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龙的温柔杀伐:从“中国皇后”号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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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6 14:41:13| 分类：历史人文 | 标签：行商 贸易 商人 鸦片 美商 |字号大中小
作者：广州大学专门史硕士研究生 肖楚熊
摘 要：1784年，刚刚独立的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中国，开启了中美贸易大门的第一船，带来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的重大影响。从“中国皇后号”起航至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前，是中美两国商人贸易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时期。世界上最年轻的美国及其朝气蓬勃的美商与古老而传统的中国及其贸易制度下的代理人广州行商，一开始就表现默契，随着贸易的深入，二者关系千丝万缕，紧密相连，尤其是表现在对华输出鸦片上。广州制度下，禁忌重重，因地缘的障碍和美国力量的限制，美国努力适应中国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冲破牢笼，为贸易大开方便之门。http://gdssh.blog.163.com/blog/static/17568208020110624113510/
关键词：中国皇后号 广州制度 行商 美商
一、“中国皇后号”：开启中美贸易大门的第一船
2009年11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到达上海，在复旦与中国青年交流中，把中美两国的交往上溯到1784年的“中国皇后号”远航。奥巴马提到：“不过美国与这个国家的纽带可以追溯更久远的过去，追溯到美国独立的初期，乔治·华盛顿组织了皇后号的下水仪式，这个船成功前往大清王朝，华盛顿希望看到这艘船前往各地，与中国结成新的纽带。希望中国开辟新的地平线，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奥巴马所说的1784年“中国皇后号”远航为中美贸易展开揭幕，促成这一贸易的美国各界对东方的港口有着极其渴望的念想。
东方视野：1784年，刚刚独立没多久的美国，把视线投向了东方。是什么促使美国人把视野投向了东方呢？美国人最早和中国人进行直接贸易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来自中国人保守己见，清政府认为“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另一方面，英国议会通过立法制定《航海条例》和商业税等严控北美殖民地的贸易，作为英国附属的北美殖民地，没有自己独立贸易的权力，“除了葡萄牙以外，所有渴望贸易的欧洲人都被迫从中国帆船造访的各个东印度港口获得东方的商品。”
尽管如此，还是无法抵挡人们对东方商品的需求和对贸易的渴望，大量的丁香、胡椒、茶叶、生丝等被欧洲人预定、购买。茶叶的需求增长更是惊人，17世纪80年代，北美殖民地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1760年十三州消费的茶叶有20万磅。著名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反英起义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是美国民众希望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冲破英国垄断的斗争。美国独立，英国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对新生政权进行报复，法国、西班牙等国在贸易上也采取歧视做法。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各种危机的美国，必须打破这种僵局。“如果不是独立战争结束所带来的巨大幸福感使一些人对于必将到来的经济真空持麻木态度，‘中国皇后号’起航这样一个大胆的远见可能不会那么快浮出水平。”美国迫切需要寻求新的贸易伙伴，确立直接通商关系，开拓新市场。
来自康涅狄格州格罗敦年轻的探险家约翰·莱雅德对这次远航的行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一本书《库克船长的最后一次太平洋之行》，讲述中途到过中国所见情形，他说他看到在美洲西北海岸以六便士买进的皮张（海獭皮）在广州可以卖一百元，劝说他们改行从事对亚洲的贸易。巨大的商业利润诱使不少商人跃跃欲试。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商人于1783年12月已经行动了，派出了第一艘“哈特莱”（Harriet）号，满载着人参前往中国。当途径好望角时，为东印度公司所知，他们害怕新兴的美国商人抢走英国人在广州的生意，以一磅人参换取两磅茶叶的贸易方式，将美国船上的货物全部买下来。这次贸易是失败的。
“中国皇后号”首航：1784年2月22日，正好是华盛顿52岁诞辰，由费城大商人罗伯特·莫里斯、丹尼尔·派克和纽约公司共同投资购买的“中国皇后号”商船正式启航。“中国皇后号”是一艘私掠船由改装而成的、机器发动的木制帆船。船身长约31.8米，宽约8.66米，吃水深度约4.88米，只有约360吨重。船上的人员主要有船长格林（John Green），海军出身，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商务代理人山茂召（Samuel Shaw），战功卓著，精力充沛，颇有才气。除此之外，还有副船长、木匠、医生、水手等43人，船上的货物基本上以人参、皮毛、羽纱为主，计载有人参473担、毛皮2600张、羽纱1270匹、棉花361担、香料26担等等。船离开纽约港，历时6个月来到中国的广州。8月23日，到达澳门，一周后，“中国皇后号”抵达了目的地黄埔港。
