的认识并在现实中转轨实属不易，但是远未大功告成。市场经济只是提高经济效率－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一个必要条件，远非充分条件。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但是搞得差的与搞得好的相去甚远，而且搞得好的是少数，搞得不好或很不好的是多数。搞得好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亚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其国家数量、人口数量在世界上只占不到20%，但是经济总量占80%以上。从文明程度和国民幸福程度来说，这些发达国家的优势更为显著。这不仅是由于其经济运转方式更有效，经济制度更健全，还由于民主政治更发达。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如果仅仅停留在市场经济这一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民主政治，中国才能解决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才能使社会向着和谐、健康、人道的方向发展，才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

一 民主政治的价值

在古代人类历史上，只有希腊、罗马等极少数国家在比较短的时期实行过民主政治。在几千年历史上，一般来说集权专制体制比民主体制更有效率、更强大，因此占有统治地位。近现代民主政治产生的过程很曲折。民主政治有自身发展内在逻辑，同时需要诸多社会因素的配合才能建立起来并不断完善。民主政治也对人文、法治、科学、教育、自由竞争的经济（即市场经济）具有巨大的保障、引导作用。总的来说民主政治的历史还很短。但是在其初步建立后就显示了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更显示了巨大优越性。

民主政治是在政治领域承认、鼓励、保护竞争－和平方式、公开方式、文明方式的竞争－的政治。当然民主政治内涵很丰富，不限于竞争。承认市场经济，是在经济领域承认竞争。如果人的思维是合乎逻辑的，自然应该承认竞争法则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

当然事实上政治领域不可能没有竞争，只是过去政治领域的竞争－广义上的竞争，是不同民族、阶级、阶层、宗派、集团、个人之间通过战争、暴乱、阴谋、宫廷权术等形式进行的，社会代价极其巨大。直到近现代民主政治出现后，政治竞争才有可能以和平、文明的方式进行，协商、妥协、合作、融合逐渐代替暴乱、镇压和战争，公权力所代表其意志、维护其利益范围日益扩大最终及至全体社会成员，社会向着人道、和谐、文明的方向演进。

民主政治十八、十九世纪才兴起于西方国家，但是很快就显示了它的巨大优越性。虽然当时的民主政治还是很初级的、粗糙的，远远谈不上完善、成熟，但还是使推行它的国家很快强盛起来，成为世界的主宰。不要说一般国家，就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当时物质财富几乎占世界一半的泱泱大国中国、印度在实行了民主政治的国家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

日本是中国近邻，长期以中国为师，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宗教等各方面跟在中国后面，亦步亦趋。日本十九世纪中后期发生了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迅速进入了先进国家行列。十九世纪末中日之间发生了一场对双方历史进程都造成深远影响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彻底打败了庞大的大清帝国。当时有个叫伊东正佑的日本人给已经战败、陷于绝境的中国北洋舰队最高长官写了一封信，指出中国之战败实属必然。中方战败的原因并不是武器不如日方－其时就舰炮（即今天说的“硬件”）来说中国海军的总体实力远在日本海军之上。中方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固守千年成法，而日本实行了变法－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变革，学习、模仿西方国家－尽管此前西方国家多次欺侮日本。该信作者对中国不变法而陷于落后挨打深表惋惜，并告诫如果只重坚船利炮，不行新政，离亡国不远矣。这封信在历史上不仅很著名，而且很独特，因为信的作者就是彻底歼灭中国海军的日本海军舰队司令官。

截至甲午海战时日本实行的新政包括所推行的民主政治，仍有浓厚的封建残余，是具有日本军国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就是这样一个很初级的民主政治，在发展经济、科学上，在改变国民精神面貌、动员民众力量上，已经显示了巨大威力，足以对固守专制制度的大清帝国构成明显的优势，陷中国于灭顶之灾。

