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珠传奇游戏机价格:揭秘中华民族一代帝王历史

　　揭秘一代帝王历史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风云变幻，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开国帝王。他们如夜空中的群星，交相辉映，璀璨夺目;岁月流逝，冲刷不掉他们的英名，朝代更替，也改变不了他们的不朽业绩。他们中既有深谋远虑、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也有锐意改革、举贤任能的开明之君。他们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为中华的文明和民族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把朝代更替比作多幕的历史剧，那么自秦始皇拉开中华帝国历史的大幕以来，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舞台上便演出了一幕幕王朝兴衰的悲喜剧。帝王制定朝纲，驾驭群臣，发展经济，安抚百姓，网罗人才，以及他们在政治谋略、军事手段、思想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都是中华民族无比宝贵的知识财富，值得我们不断汲取其营养。像“千古一帝”秦始皇开创帝制机构，把君主的权力和威严提高到空前高度，以加强中央集权，以利于统治;汉高祖刘邦重农为本，与民休养，轻徭薄赋，以民富为治安;隋文帝创立科举制度，网罗天下英才;唐高祖运筹帷幄，治国安邦，统一全国，臣服四夷，缔造大唐帝国的辉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化干戈为玉帛，君臣和平共处……开国帝王们的治国策略，集中反映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智慧和才华。中华的开国帝王，无论是在知人、用人、纳言方面，还是在重民、理政、决策、变革方面，都有一些至今仍有旺盛生命力，不仅可以用于今世，而且可以行于久远，它们根植于中国灿烂的文明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史的肥沃土壤之中，继承中华开国帝王思想中的精华，做到古为今用。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有作为的开国帝王，其成就无不与吸取历史的经验、学习治国之道有关。中华开国帝王不同程度地对社会发展产生过影响，他们的建国、治国策略是否得当，关系着政权能否建立和巩固，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和盛衰。大凡开国帝王都较有作为，对历史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他们能够顺应历史的发展，顺乎人民的要求，推翻腐败的前王朝，建立新王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一系列的改革，缓和阶级矛盾，使社会经济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下发展，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发展。然而个人只能推动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却不能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即使是“至尊”的帝王，也不能随心所欲地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

　　俱往矣，一代代开国帝王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历史人物;温故知新，鉴古知今，我们研究中华开国帝王治国策略，对于帝王的文韬武略，治国安民之术，将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丰富我们的知识，扩大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的素质，增进我们的智慧……

　　秦始皇嬴政

　　千古一帝 彪炳史册

　　横扫六国，始称皇帝，加强君主权力;三公九卿，郡县之制，强化中央集权;车同轨，书同文，万世不废;长城驰道，焚书坑儒，功过是非，任人评说……

　　◆童年遭难 少年成王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经三皇五帝至禹启而家天下。夏朝当立，但夏桀残暴，汤起灭夏;商得以存世，至纣无道，武王遂灭商，建立西周。由于周武王实行“封诸侯、建藩卫”的政治制度，数百年之后，诸侯纷争，群雄割据，霸主迭兴，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一百多个诸侯国。又经过两百多年的兼并，剩下了为数不多的诸侯国，其中以秦、齐、楚、魏、韩、赵、燕最为强大，号称“七雄”。七雄并立，混战不休，史称这个时期为“战国”。战国时期，群雄并起，逐鹿中原。

　　秦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秦人是古代嬴姓部落的一支，传说周孝王因秦的祖先善养马，便将他们封在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建国。

　　秦最初的领地在今天陕西省，当时属于中国的边缘部分。战国初期，秦一直是一个比较弱的国家，也许因为它地处偏僻，它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在春秋时期它是一个很不显眼的国家。就科学技术、文化等而言，秦在战国初期也比较落后。这个形势一直到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才开始改变，从此秦国开始不断强大。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从此秦正式成为一个大国。

　　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出生于赵国的邯郸。在他出生之前，正值曾祖父秦昭王在位。秦昭王采取“远交近攻”的兼并策略，大举进攻韩、魏两国，而与赵国联盟。秦赵结盟之后，秦国派子楚到赵国，作为人质。

　　子楚是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并不宠爱他的母亲夏姬，子楚又不是长子，所以被作为人质送到赵国邯郸。流落异国他乡的子楚郁郁寡欢，但是吕不韦改变了他的命运。

　　卫国商人吕不韦靠做投机生意成为富商。一次，他在邯郸见到子楚，并了解到他的身世，认为此人不同凡俗。吕不韦知道子楚不得志，同时安国君宠爱的华阳夫人又无子。于是，吕不韦便打定主意，想让华阳夫人过继子楚为子，如果太子安国君即位，子楚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了，届时自己就能够利用这些特殊的政治资本赚尽天下的财富。

　　很快，子楚在吕不韦的大力资助下，广交宾客，获得了不少谋士的辅助。吕不韦带着奇珍异宝，拜访了华阳夫人的姐姐，赞扬子楚的贤德和聪明，说他是一个胸怀远大抱负的人;又说子楚日夜思念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常常到深夜还在流泪，不能成眠等。华阳夫人的姐姐把子楚的厚礼和问候转呈给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听了之后，对子楚就有了好感。

　　吕不韦接着建议华阳夫人，如果她把敬重华阳夫人、德才兼备的子楚作为自己的儿子立为储君，即使以后秦昭王死了也能保住她的地位。这正中华阳夫人下怀，从此，华阳夫人见到安国君便为子楚说好话。不久，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刻符为信，约定立子楚为储君。

　　安国君和华阳夫人送给子楚大批钱财，并任命吕不韦为老师扶助子楚。从此，子楚名声日盛，誉满诸侯。吕不韦也常常住在邯郸，和子楚一起广交天下政客。

　　为了使子楚更加信任自己，吕不韦特地送给子楚一位擅长歌舞的美女，历史上称她为赵姬。公元前259年，赵姬在赵都邯郸生下一个儿子，因出生地为赵国，故以赵为姓，起名赵正———因为是生在正月，所以名字叫正。

　　赵正出生当年，秦国和赵国因长平的归属问题由盟友变成了仇敌。第二年，赵国在长平遭秦国围攻时想杀死子楚，结果子楚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重金贿赂守城门的官员，逃出了邯郸。赵正和母亲在外祖母家的掩护下，逃过了此难。

　　公元前250年，秦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即秦孝文王。华阳夫人被尊为王后，子楚为太子。此时秦、赵已经修好，赵国把赵姬母子送回秦国。

　　10岁之前，赵正的美好童年都在赵国度过，之后，他来到秦国。秦孝文王在位仅三天便去世。子楚继承王位，号庄襄王。庄襄王即位后，便以吕不韦为相国，封为文信侯，赏赐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但庄襄王在位时间仅三年便死去了。公元前246年，年仅13岁的嬴政便登上了秦王的宝座，由于年幼，政事由吕不韦和赵太后执掌。

　　◆铲除政敌 掌握王权

　　嬴政继承秦国王位后，相国吕不韦的权势随之进一步扩大，并且取得作为国君长者的“仲父”尊号，家仆上万，财力雄厚，成为秦国首屈一指的大富翁和权臣。同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吕不韦召集门客三千，让他们著书，最后编写成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内容包罗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目的是为了压倒诸子百家之说。

　　赵太后在嫁给子楚之前与吕不韦就有一段不可告人的情缘，现在虽然地位尊贵，但子楚已死，所以两人便旧情复发，时常私通。此时，嬴政已经长大，渐知人事。吕不韦因害怕隐私暴露，引来杀身之祸，就为自己找了替身嫪毐假充宦官，进入太后宫中，侍奉太后，深得太后宠爱，朝中政务悉由其决断。嫪毐拥有门客1000余人，家仆上千人。另外，他与朝中官员互相结交，把不少重要官员网罗其下，成为秦国仅次于吕不韦的又一股政治势力。这样，嬴政的身边有了两个对他政权构成威胁的人，一个是吕不韦，一个就是嫪毐。少年嬴政虽然年幼，但聪颖过人，对吕党、后党的所作所为也有耳闻，但他颇有城府，喜怒不形于色。表面上看来，嬴政对吕党、后党置若罔闻，其实时刻在关注他们的活动并伺机铲除他们。

　　公元前238年，嬴政年满21岁。按秦国制度，国君满22岁就要加冠亲政。可吕不韦、嫪毐两人分别向嬴政弄权示威。严峻的考验第一次摆在了嬴政面前。面对吕党和后党两大集团的嚣张气焰，胸怀大志的嬴政在挑衅面前不动声色，在加强对吕党、后党监视的同时积极准备应对异常事件。成竹在胸的嬴政佯装若无其事地按计划举行了加冠礼。然而嫪毐早已蓄谋暴乱，要杀掉嬴政，结果被早有防备的嬴政活捉，处以车裂酷刑，诛灭三族。他的同党被诛杀的有20多人，牵连的多达4 000多家。赵太后和嫪毐生的两个私生子也被杀，赵太后被软禁。后来，经过齐人茅焦的劝说，嬴政才亲自把母亲赵太后接回咸阳。

　　同时，嬴政早已深感吕氏集团对秦国君权的巨大威胁，打算乘嫪毐案件诛杀吕不韦，一并清除吕氏集团。但是吕不韦辅佐先王继位的卓著功勋众所周知，并在秦国已经培养了一股强硬的势力，如果操之过急，可能坏事，因而秦王暂时没有动吕不韦。

　　除掉嫪毐的第二年，嬴政就免掉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将其赶出咸阳。吕不韦被迫回到自己的封地洛阳。两年后，嬴政为了避免吕不韦和其他六国串通作乱，派人给吕不韦送去绝命书，信曰：“汝对秦有何之功，却能封土洛阳，食邑十万?汝与秦有何亲缘，却得到仲父之称?汝快滚至西蜀!”吕不韦知道自己难免一死，干脆服毒自尽了。

　　在铲除吕党、后党之后，嬴政在继承王位的第八年，即公元前238年开始亲政。

　　在彻底铲除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之后，嬴政开始了统一六国的事业。在嬴政手下，有一批很有才干的文臣武将，文臣有谋士李斯和尉缭，武将则有蒙恬、蒙武、王翦和王贲。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军力较强。到嬴政继承王位时，秦国无论在经济力量上，军事力量上还是地理形势上，都具备了统一六国的条件。为了加快统一步伐，他在清除国内敌对势力的同时，发扬先王雄风，礼贤下士，网罗人才，重新收纳文武骨干20余人。嬴政继承了自秦孝公以来变法革新、奖励耕战的一系列政策。在战略上，他继续奉行先王“远交近攻”的战略，同时又采用了新的策略，即间谍活动。嬴政采纳李斯等人的策略，重金收买关东六国权臣，离间其君臣关系。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战略步骤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笼络燕齐;二是稳住楚魏;三是先消灭韩赵，再统一全国。在这种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一场统一战争开始了。

　　公元前236年，秦王嬴政乘赵攻燕、国内空虚之际，分兵两路大举攻赵，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帷幕。虽然秦国经过数年连续攻赵，极大地削弱了赵国实力，但仍然一时无力灭亡赵国。于是秦国转攻韩国，公元前231年，攻下韩国南阳，次年，秦内史滕率军北上，攻占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俘虏韩王安，在韩地设置颍川郡，韩国灭亡。

　　公元前229年，秦王嬴政起兵大举攻赵，名将王翦率军由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出井陉(今河北井陉县)，端和由河内进攻赵都邯郸。赵国派大将李牧迎战，双方屡有胜负，陷入僵局，相持一年之久。后来，秦军使用反间计，让多疑的赵王撤换了统帅李牧。由于临阵易将，赵军士气受挫，失去了相持能力。公元前228年，王翦向赵国发起总攻，秦军很快攻占了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国灭亡。

　　在攻赵的同时，秦兵临燕境。燕国无力抵抗，太子丹企图以刺杀秦王的办法挽回败局。公元前227年，燕丹派荆轲以进献燕国地图为名，谋刺秦王嬴政，结果阴谋暴露，被秦国处死。秦王嬴政以此为借口，派王翦率兵攻打燕国，秦军在易水(今河北易县境内)大败燕军。次年10月，王翦攻陷燕国都蓟(今北京市)，燕王喜与太子丹率残部逃到辽东(今辽宁辽阳市)，苟延残喘，燕国名存实亡。

　　秦王嬴政的大军灭掉韩赵、重创燕国以后，北方大部分地区已为秦有，只有地处中原的魏国，孤立无援。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率军出关中，东进攻魏，迅速包围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秦军引黄河、鸿沟水灌城，攻陷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

　　在秦军攻取燕都之后，秦国就把进攻目标转向楚国。公元前226年，秦王嬴政问诸将攻楚需要多少兵力，老将王翦认为楚国地广兵强，必须有60万军队才能伐楚，而李信则说只用20万军队就能攻下楚国。秦王以为王翦因年老怯战，没有听取他的意见，派李信和蒙武率军20万攻打楚国。公元前225年秦军南下攻楚，楚将项燕率军抵抗。秦军开始进军顺利，在平舆(今河南汝南县东南)和寝(今河南沈丘县东南)击败楚军，进兵到城父(今河南宝丰县东)。项燕率军反击，大败秦军李信部，李信败逃回国。公元前224年，秦王嬴政亲自向王翦赔礼，命他率60万大军再次伐楚，双方在陈(今河南淮阳县)相遇。王翦按兵不动，以逸待劳，楚军屡次挑战，秦军不与交战，项燕只好率兵东归。王翦趁楚军退兵之机，挥师追击，在蕲(今安徽宿州市)大败楚军，杀死楚将项燕。次年，秦军乘胜进兵，俘虏楚王负刍，攻占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市)，设置郢郡，楚国灭亡。

　　五国灭亡后，只剩下东方的齐国和燕、赵的一些残余势力。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率军歼灭了辽东燕军，俘虏燕王喜，回师途中又在代北(今山西代县)俘获赵国余部，然后由燕地乘虚直逼齐国。齐王建慌忙在西线集结军队，准备抵抗。公元前221年，秦军避开两线齐军主力，从北面直插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在秦国大兵压境的形势下，齐王建不战而降，齐国灭亡。至此，秦王嬴政用了10年时间消灭了战国六雄，从此华夏重归一统。

　　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秦国在战争中的战略、战术运用得恰到好处。在战略方面，秦王嬴政在位时期，继承历代秦王发展农业和军队的政策，国力富强，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供应战争，在战略上处于进攻态势，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相继灭掉诸国。在战术上，秦国执行了由近及远、先弱后强的方针，首先灭掉了毗邻的弱国韩、赵，然后从中央突破，攻燕灭魏，解除了北方的后顾之忧，最后消灭两翼的强敌齐、楚。这种战术运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具体战役中，秦国运用策略正确，如在灭韩、赵的战争中，根据具体情况，而不是完全机械地按“先取韩以恐他国”的既定方针，而是机动灵活———赵有机可乘则先攻赵，韩可攻则灭韩，灭楚战役是在检讨了攻楚失策后，根据秦国实力集中优势兵力攻楚而取胜的;攻打齐国则是避实就虚，出奇制胜。

　　◆君权神授 始称皇帝

　　虽然秦王嬴政已经统一六国，但是，长期割据所形成的各地差异依然存在。秦王嬴政以巩固统一为核心，以秦国现有制度为蓝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实行全面改革，创立空前庞大的、统一的封建帝国。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正式宣布统一六国，并且在舆论与思想上确立了秦王朝的正统地位。

　　古代，人们认为一个朝代的建立有没有存在的理由，是关系到这个朝代能否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每一朝代的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寻找种种理由，为自己的存在寻找合理的依据。商汤灭夏，称“桀不务德”，商汤就是上天派下来接替夏王朝的。商人还宣称，他们的祖先是娥氏之女简狄，吞玄鸟之卵而降生的。《诗经》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宣称：帝喾妃姜氏，因踩了“巨人”脚印生下一个男孩，名弃，弃即为周人的祖先，周朝取代商朝亦是上天的旨意。那么，秦王朝的建立是不是上天决定的?它是否有存在的理由?秦王嬴政深知这一舆论的重要性。

　　战国末年，阴阳五行学家邹衍创立了“五德始终说”，即运用金、木、水、火、土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变化更替。他认为：每一个朝代各占一“德”，五德相生相克，反复循环。尧舜时代是土德，夏朝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为火德。由此类推，若秦朝是一个正统的朝代，它的存在也必然是上天的安排，那就必须具有水德。

　　传说，秦文公在打猎时曾获得一条黑龙，此为上天把水德转托给秦人的证据。秦灭周，就是水克火，这是上天的安排，因此，秦王嬴政建立的秦王朝完全是合乎天意的。

　　根据五行学说，水为黑色，主北方，北为阴寒，所以，秦王嬴政以水德立国也必须处处体现这些特性。例如旌旗、礼服用黑色，处理政事讲究“严刑”、“峻法”、“刚毅”。为了进一步神化其政权，秦始皇特地在泰山脚下举行封禅典礼，以此来证明他的帝位是天神授予的。秦王朝的正统地位，就是在这样的舆论宣传中，逐渐被确立起来的。

　　就在秦朝统一之初，嬴政就召集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在上朝时开始了“议帝号”之事。嬴政在灭六国之前，被称为“秦王”。“王”起初是周天子的称号，后来，各国诸侯争夺天下，都相继称王。现在嬴政灭掉六国，远远不只是一国之王，他统治的区域远远大于秦国，那么，这位居于七国之尊的嬴政，究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尊号”?应该具有多大的权力?

　　众所周知，古有天皇、地皇、泰皇，为“三皇”，泰皇为最高、最尊、最贵，所以大臣们建议嬴政称“泰皇”。但是也有人认为：古有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而嬴政的功绩为“五帝所不及”。嬴政本人也认为他“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最后，取“三皇”之“皇”、“五帝”之“帝”为“皇帝”。嬴政是第一个皇帝，所以称始皇帝。并规定其后世，按子孙世系排列，为“二世、三世……传之无穷”。并且规定“制”、“诏”、“朕”作为皇帝专用术语，其他人都不能使用。整个帝国都是属于皇帝的，其地位和权力至高无上，朝廷和地方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玉玺是皇帝行使权力的凭证，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称为玺，只有玺才能使用玉料。玉玺与朕、制、诏一样，都是皇帝的专有之物，任何百姓都禁止使用。

　　皇帝名号和权位确定以后，皇帝的亲属尊号也相继确定，父亲曰“太上皇”，秦始皇确定帝号的当年就追庄襄王为太上皇，母亲曰“皇太后”，正妻曰“皇后”。秦始皇还下令博士官参照六国礼仪，从而制定一套尊君抑臣的朝廷礼仪。皇帝在万人之上，群臣听传令官之令趋步入殿见皇帝;群臣上书奏事，一律要求采用“臣某昧死言”的格式。

　　君权神授，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都必须由皇帝任免，要严格按照皇帝的命令办事。军权也集中到皇帝一人之手，没有皇帝的符节，任何人不得调动军队。为了保证皇权行使的畅达和中央集权制度的有力实施，文武百官昼夜不停地起草制度文件，最终制定出了中央行政组织和地方行政组织制度，由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

　　为了让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得到充分发挥，秦始皇不分昼夜地操劳，白天断狱，夜批公文。即使这样拼命，但是他还不满足，他还给自己规定了更高的目标，不批完一石公文，绝不休息。

　　◆统一制度 加强集权

　　秦始皇凭借武力征服六国，国家虽然统一了，但是还存在着许多阻碍国家发展的因素，所以秦始皇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首先对中央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中央行政机构以皇帝为首，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即三公九卿制。

　　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制度规定中央行政机构的首长是丞相，丞相统领百官，并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政务。国家行政事务由丞相总领朝廷大臣集议和上奏。秦朝规定有左、右丞相，以右为尊。

　　太尉是中央军事机构的最高军事首长，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军事。如果需要发兵、调兵，必须得到皇帝的虎符，才能有权指挥军队。

　　御史大夫是皇帝的秘书长，皇帝的命令、国家的法令，由他转交丞相颁布。管理全国的书籍、律令和文书等事项，监察各级官吏也由御史大夫掌管。

　　三公之下还设九卿，九卿是具体掌管全国各领域事务的官吏，九卿分别为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奉常具体掌管宗庙祭祀礼仪，兼任皇帝侍从，其属官有太乐、太宰、太祝、太史、太卜、太医等;郎中令具体掌管皇帝的安全保卫工作，其属官有大夫、郎中、谒者;卫尉具体掌管宫门的警卫，是宫殿的警卫队长;太仆具体负责皇帝使用的车马，是皇帝仆从的最高长官;廷尉具体负责司法，是全国的最高司法长官;典客具体负责接待宾客的礼仪和少数民族事务;宗正具体负责皇室宗族名籍;治粟内史具体负责全国财税收入和财政支出，是全国最高财务长官;少府具体负责山海池泽的税收以及皇帝的生活供应，兼管宫廷手工制造业。

　　三公九卿，各自设有自己的一套机构，处理日常工作。大事总汇于丞相，最后上报皇帝裁决。

　　地方实行郡县制。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在秦国得到了彻底地改变。丞相李斯强烈反对分封制，他认为周朝就是因为实行分封制，将王分到各地当诸侯王，他们的权力才进一步扩大，逐渐与中央疏远，皇帝越来越难管这些诸侯王，最后导致周朝分崩离析。他认为秦朝应汲取周朝的失败教训，要设置郡县，由皇帝亲自任命官吏进行治理，秦国的安定也就牢牢抓在皇帝手中。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设立了36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有两个名称，一是县令，一是县长。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这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基层老百姓们以5家为一个基层单位，由伍长负责;什则由10家组成，由什长负责。

　　为了使国家更快、更稳地发展，秦朝首先严格管理官吏，秦始皇制定了一套严明的法令，专门治理官吏。法令极其严厉，使得所有官员都遵纪守法，办事效率极高。同时，秦朝也给这些官吏很高的权力、地位，“以束为师”。

　　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设置的这套帝制机构，好像一张庞大的权力之网，从中央到地方，从郡到县，到乡、亭、里、什、伍，层层控制，整个权力集中到中央，再通过中央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所有的大臣和郡县长官，都由皇帝一人任免。秦朝的这套政治制度，在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是空前专制的。在中国秦朝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一套制度。这一制度对巩固中华民族的统一，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的繁荣，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秦朝刚刚建立，各方面的发展都还不够完善。国家要统一，经济要繁荣，民族要团结，除了有一套帝制机构之外，还必须建立各种统一的制度。长达几百年的封建割据使得全国混乱不堪，要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制定完整而统一的规章制度之前，秦朝政局非常混乱。为此，秦朝首先是颁行统一的法律。商鞅变法时，采用魏国李悝所著的《法经》作为秦国新法律的蓝本。李悝的《法经》共分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商鞅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什”、“伍”连坐法，又把“法”改变为“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秦律颁布全国执行，结束了战国时代各国法律条文不一致的状况。秦律具有苛刻严明的特征，对“治吏”尤为重视，大量律条是针对官吏制定，官吏犯过，刑罚必加，绝不宽恕。李斯当时向秦始皇建议：“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在此之前的各国法律制度，都有很大不同。秦始皇就把秦的法律颁布全国，令全国各个郡县统一执行。所以，秦朝吏治清明，官吏不敢贪污受贿，也不敢玩忽职守，办事效率极高。

　　秦朝统一之初，各国货币形制基本上都不相同，而且计量单位也不统一。为了统一货币制，秦始皇立即下令废除六国旧货币，制定新的统一货币。新制定的货币分为两种：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新的货币制的制定，给当时秦朝的商品交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度量衡制度也是秦朝需要改革、统一的一项制度。原来各国的度量衡制度不仅大小、长短、轻重不同，单位、进制也不同。以量来说，秦国以升、斗、斛为单位，魏国以半斗、斗、钟为单位，齐国以铆、釜、钟为单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向全国颁行新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规定度为寸、尺、丈、引;量为斛、斗、升、合、仑;衡为铢、两、斤、钧、石。

　　车轨大小、交通要道的宽窄也需要统一。秦始皇下令，全国统一车轨，大车的两轮之间皆宽六尺，所有不符合这些规定的车辆一律禁止使用，史称“车同轨”。这一措施对交通运输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语言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交流工具。由于秦朝统一之前，各国各自为政，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说文解字·叙》中记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种文字不统一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秦朝的发展。为此，秦始皇命丞相主持文字改革工作，下令须“书同文字”。李斯废除了各国的异体字，统一了偏旁的形态，固定了偏旁的位置，规定了字体的笔数，全国一律使用笔画简单、书写方便、易于读认的“小篆”，又叫“秦篆”，就这样第一次规范了汉字。

　　为了推广统一的文字，李斯写了《仓颉篇》，赵高写了《爰历篇》，胡毋敬写了《博学篇》，都用小篆字体，共有3 300个字，作为范本，向全国推行。

　　秦始皇开创的帝制机构和建立的各种统一制度，使得中国在两千多年前成为世界上疆域最大、文化最发达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科学、文化迅速发展，并居于世界前列。

　　◆北筑长城 南戍五岭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战国时期，北方居住着少数民族匈奴人。匈奴已经进入了奴隶制社会，他们占有今内蒙古、宁夏一带的广大草原。匈奴人常常袭掠与其接壤的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地。

　　秦朝统一以后，匈奴人仍然南下侵扰。为了保证中原地区的安定，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镇守北疆。经过几次英勇战斗，蒙恬终于攻取了河南地(今内蒙古马加河以南及伊克昭盟地区)、高阙(今内蒙古狼山中部到兰山口)、阳山(今内蒙古马加河以北的狼山、阴山)、北假(今内蒙古马加河以南夹山带河地区)等地，还在这里设置了34个县，分别筑有县城。公元前211年，秦始皇从中原地区迁徙3万多户人家到这里落户。接着，秦始皇便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修建的长城连接起来，再修筑了一部分，修筑后的长城西起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鸭绿江，长达1万余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是古代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的结晶。它的建成，对于北防匈奴，保卫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华夏儿女的骄傲。

　　秦朝初年，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两广地区，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越族。当时，他们还处于氏族社会时期，各个部落和部落联盟大小不一，居住分散，时人称为百越。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北击匈奴的同时，又派大将屠雎率50万部队对百越地区采取了重大的军事行动。秦很快征服了闽越，但在进攻南越和西越时，秦军遭到了顽强抵抗，加之岭南地区交通不便，军需供应困难，战争相持不下。为了支援战争，秦始皇一面在中原征发兵马，一面命令监御史禄率兵在今广西兴安县北开挖灵渠，把湘江和桂江支流———漓江之间的交通贯通起来，灵渠建成后大大方便了军需供应和兵员运输。经过八年征战，终于平定了百越，统一了岭南地区，并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先后有50万中原人，“戍五岭，与越杂处”，他们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客观上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从此，越族人民就永远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百越地区也从此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全国统一之后，领土骤然扩大，在当时交通设施简陋的情况下，一旦有战事发生，局面很难迅速得到控制。为了调发士卒和转运粮草方便，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开始在国内修筑驰道。

　　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到燕、齐，南至吴、楚，北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西到甘肃东部，南北东西，四面贯通，全长达数千公里。驰道宽达50步，路面用锤夯打，平坦坚实，道路两旁每隔3丈植树1棵。此外，在今四川、云南、贵州等偏僻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又修筑“五尺道”，以适应这些地区战争的需要。

　　驰道的修筑，对于秦王朝有效地控制全国，镇守边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驰道战时便于调兵、运粮，平时便于驿传。

　　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的11年中，曾5次到全国各地巡视民情，察看防务，平均每两年1次。所到之处，都要刻立石碑、申张秦法、歌颂统一，宣扬皇帝的威德，以巩固国家的统一。秦始皇的每次巡游，基本上都是沿驰道进行的。

　　秦始皇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横扫六国，一霸天下。六国虽然被消灭了，但还有大量六国的旧贵族、官吏、士人，隐名埋姓，潜藏在各地;他们甚至还掌握着大量的兵器，另外秦国在与六国的交战过程中有许多兵器流散于民间，这是一种不可低估的潜在的危险因素。因为这些兵器很可能会被六国的旧贵族们利用起来，进行反秦的军事活动，构成对秦政权的严重威胁。于是，秦始皇下令，全国各地，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私藏兵器，违者严惩。各郡、县官吏必须采取强制手段，收缴流散于民间和旧贵族手中的兵器。最后，这些收缴的兵器集中在咸阳加以销毁，改铸成12个大铜人，各重24万斤。秦始皇这种兵器不藏于民间的做法，为以后历代封建帝王所效仿。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原有六国的军事设施如城郭、险塞等，被各国贵族用来作为反秦的据点或屏障，秦始皇命令各地，“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消除各种军事上的隐患，同时也方便了交通和水利的建设。

　　◆焚书坑儒 禁办私学

　　为了控制全国的舆论与宣传，秦始皇实行了文化专制，以稳定政权。他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实施“焚书坑儒”政策来巩固皇权。

　　公元前221年，六国的遗老遗少和贵族大肆引经据典谈论朝廷政事，虽然朝廷法令严酷，但时间一长，他们也就胆大妄为了。特别是那些儒生们，他们借用兴办私学名义，借古讽今，惑乱百姓，给朝廷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大量的舆论宣传直指新政权，秦始皇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他要寻找解决这种局面的有力措施。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召集群臣举行宴会庆贺自己北筑长城、南伐百越的功绩。博士仆射周青臣首颂秦始皇“神灵圣明”。他说：“陛下统一海内，灭亡诸侯，改设郡县，无战争之患，百姓人人感到幸福快乐，这是前所未有的盛事。这样的帝王之业，可以传至万世。”然而旧势力的代表人物淳于越却提出：“商、周的王位能够传一千多年，是因为分封制的实施。现在陛下设郡县、去分封，假如有的人突然起来篡权，没有辅佐怎能相救呢?”并借机攻击道：“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群臣一片哗然。秦始皇也让众臣放开思想，各抒己见。但是，丞相李斯却力排众议，对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反对派论调进行了严厉驳斥。他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治国方法各异。如今，天下已定，法令统一，百姓积极而努力生产，儒生们本应学习法令，为国效力，相反，以淳于越为代表的“愚儒”们却“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这些人“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又提出，这些以淳于越为代表的“愚儒”们是秦朝政权和国家顺利发展的绊脚石，应当及早除掉。之后，他又提出了焚书的建议：史书除《秦记》之外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的藏书都限期集中到郡，由郡守、郡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有敢相互谈论《诗》、《书》的，判处“弃市”的死刑;“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秦始皇听后觉得李斯的话很有道理，立即采纳了这项建议。于是，全国各地青烟滚滚，大批古代文献、典籍毁于大火之中。

　　在焚书之后的第二年，又实施了坑儒。由于大量焚书，引起不少儒生和方士的不满，他们继续大造舆论，谩骂、攻击秦始皇，说他“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等。秦始皇对这些敢于反抗、继续散布“妖言”、“以乱黔首”的儒生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手段，先后逮捕了1 160多个儒生和方士，把他们全部活埋于咸阳。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百姓还未安定，诸位先生都诵法孔子，陛下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望陛下三思。”秦始皇非但不采纳，还把他赶出咸阳，让他到北边的上郡去执行监军任务。

　　不仅士人，百姓也极端痛恨秦始皇。楚地流行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诅咒秦王朝灭亡。公元前211年，东郡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知道后，派遣御史追查刻字人，由于无人承认，便把陨石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死，然后销毁陨石。如此，百姓的怨恨更深了。

　　焚书坑儒，尽管对于巩固国家统一、消除割据意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秦始皇采取这种野蛮的、残酷的手段，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一次极为严重的摧残。

　　在焚书坑儒之后，禁办私学是秦始皇进行舆论控制的又一种手段。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曾仿照齐、鲁等国的制度，设置了博士官职。但充当博士官的这些人都是当时各个学派的知名人士，没有行政实权，可以议论政治，有保藏图书、教授诗书等责，他们可以举办私学，招收弟子，传授学问，有的博士官的弟子多到100多人。因此，在秦王朝都城———咸阳的孔孟一派的儒生队伍不断扩大，成为当时文教机构中的一股重要力量。鉴于此种情况，李斯指出：不少儒生大多是通过“私学”来进行反动舆论宣传的。焚书之后，书籍没有了，但这些儒生人还在，思想还在，如果让他们继续举办私学，那么他们就会继续以古非今，伪言诽谤，大造反动舆论。因此，必须把教育大权收上来，严禁私学，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私办教育。教育只能由官方举办。

　　李斯在焚书的建议中表明，禁止传授《诗》、《书》等百家思想，所有的官办学校必须“以吏为师”，以法令为教材，不得随意讲授其他内容。

　　秦始皇禁办私学，规定官办教育，对于控制舆论、宣传统一思想，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文化专制，更多的是对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破坏。

　　◆横征暴敛 严刑峻法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时，每灭一国，就命人把该国宫殿绘制图样，在咸阳仿造。他到处建造离宫别院，仅首都咸阳四周200公里内就有宫殿270座，关中有行宫300座，关外有400多座。

　　在秦始皇修建的众多宫殿中，规模最大的当数阿房宫。“法天则地”是秦人进行城市规划的重要原则，阿房宫也同样是这一原则下的大手笔。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谓，属之咸阳。”唐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写道：“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项羽火烧阿房宫时，“火三月不灭”。其规模之大，劳民伤财之巨，可以想见。

　　封建帝王生前都要为自己“百年”之后的归宿做规划，秦始皇也不例外。秦始皇在13岁刚即位时，就开始在骊山为自己修造坟墓。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营建工程大规模进行，前后经营38年之久，直到秦始皇死时，工程尚未完全竣工。秦始皇的骊山陵墓依骊山而建，高50米，周长2公里，像座山陵一样，故称骊山陵墓。

　　最近探测资料表明，秦始皇在骊山陵修建的地宫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60米，东西宽约400米，面积比现在封土面积大得多。地宫由厚约4米的宫墙围护，宫墙由细绳纹青砖砌成。陵墓的东、西、北三面都有通向地宫的通道，用黑炉土、棕色土、黄土等混合成的五色土回填夯实。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贵，徒藏满之。令匠作机驽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即使秦始皇死后的陪葬兵马俑也堪称世界奇观，1974年至今发掘的一号、二号、三号兵马俑坑规模很大，仅一号坑就东西长230米，宽612米，总面积达14 260平方米，约埋有6 000个真人大小的陶俑。

　　阿房宫和骊山墓两项宏大工程，用去了精壮劳力140余万人，加上北筑长城、南戍五岭、修驰道、造离宫，以及其他兵役杂役，常年动用民力多达300余万，丁男全被发征服役，部分丁女也裹入服役队伍。沉重的兵役、徭役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同时，人民还要将收获物的2/3缴作赋税。秦王朝的横征暴敛使得海内虚耗，民穷财尽。

　　秦自孝公以来奉行法家学说，法家尚刑。秦始皇推崇法家，用刑残酷，杀人如麻，使秦国的残暴统治达到高峰。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为了防止六国遗民叛乱，他下令收缴天下兵器运到都城咸阳，令工匠销毁。秦始皇还采纳李斯建议，规定一人犯死罪，亲族一起处死，叫作“族诛”;一家犯法，邻里同罪，叫作“连坐”。人民随时都会被指控犯法，被罚做苦役，或者斩脚、割鼻、处死。百姓动不动就被官吏判为犯法，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大批无辜者被判为刑徒去服苦役，路上行人半数都是囚犯，长城脚下、阿房宫中、骊山墓旁以及五岭路上，处处如此。秦国已经不是昔日的秦国，它已经是一座巨大的人间地狱，百姓终日生活在恐怖之中。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一直对秦恨之入骨的六国贵族首当其冲，他们多次派人入宫暗杀秦始皇。士人得不到任用，纷纷指责秦的统治政策。广大百姓刚刚脱离战争之苦，但秦的暴政又引起了他们对故国的怀念，纷纷诅咒秦始皇早死，秦朝速亡。

　　◆向东求仙 寿终归西

　　秦始皇做了皇帝之后，不仅希望皇位能万世万代地传下去，而且他还希望自己长生不老，于是就千方百计地寻求仙丹妙药。他曾派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至东海中求神仙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秦始皇还好大喜功，先后5次大规模巡游，沿途刻石颂德，以昭示自己的不朽之功。但秦始皇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出巡回来的路上。

　　皇帝驾崩后，为了防止皇子们争夺皇位而导致天下大乱，丞相李斯封锁了消息，将秦始皇的尸首放在车里继续向咸阳赶路，但热天中尸体开始腐烂，散发出臭气。为了掩盖真相，李斯让每辆车上都装一石鲍鱼，用鱼臭掩盖尸体的腐臭。

　　赵高为了自己专权，竟借扶苏不喜欢李斯的事实来蛊惑李斯，二人一起篡改诏书，让胡亥继承了皇位，同时假造圣旨让扶苏自尽。胡亥即位后称秦二世。

　　同年九月，秦始皇被葬在骊山墓中。墓高50丈，按照规定，皇帝的墓可以建9丈高，但至高无上的皇帝陵墓总是超过这个高度。至于百姓的墓，不但要称为“坟”，还限制在三尺以下，否则就是触犯法律，要受处罚。

　　秦始皇的骊山墓室建得非常豪华。由于墓室很深，会有泉水渗进，为防止墓室遭泉水的长年浸泡，便用铜汁浇铸墓室。墓顶则用无数珠宝镶嵌，形成日月星辰的模样，底部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墓室里还有文武百官排列两边，一切都仿照秦始皇在世时的样子设置。据说，为了防止偷盗破坏，墓中设有机关，如有人进入，弓箭会自动发射。

　　秦二世即位后，统治更加残暴，仅仅三年，秦二世便被赵高所杀。暴乱中的秦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秦始皇13岁即位，22岁亲政，接着扫灭六国，一统天下，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但是，秦王朝的命运是短暂的，它仅存15年，就被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了。

　　汉高祖刘邦

　　郡国并行 重农抑商

　　出身布衣，却在群雄逐鹿中独占鳌头，使一代枭雄西楚霸王自刎江边;与民休养，轻徭薄赋，开创西汉王朝两百年基业;一个精明的政治领袖，一个富于神秘色彩的帝王……

　　◆无赖少年 玉汝于成

　　公元前209年，由于秦始皇的残暴统治，民怨沸腾，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揭竿而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秦农民起义。与此同时，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也借机蜂起，逐鹿中原，全国各地燃起了反秦的烈火。

　　刘邦(公元前256~公元前195年)，秦朝泗水郡沛县(今江苏丰县)人，字季，小名刘季，兄弟四人中排行第四，刘邦出身农家，为人豁达大度。刘邦所处的时代，是从诸侯混战走向统一，又从统一走向分裂的时代。他目睹了诸侯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也曾经为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四海而欢呼过。

