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骑士传说2:《首富真相——黄光裕家族的财富路径》

《首富真相——黄光裕家族的财富路径》（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地展现了黄光裕及其家族长达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揭秘了这个家族从一贫如洗到富甲天下的财富路径，同时详细披露了黄氏兄弟被拘查事件的前因后果，深入探讨了如黄光裕一样草莽中生长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原罪由来和未来去向。

　　　1.出身草莽

　　从汕头市普宁县铜盂镇，沿着泥泞的道路再向西走上约4公里，有一个叫凤壶的村庄。凤壶村有三个自然村，曾厝是其中的一个小村庄。这就是黄俊钦、黄光裕兄弟的出生地。

　　1969年5月，凤壶村曾厝一户曾姓人家，一个叫黄俊烈的男孩降生了。在俊烈之上，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的哥哥，名叫俊钦。在俊烈之下，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名秀虹，比俊烈小4岁；小妹名燕虹，比俊烈小6岁。

　　虽然现在黄光裕已名扬天下，但他国内身份证上的名字仍然用的是黄俊烈，只有在香港的身份证件上才用黄光裕这个名字。后有好事者穿凿附会，称他的名字十分富贵，含“黄金万两、光芒万丈、富裕万代”之意。

　　在波美村，多数的村民都是黄姓。据调查，黄光裕的爷爷以前是波美村的地主，在村里地位相当显赫。在1950年代初土改时，他们家的土地财产都被没收了，黄光裕的父亲黄昌义作为“地主崽子”自然受到了歧视与欺负。从小受到歧视的黄昌义，于12岁时躲到了凤壶村，投靠了村里的一户曾姓人家，学习榨取柿子油出售赚钱。此后，他和曾家的女儿曾婵贞结婚并在凤壶村曾厝定居下来。

　　据当地知情人介绍，黄光裕母亲曾婵贞祖上曾经是泰国有名的侨商，生意做得很大，开了很多店铺，贩卖布料、糖、鱼、豆等，在泰国显赫一时。黄光裕母亲后来曾骄傲地对别人说：“我们老祖先以前在泰国的名气，跟我们孩子现在在北京的名气一样大，在泰国谁要挂我们家的招牌，他的生意就会火起来。”

　　不过，在当时，黄家是最贫困的一户人家。黄的父亲收入微薄，一家六口人挤在不足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隔壁就是猪圈。在那个经商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的疯狂年代，年幼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在默默地接受着另外一种教育——母亲经常给他们讲一些祖辈做生意的故事，那份曾有的富有和荣光，对他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84年秋，农忙季节。田野里，大人们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黄俊烈和妹妹一边互相嬉笑着，一边用一个大竹筐把晒干的谷子抬往自家院里。突然之间，两人不知为什么吵了起来。男孩一时火起，丢下竹筐就上前给了女孩一巴掌。这下坏事了，女孩的鼻血“哗”地一下子流了出来。男孩吓得手忙脚乱，一边忙着止血，一边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女孩……

　　一年后，也就是1985年10月10日，这个叫黄俊烈的男孩就开始外出闯天下。为了博个吉利和好运，他把名字改成了黄光裕，取“前途光明、财富充裕”之意。想不到，此举竟让他在以后的经商生涯中一帆风顺。2004年10月12日，“胡润百富榜”公布，年仅35岁的黄光裕一跃成为中国大陆首富，拥有个人资产105亿元人民币。他从一个穷人变成一个最富的人，仅仅用了19年时间。等到2008年10月7日“胡润百富榜”公布的这一天，黄光裕的个人资产已经飞速膨胀至430亿元人民币，并第三次登上了首富宝座。

　　1991年，这个叫黄秀虹的女孩也来到了北京，帮助哥哥打理生意，现在已是鹏润投资董事长，数年的历练让她成为了中国家电连锁零售行业中举足轻重的人。很多年以后，兄妹俩偶尔还会回想起当年的那次小冲突。其实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平时连吵架都未曾发生过，那次算是唯一的一次。

　　谈起现在的事业，黄秀虹觉得自己其实一直是在辅助哥哥，就像小时候两人齐心协力抬着竹筐往前走一样。但让她意外的是，后来也发生了数次意外“受伤”事件，“受伤”的人却不再是自己，而是声誉正隆的二哥黄光裕。

　　2.家族影响

　　除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以外，对这个家族有至关重要影响的，还有宗教信仰和一些朴素的乡村习俗。

　　在黄光裕出生的铜盂镇上，便有一座闻名粤东的佛教古刹——灵山寺。灵山寺创建于唐代贞元七年（791），创建人叫大颠禅师，是禅宗南宗六祖惠能的三传嫡孙。据记载，大颠禅师“门人传法者，众至千余人”。

　　当年韩愈因“排佛”被贬，到了潮州后便很快与高僧大颠结成好友，两人过从甚密。而大颠禅师93岁在灵山寺无疾而终后，留下了一个千年未解的“舌镜之秘”——在圆寂100年以后，人们打开了他当初坐化的大缸，发现唯余一块硬舌根和一面铜镜。

　　另外，在铜盂镇上还有一座乐善善堂。据当地地方志记载，它创建于清咸丰年间，与普济庵连为一体。善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做了不少善举，新中国成立后停办，1980年又恢复善务，1984年在旅外侨胞捐助下进行修缮扩建。黄光裕兄弟成为首富家族后，也参与到了当地的慈善事业之中。