及至今天，人们仍然可以指责民主政治尚存的种种问题，谴责民主国家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为不实行民主政治找出一万条理由。在一百多年前，民主政治那么幼稚的时期，在同样封建专制同样强大的日本，社会中的主导力量怎么就认准了西方那一套民主政治能救日本呢？在此之前，游历过西方的中国人似乎比日本人多，中国人译著的正面介绍西方的书籍比日本的多。而中国精英层始终就没有在学习西方民主政治上达成过一致，连大体上的一致也没有过。这段历史和一百多年来民主政治在中国的遭遇值得中国人经常反思，从中悟出点什么。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国内改革呼声高涨，1898年发生了著名的维新运动，但是这个维新运动非常短命。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遭到空前洗劫。精英层中多数人开始有所醒悟，中国政治太过落后，非变法不能图强，非改革不能生存。1905年发生的日本海军全歼沙俄太平洋舰队的日俄战争又给了中国一记棒喝，使中国精英阶层中的多数看清了变法的方向。东方民族不仅可以学习西方，而且在当今要图存、图强唯有学习西方－实行民主、倡导科学。最高统治集团也不再公开反对变法，甚至准备接受“宪政”。可惜的是这个统治集团极端自私且目光短浅，所搞的宪政、民主是伪宪政、伪民主，或者说其新政中的民主成分太稀少，不足以使社会发生显著变化，更无法应付已经到来的社会危机。这究竟是民主政治的错，还是中国自己的错（或者说是最高统治集团的错？整个精英阶层的错？）？是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还是中国没有认真实行民主政治？不要宥于成见，不要人云亦云。好好独立思考一下。

二十世纪是民主政治在全世界经受考验和磨难的世纪，在中国更是如此。如同市场经济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样，民主政治也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如同市场经济只是民富国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样，民主政治也只是民富国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民主政治还有赖于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合才能自我完善，才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良好作用。民主政治的实行离不开有远见、有决心、有毅力的现实社会力量，还有赖一定国际条件。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基本是在比较良性的轨道上运行和演进。但是1920年代－1930年代在意大利、德国出现了法西斯统治，这个反民主集权政权又是通过民主政治所必有的选举制上台的。在计划经济国家和多数新兴国家，虽然往往宣称实行“更高级的民主”或“真民主”，一般也有选举制，但是民主的最基本要素都被隐蔽地或赤裸裸地取消，剩下一点民主形式被精巧的“程序设计”或“潜规则”制约而彻底阉割、变性。

二十世纪后半叶是民主政治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在老牌民主制国家，民主政治本身有了重大改善，不仅享有民主权利的国民在范围上大大扩展，而且表达大多数国民意愿的机制和方式越来越完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教育、文化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大大增强了这些国家精英阶层和一般民众坚持和改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信念。在新兴国家，民主政治推行并不顺利。尽管这样，二十世纪还是民主政治取得重大进展的世纪，民主政治对新兴国家的精英阶层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二 经济社会发展对民主政治的呼唤

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发展成绩不小，但是不应估计过高，更不能盲目乐观。这需要做历史对比。日本在十九世纪中叶与中国一样落后。明治维新后二十多年，就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方面接近或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在整个东亚确立了优势。1950年代的韩国原本经济落后，又深受战争创伤，国民素质、科技、文化、法治也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经过三、四十年发展，韩国成为亚洲最有竞争力的国家。我们容易看到、乐于承认的是其强大的科技实力，不易看到或不愿承认的是科技实力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方面的优势。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虽然也取得了不小进步，但是在科技、文化、国民素质、经济综合竞争力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周边较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

最近的若干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几年，当前的中央领导集体也是相当开明、务实、亲民的领导，许多改善国计民生的举措也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并没有解决，在某个局部改善的同时，其他局部甚或整体却在恶化。这其中有深刻的内在原因。

科技创新能力低是中国发展的重大瓶颈。中国近三十年经济总量增加很多，但是国家竞争力提高不大，在比较公认的几个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中排名一直落后，不仅远在发达国家之后，也在各新兴国家、地区之后。除了杂交水稻等个别项目，中国的产业在技术水平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几乎没有，接近的也很少。这使得中国工业制成品包括出口产品附加值很低，维持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竞争优势”重要是压得很低的工资水平（这又造成内需严重不足和国民素质难以提高）和对环境污染及资源过量消耗的过分容忍。人民付出很多，所得很少。是中国人不好学、不勤奋吗？是民族素质、文化传统有严重障碍吗？恐怕不是。今天分布在世界上的华人、华裔在科技领域的成就相当突出。中华文化圈的其他民族，日本早已成为技术大国，韩国近年也赶了上来，在造船、汽车、电子、化工等多个领域达到或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落后，绝不是政府增加点科技投入能改变的，也不是加大知识产权立法、执法所能奏效的。没有适宜的政治环境，没有民主政治对人权的保障和人在精神上的解放，科技上的追赶就不可能实现。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实惠、不可持续已是社会共识。生产总值增长较快，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搞了不少，对外贸易超常规增长，国家外汇储备在06年底超过万亿美元。这当然是成就，但是不容盲目乐观。中国正在成为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世界工厂”，为世界人民主要是发达国家人民服务，中国也得到一些好处。基础设施、高楼、厂房也是财富，有这些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但是今天的世界与一百年前的世界已经不同，财富主要蕴藏在科学技术、研发能力、高增值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国民素质当中。一般消费品、高耗能耗材产品的生产，很容易转移到其他国家，必要时转回到发达国家不费太多事。人家转移之后，中国的低端产品生产能力就不再具有多少价值。况且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难以持久。大幅度调整政策，限制粗放型经济发展，又会使本来已经很严重的失业问题、贫困人口生计问题更趋恶化，况且还有地方政府的政绩问题（可是除了GDP增速，在现有体制下其实找不出激励地方官员勤政的其他有效办法）。有人说这是发展中的必然阶段。然而，日本、韩国等国家在追赶性发展中并未呈现中国目前这种状况。