　　刘邦生性豪爽，自幼不太喜欢读书，喜做大，好吹牛，但对人乐善好施。由于他不喜欢从事劳动，不如哥哥会经营，所以常被父亲训斥为“无赖”，但刘邦依然我行我素。刘邦30岁时，做了泗水的亭长，因重感情，讲义气，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刘邦的夫人是单父吕公的女儿，他们俩还是吕公撮合的。有一天，县里的官吏来拜贺吕公，当时萧何负责收受贺礼，他向来客宣布：“凡贺礼不满一千钱，都坐在堂下。”刘邦也是贺客之一，他根本没带钱，却和萧何开玩笑说：“我贺钱一万。”

　　有人去告诉吕公，吕公听说了，急急忙忙赶出来亲自迎接他。一见刘邦气宇轩昂，与众不同，非常喜欢，马上请其上席就座，交谈甚欢，非常投缘。酒后，吕公还盛情将他留下，并且提出想将女儿嫁给他为妻。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刘邦喜出望外，回家征得父母同意之后，他便和吕氏结了婚，这就是后来的吕后。他们生了汉惠帝和鲁元公主。

　　一天，有一个过路的老人向刘邦的妻子吕氏要水喝，吕氏满足了他的要求并给他盛了碗饭。老人吃喝完了讨好地说她是一副贵人相。等老人走后，她把刚才老人说的话告诉了刘邦，刘邦一听异常兴奋，他赶紧又追上了老人，让他也为自己看看面相。老人又讨好地说他的夫人和女儿是贵人相，而刘邦的面相更是贵不可言。

　　不久，秦始皇修骊山墓，动用了大批劳力，刘邦也受命押送刑徒到骊山。在押送的路上，刑徒们陆续逃亡。刘邦也很无奈，走到丰邑县的大泽休息时，他喝了些酒，然后悄悄松开了刑徒们身上的绳子，让他们自己逃命去。刑徒们发现刘邦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救了他们一命，非常感激。他们不愿意丢下他一个人走，都表示愿意跟着他，刘邦便带领大家逃亡。传说刘邦他们没走多远，前面负责开路的人就回来告诉他前边有条大蛇拦路，没法通行。刘邦训斥说：“我们这些勇士行路，没什么好害怕的!”他扒开众人，自己到了前边，果然见一条蛇横在路中间，他便拔出宝剑将蛇一剑拦腰斩断。又走了一段路后，后边的人赶了上来，对他说：在路旁看见一个老太太哭，问她为什么哭，老太太说有人把她的儿子杀了。又问为什么被杀，她说她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刚才变成蛇，却在路边被赤帝的儿子杀了，所以才如此难过。大家当时都认为是老太太说谎，但老太太忽然就不见了。刘邦听说后，心中暗喜，以后便常常借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和地位。

　　刘邦杀了那条蛇，又听说了那种神异之事，就开始怀疑自己可能是赤帝的儿子转世，他预感会有什么事要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刘邦带着那些愿意跟从他的刑徒逃亡到芒砀山区，藏了起来。据吕氏说，吕氏和其他人去寻找刘邦，却常常能够很快找到。刘邦觉得很奇怪，问她原因，吕氏说：“你藏身的地方，天空上经常有五彩祥云，所以我很快就能找到。”刘邦异常兴奋，把此事向人们悄悄宣传。借助这些传说，刘邦在当时的威信不断提高，跟随他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他被当地人称为沛中豪杰。

　　秦朝的残暴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公元前209年，秦末农民起义爆发，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起义军攻占了陈县以后，陈胜建立了“张楚”政权，和秦朝公开对立。很多百姓都把县令杀了投靠陈胜。沛县的县令害怕了，就想主动投诚。萧何、曹参担心县衙里其他人不同意，就建议县令到社会上召集几百人挟持其他官员。县令觉得有理，便让刘邦的妹夫樊哙去把刘邦找回来。此时，刘邦已经聚集了几百人马，便带人赶回沛县。但是县令又后悔了，害怕刘邦回来自己不好控制局面，危及自己在沛县的地位，弄不好还会被刘邦所杀，等于是引狼入室。所以，他命令将城门关闭，还准备捉拿推荐刘邦的萧何和曹参。萧何和曹参闻讯赶忙逃到了城外。刘邦这时已经聚集了好几百人，他将信射进城中，鼓动城中的百姓起来杀掉出尔反尔的县令，大家一起捍卫自己的家乡。因为众多百姓对平时就不太体恤他们的县令非常不满，于是，杀了县令后开城门迎进刘邦，又推举他为沛公。刘邦顺从民意，设祭坛，自称赤帝的儿子，领导民众举起了反秦大旗。刘邦在攻打胡陵、方与后，即回来驻守丰邑。

　　◆约法三章 关中称王

　　在刘邦起兵的同时，秦末农民战争中还有一支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原来楚国贵族的后代项羽和叔叔项梁，他们在吴中起兵，兵力很快达到了近万人。同时，其他被秦国灭掉的六国贵族后裔们也纷纷起兵，加入了灭秦的行列。

　　公元前208年，陈胜手下大将周章率军攻打戏水。燕、赵、齐、魏各国都自立为王。

　　但秦朝泗川郡监名叫平的率兵包围了丰邑。两天之后，刘邦率众出城与秦军交战，打败了秦军。刘邦命雍齿守卫丰邑，自己率领部队到薛县去。泗川郡守壮在薛县被打败，逃到戚县，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抓获泗川郡守壮并杀了他。刘邦把军队撤到亢父，一直到方与，没有发生战斗。陈王胜派魏国人周市来夺取土地。周市派人告诉雍齿说：“丰邑是过去魏国国都迁来的地方，现在魏地已经平定的有几十座城，你如果归降魏国，魏国就封你为侯驻守丰邑。如果不归降，我就要屠戮丰邑。”雍齿本来就不愿意归属于刘邦，等到魏国来招降了，立刻就反叛了刘邦，为魏国守卫丰邑。刘邦带兵攻打丰邑，没有攻下，后因生病退兵回到沛县。听说东阳县的宁君、秦嘉立景驹做了代理王，驻守在留县，于是刘邦前去投奔他，想向他借兵去攻打丰邑。这时候秦朝将领章邯正在追击陈胜的军队，章邯的别将司马带兵向北平定楚地，屠戮了相县，到了砀县。东阳宁君、刘邦领兵向西，和章邯的别将司马在萧县西交战，战势不利，就退回来收集兵卒聚集在留县，然后带兵攻打砀县，三天就攻下此城。于是刘邦聚集砀县的兵卒共五六千人攻下下邑，后退兵驻扎在丰邑。听说项梁在薛县，刘邦就带着一百多随从骑兵前去见项梁。项梁又给刘邦增加了5 000兵士和五大夫级的将领10人。刘邦回来后，又带兵去攻打丰邑。

　　刘邦跟从项梁一个多月，项羽已经攻下襄城回来了。项梁把各路将领全部召到薛县，听说陈胜被车夫庄贾所杀，因而立楚国后代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王，建都盱台，项梁号称武信君。驻守几个月后，项梁向北攻打亢父，援救东阿，击败了秦军。另外，项梁派刘邦、项羽攻下咸阳。项梁的军队驻扎在濮阳县东边和秦军交战，打败了秦军。

　　战败的秦军重振旗鼓，在濮阳城周围引水坚守。楚军久攻不下，撤兵去攻定陶，没有攻下。刘邦和项羽向西夺取土地，到了雍丘城下，和秦军交战，大败秦军，斩杀李由。又返回攻打外黄，没有攻下。

　　项梁两次打败秦军，露出骄傲的神色。宋义进谏，项梁不听。秦朝给章邯增派了军队，趁着黑夜袭击项梁军队。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章邯让士兵口里都衔着一根横木棍，结果在定陶打败了项梁的军队，项梁战死。这时，刘邦和项羽正在攻打陈留，听说项梁已死，就带兵和吕臣一起向东进军。吕臣的军队驻扎在彭城的东面，项羽的军队驻扎在彭城的西面，刘邦的军队驻扎在砀县。章邯打败了项梁的军队之后，就以为楚地的军队不值得担忧，于是渡过黄河，向北进攻赵国，大败赵军。正当这个时候，赵歇立为赵王，秦将王离在巨鹿城包围了赵歇的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河北军。

　　公元前207年，楚怀王把都城从盱台迁到彭城，把吕臣、项羽的军队合在一起由他亲自率领。他任命刘邦为砀郡太守，封为武安侯，统率砀郡的部队，封项羽为长安侯，号称鲁公;吕臣担任司徒，他的父亲吕青担任令君。

　　这时，因赵国几次请求援救，怀王就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向北进兵救赵，然后向西取咸阳。命令刘邦进军关中。楚怀王和诸将相约，谁先进入函谷关平定关中，就让谁在关中做王。

　　公元前206年8月，刘邦攻入武关，向咸阳逼近。秦相赵高杀死秦二世，派人向刘邦求和，被刘邦拒绝。同年9月，秦王子婴即位，他诛灭赵高，派兵在崤关抵挡刘邦。刘邦率军绕过崤关向秦国进攻，在蓝田之南打败秦军，接着到蓝田又大破秦军。10月，刘邦即进抵咸阳东郊灞上。秦王子婴被迫乘坐素车白马，用带子系着颈，捧着玺印向刘邦投降。秦王朝灭亡。

　　10月，刘邦攻入咸阳后，以“关中王”自居，准备好好享受一番。樊哙提醒刘邦安于享乐将重蹈秦的覆辙，他不以为然。张良再一次进谏说：“秦王朝的统治残暴无道，所以你才能进入关中。你若想为天下除去残暴，自己首先就必须以朴素为资。现在刚刚入秦，却安于享乐，这并非大丈夫所为，况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樊哙讲的话虽不合你意，但为了坐稳天下，希望你还是听从他的劝告。”于是，刘邦听从了张良、樊哙等人的建议，“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灞上”。刘邦到达灞上之后，便召集当地的名士，和他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秦朝的苛刻法制一律废除，这条规定顺乎民心。

　　◆暗渡陈仓 击杀霸王

　　项羽在巨鹿之战消灭秦军主力后，也率军向关中进发。公元前206年12月，听说刘邦已平定关中，刘邦的属下曹无伤对刘邦很不满，他暗地里派人向项羽挑拨说：“沛公刘邦想在关中做王，让子婴做宰相，自己将秦的财物都纳入私囊。”项羽大怒，当即命当阳君英布攻破函谷关。范增也劝项羽趁机除掉刘邦这个对手。项羽就下令准备，要在第二天进攻。这时的刘邦在兵力上无法和强大的项羽相抗衡，他只有10万军队，不可能战胜项羽的40万精兵。大难临头之际，刘邦却迎来了一位救星。

　　这个救星恰恰就是项羽的叔叔项伯。刘邦的谋臣张良曾经救过项伯一命。项伯听说项羽马上就要进攻刘邦，就潜入刘邦军中，想把好友张良带走。张良却说：“沛公有难，我不能走，除非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张良将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了刘邦，刘邦要张良赶快考虑对策。张良说：“你现在应亲自对项伯说明，你不敢背叛项王。”刘邦为感激项伯便与项伯约为儿女亲家，然后说：“我入关之后，秋毫不犯，登记吏民，封存府库，以待将军。之所以遣将守关，是为防备盗贼和其他意外。我日夜盼望将军到来，怎么敢反叛呢!希望您能替我向将军解释这个情况。”并表示次日即向项羽赔礼。项伯即连夜返回，把刘邦的话回明项羽，并劝告说：“是刘邦先破关中，你才有机会进入关中，刘邦立了大功，应该好好待他。”项羽遂同意取消进攻计划。

　　第二天早上，刘邦率张良、樊哙和100多个骑兵来到项羽的驻地鸿门，向项羽赔礼。项羽宴请刘邦，席上明争暗斗，剑拔弩张，演出了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项羽要借此时机杀了刘邦，却被刘邦借故脱身躲过。“鸿门宴”后，项羽即率兵西屠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宫室，掳掠财物、妇女，然后东归。因楚怀王坚持誓言———“先入关者王”，逆了项羽的心思，公元前206年5月，项羽以最高统帅的身份，佯尊楚怀王为义帝，立诸将为王、侯，诸侯王共分封了18个。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管辖梁、楚九郡，都彭城，立刘邦为汉王，管辖巴、蜀、汉中41县，居地南郑(今陕西南郑)。

　　4月，项羽遣诸侯各自就国，刘邦也只好前往南郑。项羽当时只给了他3万士兵，加上自愿随从的几万人，也不到10万人。为了防备其他诸侯的袭击，同时，也为了向项羽表示不再东出争夺天下，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把通往汉中的栈道烧了。这样，从陈胜开始反秦到秦灭亡，长达3年的战乱暂时平息。

　　刘邦身居南郑并不满足汉王的封号，只是鉴于势单力薄，暂时没有反对项羽。而到了南郑之后，一方面刘邦所率士卒不服水土，思念东归，他必须立即决断;另外，由于分封不均，齐国田荣起兵反叛，陈余打败张耳立歇为赵王，诸王反叛项羽也为他提供了东进的机会。刘邦决定出关与项羽一决雌雄，恰好丞相萧何又向他推荐将才韩信，认为“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他便任命韩信为大将。刘邦让他全权部署作战计划。公元前206年5月，刘邦以萧何为丞相，留守巴蜀，安抚后方，自己则和韩信率领大军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很快占领了整个关中，楚汉战争正式爆发。

　　公元前205年，正当项羽与齐、赵激战时，刘邦率兵出关向中原进军。汉军声势浩大，共56万人，东向伐楚，次年4月，攻下了彭城。

　　项羽听说刘邦已经占领彭城，便率领精兵3万，急返彭城。结果，项羽大破汉军，汉军沿谷、泗二水退逃，被杀死十几万人。又在灵璧(今安徽省东北)东濉水上被项羽追上，十几万汉军被杀死，“濉水为之不流”。刘邦仅与数十骑逃脱，项羽还从沛县掳来刘邦的父亲、妻子做人质。各路诸侯看到刘邦大败，纷纷叛离。

　　刘邦退到荥阳之后，萧何从关中派来部队增援，韩信也收拢散余军队来会合。汉军重振旗鼓，在荥阳南边打败了项羽，两军在荥阳一带开始对峙。后来，刘邦策反了项羽的大将英布，分化了项羽的兵力。但是后来项羽派兵侵扰汉军的运粮通道，最终将荥阳的汉军围困起来。刘邦只好向项羽求和，提出以荥阳为分界线，荥阳以西为汉。项羽想答应刘邦，但范增却不同意，说现在正是消灭汉军的好时机，错过这个机会，放虎归山，就后患无穷了，项羽于是又开始攻打荥阳。刘邦认为范增是项羽的重要谋臣，必须除掉他，才能击败项羽。刘邦就采用了陈平的离间计，待项羽派使者来劝刘邦投降时，刘邦就让人先摆出盛情款待的样子，送去精美的食品，及见了使者，又故意惊奇地说：“我们听说是亚父的使者来了，原来是项王的使者啊。”接着就将精美的食品撤了下去。结果使者非常生气，回去便告诉了项羽。项羽信以为真，从此不再听范增的意见了，怀疑他背叛自己，私下和刘邦交往。

　　范增得知内情，勃然大怒，对项羽说：“大王您自己多保重，我还是回老家做一个平民百姓吧!”范增负气离开了项羽，但没能到达彭城，就病死在半途中。

　　范增走后，项羽加紧进攻荥阳，刘邦只好设法从荥阳突围。大将纪信自告奋勇，替刘邦向项羽假投降，让刘邦趁机逃脱。纪信乘坐着刘邦的车出东门假降，刘邦则从西门出城突围。纪信将项羽的大部分军队吸引住，使得刘邦脱身，结果项羽一气之下将纪信烧死。

　　拿下荥阳之后，项羽又占领了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后来刘邦集中兵力将成皋收回，然后围困荥阳。项羽回师救援，和刘邦在荥阳东北部的广武山一带对峙，时间长达几个月之久。项羽急于和刘邦决战，因为刘邦的粮草供应顺畅，而他的粮草供应却常遭到彭越的袭击。为了尽早结束战斗，同时迫使刘邦投降，项羽就把原先俘获的刘邦的父亲押到了两军阵前，他对刘邦说：“你如果再不投降，我就把你的父亲煮了!”

　　刘邦心中愤怒，却表现得不以为然，笑眯眯地对项羽说：“我和你曾经‘约为兄弟’，所以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了。如果你一定要煮了我的父亲，那就请便吧。不过，别忘了给我也留一碗肉汤。”项羽气得七窍生烟，当场就下令要将刘邦的父亲杀死。项伯急忙上前劝道：“将军，现在天下归谁，我们无法预料，何况争天下的人都是不顾家人生死安危的，杀了他的亲人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反会增加双方的仇恨。”项羽只好命人将刘邦的父亲带回去。

　　知道杀刘邦的父亲不灵，项羽又要与刘邦单独决斗。刘邦没有上他的当，却说：“我和你只斗智，不斗勇。”接着骂项羽有十大罪状，“第一，你负前约，没有让我称王天下，而是称王蜀汉;第二，你杀死上将军宋义，取而代之;第三，你救赵之后，本该息兵，却进军关中;第四，火烧阿房宫，中饱私囊;第五，你杀死秦王子婴;第六，你坑杀秦的投降士卒20万;第七，对诸侯王分封不公;第八，将义帝赶出彭城，自己占为都城;第九，你暗害义帝;第十，不但以臣杀主，政事也不公平。我现在率领众将领来诛杀你这残忍的逆贼，何必非要和你单独决斗呢!”项羽听了，气得拉弓射了刘邦一箭，虽正中刘邦的胸部，但却被刘邦逃过死劫。

　　刘邦和项羽在对阵了10个多月之后，刘邦有幸得到关中和蜀地的支援，逐渐占了上风。而项羽则兵源缺乏，粮草不足，难以和汉军抗衡。在侯公的撮合下，项羽和刘邦定下了停战协定：楚汉以鸿沟(今河南荥阳###、开封一带)为界，东西分治。协定达成之后，项羽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送还。项羽领兵东返，刘邦也打算领兵回关中。张良和陈平则极力劝说刘邦趁机灭掉项羽，因为这时项羽兵不精、粮不足，让项羽回到彭城，等于是放虎归山。刘邦立即命令追击，同时派人命韩信和彭越合击项羽。

　　公元前202年10月，刘邦的军队在固陵(今河南太康西)追上了项羽，然而，韩信和彭越的军队还没有到达。项羽向汉军猛烈反击，将汉军击溃。刘邦只得坚守不出，问谋士张良有何良策。张良说大王如果能封给韩信齐地(今山东北部和河北南部)，封给彭越梁地(今河南商丘等地)，那他们两个肯定会火速进兵。刘邦按张良的主意给韩信和彭越许诺，在击败项羽后立即封他们为齐王和梁王，这正合俩人心意，所以，韩信和彭越也很快有了回音———立即进兵。同时，楚的大司马周殷也被刘邦派人劝降，淮南王英布也领兵赶来会师。汉军会合各路援军共30万，和项羽决战垓下。夜里，围困项羽的汉军唱起了楚国苍凉的歌，使项羽以为汉军已占有全部楚地，走投无路的项羽在帐营中和心爱的虞姬饮酒，乘着酒力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唱道：“汉兵已略地，四放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虞姬含泪自刎，项羽率领800骑兵趁夜突围。第二天早晨，汉军才发现项羽已经突围而去，刘邦命令灌婴率骑兵火速追击。项羽在渡过淮河后，身边只剩下了100人，到达阴陵时，因为迷路走入大泽之中。从大泽出来后，项羽向东撤退，在东城被灌婴的骑兵追上。项羽的随从只有28人了，和汉军激战三次，杀伤几百汉军后，项羽最后横剑自刎。至此，楚汉战争以项羽的失败而结束。

　　◆称帝建汉 迁都长安

　　公元前202年正月，刘邦按照与韩信、彭越的约定，立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受封的韩信和彭越联合原来的燕王臧荼、赵王张敖以及长沙王吴芮共同上书刘邦，请他即位称帝。刘邦开始假意推辞，韩信说：“虽然大王出身不富裕，但能率领众人扫灭暴秦，诛杀不义，安定天下，功劳超过诸王，您称帝是众望所归。”刘邦顺水推舟地说：“既然大家一致要求我当皇帝，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吧。”同年的二月初三，刘邦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同时，封夫人吕氏为皇后，儿子刘盈为太子;定都洛阳。

　　同年5月，刘邦在洛阳的南宫开庆功宴。宴席上，他有说有笑，与众人分析楚汉战争双方胜败的经验教训。高起和王陵说，陛下之所以能战胜项羽，是因为陛下能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而项羽却自私自利。刘邦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没有说到最重要之处。他总结了自己取胜的原因：“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可是，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增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终失败的原因。”刘邦的总结非常准确，战争的胜败，人是决定性因素。

　　◆巩固皇权 汉承秦制

　　公元前200年，刘邦采纳齐人娄敬(即刘敬)的建议，迁都长安。娄敬认为刘邦得天下和先前的周朝不一样，所以不应该像周朝那样以洛阳为都城，应该定都关中。张良等人也建议迁都关中，因关中为形胜之地，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这样有利于在秦地镇守险地，国家才能兴旺。娄敬因建议刘邦迁都有功，赐姓刘，拜郎中号“奉春君”，后为关内侯。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对秦亡的教训极为重视。他命士人陆贾总结包括秦朝在内的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供他借鉴。陆贾认为：秦始皇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而是制定的措施太残暴，用刑太残酷，所以秦国就灭亡了。陛下得了天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应文武并用，这才是“长久之术”。刘邦对此非常赞同。刘邦认为，秦王朝的灭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秦始皇采取的政策太苛刻、太急切，特别是在取消“分封制”的问题上，分封制已有近千年的影响，若要废除，老百姓不能立即接受，对立情绪太大。刘邦认为实行分封制，对于消除对立情绪，稳定群臣名将，依然是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刘邦也并不希望再出现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分割局面，而秦始皇所创立的郡县制，确是克服这一弊端的有效措施，因此，刘邦采取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办法，人们称之为“郡国并行”制。

　　吸取了秦亡的经验教训之后，汉朝继承了秦朝大部分的制度，与秦朝的残酷刑法和严厉的治国思想不同，汉朝采取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减轻百姓赋税。

　　汉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也是秦朝的延续，中央是三公九卿，地方是郡县制。不过，在汉朝的乡一级地方机构中和秦朝有一点不同，即在各乡的三老中，又选出一个作为县的三老，负责和县级的官吏联系，沟通上下的关系。

　　在汉朝，除了郡县制外，还实行了封国制，即分封诸侯王到地方建立诸侯国和王国。最初，分封的是异姓王，如韩信等人，主要是为了团结众将取得战争的胜利。汉初，先是分封了7个异姓王，后来除了长沙王吴芮，其余都被陆续消灭。但在削平异姓王的过程中，高祖又分封了9个同姓王，他们都是高祖的子侄兄弟。汉高祖规定：诸侯王国的政治地位等同于郡，中央政府派相国辅佐各诸侯王，相国是中央的官吏，不准与各诸侯王勾结对抗中央，否则就要以“阿党附益”的重罪处罚。同时，还有侯国，地位和县等同，主要是封给建国功臣们。这样，诸侯国和郡县并立，因王国和诸侯国有自己独立的司法审判权，造成后来的地方政治机制混乱不堪。

　　为了维护尊卑等级，高祖还沿用了秦的20级爵位制度。在秦朝法律的基础上，高祖也改制了新的法律，就是汉代著名的《九章律》。在制定法律的同时，高祖又仿效秦朝建立起一套礼仪制度。归结起来，汉承秦制集中体现在礼法制度方面。汉高祖刘邦的统治政策与秦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正是借鉴秦朝灭亡的教训而总结、制定、推行的。总之，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大帝国又重新建立起来。

　　由于长达8年的战乱，使得建国之初的汉朝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为了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汉高祖下令释放囚犯、流民返乡、军人复员、解放奴婢、鼓励生育。同时，他又调整土地政策，发展农业经济。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秦的赋税制度的基础上，高祖采取了轻徭薄赋政策。除了轻徭薄赋，高祖还通过“赐爵”、“复爵”等手段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仅重点发展农业生产，汉高祖也对工商业的政策作了调整。主要措施就是放宽对私人工商业的限制，结果不仅振兴了工商业，也促进了农业生产。

　　能否解决好与匈奴的关系，决定着汉朝的兴衰。刘邦对于匈奴的屡屡犯境非常愤怒，公元前200年他亲率大军进攻匈奴，双方在白登山展开激战，汉军大败，刘邦被困七天七夜，几乎被俘，后以重金收买匈奴首领，才得以突围。正因为这样，刘邦不得已采用娄敬的“和亲”策略，以宗室女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并送给匈奴大批财物，与其约为兄弟。匈奴对中原的骚扰大为减少，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暂时出现了和平，从而给中原人民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产环境。

　　由于以上措施和政策的施行，汉初的农业生产大大发展，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到惠帝、吕后统治时期，已经是“衣食滋殖”。到文帝、景帝时，更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

　　◆剪除诸王 中央集权

　　刘邦虽然做了皇帝，但他也没有敢对自己的皇位掉以轻心。在享受的同时他也积极采取措施对皇权进行了巩固。

　　他日夜放心不下的首先就是各地的异姓王。这些异姓王手里都有兵将，有的与刘邦不是一条心。其次就是其他将领，他们为功劳大小和赏赐的多少争斗不休，如果安抚不当，就会投奔那些异姓王作乱。还有原先六国的后代也不能掉以轻心。在中央，丞相的权力对他这个皇帝也构成了威胁。

　　正是因为刘邦的政权依然存在威胁，所以他要着手杀掉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人物。刘邦最先动手的对象是韩信。公元前201年，即高祖六年，朝中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当时半信半疑，他问诸将如何是好，诸将说：“赶快发兵杀了他。”陈平却认为，楚国兵精，韩信又善于用兵，如果发兵攻之，无异于自己挑起战端，不如假装巡游云梦，通知各个异姓王到陈县会面，韩信必定也会前来谒见，到那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抓起来。高祖按计实行。韩信一到陈县，立即被高祖逮捕。韩信大喊冤枉，他感慨道：“果然像人们说的那样：‘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经安定，将领已经没用了，本来就该给烹了。”高祖见状便说：“有人告你谋反。”说完就命令随从把韩信捆绑起来，押上囚车。可到了洛阳，因查无实据，高祖又赦免了韩信，将其降为淮阴侯。经过这件事，韩信对刘邦的戒备心理更强了，也更加怀恨刘邦了。

　　公元前200年，韩信密谋让刘侯陈欷在外地起兵造反，引得高祖亲自率兵平叛，自己则在都城发兵袭击吕后和太子。不料被人告密，吕后采用萧何的计策，把他骗入宫中逮捕，然后斩首于长乐宫的钟室。

　　刘邦的同乡燕王卢绾，自刘邦浪迹沛县市井之时，就与刘邦结为患难与共的朋友。卢绾一直是刘邦的亲信和心腹，但最后也被刘邦逼得逃亡匈奴，罪名又是有谋反企图。

　　赵王张耳本是刘邦的女婿，也因涉嫌谋反被废除王位，贬为宣平侯。

　　韩信被杀不到三个月，刘邦灭了陈欷，回到洛阳，又有彭越的手下人告发彭越谋反。刘邦听到这个消息，派人把彭越逮住，下了监狱。后来因为没有查到彭越谋反的真凭实据，就把他贬为平民，遣送到蜀中。

　　彭越在去蜀中的路上，苦苦央告吕后在刘邦面前替他说句好话，让他回自己的老家。吕后一口答应，她把彭越带回洛阳。吕后对刘邦说：“彭越是个壮士，把他送到蜀中，这不是放虎归山，自找麻烦吗?”于是，刘邦杀了彭越，并将他的尸体剁成肉酱，再派人分赐给各位诸侯和功臣品尝，以示威胁与警告。功臣们因此更加胆战心惊。

　　彭越事件后，淮南王英布自知不能幸免，被迫铤而走险，起兵反叛。他鼓舞部下说：“皇上已经老了，自己一定不能来。大将中只有韩信、彭越最有能耐，但他们都已经死了，别的将军不是我的对手，没什么可怕的。”

　　英布一出兵，果然打了几个胜仗，把荆楚一带土地都占领了。刘邦只好亲自发兵去对敌。

　　刘邦在阵前骂英布说：“我已经封你为王，你何苦造反?”

　　英布直言不讳地说：“想做皇帝啰!”

　　刘邦大怒，指挥大军猛击英布。英布手下兵士弓箭齐发，汉高祖当胸中了一箭，幸亏箭伤不太重，他忍住创痛，继续进攻。英布大败逃走，在半路上被人杀了。

　　这样，在汉朝建立的短短7年之内，刘邦就利用各种借口，将除偏守南方而又势力弱小的长沙王吴芮以外的所有异姓诸侯王相继铲除。

　　刘邦消灭异姓诸侯王的政策，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巩固新生的政权，维护中国的大一统，在客观上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汉高祖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也不忘妥当地解决安置中小将领的问题。公元前201年，他分封萧何等大功臣20多人后，由于中小将领很多人都争功不绝，暂时没有行封。有一次，高祖在洛阳南宫望见很多将领坐在沙地上窃窃私语，就问张良：“他们都在议论什么呢?”张良说：“陛下，他们是在谋反。”高祖百思不得其解地说：“天下已经安定，为什么还要谋反?”张良解释说：“他们是怕你不能尽封，还怕你记仇杀掉他们。”高祖问怎么办，张良则问他平生最恨而又人所共知的人是谁。高祖便说是雍齿，并说曾想把他杀掉，但是他功劳大。张良便说：“现在应赶快封雍齿为侯，大家看到雍齿都能先受封，自然人人安心，不会忧虑了。”不久，高祖大摆宴席，封雍齿为什方侯，并催促丞相、御史赶快“定功行封”。这一招果然很灵验，酒后众多将领高兴地说：“雍齿还能封侯，我们肯定也都能封侯了。”这样，众将领才稍安定。

　　对于六国的残余贵族，汉高祖也同样没有忘记要消除他们。

　　公元前198年，他接受娄敬的建议，并命令娄敬把六国的残余贵族和各地的一些名门豪族十几万人都迁到了关中。这样一来，表面上是对他们的恩宠关怀，实际上是便于高祖对他们进行控制，也使他们丧失了当地的社会基础。

　　为了更加稳固统治，高祖即位后还极力强化皇权。这是因为，尽管当时封建专制已经建立，但不少人仍然保持着战国以来那种“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观念。故此，高祖认为必须从礼仪规制和道德观念上加以引导、整肃。他采取了一些方法。

　　一是尊父亲为太上皇。高祖为了表示孝顺，每隔5天就去拜见一次太公。太公习以为常，可是他的属官却认为这不符合礼法，就对太公说：“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皇帝虽然是您的儿子，但是他的地位在万人之上;虽然您是他父亲，可事实改变不了你是臣子。怎么能让皇帝拜见臣子呢?这样，皇帝的威信都没有了。”于是高祖再来拜见太公时，太公就手持扫帚出门迎着退行，不再让高祖拜见。高祖看到大惊，赶快下车去扶着父亲。太公说：“你是皇帝，怎么能为我乱了天下礼法!”高祖知道是太公的属官所劝后，对属官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很欣赏，就赐给他们黄金500两，然后下诏尊太公为太上皇。以后，他既可以名正言顺地拜见太上皇，又借机宣扬了皇帝的至高无上。

　　二是对季布、丁公的不同处理。季布和丁公两人是异父同母的兄弟。楚汉战争时，他们都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曾率兵几次把高祖打得很狼狈，一点不留情。丁公也曾率兵追击过高祖，但最后还是把他放走了。高祖称帝后，想起季布给自己的难堪，就下令捉拿季布。但他考虑到自己正需要忠臣来巩固统治，于是就改变初衷，抓住后又下令赦免季布，并拜季布为郎中。丁公听说季布都能赦免拜官，想到自己曾对高祖有恩，如果去见高祖肯定更会受到重赏，于是他就去谒见高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高祖却把他抓了起来，对群臣说：“丁公作为项王的臣子不忠，以致项王失去了天下。”接着就把他杀了，在军中示威，并对群臣说：“请诸位都不要像丁公那样!”

　　除了引导、整肃，刘邦也采取铁腕手段打击权臣，巩固皇权。刘邦感到相权太重，对皇权已构成威胁。公元前195年，刘邦的少年朋友萧何代表老百姓对他建议说：“长安地方狭小，而上林苑中空地很多，已经废弃。希望陛下能下令允许百姓进去耕作，不要把它变成了养兽的场所。”刘邦听了大怒，认为对萧何下手的机会来了，于是，他说萧何是受了商贾的贿赂，才来为他们请求开放上林苑的，便不顾多年交情，下令把萧何逮捕，关进监狱。过了几天有人问他相国犯了什么大罪。刘邦解释说：“我听说李斯做秦始皇的相国，有功都归于秦始皇，有坏事都算在自己头上，现在相国不仅接受商贾的许多贿赂，还请求开放我的上林苑，讨好百姓，所以我把他关进监狱治罪。”通过整治萧何，刘邦打击了相权，进一步提高了皇帝的权威。

　　◆轻徭薄赋 重农抑商

　　刘邦即位之初，由于秦王朝严重的赋税、暴政，加上3年农民起义和5年楚汉战争，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创伤。人口散亡，经济凋敝，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米至1万钱1石，马100金1匹，“人相食，死者过半”。连刘邦所乘坐的马车，也配不齐4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们只能坐着牛车上朝，整个社会呈现一片残破凄凉的景象。

　　大臣陆贾曾对刘邦说：“过去骑马打天下，现在不能骑马治天下了，只有用文和武两手，才能得到长治久安。我认为对农民应该采取宽松的政策，让大家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刘邦就采用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如下。

　　1.增加劳动力

　　战乱造成劳动力不足，是当时农业生产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为了尽快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刘邦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兵卒复员，“兵皆罢归家”。刘邦对很多当年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兵卒，根据他们的不同战功，赐给他们爵位和土地，动员他们复员回乡，进行农业生产，以充实农村劳动力。

　　招还流散人口。刘邦登基当年的5月，颁布了一道“复故爵田宅”令，号召各地流散人口返回原籍，原来有爵位的恢复他们的爵位，原先有田地、房屋的，还给他们田地和房屋。而且命令地方官吏对这些返乡人员好好安置，不得歧视、刁难和侮辱。

　　释放奴婢。作为奴婢，有相当一部分是不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即使参加一些劳动，积极性也不高。刘邦在诏令中规定：“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奴婢们获得自由后，可以参加个体生产劳动，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释放非死刑的犯人。这是刘邦挖掘人口潜力的又一个措施。他在消灭项羽之后，就立即向全国下了一道大赦令：“今天下之事已毕，当赦天下殊死以下。”把死刑以外的犯人统统释放，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鼓励生育。为了刺激人口迅速增长，刘邦从长计议，鼓励人民多生多育。“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即是说，生了儿子，可以免除徭役二年。

　　2.调整土地政策

　　要发展农业经济，除了劳动力，还必须有土地。刘邦早在楚汉战争中，就注意到了土地问题。他把过去秦朝围禁的“苑囿园池”，分给农民耕种，暂时解决了部分贫苦农民的需要。

　　要解决土地问题，就要大规模地调整土地政策。西汉实行土地私有制，刘邦除了给流亡回乡的流民、“诸侯子弟及从军归者”分配土地之外，还规定：凡有军功、爵位的人，也要分到相当的土地，“有功劳，行田宅”。大小官吏及有军功者，很快有一部分成了军功地主。不少从军者原先都是下层人民，个别地主官吏不愿给他们较多的土地，为此，刘邦一再训斥地方官吏，让任何人不得拖延怠慢，违者以重罪论处。

　　土地的多少，与分土地者的爵位高低是密切相关的。汉王二年，刘邦就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之内，普遍“赐民爵”一级，使一般人民的社会身份普遍提高了一级。汉高祖五年，刘邦又规定给那些逃亡回乡的人，原先有爵位的，一律“复故爵”。对于那些军吏士卒因犯了罪而被赦免的，或者无罪而失去爵位的，以及爵位不到大夫一级的，一律赐给大夫的爵位。原来就有大夫爵位以上的，再另增一级爵位。爵位成了社会身份的标志。许多人社会地位高了，分得土地多了，劳动生产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

　　3.轻徭薄赋

　　自秦朝以来，广大百姓最痛恨的就是重徭厚赋制度。为了使人民能够有时间、有条件进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刘邦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

　　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就规定：关中从军者免除其全家徭役1年。他称帝之后，又规定：诸侯子弟留在关中的，免除徭役12年，回原籍的免除6年，军吏士卒爵位在6级以上的，免除本人和全家的徭役。后又规定：吏卒从军到达平城以及守卫城邑的，都免除终身徭役。汉高祖十一年又规定：士卒随从进入蜀、汉、关中的，都免除终身徭役。汉高祖十二年又规定：二千石官吏进入蜀、汉、平定三秦的，世世代代免除徭役。据说，有一次刘邦到长安，看到宫殿建设非常宏大，很生气，责备萧何“治宫室过度”，会加重徭役，妨碍农业生产。其实，汉初的徭役制度并不算太重，男子从23岁到56岁是服役年龄，每人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役1个月，称为更卒。每人一生中到京师服役1年，称为正卒。到边疆戍守1年，称为屯戍。尽管这样，刘邦还是尽量减轻群众的徭役。

　　薄收赋税，是刘邦采取的又一种措施。他让中央财政有关官吏，根据政府的各项开支，制定征收赋税的总额，额度不能超过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当时的赋税规定主要有如下几种：

　　田租：原先为十税一，刘邦减为“十五税一”。

　　人口税：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人头税，从15岁到56岁的男女，每人每年向政府交纳一百二十钱，叫一算，故叫算赋。口赋是儿童税，从7岁到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交纳二十钱。

　　更赋：是一种代役税。西汉规定，男子23岁至56岁之间，每人要到京师和边疆服兵役2年，每人每年要到本郡服役1个月，如有不愿去的，可出钱两千，叫践更。

　　这样的赋税，比起秦朝来说，减轻了许多。除此之外，遇到天灾歉收或遭受战乱破坏比较严重的地方，刘邦还临时豁免租税。这种轻徭薄赋制度，在汉初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除此之外，刘邦还采取了抑商的办法，主要内容有：

　　商贾及其子孙，一律不准从政，不准做官为吏;

　　商贾一律不得拥有私有土地;

　　商贾不得穿锦、绣、、等名贵的丝、葛、毛织品，不得乘车、骑马、携带兵器;

　　商贾不得购买饥民作为奴婢;

　　商贾要比常人加倍交纳算赋，即丁税。

　　这种办法对商人从政治身份、生活待遇以及经济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比起秦始皇对商人的惩治来说，相对地轻多了。因此，汉初的私营工商业仍然非常活跃。

　　◆箭伤致死 英明长留

　　公元前196年，刘邦平定英布叛乱时被流矢射中，在回长安的路上箭伤开始发作，回到长安后病情已经很严重。吕后找来太医，刘邦问他自己的病情如何，太医说能治。刘邦听了太医的口气，知道自己不会活得太久了，就对太医说：“我出身百姓，手提三尺剑得到天下，此乃天命。现在天要我死，就是神医扁鹊来了也没有用!”说完赏赐太医五十金打发他走了。

　　刘邦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便开始为自己安排后事。为了确保汉朝万世的江山，刘邦召集群臣特意宰白马，与群臣歃血为盟：“从今以后，非刘姓者不能称王，谁若违背此约，天下可共起而击之!”

