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用人体结构pdf:齐国栋同志60年孜孜不倦的工作情怀 作者 秉烛而学者 2011.01.12

                             撰稿者 秉烛而学者（ 赵德康） 

                                （一）

      新中国刚刚诞生，象吹过一场暴风骤雨，以摧枯拉朽之势，卷走了大地上的枯枝败叶，荡涤了人间的尘埃污垢，又如吹来一场和风细雨，滋润了古老土地上的万物众生，唤醒了沉睡的劳苦大众。这一年，河套平原的春天来的特别早。五加河里流淌了千百年的黄河水显得是那么的金黄，象母亲的乳汁养育着河套人世代繁衍生息。农民们刚刚分到的田园呈现出一片从未有过的盎然生机。气象变了，世道变了，好日子来了，预示着新生活的开始，新时代的到来。

 坐落在河套平原西大门口的新安镇属安北县府驻地。据说，安北县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建制，那时叫九原郡。这个古老集镇的人们，从世世代代都是土地的奴隶一下子变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沉睡了多年的心灵产生了全新的感受：抬头看天，天是那么的湛蓝清澈，低头看地，地是那么的金黄平展。他们不用思索，就知道这是共产党、毛主席给贫苦人民带来的福祉。刚刚接受了祖国解放，新中国成立洗礼的新安镇农民，按捺不住翻身得解放的激动心情，正精神抖擞地绘制着新生活的蓝图：春天播种，秋天丰收、来年盖薪房、送子女念书、参军、工作。这一切，在祖祖辈辈为地主耕种土地的农民思维里是从来没有过的构想，也是从来没有敢去想过的事情。但现在就真真切切地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然而，要说心情更加激动不已，更想跃跃欲试，开始新生活的，应该说是镇上刚刚中学毕业的一群小青年。恰好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需要动员青年报名参军；一件是国家急需一些人才，需要从农村选拔招收。在这样的机遇和挑战面前，不用多说，新安镇的这群年轻人，一个个都踊跃报了名，并且一个个都写了决心书，准备谱写自己一生的生活篇章。

我们要写的主人公齐国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情势中，积极报名，让国家挑选的。当时，有十几名青年，被国家征招，参军奔赴了朝鲜战场，其中还有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同学。后来他们都立了战功，当了军官，待停战后回到祖国，又开始了建设祖国的新生活。也有几个青年到外地去念书谋生去了。这一年，齐国栋才十七岁，由于他在校期间，读书用功，学业优秀，又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所以这次选拔人才时，被安北县委录用为组织部工作人员。在这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这个极具诱惑力年代里，无论是去参军，无论是去读书，无论是去工作，无论是留在农村种地，这一代青年人，都是以满腔的热情，以无私奉献的精神，走向新生活的。

17岁的齐国栋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也是怀着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怀着对未来前途美好的憧憬，走上工作岗位的。正是这个时期确立的人生观、世界观、理想、抱负，支撑他以后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工作了60年，直至古稀之年。

建国初期，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特少。县委、县政府大院里所有工作人员加起来不过才三四十人。但是工作内容和任务却十分繁重。共产党领导人民砸碎了一个古老而腐朽的旧世界，同时要在这块辽阔而富庶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崭新的新世界，这就是建设新中国，建设新生活。这是一项破天荒、辟新路的伟大工程。齐国栋就是跟着时代步伐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历程的。

他从走上岗位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紧张、热情、有序而忘我的工作。他虚心地学习，默默地熟悉着工作环境。他早起晚睡，或者跟着领导去开展工作，或者独自完成领导布置的一个又一个的任务。每一项工作他都是认真负责地去完成，生怕出新一点差错。渐渐地对工作的方法、思路熟悉了，对于党的方针、政策，也能较好地理解和贯彻了。

那是1953的冬天，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是一项十分繁难的任务。县委召开过动员大会后，齐国栋同志被派到二区复胜乡工作组工作。具体任务是宣传统购统销政策并完成统购任务指标。自古以来，农民总是要储存一些余粮，以备荒年救急。现在要把所有的余粮统统卖给国家，只留下够一年吃的口粮和饲料，这种做法，按常理说是不好接受的。但是，刚刚翻身得解放的农民，相信党要这么做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绝大多农民都拥护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加之齐国栋同志领导的工作组一进村就走家串户，耐心细致地宣传统购统销政策的好处，讲国家的形势，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有饭吃，有衣穿，实现全社会公平。工作组耐心细致、深入浅出的宣传工作，说服了广大群众，而且激发出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向往和憧憬，所以，复胜乡的农户没用几天，就把自家的余粮全部交售给了国家。初出茅庐，初试锋芒，便圆满完成任务，这使齐国栋感到无比兴奋。   