按照中国港口的规矩，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必须为自己的人和船雇佣一名担保商人，担保“中国皇后号”缴纳税款和人员的行动。“中国皇后号”选择他们认为最可依靠的商人潘启官成为担保人。完成这些之后，担保商人取出一张卸货的许可证书，十三行商人立即将货物转运到接驳船上，溯江而上运动广州。“中国皇后号”在广州停留4个月，于当年12月28日自黄埔港起锚返美。次年，1785年5月11日抵达纽约，往返共用15个月。在广州，他们把带来的全部货物都售出去，并购进了他们需要的中国土特产品——茶叶、丝绸、瓷器等。其中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瓷器962担，丝绸490匹，此外还有香料、棉布、肉桂等。这次对华贸易投资共12万美元，获利3.07万美元，利润达25%。
“中国皇后号”的远航，是中美直接贸易的肇始，一方面，对美国来说，意义十分深远，表达了他们对东方贸易的愿望和对财富的追逐，打破了英国的经济封锁，开拓了新的海外市场，开辟了中美贸易的新纪元，更掀起了美国东部沿海商人对华贸易热。1785年5月，《纽约新闻快报》的一篇报道说：“这向我们预示着一个美好的未来和广阔的经济前景，届时我们将省却那些麻烦且不必要的中间贸易……它都将激励国民仿效甚至赶超自己的商业对手，从而造福整个美国。”此后岁月里，往返中国广州的美国商船络绎不绝。仅1785年，就有5条商船前往中国，它们是从纽约港出发的“希望”号（Hope）、“实验”号和“中国皇后”号（第二次出航）、从费城出航的“广州”号（Canton），从撒冷出发的“土耳其皇帝”号（Grand Turk）。这些商船的广州之行，几乎都是满载而归的。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来说，广州大门向美洲打开，只是增添了一个贸易国家而已。但也有观点认为“亦标志着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扩展到全球各地，实现了广州与世界的海上运输大循环。”。
“对华贸易热”开始了：美国商人积极发展自身贸易优势，“美国商人早期对华贸易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通过加快船的速度, 以赢得时间辗转贩运各国货物, 以扩大利润发掘人参等本土产品, 以发展其贸易优势。”1786年1月27日，山茂召被任命为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国广州领事，同时受聘为“希望号”的商务代理人，再次踏上前往广州的航程。1787年6月，莫里斯也再次筹集资金，装备了“联盟号”快速商船，从费城出发，并第一次取道澳大利亚南端的海角远航广州，运回了超过“中国皇后号”价值5倍、高达50万美元的中国货物。到1789年底，经常往返于美中之间的商船达19艘之多。一位美国史学家描述说：“在美国每一条小河上的每一个小村落，连只可乘5人的帆船都在准备出发到中国装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美国商人对于对华贸易的浓厚兴趣。
从1784年至1843年期间，中国对美国输出的主要商品茶叶及其数量，1784年为3022担，到1843年为106957担；丝绸1784年为490匹，到1843年为4担。据山茂召记载，1789年有4艘美国船到广州贸易，在1804年到1805年增加到34艘，在1805年到1806年又增加到42艘，在1809年到1810年间为37艘。而此后每年来广州贸易的船只多少不等，在1815年至1839年间，少则18艘，多至229艘。
二、美商初印象：与广州十三行行商打交道
在清政府的广州外贸体制下，来华的外国商人被严格控制在3个地方，澳门、黄埔和广州的商馆区。澳门是“夷人聚集重地”，澳门为外国商人在与中国贸易的季节外，撤离广州而后暂居留之地。古黄埔港各国商船的停泊所、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在贸易季节，来往广州贸易的黄埔港帆樯林立，舟楫如梭。亨特曾写到：“（黄埔岛）是一个住有好几千人的市镇，他们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船运有关，充当买办、装卸工、铁匠等。”广州的商馆区则是贸易季节间外商饮食起居、储藏货物，商务活动的地方。中国有一整套严密而谨慎地外商制度和有限度的开放政策，是美商必须适应的环境。
在美商眼里，行商善于变通。虽然美国人在国旗和语言上与英国人某种程度上相似，且大多数中国人以为这些美国人与那些英国人一样来自印度。但是中国人还是知道美国人不同于英国人，代表“中国皇后号”利益的行商们想出一种手段，避免让粤海关要求他们（作为一个新加入贸易的国家）提供贡品。“他（指潘启官）为了便利所以没有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区别告知粤海关。”后来，美国商人才发现，粤海关没有重新将“海关船牌”发给“中国皇后号”，因此船不能将商品从夷馆运输到黄埔港，原来保商潘启官“在粤海关的名册上将‘中国皇后号’登记成了一艘英国港脚商人船”。http://gdssh.blog.163.com/blog/static/17568208020110624113510/
山茂召，作为此次远航贸易的关键人物，他的见闻尤其是《山茂召日记》对了解中美贸易肇始具有重要的作用。山茂召讲述了与行商的接触，对行商和粤海关官员的印象。“当粤海关监督到黄埔港检查船只装载货物的吨位时，由公行陪同，经常会漏掉三四艘船”为什么会漏掉的，是忘记了还是刻意？显然美国商人是懂得怎么一回事，便“提供一些钟表或者稀奇玩意，供粤海关监督挑选，买办会负责将他挑中的东西送到手上。”粤海关监督会问到价格，表示他不能随便收礼。行商非常懂得粤海关监督的意思，便“会开个很低的价格，大约为真实价格的1/20甚至更低，然后收下粤海关监督给的钱。对于中国的行商制度的认识和粤海关监督等官员的盘剥和种种贸易限制，美国商人是早有耳闻了。不管怎么说，行商在他们的认识中，还是比较可接受的。“中国商人以他们的方式来显示开明和大方。他们很克制自己的情绪，而且会很细心地关心他人的情绪”他们亲历的一个例子是其中有一个零售商将一件商品价格较实际降低了一半，但中国商人一如既往，“被拒绝后还每天坚持低价向我购买。我每次都会礼貌地接待他，坚持我自己的开价，最后他终于同意了。”http://gdssh.blog.163.com/blog/static/17568208020110624113510/