　　吕后看着弥留中的刘邦，问他死后人事的安排：“萧相国死后，由谁来接替呢?”刘邦说曹参。吕后问曹参之后又由谁接替，刘邦说：“王陵可以在曹参之后接任，但王陵智谋不足，可以由陈平辅佐。陈平虽然有智谋，但不能断大事。周勃虽然不擅言谈，但为人忠厚，日后安定刘氏江山为国立功的肯定是他，让他做太尉吧。”吕后又追问多年之后怎么办，刘邦有气无力地说：“以后的事你也无法知道。”

　　晚年，刘邦宠幸爱姬戚姬而疏远了吕后。

　　吕后作为刘邦的皇后，平时遇事总是自作主张，总要参与国家大事，刘邦对她很不放心。吕后的儿子刘盈却生性软弱，他被立为太子，刘邦又担心他将来做不了大事。

　　戚姬的儿子叫如意，言谈举止都有刘邦的风范，刘邦对他十分钟爱，加上戚姬的枕边进言，刘邦曾经有废掉刘盈的太子头衔，另立刘如意来继承帝位的打算。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吕后整天胆战心惊，眼看戚姬先是夺走丈夫的爱，如今又要攫取太子的位置，一个是情仇，一个是政敌，她必须反击，但也必须小心翼翼。

　　汉代定鼎以来，刘邦千方百计想要罗致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来为治理国家出谋划策，但“商山四皓”始终不肯答应。所谓“商山四皓”就是商山之中的四位隐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里。这四位饱学之士先后为避秦乱而结茅山林。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林壑幽美，云蒸霞蔚，地势险峻，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

　　为了巩固儿子的太子地位，吕后求计于张良。经过张良的穿针引线，刘邦都没有请动的“商山四皓”被太子刘盈和吕后的诚心感动，答应出山，作太子的宾客。经过这四位长者的教导及潜移默化，刘盈的修养和见识大有长进。

　　一天，宫中大摆筵席，四位须发皆白的长者，肃立在太子刘盈身后，等到刘邦得知他们就是“商山四皓”时，便知道太子已不可废。他知道，连自己都请不动的“商山四皓”都已成为太子的宾客，看来太子羽翼已成。当刘邦回到后宫把这一消息告诉戚姬时，戚姬立即泪流满面。戚姬为排遣心中的悲痛和不安，悲歌一曲，希望能在今后的生活中得到保证。刘邦无言以对，也只能用一曲悲歌诉说无奈。

　　这次吕后在张良的帮助下，取得意外的胜利，连雄才大略的刘邦也一筹莫展。

　　巩固了太子的地位，吕后接着就是要树立自己的威望。吕后在树立自己威望的过程中，做的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在萧何的协助下杀了韩信，把自己的威望建立在韩信的人头之上，使群臣慑服。

　　汉初三杰之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在汉朝建立后就过上半隐居生活，已不构成威胁;抚百姓，致稼穑使国富民强的萧何不是那种争天下的人。只有领兵多多益善，攻城夺隘，出奇制胜的韩信，始终是刘邦放心不下的，更何况韩信当年在楚汉之争中，在刘邦最危急的时刻，要挟过刘邦要封他为王。

　　刘邦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与他的功臣们在一起时，仍然举止粗豪，不顾礼法，甚至醉后拔剑起舞，砍倒殿柱，闹得不成体统。直到经过叔孙通制定朝仪，朝廷之上才算有了规矩。据说汉高祖刘邦当时由衷地说道：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滋味。但一班自视功高盖世的将帅仍有不臣之心。厉行打击，首当其冲的便是令刘邦心里不安的韩信。刘邦首先把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又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又用陈平的计谋捉住韩信，废为平民，但汉高祖刘邦一直没有杀韩信，因为高祖曾与韩信有约：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吕后就偏偏把刘邦都不忍杀的韩信，用布兜起来，用竹签刺死，杀他个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史记》记载刘邦听到韩信被吕后杀后的心情是：“且喜且哀之”，这话道出了多少背后的故事，自己不忍心杀戮的功臣，却被自己的妻子果断地杀了，使刘邦感慨万千。

　　吕后这招使得朝中大臣看到她的野心，不免都对她畏惧几分。

　　淮南王英布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时，刘邦正在病中，原本他是要派遣太子刘盈率兵###，却硬是被吕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逼上了战场，说什么“英布是天下猛将，很不容易对付，太子去岂不是羊入虎口?诸将又多是太子的叔伯辈，只怕难以心甘情愿地俯首听命。”说来说去还是心疼亲生儿子。

　　刘邦扶病出征，虽然很快就平定了叛乱，但也不幸身中流矢，伤口溃烂，拖了3个月而驾崩，只活了63岁。

　　刘邦死于公元前195年，即高祖十二年4月25日。葬于长陵，谥号为高皇帝，庙号是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盈为帝，即孝惠帝。

　　汉光武帝刘秀

　　柔术治国 中兴汉朝

　　倥偬十载，草莽皇帝完成了“江山重归汉，天下再姓刘”的中兴大业，更是一位恢廓谦和、以柔克刚的治世明君……

　　◆王莽改制 民怨沸腾

　　曾有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传说：刘邦当年起义时，有白蟒蛇拒不让路，并说：“你斩我的头，我就闹你的头;你斩我的尾，我就闹你的尾。”刘邦大怒，举剑将白蟒蛇拦腰斩断。这条蟒蛇后来转世来到人间，就是王莽。“莽”和“蟒”同音。王莽果然闹了汉朝的中间，建立了一个15年的新朝———王莽新朝，使400多年的汉朝分为两段——西汉和东汉。

　　公元8年，王莽废掉西汉皇帝刘婴，登基称帝，改汉为新，史称新朝。

　　公元9年，王莽实行“王田私属”制。他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不允许买卖。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并规定一家男丁不满8口得到的农田不能超过800亩，如有多余土地应分给本族或乡邻。原来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朝廷会分给土地，分地的标准按一夫一妇受田百亩计算。王莽本想解决西汉日益尖锐的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结果却遭到了贵族、官僚、地主的强烈反对，他们千方百计破坏新法实行。无地农民因迟迟得不到土地也满腹牢骚，民怨沸腾。公元12年，王莽不得不改变这个诏令，宣布王田可以买卖，贩卖奴婢也不处治。直到公元22年，王莽政权崩溃前夕，诏令才正式宣告废止。

　　公元10年12月，王莽又开始实行“五均六筦”的经济措施。“五均”指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成都等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场，负责管理市场，调节物价，收税和贷款;所谓“六筦”指朝廷统一管理盐、铁、酒、铸钱、赊、贷等6种业务。王莽本想通过此法打击商人和高利贷者，使他们不能随意操纵市场，盘剥人民，但实行的结果却是商人和官吏相互勾结起来，狼狈为奸，使下层劳动人民遭受的盘剥更加严重。

　　另外，王莽还多次进行币制改革。币制改革造成了全国金融混乱。他先后下令使用金、银、龟、贝、铜五物，28种货币，称为“宝货”。由于多次改币，品种杂乱，比值也极不合理，而且每次改币都是以劣充优，虽然币面价值不变，但实际价值降低。通过改革币制使王莽集团借机搜刮到了一大批不法财富，王莽死时，他家藏的有60万斤黄金和无数惊人的珠宝。

　　王莽改制的不合理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和政局动荡，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贫苦农民一旦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公婢。因犯禁被捕，被押解到长安去服役的人一次竟达10万之多。据《后汉书》记载，当时新朝全国有近1/2的人口在残酷的剥削下死去。老百姓忍无可忍，新朝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树立“国威”，王莽又狂妄地挑起了对东北及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本来老百姓已经无法生存了，再加上战争，人们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同时，王莽用搜刮来的民财任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沉重的徭役、残暴的刑罚，终于导致了反莽起义的爆发。

　　公元23年，绿林军直捣长安。王莽狼狈避入渐台，被商人杜吴杀死。维持了15年的新莽王朝，从此覆灭了。

　　王莽的改革不根据社会现实，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以至造成社会更加混乱，最终导致反莽起义的爆发，新朝走向末日。

　　◆揭竿而起 奠定大业

　　新朝末期全国一片混乱，反莽起义无处不在。公元17年，以铜马、绿林、赤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在全国爆发。起义过程中，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和豪强列霸，也乘机聚兵起事，攻城掠地，大闹天下，全国又处于一片互相残杀的混乱之中。

　　国破家亡，各民族之间互相残杀。处在这种灾难之中的人民，他们日夜思念给他们带来幸福的当年高祖刘邦的西汉王朝。就在这时，南阳大地主刘、刘秀兄弟打出“复高祖之业”的旗帜，组织了一支七八千人的舂陵军举兵反莽。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刘秀自幼丧父，孤儿寡母在叔叔刘良的照顾下生活，直到他长大。年轻时的刘秀，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他为人讲究诚信，处世谨慎，性情温和善良。他在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依靠地主阶级的“功臣”、“良将”们，抗击群雄。

　　各地的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起义军将领们都主张拥立一个刘姓的皇帝，以此统一号令，顺应人心。他们认为刘玄懦弱，容易左右，因而于公元23年在宛城南面的淯水拥立刘玄为皇帝。刘玄是舂陵侯刘仁的曾孙，在平林军中，号称更始将军。刘玄当皇帝后，改元为更始元年，并封了一大批官，封刘为大司徒，封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南阳一带的起义军严重威胁着王莽，王莽很快集结了43万人马，号称百万，命司空王邑与司徒王寻###起义军。公元17年6月，王莽军队首先与刘秀相遇，刘秀的将领见敌多势盛，不敢作战，都跑回昆阳(今河南叶县)城中。他们怀念家人，都想各自回本土自保。刘秀向将领们分析了当前形势，口吻严厉：“我们的粮草不多，敌强我弱。若我们齐心协力抗击敌人，还有战胜的希望;若我们人心涣散，必然被消灭。我们现在要把宛城攻下，这样我们才会得到后方的援助。现在怎么离心背德，只想看守自己的妻子和财物呢?”将领们受不了这些话，纷纷怒喝道：“刘将军怎么竟敢如此讲话!”恰好这时传来消息———王邑、王寻的大军已到城北，队列绵延几百里。将领们虽平常不看重刘秀，但如今事情紧急，又想不出办法，只好勉强说：“还是再请刘将军拿主意吧!”刘秀就向大家讲了他的主张和具体要求，结果将领们一致同意。

　　当时王莽军队十余万人围困昆阳，昆阳城中只有###千人，刘秀要王凤、王常守城，自己和李轶等13人骑马乘夜闯出城南门，召集在外的军队。刘秀到郾县、定陵一带，集合那里的全部军队救援昆阳。将领们舍不得财物，要求留一部分兵力看守。刘秀说：“现在要是打败敌人，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财物，甚至可以夺得天下，要是被敌人打败了，脑袋都保不住，要财物还有什么用?”于是刘秀把全部军队都带到了昆阳。刘秀亲率步兵、骑兵千余人当先锋。这时，昆阳城被围得铁桶一般。刘秀到离敌军四五里外停下来，敌军数千人迎战。刘秀率军冲杀一阵，杀敌十来人，首战小胜，士气稍振。将领们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时见了小敌就害怕，如今见了大敌却如此勇敢，真是奇怪。有你在，我们一定会打败敌方。”刘秀继续前进，杀敌近千人，敌军败退，刘军士气大振。刘秀紧接着率领3 000敢死队，从城西直冲敌军的中军地带。王邑、王寻十分轻敌，下令军队各守营地，不得移动，只率领1万余人迎敌，结果大败，落荒而逃。

　　昆阳一战，敲响了王莽政权的丧钟。王莽坐立不安，忧懑不食。同时，海内豪杰蜂拥而起，杀掉州郡官吏自称将军，接受更始帝年号，等待诏命。王莽的一些心腹，策划杀掉王莽投降汉朝，保全宗族。正当这时，新市、平林起义军的将领们看到刘、刘秀兄弟的威名日益扩大，心中不安，劝刘玄除掉他们，甚至连本来与刘兄弟关系密切的李轶也转而谄事新贵。而刘手下的人对刘玄当皇帝之事一开始就不服，有人说：“本来起兵图大事的是伯升(刘字伯升)兄弟，现在的皇帝是干什么的?”公开拒绝刘玄的任命。于是，刘玄就借封刘部将刘稷为抗威将军而不受之故，把刘稷及为他说情的刘杀掉了。对此，刘秀深感不安，赶紧跑到宛城请罪。刘部下去迎接他，慰问他，他只是在公开场合下寒暄几句，表示过错在自己，但他不与这些人私下交流，不讲昆阳的战功，不为哥哥服丧，饮食言笑与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刘玄见刘秀没有反对他的意思，感到有些惭愧，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而刘秀每当独居，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哀伤，他只能得到后来的光武皇后阴丽华的安慰。

　　公元23年9月，刘玄的军队相继攻下了长安和洛阳。刘玄打算以洛阳为皇都，便命刘秀先行前往整饬吏制。刘秀到任，安排僚属，下达文书，从工作秩序到官吏的装束服饰，全恢复汉朝旧制。当时，关中一带的官员赶来迎接皇帝刘玄去长安，他们见到刘玄的将领们头上随便包一块布，没有武冠，有的甚至穿着女人衣裳，滑稽可笑，没有庄重威严的样子，但他们见到刘秀的僚属肃然起敬。一些老官员流着泪说：“没想到今天又看到了汉朝官员的威仪!”他们纷纷对刘秀产生了敬佩向往的心理。

　　刘玄到了洛阳，需要派一员亲近大将代表朝廷去河北一带，宣示朝廷旨意，要那里的郡国遵守朝廷的命令。朝廷经过一番争议，最终又选定了刘秀。这给刘秀提供了避开矛盾漩涡、自由施展才干的机会。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处都认真考察官吏，按其能力的高低分配财富的多少;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衔。官民欢喜，竞相持酒慰劳，刘秀一律婉言相拒。在河北期间，刘秀还粉碎了一起假冒汉成帝之子另立朝廷的反叛事件，王郎就参与其中。刘秀在清理缴获的文书档案时，发现官吏与王郎勾结一起毁谤刘秀的材料有几千份。要是按这些材料提供的线索加以追究，必然会使一大批人惶恐不安。刘秀一律不看，他把王郎的部属召集起来，当着他们的面一把大火将这些材料烧掉。他解释说，这样做是“令心怀不安的人放心”。

　　更始帝见刘秀的影响越来越大，便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并命令刘秀停止一切军政活动，与有功的将领一起到长安去。这表明刘玄已经对刘秀不放心，要削弱他的力量，夺回他的权力。刘秀自然明白这一意图，他便以“河北未平”为理由，拒绝应诏去长安。刘秀与刘玄的裂痕从此开始清晰起来。

　　公元24年秋天，刘秀调集各郡兵力，先后在馆陶等地击败并收编了铜马、高湖、重连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河北一带大致平定。以樊崇、逢安、徐宣等人为首活动在今河南东部的赤眉军，正在迅猛地向长安进兵;赤眉一旦攻下长安，刘玄败逃，就会出现一个夺取关中的良好时机。刘秀感到争夺天下的时机即将到来，争夺天下的架势应当拉开了。他便一边派将军邓禹率精兵两万向关中一带进发，相机行事;一边选定北据太行山、南临黄河、地势险要、财物富实的河内郡作为进取中原的立足点。他先用文武兼备的良将寇恂任河内太守，冠以“行大将军事”的御号。他向寇恂交代任务说：“从前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把萧何留在关中，我现在把河内交给你。你的任务，是像萧何那样保证粮草供给，训练士兵和战马;阻挡其他军队到这块地盘上来，特别是不让黄河以南刘玄的军队过来。”后来寇恂果然不负重托。刘秀又在孟津部署重兵，窥视洛阳。

　　安排妥当以后，刘秀带领一支军队回到冀中、冀北一带。一路上，将领们纷纷给刘秀建议，要他称皇帝。刘秀故作拒绝，有时还惊讶地说：“你们怎敢说这种话?当心招来杀身之祸!”到了南平棘，将领们又一再劝说，刘秀还是拒绝。乘身边无人的时候，将军耿纯说：“人们抛开亲人和家乡，跟从大王出生入死，为的就是想攀龙附凤，实现封官拜爵的愿望。现在大王不愿称帝，违背了众兄弟的愿望，我担心他们会感到失望，产生离你而去的想法，况且，人心是不容易收拢的。”刘秀仔细思考之后，明白了将领们要他当皇帝是出于个人利益，并非虚让，于是表示说：“我会考虑这个问题。”

　　到高县，刘秀把将军冯异从洛阳前线召回，向他询问天下形势。冯异是当时刘秀最亲密的人，自从刘秀任司隶校尉以来，他一直跟在刘秀身边，陪同刘秀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他经常劝刘秀做争夺天下的思想准备。他不争功名，每次论功行赏他总是跑得远远的，不参与其中。他对刘秀忠心耿耿，他担任洛阳前线的军事首领，了解战争的形势，分析的情况非常可靠，故此刘秀才召他来询问。冯异对刘秀说：“更始皇帝的败局已定，宗庙社稷的问题就在大王你了。你应当听从众人的主张。”

　　于是，刘秀在鄗城(今河北省柏乡县北)筑起坛台，于公元25年六月初六登台祭告天地众神，当了皇帝，改元建武。

　　◆扫平群雄 一统天下

　　刘秀即帝位之初，天下依然四分五裂，“帝王满天下”。除了农民起义军绿林、赤眉军之外，还有更始皇帝刘玄、东方皇帝刘永、蜀中皇帝公孙述、舒城皇帝李宪、匈奴立的皇帝卢芳、燕王彭宠、齐王张步、海西王董宪、楚黎王秦丰等。这些人各据一方，自立为王，互相攻城掠地，战争频繁，广大人民饱受着分裂、战乱之苦。汉光武帝即位之后，利用“人心思汉”的社会心理，打出“刘氏宗室”的旗号，搜罗人才，争取民心。利用招降和用兵两种手段，经过长达10年之久的艰苦战斗，终于一一扫除盘踞各地的帝王，使中国又一次走向了统一。

　　更始皇帝刘玄，本是没落贵族，并无本事。只是当时的绿林起义军为了招集民众，同王莽新政斗争，急需一个刘氏宗室子弟作为皇帝，便策立刘玄为“更始皇帝”。据说，刘玄在举行登基仪式时，吓得战战兢兢，冷汗直流。

　　刘玄当了更始皇帝，大赦天下，连封数王，连宫里的厨师、火伕都封了爵位。当时长安的老百姓编了一首歌谣：“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这样的皇帝仅仅是个木偶，很多绿林军的将领和各郡县的官吏根本不听他的命令。当时刘秀、刘弟兄俩的军队实力很强，但却被封了个很低的官职。各路起义军心中虽有自己的算盘，但在反对王莽新政问题上目标是一致的。

　　王莽死了之后，刘玄每日不理朝政，只知寻欢作乐，重用无能之辈。不少人见刘秀日益强胜，多次劝刘玄杀掉刘秀，刘玄却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派刘秀出使河北，行大司马职。可刘秀到河北后，镇抚州部，巡察地方，上自郡守，下至平民，不收受百姓敬献的牛肉与美酒，广施恩惠，终于控制了河北并登基称帝。然后，刘秀又举兵攻占邯郸、河内、温邑等地。这时，由于刘玄无能，赤眉军又立一个叫刘盆子的牛倌作为皇帝，也举兵攻打长安。刘玄左右受到攻击，最后投降了刘盆子，被改封为长沙王。

　　刘秀得知更始皇帝下台，便一鼓作气，命吴汉、冯异等11位将军攻打洛阳。这时的洛阳由更始皇帝的骁将朱鲔把守。由于朱鲔拼命固守，刘秀部队连攻数月，一直没有攻下。后来刘秀听说部将岑彭当年曾是朱鲔的校尉，便派他去劝降。朱鲔对岑彭说：“大司徒(指刘)被害，我参与筹划，更始帝派刘秀去河北，我又阻拦过，并进谏铲除萧王，这些罪过，我想萧王是不会原谅的，因此不敢投降。”汉光武帝得知此事，便托岑彭向朱鲔说：“要干大事的人，不能计较小过。朱鲔如降，官爵不动，我可以对黄河水发誓，绝不失信!”朱鲔听后，叫人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到达河北汉光武帝营帐听候发落。光武帝见到朱鲔急忙下座，亲自解开绳索，向他表示慰问，并拜其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

　　至此，以更始皇帝刘玄为代表的一派势力，在赤眉和刘秀的攻击下被平息了。

　　在群雄并立的大地上，赤眉军也是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力量，严重威胁着刘秀新建的东汉王朝。

　　赤眉军是一支朴实的农民武装，在推翻更始皇帝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缺乏领导，纪律性差，攻入长安后，又烧又抢，令老百姓纷纷逃散。号称百万之众的赤眉大军，在长安城中得不到军饷，开始向秦岭终南山一带转移。赤眉军在行军途中遇到大雪，冻死、饿死了许多士兵，因此，只好又退回长安。汉光武帝派大将邓禹乘机攻击赤眉，结果遭到赤眉军的伏击。邓军大败，死伤3 000多人，邓禹只带了20多名骑兵逃了回来。

　　汉光武帝分析了一下赤眉军的情况，了解到赤眉军打仗个个英勇，但由于兵马太多，粮食缺乏，他们不会久居长安，因此，只有采取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步步围堵、不断分化的方法。于是他派冯异率兵前去执行这一任务。临行前，汉光武帝送给冯异一辆马车，一口宝剑，嘱咐他说：“长安一带遭兵灾，老百姓穷困到了极点。此次出征，如长安敌军肯降，你只要把他们的头子送到京城来就行了，士兵可以让他们回家种地、养蚕，绝不要杀害。再多带些粮食，到时一定能用得上。”

　　果然不出汉光武帝所料，长安城已到了饿死人的地步，一斤黄金只能换五升豆子。赤眉军只好东撤，到了渑池，同冯异军队相遇。冯异用计，把自己的一部分军队也伪装成赤眉军，扰乱赤眉军阵营，结果赤眉军大败，有8万多人因饥饿投降了汉军，还有十几万冲出了重围。逃出来的赤眉军怀着悲怆的心情，扶老携幼，继续向东行进。光武帝刘秀这次亲自带兵堵截，在宜阳与赤眉军相遇。赤眉军见汉军壁垒森严，军威雄壮，他们又饥又饿，无心作战，只好派刘氏宗室刘恭代表赤眉军，向刘秀乞降。刘秀接受赤眉军投降后，立即命令宜阳的县令，把全县的厨师集中起来，给十几万赤眉军做菜、做饭，让他们饱餐一顿。饥饿疲乏到极点的赤眉军，受到这样的待遇，对光武帝感激不尽。第二天，刘秀在汉水边布阵，让赤眉军将领观看，并对赤眉军降将樊崇等人说：“你们投降了，后悔不后悔?如果后悔，朕可以让你们回营，重新集合军队，再行决战，朕绝不强求你们投降。”樊崇吓得头也不敢抬，徐宣则连连叩头，说：“归顺皇上，早有此心，今日如愿，如同婴儿见了慈母一样，只有喜欢，没有后悔的。”光武帝听后哈哈大笑。

　　刘秀击败主要对手之后，目标又开始转向东边的刘永。刘永原来被更始皇帝刘玄立为梁王，后来自称皇帝，以睢阳作为京城，占据着青州、徐州一带28个城，封山东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等人为大将军。

　　刘秀于公元26年夏，命盖延率军征讨。经过整整一年的残酷战争，刘永大败，后被手下将领所杀。

　　北方的渔阳太守彭宠，原系刘秀部下，后反叛，自立为燕王。占据着蓟城、右北平的上谷等县，北边联络匈奴，南边联络张步，势力范围不断扩大。汉光武帝决定亲自征讨，后经劝说，方派朱祜、耿龛等率兵北进，于公元29年平息了彭宠的叛乱，北方局势安定下来。

　　接着，张步、董宪、李宪、匈奴立的皇帝卢芳等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们也相继被灭，国内大部分地区开始稳定。

　　但是，还有三大势力，这就是蜀中皇帝公孙述、五郡大将军窦融、西州大将军隗嚣。他们势力强大，有同光武帝平分天下之势。光武帝决定采取逐个击破，分而治之的策略，铲除这三大势力。

　　公孙述占据着益州(今四川、贵州、云南等)，资源丰富，地势险恶;加上公孙述经营多年，势力比其他两个都大;而且，公孙述在蜀中已自称皇帝。为了孤立公孙述，光武帝决定拉拢窦融、隗嚣。他先派人去联络隗嚣，可隗嚣打算自己做皇帝，隗嚣不仅没有听从刘秀的劝说，而且还派人去联络窦融，劝窦融自立为王，他们同公孙述联合起来，建成三个国家，共同对付洛阳的皇帝刘秀。刘秀得知后，立即派人给窦融送了一封信，信中说：“将军日前的地位举足轻重，有人主张分割天下，像战国时期那样，各自为王，要知道，中国的土地即使可以分的话，中国的老百姓也是不能分的。将军如果能从大局出发，上为国家出力，下为百姓着想，我将非常感激!”刘秀的语言情真意切，使窦融和他手下的将士都认为光武帝英明。不久，窦融率部投降，刘秀随即派兵征伐隗嚣。隗嚣大败，于公元31年春病饿而死。汉军乘机收复了陇右(今甘肃六盘山以西)地区。刘秀收复陇右地区以后，集中优势兵力，全力以赴进攻蜀中皇帝公孙述。刘秀亲自带兵征讨，大将军岑彭指挥军队，连连击败公孙述的军队，夺下不少城池，公孙述很快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刘秀又命广平侯吴汉进攻成都，结果公孙述惨败，受重伤而死。其手下将领见汉军来势凶猛，便纷纷投降。这样，蜀中皇帝的全部势力被扫除干净。

　　刘秀从28岁起兵，到灭掉蜀中皇帝那一年，已经43岁了。15年极为艰苦又残酷的戎马征战，芟夷群雄，扫平大大小小的“土皇帝”，终于结束了豪强割据的局面，使中国又一次走向了统一。

　　◆柔术治国 中兴汉朝

　　刘秀虽然出身于皇族，但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平民中间，使他深深体会到人民的疾苦。他分析从秦始皇以来中国的###原因，懂得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要用柔顺、缓静的统治手段，以便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汉室统治。他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又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在“柔弱胜刚强”的思想指导下，他废掉王莽时代的苛而繁的律令，学习刘邦的做法，宽简天下，即所谓“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并由此制定出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为东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初年，在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之后，刘秀开始建立一套能加强中央集权的领导班子，“退功臣而进文吏”就是其中一条重要手段。

　　刘秀通过多年浴血奋战才取得政权，在他的手下，有一大批立过不少战功的将领。这些人擅长打仗，但并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不少人还往往自恃功高，不听命令，不遵法纪，为所欲为，如果继续受到重用，他们身居高位，对东汉政权是一大威胁。因此，刘秀决定采取稳妥方式，一方面给他们加官晋爵，另一方面剥夺他们的实际权力。为了达到目的，刘秀开始大封功臣，他让郎中冯勤专管此事。冯勤精明能干，他规定按照功臣功劳的大小，决定其封地大小、远近和土质肥瘠，并且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方案。刘秀根据这个方案，一次就封了360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最大的有四个县，小的只有数百户，比西汉时少得多。除了大将李通、邓禹、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之外，其他大多数列侯成为闲员。经过削权封侯，汉光武帝有效地控制了这些将领的军事力量。

　　封完功臣之后，刘秀又特地下了一道诏书说：希望大家“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恃宠而骄，对自己要求要严谨，节制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并能把爵位传给子孙。光武帝就这样连哄带吓地威慑众臣。

　　退功臣的同时重用大批文吏。光武帝认为文吏们熟悉封建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且情操高尚。建武六年、七年，刘秀连续两次下诏，命令各地官吏推举贤良，到京城参加选官考试。实行“征辟”制度，即下诏特“征”用某人为官，公卿和各地郡守也可自行“辟”用他人做幕僚。在诏书中，刘秀严格规定了选官的条件：第一，品德高尚，身世清白;第二，要有知识，是通经的博士;第三，熟悉各种法令，能熟练地依法办事;第四，具有魄力才干，遇事不惑，能独当一面。各地官吏在选择人才时，必须严格按照这四条标准，如有违者，必将依法治罪。

　　光武帝为了得到一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吏，多次亲自访求名贤。在刘秀的同学中，有一位叫严光的人，此人很有才学。刘秀做皇帝后，他隐姓埋名，隐居山林。光武帝非常希望能和这位才德高尚的同学共谋国事，于是他叫人画了严光的画像，到严光的家乡去寻找，找到之后，刘秀立即将他接到京城。不料严光不愿做官，刘秀几次光顾他的住所，有时谈得晚了，俩人就睡在一张床上。据说，严光睡觉不老实，还曾把两只脚放在刘秀的肚子上，刘秀也任他如此，并不挪开。还有一个南阳宛城人卓茂，是当时著名的儒生，精通《诗》、《书》、《历法》等，待人宽厚，深受众人敬仰。刘秀即帝位不久，就派人访求这位大名鼎鼎的名士，并且任命七十多岁的卓茂作为太傅，封褒德侯。几年之后，卓茂老死，光武帝驾车素服，亲自送葬。光武帝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确实网罗了一大批品行端正、廉洁奉公的有用人才。如陈留人董宣，为官清正，执法严明，不畏权贵。有一次，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刘黄的家奴仗势杀人，董宣带领士兵，当着湖阳公主的面将这个家奴打死。湖阳公主气得浑身发抖，向刘秀哭诉。刘秀要杀董宣，董宣说：“陛下圣德，中兴汉朝，而现在竟纵容亲属家奴杀害平民百姓，如此何以治天下?臣不需鞭杀，请让我自杀!”说着把头向柱子撞去。光武帝被刚正不阿的董宣感动，于是不再治其罪。但为了给姐姐一个下台的面子，刘秀让人扶董宣给湖阳公主叩头谢罪。董宣硬是不从，刘秀命人按董宣的头，董宣两手按地，就是不肯俯首。刘秀非常感动，任命他为“强项令”，赐钱30万。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光武帝在政治制度上采取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统治措施。

　　光武帝采取了西汉时加强尚书台权力的措施。东汉初年，中央的最高官职是三公，即司徒、司空和太尉。司徒是由丞相改称的，管民政，权力比丞相小得多;司空是由御史大夫改称的，不再管监察，而是管重大水土工程;太尉管军事。三公职位虽高，却徒有虚名，并无实权。刘秀为了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设置了尚书台机构，并加强尚书的职权，扩大机构，增设官吏。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六人，合称“八座”。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分掌全国政事。尚书的官位不高，尚书令每年的俸禄只有一千石，副职尚书仆射和六名尚书，每年的俸禄也只有六百石，他们的地位和待遇远不能同每年俸禄为万石的三公相比，但实际权力远在三公之上。尚书台是最重要的行政决策机构。

　　光武帝除了通过尚书###揽大权外，还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负责传达皇帝的旨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光武帝认为这些宦官们地位更低，他们不可能取得倾国大权，就更保证了他的集权统治。

　　刘秀以柔术治国，宽民众，而对官吏极严。东汉初年，他恢复了西汉时曾设置过的三套监察机构，还进一步予以加强。这三套监察机构是：(1)御史台———有侍御史15人，负责察举官吏违法事件，接受公卿、郡史奏事和解释法律条文。(2)司隶校尉———有从事史12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各部各郡违法官吏。他们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监察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三公不察”。(3)州刺史———全国分12州，每州设刺史一人，他们遵照皇帝命令，代表中央，乘坐驿车，巡行全国各地。他们每年八月出巡，调查各地有无冤狱，同时考察各郡县官吏政绩，并根据政绩好坏，决定升迁罢免。他们在年底或翌年初回到京城，向中央汇报。刘秀对巡察制度非常重视，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

　　朝中无论官员职位高低，一律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若有不遵守法律者，必会如实量刑定罪。曾任汝南太守的欧阳歙，世授《尚书》，八世皆为博士，德高望重，刘秀十分器重他，但在他度田不实、贪赃枉法的罪行被查出来之后，他立即被捕入狱。当时朝廷有上千名儒生守候在大殿门口，请求宽赦他，甚至有人情愿替他牺牲，但刘秀坚决对其绳之以法，予以处死。

　　由于刘秀加强了监察制度，对违法官吏要求甚严，从而保证了皇帝的权力和意志能够得以实现，这对中央集权制的巩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解放奴婢 发展生产

　　当时，王莽改制就是因为土地问题(高度集中，兼并问题严重)和奴婢问题(奴隶化严重)，这些西汉末年困扰统治者的问题，同样危及东汉政权的稳固。刘秀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的就是解放奴婢、精兵简政和解决土地问题。

　　要解决农业问题，劳动力是核心因素。解决奴婢问题，理所当然是重之又重。西汉中后期，由于地主、官吏无限制地兼并土地，使大量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本人也被卖给官僚、贵族、商人家为奴。奴婢在主人家过着非人的生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到主人的毒打，甚至被当成牛马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奴婢问题，影响国家的安危和发展，汉哀帝和王莽新政都想解决，但都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光武帝即位后，把解放奴婢作为一项大事来抓。

　　从公元26年到公元38年光武帝先后多次下诏令解放奴婢，并且严禁虐杀奴婢。公元26年5月的诏令宣布：民有出卖妻子，其妻子想归父母者，从其便，如主人刁难，按律令论处。建武六年诏令：王莽时吏民被当成奴婢而不符合西汉法律的，一律免为平民。公元31年的诏令：吏民因饥饿战乱沦为奴婢、妻妾的，留去自便，强制不让走的，以卖人罪处置。建武十年诏令：取消奴婢因射伤人处死的法律。公元35年2月诏令：天地之间人为贵，杀奴婢者罪在不赦。同年6月诏令：炙灼处罚奴婢的，按律治罪，被伤害者免为平民。公元36年诏令：陇、蜀的人民被劫为奴的，如要离去，一律免为平民。公元38年诏令：益、凉二州奴婢八年来向官府上讼者，一律免为平民，也不必偿还卖身钱。

　　光武帝在12年内，连续不断地发布解放奴婢的诏令，使大批奴婢获得了自由，农业劳动力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精兵简政，是光武帝为发展生产而采取的措施之一。公元30年6月，光武帝下令说：“设官置吏，是为了奉行皇帝法令，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如今百姓遭难，户口减少，而县官吏职还这样繁多。兹令各郡、国、县削减吏员。县级机构不够设置长吏的，可以撤减合并。”这一年，裁并了四百多个县，合并了十个郡、国，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在封建社会，能够这样大量地精简官吏，确是少有之举。

　　公元31年，光武帝又大量地裁减军队。建武七年，他下诏令说：“军士中都是年轻力壮之人，应当立即罢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和相关的军吏，让他们回去种田。”大批的士兵得以还乡，从事农耕。这样，既减少了军费开支，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

　　劳动力问题解决之后，还有一项就是土地问题。东汉初期，土地兼并严重，很多农民没有地种。光武帝于公元39年6月，下令各州、郡清查田地的数目和人口实数，称为“度田”。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核查田赋收入，防止大地主隐瞒田产，逃避纳税;二是可以从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没收一些多余土地，分给无地的贫民。当时，许多大地主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他们隐瞒田地数量，谎报人口，反对清查。地方官吏也惧怕他们，有的还贪于贿赂，与他们勾结，任凭他们谎报。

　　刘秀得知此事，以“度田不实”罪诛杀了十余个郡太守，并加紧“度田”。于是大姓、兵长们就武装反抗。许多农民由于分不到土地，或分到的土地实际数量比政府应允的数量要少，也开始反对度田，参加武装反抗。“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这就是史称的“度田事件”。刘秀大怒，一再发兵镇压。但这些“群盗”等官兵一到，立刻解散，官兵一走，“群盗”又聚集起来。为了平息暴乱，光武帝采取了分化与镇压相结合的手段。宣布：群盗们相互揭发，均可免罪，并可分到土地。原来因不敢追捕“群盗”而治罪的官吏，现在只要能够使乱民遣散，政府就可以不再治罪。光武帝不愧为一个有经验的统治者，他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很快就把反抗平息下去了。但是“度田”却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光武帝还把田租的十税一恢复到三十税一。并下令，各郡国凡有余粮的，要赈济老年人和鳏寡孤独以及无依无靠的穷人，各级官吏要亲自负责此事，不允许失职。这些被称为“德政”的小恩小惠，在广大农民中树立了东汉王朝的良好形象，稳定了人心。

　　汉光武帝刘秀，在两汉之间激烈的###年代，顺应历史的潮流，采用军事手段，平息群雄，使分崩离析的中华民族再度走向统一。统一之后，采取柔术治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推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建国40年时，全国已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盛景。这也是东汉王朝最富庶和最安定的时期，史称“东汉盛世”。

　　◆明君风范 瑕不掩瑜

　　刘秀作为一代明君，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美酒，也不喜欢听音乐，从不把珠玉当作珍宝。他曾令太官不要接受郡中奉献的珍馐美味，还把远方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赐给骑士。汉朝自武帝以后，后宫嫔妃达到3 000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级的就分婕妤、容华、充衣等14个等级。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人有爵秩，贵人的待遇只有谷数十斛。此外有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均无爵秩和规定的待遇。刘秀在世时要建陵墓，名曰寿陵，特意叮嘱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水就可以了，将来要像汉文帝那样，不随葬金宝珠玉。

