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跃过高考这道“龙门”

（一）

1978年，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着生活的变化。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8年6月8日报道：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种选购衣料。在发型上，烫个“鸡窝”最时髦。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这些长期以来都被斥为资产阶级和西方的影响）。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第一个国际顶尖时尚品牌范思哲来到中国。

劳力士表，成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的人的梦想，也是被伪造最多的品牌表。

当时在街头出现寥寥几个外国人就必遭围观的年代，伟大的喇叭裤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若干年后游唱歌手艾敬在她的歌曲《艳粉街》里这样写道：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他游街，他的裤子已经扯破，尊严已剥落，脸上的表情难捉摸。这一幕恰恰是七十年代末中国生活的生动写照。

虽然当时处于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票证时代”，但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在生活稳定以后，还是激起了人们压抑已久的激情和冲动。

对于中国的教育而言，特别是长达十年对教育的巨大冲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远不是像烫个“鸡窝”头、穿上喇叭裤那样短期内旧貌换新颜的。

关于1977年的高考，有一个当时的考生耳熟能详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若干年后，成为一个经典的“段子”。

据说1977年的高考，某省试卷上有一考题：简述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一考生答：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农业学大寨。

在1977年的中国，两个“凡是”仍有市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个围绕“公社”的郑重其事的回答，纯属“关公战秦琼”，牛头不对马嘴。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革命”名义下教育受到了怎样的冲击，当时考生的历史常识幼稚到了何种地步。

1977年的高考，虽然各省的命题都属常识性的，但由于十年动乱，考生成绩仍然低得十分惊人；城乡考生成绩的差别、知识分子和工农家庭出身的考生成绩的差别十分显著。由此引发了1978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的一场激烈争论。

有人说：我们要吸取28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不能否定一切，也不能肯定一切。恢复十七年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扩大了三大差别”。还有人说：“有成份论”是党的阶级路线的前提，然后才是“不惟成份论”。毛主席说的“工农及其子女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还算不算数？也有人说：知识分子是“毛”，工农是“皮”，不要招了几十万，得罪了几千万。

上述说法，好像是讨论文化考试与贯彻阶级路线、与缩小三大差别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特别“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在高校招生工作中的反映，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批评。

教育部旗帜鲜明地支持多数人的意见。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一九七七年的招生，广开了才路，实行了统一考试，贯彻了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刹了“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保证了新生的质量，调动了广大青年学习文化科学的积极性，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同时，也带动了中小学的整顿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肃清，1977年招生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有的地方贯彻择优录取的原则还不够彻底；在政审中，有的单位还存在宁左勿右的倾向；不正之风的干扰，在有的地方还比较严重。因此，教育部要求，1978年招生工作要紧密联系实际，继续批判“四人帮”，肃清流毒，解放思想。当前要着重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和他们挥出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两根大棒，以及他们宣扬的血统论，分清是非，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招生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二）

1977年的高考，让很多人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对于1977年的高考，很多人还不相信，还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或者来不及准备。当1978年的春天，当那些七七级冬天参加高考的同学、同事、伙伴们怀揣着鲜红的录取通知书进入大学校园时，事实让那些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相信：无论出身、不讲关系，每个人都有平等参加高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恢复高考，就意味着重新树起了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旗帜，将“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荒谬思想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78年4月7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选登广东考生、如今已是北大著名教授陈平原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这篇作文在今天看来无论从思想还是表现手段，可以说还是比较稚气的，但却让人一窥当时社会对知识的渴求和教育战线生机勃勃的气象。那时候，熟人见面，总是问“你高考了吗？”就像问“你吃饭了吗”一样流行。高考成为当时社会最大的关注点，那时候，没有什么比戴一个大学校徽走在大街上更令人神气的了。恢复高考激活了整个社会，并形成了共识：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发展科技和教育。

在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的基础上，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时间，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全部公布，使招生制度进一步完善。

考试分文、理两科。文科（含哲学、外语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科（含医、农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外语考试的语种分别为：英、俄、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等七种。外语考试的成绩暂不记入总分，作为录取时参考。没有学过上述语种的可以免试。报考外语院校或专业的，必须进行口试；外语笔试成绩记入总分，数学为参考分。