中国商人还会很客气地同来往的美商谈起自己对英商在贸易中的态度。“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公行的商人是些值得尊重的人，就像世界上其他国家里见到的一样……他们聪明、记账细心、守时，不过有时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不仅仅是商人。”同时期的欧洲人也认同他们的这一特征。虽然外商的种种活动受到限制，但行商还是表现出他们的好客与友好。中国商人会邀请他们到家里一同进餐，带他们欣赏他们的花园别墅。“Chowqua家的花园很大；有许多艺术品和佣人以保持花园的田园风味，有些地方还仿效大自然的风光来建造。树林、假山、石头和小瀑布都很逼真，赏心悦目。”
中美商人保持密切而良好的贸易关系。行商与美国商人的接触频繁，开阔了行商的视野。“通过地图，我们向他们介绍了美国的疆域、现状和呈增长趋势的人口。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产品能够开拓一个如此大的市场时，显得特别高兴。”在广东十三行商人中，与美国商人关系较为密切的是潘家同文行和伍家怡和行。美国人在贸易中往往因为资金不足而捉襟见肘，而中国商人总是慷慨大方地把大批剩余的茶叶和中国物品赊给美国商人。在这些贸易中，甚至是“既无收据，又无支票簿”即便是贸易数目较大，也“只在一张小小的纸片上签署该行号的大写字母。”而美国商人认为中国“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著名的行商伍浩官的怡和行与以旗昌洋行为首的美国商人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贸易关系。后来的怡和行对外贸易也交由旗昌洋行一家代理。美商向怡和行订购了大量的茶叶，辗转运往欧美的伦敦、纽约等地销售。据清朝官员1858年奏称，伍家的另一位商人伍崇曜（即伍绍荣）“有买卖生意在美利坚国，每年收息银20余万两。”。伍家与美商关系密切，伍秉鉴同美商旗昌洋行亲密无间，其茶叶外销业务几乎全部委托旗昌经理，甚至投资美国的保险业，在美投资保险业由美商代理打点。“这是同英美商业资本的勾结，而他（伍秉鉴）在外国企业的投资，则成为鸦片战争后买办商人在外商企业的附股活动的先声。”
三、鸦片私贸易：行商与美商千丝万缕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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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对于海上贸易的商人来说，是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美国人很早就参加了鸦片贸易。“美国人的土耳其鸦片贸易早在1805年，也许更早一些，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从土耳其和印度将烟土运动中国来。鸦片战争前中国政府三令五申严厉禁止鸦片输入，但是，美商仍然无视中国的法律。一位美国商人说：“我们完全无视他们的文告、禁令、警告和威胁，将其统统看成是一纸空文。”尽管到鸦片战争前，美国对华贸易额位居各国对华贸易的第二位。从1784年至1844年中美贸易逐年大幅度增长，1784年美国对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及数量中，人参473担、皮毛2600张，而到1815年则分别为2933担、115126张。增幅分别为人参520%、皮毛4300%。
然而中美贸易差额逐渐显现，中国对外贸易始终处于出超地位，拿茶叶贸易作一分析，在1784年到1815年，中国输美茶叶从3022担到53040担，增长了近16.5倍。茶叶始终在中美贸易中独占鳌头，从1784年到1841年间，中国输美茶叶金额占输美商品总额的比重平均为58.1%，最大年份为92.1%。随着贸易的发展，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前，美国在对华贸易中的逆差日趋严重。为了应付这种逆差，美国人被迫向中国市场投入大量的白银和金币。但白银的匮乏成了美国扩大对华贸易的巨大障碍，美国人找到了一种代替白银的商品——鸦片。美国商人自1806年起通过各种方式贩卖大量鸦片，牟取暴利。由于鸦片私贸易的走私方式多样，美商流入中国鸦片数量记载散见多处，美国输华鸦片的数量未可完全确数，但汪熙、邹明德两位先生通过各种材料分析统计所制成“美国输华鸦片数量”的表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表格如下）
如果说中国皇后号是中美商人经贸达成默契的起点，那么此后的鸦片贸易上，则是彼此往来密切、千丝万缕交织的最佳时期。早期和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美国商人几乎都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对美国商人来说，有着极大的诱惑力，“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勾结外商和参与非法贸易，是行商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主要的方式包庇鸦片入口和纹银出洋。虽然行商一般不公开做鸦片生意，却继续承保那些明知是装运鸦片而停泊黄埔的船只。在部分行商包庇之下，鸦片贸易由货币兑换变成现银交易，贸易地点转移到伶仃、香港等处洋面，进行制度化走私活动。1818年，保商浩官因美船“华巴士号”运载鸦片，“被罚160000两”。其他行商亦被罚款。而这仅是其中一例。
美国商人通过这种毒害中国人民，养肥了自己的鸦片贸易，使有识之士认识到：“鸦片流毒中国，近害则耗民财，远害则伤民命，贻患无穷”部分美商意识到鸦片贸易使原来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改变了性质。认为：站在占有中国这个广大市场的立足点上看待鸦片贸易，为了纯粹的眼前的利益，而使国家蒙受耻辱，这是目光短浅、破坏长远贸易的行为。部分行商也执行国家对鸦片禁运的政令，抵制鸦片贸易。据说伍秉鉴曾劝告美商停贩鸦片，广州的美国商人领袖约翰·顾盛在1821年由于受到浩官的影响，于上谕颁布后也停止经营鸦片。然而，旗昌公司却在此之后成为美国头号鸦片贩子，鸦片贸易日益猖獗。
四、有借无还：致命的商欠“蚕食环节”