　　刘秀常常显示出一种宽宏大度、平易谦和的气概。公元28年，割据陇右的隗嚣正徘徊于公孙述和刘秀之间，到底归服哪方，犹豫未决。他就派他的将军马援先后去成都和洛阳观察时政。马援自幼就聪明过人，人们都认为他是神童，在西州很有名气，很受隗嚣敬重。刘秀接见马援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使者，却没有升堂坐殿，只是便衣便服，连帽子都没带，他独自一人坐在洛阳宫宣德殿的廊庑下面，让一个宦官引导着马援去见他。他一见到马援就微笑着说：“贵客敢往来于两个皇帝之间，见多识广。今天有幸见到贵客，真是深感荣幸。”这一平易谦和的姿态，使马援立刻感到了一种明君的魅力。于是，马援叩头说：“当今的局势，君主在选择臣下，臣下也在选择君主。”接着就说起公孙述接见他时戒备森严的情况，并说：“我现在从远方来，陛下接见我连警卫都没有，就不提防我是间谍刺客吗?”刘秀又笑着说：“我知道你不是刺客，你只不过是个说客罢了。”这次会见，让马援目睹了刘秀的宽宏气量。刘秀与当年的刘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不愧是东汉的真正帝王之材。后来马援劝隗嚣归服刘秀，隗嚣不听，他就脱身自己归服了。

　　刘秀宽宏大度的气概，还表现在他对待“逸民”、“隐士”、不驯的人物的态度上。太原郡当时还留有大量的晋国公族的后裔，他们对新的统治者常常保持一种对立情绪，或者寻机报仇，或者隐居不仕，王侯面前不肯称臣。至汉初，太原郡(在今太原市以南)被称为“难化”之地。刘秀时，太原郡广武县有个叫周党的，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朝廷几次征他去做官他都不愿意，后来不得已，就穿着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朝廷大员，刘秀却亲自召见了他。按礼节，士人被尊贵者召见，必须自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刘秀也没有强迫他。博士范升上书，说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却获得了清高的名声，应治“大不敬”罪。刘秀把范升的上书拿给公卿们传阅，并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都有不愿为他做臣的人，伯夷、叔齐就不食周粟。太原那个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这也是各自的志愿，赐给他40匹绸子。”

　　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持一种清醒的、有时甚至是厌恶的态度。他更愿意多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诏书中，经常说自己“德薄”，要上书者不要称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一些所谓“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将这些“嘉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刘秀一律不许。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深夜方归，要从洛阳城的东北门进城，掌管这个门的官吏郅恽拒不开门。刘秀让人点起火把，并告诉说皇帝回来了，郅恽说：“火光闪烁，又远远的，看不清楚。”就是不开。刘秀没法，只好转到东城门进了城。第二天，郅恽上书批评了刘秀一顿，说他游猎山林，夜以继日，带领出一种不良风气，危害国家。刘秀不但没有治罪于他，反而赏了郅恽100匹布，把掌管东城门的官吏贬为登封县尉。

　　刘秀对官吏要求严格，以致以粗暴方式对待，对贪赃枉法的行为更是严厉惩罚。他在执政初期，内外群官，多由他自己选任;如干不完他交办的事，尚书一类的近臣常被拉到面前棍打鞭抽，以致“群臣莫敢正言”。

　　刘秀对贵戚的过分行为一般能够理智对待。司隶校尉鲍永、都事从官鲍恢性格刚直，不避豪强，敢于弹劾贵戚的恣纵行为。他们曾弹劾刘秀的叔父赵王刘良仗势呵斥京官为“大不敬”，刘秀借此告诫贵戚们应当约束自己，“以避二鲍”。刘良临死时，刘秀去看他，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刘良说他没有别的话了，只有一件事，他的朋友李子春犯了罪，县令赵熹要判李子春死刑，他希望能保住李子春的命。刘秀说：“官吏公正执法，我不能徇情枉法。另说别的愿望吧。”

　　刘秀的明君风范，使刘氏汉家天下走向繁荣，实现了“光武中兴”。

　　晋武帝司马炎

　　一统全国 太康盛世

　　二十五年的皇帝生涯，励精图治，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全国，经济繁荣，开创太康盛世……

　　◆三代侍曹 皇赐九锡

　　东汉末年，朝廷昏庸腐败，在统治阶级内部，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激烈。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刘辩即位，史称少帝。这时，中军校尉袁绍乘机起兵，一举诛杀大小宦官两千余人，从而结束了为时数十年宦官专权的局面。然而，由此也引起了天下大乱，各郡、州、县出现了失控的局面。经过几十年的兼并战争，最后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魏武帝曹操，霸主中原;昭烈帝刘备，称雄西南;吴大帝孙权，割据江东。三国之间连年混战，广大百姓饱受祸害，有的流徙，有的死亡，村落破败，户口大减。《魏书·张绣传》中记载说：“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有的地方的人口甚至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大量百姓死亡和流徙，全国连绵数百里的土地，完全荒芜，无人耕种。连昔日富庶繁荣的京城洛阳附近，也变得蒿草丛生，百里不见人烟。曹操在一首诗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这种荒凉景象的真实写照。

　　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河内郡温县人，祖上许多人做过西汉的大官，是有名的望族，后来当上了曹操丞相府主管一切事务的主簿。司马懿老谋深算，智慧过人。曹操死后，司马懿历任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两代总管朝政的重臣，主管军事，统率魏军，同东吴、蜀汉对峙。蜀汉的诸葛亮智谋惊人，遇到司马懿也不免有些顾忌。东吴的孙权对他顾忌更大，曾对人说：“司马懿善用兵，可谓变化如神，所向无敌。”

　　公元239年，魏明帝死，8岁的曹芳即位，由司马懿和曹爽共辅幼主。曹爽知道司马懿实力比自己强百倍，对自己的威胁太大，所以，决定除掉司马懿。司马懿见势不妙，便在曹爽辅政后的第8年，声称自己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回乡养病，但在暗地里等待时机，伺机而动。曹爽认为司马懿突然称病肯定另有阴谋。曹爽的内线汇报说，司马懿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话也不能说了，头脑也不清楚了。曹爽从此放松了对司马懿的提防。

　　公元249年，曹爽陪伴魏帝曹芳到洛阳城南90里的高平陵去祭祀。佯称重病的司马懿利用这一时机，假借皇太后的懿旨，精神抖擞地在城内突然举行政变，其长子司马师指挥早已蓄养的3 000名敢死队，关上洛阳城所有的城门，占据武器仓库，接管了守卫皇宫的禁军。然后，又派主力冲出宣阳门，来到洛水浮桥边上，杀气腾腾地逼向祭祀人群。最后，魏帝终于迫于司马懿的威逼，诛杀了曹爽。曹魏的军政大权又重新转移到司马懿手中。

　　公元251年，司马懿得病去世，他的长子司马师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继续辅政。公元254年，魏齐王曹芳已经成年，他不满司马师专权，与几位大臣密谋除掉司马师。由于走漏风声，司马师首先动手，诛杀参与密谋的大臣，曹芳也遭废黜，另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帝。不久，司马师死，他的弟弟司马昭接任其职，朝廷里的要事都必须经过司马昭之手。随着曹髦长大，成熟，他已经懂得朝政，感到魏朝天下岌岌可危，心中十分愤慨。

　　公元260年5月7日，曹髦命令宫中宿卫士兵，捕杀司马昭。司马昭派大将贾充率兵将曹髦杀死，然后胁迫皇太后出来说话，以掩盖自己的弑君之罪。太后下诏说：“曹髦越大越不像话，竟用箭射向宫中要杀我，有的箭还掉到我的脚旁，他还狠心地用毒药来害我，这种不孝不敬的人，早该死了!”这样，司马昭杀掉无德不孝之君的行为就成为合法的了。

　　曹魏皇帝连续被废被杀，改朝换代的气氛一年比一年浓厚，司马昭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皇权。但社会上还有相当一批人对这一局面很不满意。司马昭一边收罗文人学士，为自己登基制造舆论，一边积极准备征讨三国之中力量较弱的蜀汉。

　　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大将钟会、邓艾、诸葛绪率兵18万，进军蜀汉。捷报频频传来，魏帝曹奂下诏将司马昭封为晋公，拜为相国，并赐“九锡”，即：最华贵的车马、王袍似的衣服、乐器、朱红色的门户、有屋檐的台阶、300名卫兵、先斩后奏的刀斧、表示征伐的弓箭、祭祀用的香酒。这九锡是古代帝位更替的前奏，往往先受九锡，再行帝位禅让之礼。公元263年，蜀汉灭亡，司马昭因功又封为晋王。

　　◆争当太子 “无为”治国

　　司马昭基本上掌握了魏国的大权，魏国皇帝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司马炎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制度，司马炎本该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但其父司马昭把小儿子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之为世子。司马昭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拍着晋王的宝座对他说：“这属于桃符(桃符是司马攸的小名)的宝座。”宠爱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王位的活动。

　　齐王司马攸为人温文尔雅、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多才多艺，是一位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而司马炎却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气质上几乎完全秉承了父辈的天性，既有足以左右形势的谋略，同时也有着一副宽厚仁慈的外表。总之，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观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游刃有余。到晚年，司马昭不得不以强大的政治理智克服个人情感，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

　　公元265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承了相国晋王位，掌握全国军政大权。同年12月，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仿效曹丕代汉的故事，为自己登基做准备。在司马炎接任相国后，就有一些人受司马炎指使劝说魏帝曹奂早点让位。不久，曹奂下诏书说：“晋王，你家世代辅佐皇帝，功勋高过上天，四海蒙受司马家族的恩泽，上天要我把皇帝之位让给你，请顺应天命，不要推辞!”司马炎却假意多次推让。司马炎的心腹太尉何曾、卫将军贾充等人，带领满朝文武官员再三劝谏。司马炎多次推让后，才接受魏帝曹奂禅让，封曹奂为陈留王。司马炎于公元265年，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晋，史称为西晋，晋王司马炎成了晋武帝。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魏王朝从曹丕让汉帝禅位称帝，传了45年，到此结束。司马昭也同样让魏帝以禅让的手段获取了帝位，魏国遂亡。但这时的司马炎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王位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

　　从内部看，他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操以后的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让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为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这种立国精神在国家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公元268年，司马炎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5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治国方略。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腐败，曹操当年的风范已不复存在。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往往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长期的战乱更使百姓在惨淡的生计之外，还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最适合不过的。

　　◆击灭东吴 统一全国

　　西晋成立之初，晋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大封功臣，许多大家族都被封为公侯。短短几年时间，晋武帝共封了57个王，500多个公侯。蜀汉灭亡不久，晋武帝为了稳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汉供职的官吏为朝官。晋武帝没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用手法，而是采取拉拢、收买人心的办法，稳定各级官吏，以确保社会稳定地过渡。因为晋武帝还看到，蜀汉虽亡，东吴未灭，全国还未统一。于是他开始运筹帷幄，准备击灭东吴，结束全国的分裂局面。

　　早在三国鼎立之时，魏的势力已超过蜀、吴，如以人口计，魏约占全国人口4/7，蜀、吴合占3/7。公元263年，魏灭蜀之后，三国鼎立变成了南北对峙，魏的力量更加强大。晋武帝代魏之后，雄心勃勃，“密有灭吴之计”，准备出兵灭吴，统一全国。

　　西晋全国正处于一种积极的态势之中，然而吴国却是在走下坡路。吴主孙皓的荒淫、残暴使吴国丧失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孙皓命令大臣的女儿要先经过他的挑选，漂亮的入后宫供他一人享受，剩下的才能谈婚论嫁，这使他丧失了大臣们的支持，自毁根本，最终成了孤家寡人。对他劝谏的中书令贺邵不但没有受到他的表扬，反而被他用烧红的锯条残忍地锯下了舌头，其残暴程度与商纣王没有任何区别。孙皓杀人的方法很多，很残忍，像挖眼、剥脸皮和砍掉双脚等。孙皓的残暴注定了他要灭亡。由于孙皓的残暴使手下的将领们也对他丧失了信心，纷纷投降西晋。西晋的大臣们见吴国国力下降，政局不稳，也纷纷劝说司马炎趁机灭掉吴国。

　　但是，晋武帝受到了以太尉录尚书事贾充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且近几年来西鲜卑举兵反晋，此时对吴作战，并“非其时”。而羊祜、张华、杜预等人则认为：吴帝孙皓腐化透顶，他不但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镇压，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排除异己，用刑残酷。孙吴目前是“上下离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战而胜”。如果错过机会，“吴人更立令主”，励精图治，再去灭吴就相当不容易了。

　　两派意见，针锋相对。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摆在了晋武帝面前：是否出兵灭吴，统一全国?晋武帝意识到，自秦汉以来，统一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流，广大平民百姓要求统一，渴望和平。因此，晋武帝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

　　为了完成灭吴大业，晋武帝在战略上做了充分准备。早在公元269年，他就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今湖北钟祥县)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邓，而且还亲自为其松绑，把邓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逃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正是由于这样的“厚”爱，东吴将领们的心已经一步步趋向晋军。

　　晋武帝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公元279年，晋军开始向东吴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为了迅速夺取胜利，晋军分5路沿长江北岸，向吴军齐头并发。第6路晋军由巴东、益州出发，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20万晋军直扑东吴。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

　　在第6路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分散、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安东将军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

　　公元280年，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结束了。晋武帝司马炎终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发展经济 太康繁荣

　　全国统一后，西晋政治上趋于安定，但由于多年战争的创伤，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艰苦。特别是皇室和权贵们无限制地霸占土地，更加重了农民的苦难。据说，长安东南的蓝田县，有一个很不起眼的“杂牌将军”庞宗，就占良田几百顷，其他达官贵人就更不必说了。农民没有土地，豪门世族利用占据的田地肆意盘剥农民。西晋初年，晋武帝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他制定了“户调式”的经济制度。

　　户调式共有三项内容，即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

　　占田制是把占田制和赋税制结合在一起的一条法令。晋武帝时，对人口年龄进行了分组：男女年1660为正丁;1513，6165为次丁;12以下为小，66以上为老。占田制规定：丁男一人占田70亩，丁女占田30亩。同时又规定：每个丁男要缴给国家50亩税，计四斛;丁女缴20亩税;次丁男缴25亩税，次丁女免税。

　　这一规定，使得每个农民都可以合法地去占有应得的田地。不少豪门世家的佃户，也都纷纷脱离主人，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占田制发布以后，不少农民开垦了大片荒地，这对农业经济的好转起到一定的作用。

　　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这一制度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纳布一匹，远的纳布一丈。

　　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经济特权的制度，同时也有为贵族、官僚们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无限制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出现。此制度规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低一品，少五顷。”对于庇荫户，“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庇荫户的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

　　实行户调制的诏书发布之后，遭到了豪门世族的抵制。他们或是隐田不报，或是反对农民占有耕地。

　　尽管晋武帝的户调式遭到了种种阻碍，但这一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将大量的流动、闲散人口安置到土地从事生产，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晋武帝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如在汲郡开荒五千多顷，郡内的粮食很快富裕起来，又修整旧陂渠和新开陂渠，对于灌溉和运输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晋武帝在强调发展生产的同时，反对奢侈，厉行节俭。有一次，太医院的医官程据献给晋武帝司马炎一件色彩夺目、满饰野雉头毛的“雉头裘”，这是一件极为罕见的华贵服饰。晋武帝把这件“雉头裘”带到朝堂，让满朝文武官员欣赏，朝臣见了这件稀世珍宝，个个惊叹不已。不料，晋武帝却一把火把这件“雉头裘”烧成了灰烬。他认为，这种奇装异服触犯了他不准奢侈浪费的禁令，因此要当众焚毁。他还下诏说，今后谁如敢再违犯这个规定，必须判罪。

　　由于数十年的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到极为惨重的破坏，人口也大减。晋武帝的故乡河内郡温县，人口也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为此，晋武帝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区的人口。他下令，17岁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则由官府代找婆家。灭蜀之后，招募蜀人到中原，应召者由国家供给口粮两年，免除徭役20年。灭吴后，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者，免徭役10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20年。

　　公元268年，晋武帝还设立了“常平仓”，丰年按适当价格抛售布帛，收购粮食;荒年则按适当价格出售粮食，稳定粮价，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晋武帝一再责令郡县官吏，要“省徭务本”，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

　　由于晋武帝采取了这样一系列有力的经济措施，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国家赋税收入逐年充裕，人口逐年增加，仅平吴之后不到三年时间，全国人口就增加了130多万户，出现了“太康繁荣”的景象。

　　◆弘扬文化 洛阳纸贵

　　太康年间，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生活有了好转。与此同时，晋武帝还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古代灿烂的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时，盛行着一种被后人称颂的“太康文学”，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

　　公元282年，洛阳的人们纷纷购买纸张，原来有一个名叫左思的文人，写了著名的《三都赋》，人们纷纷传抄，引起了纸张奇缺，纸价飞涨，“洛阳纸贵”从此便流传开去。“赋”是一种文体，兼有诗歌及散文的性质，极讲究文采与韵律。据说，最早的赋是战国时荀况的《赋篇》，一般赋都写得比较短。而左思的《三都赋》不仅辞藻优美，铿锵有声，而且长达一万多字，成为举世仅有。左思门第不高，母亲死得早，他又是个结巴子，小时学过书法、音乐和兵法，但都没什么成就。他的父亲曾对人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现在还远远不及我年轻的时候。”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左思，他从此刻苦攻读，奋力笔耕，用了一年时间写出了《齐都赋》，受到人们好评。公元272年，他决心写出《三都赋》。“三都”，即邺、成都、建业，分别是三国鼎立时魏、蜀、吴的都城。他感到自己资料缺乏，便向朝廷提出，要求当一名管理图书和著作事务的秘书郎。晋武帝随即同意了，并告诉他，凡是朝廷里收藏的有关这三个都城的图籍和资料，他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和查证。

　　在晋武帝的关照下，左思这个出身寒门之人，用了十几年时间，终于写出《三都赋》。这是由《蜀都赋》、《魏都赋》、《吴都赋》三篇独立又相联结的赋组成的。赋中有三个假设人物：东吴王孙，西蜀公子，魏国先生。通过他们相互之间的倾诉，写出三个名都的概况、历史、物产、风土人物和各自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面貌。《三都赋》一问世，立即轰动整个洛阳城，它不仅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考证、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左思的诗也写得非常好。著名的《娇女诗》语言朴素，感情真挚，把对小女儿的疼爱之情跃然纸上，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的《责子》、杜甫的《北征》、李商隐的《骄儿诗》等，都受到它的影响。

　　在西晋的文坛中，最负盛名的要算陆机，被后人称为“太康之英”。他的诗歌意新词秀，讲求形式的华美，以其深厚的笔力，优美的辞藻，纯熟的技巧，表现了一种华贵之美。这种艺术追求，极大地影响了太康文学的艺术倾向。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君子行》中“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的诗句，被不少后来的人所引用，以反映人们对政治环境和人生祸福无常的体会。《赴洛道中作》，是陆机五言诗的杰作，其中“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等，都是情景交融的佳句。陆机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所写的章草《平复帖》流传至今，是书法中的珍品。另外，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有画论。

　　西晋初年，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在文学艺术方面，除了左思、陆机等一批文学家外，在其他领域还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有的这些文明与晋武帝司马炎开明的文化政策和人才保护措施是分不开的。

　　地理学家裴秀，是晋朝的尚书令。裴秀的旧交郝诩给他人写了一封信，说：“尚书令裴秀是我的老相识，你如有什么事要他帮助关照，我给你去说说，这点面子他总会给的。”于是，有人将信作为罪证告到晋武帝面前，说裴秀假公济私。晋武帝为裴秀辩解说：“别人求裴秀办事，是别人的事，裴秀怎能预先防止呢?况且假公济私还没有成为事实，裴秀有什么罪呢?”不久，司隶校尉李熹又告发说：“刘尚替裴秀强占官田，裴秀有罪，应该关押!”晋武帝又给他开脱说：“强占田地罪在刘尚，为何要关押裴秀?”晋武帝的公正无私，不信谗言，使裴秀在地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魏末，裴秀曾随司马昭出军###诸葛诞，跑了不少地方，由于地图有误，吃了不少苦头。明明地图上似乎很近的地方，但跑了几天也看不见影子，明明地图上没有山也没有水的标记，但真到了那儿，却冒出连绵的山冈或汹涌的河流来。尤其是宫廷珍藏的那份地图，是几十匹绸子制成的，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裴秀发奋钻研，改革地图，修正错误。他首先运用了简缩的技术，用“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把那幅用几十匹绸子做的巨图缩画成了《地形方丈图》。裴秀还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个基本要点，即比例尺、方位、交通路线的实际距离、地势起伏、地物形状和倾斜缓急等。这些都是世界地图学史上划时代的创新，除了经纬度和等高线外，已经包括了现代化制图的基本要素。这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一千多年之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大医学家皇甫谧，也是生活在西晋太康年间。他42岁得了风湿病，半身瘫痪，长期卧床，但他博览群书，很有才华。晋武帝得知后，多次下诏要他出来做官，但他推说有病，婉言谢绝。他在病床上开始摸索针灸，一边攻读医书，一边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经过7年苦心钻研，他不仅治好了自己瘫痪多年的疾病，而且针灸技术越来越高，发现了不少针灸穴位，创立了自己的针灸理论，写出了《针灸甲乙经》。此书不仅在我国医学史上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而且还流传到国外，从公元6世纪开始，朝鲜、日本的医生都把它奉为必读的书籍。

　　◆倡导奢侈之风 为孙子立痴子

　　晋武帝创立了西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国家逐步走上了繁荣之路。看着自己的功绩，从内忧外患进入太平盛世的晋武帝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与陶醉。他开始变得昏庸，日子不长，他就完全成了一个被物欲、色欲所主宰的帝王。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晋武帝开始大规模修建祖先的陵庙，12根巨大的铜柱皆镀以黄金、饰以明珠，所用石料都是从遥远的地方运到洛阳的，耗费的民力令人惊叹。司马炎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在灭吴后，又收留了孙皓宫中5 000多名宫女，以至后宫人数超过1万，因为人太多，他只能成天驾着羊车去观看后妃。一些想接近皇帝、一睹天颜的后妃，便在门前插上竹叶，并撒上盐巴，以使贪吃的羊走过自己门前时能够停下。

　　面对司马炎荒淫昏庸的行为，朝中有人感到不满。有一次，司马炎率群臣到洛阳南郊祭祀，礼毕，他问司录校尉刘毅：“我能和汉代的哪一个皇帝相比?”他当时以为刘毅一定会说出一个响亮的名字，谁知得到的回答是：“可以和桓帝、灵帝相比。”人人都知道桓灵之世乃是东汉王朝最黑暗的时候，司马炎不能不感到吃惊，因此问道：“怎么会是如此地步?”刘毅毫不掩饰地说道：“桓帝之世虽卖官售爵，但把钱留给官府。陛下如今卖官售爵，却中饱私囊。”面对这个耿直的臣下，司马炎只得自嘲说：“桓灵之世听不到你这样大胆的言论，而现在我身边却有你这样的直臣，可见我比桓灵二帝贤明。”

　　本来自魏武帝后，社会风气就趋于奢侈，现在司马炎又推波助澜，于是，上行下效，西晋朝野顿时掀起了一股奢侈之风。朝中的权贵自不必说。太尉何曾即以奢侈著名，他的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虽然在饮食上日费万钱，犹言无处下箸。而尚书任恺的奢侈更超过何曾，每顿饭就要花去万钱。有一次司马炎到女婿王济家做客，侍宴的100多个婢女都穿着绫罗绸缎。菜肴中有一道乳猪，味道鲜美异常，司马炎向王济打听烹调的方法，王济悄悄对他说：“这是用人乳喂养，又用人乳烹制的。”

　　在这种情形下，人人以夸富为荣，个个以斗富为乐。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时这种豪奢还和残忍结合在一起。石崇是当时有名的富豪，他宴请客人时总让美女敬酒，如果客人饮酒不尽，便将美女斩首。

　　司马炎已经不是当年的司马炎，他荒淫无度，很快就体虚力亏，朝不保夕了。在这种局势下，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成了朝野瞩目的大事，各种政治力量为不同的目的，再次展开了角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遗规，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在9岁时就被立为太子，但他天生就是一个白痴，还闹了不少笑话。立一个白痴儿子做太子，司马炎不是没有顾虑。就在伐吴的同时，司马炎即已考虑这个问题。有一次他问中书令张华：“我的后事可以托付给谁?”张华毫不犹豫地回答：“要论才华和亲属关系，当然是齐王司马攸。”张华的回答当然不会使司马炎满意。司马攸和司马炎是兄弟，司马炎和司马攸那场争夺王位的斗争就足以使他把司马攸排除在外。作为皇帝，他只会在自己的后代中作出选择。司马炎终于发现了一个亮点。有一次，宫中失火，司马炎站在城楼上观望，这时，太子司马衷5岁的儿子司马橘挡着武帝说：“夜间危险，不应让光亮照到皇帝的身上。”司马炎感到很惊奇，本来近乎绝望的心中燃起一股希望，于是他把全部的赌注押在了这个尚处在孩提时代的皇孙身上，于是最终还是选择了司马衷这个白痴做皇位继承人。公元290年3月，司马炎病逝。4月，这位风发一时的开国皇帝便与世长辞了，终年55岁，葬于峻阳陵，庙号“世祖”，被谥为武帝。

　　晋武帝司马炎在位20多年。他曾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受时代的影响，他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用了汉代以来的分封制，严重地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巩固。再加上他晚年生活奢侈腐化，公开卖官，宫中姬妾近万人，上行下效，各级官吏不理政事，斗富成风，奢侈之风盛行，加速了西晋王朝的灭亡。晋武帝去世不久，西晋王朝就发生了“八王之乱”，这场战乱长达16年，加上天灾不断，瘟疫流行，广大劳动人民又开始大批死亡或流离失所，“太康繁荣”的盛景很快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它作为一段短暂的历史，记入了中华民族历史的画卷。

　　隋文帝杨坚

　　开创隋制 社会富庶

　　北抚突厥，南下灭陈，一统天下;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隋朝，强盛宏大而又短暂;卓有成效的治国方略、典章制度，为后来的历代封建帝王所借鉴……

　　◆借助祖荫 扶摇直上

　　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全国相对于东汉末年到隋朝建立的近四百年时间只是十分短暂的一瞬。十六国之乱威胁着晋朝的政权。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扫清了十六国残余，建立了北魏政权，但南朝仍然霸主江南。连北魏王朝日益强盛时的帝王魏孝文帝，生前也不无遗憾地写下了“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的诗句。公元499年，北魏政权开始大乱，内部互相残杀，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华夏大地上又出现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国家。直到公元577年，北周武帝灭齐，才又统一了北方，但南方仍有陈朝、后梁对峙，北方的突厥也时常南下袭扰中原……四百年割据分裂的漫长岁月，广大人民饱尝了战乱之苦。他们十分渴望祖国能够统一，国家能够安定，社会能够繁荣。

　　杨坚是东汉太尉杨震的第十四代子孙。杨氏家族从汉朝以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名门望族。公元537年，杨坚的父亲杨忠追随独孤信投靠了西魏专权的宇文泰。因在宇文泰执政以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建立北周过程中功勋卓著，杨忠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

　　公元541年六月，杨坚出生在冯翔(陕西大荔)般若寺。和许多帝王一样，传说他出生时也有祥云出现。然而青少年时期并不见其聪颖过人之处，惟好音乐。由于高贵的家族地位，杨坚念书时上的是王公贵族子弟的专门学校。但是他与众多的学子相比学业并不理想，常常被别人挖苦，他也深知自己在学业方面不行，时不时地自嘲“不晓书语”。

　　杨坚不善于念书，但因为父亲是功臣，杨坚在14岁就开始了政治生涯。15岁时，杨坚被授予散骑常待、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荣誉职衔，封成纪县公。当时西魏权臣宇文泰非常赏识杨坚。第二年，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废恭帝立堂弟宇文泰三子宇文觉为帝，即孝闵帝，建国号为“周”。杨忠升为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其子杨坚又升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宇文觉只做了9个月的皇帝，便被宇文护杀掉，宇文护又立宇文觉长子宇文毓为帝，即周明帝，杨坚晋封为大兴郡公。公元560年4月，宇文护鸠杀宇文毓，拥宇文毓的四弟宇文邕为帝———即周武帝。19岁的杨坚升为左小官伯，被任命为随州(今湖北随州)刺史，进位大将军。公元566年，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意识到杨坚前途无量，便把自己14岁的七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杨坚。从此杨坚成为周明帝的连襟，杨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公元568年，杨忠死，杨坚继承了随国公的爵号。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杨坚立下战功，又进封柱国。第二年，杨坚出任定州总管，不久转为亳州总管。

　　杨坚并无突出的功绩，地位却扶摇直上，逐渐引起一些朝臣和贵族的嫉恨。北周初年，宇文护专权，多次想除掉杨坚，都因大将侯伏侯万寿兄弟求情而没有得逞。公元573年，周武帝宇文邕诛杀宇文护亲政，齐王宇文宪劝他尽早把杨坚除掉，内史王轨也认为杨坚有反相，但周武帝都没有予以重视，且又把杨坚的长女杨丽华嫁给皇太子宇文为，进一步巩固了杨坚的地位。

　　同时，杨坚也积极利用已有的社会影响，广泛拉拢关系，扩大自己势力。杨坚在做随州刺史时已与骠骑将军庞晃结为莫逆之交。后来，杨坚做定州总管，庞晃任常山太守，二人交往更密。杨坚将任亳州总管时，庞晃劝他就此起兵，建立帝王之业，杨坚握着庞晃的手说：“时机还不成熟啊。”至此，杨坚取周自代的愿望溢于言表。

　　◆用权运谋 建立新朝

　　公元578年6月，周武帝驾崩，宣帝宇文即位。杨坚的长女杨丽华做了皇后，杨坚升任上柱国、大司马，掌握了朝政大权。加上年少的皇帝比较昏庸荒淫，在群臣中没有威信，于是，杨坚便考虑取而代之。

　　周宣帝日夜享乐，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朝臣的反对，修建洛阳宫，致使上下怨愤，杨坚便开始做取代周室的准备工作。有一次，杨坚与好友宇文庆谈论时政，预感到北周的统治即将结束，对可能出现的###局面进行了充分的估计，并已经做好收拾北周局面的思想准备。

　　杨坚的行动也曾引起周宣帝的警觉，甚至曾想杀掉杨坚。但杨坚始终不动声色，周宣帝既找不到借口，也不愿意随便杀死自己的岳父。

　　杨坚尽管表面不露声色，但内心对周宣帝的猜疑也感到不安。为逃避周宣帝的猜疑，也想在北周###时拥有实力，杨坚想暂时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去掌实权。公元580年，时机到来，周宣帝决定南伐。郑译便乘机向皇帝推荐了杨坚，由于皇帝对关西士族郑译向来都很信任，于是就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

　　这时，周宣帝病重，召见小御正刘防、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准备托以后事。二人到时，周宣帝已经不省人事。然而，宣帝的长子宇文阐才8岁，离当皇帝的实力还远了点。刘防为以后飞黄腾达，便找来郑译商议，共同拟定一个假诏书，声称周宣帝遗嘱，传位于宇文阐，即周静帝，并尊杨坚的女儿杨丽华为皇太后，让杨坚以皇太后父亲的身份总揽朝政，辅佐周静帝。宣帝死，刘、郑等人暂不公开，首先由杨坚总管中外军事大权。杨坚又以诏书的名义控制了京师卫戍军队，基本控制了朝廷。3天后，杨坚等人才正式宣布宣帝已驾崩的消息，8岁的静帝即位，以杨坚为假黄铖、左大丞相，掌握军事、政治大权。杨坚深知自己的地位还不巩固，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杨坚首先是建立自己的统治核心。杨坚自任丞相，设丞相府，又拉拢真正具备政治才能的高敏等一帮人作为自己的亲信。丞相府实际上已取代朝廷成为真正的决策机构。杨坚利用掌握军权的司武上士卢贲，用军队的力量暂时压服了尚未完全清醒过来的朝廷百官。

　　接着除掉皇室宇文氏的势力。杨坚初执政时，周宣帝的弟弟宇文赞仍以皇叔身份居上柱国、右大丞相职，在朝廷中与杨坚平起平坐。杨坚指使刘防把他劝回家中，不要过问朝政，答应以后由他做皇帝，只需在家里等。宇文赞年轻无才，信以为真。于是杨坚排除了皇室中潜在的干扰。

　　但这时真正的威胁是已经成年并各居藩国的宇文泰的5个儿子。他们既有实力，又有影响，一旦起兵，杨坚根本无法控制。在还没有公开宣帝的死讯时，杨坚便找借口召他们回到长安，收缴了他们的兵权印符。宇文泰5个儿子与雍州牧毕王宇文贤联系，请他起兵，但宇文贤很快就被杨坚击败。杨坚明知是宇文泰5个儿子从中捣鬼，却假装不知，并允许他们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以此安定他们。宇文泰5个儿子看到外面指望不上，便寻找直接刺杀杨坚的机会，刺杀未遂，反而被杨坚将其一一剪灭。

　　然后，杨坚宣布废除周宣帝时的严刑峻法，停止洛阳宫的营建，以此取得臣民们的广泛支持。这样，杨坚在京师的统治已基本稳固。

　　接下来，杨坚一方面利用自己已经取得的政治优势拉拢地方将领，对反对者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投入自己所能控制的全部军队，经过半年的战争，地方武装反抗被全部平定，杨坚控制了北周政局。

　　从辅政之日起，杨坚要做皇帝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平定武装反抗的过程中，杨坚又为自己做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自己由左丞相改任大丞相，废左、右丞相设置，不久改称相国;让自己的长子杨勇出任洛阳总管、东京小冢宰，监督东部地方势力;杨坚由随国公改称随王，以20州为随国，封独孤氏为王后，杨勇为世子，随王位在诸侯王之上;为进一步削弱宇文氏的影响，废除宇文氏对汉人的所有赐姓，令其各复本姓，这一措施得到汉人的普遍拥护。

　　公元580年底，杨坚做皇帝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元581年，杨坚派人为周静帝写退位诏书，内容极力称赞杨坚功德，希望杨坚按照舜代尧、曹丕代汉献帝的典故，接受皇帝称号，代周自立。诏书由朝廷大臣捧着到随王府送给杨坚。杨坚假意推辞，经过朝廷百官的再三恳求，杨坚才同意接受。仪式结束，杨坚穿戴上皇帝的龙袍，在百官簇拥下坐上皇帝的宝座。

　　杨坚由继承父亲的随国公起家，进称随王，故把自己新王朝的国号定为随，他又感到随字有走字旁，与走同义，不太吉利，便改随为隋。改元开皇，以长安为都，称大兴城。

　　杨坚在天下基本稳定、政治机构完善后，接受大臣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皇权。

　　突厥原是活动于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后来东迁，活跃在蒙古草原。在北齐、北周时，突厥经常向内地侵扰。杨坚初执周政时，采取和亲政策，努力缓和双边关系。杨坚代周后，突厥大举南侵，攻掠甘肃和陕北一带，被杨坚派河间王杨弘、高等在公元583年率兵击败。为阻止突厥南下扰民，杨坚多次征发民众大修长城，并加强防御。后来，突厥分裂为###厥和西突厥，西突厥向西面发展，###厥接受隋朝的控制，北部边防渐趋巩固。

　　对于长期依附北周的后梁，杨坚开始时采取笼络政策，当经济和军事实力有较大发展并对统一江南做好了准备后，杨坚就不能容忍在自己的疆域内再存在独立王国。公元587年8月，杨坚邀请后梁帝萧琮到长安，借机派兵灭掉梁国。

　　杨坚建隋后，即开始做统一江南的准备。在巩固了内部、缓和了与突厥的矛盾和灭梁之后，公元588年秋，杨坚共发兵50多万，东起海滨，西至四川，在整个长江沿线水陆并进，向陈国发动大举进攻。这时，陈国兵力不过数十万，而君臣仍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面对隋的全面进攻，陈后主陈叔宝及文武百官全部做了俘虏。晋武帝之后，200多年的分裂局面终于结束，全国再次统一。

　　◆励精图治 革旧图新

　　杨坚在称帝之后，首先是把自己的儿子封到战略要地去驻守，同时掌管当地及周围的军事要塞。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杨坚罢黜了一些没有能力的大臣，将一些有能力的人提拔上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事务。

　　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杨坚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货币、对外关系等方面。

　　在中央机构方面，杨坚废除了北周的官制，将秦、汉、魏、晋、南朝各代的中央官职作了一次大综合，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内史、门下、尚书(吏部、礼部、工部、兵部、刑部、户部六部)、秘书、内侍。掌握军政大权的是内史、门下、尚书三省及六部，三师是荣誉称号没有实际权力。三公虽然也有臣属，也参与国家政务，但仅仅是顾问性的机构，没有实权。

　　三省是内史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其中内史省是中央的决策机构，负责起草和颁布皇帝的诏令，长官称内史令;门下省是中央的审议机构，负责审察政令，驳正违失，长官称纳言;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全国的政令，长官称尚书令。三省互相独立，又互相牵制，共同担负丞相的职责，以避免丞相权力过大而危及皇权。三省制度的确立使丞相的权力大大削弱，而皇帝的权力得到加强。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分别负责官吏任免考核、户口赋税、礼仪、军政、刑法、工程营建等方面的事务。六部长官皆称尚书。六部尚书分掌全国政务。

　　在地方组织方面，杨坚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变成州、县两级制。在南北朝时，州郡县的设置既滥又多。杨坚废除郡这一级，撤郡500多个，并且合并了不少州县，裁减了大批官员。这种对地方行政机构大刀阔斧地精简，节省了财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辖。

　　在州县属吏的任用方面，杨坚废除了地方官就地自聘臣属的制度。隋朝规定，凡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吏，一律由中央的吏部任免，州县官员要三年一换，不得连任，所用之人，必须是外州县者，凡本地人一律不得任用。这样，中央就把地方官用人之权全部牢牢控制，州县属官回避本州县，又防止了地方政权被当地豪强所把持。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杨坚十分重视吏治，奖励良臣，严惩不法官吏。为了使州县官吏能够廉洁治民，杨坚采取给田养廉的办法，奖励良臣，以使他们不去搜刮民脂民膏，堕入贪官污吏之列。与此同时，杨坚采取严刑，重治不法官吏。他经常派人侦察京城内外百官的施政情况，发现罪状便加以严惩。有时他秘密使人给官吏送去贿赂，一旦有官吏受贿，立即处死。在开国之初，大批良臣不断涌现，全国各地社会秩序井然，这与杨坚的吏治手段密不可分。

