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部酸痛:党史上的新闻发布：毛泽东曾是“中共发言人”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与新闻发布制度密切关联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党的历史上，新闻发言人制度虽不多见，但确实在特定时期存在过，它的存在是对新闻发布制度的一种创新和健全。鉴于当时的特定形势，党的新闻发布被赋予了较多的历史性的政治任务，使得新闻的发布既是一种政治宣传，也是一种外交斗争，更是一种统战形式，特别是在抗战到建立新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时期，其形式之多样、内容之丰富、鲜活，实为党的新闻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1、约见、交谈、专访型新闻发布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新闻发布形式根据形势的需要采取了灵活的方式。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许多西方国家记者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约见、交谈、专访等成了重要的新闻发布形式，成为党团结进步力量、开展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欢迎外国记者访问解放区。抗战爆发前后，史沫特莱、斯诺、卡尔逊等先后访问延安，史沫特莱的《打回老家去》、《中国在抗战中》，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以及斯诺及其夫人1936、1937、1939年的延安之行成就的大作《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都在西方引起了轰动，成为西方认识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经典读本。这些外国人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访谈成了当时世界了解中国红色根据地的主要渠道之一。
在延安以外，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办事处的作用有效地进行新闻发布。在香港、重庆等地，办事处人员与外国记者交朋友，周恩来等时常约谈外国记者。1940年12月，斯特朗途经重庆，周恩来同她谈了几个晚上，把一些材料交给她，并嘱托，“这些材料暂时不要发表，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廖承志分别约见了白修德、斯诺等人，向他们澄清了事情的真相。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文章详尽地陈述了事实，说明了真相。斯特朗也收到了“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的信件（张克明、刘景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活动纪事》，《民国档案》1988—2），之后斯特朗分别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赢得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
2、新闻发言人制度下的新闻发布
现在的新闻发言人发布信息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布信息的一种常态。然而，追溯历史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抗战期间就把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对外宣传的一项有力的武器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就是重要的新闻发布源。各国记者、媒体都把目光汇集于此。据《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所载：“抗战期间，母亲随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母亲有一项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时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在这里，她将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来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此时周恩来已经开始着手培养我们党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了，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外事组的同事们以逻辑严密、真实可信的发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和观点。”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时期，国民党政府举办过不定期的新闻发布活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推行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廖承志、范长江、陈家康、梅益等成为党的早期的新闻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