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渗透特征的政治分析

宗教渗透特征的政治分析

孙浩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就，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西方敌对势力以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遏制我国的作用逐渐减弱，非传统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宗教渗透即是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和谐的国内国际环境是不可缺少的，而宗教无论在维持国内稳定局面还是在营造友好国际氛围方面都有重要作用。由于宗教是人类文明中最为错综复杂的现象之一，从来都是紧密交织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实体之中，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认识宗教渗透的基本特征，如何将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宗教渗透与正常的宗教交流、宗教传播区分开来，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抵御对策等等，就作为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从理论高度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可操作性的提出宗教渗透的基本特征，无疑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出发点，也是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核心课题。
    一、政治恶意性是宗教渗透的核心特征
    宗教是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传统文化模式和具有现实渗透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各种政治势力都可以借助宗教把自己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理念传播出去，在更大范围内发生影响。对于我国来说，宗教渗透就是敌对势力以宗教交流、传播为掩护，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借口，使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西方社会渗进来，透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土壤中并将其逐步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占领和控制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消融和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和同化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干涉宗教事务，破坏祖国统一，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宗教渗透是政治活动而非宗教活动，政治恶意性是其最核心的特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遏制战略失败之后，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积极培植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反对力量，利用宗教对抗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此实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是他们的惯用伎俩。此外，西方国家还操纵罗马天主教皇，任命反政府的宗教人士为红衣主教，为思想渗透奠定宗教组织基础。在美国的控制和操纵下，罗马天主教皇先后在东欧各国任命反政府的宗教人士为主教，如波兰的格莱姆普、民主德国的麦斯纳、苏联拉脱维亚共和国的瓦伊渥茨、南斯拉夫的库哈里等反政府的宗教人士先后被任命为红衣主教，他们在苏东剧变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8年罗马天主教会在梵蒂冈创立了通讯社，并发行自己的新闻公报，频繁举行记者招待会，不断扩大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影响。受西方支配的罗马教皇还携带西方的阴谋计划，亲自到社会主义国家传道布施，推销资本主义的“政治多元化”理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任职以来，梵蒂冈对东欧的政策有了很大改变。一位西方评论家说：“这位教皇同他的前任不一样，他对共产党的挑战更多的是涉及对个人权利和宗教自由的要求。”“这位教皇不仅正在试图谋求同共产主义的和解，而且实际上是击退共产主义，但是方式上是要从个人的道德立场，而不是从政治立场去进攻它。”正是这位波兰出生的教皇保罗二世遍访东欧各国，其中从1979—1990年就曾四访波兰，推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瓦文萨的团结工会呐喊助威，在波兰的演变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明确说过：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距离。所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一直封锁技术、经济，但从来不封锁宗教，并一直利用宗教反华，如支持达赖喇嘛谋求西藏独立，鼓动法轮功邪教分子闹事，并出巨资160亿美元要“把中国基督教化”等等。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艾克曼在他所写《耶稣在北京》一书中指出：“根植于西方的大陆基督教会，崇尚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价值，倾向支持中国走向民主。”“在中国，上至政治学术精英，下至农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的人数至少有八千多万，超过中共党员的人数。”“未来30年，中国经济在实现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基督徒的人数会达到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这条东方的巨龙，或许会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对此，叶小文评论说：“资本主义不仅利用宗教稳住自己，还成天拿着宗教来对社会主义渗透和添乱，把民族、宗教问题作为‘西化’‘分化’中国的突破口。”上述事实充分表明，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渗透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宗教意义上的活动。政治恶意性是一切宗教渗透活动最本质的共同特征。