　　杨坚不仅要求各级官吏要清正廉明，不得奢侈腐化，他自己也带头节俭。隋文帝教训太子杨勇说：从古帝王没有喜好奢侈而能长久的，你当太子，应该首先崇尚节俭。太子杨勇、三子杨俊都因生活奢侈，被罢免官职，杨勇的太子位也被废黜。宫廷内人们所用衣物，大多是破了再补，直到不能用为止。

　　公元594年，关中闹饥荒，杨坚派人去察看灾情，见百姓所食都是豆粉拌糠，他拿着食品给群臣观看，涕泪俱下地责备自己无德，命令取消常膳，不吃酒肉。他率领饥民到洛阳就食，令卫士不得驱赶民众，遇见扶老携幼的群众，自己引马避路，好言抚慰，道路难走处，令左右扶助挑担的人。

　　杨坚建国后着手统一钱币与度量衡。自从东汉末年以后，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钱币和度量衡也都各不相同，非常混乱。秦始皇时期的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早已被各朝各国帝王打破，自行一套。杨坚统一中国以后，深感钱币不同，度量衡各异，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他统一全国后，开始了统一钱币和度量衡的改革。

　　钱币在南北朝时期，极为混乱。南朝，陈有五铢、六铢等钱，岭南诸州用盐、米、布进行实物交易，根本不用钱币。北朝时期，齐有常平五铢钱，制造精良，但市场上盛行私铸钱，种类繁杂。北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三种钱币，与齐旧钱杂用。河西诸郡也用西域金银钱。各地都有私铸钱币，朝廷法定的钱币也只是数种钱币中的一种。

　　杨坚统一全国之后，明令天下，钱币统一，新铸一种五铢钱，全国各地都发放样钱，凡是不合样钱的钱币，一律不允许流入市场。在此以后的各种钱币，全部废除，不许再用。

　　公元585年，新五铢钱通行全国。为了防止再有私铸钱币流入市场，破坏钱币统一，杨坚严令，如有敢私铸钱币者立即诛杀。

　　隋之前的度量衡也十分混乱。各朝官吏总想多搜刮民财，因此总是将度量衡由小变大。以王莽改制后的度量衡为标准，南朝尽增大不到一寸，北朝尽增大到二至三寸。南朝，齐国一斗等于王莽时的小斗五升，一斤等于一斤八两。北朝，魏国、齐国一斗等于原来的二斗，一斤等于原来的二斤。隋文帝即位后，下令停止使用原来的度量衡，规定一尺等于王莽时的一尺二寸八分，一斗等于莽制三斗，一斤等于莽制三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由于唐沿隋制，宋、元、明、清又沿袭唐制，因此，历代再无更大变化。

　　统一钱币和度量衡，是为了适应国家统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以当时东都洛阳为例，有三大商业市场，即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其中丰都市周围六里，有一百二十行，三百余肆，四百余客栈，南北商贾往来，络绎不绝。粮、绵、纸、青瓷器、漆器、铁器、盐、香料等商品，应有尽有，市场商品经济之繁荣，可见一斑。

　　◆创立科举 刑律兵制

　　隋朝开国之前，选拔官吏采取九品中正制度，做官要凭门第，仕途完全为门阀世族把持。

　　公元587年，杨坚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度，规定每州每年要推荐有才学的贡士3人，推荐的标准是文章华美，并需经过特别考试。公元599年，杨坚又命令，凡是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要以有德、有才二科举人。把德和才结合起来，通过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人才担任官吏。到了隋炀帝时，开始设立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即进士科。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成立。

　　科举是以分科考试的方法取士，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士科，考试以诗赋为主。隋朝的进士一科，对后世影响很大。以科举制度代替九品中正制，这是选拔官吏制度的重大变革。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联系起来，这就使得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贫寒子弟，都可以通过读书、考试，获得做官的机会。由此便打破了门阀世族垄断做官的局面，扩大了封建政权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使得大批下层平民，为了将来能获取官职而安心读书，这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很有益处。科举制度大大加强了中央政权的权力，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自从秦朝制定了残酷而又苛刻的刑律之后，汉承秦律，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一脉相承。公元578年，北周武帝死后，周宣帝即位。周宣帝颁布了《刑经圣制》，用法更加残酷。杨坚在辅佐周静帝时，革除了周宣帝的一些暴政，删削《刑经圣制》，改作《刑书要制》，用法宽大了许多。

　　杨坚即位之后，命令杨素、裴政等十多人修定刑律。裴政为主，上采魏、晋旧制，下及齐、梁，以“以轻代重，化死为生”为指导原则，制定了《开皇律》。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鞭刑等酷法，除了犯谋反罪，一律不用灭族之刑。律文仅五百条，极为简要。刑名分死、流、徒、杖、笞五种。死刑只分绞、斩二等;流刑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等;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等;杖刑分杖六十至杖一百五十等;笞刑分笞十至笞五十五等。此外，又有“十恶”不赦之条：即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凡有犯者皆从重治罪，均不赦免。

　　公元586年，杨坚又下令废除孥戮、连坐之法。孥戮之法，原见于《汤誓》，连坐创自商鞅，这是两种十分野蛮残酷的刑法，至隋终于全被废除。公元592年，杨坚又下诏：死罪囚必须报经大理寺复审，各州县不得自决死罪，不得在当地处决。同时又规定，死罪须经过三次奏请，才能行刑。民众有冤屈可以逐级上诉，直至诉至朝廷。

　　杨坚是个非常清明的开国君王。他采取的是“官严民宽”的政策，对各级官吏往往小罪重罚，可以不依法律，在朝堂上任意诛杀。而对民众犯罪，用心却是平恕。杨坚认为，官吏本负有治国安民之责，拿着国家俸禄，知礼知法，如渎职犯罪，必须严处。平民一年四季，耕作劳苦，自食血汗，知礼知法者不多，犯罪可以从宽。杨坚晚年，对待官吏更严，诛杀尤甚。

　　杨坚在改革刑律的同时，对兵制也进行了相关的改革。魏晋以后实行府兵制，其特点是士兵以战争为职业，完全脱离生产。府兵制在和平时期为了维持军队的训练，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北周与北齐对峙时，由于人力物力不及北齐，宇文泰便创立了府兵制。府兵来源于农民中的强悍者，平时从事生产，本身免除租税，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由邻居六家供给军需。府兵制寓兵于农，但又自立军籍，不编入民籍，不属州县，可以随时调发，家属也随营居住，不入民户，随军流移。这比完全依靠军饷为生的坊兵制有节省军费的优点。因此，府兵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公元590年，杨坚对府兵制进行了重要改革，规定军人和家属都隶属于州县，垦田和户籍，与一般农民一样，也可按均田令分得土地。这样，军人和家属就有了固定的居所，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军人本身仍旧保留军籍，属于军府统领。军府是府兵制的基本组织单位。隋制设立十二卫，即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各卫置大将军，为府兵的最高将领，总统于皇帝，各卫下辖军府。

　　杨坚改革后的府兵制，把兵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改兵农分离为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平时生产，战时打仗。既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又减少了军费开支。

　　◆均田租赋 筑仓积谷

　　杨坚即位后，在经济方面的措施首先是继续推行均田令。农民受田，仍按北齐的方法，每丁受露田(即规定种植粮食的耕地)80亩，桑田或麻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露田在人死后交还国家，桑田或麻田可传给子孙。丁牛一头受田60亩，一家限牛四头。但杨坚的均田制在执行时并不彻底，田“均”得相当有限。因为周武帝遵循齐制，杨坚也遵循齐制，实际上就是承认富贵人家已占田地的合法性。

　　杨坚派遣使官到各地推行均田法，地少人多的地方，富豪们想方设法抵制均田，甚至有人发动叛乱，杨坚乘机发兵镇压，然后没收其田地，分给无地的贫民。或者是鼓励农民向地广人稀的地方迁移，大量垦荒。从公元598年到605年，全国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

　　与均田相联系的是租赋的调整。杨坚数次下诏减免徭役和租税。租赋一般以床为单位，丁男一床，纳租粟三石，桑田调绢一匹，绵三两，麻田纳布一端，麻3斤。单丁及奴婢纳一半租税。在徭役方面，每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不久又下令减轻租赋徭役，成丁年龄由18岁提高到21岁。每年服役时间由一个月减为20天，调绢由一匹减为2丈。后来又允许50岁以上的人可以输庸代役，即交纳布帛代替力役，这些措施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杨坚在建立隋朝后，采用了两项措施，即“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大索貌阅是根据年龄和面貌来检查户口，是不是隐瞒了，或者报了虚假年龄。

　　杨坚首先设立三长，作为控制户口的基层组织，即在畿内设保长、闾正和族正，在畿外设保长、里正和党长，令他们负起检查户口的责任。公元585年，多查出443 000丁，1 641 500口。

　　此外，对于那些依附于豪强的农民，杨坚颁布“输籍之法”。由政府规定各农户的等级，从轻征收其租税的数量，使那些浮客知道自己的劳动大多被强家所侵占，现在政府从农户手中征收的租税，要比他们被强家侵占的少。这是一种皇帝从豪强地主手中争夺农户的策略。

　　“输籍之法”公布以后，过去依附于豪强地主的农民，现在纷纷脱离豪强，向地方政府报出自己的户口，向政府缴纳租税。于是，隋朝的丁口大增，国家租税的收入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轻征租赋，户口剧增，隋朝的财政收入也在急剧增长。经过几年时间，府库藏满，只好堆积在廊庑之下。丰收之年不忘灾荒。杨坚命人在洛阳、河南、河北等地大造粮仓，广积谷物，以防凶年。隋文帝筑的粮仓有两类：一类是官仓，一类是义仓。

　　官仓为国家掌握，内储租米，供朝廷之用。隋文帝建都长安，关中粮食不够京城消费，漕运又受到三门峡的阻碍，一遇荒年，关中军民便没有粮食。公元583年，隋朝在卫州筑黎阳仓，陕州筑常平仓，在华州筑广通仓，三仓逐次转运，供给关中。后来，隋朝迁都洛阳，又在洛口筑兴洛仓。

　　义仓也称社仓，是民间自筑的公共粮仓。公元585年，杨坚采纳大臣的建议，初置义仓。义仓设在乡间，不让州官管理，开仓方便，一遇灾荒，随时可以开仓，就地赈给。公元596年，又令诸州百姓及军人收获时，按照贫富分为三等，各出粮若干，在当地筑仓储蓄，委托乡官管理。

　　官仓可以防大灾，义仓可以防小灾，城乡共置粮仓，官民共同管理。这种积谷防灾的办法，确是杨坚的又一高明之处。

　　由于有了这些有效的措施，所以，整个隋朝都是很富足的。

　　◆猜忌功臣 佞信佛道

　　杨坚代周建隋，北抚突厥，南灭陈国，完成全国统一，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一系列成功的改革，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但是，杨坚又有猜疑、苛察、喜怒无常的一面，他迷信佛道，废除学校对于社会发展产生不好的影响。

　　杨坚做皇帝，使用了阴谋诡计，由独揽朝政发展为取周自代。由此，杨坚也把它作为教训，在避免使宗亲、亲信把持大权的同时，极力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对朝廷百官，特别是功勋卓著的大臣，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他们的言行密切注意，惟恐他们也采取同样的手段，颠覆杨家的天下。

　　杨坚在开国初期成功地排除了曾为他做皇帝立下汗马功劳、但实际没有治国能力的刘防、郑译等人，使用了苏威、李德林等一批真正能帮他治国的人才。在隋文帝巩固统治的同时，他所重用的文臣武将都获得了高官勋爵，但他们又引起了杨坚的猜疑。至杨坚晚年，开国功臣、平定三方武装反抗的地方将领、南平北抚的文武大将、帮他在中央主持一系列改革的重臣，已所剩无几，或遭杀戮，或被废弃，大部分都没有明显的恶迹，只是充当了杨坚猜忌的牺牲品。

　　梁睿本是北周旧臣，在征讨王谦时立下大功，出任益州总管。只因他在益州颇得人心，杨坚便怀疑他有地方割据之意。梁睿也深知杨坚怀疑自己，便主动辞去益州总管的职务，到长安去做京官，接受杨坚的直接监督，终因招致非议，被免官。

　　王世积也是北周官僚，在平尉迟迥和灭陈时，数有大功，进位上柱国。王世积亲眼看到许多功臣被杀，从此嗜酒如命，不参与任何政事。公元599年杨坚征辽东，王世积的一个亲信皇甫孝谐犯罪，被官府缉捕，投奔王世积，王世积没有接收。皇甫孝谐被捕，判以发配。为报复王世积不肯包庇，皇甫孝谐诬陷王世积谋反，杨坚明知并无任何根据，仍下令处死王世积。

　　高与杨坚的关系非同一般。高的父亲本是独孤信的部下，被赐姓独孤氏。杨坚的妻子是独孤信的女儿，故杨坚和高的关系一直十分融洽。杨坚在实施废周静帝自立为帝的过程中，高是高参。杨坚做皇帝后，高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政治、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决策，杨坚都得之于高。高是杨坚最得力的助手。杨坚对高也非常信任，常把高比作镜子，说他可以矫正自己的过失;有人说高的坏话，杨坚一律不听，甚至治告状者的罪;对于高，杨坚封官职，晋爵位都到了极限，赏赐的财物更是无数。杨坚晚年对长子杨勇越来越不满意，准备把帝位传给次子杨广。高却反对废杨勇而立杨广。杨坚为削弱杨勇的力量要从东宫挑选卫士，高不同意。因为杨勇的女儿是高的儿媳妇，若杨勇继位，高则是地位显赫的皇亲国戚。杨坚认为高坚持让杨勇做皇帝并为其着想实是想效仿自己代周的办法取代隋朝。不久，杨坚以别人告高谋反为由将其贬为平民。

　　杨坚不仅提倡佛道，对当时民间流行的各种迷信他都十分相信，包括山神、土地、河海龙王等等，甚至对于各种妖怪也不怀疑。杨坚的妻子独孤氏和杨素的妻子郑氏都得了病，医生认为这是有人故意利用猫妖作怪，杨坚对此专门下了诏书：凡有意饲养并利用猫妖等怪物而害人者，一律流入边境。

　　杨坚做皇帝的第二年，便嫌旧长安规模太小，且宫中又常闹鬼，下令在旧城西北修筑新都城，同年底完工。因杨坚最早的封爵是大兴郡公，新城便被命名为大兴城，皇宫称大兴宫，主要宫殿称大兴殿。

　　猜疑功臣使隋文帝失去了大批可以利用的臣僚，崇尚迷信又招来许多专事献媚的小人，大兴土木开奢侈之风，劳民伤财。隋文帝的晚年虽是隋朝盛世，但潜在的社会危机已露出端倪。

　　◆同朝二圣 灭###

　　杨坚由专权而称帝，独孤氏家庭的地位和影响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杨坚对独孤氏一直存在畏惧的心理。杨坚称帝后，独孤氏直接参与政事。独孤氏实际成为皇帝的皇帝，故宫中把二人合称“二圣”。

　　独孤氏嫉妒心非常强，一般情况下不允许杨坚和其他女人接近。虽然当时在后宫也有嫔妃几十人，但杨坚根本不能与她们亲近。由于独孤氏喜欢次子杨广，杨坚最后也废除了长子杨勇继承皇位的资格。

　　杨勇是杨坚的长子，幼时颇得父母喜爱，故在杨坚做隋王时便被立为世子，后来确立为太子。开国之初，杨坚为提高儿子的地位，凡有军国大事，都要杨勇参与处理。随着年龄的增长，杨勇越来越迷恋女色，东宫嫔妃多被宠幸。独孤氏最讨厌和除妻子外的女人生孩子的男人，当然对杨勇的行为也不满意。杨勇的第一个儿子是与尚未选入东宫的云氏在外边生的，杨坚对此也大为不满，指责杨勇。但杨勇不服，依然我行我素，从此逐渐失宠。但杨勇既为皇太子，当然会有一批人为了将来的利益为他出谋划策，于是杨勇周围逐渐形成一派势力。当杨勇在父母面前失宠时，善于察言观色的杨广便开始策划取而代之，在他周围以当朝重臣杨素为首形成另一派势力。

　　公元598年冬至日，朝廷百官都到东宫朝见杨勇，杨勇大张旗鼓地接受朝贺，这实际上是对杨坚的示威。杨坚不能容忍，专门为此下诏，严禁以后再有此类事情发生。杨坚废除杨勇的决心此时已经正式形成。其后，父子互相猜疑。为防备杨勇，杨坚把东宫强壮的警卫全部挑走，并将警卫经常轮换，侍卫以上的官吏全由皇宫卫队统一指挥，不受东宫调遣。杨勇本来就没有雄才大略，依附者在皇帝的再三警告下也不敢妄动，杨勇便也束手无策。公元600年，杨坚正式废杨勇，并杀掉和罢免杨勇的一大批臣僚，彻底消灭了###。

　　杨广是杨坚的次子，善于讨好父母。成为隋朝的第二代君王。

　　公元604年正月，杨坚要到仁寿宫游玩，把朝廷的日常工作全部交给了杨广。4月，杨坚染病;7月，病重，召杨广等入宫侍候。然而，杨广为尽快处理杨坚的善后事宜，写信征求杨素的意见，但杨素的回信却被人送到杨坚手中，杨坚阅信后，勃然大怒，这对他的病情是很大的刺激。同时，在独孤氏死后，杨坚最宠爱的宣华夫人向杨坚诉说杨广夜里调戏了她，杨坚一怒之下，怨恨已故的独孤氏怂恿他废杨勇而让杨广做了自己的继承人，便让人赶快召杨勇进见。杨广听说此事，便派亲信进宫，把侍候杨坚的人全部赶出去。不久，杨坚病死，享年64岁。庙号“高祖”，谥号“文皇帝”。

　　杨坚结束了自东汉以来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动荡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他废除九品中正制，开科取士，奠定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基础。他对行政机构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创造出一套适合时代要求、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他创建的三省六部制和进行的一系列精简机构、裁汰冗官的改革，为以后历代所遵循。他以身作则，严肃吏治的有效措施，促进了社会的高速发展。他实行均田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他减轻剥削和检查户口的办法，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加强国力有重要作用。他继承了汉代以后的儒法兼用的统治手法，又掺进了不少佛家、道家的因素，这就使得他的文化政策更多包容兼蓄，而较少专宗一派。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杨坚是一位功名赫赫的开国皇帝。

　　唐高祖李渊

　　奠基立业 冠冕“唐”皇

　　建立和初创唐王朝，有着过人的军事谋略，宏大的政治抱负。正是他运筹帷幄，治国安邦，才缔造了大唐王朝的基础。他在位时期，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四夷归服，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出身贵族 智勇起兵

　　李渊祖籍陇西成纪，祖父李虎，是后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官至太尉，成为著名的八柱国之一，位极尊贵，死后被追封唐国公。父亲李晒，袭封唐国公，北周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公元566年，李渊出生于长安，不久世袭唐国公。

　　青年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率真，宽仁容众，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隋文帝独孤皇后是李渊的姨母，因此，李渊在朝廷中十分受宠，历任潐州(今安徽宅县)、陇州(今陕西陇县)、岐州(今陕西凤翔县)刺史。

　　李渊的妻子窦氏，是京兆平陵人，父亲窦毅在北周是上柱国，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所以窦氏就是武帝的外甥女。窦氏从小就很聪明伶俐，深受武帝喜爱，被留在宫中。武帝当时的皇后是突厥女，其时突厥犯境，武帝不得已与之成婚，婚后始终耿耿于怀。窦氏却劝说舅舅隐忍，保持与突厥的婚姻，以消除北方的威胁，全力对付南陈和北齐。

　　在杨坚取代北周时，窦氏说：“我恨自己不是男子，无法为舅舅家扫除祸患。”吓得父亲赶紧捂住她的嘴：“不要胡说!这是灭门之罪!”

　　窦毅认为自己的女儿不是等闲之辈，在选女婿时想了一个办法：让人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是两箭各射中一只孔雀眼睛的，就招为女婿。前边有几十人都没有射中，轮到李渊之时，两箭都射中孔雀的眼睛。窦毅十分高兴，便把女儿嫁给了李渊。

　　窦氏的聪明超出了一般人。一次，杨广看到李渊的脸上皱纹较多，便戏称李渊是“阿婆”。李渊回到家中很不高兴，窦氏问清原因，马上贺喜道：“这是吉兆啊，你继承的是唐国公，‘唐’便是‘堂’，‘阿婆面’就是指‘堂主’啊!”窦氏指的是李渊将来要做皇帝，取代杨广。窦氏育有4子，分别为建成、世民、元霸、元吉。元霸16岁夭折。

　　隋初，李渊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不久，又被任命为殿内少监。公元613年，升为卫尉少卿。这一年，杨广发动了侵略高丽的战争，李渊受命在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当时，民不堪苦，怨声载道，大贵族杨玄感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起兵反隋。李渊飞书奏闻，杨广命李渊镇守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县)兼知关右诸军事，以备抵御杨玄感。杨玄感兵败，李渊留守如故。在这期间，李渊广树恩德，结纳豪杰。

　　公元617年，李渊被任命担任太原留守。太原是军事重镇，不仅兵源充沛，而且饷粮丰厚，军粮可供10年之用，因此李渊十分高兴，意欲在太原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图大举。

　　李渊刚到太原之初，有“历山飞”农民起义军结营于太原之南，上党、西河、京都道路都被断绝。李渊出兵击败义军，巩固了自己在太原的统治地位。晋阳一带的官僚、地主、豪绅也纷纷投靠李渊。李渊又命次子李世民在晋阳密招豪杰，倾财赈施，广纳贤才。其长子李建成也在河东暗中交结英俊，发展势力，而此时的杨广又远在江都，沉湎酒色，鞭长莫及。李渊在太原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步步为营 西图长安

　　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的残暴统治，使得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就大兴土木，建东都、修长城、开运河、筑驰道，弄得民不聊生。

　　杨广好大喜功，巡游江南，北上榆林，以夸耀自己的武力;出兵边塞，侵略高丽，以显示自己的威风。由于徭役深重，战争频繁，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广大群众无法生活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以武力反抗隋炀帝杨广的残暴统治。

　　公元611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有的隋军将领也割据一方。天下沸腾，群雄割据，全国有100多支反隋大军。

　　在反隋斗争中起义军逐渐走向联合，逐渐形成了以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三支主要力量。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隋炀帝杨广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同时，隋朝内部也分崩离析。李渊目睹动荡不安的天下局势，从中看到了举兵起事的时机。

　　公元617年2月，马邑人刘武周起兵，杀太守王仁恭，自称天子，国号定阳。李渊遂以###刘武周为名，积极募兵。李渊以维护隋朝统治者的身份出现，远近的武装纷纷云集，不几天就有近万人加入李渊直接控制的军队。

　　李渊的行动，引起忠于隋炀帝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的怀疑。公元617年5月14日的夜里，李渊命李世民在晋阳宫城外埋下伏兵。第二天早晨，李渊和王威、高君雅议事。晋阳(今山西太原)令刘文静领开阳府的司马刘政会到庭中，说有密状给李渊。李渊便让他交上来，但刘会政不交，说要告的是副留守，只有李渊才能看。李渊假装吃惊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李渊看后便对大家说：“王威、高君雅要勾结突厥入侵。”于是命人逮捕了他们二人。第二天，果然有突厥几万人围攻太原，人们都信以为真，李渊趁机将王威和高君雅二人处死。

　　杀掉王威和高君雅消除了内患之后，李渊便和将士严密防守，对付突厥。他命裴寂和刘文静坚守城防，同时又让大门洞开。城墙上也不树旗帜。守城士兵不许张望、喧哗。这使突厥军队不明底细，不敢入城。李渊又在夜里派兵出城，早晨改道进城，使突厥误以为是援兵到达。突厥军队不敢恋战，只好退兵。突厥兵虽然退去了，但难保不再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李渊给突厥送去书信：“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为了稳住突厥，李渊委曲求全地用了臣子的语气。

　　公元617年7月，李渊率军3万，正式起兵。李渊传檄诸郡称“义兵”，以维护隋朝社会安定。

　　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后，便以进军关中拿下长安为最终目标。西进的第一个障碍便是西河郡。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仅用了9天便得胜而归，使得李渊喜出望外。

　　然后，李渊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机构：设置大将军府，自称大将军。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领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领右三军。裴寂和刘文静为长史司马。

　　李渊第二战是决战霍邑。霍邑的西北有个贾胡堡，是霍邑的门户，但守卫霍邑的宋老生却没有派兵把守，李渊由此断定宋老生是个无能之辈。

　　李渊害怕宋老生守城不出，打持久战对自己不利。于是李渊让两个儿子领几十名骑兵近城观察，自己将部队分成十几队，从城东南到西南，摆出一副攻城的架势。宋老生果然中计，以为李渊要攻城，便领兵3万出战。李渊领兵假装后退，让李建成和李世民领兵抢占了东门和南门，切断了宋老生的退路。在交战中李渊又散布宋老生已经战死的谣言，动摇了军心。隋军大败，全军覆没。李渊顺利占领了霍邑。

　　此后，李渊又攻打河东，没有攻下。李渊便听从了李世民直接入关中的建议，分兵攻打长安。在招降长安失败后，李渊下令攻城，占领之后又下令禁止掳掠百姓，受到百姓们夹道欢迎。公元617年11月，李渊拥立隋代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改元义宁，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为大丞相，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李世民为秦王。这实际上是李渊日后称帝的一个过渡。

　　到公元618年5月，隋炀帝杨广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兵变，勒死了隋炀帝杨广。然后立秦王杨浩为帝，自己做大丞相。随后宇文化及领兵10万北上，但被李密打败，宇文化及败走魏县，毒死杨浩，自己称帝，建立郑国。第二年，过了皇帝瘾的宇文化及在聊城被窦建德杀死。隋炀帝杨广一死，李渊便不再需要隋恭帝这个傀儡了。公元618年，李渊逼杨侑禅位，称帝建立唐朝，改年号为武德，定都长安。

　　李渊称帝长安时，许多隋将割据称雄，农民起义军亦称霸一方，全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统一战争 扫平四方

　　唐朝开国后，许多地方还在分裂之中，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将领割据各地。李渊在长安安定之后便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统一战争。

　　薛举曾是隋朝金城郡的豪绅，公元617年，先称西秦霸王，后又称皇帝，占据了全部陇西，兵力有十多万人。薛举起兵也想取代隋朝，自己做皇帝。公元617年12月，李世民率兵在扶风将薛举打败，将唐的势力扩充到陇右一带，进一步稳定关中局势。公元618年8月薛举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续威胁长安。李渊命李世民为元帅第三次出征，这次在浅水原将薛仁杲彻底击溃，薛仁杲也投降了唐朝，陇西收归唐朝。

　　平了薛举父子之后，李渊又开始对付割据河西的李轨。在李渊建立唐朝之际，李轨称帝。

　　公元618年，李渊为了进攻薛举，曾派人和他结盟通好。李轨非常高兴，主动让弟弟到长安做人质，李渊封他为凉王。但册封使节到达时，李轨的下属对是否接受唐朝册封产生分歧，李轨没有听信部下的话，又不肯屈居李渊之下，对李渊自称“大凉皇帝臣轨”。虽然用了“臣”，但李渊并不领情，他不能允许还有一个皇帝的存在，于是加紧了对李轨的军事行动。

　　为了避免战争，李渊派安兴贵去劝说李轨投降，安兴贵是李轨户部尚书安修仁的哥哥。李轨听了安兴贵的劝说没有改变主意，反而说安兴贵是为了报答李渊的恩情才来劝说他的。安兴贵害怕李轨加害自己，便和哥哥一起谋划，最后发动兵变，俘虏了李轨。河西于是平定。

　　刘武周也是李渊的一个劲敌，他起兵较早，和突厥勾结势力比较强盛。公元629年，刘武周联合突厥南下占领了并州，唐朝的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无力抵抗，弃城而逃。李渊先派裴寂出击，也大败而归。李渊这时想放弃这个地区，遭到李世民的反对。最后李世民领兵出征，用坚壁清野消耗对方的战术，全面击溃了刘武周的部队。刘武周逃到突厥，后来被杀。唐朝又恢复了原来在河东地区的统治。三个周围的劲敌消灭之后，李渊便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原。

　　在中原的主要对手是王世充，他原是隋朝的江都通守，隋炀帝杨广被杀之后，他拥立杨侗为帝，又打败瓦岗军，除了李密和部分军队外，其余的瓦岗军都被王世充收编。到公元619年，王世充踢开杨侗，自己称帝，建立郑国，定都洛阳。

　　李渊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最后将王世充包围在了洛阳一座孤城里，王世充向北边的窦建德求援。窦建德最后被李世民击败成了阶下囚。王世充绝望之下只好献城投降。窦建德的部将刘黑闼又举兵反唐，不到半年就又恢复了原来窦建德的领地。

　　李世民又奉命征讨，和刘黑闼所部两万人激战，从中午到黄昏不分胜负，李世民便命唐军决堤水攻，刘黑闼败退投奔突厥，然后又卷土重来。李渊命李元吉征讨，被刘黑闼击败。太子李建成又亲自出征，他采纳了谋士魏征的策略，安抚民心，最终瓦解了刘黑闼的部下，刘黑闼在败退时被杀。河北和山东地区终于平定。

　　隋朝末年，萧铣趁乱割据在江陵一带。萧铣占领的地区非常广阔，南到交趾，北到汉水，西达三峡，东及九江。但萧铣和其他割据者一样只是想偏安一地。萧铣是原来南朝梁宣帝的曾孙，祖父萧岩在梁被隋灭时逃到了陈朝，陈被隋灭时，萧岩被押到长安斩首。但在隋炀帝杨广时，因为萧铣和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同是南朝梁的后裔，所以又被任命为罗县县令。由于隋末各地起义不断，作为梁朝的后裔萧铣被地方将校推为首领，割据反隋。于是，萧铣也声称要恢复梁的疆土。隋炀帝杨广死后，一些隋朝的将领也投靠了他，其地盘不断扩大，成了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

　　李渊在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的同时，命大将李靖领兵南下攻取长江中游的萧铣。然而，萧铣这时为了防止众将夺其兵权，竟说要罢兵经营农业，导致自己和部将矛盾加深，许多将领离他而去。面对富有军事韬略的李靖的大举进攻，萧铣虽然由于部将的叛离力量削弱，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战。李靖出奇制胜，在长江水涨、萧铣认为他不能用兵时，李靖偏偏说服众将趁机进军，大败萧铣军。萧铣最后听从了中书侍郎岑文本的劝告，投降了唐军。

　　割据江淮一带的是杜伏威，他占据历阳，自称总管。唐军围攻洛阳时派人招降他，杜伏威便投降了唐朝，被李渊封为吴王。杜伏威让属将辅公石留下统领兵将，自己请求入朝，留在长安做了人质。几年后，辅公石起兵反唐，称帝对抗唐朝，结果李渊将杜伏威杀死，派大将李靖等###，不久，辅公石被当地武装抓获，送唐军营中处死，江淮地区也宣告平定。

　　◆修明政治 奠定盛世

　　李渊称帝后，百废待举。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唐朝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在李渊时期基本上粗具规模。

　　政治体制方面，李渊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又有一些发展。唐朝中央建立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户籍和赋税;吏部掌礼仪和科举;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刑狱;工部掌土木工程;每部又分四司来作为办事机关。中书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是决策机关。门下省则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职责是监督、弹劾文武百官。

　　地方的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长官分别是刺史和县令。刺史每年要巡查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令要负责一县的各种事务，官很小，却是最繁忙的官员。

　　唐朝军事制度为府兵制，是一种职业兵制。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沿用至唐朝。在太原起兵进军长安的途中，李渊就逐步将手下军队纳入了府兵制度中。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出征。农闲时由兵府负责操练，提高战斗力。在隋文帝时期，曾实行过这种制度。府兵的重要职责是轮流到京师或者边塞服役，叫做“番上”，战时则出征御敌。在服役期间，士兵可以免除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府兵制从根本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不但能扩大兵源，也能保证战斗力。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其骑兵来源和府兵制相似，但都是牧民组成，平时没有什么军事训练，所以，在和训练有素的内地军队的较量中，虽然他们总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经常打败仗。

　　唐朝赋役制度主要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均田制：丁男授田一顷，包括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对于贵族田地也有限制：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从一百顷到五顷不等。在职的官员从一品到九品，授田数从三十顷到二顷不等。此外，各级的官员还有职分田，用地租补充，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均田制对土地的买卖也做了限制，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人多地少的地方往人少地多的地方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

　　唐高祖李渊在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又实行了租庸调制：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20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15天则免调，加30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30天。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的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更有利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唐朝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完善了很多。参加考试的一是国子监所属学校的学生，叫“生徒”，一是各地的私学中通过州县保举的学生，叫“乡贡”。科举的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常举，二是制举。常举每年定期举行;制举则由皇帝临时进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频繁。常举的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等，其中进士和明经最受欢迎，因为这是做官的重要途径。进士一科主要考诗词和歌赋，还有时务政策。这科很难考，录取率只有5%左右，有的人白了头发还在考。

　　在文化教育方面，李渊也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

　　在唐朝，儒家非常受尊崇，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李渊对教育的重视可以从他专门颁布的敕令中看出来：“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行先王之典谟。”

　　同时，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相州邺人傅奕。李渊在做隋朝地方太守时和傅奕结识，李渊建立唐朝后任命他为太史令。公元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但李渊最后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

　　在文化贡献方面，李渊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编图书，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多种，为后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李渊还下诏开始修订各朝历史。

　　◆晚年昏庸 皇子火拼

　　李渊称帝后，重用佞臣、猜忌功臣、爱好酒色，这些都使得他当皇帝后无法有更大的作为。原隋朝晋阳宫副监裴寂，在晋阳时就与李渊是酒肉朋友。他私送宫女给李渊，又常与李渊昼夜赌博饮酒，荒淫无度。晋阳起兵时，裴寂又送五百宫女给李渊，让他带着行军。李渊称帝后，认为裴寂功劳最大，授其高官厚禄，引为亲信。

　　原晋阳令刘文静，和李世民一起策动起兵，南征北战，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刘文静对自己位在裴寂之下，甚感不平，遂与裴寂发生矛盾。公元619年的一天，刘文静酒后口出怨言，裴寂等乘机陷害，说刘文静欲反朝廷，李渊竟听信其言，杀死刘文静。李渊赏罚不明，加深了臣子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李渊统治后期，广纳妃嫔，安于后宫享乐。在有的妃子挑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时，李渊没能及早制止，反而听信谗言，致使兄弟之间兵戎相见，发生流血事件。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李渊的思想开始松懈下来，安于享乐，对政治事务不再关心，这直接导致了皇储问题的产生。

　　李渊想让几个儿子和睦相处，但又在立皇太子的问题上，没有明确的主意，使得兄弟相争不已。在刘武周大举南下，攻陷太原威胁长安的时候，李渊亲自为儿子李世民送行，还许诺得胜回来后立他为太子。但李世民回来之后，李渊又反悔，听信后妃们的求情，保留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这直接导致了兄弟之间的不和，成了激烈的太子之争的导火线。

　　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明争暗斗，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公元626年夏，突厥犯境，李建成向李渊推荐齐王李元吉为出征元帅，想借此把秦王府的精兵和骁将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除掉秦王。不料这一密谋被李世民得知。在这紧急关头，李世民先发制人，密告太子、齐王淫乱后宫，李渊决定次日诘问。次日，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当太子、齐王途经玄武门时，李世民及部下将其杀死，并让心腹尉迟敬德带甲入宫报告李渊。此时李渊正和大臣萧禹、裴寂坐在一只小龙船上，荡漾在南海池中，他见尉迟敬德全副武装立在岸边，十分惊骇。尉迟敬德说，太子和齐王造反，秦王已把他们处死，特派我前来保驾，李渊听后惊得目瞪口呆。旁边的萧禹等赶忙劝李渊把国事都托付给秦王，尉迟敬德也敦促李渊下诏，令诸军悉受秦王节制，以便制止东宫和齐王府军队的骚乱。李渊无奈，被迫写下诏书，命令所有军队悉听秦王处置，并诏立世民为太子。此时，全国局势基本上被李世民控制，李渊无奈，表示愿早些退位。

　　公元626年8月，李世民正式登上皇帝位，从此李渊徙居太安宫，过着太上皇的生活。

　　李渊当了太上皇后，自知权力已被李世民掌握，自己心灰意懒，也就不再干预政事。李世民表面上对李渊以隆礼相敬，对李渊的享乐需要尽量满足，并在长安城东北修建大明宫，作为李渊的养老享乐之所。李渊也明白李世民的用意，所以也就知趣而退，乐于过太上皇生活。

　　公元635年5月，李渊病死，时年71岁，谥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庙号“高祖”，葬于献陵。

　　李渊的一生，基本上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经过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终成一代开国帝王，建立了大唐帝国。他处变不惊，计谋超绝，往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常常不战而屈人之兵。他胸怀宽博，宅心仁厚，待人诚恳，以心治人，是少见的帝王之才。

　　大周皇帝武则天

　　功过是非 自有后人评说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大唐帝国因为有了她而更加繁荣昌盛，但她杀女弑儿，重用酷吏，排除异己，死后墓碑不刻一字。她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谜……

　　◆少女入宫 争夺后位

　　公元624年，即唐高祖武德七年的正月二十三，武则天出生在唐都城长安。她的父亲武士虽然也是唐朝贵族，但祖先并不显要。武则天祖籍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武士做木材生意，后来因为正赶上隋炀帝大兴土木，结果发家致富。他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经常和权贵们交往，得到了一个下级军职。

　　公元617年，李渊起兵反隋，武士以军需官的身份跟随效劳。最后李渊攻克长安后，武士因功被拜为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列入14名开国功臣行列，从此成为唐朝新权贵。公元620年，武士的原配夫人病逝，通过唐高祖做媒娶了隋朝显贵杨达的女儿，杨氏后来为他生了三个女儿，第二个便是武则天。

　　武则天的少女时代，是随做官的父亲在四川度过的。公元635年，武士死在荆州都督任上，随后全家回到长安。前妻生下的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和他们的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对待杨氏刻薄无礼，武则天孤女寡母四人在长安过了一段很不舒心的生活。武则天十三四岁时，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都奠定了基础，而且擅长书法，字态卓尔不群。

　　到了公元636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年，太宗的皇后长孙氏病逝。次年，武则天因美貌出众被召进宫中做了才人(唐时，皇后以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四妃，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为九嫔;婕妤、美人、才人各9人，共27人为代世妇;宝林，御女、采女各27人，共81人是代御妻。)，当时只有14岁。不过在封建社会，这个年龄的女子基本上要出嫁了。