任务完成的第二天，县委又抽调齐国栋到乃马岱乡四科河头村开展工作。这个村是只有二十多户牧民的小村庄，但任务指标是一万斤统售粮。齐国栋到村后，仍用原来的办法，挨家挨户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他们交售余粮，但过了好几天村民都是摇头不语。无奈之下，他又召开大会小会，进一步作动员，做宣传，并晓以利弊，可是仍不奏效。难道刚刚翻身得解放的牧民就这样不通情达理吗？全村的牧民都抱有抵触情绪，一粒余粮也不交国家吗？带着这些疑虑，他深入到村长和几户老牧民家里，促膝谈心，探究原委，终于解开了谜底。

老村长意味深长地开口说：“齐同志，不是大伙儿有情绪故意不交，村里的大部分人家是牧民，大多数不会种地，即使种也是几亩，收不了多少粮食。你们一下子要交一万斤，大伙儿为难那。共产党解放了我们，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现在要我们支持国家交售余粮，我们能不交吗？大家实在是凑不够那么多，经过这几天的合计，除留下口粮和饲料外，可以凑5000斤，你看可以吗？”从老村长老牧民诚实恳切的眼神和语言里，不难看出刚获得新生活的农牧民对共产党的忠诚和对新政策的支持。是我们自己工作中出了偏差，没有调查研究，脱离实际，定了过高的指标。齐国栋把这里的情况详细地向工作组的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批准，任务很快完成了，并受到了表杨。

    齐国栋同志在回顾这次完成粮食统购统销任务时这样说：“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而且是短时间内就顺利完成的。当时我就总结出了两条经验，一是相信群众相信党，一是做任何工作都必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开展工作，才能把工作做好。这次的体会和收获，一直指导了我几十年的工作实践。”

     的确，齐国栋同志初出茅庐便长了见识，锻炼了自己，收获了经验:跟党走的坚定信念，相信群众也相信自己，坚持调查研究的作风，这三件工作的法宝，一直伴随她走过了近60年的工作历程，直至现在他仍然把这三条经验奉为至宝，坚持不懈地工作着。

    他待人豪爽、友善的品格，他诚实、肯干、吃苦的精神和干练的工作作风，很快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他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誓言成了他的座右铭，时刻铭记在心里，鼓舞和鞭策他努力奋斗。他回忆说：“从参加工作开始，到文革前的14年，是我最快乐的14年，最满意的14年。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思想单纯，无忧无虑，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只知道一心一意地去工作。”十几年中，齐国栋参加了所有的各次政治运动，完成了每年一项又一项接踵而来的中心工作。过了几十年后，齐国栋同志深情地回忆说：“建国初期，政治运动和国策行动是一个接着一个，如镇反、三反五反、打老虎、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以及土地改革、公私合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粮食统购统、大跃进等等。这些行动对于巩固得来不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对于在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上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也出现过一些矫枉过正和冒进的偏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过伤痛。现在回顾起来，那时的所有运动我都是以极大的热情参加的，但是，无论是直接参与，或者是整理材料，我都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没有犯过左或是右的错误。没有伤害过一个人，也没有做错一件事。这是我至今感到十分欣慰的一段岁月。”

    这14年中，齐国栋同志自强不息，不断学习，不断进步，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基层党务工作者。1956年，安北县委曾报请当时的河套地委，拟任齐国栋为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但地委以该同志年龄尚小，资历较短为由暂缓批复。时间不长，安北县委又研究决定呈报齐国栋任二区区委书记。正在批复中，恰遇撤区改乡，结果地委又未批复。仕途的一时曲折，并未影响这个青年人的工作积极性，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激起了他追求进步的强烈愿望。当回忆起这一时期提拔遇挫时，齐国栋同志是这样说的：“那时我确实还年轻，经验不足，条件还不成熟，上级不批准是有道理的。再说，两次提拔，恰逢建制变革。只要自己努力，机会一定有的。这更激发了我的上进心，而且这也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从此我更努力地投入了工作。”