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由于通过买卖货物的普通贸易过程资金的周转而借贷，由于外商贪图高利而作的放款，使得行商对外贸易中出现了行欠，或叫商欠。商欠是贸易过程中最正常不过的经济问题。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盘剥压榨，对行商的限制和对外商的无为，商欠成为外商对行商致命的蚕食方式，成为贸易过程中存在的纠结和毒瘤。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针对“乾隆朝外洋通商案”的教训，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约束外商五条例，第三条：内地商人借领外夷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为了加紧对开放的广州口岸进行控制，清政府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其中第三条：禁止内地商人向外商借资本，禁止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不久，清政府又向外商颁布九条禁令，其中第三条讲到“公行不得欠外商债务”。道光十一年（1831年）二月，两广总督李鸿宾、粤海关监督中祥奏请防夷章程八条，其中第六条：借贷夷商银两，应杜拖欠弊端也。
不管清政府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不但没有限制外商的借贷行为，反而束缚了行商追回商欠的法律途径。大部分行商因拖欠巨款而周转不灵，最终以倒闭收场，其下场亦相当悲惨。清统治者为顾脸面，丝毫不理会行行商难处，横加指责，竭力撇清行商与外商债务关系，诚如对吴昭平欠款案的处理，乾隆皇帝直接下旨给粤海关监督：“行商吴昭平揭买夷商货价久未清还，情殊可恶，应照拟发谴。所欠银两，虽将估变家产余银先给夷商收领，不敷之数各商分限代还清。但内地商人拖欠夷商银两，若不即为清欠，转致贻笑外夷。”仅仅因为怕贻笑于外夷，而使得众多行商因拖欠夷款而破产，甚至被抄家流放。当然，行商的破产还有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官吏苛敛勒索。笔者根据材料粗略制成一张行商负债情况表（见下页）。行商的破产大体上主要集中在十三行后期，行商因负债而遭遇悲惨经历。
相反，对外商欠行商款项却不加追责，为应付破产情况，政府采取保商制度和行佣金的方式，让行商对破产行商负连带责任，以偿还破产行商的欠饷和欠债。这两种方式从根本上束缚了行商的经济行为，表现清政府对外商的无能。不少行商正是因为偿还负债，成为推销洋货的主要掮客，清政府为外商追讨行商债务大开方便之门，而外国政府对行商的遭遇置若罔闻。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潘长耀丽泉行越洋诉讼讨债案。
潘长耀于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开始与英东印度公司交易，1796年（嘉庆元年）承充行商。嘉庆时期，潘长耀与美国商人做生意时，允许美国商人大量赊账，结果货物发出后，钱却收不回来，美国商人以种种理由赖账。随着赊账贸易日积月累，他不得不越洋兴讼，他利用美国商界朋友在美国索讨债款。早前几笔数目较为小的赊账通过官司，胜诉追回，后期
则遥遥无望。1808年，潘长耀将费城追讨债务之事交由威尔克斯负责。这一年，美国总统杰斐逊颁布“封港令”，直到次年3月。与此同时，潘长耀的债务人反戈一击，宣称潘长耀1805年提供给他们的茶叶质量低劣，他们向费城普通法庭提出诉讼，法院随即查封了美国21个商人手中的“潘长耀所有的货物、动产及信贷款项”，总额达50万元。查封持续到1809年5月，外商因此无法支付货款给潘长耀，潘的代理人也无法替他收债。
1814年（嘉庆十九年），潘因历年将茶叶等剩货大量赊给美商，损失100万元，潘收美国的诉讼程序及日积月累的债务困扰，不得不在1814年2月10日直接写信给美国总统麦迪逊，进行申诉，亦无下文。由此而加重了经济困难。道光三年（1823）潘长耀去世时，欠饷22528两，欠外商货款172207元，还欠东印度公司债款308565两。次年丽泉行宣告破产，其家产被查抄变卖抵押，仅能勉强偿还欠饷，商欠由行商分5年偿还。http://gdssh.blog.163.com/blog/static/17568208020110624113510/
五、总 结
中美两国在早期贸易过程中，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政策，美国采取鼓励的态度和做法，而中国却采取限制的政策，广州制度下的中美早期贸易，对两国贸易发展和商人群体影响深远。这一时期的关系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贸易增长速度非常快。1786年，第二艘美国商船“希望号”驶向中国，随后美国航船纷至沓来。从1791年到1841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了6倍，到19世纪40年代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已处第二位。
二、互补性。在失去了所有的财源，急需开辟新的市场的情况下，在刚刚走上独立，国库空虚，负债累累的情况下，美国热情洋溢地想与中国做生意。而中国对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人参、皮毛、羽纱表现出极大兴趣。
三、美商对贸易热衷积极，对中国充满好奇，同时又充满敬畏。美国人与其他欧洲人一样，被迫适应广州的商业组织，直到鸦片战争才打破。美商努力维护正常贸易秩序，做秩序下的模范商人；努力维持双方的关系，尽量在中国谨慎把握机会。“由于地理环境影响，美国到中国远航行驶，从北美东部绕道好望角或合恩角抵达广州，往返一次需要一年左右时间，在华美商遇事无法同本国政府取得敏捷的联系，因此被迫比较注意与东道国保持良好关系”。
广州中美商贸易以丝茶、棉花的合法贸易为主，以鸦片走私的非法贸易为辅。正常贸易在广州十三行行商代理下，彼此合作默契，平等磋商；鸦片私贸易，美商通过贷款放贷、维持商欠等方式绑架行商，为其走私纹银、贩卖鸦片打开方便之门。两种贸易方式交织，构成中美商人贸易的全部内容。
美商在美国政府外贸精神的鼓励下，牢牢把握商机、发展自身优势、努力拓展多种贸易渠道，一跃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第二大国。中国十三行行商，是清政府“一口通商”国策下唯一合法的中外商贸垄断组织，广州行商拥有令人垂涎的商贸垄断特权，却又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并非行商经营的庸窘、黔驴技穷，而是广州制度只能维持短暂繁华。新时期下的贸易制度只能随着新形势、新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或许中美两国商人的不同经营模式、遭遇经历是这一时期中外贸易商人的缩影，足以引人深思。