　　武则天对宫廷生活充满着向往。进宫之后，太宗赐给她武媚的称号，所以人们都叫她媚娘。虽然她的确十分妩媚，但由于她性格倔强，缺少女人该有的温柔，所以很不受太宗宠爱。这使得武则天进宫12年称号也没有提升。十几年的半幽禁生活尽管使武则天虚度了最好的一段青春，但这毕竟是武则天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

　　武则天的机会来自于太宗的儿子李治，即后来的高宗。当太宗还在世的时候，武则天便和李治产生了感情。贞观二十二年，即公元649年，唐太宗驾崩。按照惯例，没有生育过的嫔妃们要出家做尼姑，生育过的则要打入冷宫，为死去的皇帝守寡，她们都是皇帝的“东西”，即使皇帝死了，其他任何人也不能动。武则天因没有生育被送到感业寺出家。她在感业寺出家的两年中，并没有安心念佛，而是处心积虑地想出来。李治即位后的第二年，太宗的忌日，高宗李治到感业寺里进香，武则天紧紧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她使高宗又回忆起了先前的恋情，武则天的美貌加上旧情，促使高宗不再顾忌佛教教规和礼教的约束，将武则天带回了皇宫。

　　已经28岁的武则天，重获入宫的机会，这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她下决心要利用与高宗的感情，夺回失去的青春年华。事实上，这次入宫后，已经成熟的武则天就开始在权力之争中大显身手了。

　　武则天这次再入宫也和宫中的斗争有关，当时魏国公王后祐的女儿王皇后为了和淑妃萧良娣争宠，鼓动高宗接武则天进宫，她还自作主张让武则天先蓄发，做好准备再入宫。王皇后没有想到自己这是在引狼入室。入宫后，武则天很感激王皇后的照顾，她对王皇后非常尊敬，侍奉得也很周到，这使得高宗也很高兴。皇帝和皇后都高兴了，武则天的嫔妃地位也就升到了昭仪，这是正二品的级别，超过了其他8个嫔妃，是九嫔之首。在她的上面，只有皇后和四妃了。

　　武则天进宫之后，前后生了四男二女，而高宗总共才有12个子女。后边的6个都是武则天生的，可见武则天的受宠程度是其他嫔妃无法相比的，这连主张让她进宫的王皇后也没有料到，结果自己也吃了大亏。

　　武则天的性格决定了她不甘于居人之下，她的目标是皇后。随着在宫中地位的逐渐稳固，她便开始有心计地活动了。她在后宫里想方设法笼络太监、宫女，特别是和皇后、萧淑妃关系不好的人，她总要设法接近拉拢，给予一些小恩小惠，让她们注意监视皇后和淑妃的行动。由于武则天过人的聪明和超绝的手段，她很快成了比王皇后、萧淑妃还要受宠的嫔妃。为了登上皇后宝座，武则天利用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联合王皇后攻击萧淑妃，使之被废为庶民。之后武则天又将攻击目标对准了王皇后。

　　公元654年，武则天第二胎生下一位公主，很讨人喜欢。王皇后也禁不住前去看望，逗弄一番后，知道皇帝要来就先走了。武则天趁机残忍地掐死亲生女儿，然后轻轻盖好被子。一会儿，皇帝来看女儿，武则天面带欢笑，带皇帝来到床前，掀开被子，佯装才发现自己女儿被害，失声痛哭。皇帝见此情景，十分震惊，赶忙追查是怎么回事。侍女告诉他，王皇后刚才来过。高宗大怒，武则天又趁机进谗言，使王皇后有口难辩。再加上王皇后久未生育，高宗就此下定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决心。

　　在封建社会，皇后的废立属于国家大事，必须由众大臣们共同商议决定。武则天做皇后的阻力主要来自重臣国舅长孙无忌，宰相褚遂良等大臣也极力反对。朝廷中的大臣们分成了两派，除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以外，李义府、许敬宗等人为了在高宗面前争功邀宠，就站到了长孙无忌的对立面，支持武则天做皇后。高宗把长孙无忌等反对的人召到一起，商量皇后的废立问题，武则天则在帘子后面监听。长孙无忌极力反对，为王皇后辩解，说她出身高贵，忠厚贤惠，没有什么大过失，不该废皇后之位。而武则天却是出身贫寒，还曾经侍奉过先帝太宗，再立为皇后违背了礼制。

　　褚遂良也坚决反对，而且还磕头磕得流血，并提出辞官回家。武则天见了，怒火顿生，大声喊道：“怎么不把这种臣僚乱棍打死!”其他人见状，赶忙替褚遂良求情。褚遂良性命虽然保住了，但被贬官到湖南长沙任都督。

　　最后，还是开国的功臣李勣给高宗出了个主意，他说皇后的废立是皇上的家务事，没有必要和大臣们商量。同时，李义府和许敬宗等人也在朝廷大臣们中间大造舆论，支持武则天。终于，在公元654年，即高宗永徽五年的十月十三日，高宗正式下诏书废王皇后，将萧淑妃贬为庶人。六天后，即十九日，高宗正式立武则天为皇后。后来武则天将王皇后、萧淑妃二人各责打了一百杖，然后残忍地砍去双脚，泡在酒瓮里活活折磨死，并将王皇后改姓为“蟒”，萧淑妃改姓为“枭”。

　　◆鸩杀太子 终成女皇

　　武则天做了皇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皇后地位，开始干预朝政。她先要清除对她威胁最大、反对自己当皇后的长孙无忌。她指使许敬宗等人，捏造罪名制造朋党案，然后将长孙无忌牵连进去，把他流放外地。后来许敬宗又逼长孙无忌自尽。长孙无忌集团其他的人也被清除，或杀或流放。

　　武则天的日益专断引起了高宗的不满，他和宰相上官仪商量废掉武则天的皇后，上官仪答应起草诏书。武则天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得知后赶忙报告。武则天赶到后，软硬兼施，说得高宗心软，改变了主意，高宗还把责任全推到了上官仪的身上。武则天于是让许敬宗捏造上官仪和已经被废的太子李忠图谋反叛，将上官仪处死，赐死废太子李忠，李忠时年22岁。

　　作为母亲，武则天的心比一般的母亲要狠多了。为了自己的权势和皇位，她对亲生儿子都不肯放过。武则天亲生的儿子一共有四个，长子李弘、次子李贤、老三是李显、老四是李旦。公元656年，武则天的长子李弘被立为皇太子。

　　李弘为人忠厚，处事谦虚忍让，而且颇具政治才干，高宗和大臣对他都很满意。随着身体状况的下降，高宗想把皇位传给李弘。

　　但武则天却不愿意让儿子来侵夺自己已经习惯享受和控制的政治权力，而且儿子一旦即位，自己的权力梦特别是女皇梦就要破灭了。况且，李弘对武则天也不是那么听话。于是，在权力和亲情之间武则天狠心地选择了前者。公元675年，即上元二年四月，武则天用毒药将年仅24岁的儿子李弘毒死。以天子礼葬于恭陵，追号孝敬皇帝。因李弘无子，便以楚王李隆基过继为子。

　　李弘死后，高宗由于精神受到刺激，再加上原来的头疼病，觉得身体状况已不允许他再操劳国家大事了，就想把皇位让给武则天。但是，朝中大臣们的极力反对，使武则天没能如愿，但这对于武则天却是个极大的刺激与鼓励。

　　公元675年5月，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李贤在高宗让他处理政务的过程中也显示出过人的能力，加上宰相们的辅佐，武则天又感到权力将要离她而去了。所以，武则天指使人诬告太子贪恋女色，荒废政事。公元680年8月，李贤被废掉太子身份，贬为庶人，后来又被迫迁到巴州。到了公元684年的时候，在武则天废黜中宗李显后的第三天，她就又派人到巴州将李贤杀死。

　　在李贤被废掉太子的第二天，三儿子李显被立为太子。

　　李显即位后就是唐中宗，他尊母亲武则天为皇太后。李显为人非常软弱，所以他的即位才被母亲所接受。

　　但中宗也没有将皇帝的宝座坐热，仅仅两个月就被武则天赶了下去。中宗即位后，想让岳父韦玄贞做宰相，但是父亲高宗临死时立的顾命宰相裴炎不同意，中宗便任性地说：“我就是把天下都给了他，又能怎么样?”裴炎便报告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刻召集大臣们到了乾元殿，将中宗废为庐陵王，幽禁在深宫之中。幽禁中宗后，武则天把最后一个儿子李旦推上了皇位，即唐睿宗。

　　武则天虽然让小儿子继承了皇位，但不许他处理朝政，一切大事都由自己来决定。逐渐地，武则天做女皇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武则天首先将东都洛阳改为神都，准备将来做都城用。她还把唐朝文武百官的名称进行了变动：尚书省改成文昌台，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门下省改为鸾台，侍中改为纳言，中书省改为凤阁，这些名称明显地体现了其女性特征。原来的宰相名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改成了“同凤阁鸾台三品”。尚书省下属的六部也改了名称：吏部改成天官，户部成了地官，礼部是春官，兵部是夏官，刑部是秋官，工部是冬官。御史台分成了左肃政和右肃政两台，由左台负责监察朝廷，右台负责纠察地方郡县。

　　武则天这些为以后做女皇的准备活动，被一些大臣识破，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在公元684年的9月，原来被武则天贬出京城的徐敬业起兵反抗。

　　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十多天便召集了10万兵马。武则天看到徐敬业同党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后却连连叹赏不已，对如此杰出之士不能为自己所用表示遗憾。尤其是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武则天怫然作色，说：“此人才不用，这是宰相的过失。”武则天连忙调动了30万兵马迎战，让李孝逸领兵平叛。徐敬业不久便连遭失败，他和骆宾王先后被部将杀死。只有40天的时间，徐敬业的叛乱便被平定了，武则天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次大的政治危机。

　　在平定徐敬业的叛乱之后，武则天又对宰相班子进行了调整，因为原来的宰相裴炎在这次危机中不但不帮助武则天对付徐敬业，还以此要求武则天还政睿宗，结果被武则天处死。然后，武则天将其他几个宰相罢免，补韦方质、武承嗣、韦思谦为宰相。以后的两年内，武则天对宰相班子进行了频繁的调整，建立了效忠于自己的执政亲信。

　　为了给自己做女皇铺路，武则天在舆论方面利用迷信等手段来为自己树立威信。比如她的侄子武承嗣派人送来一块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白石头，谎称是来自于洛水。武则天十分高兴，还改年号为“永昌”。后来武则天总共改过18次年号，有时一年就改三次之多。武则天还接受了睿宗和群臣上的尊号“圣母神皇”。这在历史上是绝对没有先例的，原来的皇帝只有在死后才有尊号，武则天却打破了这个惯例。

　　武则天为当女皇做的这些准备，遭到了唐高祖李渊第十一子李元嘉的武力反抗，但不久就被武则天平定了。从此，再没有人对武则天的权势提出过挑战。

　　武则天是一位很不寻常的女性，她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把登基之日选在重阳节这一天，意义就很不一般。同时，武则天也把自己名字的“照”，改为“曌”，意为武氏王朝将如日月当空一样，长久永存。

　　◆破门阀世俗 推行《姓氏录》

　　门阀观念，在封建社会中是一条扼杀人才的绳索，是为世族豪门培植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它重门第、轻才学，以祖宗的功德大小、门第的高低贵贱作为封官授爵的标准。

　　自从曹丕制定了“九品中正制”以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就一直没有真正被打破过。出身寒门的人为了能进入上流社会，总是呼吁打破门阀观念，而他们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又会把自己的家系封为高贵等级，子孙后代，永享官禄，压制其他等级。

　　武则天踏上政坛之后，首先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通过唐高宗诏告天下，修订《姓氏录》，取消唐太宗时订立的《氏族志》。这是打破门阀制度、吸纳寒门俊杰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

　　武则天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本人就是出身于寒门之家，同时，她念念不忘长孙无忌当年说她出身贫寒的话。于是，武则天组织许敬宗、李义府订立《姓氏录》，取代了唐太宗时订的《氏族志》。《氏族志》虽然也是以唐朝官爵的高低作为等级排序的，但仍十分注重是否士族，旧的士族观念还很浓厚。新修的《姓氏录》是以武氏家族为第一等，下边按官职高低共分九等，凡是官员达五品以上者，皆可进入等级。无论祖上有无功德，门第是高是低，只要通过科考或军功升至五品以上的官吏均可升高家族等级。这样一来，许多出身低微的庶族官吏，都可以凭政绩提高自己的地位。而那些旧门阀的子孙，则被废除了凭祖宗族望跻身于上流社会的特权。为此，他们纷纷起来反抗，强烈反对《姓氏录》的规定，被列入书中的旧族官僚也耻于叙录，纷纷要求退出，企图使《姓氏录》成为一纸空文。武则天借用皇权，强行没收焚烧天下的《氏族志》，坚决推行《姓氏录》。不管武则天是出于怎样私利的考虑，《姓氏录》终究代表着一股冲击旧门阀观念的新潮流，对沿用了数百年的门阀旧制是一种彻底的否定，并从此结束了以门第定官职的历史。

　　旧门阀制度被打破之后，大批新成长起来的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蜂拥而来，要求进入官场。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则天，为他们打开了闸门，借此不断培植拥戴自己的官僚队伍。据史载，每年吏部接纳的选人成千上万，每年人流数超过1 400人次，比正常需要补充的人数高出几倍。武则天对如此急剧增加的人数不但不加以控制，而且在公元666年泰山行封禅礼之后，又宣布“文武官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使一大批官员通过泛阶制度成为五品、三品高官。公元675年，武则天又始设“南选”，即在江淮以南，主要是岭南、黔中一带选拔人才。

　　武则天推行《姓氏录》，打破了门阀世俗，使众多过去沉溺于下层的普通地主、寒门俊杰，登上了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这些人进入官僚队伍以后，又成为武则天推行自己政治路线的得力工具。可以说，武则天正是通过这些人登上大周皇帝宝座的。

　　◆科举取士 选拔贤能

　　发展科举制，是武则天选拔治世贤能的又一种方法。唐太宗时对科举制已进行了不少改革，无论在考试的内容、方法上，还是对考生的录用、授官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规定。但是，唐太宗是个十分精明的君主，他一方面反对以门第取人，主张凭才学任官;另一方面，他又不愿使更多的寒士仅通过考试便获取高官。因此，他在把大批知识分子卷进争夺进士桂冠的激流中去之后，又设置种种关卡，仅使很少一部分人得到官品。唐太宗执政23年，一般每年才取进士几名至十几名。

　　武则天执掌朝政之后，大开科举之门。她对科举制的发展，一是改变考试内容，二是增加录用人数。

　　隋朝招考进士科，起初只是策问。唐太宗时又加入读经史一部，但主要还是策问。而策问大多只是泛泛而论，并不能真正切中时弊。武则天在招考进士时，增加为三个内容：(1)贴经;(2)杂文两篇，成文、诗赋各一篇;(3)策问。加试杂文制度，对于全面了解考生的知识、文才，以及对时事的分析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唐代文坛空前繁荣，就是这一政策的直接作用。唐玄宗开元盛世年间的名相姚崇、宋璟、张九龄和文坛巨擘陈子昂、刘知几等，都是这时期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杰出人才。

　　武则天为了加快培植自己的势力，放开关卡，大量录用有才学的考生。在她执政的50多年中，取进士达1 000多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要比唐太宗时增加一倍以上。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成殿亲自主持对贡生的考试，以示皇恩。从此，贡生考试都有了殿试。除此之外，武则天还破格用人，放手给人官做。

　　招官的办法主要有：

　　(1)自举———九品以下官吏以及百姓，皆可自我举荐，请求做官或升官;

　　(2)试官———各地举荐人才，凡是被举荐者，一律允许做官，称为试用之官;

　　(3)员外官———即编制之外的及第士人，暂无官职，置为员外官，同正官一样享受俸禄;

　　(4)武举———招收天下有武艺的人。此项内容为武则天在公元702年首次开创。

　　由于武则天放开手脚，广开仕途，使大量的普通地主和下层贫民涌进了武氏王朝的官僚队伍。当然，这一制度在冲破官僚贵族把持政局的同时，也出现了用人过滥的问题。

　　如何驾驭如此急剧膨胀的官僚队伍呢?武则天自然有她的办法。她虽然放开手脚大量招收官吏，给人官做，但一发现不称职者，轻的革职，重的诛杀。当时投机为官者很多，武则天法纲严峻，大量予以诛杀，使很多本想过官瘾的浅薄之徒，没上任几天便丢了脑袋。

　　武则天善于在实践中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任用官吏不是仅凭考试、推荐或自我吹嘘，为官者不能枉受国家俸禄，在位者要胜任其职，造成损失者得拿命补偿。她在大量的及第考生中，选拔、任用了不少文武大臣，其人数并不比贞观时少，如她当时任用的主要宰相魏元忠、狄仁杰、姚崇、张柬之等，都为大唐盛世的出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是中国历史上名扬千古的官吏。

　　◆治世能臣 北门学士

　　“二圣”时期，表面上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执掌朝政，但由于高宗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实际上是由武则天以皇后的身份来处理大量的、繁重的国事。她非常清楚，自己深居后宫，要想驾驭整个国家机器，还需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亲信力量。当年曾为她争取皇后地位出过大力的亲信们，十多年来，大都被淘汰殆尽了，只剩下李勣、许敬宗两人，也已是风烛残年，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武则天准备重新建立一支新的力量，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工具。

　　公元666年，武则天从左、右史和著作郎中，物色了一批才学俱佳的文人学士。这批文人学士被特许从玄武门出入禁中，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

　　武则天“以修撰为名”，把这些文章高手召入禁中之后，编写了一批署武则天之名的著作，如《列女传》、《臣轨》、《官僚新诫》、《乐书》、《少阳正范》等。

　　武则天建立的“北门学士”，名义上是修撰著作，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智囊班子，武则天密令他们参决朝政，“以分宰相之权”。这批“北门学士”组成的智囊班子，为武氏造舆论、定主意出了很大的力。在此后的二十余年中，武则天不仅在皇后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高宗死后她又临朝称制，并逐步造成改唐为周的形势，这些都是与“北门学士”分不开的。因此，武则天也没有忘记这些功臣，他们多数被擢升为三、四品高官，范履冰、刘祎之还做到宰相，长期受到重用。

　　“北门学士”不仅帮助武则天分减皇权和相权，而且在有关国家的经济、军事、文化、政治等方面为武则天出过不少良策。公元674年，唐高宗称天帝，武则天升为天后，四个月之后，她就在“北门学士”的协助下，提出了治理国家的一个政治纲领：《建言十二事》。其内容为：(1)劝农桑，薄赋徭;(2)给三辅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费力役;(6)广言路;(7)杜谗口;(8)王公以降学习《老子》;(9)父在为母服丧三年;(10)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11)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1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武则天建言劝农桑、薄赋徭、给复三辅地，并禁浮巧、省力役，对于缓解灾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北门学士”从组织起来，直到武则天登基称帝的二十多年中，一直是武则天手中重要的执政工具。武则天正是通过这个由文章高手组成的智囊班子，才一步一步地从皇后、天后，走向皇帝宝座的。称帝之后，武则天总揽朝纲，广招天下俊杰，“北门学士”的作用才慢慢衰落下去。

　　◆无为治农 巩固统一

　　武则天在位时，一贯强调建国之本，必在务农。但她的治农，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方法，任其自由发展。

　　武则天十分尊崇佛教，但也不排斥道教。如她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劝农桑、薄赋徭”、“给三辅地”的同时，号召“王公以降学习《老子》”，这是以老子“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教育王公大臣。武则天十分尊崇老子，对土地管理、农民生产，不过多地干预。当时的均田制已实行了一百多年，封建国家对土地、人口控制很严，甚至连种植什么农作物也作具体规定，十分不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不少农民为了摆脱国家的奴役剥削和渴望新的自由生活，纷纷逃亡，这被称为“逃户”，即从国家户籍上脱漏。但这些逃户脱籍不脱产，一部分逃往荒原僻地去垦荒种地，一部分依附于王公百官富豪之家。

　　武则天在对待“逃户”的政策上，采用逃户还归，可享受“给二年”的种种优待。以往的逃户回来后，不论户等高低，给复二年。有些地区的逃户，田地由官府贷种托人经营。如果逃户回来，归还田地庄稼，课役全免。

　　武则天对逃户和广大农民，采取放任和宽容的政策，减轻了地主官府对农民的盘剥，从而缓和了农民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仅使当时的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振兴，而且在武则天对统治阶级内部大行诛杀之时，全国农民都比较安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实际上是“以无为为有为”的治农方略取得的效果。当然，武则天也并非对农业一点也不管理。如她组织“北门学士”编写的《兆人本业》，就是教育臣民如何进行农业生产的。她还规定，凡州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则地方官吏可得升奖，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地方官要受惩罚。因而在武则天统治时，粮仓丰实，人口比贞观时还增加了一倍，这一功绩是有口皆碑的。

　　治理边民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

　　国盛兵强的帝王，多以武力开疆。唐太宗则恩威并济，一面诉诸强兵悍将开疆，一面以“德化”治边，致使贞观之时，边疆30年无战事。到了唐高宗和武则天时，边疆又开始###起来，而武则天在处理这个问题方面，也有自己的手段。

　　公元670年，原已归唐的吐蕃举兵反唐，攻陷了西域十八州城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公元679年，###厥24州酋长也叛唐复立，边疆战事又起。叛军企图把战火引向中原。面对这些突然兴起的战争，素以武功见长的李氏家族后世子孙，远没有其先祖李渊、李世民的勇气与胆略，他们惊慌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武则天面对叛军，处惊不乱，采取了拉拢、安抚与驱兵镇压的两种手段。

　　对于###厥，武则天除了动用军队防止其兵进中原之外，又不断派遣使臣，向突厥酋长陈述利害，以求国家安宁。###厥的反叛，主要是想收回在咸享年间被安置在丰、灵、代、朔、胜、夏等六州的突厥降民。武则天得知，立即答应还降户数千，由其自治。并又给其“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很快，唐同突厥之间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突厥默啜可汗还两次出兵，帮助唐军袭击骚扰河北的契丹军队，使河北的战火很快平息下来。武则天又授予默啜“立功报国可汗”的称号，这表明，突厥民族仍然是大唐帝国的臣民。此后，武则天又不断地给突厥地区赠送大量的生活资料和农业械具，帮助他们发展生产。

　　而对于攻占西域的吐蕃军队，武则天从战略的眼光出发，为维护大唐疆土，坚持不断地派出大批军队，同吐蕃反复交战，特别是争夺安西四镇。安西四镇是扼守西北、维护东西方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武则天在西北边防大规模地开展屯田运动，增加西北防务。公元692年，大周将领王孝杰终于收复了安西四镇，并派三万精兵镇守。当时，吐蕃请求归还安西四镇，武则天拒不同意，声明置四镇予以据守，就是为了防止吐蕃东侵。强大的军事防备，震慑了猖獗一时的吐蕃叛军。此后，武则天为了安抚吐蕃臣民，不断派使臣向他们叙述友好，并多次称赞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为加强唐蕃之间的亲密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希望唐蕃人民继续友好下去。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宣传面前，好战的吐蕃首领论钦陵，终于在内讧中自杀。

　　◆任用酷吏 镇压异己

　　武则天在治理国家方面，除了运用一帮文人学士之外，还组织了一批凶残狠毒的酷吏队伍，以严刑酷法来慑服群臣，镇压反对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统治。

　　武则天在称帝前后，都实行了一套酷吏政治，但前后有所差别。称帝之前，武则天主要运用酷吏来清除自己临朝称帝的各种阻力。在封建社会，一个女人要登上皇权高位，面临的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公元694年2月，中宗被废，武则天独揽朝政，同时开始滥用酷刑。她在朝堂放置铜匦，接受告密文书，并且规定：凡是告密者，其他任何官吏不得过问，一律用驿马送至京城，按五品官标准供给食宿，失实者不加追究。结果造成“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的恐怖气氛。武则天任用了来俊臣、周兴、李元礼等一批酷吏，专办告密信件。这些人凶狠成性，灭绝人性，专门编写了《告密罗织经》，教唆党徒按经上告，就会使被告无法自辩。他们还制造发明了“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失魂魄”、“宿囚”、“驴驹拔橛”、“玉女登梯”、“凤凰晒翅”、“猕猴钻火”等骇人听闻的酷刑，使被告者见之“战栗流汗，望风自诬”。凡被下狱者，几乎无一人生还，朝臣人人自危，不知何时也会大难临头。不过武则天在这个阶段里，主要把屠刀指向宗室王公，尤其是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代皇帝的皇子们。

　　武则天通过酷吏，一批又一批地将皇族中的异己杀掉。连续几年的诛杀，到她改唐为周称帝时，这三代皇子除了自己生的李显、李旦外，其余全部被杀。皇族近支，诛杀殆尽。对于唐室重臣###，稍有不满，也大加诛杀。武则天靠着血腥的屠杀，摧毁了同自己争夺帝位的劲敌李唐宗室，打通了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

　　武则天称帝之后，继续任用酷吏，但主要是为了巩固帝权，其滥刑主要对象转移到了朝廷中的反对自己的文武大臣，特别是权倾朝廷的宰相们。朝臣连连被杀，宰相走马灯般地更换，以至形不成一个反武的核心势力。朝臣们每次上朝，总是战战兢兢地同家人诀别，不知能否还回得来。

　　武则天动用酷吏，主要是为了镇压反对势力。但酷吏们滥杀无辜，到了群情激愤的时候，她便陆续杀掉酷吏，以平民愤，缓和政局。公元691年，她称帝后第二年，便杀掉了李元礼，流放了周兴，以向天下表示，以往的滥杀罪在二人，不是她自己。公元697年，武则天又诛杀了最大的酷吏来俊臣。由于来俊臣作恶多端，仇家们争着咬吃来俊臣尸体的肉，挖其眼珠，剥其面皮，剖其心肝。武则天为了收拢人心，立即下诏书，列举来俊臣的罪恶，并加以灭族罪，说是“以雪苍生之愤”。其实，来俊臣所做的一切，都是秉承她的旨意办的。

　　值得指出的是，武则天在动用酷吏和严刑对皇帝贵族和上层官僚大开杀戒的时候，也并非“随意滥杀”。如她在酷吏杀人最为猖獗的时候，也保护了徐有功、狄仁杰、魏元忠等一批高才直臣。其实，武则天动用酷吏，以刑怖天下，与破格用人的滥选不无关系。她以快速流动的方法，来更换、筛选有用之士，打破僵死的政治机构和门阀世袭的特权，使大量的普通地主和寒门出身的俊杰们，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施展自己的才能。正是因为武则天不断地在统治机构中更换新鲜血液，才使得当时的社会没有被酷吏的血腥气息所淹没，历史还是坚定地向前迈出了步伐。

　　◆立储逊位 还国李氏

　　通过酷吏政治，武则天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和皇位，但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她又左右为难。建立周王朝之后，她让侄子们做了宰相和将军，掌握朝政大权，其余大臣有了功劳也赐给武姓，而不是李姓。她还免掉了武姓的田赋，把自己的故乡文水县改为武兴县，从这些看来，武则天是想把皇位传给她的侄子。这促使她的侄子武承嗣等人公开地对李旦的皇储地位提出了挑战。

　　公元693年，武则天在万象神宫举行了祭典大礼，武则天让侄子武承嗣为亚献，武三思为终献，而正式的皇储李旦却被冷落到了一边。武则天的行为无疑是对侄子们的公开鼓励。

　　但是，武则天的意愿遭到了宰相狄仁杰等人的激烈反对，这让武则天非常矛盾。如果把侄子立为皇储，虽然可以保住大周政权，但以后的即位人绝对不会把她供奉到祖庙里去的，因为她是武氏家族出嫁的女人，这在封建社会等于是外人了。如果立自己的儿子做皇储，将来继承皇位，她可以顺理成章地保住皇后的正统地位，和丈夫高宗一起享受儿孙们历代的供奉。但是，这样又要回到她已经打破的旧传统中去。

　　武则天的矛盾最后还是由聪明的狄仁杰给化解了。一天，已经74岁的武则天对狄仁杰说：“朕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只大鹦鹉的两个翅膀折断了。爱卿看是什么征兆啊?”狄仁杰抓住这个绝佳的时机对武则天说：“陛下姓武，那鹦鹉便是陛下了。两个翅膀就是陛下的两个儿子，如果陛下再次起用两位爱子，两个翅膀就会重新好起来的。”

　　同时，宰相吉顼也在努力。他对武则天当时的男宠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俩说，你们俩因为受皇帝的宠爱，蔑视群臣，被众大臣们嫉恨，如果要保住性命，只有现在为立储君出力，日后才会有可能将功赎罪。你们要利用自己接近皇帝的有利条件，劝说她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张氏兄弟听了吉顼的话，十分卖力，劝说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

　　公元698年，武则天将李显秘密接回了京城洛阳，这让武承嗣极为气恼，因为他的继承权完全被剥夺了，不久武承嗣便气闷而死。

　　武则天为了避免在自己死后侄子和儿子们相互残杀，还处心积虑地把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武姓的侄子们召集到了明堂，然后祭告天地，立下了铁券，把铁券收藏在史馆，以为佐证。

　　公元704年年末，武则天病倒在床上，几个月也不召见朝臣，只有张易之兄弟俩侍奉左右，左右朝政大事，这使大臣们六神无主。宰相张柬之发现机会难得，经过周密部署，在公元705年的正月里发动了兵变，迫使病中的武则天让位，由中宗复位，重建唐朝。

　　这年的正月二十五，武则天不情愿地离开了她做了15年女皇的宫殿，搬到了洛阳宫城西南的上阳宫。中宗给她上了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但没有了帝位的武则天心情很坏，没有了精神支柱，本来就衰老的身体很快垮了下来。公元705年的十一月初二，虚岁82的武则天死于上阳宫的仙居殿。临终时她异常清醒，立下了遗嘱，包括去掉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葬在乾陵，和高宗合葬。只许为她立碑，不许立传，这就是武则天无字碑的来历。公元706年的正月，武则天的灵柩运回了长安。

　　武则天死后，她的谥号几经变动，但儿孙们的尊敬态度没有变。睿宗第二次即位后，改称为“天后”，后来又先后改为“大圣天后”，尊为“天后皇帝”，改为“圣后”。唐玄宗即位后，改为“则天皇后”。到了公元749年，李隆基最后把武则天的谥号定为“则天顺圣皇后”。

　　武则天14岁入宫，从才人、昭仪，到皇后、天后、太后、圣母神皇，一直到龙袍加身、立国称帝，一生当政50余年，独掌朝纲21年，其中有15年是名正言顺的大周帝王。

　　武则天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谜，经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褒贬。她的刚毅、果敢和权欲，不让须眉，登极问鼎，自有她不同凡人之处。她不让后人在自己的墓碑上刻字，有人说其本意是自己功德无量，书不胜书;也有人说，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应自己吹嘘，还是由后人去评论。各种猜测，不一而足。

　　宋太祖赵匡胤

　　黄袍加身 杯酒释兵权

　　一朝黄袍加身，成了一国之君;他结束了从唐中叶就已开始的二百多年的分裂局面;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他杯酒释兵权;虽出身行伍，却重文轻武，为宋王朝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公元927年，赵匡胤出生于洛阳的夹马营，家境贫苦。在他幼年时，父亲赵弘殷曾经一度携带妻儿，外出逃难。

　　父亲赵弘殷本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所宠爱的战将，但自李存勖在兵变中被杀后，他也就开始受到冷落，家境也日益艰难。公元945年，赵匡胤结婚成家。成家之后，他毅然离家外出，决心闯荡出一番事业。

　　赵匡胤先是去投奔父亲几位先前的好友。但世态炎凉，他不但没有从这些有权有势的前辈那里得到关怀和帮助，反而受了不少的白眼和冷遇。

　　公元950年，赵匡胤来到河北邺都，投靠在后汉枢密使郭威的手下，当了一名普通士兵。次年，郭威发动兵变，灭掉了后汉，建立起后周王朝。赵匡胤因战功卓著被提拔为禁军东西班行首，负责宫廷禁卫。

　　公元954年，周太祖郭威病逝，柴荣即位称帝，即周世宗。周世宗的即位，为赵匡胤施展才华和抱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一方面因为赵匡胤是周世宗称帝前的亲信将领，自然会受到重用;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周世宗是一个顺应历史趋势的英明君主，他后来积极从事的统一全国的事业，为赵匡胤等一批有才华的文武大臣提供了用武之地。

　　周世宗即位后，赵匡胤随之被调到中央禁军任重要职务。同年2月，北汉对后周发动进攻，赵匡胤随周世宗前往迎敌。双方部队在高平相遇，遂展开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北汉军队就占了上风，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徵畏敌如虎，一见阵势不好，竟临阵脱逃，一时间后周军队阵脚大乱，形势十分危急。此时的赵匡胤却很冷静，在他的建议下，周世宗将身边的禁军分为两部：一部由张永德指挥，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箭矢压住敌人的进攻;另一支由赵匡胤亲自率领，从左翼直扑敌阵。北汉军队抵挡不住突如其来的冲击，纷纷败退，后周军队终于转败为胜。

　　赵匡胤以高平之战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周世宗的进一步赏识。战后，他不但被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成为后周禁军的高级将领，而且还被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在赵匡胤亲自主持下，后周禁军完成了汰除老弱、调选精壮和组建殿前司诸军的工作。

　　赵匡胤利用主持整顿的机会，开始在军队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将罗彦环、郭延斌、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王彦升等自己麾下的“委心”之人安排在殿前司诸军任中基层将领，同时又以自己高级将领的身份，主动与其他中高级将领交结，并同其中的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等高级将领结拜为义社十兄弟，形成一个以赵匡胤为核心的势力圈子。

　　从公元956年到公元958年，周世宗对南唐前后发起过三次进攻，逼迫南唐将江北15州的土地割让给后周。在整个战役中，赵匡胤表现得最为突出，被提升为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

　　自南唐战役以后，赵匡胤不仅注重在军队中交结武将，开始对文人也比较重视了。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人都是在这前后被他招到麾下成为心腹幕僚的。除此之外，赵匡胤自己也开始留意研读经史，一改从前那种不喜读书的草莽作风。

　　公元959年6月，周世宗去世。其七岁的独生子柴宗训即位。后周王朝随即出现“主少国疑”的局面，一时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一些忠于后周的官吏，马上就敏锐地意识到###的根源是出在赵匡胤那里，指出赵匡胤不应再掌禁军，甚至有的人主张先发制人，及早将赵匡胤杀掉。

　　赵匡胤及其幕下心腹文武也在加紧活动。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里，禁军高级将领的安排，发生了对赵匡胤绝对有利的变动。整个殿前司系统的所有高级将领的职务均由赵匡胤的亲信担任。

　　经过近半年的部署准备，赵匡胤觉得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场合动手了。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后周君臣正在朝贺新年，突然有人谎报辽和北汉联兵入侵的战报。柴宗训误以为真，便征求了宰相范质、王溥的同意后，令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迎敌。

　　出发后前进中的后周部队，突然接到命令，在离京城汴梁东北50多里的陈桥驿驻扎下来。将校们一个个神情严肃、紧张，街上岗哨林立，一队队士兵穿梭巡行，气氛显得非同寻常。

　　不久，有人在军队中很快就宣传开了：“主上年幼，未能亲政，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为国家打仗，他能知道吗?”“有道理，我们的点检为人仗义，英武盖世，不如先策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北征!”“对，咱们一块找点检去!”顿时，群情激昂，有人带头呼喊着，叫嚷着，围住了点检赵匡胤的大帐。

　　当时，天刚蒙蒙亮，赵匡胤被呼喊声吵醒，他披衣走出大帐，见一群将校个个手执兵器，列队于厅前，他们齐声喊道：“诸将无主，愿策点检为天子!”赵匡胤还没来得及开口，已被群兵簇拥到厅堂。这时，有人把一件早已预备好的黄袍罩在赵匡胤的身上，然后众人口呼“万岁”，拜跪于地上。赵匡胤还想再推辞，参与其谋的赵普上前说道：“主帅素来爱兵如子，此次拥立如不应允，这些将校兵士将会落个大逆不道的罪名，死无葬身之地，主帅还是应允了吧!”“对!应允了吧!”全体将帅齐声呼喊着。见此情景，赵匡胤装得无可奈何地说：“你们立我为天子，必须听我的命令，否则我不应允!”将士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愿意听你的!”“那好，现在我宣布两条纪律：第一返回京城，不得抢掠，扰乱百姓;第二，少帝和太后都是我所侍奉的，公卿大臣都是我的平辈，你们不能伤害他们，以往改朝换代，都要大杀大抢，你们不能这样，如有违反，格杀勿论!”

　　当天下午，赵匡胤率领部队返回汴梁。京城中早有人接应，文武百官，列于殿前，欢迎新皇帝登基。因为赵匡胤所领的军队驻扎地为宋州，于是赵匡胤改国号为宋。至此，大宋王朝就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

　　◆杯酒释权 治兵有术

　　五代时期，是个动荡不定的时期，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谁拥有强大的兵力，谁就可以实现他的野心。在大分裂的五十多年间，军校拥立、弑君篡位、互相砍伐、战场厮杀的现象，从未间断过。赵匡胤也是靠着自己手里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登上帝位的。他当年作为一个军人，也参与过拥立周太祖郭威的行动。因此，他一上台，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控制手中握有重兵的将帅，防止兵变的发生，以便永葆帝业。

　　赵匡胤登基后不久，召见谋臣赵普，向他问道：“自从唐亡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战争不止，生灵涂炭，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使天下战火永息，兵不再战，为国家作长久打算，应当怎么办?”赵普回答说：“过去的###，只是由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若想改变这种状况，也并不太难，只要削夺其兵权，管制他们的谷钱，收了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了。”赵普这一番话，使赵匡胤惊叹不已。赵匡胤很快又说道：“卿言过重，这些弟兄跟随我多年，他们绝对不会背叛我，你太多虑了。”赵普又说：“我并不是忧虑他们本人会背叛你，但万一他们手下的人要拥立，也由不得他们了。”赵匡胤听后，联想到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次兵将拥立的场面，顿觉不寒而栗。特别是他想到拥立自己的那些将帅和弟兄，有的是禁军的高级将领，掌握着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如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等人;还有的自恃拥立有功，已经出现不服管制的迹象。于是，赵匡胤下决心削夺他们的兵权。

　　公元96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明月当空，月光如水。赵匡胤准备了一席丰盛的晚宴，把石守信等几个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请到一起，饮酒欢歌。酒过三巡之后，赵匡胤突然屏退左右，对石守信等人说：“诸位爱卿，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哪能会有今天?因此，我对你们感恩不尽。不过这天子也并不是怎么好做的，还不如节度使快乐些。从登基到现在，我还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忙问缘由，赵匡胤说：“这还不明白?我这个天子的位置，谁不想坐?”诸位将领听后大惊失色，慌忙问道：“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说：“不对，你们虽然没有异心，怎奈你们部下会有些贪图富贵的人，如果有一天，他们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难道还容许你说不做吗?”将领们听罢，一起跪倒顿首说：“我们没有想到这些，请陛下给指示一条生路。”赵匡胤说：“人生就好像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人们所追求的不过是多积金钱，吃喝玩乐，再替子孙们攒下些基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罢了。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出守大藩，选买些好的田宅，替子孙们置备下百世产业，多置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过一辈子，岂不快哉!我还同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相安，以终天年，这不是很好吗?”