对于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有个惯常说法叫做“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这对浅层次问题管用，对深层次问题不管用。若干年前就认识到应该走低耗能经济增长之路，但是中国能耗系数却在最近十年间从0.5增加到1.2；都知道应该转变增长方式，但是产出投入比从0.4下降到0.2；环境治理大张旗鼓说了多少年，政策、投资都不少，但是总体环境一直在恶化。今天不仅水质好的江河湖泊少得很，连未受严重污染的近海海域都难找；人多地少是基本国情，中央政府决心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十五”规划要求2005年全国耕地不少于19.2亿亩，但是到2006年实际只剩下18.3亿亩。

国务院发展中心负责人陈清泰有一篇文章（《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2月9日、《新华文摘》2007年第8期）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讲得比较清楚，但在原因的分析方面未真正触及实质。他认为，中国技术创新能力低、企业采用新技术动力低、政府执法监管力度低、资源价格低是经济不能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似乎都是政策问题。但是中国领导层并不弱智，如果是政策问题不会这么难解决。机制不转换，增长方式不可能改变；体制不改革，机制就无从转换；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不下去。相信很多人都看清了这一点，只是没有直接说出来罢了。

腐败是引起国内外严重关注的问题。腐败吞噬财富，降低效率，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损害公权力合法性，败坏社会风气，涣散社会凝聚力，是许多政权以致国家覆灭的原因。然而腐败问题各国都有，严重的腐败问题几乎所有国家都遭遇过。关键是能否建立起有效的反腐败机制，能否使腐败现象逐步减少。中国从承认有腐败现象并开始治理算起已历经二十多年，但是腐败官员越来越多，集团腐败、机构腐败案一批接一批，官场风气越来越坏。依靠党组织反腐败，党组织一把手经常成为主要腐败源。建立专司反腐的机构——这本是许多国家的成功作法，但是中国的反腐机构在该做的事情上常常只是摆设，在被恩准的反腐败行动中乘机索贿日甚一日。上级监督被寄予一定希望，可是上级往往比下级更贪婪，贪渎多者比少者更安全、更有升迁机会。在没有来自社会、来自外部的制约、制衡、竞争的社会条件下，官员自保和升迁的最佳方式是卖身投靠，加入最有权势的集团，而不是一般人天真地以为的廉洁、勤政与爱民。东北地区一个叫马德的市委书记，其腐败情况在媒体上有较多披露。其人在狱中对记者说：在目前这种体制下、在他当时的职位上，想不腐败很难。马德当然有其个人责任，受到惩处咎由自取。但是马德那番话自有其深刻道理。

两极分化在中国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如果不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国民分享发展成果，早晚要酿成社会动乱，会出大问题。而且普通国民生存状况不改善，国民整体素质难以提高，中国也无法应对信息时代的巨大挑战。中央政府近年在改善最下层国民的生计上做了不少好事，但是效果有限，更难以持久。中国的基尼悉数在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后又快速上升到0.45，贫富差距扩大的势头并没有减缓的迹象。没有政治改革，没有制衡机制，普通群众成不了真正的社会主人，仅仅是被恩赐的对象，在皇恩不那么浩荡时，境遇必然每况愈下。而一般规律恰恰是，一个政权最高当局的调节器作用总是递减的，皇恩总是呈现减少的趋势。目前在中国权贵和富豪虽有千丝万缕联系，但还是两个阶层，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下一步将会出现官商之间加速互相渗透、转化的情况，并最终融为一体。到那时政治改革将更困难，两极分化问题会更严重，广大群众与所谓“精英阶层”的完全对立与社会大动荡将在所难免。