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这个复习大纲将发给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在当地印刷发行，作为报考青年复习功课的参考。复习大纲包括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八个科目。对各个科目，复习大纲都提出了复习范围和对考生的具体要求。

复习大纲的“说明”指出，考生按照大纲复习时，应着重在打好基础上下功夫，把注意力放在巩固过去所学的基础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还指出，“本大纲所列内容不是考题，但命题范围将不超出本大纲。”

对于广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高考报名、复习、考试，绝非应届高中毕业生那么轻松简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词，对有些人来讲可能已经有些隔膜了。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篇文章的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1965年中央办公厅为此发布了通知。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号召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出现。“文革”期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1400万人。为了便于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管理，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知识青年办公室，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到1981年底，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1977年，不少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参加高考，并有一部分人脱颖而出，幸运地进入大学校园。也有不少下乡知识青年反映，他们在农业第一线坚持劳动，没有复习时间，又没有人辅导，甚至有的遭到歧视和压制，给他们报考高等学校带来了不少困难。为此，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教育部，在1978年5月6日就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教育局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地给报名参加今年高考的知识青年提供便利条件和复习功课的时间，使他们尽可能地做到生产、复习两不误。

1978年的高校招生年招生对象、考试评卷以及招生办法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的改进。该年高等学校主要招收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周岁（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后生）。二十六至三十周岁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的优秀青年，以及一九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仍可报考。为了快出人才，教育部要求各高等学校要积极举办专修班。专修班主要招收年龄超过二十五周岁的考生；学制一般定为两年，有的专业根据需要也可定为三年。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工人大学、五?七大学，脱产和半脱产学制在二年以上的在校学生，不能报考。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在校生、应届毕业生不能报考，参加工作满两年以上的可以报考对口院校或专业。在校高中学生，个别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确实能够跳级升大学的，经本人申请，学校审查，县（区）招生委员会批准，可以报考。应该上山下乡而不去的知识青年（包括户口已转农村而本人未去的）不能报考。因病留城和病退满一年以上的知识青年，经县以上医院检查，确已痊愈的，才能报考。一九七八年已被高等学校录取而拒不服从分配的，下一年不准报考。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以利于提高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中小学公办教师一般限于报考师范院校。

（三）

“老三届”学生的特殊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参加高考必须经过政审。

当时，高校的专业分为绝密、机密、一般三种类型，考生必须接受严格的政审才能被相应的专业录取。由于对考生的政审要牵涉到其出身。教育部在1978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对政治审查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文件。会议强调指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时，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要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

在1977级的大学录取中，有些单位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心有余悸。他们对考生的政治审查，不是主要看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而是主要看家庭、看亲属的政治历史问题；他们不去认真调查分析这些人和事对考生本人有无联系和影响，就武断地作出不能入学的结论，这种片面的、不负责任的作法，伤害了考生积极报考、报效国家的积极性，也严重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

河南省郑州二中十五岁学生竺稼，参加一九七七年高考，原被西安外语学院录取。因他的外祖父二十多年前被镇压，社会关系复杂，他到校之后，竟被退回郑州。他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党的政策，要求领导上帮助解决。经过有关单位调查，来信所反映的情况属实，最后决定将竺稼收入郑州大学英语系学习。

“竺稼事件”非常具有代表性，由此我们可以管窥当时出身对一个年轻人的影响。1978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披露了这一事件，并配发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题目态度非常鲜明——《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文章指出：现在报考的青年，多数二十岁左右，是在全国解放后出生的，是在党的教育下长大的。即便是地富子女的子女，也是孙子辈的人了，是靠他们父母的劳动收入生活的。这样的社会存在，对这些青年的思想必定产生深刻的影响。谁如果忽视了这个基本事实，谁就不能理解党的政策，就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敬爱的周总理说过，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现在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是完全符合这一实际情况的，它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有利于这些青年世界观的确立。不论在招生工作中，或是在其他方面，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这一阶级政策。

应该说，明确规定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是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使得一大批优秀青年得到了深造的机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审也渐渐变成了对考生本人思想品德的考查。