    二、文化侵略性是宗教渗透的内在本质
    宗教渗透的文化根源是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与宗教偏见，认为其他民族的文化、宗教是落后的，其他民族的人民是野蛮的，未开化的，只有本民族的文化宗教或者是本民族人民才是先进的。正是这种狭隘性、不宽容性、排他性思想作祟，近代殖民者和当代霸权主义大肆利用宗教在世界各地明目张胆地进行文化侵略。
    不可否认，宗教在历史上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为国际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正常宗教交往和传播不但有利于宗教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对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反之，违背人民的意愿，强行利用宗教对他国进行渗透，从本质上说则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侵略行为。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决不可简单地将西方传教士在华布道活动视为纯宗教活动。他们的活动始终与政治、经济、文化同步进行。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包括军队）“三位一体”，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为他们所在的国家向外扩张、侵略服务的。传教士们的使命是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以及与信仰有关联的所有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直至生活方式。他们狂热地认为，只有用西方基督教文化彻底改造中国文化和社会才算完成其传教使命。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必须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宗教渗透活动的“文化海洛因”作用不可小觑。
    文化是民族的根，西方历史学家们研究近代基督教对华传教活动得出的结论是，传教士深信只有挖掉这个根，“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宗教传播是以宗教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手段，跨越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界限争取信徒、扩大宗教影响的一系列宗教性活动。宗教交流是以宗教自身作为媒介开展的一系列旨在促进交往双方的友谊、加深相互理解的宗教间双方面友好的文化性活动。宗教渗透却是在宗教名义下进行的政治破坏活动，其目的不在于争取更多的个体信仰者，而是消融整个异质社会的信仰基础，是针对异民族的社会化整体进行的一种单方面的政治霸权行为，能够给目的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没有恶毒的政治目的从而不带有文化侵略性质是正常的宗教交流和宗教传播的重要特征。宗教渗透不是服务宗教而是服务政治，背后隐藏着恶毒的政治目的和文化目的，是为了与对象国争夺思想阵地，争夺信教群众，用宗教进行思想控制和精神奴役，逐渐消融异质社会整个民族文化的精髓，从文化上将一个民族进行同化，从民族心理、精神支柱、世界观、价值观上摧垮整个民族的精神信念。西方敌对势力企图使基督教在我国取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文化上实现其“中国基督化”、“福音化”的企图，在政治上自然也就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了。可见，西方对我进行的宗教渗透活动从实质上说是一种文化侵略活动。宗教渗透活动的政治恶意性与文化侵略性是结伴而行、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是宗教渗透区别于正常的宗教交往和宗教传播的最根本的特征。
    三、活动国际性是宗教渗透的直接表现
    宗教渗透是国际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政治阴谋活动，其外在特点就是跨国活动。无论是早期的基督教殖民主义还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渗透活动，都是国际政治势力利用宗教在他国进行的，可以说，活动国际性是宗教渗透的直接表现。境外敌对势力不仅仅包括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如在我国西南边境一线的缅甸、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有如此情况。而且与我具有传统友谊的国家也可能被西方敌对势力暗中当作跳板向我进行宗教渗透活动。
    宗教渗透活动国际性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宗教渗透现象不仅是一个国家遭遇的情形，也不仅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例如美国对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他们不喜欢的所谓“无赖国家”也采用宗教渗透的手法。
    宗教渗透国际性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策源国往往结成宗教渗透同盟。在冷战思维盛行的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就同时担负着向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宗教渗透的“神圣使命”，他们唯美国马首是瞻，包括西欧一系列国家伙同罗马教廷，利用宗教做了大量危害社会主义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工作。
    从理论上说，宗教渗透活动的国际性，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五性”之一的国际性派生的。由于宗教交流与宗教传播往往也带有国际性，这一特点不足以将宗教渗透与宗教交流、宗教传播区别开来，仅可作为描述宗教渗透范围的外在特征，因而不是宗教渗透的本质特征。但是活动国际性这一特征的提出仍有其独特的作用，我们强调在抵御宗教渗透的实际工作过程中一定要具备国际眼光，因为任何国际宗教变化和发展的新动态都可能蕴涵着向我国进行宗教渗透的新苗头。我国宗教界人士大部分都是爱国爱教的，排除境外宗教的渗透因素，他们是完全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把握宗教渗透国际性，将工作重点放在国际上，有助于我们继续加强和巩固与宗教界的统一战线，未雨绸缨，有效防范，为抵御宗教渗透工作夯实基础。