　　但对黄光裕兄弟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天主教。与中国的许多商人不同，黄光裕像其他潮汕人一样，对政治表现出了相对的冷漠，并没有加入任何政治团体。他曾经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即使我想入党，我认为自己也不合格，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的家庭有长期的天主教传统，已经有好几代了。

　　在穷困中挣扎的黄家人，同样选择了上帝作为自己皈依的对象。黄光裕一家是村内的首批信徒，四兄妹均受过洗礼。

　　黄光裕的父亲成年累月在外面奔波，经常是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于是母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在黄家兄弟姐妹的成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

　　在《105亿元传奇——黄光裕和他的国美帝国》一书中，曾婵贞被描述为一位勤劳、坚韧而又充满乐观情绪的母亲。她认为，只要为这个家去做贡献了，即使再穷、心里再痛苦，可每当听到孩子在叫妈妈的时候，看到他们笑的时候，看到他们会坐了、会爬了、会走路了，看到他们慢慢长大了，这就是做母亲的最大安慰。

　　信奉天主教的母亲，牢牢记住了《圣经·缄言》中的一句话：“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母亲对四个子女从小就进行自己所奉行的金钱观教育。她告诉孩子：钱，就是一张纸，可能是很有用的，也可能没用。你把纸币揉碎了，扔在地板上，就跟一张废纸一样。但是，你如果把100块钱用好了，就有可能变成1000块、10000块。

　　母亲在家做手工活的时候，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常常利用放学后的空闲时间帮她一起做。母亲便手把手地告诉他们，做一件东西可以换回多少钱，让他们记下用劳动可以换回多少金钱。等这些东西换回来钱了，母亲又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没有这种努力就得不到钱！

　　母亲对子女家教甚严，但她从来不打骂孩子。有时气极了，也最多嚷一嚷，或者非常严厉地教训一通。

　　当两个孩子长大了，准备到外面世界闯荡时，母亲虽然十分担心，但还是没加阻拦，并向他人借来高利贷给兄弟俩做本钱。

　　黄秀虹觉得，整个家庭之所以没有被贫困压垮，全赖母亲对子女们的正确教育。与两位哥哥一样，黄秀虹一出生便接受了洗礼，而这份信仰也在引导着她。黄秀虹对笔者透露了她的人生终极目标：那就是在成为一名商界的知名女性企业家后便退下来，集中时间和精力去办一家慈善机构，希望自己能成就一番类似于德兰修女的事业。

　　事与愿违。随着2008年底黄光裕和黄俊钦被警方调查，黄秀虹不得不匆促上阵，于2009年2月13日接替其二哥黄光裕担任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挑起家族企业的大梁。她的人生规划恐怕得因此延迟了。

　　据香港某杂志报道，信仰天主教的黄家，在富甲天下之后，曾慷慨解囊，在家乡捐资盖过教堂。数年前，黄家捐款400万元，在凤壶村兴建了一座教堂。另外，据潮阳电视台报道，2006年的时候，在黄光裕父亲黄昌义的出生地西胪镇，曾婵贞也带头捐助共筹得资金240多万元，对原西胪天主堂进行了重建。

　　3.倒卖电器

　　少年时期的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出农村，到城市里面找口饭吃。当时，农村孩子想走出去常见的有这两条途径：读大学或去当兵。但这两条路对兄弟俩而言都不现实，他们不得不寻找另外的出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政策还处在探索试验阶段，一切还不是很明朗，但“地下经济”却已经冒着随时可能“踩雷”的危险蓬勃发展起来。广东开风气之先，很多当地人都投入了经商的浪潮之中。　　

　　从小把野心如硝药一样封存在心里的黄光裕，还未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之中。1985年，黄俊钦和黄光裕怀揣着家里千方百计筹措来的4000元钱，开始出门闯天下。那一年，黄俊钦19岁，刚刚高中毕业，黄光裕16岁，连初中都没读完。黄光裕跟着大哥第一次去内蒙古，是1985年的10月10日。

　　刚开始做的是倒卖电器的生意。兄弟俩背着大旅行袋，装满了收音机、电子表之类的东西，从广东背到北方去卖。当然，有时还倒卖非常紧俏的电视机。那时做这种生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倒卖商品在当时还是属于“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是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所以，她母亲在家里成天提心吊胆，害怕两个儿子出事。

　　不幸的是，担忧后来竟真的变成了事实——大哥黄俊钦不久便出事了。那次是在呼和浩特，黄俊钦和另外一个人带了2000块钱左右的货过去卖。也很凑巧，那个伙伴那天突然得了急性肠炎，跑到医院看病去了，结果警察把黄俊钦一个人给逮住了。警察指着那堆东西问黄俊钦，这些货是谁的？黄俊钦沉默了片刻，承认货都是自己的，一个人全部顶了下来。后来，东西被没收，人也被扣押起来。父母亲在家里听到这个消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相隔千里，仍然费劲全力到处托人疏通关系。

　　屋漏偏遭连夜雨。黄俊钦父母两人后来不但没有帮上自己儿子的忙，最后反而把自己也给牵连了进去。

　　一天，黄俊钦母亲从别人店里好不容易赊来了一些酒菜，专程把乡长等当地干部请到家里来吃饭。这些人刚开始并没有声张，表面上答应帮他们家一把。但酒过三巡后，这些人便发话，说菜不够，要黄俊钦母亲再炒些菜来。于是她母亲又只得跑出去想办法赊买。

　　等女主人一出门，这些人就把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叫来了，以协助调查的名义，把黄俊钦的父亲控制起来。那天黄秀虹正好走在上学的路上，走着走着就觉得心情特别沉闷，慢慢地竟迈不开脚步了。她回头一看，两个警察架着她父亲走了过来！黄秀虹一下子吓傻了，马上撒腿就往家里跑。

