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历史决议》突出毛泽东的原因

1945年《历史决议》突出毛泽东的原因   [摘要]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中共成立二十四年来的历史，着重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其更显著的特征是全面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领导地位，把他作为中共成立二十四年来正确路线的代表树立起来。之所以如此，既是党内斗争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内斗争现实的需要。另外，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也是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成果。《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肯定了毛泽东在党史上的伟大地位和作用。那么，为什么《历史决议》要把毛泽东放在如此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突出呢？这是与当时国内外的各种因素分不开的。今年是《历史决议》通过60周年，作者不揣冒昧，拟就当时《历史决议》突出毛泽东的原因作初步剖析。
    
    一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在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才得以确立的，“党在自己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页）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几经挫折。虽然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磨练，自身不断成熟，但却经历了“一右三左”的巨大冲击，即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三次“左”倾错误。王明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共几乎到了失败的边缘。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中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大革命时期，他就以自己独特的眼光放在农民运动上，并先后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是最先把革命的重心放在农村，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先后写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论证了红色政权将会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下去，并初步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思想。但由于当时左、右倾思想占统治地位，毛泽东不但本人收到排挤，其正确的思想也被贬为“狭隘的经验论”。
    
    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这一历史阶段中，毛泽东逐渐确立了自己在军事、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地位。
    
    （一）军事上领导地位的确立。遵义会议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长征途中召开的。会上，周恩来作了报告，对错误的军事路线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会议指明了方向。他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王稼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等的支持，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并领导军事。但会后常委的分工，毛泽东仍然只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周恩来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陈云：《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第8页）
    
    红军继续北上会合后，张国焘在妄图分裂红军、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驱动下，又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发起了进攻。毛儿盖会议后，红军分成左右两支军队北上。但张国焘率领的左陆军在到达阿坝地区后，按兵不动，要中央和右陆军南下。左陆军在南下途中损失惨重，未能打开局面。这时，中央红军北上到达陕北，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辉煌胜利。北上的胜利，粉碎了张国焘的所谓“中央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的谬论，全军一致拥护中央的领导。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2月7日，统一的中央军委组成，毛泽东任主席。至此，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权威才得以真正确立。
    
    （二）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和洛川会议，正确解决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维护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充分说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历史转折关头的领导能力。然而，这种正确地领导却因共产国际代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的回国，受到干扰和破坏。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会议）。王明作了报告，批评了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解决民主和民生问题，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是放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由于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出现的，所以他的话带有很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组织上的权力受到削弱。王明把持长江局，俨然是“第二中央”，任意发号施令。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一度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有一次，李维汉去看毛泽东，毛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

王明等人的干扰，破坏了党内的思想统一，出现了抗战初期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给革命造成了危害。1938年9月，在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肯定了一年多来毛泽东领导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性，指出“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41，334页），“坚持保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41，334页）这样，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得以维护和确立，从此他的核心领导地位在党内确立起来。
    
    （三）统一思想的确立。在思想理论方面，毛泽东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但当时却未被认同，反而因“本本”读的少，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还在遵义会议上，凯封就曾狂妄的对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多看了些《孙子兵法》！”（《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这些难听的话深深的刺激了毛泽东，他决定搞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店”来。到了延安，毛泽东发愤苦读，充实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找到了从理论上清算“左”倾错误的依据，写出了大量长篇的、系统的、高质量的理论著作，以独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在此时达到了成熟。
    
    刘少奇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军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第336－337页）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载入党章。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至此，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承认，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最终取得胜利，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伟大的历史领袖来自革命斗争实践，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党的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呼唤毛泽东，中国革命给予毛泽东充分展示才华的广阔天地，中国革命造就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因此，此时的《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无可争议的历史地位。
    
    二
    
    《历史决议》之所以突出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当时国内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国际环境。这种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内部加强团结，实现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集团，仍然坚持一党专政及反民主反人民的立场。他们一方面对日本继续采取避战观战为主的政策，把抗战的胜利的最后希望完全寄托于英美苏等国际力量，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力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准备抢占抗战胜利果实，以求在战后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于是，他们先后于1939年底和1940年初、1940年底到1941年初制造了两次反共高潮，又准备在1943年上半年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3月，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伪造和篡改中国的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反对共产党的民族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它侮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灭共产党。国民党还大量出版其他反共反人民的书籍和刊物，大肆镇压和扼杀进步文化。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国民党顽固派利用这个时机，大肆散布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同时，蒋介石调动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准备围攻陕甘宁边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制造反共舆论和进行武装挑衅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发动宣传进行政治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的大规模进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来进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的《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陕甘宁边区举行了3万人的大会，呼吁紧急动员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浪潮在还没有发展为大规模武装进攻的情况下就被制止。

 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坚持下来，但这种残酷的国内斗争形势也对中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有一个自己毫无争议的政治领袖，有自己的统一的思想。“在这个时期中，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重要论断，并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版，658页）这样，整风运动后期，突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正像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的长篇发言：“《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和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挂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子七十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版，672页）
    
    三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外部影响，也是《历史决议》突出毛泽东历史地位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建立起来的。在党的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后，作为它的一个支部，不仅思想上受到共产国际的很大影响，组织上也得受它的一定约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也做过不少错误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各种政治上以至组织上的重大问题时，常常不能不考虑共产国际的态度这个因素。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会议第一天，由王稼祥作了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由其是朱毛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传达到：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版，515页）王稼祥传达的这些共产国际的指示极为重要，不但肯定了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而且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打破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夺取领导权的企图，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页）
    
    1943年5月，共产国际依据当时的形势自行解散。这一条件进一步为中共独立自主的解决党内问题，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当翻译师哲将国际解散的来电送给毛泽东时，他兴奋的说：“他们做的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从此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放开手脚，对党的历史进行彻底总结，批判历次左右倾错误，树立自己正确路线代表的地位和形象。另外，苏共的《联共（布）党史》对中共的《历史决议》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8年，《联共（布）党史》出版两个月后，在延安日报上开始出现对他的介绍。1941年，为加大宣传而发行到十万余策，中共中央对它进行了高度评价，称其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对国际共运的总结”。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联共（布）党史》通篇充斥着歌颂列宁、斯大林的语句，并强调了历次路线斗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总结，也多是以论带史、论从史出。这些不能不对中共的《历史决议》产生严重影响。
    
    四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突出，当然也离不开毛泽东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
    
    整风运动自始至终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作为主要内容。到1943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检讨党的历史问题，着重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这样，以王明为首的留苏人员被当成教条主义者加以批判，以周恩来和彭德怀为首的根据地领导人被当作经验主义者加以批判。“绝大部分的干部和平普通党员，那时都贴上了‘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的标签。”（王明：《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而毛泽东被当作苏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则被当作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都得到了明显的突出。
    
    《历史决议》是以毛泽东草稿为基础写的，又经过了他本人的多次修改才最终确定。“从1945年春开始，毛泽东在这个抄清件上亲自动手修改，从目前查到的资料看，他至少参加修改了7次。”（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又进行了几次修改。这在中共党史上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决议》之所以如此突出毛泽东的功绩和历史地位，既是党的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现实斗争的需要，还受到了共产国际外部条件的影响。这个《历史决议》彻底清算了党的历史，树立起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这个决议严重突出夸大了个人作用，也为建国以后的个人崇拜和长期左倾错误埋下了伏笔。（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博士研究生，文章首发于《党史博采》2005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