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驿区人民政府网站:孙中山《建国方略》90年

90年前，当孙中山蛰居租界，潜心勾画《建国方略》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军阀混战于内、国民一盘散沙、民生凋弊，列强虎视于外、欺辱频仍的中国。9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巍然屹立于东方，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第四大经济体，一举一动，皆举世瞩目。当年的孙中山，欲与西方列强勾通消息而不可得，通过多种途径的辗转反侧，结果往往是音讯渺渺，致使其借力西方的发展大计胎死腹中。今日中国，已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之地，世界500强企业争相进驻，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交往中备极尊荣，一言一行举足轻重。

90年，对个人而言是一生，对国家、民族而言，不过只是一瞬。只有把目光放到90年前，中国人才会发现，自己的步子迈得有多快，做得有多好。

或许有人会说：前进是历史的必然，花费90年才走到今天，这算不了什么。确实，历史总要向前，人类终究要摆脱茹毛饮血走到现代文明。在历史的纵向轴线上比较今天和昨天，或许不足以说明什么；但我们可以横向比较，看看这90年的中国与世界。

即使在世界史上，这也是极不平凡的90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演绎了一场波及半个世界的革命，以及随之而来东西方冷战与对立，90年间，多少帝国灰飞烟灭，多少民族土崩瓦解。霍然回首，在世界顶级强者的圆桌会议席上，有多少名字消失了？有多少位置挪后了？惟一能从无到有，并且座位还不断前移的，只有中国。

这是何等令人惊叹的成就！这不正是孙中山那一辈为国为民的慷慨之士，甘愿为之抛洒热血的奋斗目标？孙先生及诸君，倘泉下有知，当能含笑九泉。

一，90年走对了四步棋

仅仅90年，中国的一切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说明，它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作出了正确选择。屈指数来，这90年的中国，主要办了四件事，走好了四步棋。

第一是北伐。1924年至1927年的北伐，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始，也是这90年迈出的关键第一步。没有北伐的胜利，中国难以摆脱军阀割据的内耗局面，从而不可能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也不会有1927年至1937年的民国“黄金十年”，不可能初步整合国力，实现年均工业成长率9.3%，铁路修建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开辟12条航线、长达1万5千多公里的经济奇迹。没有这一切，对外来侵略者而言，中国就不过是一块可任意切割的奶酪。

第二是抗日。1937年至1945年的抗战，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生死存亡之局。这样一场生死大劫，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消除了内耗、军民众志成城历经8年艰苦奋斗后，终于胜利完成，它见证了中华民族生命力的坚韧与顽强。历劫后的中国，拥有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与全新的进步起点，但也面临着更加深沉的内耗之隐患。

第三是统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这90年来真正意义上统一的开始。从那时起，全国范围内再也没有了足以挑战中央权威的另一种势力。除台湾等个别地区外，中国人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向着同一个目标使劲，共同创造自己的未来——当中国成为一个整体，亿万中国人拧成一股绳时，东方睡狮就醒来了，它注定要震惊世界。

第四是改革开放。发端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就像一个魔咒，唤醒和释放了中国人的创造力与激情，为他们走向幸福生活提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希望。在这种希望的激励下，高山可倾，大海可平，市场化、全球化展示了巨大威力。连续30年，GDP年均增长9.6%，人均GDP由257元提高到22641元，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四位，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状态，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面目。今日中国不但已融入世界，而且已成为后冷战时代举足轻重之一员，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世界的未来走向。

二，大国兴衰之道

时至今日，谁也无法否认，中华民族正走在复兴的路上，且已取得足以自豪的成绩。今日之状，正是孙中山毕生孜孜以求的，正如他在《建国方略》序言中所述：“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

见惯了世界各国的风风雨雨与起落兴衰，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中国，并非一种必然，而是一种幸运。这种幸运，是因为有无数仁人志士的拼死奋进，是因为中国走好了关键的四步棋，是因为中华民族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

这条路已经为世界史上无数民族的兴衰起落所印证，正是对这条道路的接近与偏离，使得一些民族后来居上，一些国家始盛终衰。这条路就是：消除内耗，铸造共同体，形成合力，和平发展。它的诀窍很简单，但对大国来说，要真正做到却不容易。自1840年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国，如果不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血脉传承，如果不是孕育了如此多心系中华的英雄儿女，或许也走不到今天。

政治共同体的合理构建与有效运行，是一个民族兴衰存亡的关键。这是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除民族之外还需要国家的原因，也是“秩序优先”成为政治学基本法则的原因。正因如此，胡锦涛主席不久前特别强调“不折腾”，而早在几年前的一次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天安门事件等敏感问题时，温家宝总理曾深有感慨地劝说：不要再纠缠于这些容易引起争端的历史问题了，中国人应该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如果照这样再发展个10年、20年，中国将大不一样——今天的中国领导人，确实看到了、抓住了大国兴衰的命脉。

