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达生态园:中国苏联的十年论战:中苏从联盟走向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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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论的缘起
赫鲁晓夫并不死心,他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又提出要求中国在亚洲搞个类似经互会的东西,也被中国领导人所拒绝,中国不想让别人捆住自己的手脚,而致力于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赫鲁晓夫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以增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砝码这一战略意图之间存在矛盾。
另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两人之间也未能建立起良好私人关系。两个人的文化素质、思维方式存在很大差别。作为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把中国的独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作为大俄罗斯民族的一员,赫鲁晓夫潜意识中的大国主义不断显露,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这种差异不能不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两国的关系。
很显然,中苏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产生原因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苏方强调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破坏法制、镇压无辜,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个人性格的多疑;中方反对把斯大林的错误只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在指出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的同时,也指出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等思想方法和理论方面的错误。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中国领导人也持保留态度。总之,苏共二十大埋下了中苏两党分裂的种子。
1956年波匈事件平息后,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正利用苏共二十大掀起反苏反共高潮,而苏联领导人软弱无力,中国共产党应该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不仅要顶住这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而且要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写成的,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而定稿的。全世界议论纷纷的斯大林问题仍是文章论述的主要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评价,因此,对斯大林要做认真分析,毛泽东指示: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明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明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要讲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拣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注:吴冷西:《忆毛主席》第27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体现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文章发表后,苏联立即把它译成了俄文,由著名的播音员向全国广播,并数次播放。《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实承上委婉而又明确地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观点。由于当时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处境都比较困难,不能不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因而没有对这篇文章提出异议。
中国苏联的十年论战:中苏从联盟走向彻底决裂(2)2009-03-31 15:36:12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波匈3国。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针对当时苏联与波兰间的紧张关系,周恩来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提出了诚恳的批评,他指出1956年10苏联"调动苏军,兵临华沙,对当时的波兰施加了军事压力,这是行不通的,不符合兄弟国家之间关系准则。"访问结束时,中苏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关系也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赫鲁晓夫对此很不满,他后来向毛泽东抱怨说周恩来是在教训他。
1957年11月,即苏联十月革命节40周年之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云集莫斯科,就国际形势,加强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团结,以及国际共运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同行的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高级领导人隆重接待了毛泽东一行,并且安排中共代表团住在克里姆林宫,毛泽东住的则是过去沙皇的寝宫,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则大都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
1957年11月14日~16日和16~19日先后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这两个会议上都作了即席发言,他的发言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他盛赞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他说,现在世界了分成两大阵营,对抗的两大阵营,谁的力量更强大,算一下吧。"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5100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你有1万万吨钢,牛皮吹得多么大呀。""苏联发射了卫星, 这个意义很大,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持久和平了。"毛泽东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5、296、291页。)
针对有些党不愿再提以苏联为首,毛泽东指出:"我们面前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是有一个为首的,如果我们是分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只有革命的经验而无建设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大国,在经济上是小国。我们半个卫星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有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我建议还是以苏联为首,苏联是个已经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有可能被人家吞掉。......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是全副武装的。"(注: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625-627页。)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赞扬苏联和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高兴,但毛泽东所提的以苏联为首,并不是听凭苏联颐指气使,毛泽东所说的"为首"只是个会议召集者的角色。对苏共事先草拟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莫斯科宣言》)草案只提和平过渡,未提非和平过渡,而且把和平过渡仅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本主义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中共代表团明确反对这一观点,并对宣言提出了修正草案,为了进一步陈述自己的观点,中共代表团还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提纲》。中苏两党经过反复讨论、协商,并征得兄弟党代表团的同意,使《宣言》得以通过。该《宣言》实际上是中苏两党观点妥协与调和的产物。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原草案相比,《宣言》做了两点重大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了非和平过渡的道路;二是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多数的同时,又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本来,关于如何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应该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实践中加以解决,而不必由其他党来干涉,但是它却成了中苏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影响了两党和两国间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中苏关系的恶化是从赫鲁晓夫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开始的。1958年4月18日, 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由中苏合资在中国建立特种长波收发报无线电台,以便他们与在远东的太平洋舰队联系。6月12日,中国政府答复同意建台, 但是必须由中方承担一切费用并拥有全部主权,苏联以贷款的方式帮助,并提供技术援助,建成后中苏两国可以共同使用。赫鲁晓夫对此不满,并不甘心。7月21日,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向毛泽东提出苏联的另一项建议:苏联的沿海自然条件不利于充分发展核潜艇舰队,要求利用中国沿海的良好条件建立中苏共同舰队。毛泽东对苏联的建议十分反感,他严肃地问尤金: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搞?......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中国苏联的十年论战:中苏从联盟走向彻底决裂(3)2009-03-31 15:36:12
"取消4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是赫鲁晓夫同志, 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我们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这次提所有权的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会谈中双方对战争、对苏共20大的看法也有分歧。赫鲁晓夫访华并没能修补中苏之间的裂痕。
1958年8月台湾海峡出现危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处于战争边缘状态。苏联深恐会引起世界大战,从而把苏联牵扯进来,影响美苏的缓和进程,当得到中国领导人保证不会牵连苏联后,苏联政府于9月7日和19日两次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反对美国的战争威胁。
1959年9月30日,刚刚结束访美的赫鲁晓夫到达北京,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这是赫鲁晓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由于前述种种原因,赫鲁晓夫受到中国领导人礼节性的、不很热情的接待。在这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与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还发生了口角。 !