作者：广州大学专门史硕士研究生 肖楚熊
摘 要：1784年，刚刚独立的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中国，开启了中美贸易大门的第一船，带来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的重大影响。从“中国皇后号”起航至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前，是中美两国商人贸易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时期。世界上最年轻的美国及其朝气蓬勃的美商与古老而传统的中国及其贸易制度下的代理人广州行商，一开始就表现默契，随着贸易的深入，二者关系千丝万缕，紧密相连，尤其是表现在对华输出鸦片上。广州制度下，禁忌重重，因地缘的障碍和美国力量的限制，美国努力适应中国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冲破牢笼，为贸易大开方便之门。http://gdssh.blog.163.com/blog/static/17568208020110624113510/
关键词：中国皇后号 广州制度 行商 美商
一、“中国皇后号”：开启中美贸易大门的第一船
2009年11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到达上海，在复旦与中国青年交流中，把中美两国的交往上溯到1784年的“中国皇后号”远航。奥巴马提到：“不过美国与这个国家的纽带可以追溯更久远的过去，追溯到美国独立的初期，乔治·华盛顿组织了皇后号的下水仪式，这个船成功前往大清王朝，华盛顿希望看到这艘船前往各地，与中国结成新的纽带。希望中国开辟新的地平线，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奥巴马所说的1784年“中国皇后号”远航为中美贸易展开揭幕，促成这一贸易的美国各界对东方的港口有着极其渴望的念想。
东方视野：1784年，刚刚独立没多久的美国，把视线投向了东方。是什么促使美国人把视野投向了东方呢？美国人最早和中国人进行直接贸易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来自中国人保守己见，清政府认为“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另一方面，英国议会通过立法制定《航海条例》和商业税等严控北美殖民地的贸易，作为英国附属的北美殖民地，没有自己独立贸易的权力，“除了葡萄牙以外，所有渴望贸易的欧洲人都被迫从中国帆船造访的各个东印度港口获得东方的商品。”
尽管如此，还是无法抵挡人们对东方商品的需求和对贸易的渴望，大量的丁香、胡椒、茶叶、生丝等被欧洲人预定、购买。茶叶的需求增长更是惊人，17世纪80年代，北美殖民地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1760年十三州消费的茶叶有20万磅。著名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反英起义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是美国民众希望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冲破英国垄断的斗争。美国独立，英国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对新生政权进行报复，法国、西班牙等国在贸易上也采取歧视做法。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各种危机的美国，必须打破这种僵局。“如果不是独立战争结束所带来的巨大幸福感使一些人对于必将到来的经济真空持麻木态度，‘中国皇后号’起航这样一个大胆的远见可能不会那么快浮出水平。”美国迫切需要寻求新的贸易伙伴，确立直接通商关系，开拓新市场。
来自康涅狄格州格罗敦年轻的探险家约翰·莱雅德对这次远航的行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一本书《库克船长的最后一次太平洋之行》，讲述中途到过中国所见情形，他说他看到在美洲西北海岸以六便士买进的皮张（海獭皮）在广州可以卖一百元，劝说他们改行从事对亚洲的贸易。巨大的商业利润诱使不少商人跃跃欲试。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商人于1783年12月已经行动了，派出了第一艘“哈特莱”（Harriet）号，满载着人参前往中国。当途径好望角时，为东印度公司所知，他们害怕新兴的美国商人抢走英国人在广州的生意，以一磅人参换取两磅茶叶的贸易方式，将美国船上的货物全部买下来。这次贸易是失败的。
“中国皇后号”首航：1784年2月22日，正好是华盛顿52岁诞辰，由费城大商人罗伯特·莫里斯、丹尼尔·派克和纽约公司共同投资购买的“中国皇后号”商船正式启航。“中国皇后号”是一艘私掠船由改装而成的、机器发动的木制帆船。船身长约31.8米，宽约8.66米，吃水深度约4.88米，只有约360吨重。船上的人员主要有船长格林（John Green），海军出身，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商务代理人山茂召（Samuel Shaw），战功卓著，精力充沛，颇有才气。除此之外，还有副船长、木匠、医生、水手等43人，船上的货物基本上以人参、皮毛、羽纱为主，计载有人参473担、毛皮2600张、羽纱1270匹、棉花361担、香料26担等等。船离开纽约港，历时6个月来到中国的广州。8月23日，到达澳门，一周后，“中国皇后号”抵达了目的地黄埔港。
按照中国港口的规矩，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必须为自己的人和船雇佣一名担保商人，担保“中国皇后号”缴纳税款和人员的行动。“中国皇后号”选择他们认为最可依靠的商人潘启官成为担保人。完成这些之后，担保商人取出一张卸货的许可证书，十三行商人立即将货物转运到接驳船上，溯江而上运动广州。“中国皇后号”在广州停留4个月，于当年12月28日自黄埔港起锚返美。次年，1785年5月11日抵达纽约，往返共用15个月。在广州，他们把带来的全部货物都售出去，并购进了他们需要的中国土特产品——茶叶、丝绸、瓷器等。其中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瓷器962担，丝绸490匹，此外还有香料、棉布、肉桂等。这次对华贸易投资共12万美元，获利3.07万美元，利润达25%。