（四）

1978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于七月二十日开始，七月二十二日结束。当时正值酷暑高温，设置在全国各地的数以千万计的考场，大都采取了防暑降温和医疗保护措施。全国各地的考生，在同一时间精神饱满地进入考场应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七月二十一日上午亲临北京第三十五中学考场，视察数学考试情况。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等也在考试期间到北京市的一些考场，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许多省、市、自治区以及地、县的负责人，都深入考场勉励考生。各地财贸、卫生、交通部门都大力支援高考，优先解决考生的住宿、乘车和饮食等方面的问题。

当时的考场布置和试卷保密是怎样的呢？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政府和社会对高考的重视程度，用空前绝后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考场外有带枪的民兵站岗。被录取的考生，试卷、答卷，甚至连草稿纸，全都装入考生的档案袋。

考生座位的安排也是逐步完善的。一位当事人回忆，1977、1978年高考与平时考试差不多，两人坐一张桌子。当时的人特别老实，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高考机会。他曾于1977、1978连续两年参加高考，连同桌长得什么样都没注意，更不要说看他的试卷了。门口有民兵持枪把守，任何违反考场规则的人说不定就会坐牢，谁敢冒这样的险？

1977、1978年高考试卷用折角方式保密，答卷第一页右上角被折叠后密封，上面贴有张小纸片，印有考生的准考证号，考生在核对正确后撕掉小纸片，这样答卷上就没有任何标记了。从我后来得到的试卷上看，折角里保存的，只有准考证号。考生考完后，监考人员要用浆糊将考生的试卷、答卷和草稿纸粘贴在一起。如果监考人员发错试卷或粘错试卷，基本上没有办法检查。另外如果同一考场的两个考生想交换试卷作弊的话，撕掉密封上面的小纸片，双方交换答卷后，监考人员根本无法核对。

这种保密方法也给评卷工作带来一些影响，试卷、答卷和草稿纸粘贴在一起，杂乱无章，加上时间紧，任务重，不出差错是不可能的。1977、1978两年，试卷高度保密，所以考生即使再怀疑自己的分数也没有办法。与现在高考周密细致的考场布置、试卷评判及保密措施比较，刚刚恢复高考时的这些做法明显带有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粗糙与简陋。

1978年，全国共有610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知识青年参加了考试，录取40.2万人。七七级学生于七八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

1977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即将结束之时，时间已经跨入了1978年。中断十几年的全国统招收研究生工作恢复。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他应该是2006年中国最红的“学术明星”之一。他曾这样回忆他的1978。当时易中天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担任中学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调了一次工资，易中天发现别人的工资比自己多，就找到领导询问究竟，后来领导告诉他，因为他有大学的学历，你是高中学历，哪怕你的课比他上的好，你的钱也比他拿的少。易中天这才知道学历还这么有用。1977年恢复高考，易中天却没有走进考场，因为他正在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他当时的想法是：学生也去参加高考，自己跟他们一起上考场倒也没有多丢人。但是万一如果学生考上了自己没考上，人就丢大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越过这一级，直接报考研究生。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时候， 30岁的易中天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正当人们沉浸于恢复高考的欢乐之中还没有完全醒过神来的时候，随之出现的关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批评和“改革高考制度”的讨论，开始连篇累牍地出现于报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年度人物：宁铂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据当时的报道，宁铂两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整个国家所熟知。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年级的13岁少年天才。当年11月3日，方毅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到赣州考察宁铂，准备进行“破格”教育，接着又为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

1978年3月8日，包括宁铂在内的中国科技大学首期少年班21名学员正式入校学习，中国的第一届大学少年班诞生了。

宁铂进了科大后，按照他的爱好，原本是想学天文或医学的，但少年班里没有这些专业。当时一位领导说了句话：孩子聪明，应该叫他学高能物理，这对国防有用。这样，宁铂就只能学高能物理了。这一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是，13岁的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了两盘围棋并获全胜。报刊上发表了宁铂在中科大校园葡萄架下读书的照片，这个葡萄架很快就成了新生和外来客必然参观的地方。在纪录片里，宁铂率少年班同学仰望夜空、为同伴们指点星象的镜头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人们对宁铂的兴趣之浓厚，已使报纸的传播能力不能匹配，他的故事甚至成为了手抄本的题材。