这次会谈不欢而散,赫鲁晓夫被冷淡的送走了,双方没有发表任何公报。赫鲁晓夫途经远东回莫斯科,10月6日, 赫鲁晓夫在苏联远东的海参崴发表讲话,又影射中国"象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理智的。"中国领导人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于1960年4 月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3篇文间,以铁托为靶子, 实际上不点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诸如和平过渡、和平共处、战争与和平问题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具有普遍性,不应该把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与一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危险就存在,帝国主义战争会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也会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条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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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论战的焦点问题
现在看来,中共把赫鲁晓夫定性为"修正主义者"这个立论基础就是不对的,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但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反对斯大林其中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是,破除个人迷信,从大镇压的恐怖阴影中走出来,是当时苏联社会的需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在方式上存在问题,但他提出这一问题本身是得到苏联人民欢迎的,这也是赫鲁晓夫能战胜对手,走向权力顶峰的一个原因。我党领导人与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孤立地看待斯大林问题,没有把斯大林问题与体制问题联系起来,所以,在中国出现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同时,苏联也重蹈了个人迷信的覆辙。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双方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争论集中在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爆发,在核时代战争的前途如何。在理论上双方都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也有制止的可能,但双方的侧重点不同。
赫鲁晓夫上台后,改变了苏联长期坚持的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之说。他认为,帝国主义是产生战争与侵略的土壤,但是,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加上爱好和平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国际无产阶级和所有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粉碎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图谋。苏联强调制止战争的可能,特别是在核时代,爆发世界大战,不会有胜利者,极有可能是同归于尽。战争过后,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从肉体上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即使还有存活者,也是活人羡慕死人。(注:《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3年1月16日), 《人民日报》1963年2月22日。)因此, 苏联在与美国的对抗中以不发生核战为限,在古巴导弹危机时主动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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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苏关于斯大林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的争论与各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战略相关的话,那么双方争论中的和平过渡问题则是两个都想当共运领袖的大党在为别的共产党制定方针政策了。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强调暴力革命的普遍性,苏共则强调议会斗争与和平过渡的必要性,而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并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采取什么方式、走什么道路并不是由中苏两党所能决定的,而只能由实践来解决,中苏两党是在进行无谓的争论。
三、值得吸取的教训
中苏由联盟走向分裂,打破了国际共运中苏联的至尊地位,结束了国际共运中苏联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论战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它对中苏两国的内政都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相比之下,给中国造成的消极影响更大,而苏共与中共的论战,对于克服其党内的保守倾向,坚持20大路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苏论战造成了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影响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中苏论战是在"马克思去世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中苏论战中虽然夹杂着意识形态的斗争,但实质上还是国家利益的冲突,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正如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所说的:中苏两党从60年代中期起关系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4-295页。)
回顾30多年前的这场大论战,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主要有:
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首先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其所在国的党和人民,其他党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就斯大林而言,他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他领导苏联近30年,苏联人民有权对斯大林做出自己的评价,至于这种评价是否合适,其他国家的学者可以去研究。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今天看来,其并非妄言,而我党当时竟认为赫鲁晓夫在把罪名强加于斯大林,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总结的那样:"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事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更为可惜的是,当苏共试图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时,我们全盘肯定斯大林,又把斯大林的错误重新实践了一遍,中苏大论战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二、在大论战中,中共捍卫自己的独立与主权是正确的,但在反对别人强加于自己的同时,却也想强加于人,则是不正确的。中共要求苏共接受我们的战争与和平观念、接受我们关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看法,要求苏联改变20大路线,亦有干涉内政之嫌,大大损害了我国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在共运大分裂时期,站在中共一边的党是少数。中共对战争、暴力革命的强调,被当成好战的力量,造成了不良的国际影响。
三、时代在发展和变化,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在实践中认识和发展,应该允许各党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探索,各国的情况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也不一样,不能强求划一,以我划线。
四、无论是制度相同的国家,还是制度不同的国家,都应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发展国家间的关系。友好协商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论战这种激烈的方式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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