　　家里的警察正在翻箱倒柜地搜查，最后把家里所有带锁的物件都撬开了，却连一分钱都没发现，只得摇了摇头走了……黄秀虹站在一边目睹了整个过程，这一幕在她的脑海里成了抹不去的记忆！

　　最后，黄俊钦在呼和浩特被拘押了81天才出来。巧合的是，他被放出来的那一天，正好是自己父亲被抓起来的那一天。更凑巧的是，黄俊钦的父亲也被当地公安机关扣押了81天才放出来。

　　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却成了黄家的转折点。在奔波的过程中，一家人深深体会到人情冷暖。让全家人最为感激的是，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不少人还是伸出了援助之手。黄光裕大姨的孩子认识一个在镇里很有关系的有华侨背景的朋友，当这位朋友听说黄家的情况时，竭尽全力无私帮忙奔波，并且没有花黄家一分钱。两家还因此结下友谊，以后又一起合办了一家工厂。

　　20年后，当兄弟俩都“名满京华”时，媒体对他们当初这一段闯天下的经历充满好奇，甚至加以原罪的质疑，他们对此也一直讳莫如深，不愿多提。黄秀虹对笔者坦言：“谁也不愿意冒这么大风险去走这条路，但是当时确实是被整个环境所迫，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去冒险了。”

　　黄光裕最近一次回到这个自己出生的小村子，是在2008年11月11日。《财经》杂志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段场景：“当时汕头召开一个招商引资大会，黄照例是警车开道，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到村里转了半个小时就绝尘而去。”

　　3.倒卖电器

　　少年时期的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出农村，到城市里面找口饭吃。当时，农村孩子想走出去常见的有这两条途径：读大学或去当兵。但这两条路对兄弟俩而言都不现实，他们不得不寻找另外的出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政策还处在探索试验阶段，一切还不是很明朗，但“地下经济”却已经冒着随时可能“踩雷”的危险蓬勃发展起来。广东开风气之先，很多当地人都投入了经商的浪潮之中。　　

　　从小把野心如硝药一样封存在心里的黄光裕，还未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之中。1985年，黄俊钦和黄光裕怀揣着家里千方百计筹措来的4000元钱，开始出门闯天下。那一年，黄俊钦19岁，刚刚高中毕业，黄光裕16岁，连初中都没读完。黄光裕跟着大哥第一次去内蒙古，是1985年的10月10日。

　　刚开始做的是倒卖电器的生意。兄弟俩背着大旅行袋，装满了收音机、电子表之类的东西，从广东背到北方去卖。当然，有时还倒卖非常紧俏的电视机。那时做这种生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倒卖商品在当时还是属于“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是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所以，她母亲在家里成天提心吊胆，害怕两个儿子出事。

　　不幸的是，担忧后来竟真的变成了事实——大哥黄俊钦不久便出事了。那次是在呼和浩特，黄俊钦和另外一个人带了2000块钱左右的货过去卖。也很凑巧，那个伙伴那天突然得了急性肠炎，跑到医院看病去了，结果警察把黄俊钦一个人给逮住了。警察指着那堆东西问黄俊钦，这些货是谁的？黄俊钦沉默了片刻，承认货都是自己的，一个人全部顶了下来。后来，东西被没收，人也被扣押起来。父母亲在家里听到这个消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相隔千里，仍然费劲全力到处托人疏通关系。

　　屋漏偏遭连夜雨。黄俊钦父母两人后来不但没有帮上自己儿子的忙，最后反而把自己也给牵连了进去。

　　一天，黄俊钦母亲从别人店里好不容易赊来了一些酒菜，专程把乡长等当地干部请到家里来吃饭。这些人刚开始并没有声张，表面上答应帮他们家一把。但酒过三巡后，这些人便发话，说菜不够，要黄俊钦母亲再炒些菜来。于是她母亲又只得跑出去想办法赊买。

　　等女主人一出门，这些人就把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叫来了，以协助调查的名义，把黄俊钦的父亲控制起来。那天黄秀虹正好走在上学的路上，走着走着就觉得心情特别沉闷，慢慢地竟迈不开脚步了。她回头一看，两个警察架着她父亲走了过来！黄秀虹一下子吓傻了，马上撒腿就往家里跑。

　　家里的警察正在翻箱倒柜地搜查，最后把家里所有带锁的物件都撬开了，却连一分钱都没发现，只得摇了摇头走了……黄秀虹站在一边目睹了整个过程，这一幕在她的脑海里成了抹不去的记忆！

　　最后，黄俊钦在呼和浩特被拘押了81天才出来。巧合的是，他被放出来的那一天，正好是自己父亲被抓起来的那一天。更凑巧的是，黄俊钦的父亲也被当地公安机关扣押了81天才放出来。

　　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却成了黄家的转折点。在奔波的过程中，一家人深深体会到人情冷暖。让全家人最为感激的是，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不少人还是伸出了援助之手。黄光裕大姨的孩子认识一个在镇里很有关系的有华侨背景的朋友，当这位朋友听说黄家的情况时，竭尽全力无私帮忙奔波，并且没有花黄家一分钱。两家还因此结下友谊，以后又一起合办了一家工厂。

　　20年后，当兄弟俩都“名满京华”时，媒体对他们当初这一段闯天下的经历充满好奇，甚至加以原罪的质疑，他们对此也一直讳莫如深，不愿多提。黄秀虹对笔者坦言：“谁也不愿意冒这么大风险去走这条路，但是当时确实是被整个环境所迫，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去冒险了。”