1956年春天，安北县和乌拉特前旗合并时，齐国栋同志升任乌拉特前旗旗委办公室副主任，一个月后调往河套地委工作，不久，河套专署和巴盟公署合并，齐国栋同志转任巴盟盟委工业部干部科科长。1965年升任盟委工交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在此期间，他曾参加四清工作，达三年之久。

                                    （二 ）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它持续了四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宣告结束。运动从一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带浓厚政治色彩的“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一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而运动中扩大了打击面，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在人们的认识问题上产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倾思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一场难以控制的“文化大革命”。

   齐国栋同志参加了盟委组织的四清工作队。并先后担任牧区四清工作团巴彦杭盖分团队长、政治部主任、分团副团长。在这场十分微妙而激烈的运动中，

由于齐国栋同志较好地坚持了党历来主张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坚持了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不唯上，不欺民，他相信党相信群众，在牧区长时间生活和工作中，并没有发现在广大的牧民中有什么修正主义分子、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什么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他不盲从，不随波逐流，遇事对人总是先调查研究，经过分析再做结论。所以，他没有去做弄潮儿，没有做过一件过头的事情。

    分团的工作，除四清工作外，还有两项重要任务，一是严防坏人偷越国界。当时，中苏、中蒙关系紧张。偷越国境的事件时有发生。二是夜间在边防线上巡逻。这是两项责任重大而又十分辛苦的政治工作。要知道当时阶级斗争的弦是越绷越紧，稍有不慎，就可能栽跟头，犯大错误。

      65年的冬天，大部分工作队员撤走了，齐国栋和少数队员留下来，继续坚持工作。这样一来，留守处的任务就更加繁重了。有一天夜里巡逻，误撞了一户人家的狗窝，两条狼狗险些扑倒了一个队员，幸好事先每人都拿了一根木棍，才没有被狗咬伤。还有一次，天下着鹅毛大雪，当组长的齐国栋让其他两个同志在家休息，他自己骑着骆驼一人去边境巡察，不巧从骆驼背上掉了下来，昏厥了好长时间，后来是一位过路的好心牧民才把他送到一个卫生所，躲过了一难。

     这一年的春节留守处几个队员又没有能够回家过年，这已是齐国栋同志第三个春节没回家跟家人团员过个年了。

三年中，齐国栋同志率领的工作组每走一处，每换一个点都能既深入又平稳地完成任务。用当时流行的语言说，就是在大风大浪里锻炼了自己，增长了才干。他的心里总装着一颗准星，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符合党的政策，做到合情合理。的确，在这次特殊的工作，特定的环境中再一次提高了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分析问题，明辨是非，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为齐国栋同志今后担当更重要的领导工作奠定了基础。但是，正因为平稳而圆满地完成了这次长达三年的工作任务，恰怎么也没想到竟然因此而招致了文革初期的无端迫害。

                                         （三）

     1966年春天，牧区四清工作团所有成员集中到磴口县进行整训，并重新整合组团，准备分赴各地开展第二批次四清运动。这时，齐国栋同志已经提升为分团副团长。就在他们整装待发的期间，风云突变，一场来势迅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又转为自下而上的革命风暴。名为“文化”革命，其实是一场围绕主张、方向、道路、方法的权力之争、路线之争。是一场搞错了“革命”的对象，采用了错误的手段，引发了全民动乱，最后酿成人为灾难的“革命运动”。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及对形势的判断，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有一天，四清工作总团突然召开全盟动员大会，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的人员达数千人之多。其声势之浩大是前所未有的。大会庄严宣告，四清工作队整训就地转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分团为单位，展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活动。运动的中心任务是“斗私批修”，批判《海瑞罢官》，声讨“三家村”，“破四旧”立新风，扫荡“封、资、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抓就灵”“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思想指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在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面前，广大人民群众实际上是处于一片茫然不知北的状态。但随着全国革命浪潮的汹涌推进，一部分被红色浪潮卷进去的激进分子，把矛头直指基层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所谓的牛鬼蛇神。

     齐国栋所在的分团驻地，在磴口县的东风剧场，几乎是一夜之间，揭发批判分团几个领导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贴满了东方剧场的里里外外。罪名、罪状似乎是从天而降。大字报的内容虽然空洞无物，但是语言尖刻，上纲上线，满篇都是什么“孝子贤孙”、“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黑帮分子”“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等等。