“中国皇后号”的远航，是中美直接贸易的肇始，一方面，对美国来说，意义十分深远，表达了他们对东方贸易的愿望和对财富的追逐，打破了英国的经济封锁，开拓了新的海外市场，开辟了中美贸易的新纪元，更掀起了美国东部沿海商人对华贸易热。1785年5月，《纽约新闻快报》的一篇报道说：“这向我们预示着一个美好的未来和广阔的经济前景，届时我们将省却那些麻烦且不必要的中间贸易……它都将激励国民仿效甚至赶超自己的商业对手，从而造福整个美国。”此后岁月里，往返中国广州的美国商船络绎不绝。仅1785年，就有5条商船前往中国，它们是从纽约港出发的“希望”号（Hope）、“实验”号和“中国皇后”号（第二次出航）、从费城出航的“广州”号（Canton），从撒冷出发的“土耳其皇帝”号（Grand Turk）。这些商船的广州之行，几乎都是满载而归的。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来说，广州大门向美洲打开，只是增添了一个贸易国家而已。但也有观点认为“亦标志着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扩展到全球各地，实现了广州与世界的海上运输大循环。”。
“对华贸易热”开始了：美国商人积极发展自身贸易优势，“美国商人早期对华贸易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通过加快船的速度, 以赢得时间辗转贩运各国货物, 以扩大利润发掘人参等本土产品, 以发展其贸易优势。”1786年1月27日，山茂召被任命为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国广州领事，同时受聘为“希望号”的商务代理人，再次踏上前往广州的航程。1787年6月，莫里斯也再次筹集资金，装备了“联盟号”快速商船，从费城出发，并第一次取道澳大利亚南端的海角远航广州，运回了超过“中国皇后号”价值5倍、高达50万美元的中国货物。到1789年底，经常往返于美中之间的商船达19艘之多。一位美国史学家描述说：“在美国每一条小河上的每一个小村落，连只可乘5人的帆船都在准备出发到中国装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美国商人对于对华贸易的浓厚兴趣。
从1784年至1843年期间，中国对美国输出的主要商品茶叶及其数量，1784年为3022担，到1843年为106957担；丝绸1784年为490匹，到1843年为4担。据山茂召记载，1789年有4艘美国船到广州贸易，在1804年到1805年增加到34艘，在1805年到1806年又增加到42艘，在1809年到1810年间为37艘。而此后每年来广州贸易的船只多少不等，在1815年至1839年间，少则18艘，多至229艘。
二、美商初印象：与广州十三行行商打交道
在清政府的广州外贸体制下，来华的外国商人被严格控制在3个地方，澳门、黄埔和广州的商馆区。澳门是“夷人聚集重地”，澳门为外国商人在与中国贸易的季节外，撤离广州而后暂居留之地。古黄埔港各国商船的停泊所、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在贸易季节，来往广州贸易的黄埔港帆樯林立，舟楫如梭。亨特曾写到：“（黄埔岛）是一个住有好几千人的市镇，他们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船运有关，充当买办、装卸工、铁匠等。”广州的商馆区则是贸易季节间外商饮食起居、储藏货物，商务活动的地方。中国有一整套严密而谨慎地外商制度和有限度的开放政策，是美商必须适应的环境。
在美商眼里，行商善于变通。虽然美国人在国旗和语言上与英国人某种程度上相似，且大多数中国人以为这些美国人与那些英国人一样来自印度。但是中国人还是知道美国人不同于英国人，代表“中国皇后号”利益的行商们想出一种手段，避免让粤海关要求他们（作为一个新加入贸易的国家）提供贡品。“他（指潘启官）为了便利所以没有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区别告知粤海关。”后来，美国商人才发现，粤海关没有重新将“海关船牌”发给“中国皇后号”，因此船不能将商品从夷馆运输到黄埔港，原来保商潘启官“在粤海关的名册上将‘中国皇后号’登记成了一艘英国港脚商人船”。http://gdssh.blog.163.com/blog/static/17568208020110624113510/
山茂召，作为此次远航贸易的关键人物，他的见闻尤其是《山茂召日记》对了解中美贸易肇始具有重要的作用。山茂召讲述了与行商的接触，对行商和粤海关官员的印象。“当粤海关监督到黄埔港检查船只装载货物的吨位时，由公行陪同，经常会漏掉三四艘船”为什么会漏掉的，是忘记了还是刻意？显然美国商人是懂得怎么一回事，便“提供一些钟表或者稀奇玩意，供粤海关监督挑选，买办会负责将他挑中的东西送到手上。”粤海关监督会问到价格，表示他不能随便收礼。行商非常懂得粤海关监督的意思，便“会开个很低的价格，大约为真实价格的1/20甚至更低，然后收下粤海关监督给的钱。对于中国的行商制度的认识和粤海关监督等官员的盘剥和种种贸易限制，美国商人是早有耳闻了。不管怎么说，行商在他们的认识中，还是比较可接受的。“中国商人以他们的方式来显示开明和大方。他们很克制自己的情绪，而且会很细心地关心他人的情绪”他们亲历的一个例子是其中有一个零售商将一件商品价格较实际降低了一半，但中国商人一如既往，“被拒绝后还每天坚持低价向我购买。我每次都会礼貌地接待他，坚持我自己的开价，最后他终于同意了。”http://gdssh.blog.163.com/blog/static/17568208020110624113510/
中国商人还会很客气地同来往的美商谈起自己对英商在贸易中的态度。“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公行的商人是些值得尊重的人，就像世界上其他国家里见到的一样……他们聪明、记账细心、守时，不过有时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不仅仅是商人。”同时期的欧洲人也认同他们的这一特征。虽然外商的种种活动受到限制，但行商还是表现出他们的好客与友好。中国商人会邀请他们到家里一同进餐，带他们欣赏他们的花园别墅。“Chowqua家的花园很大；有许多艺术品和佣人以保持花园的田园风味，有些地方还仿效大自然的风光来建造。树林、假山、石头和小瀑布都很逼真，赏心悦目。”