　　黄光裕最近一次回到这个自己出生的小村子，是在2008年11月11日。《财经》杂志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段场景：“当时汕头召开一个招商引资大会，黄照例是警车开道，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到村里转了半个小时就绝尘而去。”

　4. 创办国美电器店

　　在内蒙古待了一个月以后，黄光裕对此地开始感到有点厌倦。他觉得，广阔的内蒙古人烟稀少，不够繁华，于是询问大哥黄俊钦，有没有更好的选择？黄俊钦想了想，回答道：“太原、上海，还有北京。”黄光裕拿出地图一查，发现北京果然很大，应该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了。于是他带着几百块钱，一个人跑了过去。这一年他17岁。

　　一年后，在这个很大很大的地方，黄光裕和大哥黄俊钦一起创办了小小的国美电器店。

　　兄弟俩常常想起母亲小时候给他们讲的一个《圣经》故事：有一位主人要出门远行，临行前给了自己两个奴仆每人一块钱。等到主人回家，第一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我的一块钱，我还没动，怕弄丢把它埋在地下了。主人听了大怒：我把钱给你，你却不拿出来用。你是个又懒又蠢的恶徒！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了我一块钱，我觉得不能把您留下的东西全吃光了，就找了点小生意做。主人听了很高兴：你能用一块钱赚出这么多钱，而且还不损失家里原有的财产。于是，主人处罚了那个把钱藏在地下的仆人，却重奖了用钱生钱的那个仆人，并让他掌管更多的事情。

　　这个故事让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俩明白一个道理：人要努力工作，用好手头的钱，去赚更多的钱。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看得起你。果不其然，十几年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中国首富家族。

　　1986年，天空中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息。在做了一些小生意后，黄光裕决定赌一把大的。千思万找后，他瞄准了服装行业。他决定孤注一掷，把自己在内蒙古和来北京最初几个月做生意赚的几万块钱全部拿出来，从广东订了一批服装。想不到的是，很少亏本的黄光裕，这次却彻底搞砸了。

　　死马当活马医。自己卖不动，黄光裕便想办法找人代销。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找到了一家位于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的名叫“国美”的服装店，服装店分上下两层，总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因为不用预付款，卖不掉还可以退还，没有一点风险，服装店的负责人乐意帮这个忙，于是让黄光裕在店内找了个角落挂上了他的积压服装。

　　来来往往之间，黄光裕便和服装店负责人熟悉了。因为这个服装店生意也不是特别好，店主想把它承包出去。黄光裕一听到这个信息，心里便开始活动起来，他正想找一个据点让自己从“行商”变成“坐商”。

　　但黄光裕拿不定主意，也没有谈判的经验，于是把尚在外地的大哥黄俊钦请了过来。1986年10月底，黄俊钦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和服装店负责人进行了谈判。最后兄弟俩决定冒一次险，用东借西贷的3万多块钱，把这个店面盘了下来。

　　1987年1月1日，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的国美服装店正式开张营业。这也标志着两人正式创业迈出了第一步。

　　因为对服装不太内行，所以刚开始两个月内，店里边卖服装还边卖电器。到1987年3月，兄弟俩干脆把它彻底转型成电器店。至于那批滞销的服装到最后干脆发给员工当工作服了。

　　黄光裕闯入了一个正面临重大变局的行业。中国于1978年引进了第一条彩电生产线，1984年国家计划定点生产。在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实行定点生产的同时，老百姓购买都需要凭票，整个产业处于供不应求甚至短缺的状况，因此冰箱和洗衣机产业备受推崇，甚至每年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提起冰箱和洗衣机产业的发展状况。

　　在国有电器商场一统天下的80年代末，私营电器店想取得一席之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黄氏兄弟还得费尽脑汁才能在“居，大不易”的京城生存下来。

　　关于创业，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黄俊钦在呼和浩特出事后，黄家和那位曾帮助过自己的朋友合伙办过一个无线电厂，专门生产扩音器之类的产品，也赚了一些钱。但后来，两兄弟觉得自己的个性还是不太适合搞产品的生产、开发，更适合从事商品流通领域的生意，于是又开始出门寻找机会。

　　至于创业的原始资金，至今仍是一个谜。按黄光裕后来的说法，当时创业时手里已经有了十几万元的资金，这笔钱无非有这样几种来源：一个是借贷；一个是贩卖小电器、开工厂等积累的本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可以肯定的是，黄家最初的4000元是靠借贷而来的。

　5.遭遇“倒春寒”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黄氏兄弟在创业初期，不但谋划周密，而且又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到1987年11月24日，黄氏兄弟开了第二家门店。1988年5月和12月又分别开了两家。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美迎来了家电零售业的转折期。

　　经过数年的调整和增长，中国经济在1988年再次驶入了危险地带。随着轻工产业的迅速发展，物资供应日益紧缺，推行了4年之久的物价双轨制越来越显现出它的负面影响，一些人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暴利。据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一年，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类公司达2万家，其中很多是专门从事物资倒卖的皮包公司。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在年初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星费翔演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而这把火将当年的中国物价烧到了狂热状态。

　　当年10月，中央开始调整策略，提出了“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1988年的“物价闯关”引起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被视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这也让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损的人们开始产生一种心理失衡，认为改革造成了社会不公、好处都被“官倒”占去了。

　　黄氏兄弟自然在这一年的抢购风中乐开了花。当时家用电器消费旺盛，特别是彩电供应尤为紧张，价格在一天之内能够上涨数次，一台400元的彩电涨到2000元照样购者如潮。各个彩电零售商家被热浪冲昏了头脑，开始大量囤货。黄氏兄弟也将他们当时能够调动的现金全部用来囤货。

