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出逃山海关的前前后后

                                  林彪出逃山海关的前前后后






1971年9月13日，以“天下第一关”闻名于世的山海关再次引起世界震惊：林彪乘256号专机从山海关机场出逃，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九？一三事件”是中国现代
史上最具爆炸性的事件，虽然已过去快30年，仍留下一些难解之谜。林彪登机是否受人胁迫？加油车是否开上跑道阻挡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是否有人朝专机鸣枪示警？为什么256号机组成员多数没上飞机？等等。

    9月底的一天，我见到了当年驻山海关部队海军航空兵某师副政委、林彪出逃后第一个率队到现场调查的杨子万同志。回首往事，这位抗战时期入伍的离休干部向我介绍了林彪出逃前后发生在山海关机场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荒唐： 陈伯达吃螃蟹惹出麻烦

　 北戴河是中央首长的避暑胜地，而山海关机场则是离北戴河最近的军用机场，当时由海航某师的一个飞行团和一个场站驻扎。由于每年到该机场起降的专机比较多，师里专门成立了接待小组，师长兼任组长，我是该师的副政治委员，兼任副组长，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由于接待专机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师党委非常重视，每年都要向上级机关写出专题报告，而接待的具体工作是由场站实施。

　 当时的师部位于锦西县（现葫芦岛市）。根据航空兵工作的特点，师一级通过派工作组的形式对飞行团和场站进行面对面的领导。按常规，“九？一三事件”发生时，至少应有师领导在场。但是，由于山海关机场曾发生“陈伯达吃螃蟹问题”，所以在“批陈整风”运动中，从8月下旬至9月10日，师领导都集中到锦西师部进行揭批。

　 说起陈伯达吃螃蟹问题，其实并不值得上纲上线大动干戈，只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这样的怪事。

　 头一年6月的一天上午，秦皇岛市有关领导来到机场，向我们通报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要乘专机在山海关机场落地，到老龙头一带视察，并计划在部队用午餐的有关情况。师领导研究，认为专机按规格接待即可，难办的是就餐如何安排。档次高了，怕铺张浪费受到批评；太简单了，又担心对中央首长失敬受埋怨。大家讨论了很长时间，突然想到本地特产的大螃蟹，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冷藏运输，外地人一般吃不到这道海鲜，而且1公斤才四五角钱，每天机场边的海岸上就能买到。

　 当天下午1时许，一架4引擎的小型客机“子爵号”在机场降落。陈伯达一行在天津市、秦皇岛市领导陪同下走下飞机，约20余人。陈伯达是浙江人，说话不太好懂，我们部队人员离他又较远，只听他下飞机后说了一番：“我是个小小老百姓，是7亿人中的一分子，有鼻子有眼睛……”

　 陈伯达是个大学问家，走一路发了一路感慨。在山海关西门讲到清兵，讲到吴三桂与李闯王在这儿大战；在老龙头，讲了附近海水深度；在“天下第一关”城楼上，讲了“叶赫那拉氏”的由来……据地方陪同人员介绍，陈伯达此行是中央要他为拟议中的造船厂选址。

　 视察结束，陈伯达一行按计划到机场就餐。就餐地点在地勤灶大食堂。饭前，师领导请示说：“中午请首长品尝当地特产大螃蟹，不知道首长愿意吃凉的还是热的？”陈伯达说：“当兵的愿意吃凉的，老百姓喜欢吃热的。”于是，炊事人员便把备好的蒸螃蟹及主食送上，陈伯达一行吃得津津有味。饭后，陈伯达一行乘专机返回天津。造船厂的事再无消息。

　 按理说，这次专机接待完全是工作需要；陈伯达作为中央首长在机场吃顿螃蟹，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批陈整风”运动中，此事被列为“联系实际肃清流毒”的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专门拿出20来天时间，让参与接待的官兵“人人过关”。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天大的笑话。

　 奇怪：海军第一政委要求修改电话记录

　 9月10日，“批陈整风”告一段落，师里又拿出3天时间研究下一步的工作。9月13日凌晨，我还没起床，就接到师政委的电话：“今天午夜，山海关场站来了一个电话，汇报说是机场发生一件大事。我和师长商量了一下，他连夜赶了过去。刚才师长又打来电话，说情况很紧急，要我和你一块去处理，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他没细说。”于是，我们带着一名机关干部，乘早晨6点第一班火车赶往山海关。路上，我们初步排除了是摔飞机，因为飞行事故都是由飞行团上报。而最担心的，是部队发生政治事故。8时许，我们到了山海关，来接站的同志说：“好像是一架飞机出了事。”具体的他也说不上来。我们把手提包往招待所一放，立马赶到位于中央停机坪一侧的航行调度室。于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爆炸性的政治事件渐渐露出了冰山一角。按照部队的管理制度，海军指示要通过海航、北航才能逐级下达到师一级单位，没有极特殊情况是不会越级下达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中央内部的政治斗争和毛主席巡视南方的一系列讲话精神，也不知道256号专机强行起飞的真实企图、结局，更不知道李作鹏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关系。但从师工作组收集的情况分析，此事非同寻常，而李作鹏的几次电话，更让人琢磨不透。9月12日23时05分，航行调度室突然接到时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的电话，他传达了一个紧急电话通知：“周总理指令，256号专机必须经周（恩来）、黄（永胜，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吴（法宪，时任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和李（作鹏）四人中的一人批准才可以放飞。”当时只有场站领导在机场值班。场站领导觉得挺奇怪，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经研究之后，他们又用电话将记录向李作鹏作了复述，并请示：“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回答：“报告周总理。”13日临近中午时分，师工作会议进行期间，李作鹏又打来电话。他严肃指出：“你们记录有误。我传达的周总理的指令是：256号专机必须经周、黄、吴、李四人共同批准才能放飞。”要求修改电话记录，并指示：“谁批准放飞要报告我，要负责任。”