     在党的培养下，在自身不断努力下，逐渐成长为深受群众拥护，组织信任的优秀的基层干部们，怎么就突然变成了推行资产阶级路线的反革命急先锋呢？指责他们不抓阶级斗争，是和平工作队队长，而且戴上了“狗崽子”、“黑帮“等莫名其妙的“帽子”。这不仅让被大字报掩埋得透不过气来的几个分团领导想不通，而且跟他们一起工作多年的同志们也都是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当时，真可谓是“迅雷不及掩耳”，不论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不论是军营的士兵，还是学校的学生，都不知道，中国的大地上在迅雷之下，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形势将如何发展。

     令齐国栋同志更为费解的是，从17岁参加工作以来，几乎天天学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讲的都是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从事的都是清理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和消除其思想影响的工作。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公私合营、走集体化道路、大跃进直至最近的四清运动，都是认认真真地贯彻和执行着党的方针、政策，每一项工作都是模范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4年来，每参加一项工作都是有成绩的，都是受到表扬的。如果说是“先锋”，应该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先锋，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推行资产阶级路线的急先锋”呢？

    齐国栋心里的疑难、苦水、郁闷，不仅没地方倾述，也没有辩解的任何机会。而且运动一天比一天热闹，揪出来的黑帮分子一天比一天多，批判的程度一天比一天激烈，心灵上受到的伤害一天比一天严重。

    有一天，他鼓起勇气跑到老领导盟委郭全德书记办公室，讲述自己的疑虑，倾述自己的冤屈。他谈了很多自己的工作、想法，也和老领导交流了各自对当前运动的看法。郭书记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待人态度和蔼，见地深远，分析问题中肯、全面。临走时，老书记语重心长地对齐国栋说：“我比你经历的运动要多得多，就说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吧，那时，也给我戴过反革命的帽子。当时左倾思想十分猖獗，我的处境也是危险的。但最后还是还我清白，解脱了。事实证明，我不是反革命，而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群众运动往往会出现一些过头行为。你看，现在不是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吗？运动还可能继续发展，我们要沉住气，要记住三条：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暂时受点委屈没有什么，也许还有益处，正如毛主席说的“坏事可能变成好事吗”至少以后我们不会去整人，不会去冤枉好人。”在危难时，能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促膝谈心，交流思想，并且得到拨云见日的指点，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缘。一席交谈，受益终身。齐国栋同志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回家后，齐国栋同志细细品味老领导的话，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他想，这也许是党对我的一次特殊考验吧。他越想越觉得心理平静了，也能吃饭了，晚上也睡了个好觉。

    运动果真向纵深迅速发展，大批判转向大批斗，游街示众，组织战斗队，停课闹革命、大串联、夺权运动、派性斗争、武斗等相继出现。

    齐国栋等受到的迫害也在升级，剥夺了行动的自由，实行隔离反省。每天除早请示，晚汇报，学习毛主席语录外，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写自我检查书和揭发材料。这种不正常的待遇和折磨，有许多人已开始承受不了。但齐国栋同志自从与老领导谈话后，就暗暗下定决心，鼓足底气，忍受着这非正常的待遇，准备迎接这原本不应该出现的一个接一个的考验。他的心里非常坦然，一是自己没有做过任何错事，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二是相信组织上定会给个公正的说法的。但是，煎熬仍在继续着……

    有一天，一个陌生的人来到齐国栋隔离反省的住处。厉声问道：“齐国栋，你的检查写好了没有？”齐迅疾回答：“写好了。”陌生人大声命令：“把你写好的检查，用毛笔抄写在报纸上，明天自己贴在院里的墙上！”说完掉头就走了。陌生人走后，齐国栋同志收集了所有能收拾到的旧报纸，可每一张都有毛主席的像片，他觉得在伟人的头像上抄写自己的检查是不敬的行为，他决定拒绝陌生人的“命令”。第二天陌生人来索要大字报时，他说了没有抄写的理由，陌生人掉头便走。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四清工作总团召开批斗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人山人海，隔离反省的所有黑帮分子低头排列在会场的两旁。大会主持人宣布：今天是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现在把现行反革命分子