　　然而，等国美的库房全被电器塞得满满时，黄氏兄弟突然出自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于是率先放水甩货，以比市价低得多的零售价把库存商品清理一空。等1989年的寒潮来临时，很多家电零售商遭遇了灭顶之灾，国美却意外地逃脱了厄运。

　　对于私营经济来说，1988年是真正取得合法地位的一年。当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转瞬之间，中国经济从热气腾腾的1988年进入到寒冷肃杀的1989年。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20万家私营企业减少了一半多，这个数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刚刚创立两年的国美电器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曾经被抢购的家用电器，一下子变得无人问津。另外，国美的数家门店也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被关、很多货物被抄走，黄俊钦再次被拘查，黄光裕则被逼得在外面东躲西藏。黄氏家族遭遇了第二次重大危机。

　　至于被查的原因，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据资料分析，最大可能的是两种原因：一个是涉嫌偷税漏税；一个是有贩卖走私家电之嫌。而这两点，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私营企业的普遍问题，算得上两宗典型的“原罪”。

　　偷税漏税是这年经济领域的治理整顿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从1989年5月便开始重点普查私营企业的税收情况，普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个体户偷税漏税情况非常严重，占到企业总数的80%”；而整顿的第二个重点是对国有体系外的新兴企业进行清肃，打击与国有企业争夺生产资料的“恶劣行径”，而新兴的家电行业是重中之重，被视为“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

　　在原材料受到严格控制的当时，众多企业只能通过“倒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倒爷”的途径无非是两条：一个是通过权力，把计划内的原材料搞出来，再卖给计划外的企业；另外一个则是大量走私的成品或配件。也就是在这一次整顿中，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受到了严重惊吓——1989年4月，广东警方查处了一起走私案，顺藤摸瓜找到了联想门上。柳传志只得向领导求援，最后以罚款300万元了结。

　　6.兄弟分道扬镳

　　经过三年的跌跌撞撞，国美电器终于生存下来，他们已经在北京开了好几家新的门店。1992年，黄氏兄弟几家电器店的销售额已经近2亿元。就在生意红红火火进行的时候，1992年底，黄氏家族发生了一件大事：曾经一起创业、同甘共苦的黄俊钦与黄光裕兄弟两人，却因为志趣各异，最终分道扬镳。

　　黄氏兄弟的聚合，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热点。据鹏润内部人士讲，“只有在事涉利益的时候，双方才会坐到一起谈一谈。”是什么原因，令兄弟俩的关系从天涯咫尺变成咫尺天涯呢？

　　一种说法，是因为两人的产业理想和商业观念渐行渐远。具有商业眼光的大哥黄俊钦，敏锐地抓住了房地产这个中国最暴利行业的脉搏，在1991年就开始介入。

　　黄俊钦属于那种干一行钻一行的“技术迷”。在盖鹏润大厦时，黄俊钦已经对建筑设计研究得十分透彻，并亲自上马操刀，通过自己的设计，节省了很多空间，大大提高了利用率。

　　1992年，从海南刮起的房地产热浪席卷全国，让黄俊钦更是沉醉其间。据国美旧臣李俊涛介绍，约在1992年的时候，大哥黄俊钦开始对电器行业产生了疲倦之心，却对房地产、资本运营、IT等行业兴趣渐浓，于是黄氏兄弟正式分家。当时，黄俊钦名下还分到了几家电器店，黄俊钦把这几家电器店改名为“恒基电器”。

　　大约在1996年前后，黄俊钦把精力更多地投向了房地产业，对恒基电器无暇多顾，导致恒基电器的经营日渐衰落。黄俊钦干脆彻底了断，把仅存的两家门店转给了弟弟黄光裕。黄光裕后来说：“黄俊钦的想法很不错，他现在做IT、房地产、资本运营三块。我们纯粹是两家公司了，没有什么捆在一起的东西。我们各自的市场定位、发展方向和经营方法，都已经截然不同，应该说是两个趋势。”

　　其中一种说法，分家是为了家族企业的多元化。对于兄弟分家，李俊涛给出的解释是：“树大要分杈，这样树才长得更茂盛一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兄弟俩还都做一块儿的话，那就不好了。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嘛。1993年以后，兄弟俩一个侧重于电器，一个侧重于房地产，呈现一个多元化的趋势。”

　　还有一种说法是，一山难容二虎。在1993年以前，国美电器由兄弟俩合作经营，黄俊钦主要负责全面的管理，黄光裕则侧重市场业务方面。黄光裕开拓市场的“利器”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和一辆不起眼的三轮车。他常常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去调查市场行情，有时还推着三轮车将货物扛回来。但志高心大的黄光裕，不可能永远“甘居人后”。

　　不过，对兄弟俩存在矛盾之说，黄光裕却作了否认：“我们哥俩之间又不会争什么，从不为钱、为权去争，而且当时两人也都不想出名。”但黄光裕也坦言道：“企业不容有两个领导，因为总会有一些漏洞让人钻空子。”