　　众将领听罢，明白了皇帝的意图。第二天，他们一个个以各种理由提请罢免兵权。赵匡胤表面装得很惋惜，内心却十分高兴，立即应允，对他们假作安慰一番，又送给他们每人大量的钱财，打发他们以节度使的名义，出外镇守去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石守信等一批掌握重兵的将领军职被解除之后，赵匡胤意识到，如果不对军事机构加以调整，还会有新的军事实力派产生，因此，他着手改组军事机构。北宋初年的禁兵，分隶殿前、侍卫两司，殿前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是最高的军事将领。赵匡胤夺得帝位，就是利用了殿前都点检这一重要职位。所以，在众将领提出辞职之后，一些重要的军职也随之撤消了。

　　到第二年石守信请解军职，赵匡胤又撤消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样，形成了禁军由官职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统领的“三衙”制度。“两司三衙，分天下兵而领之”，改变了过去一人统领三军的局面。三衙权柄虽重，但只有带兵权，而没有调兵权。调兵大权归枢密院，枢密院虽可以调兵，而却没有带兵权。只有皇帝才可命令两院，执掌全部兵权。遇有战事，或者临时命将，或太祖自任主帅。战事结束，兵归宿卫，将还本职。两院互相牵制，皇帝一人从中驾驭，从制度上防止了军事实力派的产生。

　　“强干弱枝”是宋太祖治军的另一个重要策略。强干是在兵力部署上，把重兵、精兵布防在京师;“弱枝”，就是削弱地方兵力，使地方部队无法同京师兵力相抗衡。为了加强禁军的力量，宋太祖对禁军进行了必要的整顿。他亲自检阅军队，骁勇的挑选为“上军”，老弱的淘汰为“剩员”。“剩员”编制主要用来容纳那些已经失去战斗能力的老弱禁军，让他们去干看仓、守护、清洁等杂役。“去其冗弱”之后，禁军需要大量补充，宋太祖命各州长吏从当地挑选骁勇兵卒，送到京城来，补充缺额。挑选的标准是琵琶腿、车轴身，高度适中，体力强健者。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他挑选一些“样兵”分送各州，后来又改用木棒，拿长短来分别等次。这样一来，各地的强兵锐卒，统统集中于京师，组成了强大的禁军队伍。

　　禁军除了在京师宿卫外，还要轮流外出戍守，即所谓“更戍法”。这样做一方面能避免禁兵日久骄惰，让他们“南北番戍，以劳苦其身，远离其子，使习南北风土之异，而不得坐食于本营”。另一方面，可以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局面。就是在一个城中驻扎的部队，宋太祖也十分注意“习其筋骨，以戒其骄惰”。驻扎在城东的部队，偏要让他们到城西仓库去取军粮;驻扎城西的部队，偏要让他们到城东仓库去领取军粮，城南城北也是这样。兵士们挑负着军粮，来回往往要走几十里路。通过这样长期训练，禁军士兵个个身强体壮。

　　在全国军队的布防上，宋太祖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当时全部兵士有22万，有10万驻扎京师，十多万分驻扎各道。这样京师的兵力可以控制外道，防止外道发生兵变。而各道的兵力总和又同京师相等，这样就防止了京师驻军的骚乱。“内外相维”、互相牵制，在京师布兵也是这样，京城内有亲卫诸兵，城外是“诸营列峙相望”，城内的兵和城外的兵力又基本相等，也形成互相牵制之势。这就有力地防止了军事将领祸乱中央的现象产生。

　　荒年养饥兵，是宋太祖在养兵方面的独创。宋初军队兵士是向民间招募的，尤为特殊的是宋太祖除了及时补充兵员外，遇有荒灾凶年，更是大量招募饥民当兵。宋太祖的这种做法使社会上的###因素大大减少，防止了饥民的反抗，从而稳定了王朝的统治。这样的募兵制度，后来一直成为宋朝统治者的传统政策。

　　由于宋太祖在军事制度方面采取了以上措施，成功地防止了骄兵悍将对皇权的颠覆活动。大宋王朝历时几百年，与宋太祖采取的这一套治军方略是分不开的。

　　◆未雨绸缪 金匮之盟

　　宋太祖刚登基时，随行的仪仗较为简略，排在前面的是由禁军组成的“驾头”，随后是皇帝坐的步辇，步辇之后是擎着扇的方队。方队后面是公卿百官———大多是后周旧臣，与端坐在步辇之上的“皇帝”乃并肩多年的同僚，但现在却跟在他的步辇之后作臣民，心中多少会有些不自在，所以仪仗队总有些杂乱。

　　一次，当銮驾缓缓通过御街，跨上大溪桥时，有人放冷箭，箭紧擦着步辇飞了过去，射到了后面的折扇上，卫士大惊。宋太祖显得比卫士们镇定多了，他从步辇中探出身子，指着胸膛说：“教射，教射。”又笑道：“射死我，这皇位也轮不到你!”这话，笑中含刺，不单单是讲给刺客听的，也是讲给步辇下面的一大批后周的旧臣听的。

　　宋太祖捷足先登获得皇位，只不过使旧臣失去一次实现野心的机会，却没有打消他们的野心。他们有的在等待观望，希冀再起，准备与新王朝重新来一番角逐。

　　面对这种隐患，宋太祖和赵晋等人认为应采取以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为主的方针，以静制动。因为，“京城若乱，四方必转生变”，“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静谧”。

　　为此，宋太祖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对于那些恃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宋太祖则毫不留情地严加处罚。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年兵变入城时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横行不法。一天夜里，他以巡检为名，去敲宰相王溥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为唐州刺史。宋太祖的这些做法，对稳定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他们对新王朝的逆反心理，使他们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后周旧臣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宋太祖精神上的压力减轻了很多，行为上也有点放纵了。一段时间他“沉湎”于酒席之中，常有失态，有时还喝得大醉，但他及时克制了自己。紧接着发生的一件大事，使他对形势的认识变得清醒起来。

　　公元961年六月初二，宋太祖的母亲皇太后杜氏因病去世。杜氏为人有胆有识，当年陈桥兵变时，有人听到消息后告诉她，她镇静地说：“我儿素有大志，应当如此。”临终前夕，杜氏突然问一直在身旁侍奉汤药的宋太祖说：“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能做天子吗?”赵匡胤觉得现在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所以“呜噎不能对”，但太后偏要他回答，他只好应付道：“这都是祖宗和太后积德积功的结果。”太后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能做天子，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如果当时是一位成年皇子继位的话，你能当上天子吗?我想将来你传位时，就应当传位给你弟弟光义，立年长者为国君，是社稷之福呀!”后来，太后遗嘱藏于金匮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金匮之盟”。

　　在太后逝世的第二年7月，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就以泰宁军节度使、大内都部署的身份被任命为开封尹、同平章事。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命，因为在五代时期，凡皇位的继承人都要封王任开封府尹，赵光义此时虽未封王，但其任开封府尹已经隐然有继位人的地位了。这不但是宋太祖贯彻太后临终遗嘱的一个重要步骤，更重要的是，宋太祖希望通过此向他的大臣们表明，在未来的皇位交接中，是不会再出现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了。

　　◆削弱相权 官不久任

　　宋太祖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之后，在对如何驾驭群臣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以巩固皇权。

　　宰相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机构里，是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统率百官，总掌政务，权倾朝野。相权过重，往往对皇权造成一种威胁。因此，历代帝王总是采取手段，削弱宰相的权力。

　　宋太祖赵匡胤在削弱相权方面，有自己的高招。

　　一是设置副相削弱宰相政权。即在宰相之外，又设置一个参知政事，即相当于副宰相。开始时参知政事只是一个陪衬，并没有什么权力，不用押班、知印，也不设政事堂。后来太祖见宰相赵普专权过重，开始给副相以押班、知印、升政事堂的权力，与宰相轮流充任，使副相地位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宋太祖又采取灵活方式，降低宰相的待遇。在他刚登皇位时，宰相上殿奏事，太祖都让座献茶，商谈国事。后来宰相范质上殿奏事，太祖照例赐座，可开始奏事时，太祖说：“我最近眼睛有些昏沉，请把奏章拿近来我看。”范质便离开自己座位，走近太祖，太祖暗中吩咐宦官，把宰相的座位撤去。从此以后宰相见，也只能站着和皇帝说话了。

　　二是设置“二府”，分割宰相兵权。二府，指宰相府之外，又有一个枢密院，形成宰相府和枢密院两府牵制局面。在五代时期，枢密院的权力都在宰相之上，是宰相之外复有宰相。宋太祖时，将枢密院权力改为执掌调兵大权，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等政令，都由枢密使主持，和宰相对峙。太祖设制，每逢入朝奏事，两府错开，互不相见，各说各的。这样就使皇帝能在双方的奏情中对比分析，掌握实情。从此，分割了宰相的兵权。

　　三是设置“计相”，分割宰相的财权。旧制时，宰相统辖军、政、财权。宋太祖时，设三司使，夺其财权。三司原属旧制官职，负责盐铁、度支、户部，平衡全国的财政收支。太祖有意提高三司的地位，号称“计省”。由三司使主持三司政务，其地位仅次于宰相，人称“计相”。这样就剥夺了宰相的财权。

　　另外，宋太祖还采取“官职分离”、“名实不一”的方法，干扰相权，使宰相无法行使统率百官的权力。如侍郎和给事中，并不负责本省的政务。司谏官如果没有皇帝的特旨，也不能过问谏诤之事。连中央政府的三省主官，也只有奉旨才能行使本部的范围之权。即所谓“官无定员，员无专职”，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而不知其职者，更是常有的事。在这一制度下，“官”、“职”和“差遣”是有明确区分的。“官”，是品位的一种名称，并无实际的权力，如中书令、尚书令，官位很高，但无权参与朝政。“职”，是具有某种权力的标记，某一职位，具有什么样的权力，但并无固定人员，无论你是什么“官”，只要让你担任此“职”，便具有此“职”的权力。“差遣”，指受到指派，某人可以行使何种职权，这就是具有了实际权力，可以“治内外之事”。如中书令、侍中都是“官”，只有带有上级的“差遣令”，方能担任宰相或行使其他实际权力。“差遣”的变动性很大，一个官员要随时听从“差遣”，接受新职。宋太祖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削弱宰相的权力的。

　　宋太祖在剥夺了中央几位重要军事将领的兵权之后，又运用赵普“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策略，解决地方的藩镇遗患。

　　宋太祖逐步改由文臣代替军人执掌一州行政。文臣代替武将执掌一州政务，宋太祖也并不是很放心。因此，他任命的知州，前面往往加上“权知”二字，以使他们明白“名若不正，任若不久”，以扼制他们专权的野心和地方势力的抬头。与此同时，在“知州”之外，另增置“通判”一职，这是赵匡胤在经过精心考虑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他在削弱相权时采用的手段在地方政权中的继续应用。通判一职在本州中地位相当高，权力也很大，有权过问州中的一切政务，并可同知州分庭抗礼，直接传达中央。但有的通判往往以“监州”自居，说：“我是朝廷派来监视你的”，以示权重知州。后来有人告诉宋太祖，通判权力太重，不利于知州行使地方职权。太祖才又下令，没有知州与通判联名签署的政令，不能实行，这就使二者互相牵制，听命于中央。

　　县级机构，五代时期多由军人把持。虽然军人任县令的不多，但由于节度使委派“镇将”，这些“镇将”往往干涉地方政务，县令任免官吏，也往往要征求他们意见。他们每年利用征集军粮名义，在一县之中横征暴敛。“镇将”们利用掌管盗贼、斗殴之权，肆意欺压百姓，以至形成了“事权旁落，县官失职”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宋太祖令吏部选派强干官吏，分到各县担任县令，抑制地方军人的跋扈势力。同时又在每县设置“县尉”一职，专门负责一县之内盗贼、斗殴等事宜，“镇将”不得再行插手。从此，县令才真正成为一县之长，总管县境的民政，平决狱讼、催收租税、劝课农桑。军人干预地方政务的现象得到有效的控制。

　　宋太祖这一套用官原则，对于巩固中央集权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措施。

　　◆巡缉窥伺 宽仁为治

　　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赵匡胤密派亲信分赴各地，巡缉窥伺各地官吏，制治于未乱之时。赵匡胤是依靠阴谋手段夺取后周政权的，因此，他十分惧怕反对势力也像他一样，秘密积蓄力量，推翻他的统治。其实，当时确实有一些军人实力派，蠢蠢欲动，阴谋颠覆赵宋。为了防患于未然，宋太祖从登基之初，就大量派遣亲信军校，分赴全国各地，窥探有关各地官吏的情报。这种特务活动，曾使得众多官吏胆战心惊。例如驻真定(今河北正定)的节度使郭崇，听说赵匡胤做了皇帝，非常愤懑，以至悲伤痛哭，被察探窥知，立即报于太祖。太祖立即派人前去查处，使郭崇未敢轻举妄动。驻在蒲州的杨承信，暗中准备武装暴动，太祖以送生日礼品的名义，派密使前去侦察。杨承信惧怕暴露，未敢起事。

　　对于居住京城的官吏，宋太祖防范更严。大街小巷，到处都布满密探，他们随时随地监视各级京官。除了派密探侦察各级官吏外，对位居重职的官员，宋太祖还经常亲自外出，改扮普通人装束，暗中巡察。他私访的对象，大多是旧勋功臣，看他们有无谋反之心。由于宋太祖实行这一套严密的特务系统，使他对各级文武官员的举动，了如指掌，有力地巩固了皇帝集权。

　　宋太祖控制大臣，在制度上规定甚为严谨，但他为人宽宥，从不滥施刑罚，暴杀大臣。即使有人犯罪很严重，也不忍心诛杀。如对待周室旧臣、藩镇降王，一律实行宽大政策。

　　宋太祖不仅对自己的部将宽仁，对降王也同样宽仁。除了从制度上限制有功之臣的权限之外，多以金钱美女、田地宅院予以安抚。“杯酒释兵权”就是例子。还有一次，太祖在后苑挟弓弹雀，忽有大臣急事求见。宋太祖赶忙跑去，接过奏章一看，原来是件很普通的小事，便责怪大臣说：“这桩事情，怎么能说是急事?”大臣反驳道：“这同弹雀相比，当然是急事。”太祖大怒，拿起弓朝大臣嘴上捅去，把其门牙打下两颗。大臣一声不吭，捡起牙齿，放在怀里。太祖问：“你岂要告我不成?”那人说：“不敢控告，自然有史官会记载的。”一个宦官劝太祖杀了这个敢顶撞皇上的大臣。太祖没有听，而是沉思片刻，不但不杀，反而赐给大臣一些金帛，给予慰劳。

　　宋太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宽仁”总是有限度的，那就是无论是旧臣、部属，其行为不能危及皇权，如果触及了皇权统治，决无“宽仁”可言。如对反抗宋政权的后周残余势力李筠、李重进，都予以诛杀。宋太祖控制朝臣，手中拿着两个武器：一是金钱、地位，二是屠刀，这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王全斌事件。王全斌因平蜀有功，受到太祖嘉奖。后来，他又因贪污钱财引起了西川兵变，被判死罪。后来被赦，宋太祖又恢复了他的节度使职。宋太祖还向他道歉说：“朕因江左未平，怕南征众将不遵守纪律，委屈你几年，为朕立法，现已攻克金陵，还给你的节度使。”宋太祖深知“攻心为上”的政治策略，这比起那些只以屠刀治理天下的暴君来说，确实高明得多。

　　◆平定割据 治国安民

　　五代时期，连年战乱不止。老百姓饱受战争割据之苦，十分渴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在周世宗在位时，其他割据势力范围内的百姓就纷纷逃入周境。周世宗每平息一个藩镇，当地的老百姓就携带酒、肉，前来欢迎。有不少地方的百姓，因愤恨军阀的苛政，多次向周世宗求救。赵匡胤当年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亲眼看到了老百姓要求国家统一的热切心情。因此，他即位以后，决心把周世宗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下去，把统一天下、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基本之策。

　　宋王朝建立之初，周围存在着几个由外族所建立的敌对国家和许多由汉族所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在西北有党项族的强大势力，夹在二者之间的则是割据山西一带的北汉。北汉受到契丹的支持，与以前的后周和刚建立的宋王朝一直处于公开敌对的状态。在江淮以南，则存在着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南汉、南平、漳泉等8个割据政权。虽然这些割据政权处于物产丰富的地区，但由于其各自疆域狭小，又互不联合，因而大多国力不盛，软弱怯懦，不得不向以前的后周和刚刚建立的宋王朝表示名义上的臣服或通好。

　　在这种形势下，摆在赵匡胤面前有两条路：一是乘南方诸国名义上表示臣服的时机，继续周世宗的政策，进行北伐，收复为辽所占领的燕云16州领土，割断辽与北汉的联系，进而消灭北汉这一公开的敌对势力，然后统一南方诸国;另一条道路则是南征，在完全征服了南方8个割据势力以后，再伐北汉，攻取燕云16州，将契丹赶回长城以北。经过君臣之间的反复争论，宋太祖集思广益，最后终于在公元962年确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

　　自公元962年9月首次对外用兵起，至公元965年正月，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宋太祖就平定了南平、荆南、湖南、后蜀4个割据政权，统一了南方大片领土。公元970年9月，宋太祖决定攻取南汉，继续实施“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

　　南汉以广州为中心，割据岭南两广地区达60年之久。北###定后蜀后，潘美等宋将就曾攻取了南汉的郴州，形成了良好的进攻态势。这一年，潘美等接到宋太祖灭亡南汉的指示后，很快就攻陷了贺州，随之连克昭、杜、连、韶4州，大败南汉军10余万于莲花峰下。至次年2月，即攻克广州，南汉灭亡。

　　南汉灭亡之后，南方剩下的最后3个割据政权个个自危，震恐异常。势力最强大的南唐皇帝李煜这时也不得不主动要求取消国号，放弃皇帝的称号，改称“江南国主”。另外两个割据政权吴越和漳泉早就上表称臣，接受宋朝的官职。

　　经过3年的准备，公元974年10月，宋太祖令曹彬为统帅、潘美为都监，率水、步、骑兵在采石一线强行渡江，进围金陵;同时令吴越国主钱俶统率吴越军5万，由宋将丁德裕监军，从东面攻取长州，然后会师金陵;令王明为西路军，向武昌方向进击，牵制屯驻在江西的南唐军队，使其无法东下援救金陵。

　　11月中旬，宋军依照樊若冰的图示在采石用预先造好的战舰架设浮桥获得成功，其主力部队通过浮桥，顺利跨过了长江天险，大败南唐水陆兵10余万于秦淮，直逼金陵城下。与此同时，钱俶率兵攻克了长州、江阴、润州，形成了对金陵的外线包围，金陵成了一座孤城。11月27日，在李煜仍不投降的情况下，宋军发起总攻，金陵城破，李煜做了俘虏。

　　灭南唐是宋太祖统一南方的最后一仗，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江河作战。这次战争中的“浮桥渡江”、“围城打援”，是宋太祖战略部署中的得意之举，也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创举。

　　公元976年，宋太祖死去。宋太宗赵光义按照宋太祖的既定方针，继续对吴越和漳泉施加压力，终于不动一兵一卒，迫使钱俶和陈洪纳表献土，以两浙和福建地区的15州1军100县归降北宋。南方至此完全统一。在此基础上，宋太宗一鼓作气，灭掉了北汉，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终于结束了。除了辽所控制的燕云16州外，汉族所聚居的中原地区和南方的广大区域重新获得了统一。这时，离宋太祖逝世仅3年。

　　◆减轻徭役 奖励农耕

　　建国之初，由于战争需要，宋太祖曾大力征役人民，百姓负担很重。当政局逐渐稳定之后，宋太祖实行了宽减徭役的政策，以便农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公元961年，他明令免除各道州府征用平民充当急递铺递夫的劳役，改用军卒担任。第二年，又免除征民搬运戍军衣物的劳役。若州县不遵令行，百姓可以检举。宋太祖减轻徭役，主要是指那些官吏可以从中私取其利的劳役，还有些是兵役，如他一再减少各县的弓手名额。政府征用的劳役，主要是用来发展生产，特别是修河。宋太祖自己说：“朕即位以来，平常没有别的差役，只有春初修河征用劳役，那也是为人民防患。”在平息藩镇、统一南方的战争中，宋太祖每攻下一个地方，除收编一部分精兵外，其余军士一律遣散返乡，派人帮他们修盖房屋，发给耕牛、种子、粮食，鼓励他们积极生产、认真耕作。这样，大批的人力从繁重的徭役中解放出来，进行农业生产，对于宋初社会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五代时期，连年战乱，田地荒芜比较严重。为了刺激农民垦荒，宋太祖下令，凡是新垦土地一律不征税，凡是垦荒成绩突出的州县官吏给予奖励，管辖区内田畴荒芜面积超过一定亩数的，要给予处罚。

　　桑、枣、榆等树是古代主要的经济作物，桑对蚕丝业的发展关系密切，枣、榆可帮助人们度过凶荒之年。因此，宋太祖明令严禁砍伐：凡剥三工以上，为首者处死，从犯流三千里，不满三工，为首者减死配役，从犯徙三年。”(宋时412尺为一“工”，如毁树长度共达412尺，即为一工。)可见政府对滥伐树木者惩治之严。

　　除此之外，太祖还鼓励农民种植桑枣，曾发布种树令：每县将农民定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100棵，第二等种80棵，依次递减。如果是种植桑枣，只要达到半数，即可完成任务。由于鼓励种植桑树，使蚕丝业发展较快。北宋时的纺织业中仍以丝织业最为发达，工艺水平也达到相当的高度，如定州刻丝用各色丝线，织出鲜艳美丽的花草鸟兽，堪称丝织珍品。

　　在宋初实行的农业政策中，水利建设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水利除了灌溉、运输之外，对于防止洪害、稳定社会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出于使皇权长治久安的需要，宋太祖对有关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黄河下了很大的力量治理。黄河的问题主要是水患，五代时期，黄河决堤、改道，淹没村庄农田，宋初也不断有水灾出现。太祖在公元962年，令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如建隆三年(公元965年)太祖诏曰：“沿黄、汴河州县长吏，每岁首令地分兵种榆柳，以壮堤防。”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为黄河堤坝例修期，宋太祖下令严格巡察，防患于未然。因此，素以黄害著称的黄河在太祖在位的17年中，只有十几次溃决的记载，并且都没出现严重的灾害。除了黄河之外，宋太祖对运河、汴河、蔡河等主要河流，也做了不少修整。这对于农业经济的稳定、商业经济的流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重振儒学 文化统治

　　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除了需要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之外，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孝文帝的倡导佛教、唐玄宗的尊崇“老子之术”……无一不是为了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先代的统治经验，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统治百姓。

　　宋太祖登基之后下令制止符命迷信，反对元象图谶。因为这一类的胡谈，可能会教唆出一些图谋不轨的野心家来，赵匡胤自己就是这样发迹的。他曾流浪于市井，赌博斗殴，无所事事。一次赵匡胤进了一个庙宇，碰见香案上有占卜吉凶命运的竹茭，他一边祷告，一边抛掷竹茭，第一次问的是可否当个小校，可连问几次，终是不吉;又问可否当个节度使，仍是不吉;他有些气愤，壮着胆子问能否当个天子，不料竹茭一下现出吉兆。从此，他在心中立下了要当皇帝的宏愿，现在他果真当了皇帝，心想天下难保不会有像他当年一样的人。因此，宋太祖在即位之后，严令禁止谶书、符命之谈。他颁布诏令：“禁元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私于家，有者并送官。”如有违者，处以极刑。曾做过通事舍人的宋惟忠，就因“私习天文，妖言利害”被杀了头。为了制止这一类东西在民间流行，宋太祖命人大量收购旧的图谶，组织一帮人将内容故意删乱颠倒，胡乱掺杂，抄写了约100本伪本，流放于民间，因此引起民间伪本流行，难辨真假，从而达到破坏人们信仰的目的。

　　宋太祖的另一文化统治策略是重振儒学，恢复纲常名教。五代时期天下混乱，君臣之道破废，父子之道不讲。因此，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宋太祖又开始极力提倡儒学，用等级名分的封建纲常来统治臣民。他命人在国子监和祠宇内，修饰“先贤十哲”，绘画“先贤”、“先儒”肖像，让学子后人顶礼膜拜，他还亲自为孔子、颜回做像赞。他教育大臣说：“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意思就是要武将克服骄悍之气，学会以文雅治天下。同时，由于佛教可以使百姓忍受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以求死后进入“极乐世界”享受幸福，宋太祖一改周世宗反佛的政策，开始提倡佛教。他亲自到京城中的佛寺，如大相国寺、开宝寺中礼佛，以示尊崇。于是，天下信佛者日渐繁盛，僧尼人数大大增多。

　　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位十分高明的封建帝王。他结束了从唐中叶就已开始的200多年的分裂局面，稳定了大宋王朝的政局。他所创造的许多政治策略，对大宋王朝的昌盛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从制度上防止天下混乱，促进华夏民族的统一，扭转武臣乱政，提倡安民为本，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但是，他的这些策略也有很大的弊端，他的一系列集权的军政措施，加强了皇权，削弱了军队;政府官僚化，导致了北宋积贫积弱;兵权过于集中，将不知兵，兵不认将，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官僚机构重叠，互相牵制，办事效率极低。他的后人只会效仿而不懂得变通，最终导致国破家亡，徽、钦二帝被掳做了亡国奴。

　　元太祖成吉思汗

　　统一蒙古 横扫中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大漠，建立起地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他率领蒙古帝国的铁骑，征西夏、攻金朝、横扫中亚强国，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写下了惊心动魄的篇章……

　　◆奋勇图强 统一蒙古

　　12世纪的蒙古大草原上，分布着大约一百多个大小不等的部落。他们之间为了争夺牧地和牲畜，获得蒙古草原的霸主地位，相互之间展开了长期的血腥屠杀。

　　在这众多的部落中，有一个蒙古族部落。在蒙古族部落中，又分为若干部，其中有一个叫孛儿只斤部，部中有两个强大的氏族———乞颜氏族和泰赤乌氏族。成吉思汗就是乞颜氏族首领也速该的儿子。

　　公元1162年1月1日，成吉思汗出生于迭里温孛勒答合(今蒙古国肯特省达达勒县境内)。成吉思汗出生那天，他的父亲也速该正好生擒了两名塔塔尔部人，其中一将领名铁木真，遂以其为成吉思汗命名，借以纪念这一胜利。其父也速该作为一氏之长，经常带领氏族成员四处征战，抢夺其他部落的财物。有一次，也速该误入了仇人塔塔尔的部落，吃下了有毒的食物，被毒死了。当时铁木真才9岁。

　　也速该死后，他手下的一些部属，纷纷脱离了其统治。其他一些部落也想趁机吞并乞颜氏族，特别是泰赤乌氏族，抢走他们的全部牲畜，拉走他们的奴仆，不断欺压他们，铁木真的家境完全破败了。母亲诃额仑只好带着一群未成年的子女，移居到鄂嫩河上游的肯特山旁，靠打野兽、拾果子、挖野菜度日。

　　在艰苦的生活中长大的铁木真，拥有一副强壮的身体。而且艰险重重的生活，使他有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和一个遇事机敏的头脑。泰赤乌氏族的首领担心乞颜氏族会重新兴盛起来，威胁自己的地位，视铁木真为后患。他们抓获了铁木真，将他带上木枷，送到泰赤乌部的老营，逐营巡走示众，使铁木真受尽了侮辱。可是在夜晚，铁木真用木枷击倒看守，机敏地逃跑了。

　　长大后的铁木真，为了恢复乞颜氏族高贵的地位，他开始谋划、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他认识到，要对付泰赤乌氏族的压迫，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联合一些强大的势力作为庇护。于是，铁木真前往弘吉刺部落迎娶童年时订婚的妻子孛儿帖，从而加强了与弘吉刺部落的联系。弘吉刺部落赠送了铁木真不少的礼物，其中有一件非常珍贵的黑貂裘。铁木真又把这件黑貂裘作为礼物，前往土兀刺河黑林的地方，去拜见克烈部的首领脱斡里勒。克烈部落是漠北草原足以和塔塔尔部、泰赤乌部相抗衡的强大部落。首领脱翰里勒是铁木真父亲的“义兄弟”，铁木真尊奉脱斡里勒为父。经过一番寒暄，铁木真终于博得脱斡里勒的欢心。在脱翰里勒的荫庇下，铁木真开始积聚力量，他先后收下了折里表，后又有很多自由的骑士、勇敢善战的勇士接踵而来。

　　一次，篾尔乞人突然袭击了铁木真的部落，铁木真仓促逃跑。而他的妻子孛儿帖不幸被篾尔乞人俘虏去了，他不得不去求脱斡里勒和扎管刺部的扎木合的帮助。扎木合是铁木真儿时的伙伴，他们很快击溃了篾尔乞人，夺回了妻子和被掠的家人。公元1185年铁木真率兵消灭了篾尔乞部落，因此声名大振，不少当时乞颜氏族的旧属民，又纷纷重新投靠于他，连一些原先有名望的贵族也向铁木真靠拢。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

　　公元1189年，28岁的铁木真被乞颜部落的贵族推举为首领，成立了部落联盟。铁木真清醒地意识到，参加联盟的各部贵族，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联合到一起的，没有统一的制度，难以形成一个强大的势力。被推举为首领后，铁木真就立即建立起一套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制度。首先，成立了专门保卫他的侍卫队，然后设立了带弓箭的、管牧羊的、管修造车辆的、管人的、带刀的、掌驭马的、管牧马群的、负责守护部落的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都出身于奴隶或属民，是铁木真的心腹，在关键时刻可以为铁木真献出生命。铁木真也非常注意用思想统治部落，他在部落中运用各种机会，大力赞扬将士们征战、杀掠的行为，使全部落都把这些行为看成是最受人尊敬的美德。通过这些措施，铁木真造就了一支最精锐的快速铁骑，拥有一批英勇善战的将帅和指挥官。

　　铁木真的势力逐渐强大，使原先的好友扎木合感受到了危险，他不能容忍这个新出现的强大势力，伺机要铲除铁木真这个可怕的对手。恰好扎木合的弟弟岱察尔因为劫掠铁木真部下的马群而被射死，于是扎木合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十三翼之战。扎木合纠集了泰赤乌氏族等13个部落共3万人，向铁木真发起进攻。铁木真也将自己部落的3万人组成13个翼迎战。双方在答兰巴勒主惕摆开阵势，展开了激战，史称“十三翼之战”。结果铁木真大败，被迫退到鄂嫩河上游的狭地中去了。

　　但是，扎木合在胜利后显得过于残忍，他命令用70口大锅烹煮战俘。这种野蛮的暴行激起了同盟者的不满，加上他不善治军，内部各部落首领不合，不少人反而前去投奔铁木真。铁木真虽然失败了，可并没伤元气，他在失败后更加注意收拢民心。在一次围猎中，他故意将快要到手的野兽驱入泰赤乌部属照烈氏的猎场，让他们多获。照烈氏首领本来就不满意泰赤乌贵族的欺凌，见铁木真如此仁义，便率部投奔了铁木真。没有多长时间，铁木真的力量又壮大起来了。

　　十三翼战役之后不久，金朝接连发动了对塔塔尔部落的战争。塔塔尔部落原先依附于金朝攻打别的部落，但是在金兵进攻呼伦贝尔地区时，塔塔尔人趁机拦夺金兵的羊马，因而同金朝发生冲突。公元1196年，金朝派兵攻打塔塔尔部，铁木真为报世仇，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立即出兵帮助金朝攻打塔塔尔部。结果塔塔尔部大败而逃，铁木真借机捕杀其首领，掠走其车马粮饷，并声称是“为父祖报仇”。这次战争使塔塔尔部从此一蹶不振。铁木真不仅获取了大量的物资，赢得了好名声，更重要的是同金朝结成了联盟，并接受金朝皇帝授予的“诸部统领”的官职。金朝的封赏大大提高了铁木真的政治权力，从此，他就利用朝廷命官的身份，号令蒙古部落和统辖其他贵族了。

　　铁木真的不断壮大，使他的敌人联合起来一起对抗他。公元1201年，塔塔尔、泰赤乌、合营斤等11个部落联合起来，共推扎木合为王，立誓要消灭铁木真。铁木真得知消息后，同克烈部首领、父亲的“义兄弟”脱斡里勒联合起来，共同迎击强敌。最后铁木真终于打败了扎木合，随之又横扫了塔塔尔部落，占据了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从此，铁木真的部落同蒙古草原中部的克烈部、西部的乃蛮部，成为鼎足而立的三股力量。

　　随着共同敌人的不断消灭，铁木真与脱斡里勒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公元1203年，克烈部企图吞掉铁木真的势力，铲除铁木真对自己的威胁。克烈部首领脱斡里勒本是铁木真尊奉的“罕父”，但为了争夺霸主地位，他们终于反目成仇。先是脱斡里勒假意宴请铁木真，想借机杀掉他，不料走漏消息，双方在合兰真沙陀进行了一场血战。由于脱斡里勒得到扎木合的支持，铁木真全军溃败。

　　不久，铁木真又收拢残部，假意同克烈部求和，并愿意归顺脱斡里勒。脱斡里勒信以为真，没有提防，谁知铁木真在夜间突然袭击了克烈部。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铁木真终于击败了克烈部，脱斡里勒逃入乃蛮部界内，被乃蛮部所杀。从此，整个漠北草原，只有乃蛮部落可以同铁木真相抗衡。

　　乃蛮部是蒙古草原西部的霸主，实力非常强大。克烈部的覆灭震惊了乃蛮统治者，自恃强大的乃蛮部首领太阳罕决定出兵###铁木真。然而，乃蛮部落内部并不团结，兄弟各据一方，军纪松弛，部将各有各的打算。公元1204年4月，铁木真重整军队，率军迎战太阳罕。双方在纳忽山展开激战，结果太阳罕受了重伤，率部突围时大部分将士从山崖上掉下摔死，剩余部下人马相踏，死伤惨重，太阳罕也因伤重不治而死去。铁木真乘机征服了乃蛮的部众。

　　铁木真经过一系列的谋划、征战，于公元1205年终于铲除了草原上最后一个霸主，使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兴安岭的整个漠北草原上的各部落，几乎全都成了铁木真家族的部属。

　　◆建立帝国 制定政策

　　公元1206年的春天，45岁的铁木真在斡难(今蒙古鄂嫩河)河源头，召集全体将领、贵族和其他部落的首领庄严宣布建立“大蒙古国”，铁木真被推选为成吉思汗，“成吉思”的意思是“海洋”，象征着铁木真具有像海洋那样广阔无比的权力。由于蒙古尚“九”尚“白”，便以九游白旗作为大蒙古国的标志。

　　建立帝国之后，成吉思汗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统治机构，这套机构具有草原游牧民族的特点。

　　成吉思汗在他统治的领域内推行千户、百户、十户的制度。他把全蒙古的百姓划分为95个千户，分封各个开国功臣做千户那颜，分别进行统治。那颜都有指定的地盘，供他们游牧、生活。千户之下又设百户，百户之下又设十户，都有相应的官吏统治。由下至上，层层隶属。千户那颜和百户那颜都有权力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内征派徭役，凡15岁至70岁的男子都要服兵役，要随时听候调遣，战时自备马匹、兵器，由各自千户那颜、百户那颜率领出征。为了防止百姓逃跑或千户之间为争牧地而发生争执，成吉思汗规定，每个千户的领地都不得随意扩大，相互之间必须严格遵守界限，违者严惩。各个千户的百姓，也不许离开自己所属的千户、百户或十户，否则，要受到严厉惩罚。成吉思汗这样做，是为了做好户籍管理，抑制草原牧民游散的特性，便于治理。

　　千户之上还有万户。成吉思汗任命亲信大臣木华黎为左军万户，管辖蒙古东部直到大兴安岭广大地区的各个千户。博尔术为右军万户，管辖蒙古西部直到阿尔泰山地区的各个千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统领全部护卫军。万户、千户、百户等各个等级之长，都是世袭的，但如果不称职或不忠于成吉思汗，将会被撤销职务并受到严厉惩罚。他们是大蒙古国帝王的臣仆，同时又是高踞于普通牧民头上的统治阶级。成吉思汗就是通过这一套机构，使大批原来的部落人口被分编在不同的千户中，许多部落的界限从而泯灭，开始形成共同的蒙古族。

　　为确保至高无上的汗权，成吉思汗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由大汗直接控制的常备护卫军，总人数为1万名。其主要责任是保护大汗的金帐和分管大汗委派的各种事务，同时也是大汗亲自统领的作战部队。护卫军的成员大都在贵族子弟中挑选，如万户那颜、千户那颜、百户那颜的儿子;也有一小部分来自“白身人”。这些人都身体强健，军事技术高超，所需费用在原来的千户内征取。

　　每一万名护卫军被分为三部分：宿卫1 000人，箭筒士1 000人，散班8 000人。散班和箭筒士负责白天的护卫，分四班，三日一轮换。宿卫负责夜里的护卫。护卫军的责任重大，地位非常高，享有一定的特权。成吉思汗规定：“我的护卫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我的护卫的伴当，高于在外的百户那颜、十户那颜。在外的千户那颜和我的护卫相互斗殴，罪罚千户那颜!”护卫军成员即使已经离开原籍，但对本户仍旧享有继承权。这些护卫军平时守卫，战时随成吉思汗出征打仗。成吉思汗把护卫军当成整个大蒙古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是自己对外征战时最精锐、最可靠的中军。由于这些兵士又都是各百户、千户、万户长的子孙，成吉思汗把他们控制在自己身边，同时也是为防止各户官长的不轨行为。

　　在行政方面，成吉思汗设置总断事官，即相当于中原的丞相，负责分配人口户数、审理盗贼、诈伪之事。大蒙古国建立以后，总断事官把成吉思汗的命令、规定编制成习惯法，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法律条文。