中美商人保持密切而良好的贸易关系。行商与美国商人的接触频繁，开阔了行商的视野。“通过地图，我们向他们介绍了美国的疆域、现状和呈增长趋势的人口。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产品能够开拓一个如此大的市场时，显得特别高兴。”在广东十三行商人中，与美国商人关系较为密切的是潘家同文行和伍家怡和行。美国人在贸易中往往因为资金不足而捉襟见肘，而中国商人总是慷慨大方地把大批剩余的茶叶和中国物品赊给美国商人。在这些贸易中，甚至是“既无收据，又无支票簿”即便是贸易数目较大，也“只在一张小小的纸片上签署该行号的大写字母。”而美国商人认为中国“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著名的行商伍浩官的怡和行与以旗昌洋行为首的美国商人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贸易关系。后来的怡和行对外贸易也交由旗昌洋行一家代理。美商向怡和行订购了大量的茶叶，辗转运往欧美的伦敦、纽约等地销售。据清朝官员1858年奏称，伍家的另一位商人伍崇曜（即伍绍荣）“有买卖生意在美利坚国，每年收息银20余万两。”。伍家与美商关系密切，伍秉鉴同美商旗昌洋行亲密无间，其茶叶外销业务几乎全部委托旗昌经理，甚至投资美国的保险业，在美投资保险业由美商代理打点。“这是同英美商业资本的勾结，而他（伍秉鉴）在外国企业的投资，则成为鸦片战争后买办商人在外商企业的附股活动的先声。”
三、鸦片私贸易：行商与美商千丝万缕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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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对于海上贸易的商人来说，是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美国人很早就参加了鸦片贸易。“美国人的土耳其鸦片贸易早在1805年，也许更早一些，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从土耳其和印度将烟土运动中国来。鸦片战争前中国政府三令五申严厉禁止鸦片输入，但是，美商仍然无视中国的法律。一位美国商人说：“我们完全无视他们的文告、禁令、警告和威胁，将其统统看成是一纸空文。”尽管到鸦片战争前，美国对华贸易额位居各国对华贸易的第二位。从1784年至1844年中美贸易逐年大幅度增长，1784年美国对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及数量中，人参473担、皮毛2600张，而到1815年则分别为2933担、115126张。增幅分别为人参520%、皮毛4300%。
然而中美贸易差额逐渐显现，中国对外贸易始终处于出超地位，拿茶叶贸易作一分析，在1784年到1815年，中国输美茶叶从3022担到53040担，增长了近16.5倍。茶叶始终在中美贸易中独占鳌头，从1784年到1841年间，中国输美茶叶金额占输美商品总额的比重平均为58.1%，最大年份为92.1%。随着贸易的发展，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前，美国在对华贸易中的逆差日趋严重。为了应付这种逆差，美国人被迫向中国市场投入大量的白银和金币。但白银的匮乏成了美国扩大对华贸易的巨大障碍，美国人找到了一种代替白银的商品——鸦片。美国商人自1806年起通过各种方式贩卖大量鸦片，牟取暴利。由于鸦片私贸易的走私方式多样，美商流入中国鸦片数量记载散见多处，美国输华鸦片的数量未可完全确数，但汪熙、邹明德两位先生通过各种材料分析统计所制成“美国输华鸦片数量”的表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表格如下）
如果说中国皇后号是中美商人经贸达成默契的起点，那么此后的鸦片贸易上，则是彼此往来密切、千丝万缕交织的最佳时期。早期和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美国商人几乎都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对美国商人来说，有着极大的诱惑力，“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勾结外商和参与非法贸易，是行商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主要的方式包庇鸦片入口和纹银出洋。虽然行商一般不公开做鸦片生意，却继续承保那些明知是装运鸦片而停泊黄埔的船只。在部分行商包庇之下，鸦片贸易由货币兑换变成现银交易，贸易地点转移到伶仃、香港等处洋面，进行制度化走私活动。1818年，保商浩官因美船“华巴士号”运载鸦片，“被罚160000两”。其他行商亦被罚款。而这仅是其中一例。
美国商人通过这种毒害中国人民，养肥了自己的鸦片贸易，使有识之士认识到：“鸦片流毒中国，近害则耗民财，远害则伤民命，贻患无穷”部分美商意识到鸦片贸易使原来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改变了性质。认为：站在占有中国这个广大市场的立足点上看待鸦片贸易，为了纯粹的眼前的利益，而使国家蒙受耻辱，这是目光短浅、破坏长远贸易的行为。部分行商也执行国家对鸦片禁运的政令，抵制鸦片贸易。据说伍秉鉴曾劝告美商停贩鸦片，广州的美国商人领袖约翰·顾盛在1821年由于受到浩官的影响，于上谕颁布后也停止经营鸦片。然而，旗昌公司却在此之后成为美国头号鸦片贩子，鸦片贸易日益猖獗。
四、有借无还：致命的商欠“蚕食环节”