三，建国大业慰先灵

孙中山先生被尊为现代中国之父，他在90年前构想的现代化大计《建国方略——实业计划》，除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成份外，大多已成为现实并被超越。90年前被视为“理想空言”，90年后却成为现实寻常，这说明中华民族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希望。

孙中山构想的《实业计划》，以六大计划为经络。在第一、第二、第三计划中，他设想要在中国的北方、东方和南方分别各建一大港口，“顾吾人之理想，将欲于有限时期中发达此港，使与纽约等大。”而今，在孙中山昔日设想之地，三大港口已蔚然成群。北方港口群以京塘港为中心，两翼有营口港、丹东港、天津港；东方港口群有上海港、宁波港、南通港、连云港港及上海洋山深水港；南方港除广州港外，还有深圳、蛇口等港口，吞吐量均在亿吨左右，其繁忙景象已远超孙中山当年设想。

在第四计划中，孙中山设计了5条贯通全国的铁路大干线，细分为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扩张西北铁路系统等。他甚至设想了高原铁路的建设，认为“此是吾铁路计划之最后部分，其工程极为繁难，其费用亦甚巨大”，“此线行经之距离约一千一百英里”，对沿线所列地点之细，令人惊叹。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设想在今天也都已成为现实。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全线通车。完备的基础设施，已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在《实业计划》“改良现有水路及运河”一节中，孙中山设想了整治长江口至重庆间的航道，建设沿江港埠等航业问题，更第一个提出了长江上游的水利开发建设，即三峡工程目标。按照他的描述：“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即地学家所谓红盆地也。此宜昌以上迄于江源一部分河流，两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36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几年前完工的三峡工程，大坝蓄水至156米，除完整实现孙中山上述航道改善、发电等设想外，更将长江中下游的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一遇。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世纪伟人，总有着不同流俗的情怀。而今日中国的建设成就，也足以告慰这位28岁即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改革主张，一生致力于“中国之自由平等”的国父。

四，同志仍须努力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序言中，将建国目标界定为“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必须进行心理、物质、社会三方面的建设。

心理建设方面，90年来，中国人经历了由崇洋惧外到自信自尊，盲目排外到大度能容，因循保守到思想解放的心路历程。孙中山所深恶痛绝的“盖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中国所不知所不能者，则以为必无由以致之也。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因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已成为历史陈迹。孙中山所推崇的勇于探索、敢于冒险等国民精神，已成为经历了市场化、全球化洗礼的中国人之心理特质。

物质建设方面，如前所述，今日中国的成就，已超出当年孙中山所能想象之极限。惟独在社会建设方面，今日中国离孙中山当日的设想犹有距离。

孙中山认为，民权是社会建设之“极则”。在《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中，他提出了四大民权，即“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实际上，民权的意义虽有其独立价值之所在，但它更为人所重视，尤其是为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所需的，是其现实治理的功效。孙中山也是因为痛感中华民族“据此至广至富之土地，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犹未能先我东邻而改造一富强国家”，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从而针对性地开出民权药方，以期激发国民的主人翁精神，最终实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的社会建设目标。

物质建设的成功，并不会必然导致“人民安乐”，历史上相反的例证并不少见。由“物质成功”到“人民安乐”，中间需要一道桥梁，那就是收入分配的均衡、合理。如果好处总是流向特定一小撮人的口袋，即使蛋糕做得再大，也会离“人民安乐”的目标越行越远。对收入分配均衡、合理的关注，既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源起之处，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必要的理由。官场贪腐与贫富分化，则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的表征和症结所在。

在一个正经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转型阵痛的大国，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是无法避免的，但超过了某种限度的分配不合理，却是危险的。度的把握，或许取决于个人的感受，而既得利益者与相对利益受损者的感受，必大不同。值得庆幸的是，今日中国的领导人已感受到问题的严峻性，并将其提升到重要议事日程。“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就是调整收入分配，使发展成果能够为全民共享的宣言。

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价值存在，而是社会具体需要的产物。如果现行体制下即能够完成收入分配的调整，那么政治制度变革就并非是这个时代的客观需要。如果调整无法完成，则改革成为必须。所以，能否有效完成收入分配的调整，已成为判断现行体制是否需要根本变革的试金石。

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并不是意识到其重要性就能完成。调整既不能为“无米之炊”，本身也需要一种推动的力量。所以，它既受限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更受制于具体的社会力量对比。如果社会力量的变化始终有利于既得利益群体，那么很难想象调整能够真正被推动。此时，惟有寄希望于旨在伸张民权的政治制度改革，其目的是使社会力量的消长，能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调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90年前孙中山所构想的《建国方略》，对今日中国仍有借鉴意义，因此，它注定还会与现实中国纠结不休。这，既是世纪伟人深远前瞻的证明，也映衬出今日中国人肩上责任的沉重——这种沉重在于，它决定着迄今为止中国人所取得的成就，到底只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昙花一现，还是一棵可以不断生长、繁荣的常青之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