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不能以“优才”名义侵犯公民平等受教育权

　　■教育话题之熊丙奇专栏

　　北京大学近日公布2012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实施细则及入选中学校长名单，首次列出不得获推荐的情况：存在不孝顺父母，不关心他人，从未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有不良诚信记录，考试作弊、受到处分或有其他违法违纪违规行为，都不能获得推荐。

　　从舆论的反映看，普遍赞同北大列出的不予推荐条件，尤其是有不良诚信记录，考试作弊、受到处分或有其他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等不得获得推荐，更得到广泛的认同。而对于引起社会争议的不孝顺父母一项，也主要集中在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上。

　　如果我们把北大的自主招生改革动作，视为未来各高校，尤其是高水平大学自主招生的晴雨表的话，当我国所有高水平大学都实行完全自主招生时，我们可能会突然发现，依照这些学校确定的自主招生条件，我国将有一批有“污点”记录的学生，失去进入这些大学的机会。——— 一名在高中期间(甚至追溯到初中、小学)领过记过处分的学生，名校的大门可能就此对其关闭。———于是，回过头来审视北大提出的道德要求，就大有讨论的必要了。

　　有人会说，这是犯错应该付出的代价，高水平大学就应该录取德才兼备的人才，择天下英才而育之。这告诉每个人，应该有高的道德要求，拒绝犯错。讲大道理没有错，但是，受教育权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犯错而剥夺其接受教育的权利，而另外，人无完人，这是世间规律，况且对于未成年的学生来说，偶尔犯错也是正常，怎么能因一次犯错，而剥夺其选择高等教育的权利呢？再说，作为教育机构，其职责是“育人”，而非选拔干部，培养那些有过一次错误的学生，成为优秀的人才，难道不也是教育机构的使命吗？如果每个教育机构都不接受曾有问题的学生，谁来对这些学生进行教育呢？

　　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国高考制度改革中，早已经过讨论而得到共识，这就是，在过去10多年间，取消了一系列与受教育权相冲突的高考报名资格限制，包括年龄、婚否、是否有犯罪记录等，推进高考人性化。按照现行的高考制度，就是一个曾经被判刑的人，刑满释放后，也可报考全日制的北大，达到录取分数要求，北大就一定录取；而即使是在服刑期间，他们也可通过自考助学，接受高等教育。这被认为是尊重公民基本权利的教育进步，对于这些受教育者个体，则成为实现人生“大逆转”的美谈。

　　显然，与目前的高考制度对比，按照北大推行的自主招生校长实名推荐条件，我国大学的招生，很有可能在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方面出现倒退。北大的道德要求出现在推荐制中，大家自然觉得合情合理，但从长远看，如果一所所大学随之效仿，加之自主招生规模增大，就会打着招收优秀人才的旗号，把追求改过自新的公民也拒之门外。而另一方面，这种招生条件，极有可能让基础教育普遍放宽对学生的处分、处罚，因为担心这样一来，会堵死这名学生的未来成长之路，这就使基础教育的管理失序。甚至还会出现修改档案的各种操作，这是提升社会道德，还是助长社会弄虚作假呢？

　　如果自主招生出现这种局面，将是整个教育和社会的不幸。因为，从自主招生的用意看，不但要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更应该扩大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和学校选择权。后者甚至更为重要，任何限制公民教育选择和学校选择权利的改革，都是披着改革外衣的伪改革。那么，怎样防止这一局面呢？

　　首先，需要整个社会转变对高等教育功能的认识。目前，很多社会舆论对北大提出的道德要求叫好，这是由于我国的大学，由于有各种行政级别，而更像是一级政府部门，我国的高等学校承担了很多非社会功能，包括人才分层、社会分工，上北大似乎象征着拥有某种特权，于是，就得按照这样的分层与分工，找到与其匹配的人，然而，大学的本质功能，其实是育人，不应该强调受教育者的身份要求，而应更多从教育角度来评价一个学生是否符合学校的录取标准。目前，我国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包括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学校关系，都是为了减少大学承担的非教育功能，而回归教育本位。

　　其次，拥有自主权的大学，当然可以确定自己的招生录取标准，但是，这种标准不应该是学校单方确定，而应该是社会参与制订的结果。在发达国家的公立大学，制订学校招生战略的机构是大学理事会，而这个理事会，除了有大学的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之外，还有政府官员代表、立法机构代表、社会贤达，在制订重大战略时，是要听取各方意见的，有了这样的理事会，大学就会想到自己的招生，不能与国家法律冲突(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有违学校的教育使命。另外，具体负责招生标准制订、监督执行的是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更多考虑如何在招生中采取合理的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对申请者进行客观评价。与之对比，我国的大学，目前实行行政管理，没有大学理事会这样的决策机构，也没有独立的招生委员会，像自主招生这么重大的事情，就是几个校领导和招办具体工作人员做决定。

　　所以，推进自主招生改革，必须同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离开了这些基本的办学制度，我国高校的自主招生，会因大学教育的功能模糊、社会对自主招生的意识混乱、大学内部管理的高度行政化，而在科学性、公平性，尤其是公民的受教育权保障上，出现倒退，这将走到自主招生改革初衷的反面。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