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由于通过买卖货物的普通贸易过程资金的周转而借贷，由于外商贪图高利而作的放款，使得行商对外贸易中出现了行欠，或叫商欠。商欠是贸易过程中最正常不过的经济问题。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盘剥压榨，对行商的限制和对外商的无为，商欠成为外商对行商致命的蚕食方式，成为贸易过程中存在的纠结和毒瘤。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针对“乾隆朝外洋通商案”的教训，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约束外商五条例，第三条：内地商人借领外夷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为了加紧对开放的广州口岸进行控制，清政府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其中第三条：禁止内地商人向外商借资本，禁止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不久，清政府又向外商颁布九条禁令，其中第三条讲到“公行不得欠外商债务”。道光十一年（1831年）二月，两广总督李鸿宾、粤海关监督中祥奏请防夷章程八条，其中第六条：借贷夷商银两，应杜拖欠弊端也。
不管清政府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不但没有限制外商的借贷行为，反而束缚了行商追回商欠的法律途径。大部分行商因拖欠巨款而周转不灵，最终以倒闭收场，其下场亦相当悲惨。清统治者为顾脸面，丝毫不理会行行商难处，横加指责，竭力撇清行商与外商债务关系，诚如对吴昭平欠款案的处理，乾隆皇帝直接下旨给粤海关监督：“行商吴昭平揭买夷商货价久未清还，情殊可恶，应照拟发谴。所欠银两，虽将估变家产余银先给夷商收领，不敷之数各商分限代还清。但内地商人拖欠夷商银两，若不即为清欠，转致贻笑外夷。”仅仅因为怕贻笑于外夷，而使得众多行商因拖欠夷款而破产，甚至被抄家流放。当然，行商的破产还有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官吏苛敛勒索。笔者根据材料粗略制成一张行商负债情况表（见下页）。行商的破产大体上主要集中在十三行后期，行商因负债而遭遇悲惨经历。
相反，对外商欠行商款项却不加追责，为应付破产情况，政府采取保商制度和行佣金的方式，让行商对破产行商负连带责任，以偿还破产行商的欠饷和欠债。这两种方式从根本上束缚了行商的经济行为，表现清政府对外商的无能。不少行商正是因为偿还负债，成为推销洋货的主要掮客，清政府为外商追讨行商债务大开方便之门，而外国政府对行商的遭遇置若罔闻。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潘长耀丽泉行越洋诉讼讨债案。
潘长耀于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开始与英东印度公司交易，1796年（嘉庆元年）承充行商。嘉庆时期，潘长耀与美国商人做生意时，允许美国商人大量赊账，结果货物发出后，钱却收不回来，美国商人以种种理由赖账。随着赊账贸易日积月累，他不得不越洋兴讼，他利用美国商界朋友在美国索讨债款。早前几笔数目较为小的赊账通过官司，胜诉追回，后期
则遥遥无望。1808年，潘长耀将费城追讨债务之事交由威尔克斯负责。这一年，美国总统杰斐逊颁布“封港令”，直到次年3月。与此同时，潘长耀的债务人反戈一击，宣称潘长耀1805年提供给他们的茶叶质量低劣，他们向费城普通法庭提出诉讼，法院随即查封了美国21个商人手中的“潘长耀所有的货物、动产及信贷款项”，总额达50万元。查封持续到1809年5月，外商因此无法支付货款给潘长耀，潘的代理人也无法替他收债。
1814年（嘉庆十九年），潘因历年将茶叶等剩货大量赊给美商，损失100万元，潘收美国的诉讼程序及日积月累的债务困扰，不得不在1814年2月10日直接写信给美国总统麦迪逊，进行申诉，亦无下文。由此而加重了经济困难。道光三年（1823）潘长耀去世时，欠饷22528两，欠外商货款172207元，还欠东印度公司债款308565两。次年丽泉行宣告破产，其家产被查抄变卖抵押，仅能勉强偿还欠饷，商欠由行商分5年偿还。http://gdssh.blog.163.com/blog/static/17568208020110624113510/
五、总 结
中美两国在早期贸易过程中，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政策，美国采取鼓励的态度和做法，而中国却采取限制的政策，广州制度下的中美早期贸易，对两国贸易发展和商人群体影响深远。这一时期的关系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贸易增长速度非常快。1786年，第二艘美国商船“希望号”驶向中国，随后美国航船纷至沓来。从1791年到1841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了6倍，到19世纪40年代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已处第二位。
二、互补性。在失去了所有的财源，急需开辟新的市场的情况下，在刚刚走上独立，国库空虚，负债累累的情况下，美国热情洋溢地想与中国做生意。而中国对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人参、皮毛、羽纱表现出极大兴趣。
三、美商对贸易热衷积极，对中国充满好奇，同时又充满敬畏。美国人与其他欧洲人一样，被迫适应广州的商业组织，直到鸦片战争才打破。美商努力维护正常贸易秩序，做秩序下的模范商人；努力维持双方的关系，尽量在中国谨慎把握机会。“由于地理环境影响，美国到中国远航行驶，从北美东部绕道好望角或合恩角抵达广州，往返一次需要一年左右时间，在华美商遇事无法同本国政府取得敏捷的联系，因此被迫比较注意与东道国保持良好关系”。
广州中美商贸易以丝茶、棉花的合法贸易为主，以鸦片走私的非法贸易为辅。正常贸易在广州十三行行商代理下，彼此合作默契，平等磋商；鸦片私贸易，美商通过贷款放贷、维持商欠等方式绑架行商，为其走私纹银、贩卖鸦片打开方便之门。两种贸易方式交织，构成中美商人贸易的全部内容。
美商在美国政府外贸精神的鼓励下，牢牢把握商机、发展自身优势、努力拓展多种贸易渠道，一跃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第二大国。中国十三行行商，是清政府“一口通商”国策下唯一合法的中外商贸垄断组织，广州行商拥有令人垂涎的商贸垄断特权，却又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并非行商经营的庸窘、黔驴技穷，而是广州制度只能维持短暂繁华。新时期下的贸易制度只能随着新形势、新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或许中美两国商人的不同经营模式、遭遇经历是这一时期中外贸易商人的缩影，足以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