      ×××拉上台来！批判发言的有十几个，但是罪状只有一条——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言者的言辞很锋利，批判得也很深刻，莫须有的罪名一大堆，这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天上午还找过齐国栋的那个陌生人，在主席台上还展示了罪证，他拿着一张写了大字报的报纸说：“大家看，×××把他交代的黑材料写在毛主席的头像上，这是故意侮辱毛主席，怀恨毛主席的铁证。是对抗革命运动的反革命伎俩。”这时，台下的齐国栋同志手里捏了一把冷汗，大会结束后才如释重负。回忆起这次大革命的小插曲时，齐国栋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大会揭发反革命的罪状时，我才恍然大悟，那个陌生人要我抄写大字报并且要我自己贴出去，是有意设的一个陷阱，让我往下跳，幸亏没有上当。要不然，我会罪上加罪的。”

     到67、68年，全国各地的党委和政府的工作已基本瘫痪，为改变无政府状态和制止越来越严重的武斗，工宣队、军宣队开始进驻 、各级工农兵指挥部、革委会相继建立。斗批改成了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虚拟的斗批还在继续深入，继续加温。

     有一天，齐国栋等许多人被指定到交通处院内集合，工宣队长宣布，你们都到灯光球场参加批斗杨力生（盟委副书记）的大会，由齐国栋批判发言。接着，把事先写好的发言稿递给了齐国栋，他一看批判稿的题目是“批判大叛徒、大流氓、大走资派杨力生”，便毫不犹豫地把批判稿交还了工宣队队长，并且说：“这个批判稿你让别人去发言吧，我不说！”工宣队长反问“为什么？”齐国栋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知道杨力生的叛徒历史，更不知道杨力生大流氓的具体事实，这个言，我不发！”见齐国栋同志严词拒绝，工宣队队长也就作罢，没有再纠缠。而结果在下午的批斗大会上，是让一位中学生发的这个言。

     这次拒绝发言表现了齐国栋同志在大风大浪面前不随波逐流，在险恶境遇中不惧淫威的凛然正气。他敢于坚持正义和不怕引火烧身的行为，使在场的所有人都从心底里佩服他，其实也震慑和感染了那位工宣队队长，所以才幸免于一劫。如果当时给他扣上保皇派、走资派、走资派的走卒、蔑视工宣队等罪名，拉到台上陪斗杨立生，那是很有“理由”的。这件事当时就在盟委机关广为传颂。过了很久，有一次，在呼市杨立生见到齐国栋同志还说“当时你拒绝工宣队发言是难能可贵的，你有自己的主见，实事求是。但也是很危险的，实际上是工宣队想整你，只不过是没有来的及。”不久，文革的形势发生了逆转。

                              （四）

      文革前期，齐国栋同志无端地遭到了一会又一回打击、经受了一次又一次挫折，不明不白地蒙受了许多冤屈。对于这些遭遇他并没有特别在意，没有怨天尤人，因为在这次突如其来的大风大浪中，竟有那么多的人被卷进来，而且有的遭遇比自己更为惨重。许多老一代革命家，被打倒了，自己身边的大多数原本就是好同志和好领导也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一想到这些，自己受的那些委屈也就无所谓了。但是，让他特别在乎和惋惜的是，已经三年多了，天天就在一些虚拟的斗批改中生活，却没有做一点实际工作。这种失去了工作的权力，失去了工作的机会，整天无所事事的生活，着实让他这个热爱工作的人难以煎熬。于是在1968年冬天，待形势稍微缓和一些时，他觉得与其呆在盟委机关整天闲着无所事事，白白浪费时光，还不如到基层去做些务实的工作更好。多年相濡以沫的妻子也理解和支持丈夫的这个主意。在齐国栋同志的再三请求下，盟领导批准了他到基层工作的申请。就在这年寒冬腊月，齐国栋携妻带子一家人调往乌拉特前旗。

    在这样的逆境中，不计较个人得失荣辱，还一心想着工作，举家迁徙，到艰苦的地方做事，这是怎样一种情怀呢？是对党忠诚，对祖国对家乡热爱的伟大情怀。是中华民族精神在一个普通共产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中华民族原本就是一个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的民族。