　　“别乞”与蒙古文是成吉思汗对广大牧民进行精神、思想方面统治的主要手段。蒙古人当时普遍信仰一种原始巫教———萨满教，他们相信巫师能够和上天通话交谈，传达上天的意旨。大蒙古国建立以后，为了能使自己的统治思想通过“长生的天”的名义去制服天下各部首领和人民，成吉思汗在建国大会上，又任命兀孙老人为“别乞”，主管萨满教事务。他规定：担任别乞的人，穿白袍、骑白马，坐在众人的上面，选择吉日良辰，发表具有重大意义的议论，全体臣民都应该尊敬他，他的话具有天的威力。

　　蒙古人原来没有文字，调发兵马时靠结草为记或刻木记事。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消灭乃蛮部落时，俘虏了为乃蛮可汗掌管印章的畏吾儿人塔塔统阿，成吉思汗问他掌管的印章有什么用处，塔塔统阿告诉他：“凡是出纳钱谷、委任官长，一切号令的发布，都要用它作为凭据。”乃蛮可汗的印章是用古畏吾儿字刻的，成吉思汗就命令塔塔统阿用畏吾儿文的字母来拼写蒙古语，创造了蒙古文。全蒙古贵族的子弟都要向他学习蒙古文。蒙古文创造出来之后，成吉思汗就用它来发布命令、登记户口、记录所办的案件和编集法令。在他的护卫军中，专门设有书记一职，掌管文书，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国家机器的职能。

　　千户制、护卫军、总断事官和别乞、蒙古文的使用，构成了大蒙古国国家机器的基本内容。在蒙古国这些政权机构的建设过程中，成吉思汗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和政治谋略。这套国家机器的创立，标志着蒙古高原的诸部落从野蛮的、分散的社会，进入了文明的、统一的游牧封建社会，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不同语言、种族、文化、风俗习惯的诸部落，开始结合为一个共同体。一个以蒙古为名称的、强大的、新的民族，在成吉思汗所建立的政权和领导下，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从此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征服西夏 逼和金朝

　　蒙古国成立之后，征服邻国成了成吉思汗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差不多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接连不断的对外征服的战争中。蒙古国的疆界跟在他强劲的铁骑后边，不断地向外扩展着。

　　当时蒙古国的主要两大邻国是西夏和金朝，它们成为成吉思汗首要征服的对象。

　　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为夏，以兴庆府为国都。到成吉思汗建国时，西夏已有200年的历史。西夏的主要领地在今天的宁夏、甘肃和陕西的西北部一带，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金朝和西夏同在蒙古国的南边。金朝当时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要比西夏强大得多，而且西夏还在向金朝纳贡称臣。如果先攻取金朝，西夏很可能在金朝的指使下，从西侧攻击蒙古军，对成吉思汗造成掎角之势的威胁。从蒙军自身来说，他们最擅长于在开阔的原野山地乘马鏖战，如果先攻金朝，蒙军进入人口稠密的农耕定居地区，攻击设防坚固的城堡壁垒，取胜的把握不大。因此，成吉思汗经过再三考虑，决定还是先易后难，首征西夏。

　　公元1207年秋天，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愿向其纳贡称臣，率兵直取西夏。蒙古军很快占领了兀刺海城，驻营以后，纵兵四出，劫掠大批人口和骆驼、羊马，然后固守营地，没有轻易向深处推进。五个月之后，成吉思汗又率兵撤回蒙古高原。这么做的目的，是为大规模的攻夏战争收集情报，熟悉地理环境。经过两年的筹划，公元1209年春天，成吉思汗才真正开始对西夏发动大规模进攻，首取目标仍是兀刺海城。占领兀刺海城后，蒙古军又长驱直入河西地区，直捣夏都中兴府。西夏帝李安全忙命嵬名令公率兵5万迎战。嵬名令公在贺兰山险隘克夷门设防，试图扼制蒙古军的进攻。成吉思汗用计引诱嵬名令公进入伏击圈，将他擒住，遂破克夷门，围逼中兴府。

　　蒙古军兵临都城，西夏皇帝李安全亲督全城将士誓死守城。在坚固的城防面前，蒙古军久攻而未能成功。无奈之下，成吉思汗下令挖河筑堤，引黄河水灌城，中兴府四周一片汪洋。而李安全则派使臣突围出城，向金朝求援，金朝皇帝竟拒绝救援。一直到12月，河堤突然溃裂，洪水倒淹蒙古军大营，西夏才转危为安。

　　这时，成吉思汗看到自己消耗太大，遂采取缓兵之计。他派西夏降将进城劝降。李安全答应蒙古的条件，将公主嫁给成吉思汗，并向蒙古纳贡称臣，成吉思汗这才带兵返回蒙古草原。这次战争虽然没有攻取西夏，但大大削弱了西夏的力量，特别是加深了西夏与金朝之间的矛盾，分裂了金夏联盟，使他可以放手进攻金朝。

　　金朝是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在公元1115年建立的，都城会宁府。后来金朝势力逐渐壮大，公元1125年灭辽，两年后又灭掉北宋王朝，宋徽宗第九子赵构逃往杭州，建立南宋王朝。金朝遂在中原立国。金朝的强大，成吉思汗是早就知道的。当年，成吉思汗帮助金朝攻打塔塔尔部时，曾以金朝授予自己的官职为荣。但现在，金朝已度过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国势日渐衰落，朝政混乱，君臣之间各怀疑虑，朝臣勾心斗角，军队长期不耕不战，士气低落且欺凌百姓，国内各种矛盾异常尖锐。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之后，开始了对金朝的攻取。

　　金朝长期以来为了防止北部蒙古各部强盛起来，曾实行“减丁”政策，即每隔三年派兵北上剿杀人口，并挑拨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使之互相残杀。所以，成吉思汗攻打金朝，带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性。公元1211年春天，他在亲率大军进攻金朝时，举众誓师，对天祈祷道：“长生的苍天啊，金朝皇帝辱杀了我们的祖先和人民。现在我们要去复仇，请你助我一臂之力，并让已经死去的先祖来帮助我吧!”为祖先报仇雪恨，大大激发了蒙古铁骑将士攻打金朝的斗志。2月，蒙古军越过大漠。3月，抵汪古部地域，暂先休养兵马，侦探军情。7月，蒙古军队以闪电战术突破金朝用来防御草原游牧民进攻的边墙，在野狐岭大败金兵，金兵死伤无数。成吉思汗率军乘胜追击，大杀溃兵，金朝的精锐部队，大约一半丧生于这次战斗。成吉思汗率军又追至金朝中都(今北京)，金兵利用城防坚守，蒙古军久攻不下。

　　公元1212年，成吉思汗移军进攻金朝西京(今山西大同)。成吉思汗在指挥攻城时不幸被流矢击中，只好率兵退向阴山一带休整。

　　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又集结军队，再次由野狐岭入长城，在怀来与金兵决战，结果金兵大败。这一仗，金朝精锐部队几乎全被蒙军消灭。随即，蒙军直逼军事要冲居庸关。

　　居庸关素为兵家必争之地，金兵在居庸关外布铁蒺藜百余里，用铁水浇灌凝固住居庸关大门，置重兵把守，真可谓“固若金汤”。而成吉思汗避实就虚，留部将与金兵对垒，自带轻骑，夜循小道偷袭紫荆关，一举成功。然后分兵三路，攻取金朝山西、山东、河北和辽东的许多州县。公元1214年春，蒙军的三路大军集结于中都附近。成吉思汗深知中都城墙坚实，不易攻取，便有意以强兵作威慑，逼金求和。这时的金朝，刚刚发生过权臣胡沙虎弑君另立的宫廷政变，面对强大的蒙古铁骑吓得不知所措，金宣宗只好献出公主，加上大批金帛、童男童女、骏马等物，向蒙古军求和，由丞相恭送成吉思汗出关。

　　公元1214年5月，金宣宗不顾众朝臣的反对，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公元1215年5月，成吉思汗率兵南下，包围中都，经过一番激战，救援的金军被击溃，金军主帅弃城而逃，城中军民投降，蒙古军终于占领了这座华北平原上的名城。

　　◆铁骑远征 横扫中亚

　　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准备集中力量西征，继续扩大领土，便把对金朝战争的指挥权全权交给左军万户木华黎，封他为太师国王，并明确告诉他军事、行政可以自己酌情处理。随后，他整顿军队，准备全力西征。

　　在蒙古国的西边，还存在着一个古老的民族———畏吾儿，它的西边还有西辽王朝。西辽王朝统治着河中一带，首都是虎思斡尔多，它曾一度是中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畏吾儿也在它的控制之内。成吉思汗看重畏吾儿的文化，便采取拉拢、收买的办法，占领了畏吾儿地区，打开了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成吉思汗通过畏吾儿人，进一步了解了西方的情况。随之，在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亲率数万精锐铁骑，一举攻灭了西辽王朝。从此蒙古版图开始同中亚另一个更强大的国家———花剌子模接壤。

　　花剌子模是位于阿姆河下游、威海南岸的一个文明古国，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成吉思汗征服金国时，公元1215年底，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为了探听蒙古国虚实，便派以巴哈丁刺只为首的使团带着锦缎、布匹，来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热情地接待了使团，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成吉思汗用高价买下使团带来的礼物，同时又派出一队蒙古使团，回访花剌子模，并带了很多珍贵的礼品。不料蒙古使团行至讹答刺城，被花剌子模驻守将领劫获，经国王同意，没收全部礼品，除留一个人跑回蒙古送信外，其他使团成员全部被杀。成吉思汗闻讯大怒，三天三夜滴水未进，哭着对天起誓，必报此仇。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集结了十多万精锐军队，开始向花剌子模大举进攻。

　　花剌子模国力虽然强大，但遇到骁勇善战的成吉思汗和他率领的部队便不知所措。为了试探敌军，成吉思汗或派游骑四出，或登高瞭望，或搜捕居民了解情况。在掌握了地势、道路、粮草的情况之后，蒙军再驻营扎垒。交战时，他先派骑兵冲击敌阵，敌方松动后则长驱直入;如前队冲击不利，则中队、后队接踵而来，轮番连续冲击，直到把敌军冲垮为止。然后成吉思汗又指挥蒙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歼灭敌人。有时蒙军进攻时用牛马搅敌，弓箭手开路，退兵时用土撒、拖木，使尘土冲天，阻止敌人追击。攻城时常用火炮发射、挖掘地道、或用引水灌城等战术。在强大无比的蒙古军面前，花剌子模的军事重镇撒马耳干、不花刺、玉龙杰赤等城池接连丢失，国王最后被迫逃到黑海的一个小岛上，不久病死。花剌子模国王的儿子札兰丁继续组织残余力量抵抗，并屯兵于八鲁湾。成吉思汗派兵围剿，最后，蒙军在中河边大败札兰丁，札兰丁逃入印度境内。从公元1219年到公元1222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在中亚、波斯的广大地区到处驰骋，给花剌子模国王以毁灭性的打击。公元1222年，蒙军占领整个花剌子模和中亚。在进攻花剌子模的同时，成吉思汗又派哲别、速不台等北越太多和岭(高加索岭)，进入东欧翰罗思(俄罗斯境内)，公元1223年歼灭南俄联军8万人于迦勒迦河(喀尔科河)畔(乌克兰境内)。不久，成吉思汗班师东归。

　　成吉思汗的西征，同时也打开了东西方交通的道路。从这时候起，中国各族人民不断进入中亚、波斯等地，中亚、波斯、钦察、阿拉伯以至欧洲的人民，也不断来到中国，这样，东方人和西方人在蒙军铁骑的后面相互沟通，彼此加强了联系。

　　◆分封领地 安定边疆

　　为了巩固统治，成吉思汗把占领地区作为“兀鲁思”(汗国封建领地)，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

　　成吉思汗将钦察、花剌子模及康里国故地封给长子术赤，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之地皆属之。术赤比成吉思汗早死，这一封地归于其子拔都。

　　将西辽及畏吾儿故地封给次子察合台，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包括新疆天山南北路等地，后来称为察合台汗国。

　　将乃蛮故地封给三子窝阔台，今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均属之，后来被称为窝阔台汗国。

　　依照蒙古惯例，在成吉思汗死后，幼子拖雷获得其父的直接领地，即斡难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

　　公元1234年蒙古军队与南宋军队围攻金，金末代皇帝完颜守绪自杀，金国灭亡。公元1235年窝阔台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议)，决议远征欧洲。当时成吉思汗除了在经济上希图掠夺外，也希望通过西征来缓和内部权力之争的矛盾。第二次西征的统帅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术赤之子拔都。

　　在公元1236年至公元1241年间，拔都统帅蒙古军渡过札牙黑河(乌拉尔河)，在亦的勒河(伏尔加河)中游击溃不里阿耳部(保加利亚)。然后蒙古军队继续西进，占领了钦察以及从宽田吉思海、亚速海直到斡罗思东南的广大领土，又分兵进入孛烈儿(波兰)和马扎儿(匈牙利)等地。在今捷克一带遇到顽强的抵抗，拔都西进受阻。

　　公元1242年4月，窝阔台汗去世，蒙古大军便乘机回师。拔都则领本部留在钦察草原，建立了钦察汗国。《俄罗斯编年史》称钦察汗国为金帐汗国，这个名称在文献里一直沿用下来。

　　公元1246年春，窝阔台之子贵由继汗位。拔都与贵由不合，另举拖雷之子蒙哥为大汗。贵由在远征拔都途中病死，蒙哥即位。蒙哥决定由四弟忽必烈总管漠南，另外又派遣其六弟旭烈兀向西方进军。从公元1252年至公元1259年间的第三次西征，其目的是征服波斯(伊朗)。

　　公元1256年，旭烈兀灭亡了木刺夷国，接着，又攻下阿拔斯哈里发的报达国(巴格达)。公元1259年，旭烈兀进军苫国(叙利亚)京城大马司(大马士革)，算端(今译苏丹，回教国君主)纳昔儿弃城逃走。但在密昔儿(埃及)援军的反攻下，蒙古军又退出苫国境。旭烈兀留居帖必力思，建立了伊利汗国。

　　由成吉思汗一手建立起的蒙古国家，经过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三次西征，在兀鲁思的基础上，形成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四大汗国的汗是中央分封出去的四个最高军政首领，与中央保持有藩属关系，直接向大汗负责。

　　成吉思汗去世以后，蒙古各统治集团为争夺大汗权位，彼此间矛盾激化，加上各汗国间缺乏必要和有力的经济联系，因而使大蒙古国这个复杂的政治混合体日趋瓦解。其中，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而窝阔台汗国由于窝阔台(太宗)和他儿子贵由(定宗)相继被选为大汗，其领地一直归中央管辖，实际上没有形成单独的汗国。

　　◆病死征途 临终授策

　　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接纳仇人亦刺合·桑昆、不送质子和拒绝征调，兴兵攻打西夏。

　　然而不幸的是成吉思汗在射猎野马时再次落马负伤，蒙古军被迫驻营休息。年迈的成吉思汗忍着伤痛没有采纳皇子、大臣们暂时后撤的建议，决定先派遣使臣到西夏责问其不派兵随从西征且出言不逊之罪。接着，蒙古军攻西凉府，西夏主将力屈投降，蒙古军遂进至河曲，取应里等县。这时，夏献宗得旺忧惧而死，夏众臣立其侄南平王为主。11月，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进攻灵州，西夏王派遣嵬名令公统率10万军队来援。蒙古军渡河进击，消灭西夏军，杀死无数，尸横遍野。随后，成吉思汗到盐州川驻军。

　　由于西夏军主力已基本被歼灭，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成吉思汗只留一部分军队攻打中兴，并派察罕入城招降，他自己则率军南下，进入金境，攻陷临洮府和洮河、叮咛、德顺等州，另遣一军攻入宁境掳掠。公元1227年4月，成吉思汗驻军于六盘山;6月，继续向南进兵，至秦州清水县。同年6月，西夏王请降被蒙古军处死，西夏灭亡。

　　同年7月，成吉思汗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他自知寿命将尽，便招其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于近前，叮嘱兄弟之间要亲密相处，并面授征服金国的策略。

　　安排完军国大事，这位“一代天骄”结束了他辉煌的一生，终年66岁。

　　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他的尸体被送回蒙古故土，埋葬在斡难河、客鲁涟河、土拉河三河发源的圣山不儿罕山上。陵墓向北深埋，以万马踏平。

　　成吉思汗死后，其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公元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追谥成吉思汗为“圣武皇帝”;公元1309年，加谥为“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庙号“太祖”。

　　成吉思汗从建立蒙古国开始，锐意进取，实行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改革，从而大大巩固了已经建立的蒙古政权和各部统一的局面，也大大推动了蒙古社会的发展。同时，他创制蒙古族文字，一改立国前无文字的落后局面。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但有力地加强了成吉思汗的统治，而且加速了蒙古汗国封建制度的形成，大大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除其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外，还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成吉思汗将草原上落后、分裂的蒙古部落融为一体，并成功地建立了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大帝国，重开了“丝绸之路”，推进了东西方以及阿拉伯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他的巨大贡献令世人瞩目。

　　开元辟地 统一全国

　　他结束了中国数百年来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其版图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他革故鼎新，实行汉法，劝课农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文治武功 抢先登位

　　忽必烈生于公元1215年9月2日，是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的孙子，拖雷之子，蒙哥之弟。

　　成吉思汗去世后，其四子拖雷曾临时担任监国，后由拖雷之兄窝阔台继汗位，即太宗。太宗死后，将汗位转给拖雷之子蒙哥，即宪宗。忽必烈则为藩王。

　　在太宗担任汗位时，忽必烈就已显露出与其他皇室子弟的不同之处，他经常同中原汉族士大夫、有识之士聚会联系，虚心向他们请教治国方略。在忽必烈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汉儒幕僚集团，使得他的治国思想朝着不同于同辈皇子的方向发展。

　　汉儒刘秉忠曾对忽必烈提出了“以马上得到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大问题，并以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分析其中的利害。他还进一步论述旧制度造成的弊害，主张建朝省、立法度、定官职、饬赋税，采用汉法，这对忽必烈思想意识的转变具有极大的影响。

　　通过这些汉儒幕僚的帮助，忽必烈对中国前代王朝的治乱兴衰有了充分的了解。忽必烈不仅自己努力接受、学习汉文化，还要其他蒙古贵族跟着学。他的儿子真金太子从小就跟姚枢、窦默学习《孝经》;当上中书左丞的阔阔，原为忽必烈在“潜邸”时的近侍，忽必烈让他拜王鹗为师，学习“治道”。

　　公元1251年6月，忽必烈之兄蒙哥继承汗位。为了把权力确保在拖雷系家族手中，蒙哥即位之后即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部委托给忽必烈掌管。

　　但是，由于蒙古军进入中原之初，进行了赤裸裸的直接抢掠，忽必烈所面临的漠南地区只是一片荒凉之地。到蒙哥继位前夕，汉地不治的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为了逃避债务催逼，人们纷纷逃亡，使土地大量荒芜。

　　忽必烈在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革新措施：一方面进一步拉拢汉族人士，一方面为积聚雄厚的物资、军事基础，断然采取了招抚流亡、禁止妄杀、屯田积粮、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措施，并任用熟悉汉族法令的宋金官僚、知识分子进行统治，大大扭转了这种局面。

　　漠南汉地，由于当时典章未备，法制不立，蒙古贵族、官吏随便杀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安定民心，忽必烈屡次禁止诸将乱杀无辜，军士有违令的，斩首示众，大大改善了扰民侵民的状况。

　　忽必烈封地内的邢台，金朝时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在蒙古军入侵之后，忽必烈受封之初，当地居民已急剧下降。忽必烈决定以邢台为试点，派张耕、李简等人去邢台。他们到邢台后，齐心协力革除贪暴、积极安民，不到数月，人口便增加了几十倍。忽必烈从邢台的治理效果中大有感触，更加器重文人，逐步委以重任。他又派遣杨惟中、史天泽、赵壁等治理河南，使河南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另外，为了筹备进攻南宋的军粮、军费，忽必烈还十分注意屯田;以盐换粮，供应军饷;并在京兆设立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这样，忽必烈逐渐控制了当时蒙古政权在中原汉地的相当部分的财权。

　　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汉地，损坏了那些蒙古游牧贵族和西域商人的利益。但他在中原威望的日增，在治理陕西、河南过程中大量财力、物力的积聚，客观上又形成了对蒙哥汗权的威胁。

　　忽必烈的日益壮大，引起了哥哥蒙哥的疑虑。公元1257年，蒙哥借口忽必烈刚打完仗，又患有脚疾，让他留在家中休息，而以塔察儿为左翼军统帅，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不久，蒙哥又突然决定亲征南宋。忽必烈处境十分不利!当时，忽必烈虽身为藩王，调动军马及粮饷的权力却都在大汗手里，因而断难与蒙哥一决雄雌。不得已，忽必烈听从了姚枢的建议，将妻子、儿女送去作人质，表示自己并无异志。随后，忽必烈又亲自谒见蒙哥，兄弟相见之下，蒙哥尴尬万分，终于消除疑虑。忽必烈又撤消了设在邢州、陕西、河南的机构，调回了自己派出的官员。这样，忽必烈以谦恭忍让保全了自己，避免了一场不测之祸。

　　但是，忽必烈并没有放弃控制中原汉地的雄心。公元1259年春天，蒙哥分兵三路，南下灭宋，命忽必烈重率左路军征宋。

　　蒙哥则亲率一队主力进入四川。8月，蒙哥在合州(今四川合川)遭到守将王坚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多日，蒙军受到重创，蒙哥被宋军炮石射中，死于军中。

　　这时，忽必烈正率领军队，越过淮河，准备强渡长江。不久，忽必烈接到异母弟弟末哥的急信，说蒙哥在合州死于军中，请他速速北返。

　　忽必烈思索再三，决定继续率兵强渡长江，把宋军守城鄂州团团围住。但由于城内宋军的拼命抵抗，蒙军久攻不下，双方对峙到12月。这时，忽必烈又接到妻子来信，告诉他其弟阿里不哥正在加紧策划，准备继承王位，请他务必北返。忽必烈这才接受谋臣郝径的建议，放弃攻宋，整顿内乱，以防腹背受敌。此时，正好南宋贾似道派使讲和，忽必烈当即同意，同宋军议和，以江、淮一带为中立地带，将大军留守在江北，自己率亲军开始向北回撤。

　　1260年3月1日，忽必烈到达开平。4月，在众将领和部分蒙古贵族的帮助下，忽必烈自称奉蒙哥遗诏，抢先宣布登上了王位。

　　◆巩固汗位 统一全国

　　根据蒙古国的习俗，继承汗位必须在蒙古人的发祥地进行，必须有各系宗王参加，才算合法。而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后称上都)继承汗位，是有违蒙古人的传统习惯的。因此，他的行为引起了不少贵族诸王的不满。

　　特别是早在忽必烈南征未回时，其皇弟阿里不哥就已经拉拢一些人在策划夺取王位。当阿里不哥听到忽必烈自立为王以后，也于公元1260年5月在阿尔泰山的驻守之所，宣布继承王位，与忽必烈相对抗，从而引起了长达4年多的内乱。

　　当时，阿里不哥占有明显的优势。当时蒙哥南征，阿里不哥奉命驻守和林，有控制着蒙古本土的便利。另外皇后忽都台及蒙哥诸子都拥护阿里不哥，这就增强了阿里不哥政治上的优势。在蒙哥死后，他一面以监国身份，为蒙哥举哀发丧，一边调将布兵，以防止忽必烈可能的反抗。他先命脱里赤为断事官，占据燕京，号令四方;又命玉木忽儿率领东路大军，出和林、越漠北，谋取开平;再命阿兰答儿率领西路军，下河西走廊，企图与屯守在六盘山的浑都海部会合，以形成对忽必烈的包围形势。蒙哥死后，他所带领的伐宋主力，退回到六盘山屯守，与原来的驻守部队浑都海部会合。阿里不哥在即位前就任刘太平、霍鲁怀到陕西任职，企图控制陕川。这两个人都是忽必烈的死敌，如果驻守在六盘山的这支劲旅悍然进攻京兆，秦、陇、陕、蜀之地将尽为阿里不哥所有，对忽必烈构成致命的威胁。

　　因此，忽必烈在即王位之后，首先采取的军事措施，就是先派廉希宪、商挺为京兆等路宜抚使，安抚关中。当他们得知刘太平、霍鲁怀前来联系六盘山驻军，图谋作乱时，便采取断然措施，将此二人杀死。忽必烈遂令陕西、四川宜抚使八椿节制诸军，又令总帅汪惟良征集秦陇、平凉等地部队，加强关中防务，严密监视六盘山部队。值得忽必烈庆幸的是六盘山驻军不但没有乘势直捣京兆，反而因久驻思归，竟沿河西走廊北撤，这就大大缓和了关中的局势，使廉希宪有机会调部队加紧布防。北撤大军到甘州后，碰上阿里不哥派遣的阿兰答儿部，两军会合后，除一部分继续北撤外，大部分又折回南进。到达甘肃山丹县后，阿里不哥的部队正好同八椿、汪惟良部相遇，双方展开激战。结果阿里不哥所属的军队大败，阿兰答儿、浑都海先后被杀。忽必烈得知情况后，立即带领部队亲征阿里不哥的驻地和林，阿里不哥闻讯逃亡谦州，忽必烈在第一阶段的交锋中终于占据了优势。

　　公元1261年9月，阿里不哥经过一番休整，假意归顺忽必烈，带领部队前往和林。等到达和林后，他采取袭击战的方式，击败忽必烈所属的也先哥部，随之占领和林，接着又挥师南下。忽必烈赶忙命令张柔、严忠嗣、张宏等七部汉军，与阿里不哥军大战于昔木土脑儿之地。双方激战数日，难分胜负。至冬，阿里不哥率部北撤，忽必烈部南返。第二年春天，阿里不哥带部队进驻阿力麻里地区。

　　由于阿里不哥治军不严，纵兵烧杀抢掠，内部将领互不团结，闹得军队日衰。公元1264年春天，阿里不哥部又闹起饥荒，民怨沸腾，兵士四处逃散。阿里不哥被迫无奈，于当年7月归降忽必烈，不久后因病死去。

　　虽然阿里不哥被打败了，但对忽必烈的威胁，不仅仅来自于蒙古族内部阿里不哥的对抗，还有中原汉族军阀李璟的叛乱。李璟原是成吉思汗南侵时，农民起义将领李全之子。李全后来率起义军投降了蒙古，在攻南宋时战死。其子李璟承袭益都(今山东益都)行省职，成为山东军阀，臣服蒙古。忽必烈继王位后，李璟暗中招兵买马，囤积军粮，赶制兵器，准备谋反。当时，忽必烈正同阿里不哥打得难解难分，无力兼顾，便采取重金收买的方式，稳住李璟，并授以高爵，以换取后方的暂时安定。

　　尽管忽必烈对李璟采取拉拢收买的办法，可李璟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打得正紧，于公元1262年2月3日，公开举行叛乱。他将涟、海等州献于南宋，遣使请求南宋支援。忽必烈立即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路军马，###李璟。来自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蒙汉部队围攻李璟，将李璟困于济南城中。李璟向四处求救，希望得到山东、河北等地军阀的响应，但是响应者无几。数月之后，城中粮尽，李璟无计可施，便投大明湖自尽，由于水浅未能淹死，被蒙军抓获，随被斩杀。李璟的叛乱被平息了。

　　忽必烈在平定了内乱之后，又开始进行了对南宋的战争，决心统一全国。

　　这时，偏安在江南的南宋朝廷，已彻底腐败。宋理宗赵昀不理政事，阎妃受宠乱政，与宦官董宋臣狼狈为奸。他的后继者宋度宗赵基、恭宗赵显，更是昏庸无能，横征暴敛，使江南老百姓受尽了苦难。

　　公元1267年，忽必烈以南宋当局扣留信使为借口，命阿术为主帅，举兵大规模进攻南宋。他采取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江、汉之间的军事重镇襄、樊两城。公元1271年5月，又令四川等地军队，水陆并进，包围襄、樊。宋军多次向临安求援，但贾似道隐匿军情，不派援军。襄、樊两城军民奋勇抵抗，坚守城池。忽必烈久攻不下，便采取张弘范之计，先切断襄、樊两城水上联系，又集中力量先攻陷樊城，襄城守将荆湖都统吕文焕见大势已去，便投降了忽必烈。

　　襄、樊是通向江南的大门，占据了襄、樊后，忽必烈兵分两路，一路从两淮方向进攻，牵制宋兵;一路从襄阳沿汉水而下，进入长江，直指南宋都城临安。到公元1276年正月，在强大的蒙军面前，谢太后、宋恭帝赵显只好投降了忽必烈，南宋随之灭亡。

　　忽必烈统一全国，不仅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同时表明了他有一套经略中原的政治策略。公元1271年11月，他就公开宣布废除大蒙古国号，取《易经》中“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完全采取了中原历代帝王统治中国的组织形式，从而保证了统一全国战争的最后胜利。随着南宋的灭亡，一个规模空前、全国一统的封建王朝，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原数百年的混乱从此结束。

　　◆革故鼎新 推行汉法

　　从公元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时起，对于国家内政的治理，基本指导思想是推行“汉法”。

　　忽必烈明确宣布要革故鼎新。革故，就是要革除蒙古游牧民族那些旧的、不适应中原大国的措施和办法;鼎新，就是要实行一套新的政治路线，以适应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的需要。

　　忽必烈从小在战争中长大，他亲眼看到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以后，肆意掠夺农田、放荒牧马，严重地破坏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经济和千年文明。而且蒙古贵族的这种做法，引起了中原地区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反抗。当时的西北、华北地区农民起义不断，如不改变这种状况，蒙古族的统治就很难维持长久。忽必烈在即位之初，就吸收“汉法”力图改变这一状况。

　　所谓“汉法”是指中原历朝各代帝王实行的统治制度。这一套统治制度经过一千多年的长期发展，已逐渐完备起来。忽必烈从巩固皇权统治的需要出发，断然决定使用汉法治国。

　　要推行汉法，必须有一套政治工具。因此，忽必烈首先仿照汉制，制定出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

　　中央的一级行政机构，设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关，总管全部政务，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设尚书、侍郎。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以下有左、右丞相即实际的宰相。设枢密院以掌兵权，其官长为枢密使。枢密院不仅掌管军机，而且负责宫廷禁卫及军官选任及调迁事宜。因此，此部官长多由皇太子兼任。设置御史台以掌司法，官长为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御史。御史台所辖机构有殿中司及察院。殿中司设置殿中侍郎史二员，掌管朝仪、殿中纪律及在京百官到任、告假等事宜。察院置监察御史32员，专掌检举百官之事。

　　另外，还设大司农，掌农桑水利;设翰林兼国史院，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设集贤院，掌提调学校、征集人才;设宜政院，掌宗教及吐蕃事务;设宜微院，掌诸王供应;设太史院，掌天文、历数;设通政院，掌管驿传;设操作院，掌工匠;如此等等，组成了元朝中央政府复杂的统治机构。

　　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有行省、廉访司等。行省全称为行中书省。各行省的组织均仿中书省，皆设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处理一省的政务，掌管全省民政、财政、经济和军事。元朝的行省制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更加严紧，对以后各朝代的政治制度影响很大。元朝以后，行省的名称一直沿用下去。我们现在所设的“省”，也是从那时沿用下来的。在行中书省下，又设辖路、府、州、县四级，它们的关系一般是路辖州、州辖县，府有的隶属于路，也有的不隶属于路，而直接受制于中央，即所谓直隶府。

　　在行省与路之间，还有“道”的设置，道分两种。一种是分道设置宣慰使司，掌管军民之政，有宣慰使、同知、副使等官。这种道不普遍，共有11道，多在行省边陲地方。另一种是分道设置肃政廉访使司，掌管稽查司法，有肃政廉访使、副使、佥事等官。这种道遍布全国，共有22道，分受中央的御史台、江南行御史台和陕西行御史台的领导，完全是监察机构。

　　在采取汉制、设官分职的同时，忽必烈对于如何从人员上控制和监察这些官府，以保证其民族特权统治，也作了精心安排。如在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军事系统中，都设有蒙古人担任的“达鲁花赤”一职，以加强民族防范，这些人在重大问题上都有最后的裁决权。

　　在军队的设置上，忽必烈将军队分为禁卫军和镇戍军。禁卫军又分为怯薜军和五卫亲军。怯薜军即成吉思汗遗留下来的亲卫军，由皇家贵族子弟充当。五卫亲军是忽必烈专门建立起来的，他接受姚枢等人的建议，仿效唐、宋内重外轻的办法，抽调精锐，用以负责京城护卫。这些军队由汉人充当，共分有左、右、前、后、中五卫，每卫约一万人，隶属于枢密院。另外，为了防范汉军，忽必烈又从色目人中选拔壮勇者组成亲军，而以其族属之名为名，如有观察卫、康里卫、阿速卫等亲军，这些由色目人组成的亲军比五卫亲军更加得宠。

　　镇戍军驻防全国各地，也统属于枢密院。兵种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在布防上，以蒙古军驻防河南、山东、河北等腹地，探马赤军、汉军及新附军则多驻守在江淮以南，并有一部分蒙古军参与驻防。此外，还有各地的一些乡军，如辽东的女真军、高丽军，云南的才白军等，这些军队不离本土，负责本地区的防务。

　　所有军队隶属于枢密院或行枢密院，而枢密院或行枢密院直接听候忽必烈的命令，没有忽必烈的命令，一律不得擅自调动部队。

　　忽必烈虽然采用汉法，但并非绝对汉化，而是在有些方面汉制与蒙古制度并行，因族而分，因地而治。

　　在统治制度上，他一方面沿用了历代帝王创立的制度，另一方面，又有意地保留了一些蒙古旧制，以保护本民族的贵族特权。在草原和内地两种不同社会环境的地区，忽必烈基本上是奉行一条以蒙古旧制治草原牧民，以汉制治内地汉民的政策。在一些其他民族居住集中的地区，又采用当地居民的传统方法治理，即在中央控制下的民族自治。

　　除此之外，忽必烈还实行了一条蒙古族至上的民族压迫政策。他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蒙古人，指原来蒙古族的各个部落;第二等，色目人，指西域地区的各国人，如中亚、波斯等到中国来的人;第三等，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契丹、高丽、女真人等;第四等，南人，指原来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忽必烈把人划分四等，是有意制造民族矛盾和差别，以达到统治全国的目的。如他把汉族分为汉人和南人，就是为了分裂瓦解汉人，削弱汉人的力量。这四个等级在政治待遇和法律地位上都是不平等的。蒙古人、色目人受到优待，汉人、南人受到歧视。如蒙古律典规定，蒙古人、色目人殴打汉人、南人，汉人、南人不得还报，汉人、南人杀人者处死，而蒙古人因斗殴致死人命者，只交一点银钱即可免罪。这种极不平等的民族压迫政策，是忽必烈游牧民族保守、狭隘思想的突出表现。

　　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能够改变先祖践踏、毁坏中原文化、经济的野蛮劣性，注意吸收中原历代帝王治国思想中有用的东西，同时又保留了一些大蒙古国传统的统治方法，两者并举，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进行治理，从而巩固了他在中原地区的统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劝课农桑 富民兴国

　　蒙古族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从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开始，他们靠着铁骑利刃征服了中原、欧亚大部分地区。一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历代汗王所考虑的主要是军事征伐问题，而对于政治上的长治久安之计，还无暇顾及。他们在攻城掠地过程中，大都采取屠杀、掠夺、毁坏的政策。蒙古贵族还大肆占取民田，把大片良田变成牧地。再加上贪官污吏横征暴敛，使农夫不得安于田里，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农业生产。

　　忽必烈在即位以后，面对遍地荒芜、民存无几的残局，在改革政治制度的同时，又开始调整生产关系。忽必烈主要沿用了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耕种政策，保护农力、劝导农桑、鼓励生产、兴修水利，注意屯垦，大力发展农业经济。针对蒙古贵族在攻城掠地中，采取大肆屠杀降兵、降民的政策，忽必烈从保护农业劳动力的需要出发，多次下诏，命令各级将领，严禁屠杀无辜百姓，违者重罚。

　　农业是封建社会的根本，而农田则是发展农业经济的根本。忽必烈多次颁布法令，禁止蒙古军队和蒙古贵族践踏农田，侵占农田作为牧场。在严令之下，不少蒙古贵族也逐渐改变了以良田牧马的方式，改为将农田租给农民，收取租税的剥削方式。

　　忽必烈在即位之初，在“首诏天下”时就指出，“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要“崇本抑末”，劝课农桑。并且以“户迁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平”五项作为考核各级官吏的标准。公元1270年，忽必烈又将劝农司改为司农司，后又改为“大司农司”，专管“劝课农桑”之事。在忽必烈“劝农桑以富民”政策的推动下，全国上下，各级官吏，都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务来抓。大司农司每年农忙季节，派出大批劝农大臣，到全国各地巡察、督导，如有官吏敢不重农事、耽误农时者，立报中央，革职查问。

　　当时，有不少蒙古人移居中原后，靠官府放粮，从不参加农耕。针对这种情况，忽必烈对有马、牛、羊之家，官府停止供应粮食，分给耕地，让他们自己耕种。这就使一大批游手好闲的一等民族，回到农田里进行耕作。

　　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忽必烈还注意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农民“村社”。在此之前，北方民间就有“锄社”的农民互助组织，一般是10家为一组，先帮一家锄田，由其提供饮食，然后依次锄田。忽必烈发现这是一种较好的组织形式，于1270年，下令在北方汉地成立“村社”，规定50家为一社，选年长通晓农事者为社长。社长的职责是组织农民，督促农民及时耕作、开耕荒地、修治河道、经营副业等。凡种田者，必须将一块木牌立在田地旁边，上边写着“某社某人”，以便社长随时稽查。这种村社制度以后又被推广到全国各地，在组织和鼓励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忽必烈还非常重视总结农业知识，普及农业技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忽必烈积极提倡改进农业技术，总结农业知识，指导农民耕作。他命大司农司搜集天下古今所有的农桑之书，编辑成《农桑辑要》一书。此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齐民要术》中的精华，又结合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1273年，忽必烈将此书颁布天下，命令全国各地官员大力推广和宣传。这项政策对发展农业生产和积累农业知识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忽必烈采取的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和措施，使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的游牧民族，较快地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全国各民族融合在一起，推动了农业生产向前发展。

　　公元1294年，80岁的忽必烈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在元大都病逝，葬于起辇谷，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

　　忽必烈在位35年，经他之手，创建了一个具有空前规模的东方大帝国。忽必烈结束了中国数百年来南北对峙的局面，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其版图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北抵北海，西至中亚，西南达喜马拉雅山，南到南洋群岛，东临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