    四、手段多样性是宗教渗透的外在形式
    宗教渗透的手法多种多样，往往借助与宗教极不相干的活动进行巧妙伪装，而且总会找出种种“合法”“动听”的理由，从而不易识破。常见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十种：
    一是以回乡探亲、旅游观光、参观访问、学术交流等名义入境布道，发展教徒，安插代理人，培植渗透势力；二是以兴办慈善事业或捐建教堂、修建神像等为名建立固定的活动据点，控制当地宗教活动；三是利用在中国境内投资设厂的机会，在公司内部私设宗教聚会场所，向员工以及社会人员讲经布道，发展信徒，或者直接将公司作为渗透的中转站；四是通过邮局从境外直接邮寄宗教宣传品到境内，或在境内秘密印制宗教书刊、光碟等，避开海关检查，广为散发；五是空中布道，即境外渗透机构设立宗教电台，用多种语言进行“空中福音广播”，扩大宗教影响，煽动宗教狂热，攻击政府；六是网上布道，互联网具有开放性、随意性、国际性、无距性、匿名性、擅变性、智能性、包容性、无垄断性、民主性的特征，通过互联网进行宗教渗透，表现出铺天盖地、咄咄逼人、无孔不入之势，有时候还利用电子邮件的形式向网民大量散布反动的宗教宣传；七是利用金钱收买我国学生，利用提供出国留学担保等条件拉拢学生、科研人员甚至大学教师为其效力，或者直接在留学人员中进行渗透；八是奉承境外教会旨意，对宗教活动实施遥控指挥，或散布反动言论煽动教徒直接反对“三自”爱国教会和领导人，妄图篡夺我宗教领导权；九是收买邪教，支持邪教组织与正统教会争夺信徒、争夺领导权，或者直接收买宗教分裂势力，充当西方对我“分化”“西化”的工具；十是借口我国打击邪教和处理非法宗教问题“侵犯人权”，对我施加压力，干涉我国内政。
    总之，西方敌对势力宗教渗透的手法层出不穷，而且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一些新的渗透方式将不断涌现。因此我们要时时刻刻注意科技领域、社会领域和宗教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与时俱进，才能识破千变万化的渗透手段，有效的抵御宗教渗透。
    五、组织秘密性是宗教渗透的基本前提
    在人们心目中宗教是神圣的，神职人员往往是道德高尚的典范，所以历史上很多不法分子借宗教之名作奸犯科。但这种假宗教以骗钱骗色的勾当仅为教内不守清规戒律的少数不法分子的个人行为，而宗教渗透则是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推翻一个政权，奴役一国人民，改变一国社会制度的公益犯罪活动，需要迷惑和煽动一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并形成相当规模的组织，仅靠邮寄散发宗教传单或仅靠“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是远远不够的。
    宗教渗透是有计划有步骤实施的政治犯罪活动，本来就是秘密进行的。上文分析的十大渗透手段中除了第十个借口宗教问题直接于涉我国内政外，其余的都是鬼鬼祟祟的活动。从宗教组织本身的角度来看宗教渗透，其组织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我国教会内安插代理人，企图控制现有教会，借以干涉整个宗教事务乃至控制政府；一种是自行在我国境内直接设立宗教据点，发展教徒。这两种情况并不是孤立进行的，两者时有交叉。无论那一种情况，都因其秘密活动并有秘密组织作保障才能顺利实现其目的。
    六、破坏严重性是宗教渗透的题中之义
    宗教渗透实际上是西方敌对势力的第五纵队，是“宗教特洛伊木马”。“对宗教渗透抵御、防范不力，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欧共和苏共领导人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在宗教政策上连连失误，导致西方宗教渗透活动越演越烈，这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美国《时代》杂志记者卡尔•伯恩斯坦1992年2月24日在该刊发表的题为《神圣同盟》一文披露，1982年6月7日，美国总统里根和教皇保罗二世在梵蒂冈图书馆举行单独会晤，集中讨论了如何联手支持联合工会，颠覆波兰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对此，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宣称：“那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秘密联盟之一”。他们坚信，一个自由、非共产化的波兰将起着一把插入苏联心脏的尖刀的作用，一旦波兰转向民主，其他东欧国家亦会随之倒向西方。他们认为双方联手支持团结工会及其领导人瓦文萨，就可以动摇波兰政府，使其脱离苏联集团。在此后七年的时间里，转入地下活动的团结工会一直受到经由里根和教皇编织的网络多方面的支援，最终发展到1000万人，并夺取了国家政权，进而导致整个东欧共产党政权的丧失，这一剧变反过来又强烈冲击到苏联。正如一位苏联记者在罗马教皇1991年8月访波后所说：“保罗二世在波兰撒下的语言种子，将会在苏联开花。”此话不幸言中，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使苏联后期的宗教政策发生重大改变，苏共28大党纲中删掉了共产党员必须同宗教偏见作斗争的内容，对宗教转为持中立态度，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为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西方敌对势力借传教填补信仰真空，利用各种媒体进行煽动性宣传，发展信徒，窃取情报，推动反苏分裂活动，苏共领导人无法控制局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宗教渗透的作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旗异帜有着深刻的国内、国外、党内、党外、思想、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民族等各个方面的原因。比如几十年来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领导上层软弱无能、脱离群众、蜕化变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以致社会长期动荡不定，加之在宗教问题上、宗教政策“左”“右”摇摆不定，没有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给敌对势力宗教渗透以可乘之机。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宗教因素在波兰和苏联社会制度演变中虽不占据主导地位或主导作用，但所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我们应吸取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我们一定不能忽视宗教渗透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巨大破坏力量，抵御宗教渗透，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4期《科学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