宁铂在1980年代早期的影响力非常之高，以至20多年后，有人把他与张华、朱伯儒并列为当年的“时代人物”。

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宁铂的聪明程度也让大家钦佩不已。不过，他在课业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过一般同学。然而外界的赞美仍在继续。公众意义上极具天赋的宁铂形象从来就没被否定过。本科毕业后宁铂留校任教，并在19岁时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

1982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体检，然后放弃了。第三次，他又进了一步，已经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前又退缩了。对此，包括宁铂的老师汪惠迪以及很多人都认为，宁铂是过分恐惧失败。

宁铂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科大天体物理系的课堂上，他开始向学生询问托福考试的情况。1989年、1990年、1991年，他连考3次托福，均未过关。1988年结婚之后，他练习气功，吃素，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1993年，因为与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门，四处游荡了半个多月。这之后两年间，他一度下海，最远跑到了海南，最终却不得不回到科大。

1998年，宁铂参与了一次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探讨“神童教育”。当年的一则报道说：“节目录制期间，宁铂频繁抢过话筒发言，语速很快，情绪激烈，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周围观众不时发出笑声，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童宁铂。”“第一神童”的倾诉已经无人倾听，属于他的时代彻底烟消云散了。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败。再一年后，他成功了。

年度话语：统一命题

1978年，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考试、评卷和录取。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并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在当地印刷发行，作为报考青年复习功课的参考。

当年考试分文理两类，文科类(含哲学、外语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类(含医、农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外语成绩当年不记入总分，作为录取参考。报考外语院校或专业的，还须进行口试，外语笔试成绩记入总分，数学成绩只作参考。

统考评卷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省组织试评；第二步地(市)阅卷评分；第三步省里组织复评。

全国统一命题，相伴而行的就是统一时间，自1978年开始，我国高校招生高考时间都是统一的。统一命题真正实现了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使每一名高中毕业生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升入高等院校的愿望。在中国这样一个高等教育资源满足不了考生需求的社会背景下，保证了每一名考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开、公平、公正，有利于实现教育权利的平等，有利于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但是由于全国各地区发展程度不同，统一命题虽然实行了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各地之间录取率、录取分数线有很大差异，由此引发了“高考大移民”现象，即一些考生从录取率低、录取分数线高的地区通过“移民”转到那些录取率高、录取分数线低的地区参加高考。

多年来，“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的高考模式，因其具有公平、高效、权威的特点，成为社会最为认可的高校新生选拔方式。但这种简单化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理念与考试方式，因为无法兼顾各省经济、文化与教育水平的差异，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新课程全面推行的背景下，面临着许多压力与挑战。

继上海(1987年)、北京(2002年)率先实行高考自主命题之后，自2004年起，教育部先后增加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山东、安徽、江西、四川、陕西14省市单独组织本省市高考试题的命题工作。至2006年高考，全国共有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至此，“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格局基本形成，但“统一命题”仍旧占据着目前我国高考命题方式的半壁江山。

史料链接：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1977年的高考作文

大治之年气象新

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 陈平原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伟大的祖国，迅速走向大治，条条战线凯歌高奏，捷报频传。在这大治之年，每天，都有许多喜讯激动着我的心。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受“四人帮”危害最严重的教育战线，也变得焕然一新，大有希望了。

不久前，我走访了我的母校。冬日的早晨，北风呼呼，寒气迫人。可是，校园里却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踏进校园，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广场两侧矗立着的两个专栏。左边那个批判专栏里，一篇篇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教育革命罪行的战斗檄文，象匕首，象投枪，直插“四人帮”的心脏。右边那个颂歌栏里，琳琅满目的散文、诗歌、美术，热情洋溢地歌颂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丰功伟绩，赞颂大治之年出现的新气象。突然，一幅题为《春满校园》的图画把我吸引住了。校园，在画面上占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作者腾出大部分的空间，用有力的笔触，浓烈的色彩，描画出一枝含苞怒放，绚丽夺目的杏花。这别具匠心的构思，可真引人入胜。欣赏着这枝杏花，联想到那“关不住”的“满园春色”，真叫人心旷神怡，情思驰骋。

