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血竭胶囊:干部成长的最优路径

干部成长的最优路径

   干部成长“普通”与“特殊”路径的并行，既保证了干部流动的稳定性，又打破了貌似合理的刻板常规

   当29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周森锋当选湖北省宜城市（县级市）市长时，刚过而立之年的梁均达任广东省封开县县长已整整一年。

   近年来，随着各地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国的官员队伍里涌现出了一批超出常规的“稚嫩”面孔。这些“快道超车”的人材增强了队伍活力，也丰富着干部成长的秩序。

   当“按部就班”的传统路径开始破冰，制度设计者的认识水平和执行魄力也接受着时代考验。如今的干部培养是否存在普遍规律？怎样的成长路径才适应理论与现实的需要？怎样的制度环境才有利于干部脱颖而出？

经验当先“渐进型”仍为主流

   相比梁均达，殷昭举的年龄稍长，晋升的速度则更快。2008年7月，这位广州市白云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参加了“双百公选”，在36岁的年龄获任中山市副市长。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出现在重要岗位上，干部的成长路径再次成为关注焦点。而这种关注也使部分“体制中人”产生了疑虑，如果想要晋升，自己是应该从点滴做起，还是期待一步登天？

   殷昭举的从政经历其实并不单薄。在他的履历上，有一条清晰的“科级——处级——厅级”主线。“能够通过‘公选’，最大的帮助来自这几年的摸爬滚打和工作积累。”殷昭举说。

   2008年，广东省委组织部对省内市、县级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于近日发布了一份题为《优秀主要领导干部成长模式及其影响因素探析》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用以探索年轻干部的成长规律。

   据统计，在广东各地市现任的党政正职中，81%经历过常务副职或下一级部门正职岗位锻炼，有一半以上经历过县级党政正职岗位锻炼。《报告》通过比较分析指出，优秀主要领导干部大多经历多岗位实践锻炼和多层次教育培训。

   从比例上可以看出，从基层做起，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渐进型”干部，仍然是官员队伍的主流。按《报告》的观点，这类干部经过多岗位实践锻炼，有基层和中层领导工作经验，领导能力和知识积累扎实、系统。

   而从群众观点来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仍是多数人对官员的现实期待。国家行政学院的一项干部调查显示：“联系群众的能力”得到绝大多数受调查者的认可，成为当前党政领导干部最需要的核心能力之一。

   基于这样的认识，广东在干部任命和选拔过程中，普遍遵循着经验当先的“渐进型”策略。广东省委组织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对近年交流到欠发达县市任职的200名年轻县级党政副职，已提拔69人担任县级党政正职；在2005年集中选拔的3300名厅处级后备干部中，65%已提拔使用。

   无论是现实数据还是理论分析，“经验值”仍是考量干部成长处于何种阶段的主要标准，这显然部分消除了一些干部对自己年龄和晋升机会关系的无端猜测。

   “对担负一方全面工作之责的干部而言，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各个岗位的锻炼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专栏作家马光远表示，“这可以尊重一个人按照既定的制度进行升迁的努力。”

“快道超车”突破常规晋升职务

   干部成长最常见的路径是逐级提拔。而根据相关规定，本科毕业进入机关的干部晋升至正厅级职务，理论上最短时间也要15年。依正常晋升，一个人担任处级、厅级和部（省）级干部时年龄大都分别近40、50和60岁。

   从某个人、某个局部地区来看，50多岁的人完全可以做好县长、市长，甚至由于经验丰富，比年轻干部做起来更顺手。而与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存在着“最佳年龄段”一样，《报告》指出，主要领导干部大多在43岁左右进入“最佳使用期”，素质、能力、经验达到峰值，“行政效益”事半功倍。

   显然，对照现实的官员晋升图谱，“渐进型”成长与“最佳使用期”并不完全吻合，不利于重要领导岗位对人才的需求。“逐级提拔”背后的较长周期，很难保障干部在最佳年龄段进入一定岗位，损耗着干部的潜能，也可能磨灭进取的意志。