　　不管缘于哪一种原因，兄弟俩最终分了家，而且分得很干脆、很彻底——黄光裕分到的是国美的牌子，以及一部夏利车和几十万元的现金，其他的全归黄俊钦。

　　黄氏兄弟今日的关系冷淡，恐怕少不了当年点点滴滴矛盾的累积。《财经》杂志报道：“其间，时时可遇早期民营资本介入房地产开发时面临的诸多障碍，并经历着严重的资金缺血。一位曾就职国美电器高层的知情人告诉《财经》，兄弟两人在鹏润大厦建设时期发生激烈争执，一度反目。鹏润大厦系黄俊钦所建，黄光裕购买其中一部分，但迟迟未向哥哥支付楼款。他当时实在没钱，非常艰难，而黄俊钦也很缺钱。”

　　两人关系紧张时，甚至叫来保安互相对峙。黄光裕在2005年接受笔者采访时，对此解释道：“当时鹏润大厦一人一半，底下人为了一些小事吵起来，是保安们不懂事，怎么会扣到我们的头上来！我们之间矛盾是有的，那是很正常的事情，该争的时候就争嘛，但不存在伤害感情的问题。”

　　有人把这话理解为黄光裕故作姿态。其实不然。事实证明，兄弟俩在分家后，还时常进行合作,正如并排矗立在北京朝阳区霄云路路口的新恒基大厦和鹏润大厦一样，兄弟俩不管曾经有多生分，但两人的根是连在一起的。

　　 7.爱情来临

　　1991年，黄光裕18岁的大妹妹黄秀虹成为了一名外来妹。但她显得与众不同——众多外来妹都是纷纷南下广东打工，而她却逆流而上，从广东汕头老家北上来到了北京；众多外来妹出去打工都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但她在北京城内却有大哥黄俊钦和二哥黄光裕，而且两人已经成为拥有数家电器零售店的小老板。

　　黄秀虹学的是会计，于是在国美从一般的财务人员做起，1995年开始升任国美电器西四分店店长。黄秀虹说：“不会因为我是老板的妹妹，就一定要有个好的职位，我很高兴我可以从底层做起。”因为有了这个平台，黄秀虹的能力得到了迅速提高——从刚开始面对财务报表时的手足无措，到后来逐渐学会妥善处理每天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

　　2004年，黄秀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透露了她当时的巨大压力：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她经常彻夜难眠，好多个夜晚，她虽然已经回到家里，闭着眼睛躺在了床上，但仍然觉得自己仿佛还在办公室内，大脑中所有的细胞仍在高速运转，想着那些千头万绪的公事，有时一个问题一想就是好几个夜晚。黄秀虹说：“别人做不好还情有可原，但我做不好就不行，我必须要做到比别人更好，谁叫我是黄光裕的妹妹！”

　　在刚到北京那段忐忑不安的日子里，一个男孩闯进了她的生活。当时国美电器还在创业初期，企业的规模不是很大，所以公司一些重要的职位都是回到广东老家去招人。这个男孩在一次招聘中进入了国美。他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由于聪明能干，很快就得到了赏识，成为财务方面的负责人，早几年公司使用的财务系统软件都是由他主要负责做起来的。

　　由于工作关系，两人有很多机会在一起，慢慢地就产生了好感。两人的恋爱经历没有太多悬念，在相识一两年后的1994年，21岁的黄秀虹嫁给了25岁的他。婚后两人很快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小家庭度过了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也许在黄秀虹的脑海里，和一个可靠的人在一起，然后结婚、生子，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但后来的发展却事与愿违，这是后话。

　　几乎在同时，国美另外还有一段爱情在萌芽。1993年，黄光裕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北京姑娘杜鹃。杜鹃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当时任中国银行信贷员。据知情人介绍，那个时候的信贷员对于业务能力要求很高，这样的人才总量是很少的，所以杜鹃称得上智慧与美貌并重。

　　那一年，黄光裕刚和大哥黄俊钦分家，正处在事业的关键转折点上。既漂亮能干、又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工作单位的杜鹃，无疑让年轻的黄光裕为之心动；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黄光裕，却有着聪明的头脑和可贵的进取心，这也让杜鹃不得不为之侧目。

　　当时的黄光裕分家时得到一辆夏利车，这辆车自然成为他承载当年爱情幻想与事业理想的最佳工具。据知情人透露，黄光裕虽然会开车，但一直没有驾照，自从爱心被杜鹃俘虏后，他更没办法集中精神开车，有一次甚至差一点被交警逮住。于是，找一个驾车技术好、熟悉北京路况、人老实听话而且年轻身体好（偶尔可以做做搬运工）的司机，成为黄光裕的当务之急。

　　有一个人完全符合黄光裕这些“苛刻”的条件，那就是一个叫张志铭的年轻人。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这绝对是一个私人司机的最佳人选：中专学历，籍贯北京，1970年2月出生，1984年至1986年在北京市塑料工业学校学习，1986年至1991年在北京苹果园木器厂工作，1991年至1993年在北京市金龙出租汽车公司当司机。他不但长相佳、品行端，而且老实听话、勤奋肯干，让黄光裕甚是称心。

　　8.招募大将

　　1994年，也就是在张志铭进入国美之后一年，黄光裕的二妹——年仅19岁的黄燕虹也来到了北京。她最初在国美当出纳，在财务方面完全是自学成才。

　　在黄燕虹来到国美不久，黄光裕便把自己的司机张志铭调到最基层的门店去干活。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平常的接触中，黄光裕意识到张志铭是一个人才，所以开始重点培养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张志铭已经不能专心为自己开车了，他的心思已经慢慢转移到自己的二妹黄燕虹身上去了。

　　1993年，在黄光裕开始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又招聘了一些人，其中几个人以后成为了黄光裕得力的左臂右膀，他们在国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除了张志铭和之前进入国美的李俊涛，另外还有何炬和华天等人。