“信仰危机”的说法不仅常见于民间，时不时也见于官方学者的言论。这个“信仰危机”多指对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道德伦理方面信念的动摇。这当然是问题。但是真正严重的信仰危机是民族意识危机。

全球化进程加快了。但是“全球化”和“世界扁平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从根本上弱化民族国家，不会消灭民族国家，也不会把福祉广泛播撒给各民族人民。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进一步两极分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严重缺乏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的民族国家将走向衰败甚至灭亡。非洲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在最近一个世纪尤其是普遍实现民族独立以后进步很小，多数国家社会经济状况比半个世纪或几个世纪前还不如，战乱频繁，饿莩遍野，生灵涂炭。民族复兴只是一个空洞口号，没有什么人真的相信。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自称为民族主义者，其实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可能在被其统治的土地和子民身上攫取尽可能多的财富，并尽可能多地将财富转移到外国去。对这些国家任何国际援助都无济于事。当然这种情况在亚洲、美洲一些国家也存在。

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从三十年前的不足2％上升到今日近5％，但是危机并未减轻。二、三百年前，中国、印度在全球GDP中分别占30％和20％，但是没有能阻止二者的衰败。缺乏科学、民主、民族意识的国家，GDP不能造福于人民，也不可能持续增长。

今天的中国，民族意识表面上很张扬，实质上很薄弱。这不仅仅在贪官们疯狂向国外转移资产和外逃，而且表现在精英阶层“人心向外”。这里所谓“精英”不含任何道德评价－既无褒义也无贬义，指有胆识、掌握社会权利、占有最多社会财富的人群，包括权力阶层、富有人士、从事高收入工作的知识分子。把财富转移到国外－既包括资金也包括企业股权，为子女和本人取得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是精英阶层的普遍作法。官要在中国当，商要在中国经，因为目前阶段在中国最容易赚钱。“精英”中的多数与外商一样，把中国当作淘金地而不是家园。不敢说精英中的绝大多数，至少是多数，“人心思外”。这方面当然不会有统计数字，即便做统计肯定也不会真实。但这个基本事实几乎是人所共知，并且到了精英阶层和一般国民都不以为非的地步。

“人心思外”不是个人品质问题，主要是制度性问题，是精英阶层对前景信心不足的表现。其中绝大多数人明知许多制度性东西不合理、不合世界潮流，社会长远前景令人担忧－不知社会哪天陷入动乱，但是没有能力、勇气去改变，所能采取的合乎“理性”的选择便是：在今日中国尽量多淘金，并为移居外国做各种形式的准备。这不是下一道命令、制定一个法律所能扭转的。

一般来说，精英阶层应当是民族意识的主要倡导者、力行者、维护者。像中国今天这种精英阶层普遍人心思外的情况，在日本、韩国等努力赶超西方的国家未曾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少见。人心思外不仅造成人才、资金大量外流，而且涣散民族凝聚力，动摇社会信心，导致国家现代化努力失败。如果不能重聚国民首先是精英阶层的民族意识，不论表面上多么繁荣，民族危机是难以避免的。只有推行民主政治才能重聚民族意识。

三 政治改革的复杂性和风险

在一般意义上，其实人们都明白民主政治比集权政治优越，也知道中国现在许多问题难以解决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有必然联系。即便在公开、正式场合诋毁民主政治的当政者、主流学者对此也清楚－比一般国民更清楚。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中国一直搞不了民主政治呢？为什么民主问题一直是禁区呢？

回到现实当中，情况非常复杂。

如同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搞得并不好一样，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多数搞得也不好。非洲的多数民主制国家，选举如同闹剧或被操纵或被推翻，形式多党制实际一党制、个人独裁制，经常发生政变。发端于西方国家的近现代民主向非洲输出很失败。拉美多数国家的民主政治基本不成功，原始的、初级的民主始终未向现代民主转变，占人口5％的富有阶层独揽大权、独占财富。中东、东南亚多数国家的民主制也没给社会进步多少推动。不能说搞得不好的民主制国家就不是民主制国家。一个国家只要具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只要多数时间在程序上、形式上实行民主政治，就得被承认为民主制国家。中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推行民主政治，也只能从程序民主、形式民主起步，从不完善的、低级的民主制向比较完善的、高级的民主制过渡，而且最终能否建成如同发达国家现今的民主制，还带有很大或然性。民主制自身发展就有不确定性，民主政治与文化、法治、科学的演进又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历史发展决定论恐怕是一种神话，是一厢情愿。不要说现实的利益考虑，仅仅历史演进的不确定性就足以让人犹豫。