　 接电话的领导立即将李作鹏的指示向与会人员作了传达。航调员取出记录簿，大家一一传阅。《航行调度记录》属机要文书，按规定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况且，此事涉及到林副主席的专机，事关重大，谁敢改动原件？大家讨论了挺长时间，没有人同意按李作鹏要求进行改动。应该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李作鹏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做出“违令”决定，是要承担很大政治风险的。
　 困惑：林副主席为何在子夜强行起飞？

　 9月13日下午，根据师里的安排，由我带队到机场实地调查、核实256号专机强行起飞情况。

　 根据我的工作记录记载，7月18日上午，我接到下午有专机落地任务，尚不知道来的是林彪。于是，我便通知了飞行指挥员、场站领导，要求他们做好接机准备工作。下午，第一架降落的是“伊尔－18”运输机，拉的是林彪卫队，随机来的空军某师一调度员和一飞行指挥员上了山海关机场指挥塔台，接管了指挥权；半个小时后，一架“安―12”落地，载的是两辆专车；第三架是“子爵号”林彪专机。专机一停稳，登机舷梯车便开了过去，林彪、叶群等人下飞机后，没作停留，即乘刚运来的专车驶往北戴河。据查，9月12日8时许，林立果乘坐256号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降落。这架专机是刚刚改装的。落地后，林立果即驱车前往北戴河，专机在中央停机坪待命。“九？一三事件”公开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一天正是毛主席从南方视察突然返回北京，让正在密谋实施“571纪要”的林立果一下子慌了手脚，情急之下立即乘256号三叉戟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报告事态发展情况。

　 约在13日零时22分，256号专机正在加油。一辆红旗牌轿车便急速开到专机前，林立果跳下车，大声喊着停止加油，机组人员快上飞机。登机舷梯车未来得及使用，林彪、叶群等人就急急忙忙攀上飞机自带的舷梯，在场人员并未看到林彪受人胁迫登机的迹像。!

　 当时，正在现场值班的场站佟玉春参谋长见情况反常，联想起李作鹏的电话，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立即调动两台加油车，并命令两名科长分别上一辆加油车监督执行命令，让司机把车开到滑行道上，阻挡256号专机上主跑道起飞。

　 256号专机飞行员潘景寅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执行林彪专机任务，而林彪也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乘坐256号专机。潘景寅没经航调批准就启动飞机，并快速滑向主跑道。派出的两辆加油车，一辆没赶到预定地点，另一辆在滑行道边被机翼刮了一下。从高度上看，256号专机机翼比加油车高，但加油车上有一个手指头粗的T字形把手突出出来，被机翼撞成90度，机翼上的铝皮、有机玻璃灯罩等被撞得洒落一地。飞机继续向前冲。约在0时32分，在没有跑道灯照明的情况下强行起飞。机场雷达显示，256号朝西北方向飞行，在承德以北从显示屏上消失。至于后来有人说自己向机场警卫借手枪朝天开火示警，或8341部队警卫战士赶到机场向林彪专机开枪，调查时并未有人反映这些情况。林彪当时是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是被写进《党章》的党的接班人，大红大紫，权倾一时。他为什么子夜强行乘专机飞走？结局怎样？作为基层部队我们一无所知，也不便向上询问。但是，我们分析，这件事事关重大，上级机关肯定会派工作组前来调查、了解情况的。因为按照常规，每当飞行部队出现一般飞行事故时，上级都会派人前来检查、指导工作。为此，我们专门将256号专机调查情况做了整理，将洒落在机场的铝皮、有机玻璃碎片收集起来，以便上级工作组到来时作专题汇报，同时，我们还对部队进行了保密教育，要求任何人都不得议论、外传此事。256号专机强行起飞时，由于林彪是仓惶出逃，致使6名机组成员、1名调度员和不明身份男女各1人未能登机。这些人就住在机场营区。经研究，师里决定采取措施，对其严加分别看管，禁止相互交谈，并要求警卫战士提高警惕，不能发生伤亡、逃跑等问题。对于他们携带的物品严加封存，以待移交上级工作组审查。而这些人对此非常恼火，大喊大叫，根本不予配合。! 　 14日凌晨，我们又接到李作鹏的电话。他指示将256号专机滞留人员立即送回北京。当天8时和12时，由师领导带队，分别将这些人送往北京，并将一份非正式的电话汇报材料上交海军。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根据确定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这一文件，根据内外有别、分步骤传达的原则，先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党组织，然后传达到地、师以上干部，再传达到全体党员。10月下旬才在全国传达。至此，困扰山海关机场官兵心头多日的256号专机强行起飞之谜才真相大白，林彪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真面目也才昭然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