　　李俊涛1986年7月至1988年7月在广东兴华无线电厂工作，于1988年7月至1989年12月，在北京一家叫亚华的电脑公司工作。1989年12月，他被黄氏兄弟招至麾下，历任业务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1992年底，因为做电器这行太久了，李俊涛也想换换口味，跟黄俊钦去做房地产，但最后在黄光裕的盛情挽留之下，随着黄俊钦名下的恒基电器又一起转到了国美电器。

　　何炬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曾于1990年8月至1992年3月在中国船舶研究院担任干部，1992年6月至1993年8月在厦门太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职，从1993年9月起进入国美。在为国美效力的十余年中，作为黄光裕曾经的得力干将之一，在国美的全国扩张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后来最大的贡献，是把国美的制度建立起来。

　　黄光裕对手下的严苛是出了名的，但在谈到张志铭、李俊涛、何炬、华天等国美高层管理团队时，他的态度先抑后扬，表现出了一种欣赏之情：“虽然这几个人在能力上还有些欠缺，但这谁都有，他们也有几个条件：一、敬业精神非常好；二、非常有眼光、有胆量；三、非常勤奋；四、从来不封闭自己；五、从岁数来讲，非常恰当。他们对这个企业是非常有感情，也非常了解的，根基非常扎实，是从基层到上面，整个企业的流程他们都做过来了，都努力过了。”

　　也许是黄光裕太过于强势和喜怒无常，他手下这几员大将在企业内数度沉浮，有一种被“如来佛”的手掌把玩的无奈。有的人甚至在负气出走后，还会遭到黄光裕的无情“追击”和打压。

　　1993年是黄光裕的本命年。中国有一句古话：“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如果本命年走背运，则以后到处是关口、满眼皆门槛、霉运到家；如果本命年走顺运，则以后一顺百顺、红运当头、势不可当。

　　黄光裕命硬且好，有幸成为了后者——他想找一个好老婆，却“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天生的投资专家；他想找一个好司机，还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管理专家；他念及亲情，想为两位妹妹在公司里安排一份工作，仍然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她们不但不是累赘，反而是独当一面的人才……

　　如果说黄光裕是一个赌徒，那他真是一个手气奇佳的赌徒。三段爱情和几员大将，在黄光裕的本命年一起涌现。他们以后都对国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份本命年的红运，将照亮黄光裕整整15年的行程。

　　9.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回胡润总算把他揪出来了。”当大哥黄俊钦的名字出现在2004年胡润的百富榜上时，黄光裕笑称。与弟弟黄光裕后来声名鹊起相反，大哥黄俊钦的曝光率一直几乎为零。

　　新恒基大厦和鹏润大厦并排矗立在北京朝阳区霄云路路口，有着相同的建筑外观、相同的蓝色玻璃幕墙，只不过新恒基大厦的体积和高度远远小于鹏润大厦。这也象征着兄弟俩截然不同的个性和风格——一个低调、一个张扬。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哥黄俊钦的能耐和实力比黄光裕小。2005年年末，黄光裕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当问到“兄弟俩到底谁更有钱”时，黄光裕回答：“他比我有钱，只不过他没有上市罢了，他产业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在20世纪90年代初，兄弟俩都一致看好暴利的房地产业。1992年，大哥黄俊钦脱身而去，而小弟黄光裕也差点把国美电器卖掉专心从事房地产开发。但让黄光裕意外的是，“卖不掉”的国美后来成就了他的大业，而房地产项目却一直麻烦缠身。

　　这正应了那句古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接下来的1995年和1996年，对中国的家电、计算机等产业，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这也直接影响了国美这种新兴的家电连锁企业，并导致了它的转型。

　　在1995年前后，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1994年，第一部以分账方式引进的美国大片《亡命天涯》，给了中国观众以全新而强烈的感官刺激，其后，美国大片在中国影坛称霸数年之久。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韩流行文化在大陆汹涌泛滥，甚至一度压倒了盛行一时的港台流行文化。但让人费解的是，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中国家电、计算机等产业的国产品牌开始迅速崛起，欧美、日韩的跨国品牌却几乎全线溃退。

　　在平衡掉对手倪光南后，柳传志开始畅通无阻地推行他的“贸工技路线”。为了从跨国品牌中突起，柳传志给杨元庆下达的任务是：必须把成本降下一半。以民族计算机工业旗手自负的柳传志，对此举充满了悲壮意味：“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价格战的成果在短短半年就显现了：1995年7月，在中国市场个人电脑销售十大公司排名中，联想是唯一上榜的国产品牌，排名第5位；到该年年底，联想和长城已经高居第一和第二，进入这个排名中的国产品牌已经达到6个。

　　TCL的李东生成了中国家电国产品牌的“敢死队长”。当时，北京各大商场的黄金展台都被日本品牌占领，李东生却率先“发难”，与商场签订“保底协议”抢占有利位置，然后以低于日本彩电2/3的价格开战。他以同样悲壮的口气说：“与外国兵团较量，TCL集团公司要做产业报国的‘敢死队’，我李东生就是‘敢死队长’。”数月后，TCL从狭缝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在北京的销售量压倒所有家电品牌而坐上了头把交椅。

　　四川长虹的倪润峰则继续他“价格屠夫”的本色。1995年，倪润峰赋予长虹“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崇高使命，并亲自披挂上阵，从1996年3月26日开始，所有长虹品牌彩电在全国61个城市的150家大型商场大幅降价，让利幅度达18%—30%。到年底，长虹的市场占有率从22%激升至35%。1997年，长虹的销售收入更是高达188亿元，倪润峰本人也达到了中国企业家政治地位的最高峰——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成为英雄是偶然的，靠的是运气；成为英雄也是必然的，因为有敏锐的嗅觉。黄光裕两者都具备，在家电连锁销售领域称雄一时成为自然之事。