更严重的是政治现实。民主政治意味着政治竞争，意味着公权力在不同人士、派别、集团之间可以转移，这在一个官本位社会很难想象、很难接受。在官本位社会，官职意味着个人和家庭以致裙带的身份、名誉、权势、经济利益和多种特权。权力阶层在国民中只占极少数，但是汇聚了大批胆识超群的人，又是现存社会秩序的中坚，构成从上到下的庞大体系。只有这个体系的最高层具有超凡的远见卓识、勇气和牺牲精神；只有这个体系的多数人具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觉悟到子孙后代的长远福祉与民族利益相一致，以民族大义为重，愿意放弃部分既得利益，政治改革才有可能以和平方式进行。困难还不仅于此。

即便开启了民主政治进程，在推行过程中，以下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发生：军队失控，发生军事政变、军人独裁；中央权威严重下降，地方势力割据称王，国家陷入内战和分裂；法治废弛，社会秩序大乱；政纪失控，中间层官员腐败肆无忌惮；良好的协商机制迟迟不能建立，不同社会阶层、团体、宗派之间冲突严重，无法调和；底层群众的不满集中爆发，失去理性并被利用，动乱、暴乱迭起；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激化；等等。这样的风险中国是否能够承受？万一出现上述情况之一种或几种，能否渡过难关逐步走上正轨？国际环境是否有利，强国是否会在中国陷入困难时趁火打劫，导致中国民族危机？有没有风险可控的改革路径？因政治改革基本是禁区，也就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过广泛、深入、系统的研究，迄今并无答案。

四 历史抉择更需要勇气

民主并不一定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腐败问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以及民族意识问题，但是民主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而没有民主，两极分化问题、腐败问题、经济发展和增长方式问题以及其他社会发展瓶颈肯定都不可能解决。初级民主、形式民主并不一定能发展为比较完善稳定的高级民主、形式于内容统一的实质民主，但是初级民主、形式民主提供了发展为高级民主、实质民主的可能性，没有初级民主、形式民主肯定到不了高级民主、实质民主。

政治改革有风险。世界上没有无风险的改革。其实中国和其他苏东国家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也有风险，但是为了生存必须承担这个风险。政治改革的风险和阻力当然比经济体制转轨要大一些，但是今天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较之经济体制转轨要大得多的多。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除了改革、创新，没有其他出路。

不进行政治改革，社会可能比较安定，但这是牺牲进步、牺牲历史机遇的安定，是一时的安定、潜藏巨大危机的安定。政治改革有风险，但那是到达文明国家彼岸的唯一通道。非民主体制下，从和平安定到动荡、战乱不是一种风险、一种可能，而是必然的历史循环。

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这是走向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一步。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可以到达现代文明国家的彼岸。现在的中国距离现代文明国家还相去甚远。没有政治民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恶性市场经济，只能在一定时期繁荣－虚假繁荣。今天的中国如果只想作一个二流或三流国家，可以不搞政治改革，只搞经济改革，不谈政治，埋头经济。但凡有正义感、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怎么会满足于中国成为二、三流国家。况且在以后的国际生存竞争中－不管是战争方式还是和平方式－国际社会中是否还有二、三流国家的生存位置，非常值得怀疑。世界正在进入新纪元，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技术革命和基于技术进步政治民主的大众广泛直接参与的社会革命（或称作“新千年进步浪潮”）已经兴起。这对中国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在这一轮进步浪潮中掌握主动权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本世纪进入现代文明发达国家的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不能掌握主动权，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甚至被甩在进步潮流之外，民族前途堪忧。

社会重大变革，有的是精英阶层主导并动员群众参与的改革运动，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有的是最高当权者发起并组合多种政治力量的进步运动，例如两千多年前中国列国的商鞅变法、吴旗变法，两百年前俄国彼得大帝的西化运动，土耳其国父科莫尔的去阿拉伯化；有的先经历群众暴动再由精英领导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前两种变革一般比较理性，社会代价也比较小，如能实现，当属国家之福、民族之幸。在最高当权者和精英阶层都不能顺应历史潮流进行变革的情况下，往往发生暴动、革命－社会代价巨大，社会运动的方向和结果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但愿中国的政治改革能以和平方式进行。但愿中国能抓住当今难得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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