   而这场效益与秩序的博弈背后，凸显出干部成长的又一条重要路径。《报告》在综合广东7489名领导干部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发现：主要领导干部在其成长的某个阶段，往往会突破常规晋升职务。

   一些已被“政务公开”置于阳光下的数据，正在支撑着上述结论。广东省目前的38名地级市党政正职中，有破格提拔经历的达20人；241名县级党政正职中，“超车族”同样超过一半。

   随着干部队伍“梯度化”建设的加快，《报告》的结论既是对干部成长路径的归纳，同样可以作为人才选拔的指南。部分“70后”“80后”干部的一鸣惊人，显然与这一理念延伸的制度设计有关。

   为使年轻干部尽快走上主要岗位，广东在近年的实践中逐渐肯定了“突破常规提拔”的必要性，并设置了相应的“超车道”。去年7月，广东公布了省市联合公开选拔100名年轻干部的公告，普遍要求年轻化，其中报考省管职位要求在40岁以下，珠三角五市市管职位要求在35岁以下。而这一明显挑战传统“成长周期”的公选，让最终入围者中的52人得到了“破格提拔”的待遇。

   “按照目前的干部选拔机制，走正常程序，年轻干部要脱颖而出相对比较困难。通过公选，干部可以‘小步快跑’，有的甚至可以越级提拔。比如上面提及的这次公选，有的干部从副科一下子提拔到副处，也有从副处一下提到副厅的，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佛山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评价。

   而据今年3月召开的中央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座谈会透露，全国将重点培养万名以上35岁左右的处级干部，其中将有相当大的比例进入县市正职，“快道超车”仍会继续。

关键是形成“公平公正的组织生态”

   客观上看，干部成长“普通”与“特殊”路径的并行，既保证了官员流动的稳定性，又打破貌似合理的刻板常规，无疑具有深刻的指向意义。

   但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干部的破格、越级提拔已走入常态，但类似“29岁的市（县）长”“43岁的省长”等话题仍受到社会的高密度关注，一石总能激起千层浪。

   事实上，让公众对“最年轻”三个字格外敏感的，是对超常规提拔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的担忧。据人民网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网友并不在意周森锋、梁均达们的年龄，而是关心冲破旧秩序的能量，到底来自背景，还是实力。

   类似的疑问，不仅来自民间。“客观上看，大批年轻干部职务的迅速上升，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与个人过人的才华和能力并无直接关系。”反腐理论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这样表达自己的担忧。

   在理论上，优秀领导干部的成长是自身条件和客观环境共同造就的结果。《报告》就此提出，积极、有效的组织行为和公平公正的组织生态是优秀主要领导干部成长的客观条件。

   显然，广东探索干部的成长规律，绝非透露“升迁”的内幕，或者“晋级”的秘诀，而是在此基础上设立各种公平的竞争性平台，为“官道”设立规矩。

   如果梳理广东突破常规提拔干部的主要特征，就会发现，其实质在于规范遴选标准、扩大监督力度。为了保证公信度，广东分别在2003年和2006年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破格提拔和越级提拔实施办法》以及《关于党政领导干部破格和越级提拔办理事项的补充规定》，对破格越级提拔工作进行规范。而去年“双百”公选的每个环节、每个步骤的评委都由三部分人组成，累计超过1万人参加评委工作；参选人则要参加三轮总计十场考试。

   从公选开始的广东干部选拔，逐渐削弱了“伯乐”的影响力，而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来依法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这种不断深化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让选人用人权在阳光下运行，使那些坚持科学发展、注重民生、以人为本、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有机会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

    保证优秀干部脱颖而出，需要“普遍”与“特殊”的有机结合。广东省委组织部近日透露的信息显示，相关的履职经验将成为干部畅通晋升的绿色通道，即便是越级提拔的干部，也要适当扩大挂职锻炼、跟班学习范围。鼓励上下级机关之间、系统内部之间、不同经济区域之间互派干部挂职锻炼等。

   “干部通过艰苦和复杂的实践考验，有同等机会‘例外’而又规范地脱颖而出，这就是‘公平公正的组织生态’的存在意义。”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陈鸿宇教授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