“叔叔”。一个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回头一看，啊，是我的小邻居林强。只见他从自行车后架溜下来，拄着拐杖，朝我这边一拐一拐地走来。我忙迎上去，扶住他。前两天，林强为了抢救一个在公路上玩耍的小孩，左腿被手扶拖拉机撞伤了。我察看了他的伤势，接着便责备他：“医生叫你别来，你怎么还来？”林强眨了眨眼睛说：“不来，那怎么行呢？人家在学习，我在家休息，多可惜呀。有小刚用自行车载我，我能来。”

“铃……”上课预备铃响了，我搀扶着林强，朝教室走去。林强见我不理解他的心意，便说：“叔叔，前两年，在‘四人帮’的毒害下，我没有认真读书。现在，我要三步并作两步，急起直追。时间，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啊。我常想，一天要是有四十八个小时那该多好啊。叔叔，您说，这个时候，我能躺在家休息吗？”听了林强的话，我感慨万分。一年前，林强还是个经常逃学，四处闯祸的“猴王”。可现在变了，变得真快呀。

把林强送进教室后，我便去找学校革委会陈主任。陈主任向我介绍了学校的简单情况，接着便领我循着琅琅的读书声，来到了高一（3）班教室门口。在那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老师正在讲解叶副主席的《攻关》诗，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记着。教室门口那张学生成绩登记表告诉我，同学们攻关取得了显著成果。

陈主任感慨地说：“这样的学习气氛，这样的学校新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是谁也不敢想象的。那时候，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被他们篡改的不成样子。我们这些被骂为‘臭老九’的，欲干也不能。那‘智育第一’、‘复辟回潮’的帽子压得人抬不起头，直不起腰。”陈主任点燃了一支烟，扬起眉毛笑了笑说：“现在可不同了。华主席为咱除了四害，砸开了长期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枷锁——‘两个估计’。现在，我们可以大干了。同志们说，现在再不好好干，可就对不起华主席、党中央了。”

接着，陈主任又给我介绍了《春满校园》的作者魏老师的情况。魏老师年近六旬，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这两年一直在家休养。他正在准备办理退休手续时，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他拐杖一扔，立刻跑回学校要求参加工作。学校领导考虑他的身体情况，只分配他教几节地理课。可他却份内份外一起抓，经常帮助青年教师备课，最近又主动承担起辅导准备参加高考的同志的任务。大家都说，魏老师焕发青春，老当益壮了。

下课铃响了。在那洒满阳光的校园里，我和魏老师漫步、谈心。魏老师，鬓发斑白，面庞清瘦，精神矍铄，大概是因为熬夜，眼里布满血丝。当我要求他谈谈是怎样搞好教育工作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谦虚地说：“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点点工作。”而当我俩谈起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图景时，魏老师的话可就象打开了闸门的流水，滔滔不绝。他说：“‘满园青山夕照明’。我希望自己能再活二十三年，亲眼看看四个现代化的美景。同时，尽我的最大努力，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使晚年放出更大的热。这样，当我一旦躺下的时候，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听了这一席感人肺腑的话，我不禁为这位老教师宽阔的胸襟，崇高的理想所深深感动。我明白了，我们的伟大祖国之所以能在大治之年突飞猛进，是因为有华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千百万象魏老师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忠诚党的事业的革命者。我深信，有这样伟大的党，有这样伟大的人民，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住我们伟大祖国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步伐。

看到这满园春色，我不禁又想起魏老师那幅画。当我问起那幅画的创作经过时，魏老师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出现的新变化，每日每时都在激动着我的心，逼得我不得不拿起画笔。也许有人会说，这校园并没花呀。可我说，那几百个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的青年学生，不就是几百朵向阳花吗？”

说得多好呵。何止我们的青年学生，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革命知识分子，不也是朵朵向阳花吗？他们，沐浴着党的阳光，开放在千山万岭，点缀着祖国的崭新气象，装扮着时代的美好春天。（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