　　事发偶然。《黄光裕传奇——国美商战实录》一书记载了当时有意思的一幕——

　　1996年，国产品牌家电在国营商场热销的火爆气氛也影响到了国美门店。一位店经理向黄光裕请示：“有些客户点名要买长虹牌的彩电，咱们是不是也进几台试试呢？”黄光裕表示：“既然有人愿意买，那就进吧。”

　　于是，国美电器审慎地购进了几十台不同型号的长虹牌彩电，按照一台加价几十块钱的原则，顺手就给批发出去了。最后，还剩下二十几台25英寸的大彩电，他们准备拉到店里摆上柜台试销。

　　结果，货物刚一拉到位于王府井商城的国美电器专卖店，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搬运工刚刚把彩电搬进营业大厅，许多顾客就围了上来：“嘿，长虹彩电！”顾客们一边围观，一边就发话了：“你们也别往库房里搬了，我们一人一台全包了。”见国美的店经理没有反驳的意思，顾客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跑到柜台收款处开票去了。就这样，根本没费多大的工夫，十几台“长虹”牌的国产彩电就顺利地出手了……

　10.成功转型

　　彩电抢购事件对国美的震动很大，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原来，卖国产彩电也是可以赚到钱的呀！”黄光裕立即召开高层决策会，对这一情况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在这次会议上，国美的决策层达成了一个共识：“销售国产家电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了，应该赶快调整战略，变单一地经销进口家电为进口与国产并重的策略。”

　　1996年，国美果断转身，开始向合资品牌上转移，在国产品牌上做铺垫和尝试，1997年仅仅一年时间，国美经销的进口品牌削减到30%，国产品牌升到70%。

　　其实，促使黄光裕转型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1985年和1989年的两次事件，让他始终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危机感，随着事业的壮大，让他对安全感的期待日益加剧。1996年的顺势转型，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让黄光裕一举摆脱了涉嫌投机倒把、贩卖走私电器等“原罪”。

　　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国家对走私的严厉打击，在客观上也帮了国美一个大忙，让黄光裕彻底没有了走私家电威胁的后顾之忧。黄光裕事后感慨地说，“要不是朱总理严打走私，国美差点没办法维持，又得回去走老路了。”这正应了邓小平那句话：“人的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

　　当国美1997年完成由出售进口电器向出售国产或合资电器的转型后，它也开始了进货渠道的革命。国美率先以包销、定制、招标等形式，绕开中间商，直接向上游制造厂商进货，开始了商家与制造品牌单对单的直接代理。而这一做法大大降低了采购成本，更使国美的低价优势得到加强，同一品牌的同款产品往往比传统大商场便宜不少。这无疑给了传统商场一记重拳。1997年，对北京的市民来说，去国美电器买家电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几乎所有传统商家都有一个感觉：国美是在以近乎亏损的价格销售家电产品。国美通过实现较大的销售量，来获得厂家给予的返点奖励。随着国美议价能力的增强，国美对家电厂商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进场费、上架费、店庆费、广告赞助费……多如牛毛的收费令厂家苦不堪言，这也成为国美与很多厂家之间尖锐矛盾的源泉。但黄光裕依然故我，认为家电厂家离不开国美，家电厂家更应该做的是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而不应对国美的利益分割要求产生不满。

　　虽然有个别厂家实在受不了国美的“压榨”，愤而宣布与国美决裂，但绝大部分厂家，还是严重依赖国美这个越来越强大的销售渠道。从与国产家电合作的那一刻起，国美的产品线也迅速从彩电领域扩展至所有的家电产品线，并逐渐将手机、电脑以及其他数码产品也纳入进来。成功的销售使国美有能力开越来越多的店，而越来越多的店进一步增加了国美的分销能力，越发成为厂家求之不得的销售渠道。

　　后来很多专家指出，1996年前后，本土家电企业集体性地错过了一个“改变历史的机会”。当时，这些企业已经靠价格战击败了早先靠品牌优势而获得先机的跨国品牌，夺走了大量的市场份额，企业的士气和效益都处在最佳时期，但大家都没有抓住时机进行核心技术的开发，而是陷入了更为惨烈的价格内战之中。正是从1995年之后，家电业产销量在不断扩大，但利润率却直线下降，直至今天降到薄如刀片的1%—3%。

　　据笔者观察分析，这一时期的中国家电混战，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形容恰如其分。国美正是这只紧跟其后的“黄雀”，通过及时的跟进和渠道整合，在最佳的时间点上进行了卡位，从而最终夺取了“螳螂们”经过惨烈价格战而赢得的胜利果实。这一年，有一本书很火，那就是《中国可以说不》。也是从这一年起，黄光裕开始积蓄力量，在不久以后对高高在上的家电厂商们大声说不！

　　1995年2月，美国《福布斯》杂志首次发表了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首富是靠养鹌鹑起家的刘永好兄弟。当时，榜单上还看不到黄光裕的名字。但9年后，这份中国富豪排行榜将迎来它历史上最具影响力、也最为轰动的首富——黄光裕。

　　其实，黄光裕的这份殊荣，早在1996年就已经注定了——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这一年的成功转型；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这一年前往香港认识了“金牌壳王”詹培忠。詹培忠当时任香港立法局的议员，后来在帮助黄光裕运作国美电器在香港上市过程中起到了启蒙和助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