     回到前旗报到后，旗革委会分配齐国栋同志到牧区白彦花公社任革委会主任。虽说是降职使用，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分配。第二天便走马上任来到了白彦花公社。公社的院子里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原来，干部们都赋闲在家多时，因为没有工作做也就不来了。也有的由于思想低沉经不起打击想离职回家当牧民去了。第一次来到基层，又遇到这样的环境，还必须在文革继续的背景下开始全新工作，确实使齐国栋同志有些为难。但他转念一想，既来之，则安之。我既然来了，就没有退路了。俗话说的好，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又想起了陪伴他多年的三件法宝——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于是他鼓起勇气，打消顾虑，开始了全新的却是极其艰难工作。当天就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准备逐一登门去拜访说服原来公社的每一个干部，站出来和自己一道开展工作。

      新的工作，必须有新的方法，新的思路。他梳理了多年工作中获得的经验和学习理论的体会，结合现时所面临的情势，形成了这次开展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

     牧民和农民，都是国家最基本的劳动者，他们不去种地，不去放牧，人们就没粮吃，没肉吃，没衣穿，这是一条最简单不过的，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齐国栋记起恩格斯的一段话，“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他觉得自己来到农牧区工作，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必须取得群众的信任，必须尊重牧民的意愿，尊重他们的劳动。牧民只要热爱国家、热爱党、热爱劳动就是最好的革命精神，就是最好的革命群众，就是我们依靠的对象。另外，开展工作还必须团结和依靠公社的全体干部。现在他们是有想法，有顾虑，有为难情绪，并不是不想出来工作。几个主要领导怎么能是走资派呢？他们不过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在农牧区做了多年的工作牧民。全巴盟也没有一个定性的走资派，几个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农牧民干部怎么是走资派呢？过火的群众运动中给我们扣了几顶帽子，但我们不能自己打倒自己。他理清了这个思路后，决定好好做一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相信大家会理解的，会打消顾虑的。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他必须动员公社干部及大小队队长站出来工作，和他一起组织和安排好牧民的生产劳动。改变目前的集体财产流失，牧业生产放任自流，牲畜头数急剧减少的现状。

     眼下正值隆冬季节，对牧区牧民来说，当务之急是储足饲料，保畜保羔。为明年开春的农牧业生产打好基础。再说上面也大力宣传“抓革命，促生产”，这正合自己的思路和想法。正好是做大家工作的尚方宝剑。但是，通知开会，到会的人员总是寥寥无几。他决定挨门挨户去做动员工作。他先到几位老党员老干部家里，用娴熟的蒙汉两种语言同大家谈心，交流思想，交换看法。用他事先准备好的大道理，小道理耐心地说服他们，结果还挺奏效。几位主要领导解除了顾虑，轻装上阵，决定跟随齐国栋同志重新把公社工作抓起来。老同志的带头，感染了一大片，这年冬天，全公社上上下下齐抓共管，也调动了牧民们的积极性，加之这一年没出现大风大雪，天公作美，结果整个冬天没有冻死一只羊，一头牛。保羔率达到了百分之百。这年春节，全公社的牧民、干部和齐国栋同志过了一个祥和快乐的大年。

      这年的春节，齐国栋是把妻子和孩子们都接到乡下来过年的。这年头，过节的食品尽管不太丰盛，因为多数食品是定量供应的，但是，奶油、奶酪、炒米、馓子、干肉还是足量的，只是牧民们喜欢喝的烧酒和砖茶显得特别紧缺。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节日气氛。齐国栋同志多才多艺，能歌善舞。他和牧民朋友们围坐一起，以水代酒，唱着嘹亮豪放、悠扬动听的蒙族民歌，抒发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对新社会的赞美，对共产党的热爱之情。这是民间娱乐的简易场所，百姓吐露心声的极好形式。春节过后不久，春暖花开，百废待兴，白彦花公社的牧业生产又蓬蓬勃勃地展开了。

     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军队开始介入，全国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后，一度猖獗的武斗现象平息了。“大联合”的实行，激烈的派性斗争也渐趋平和。声势浩大的批斗走资派的场面也不见了。正是由于军队的介入，才缓解了当时紧张的政治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一批干部，减少了动乱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损失。如果没有“三支两军”的决定和举措，没有人民解放军卓有成效的工作，国家和社会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就会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但是军队直接参加文革的核心内容是“支左”，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群众派别组织总体上都是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产物。军队的“支左”实际上就是“支派”，所以“三支两军”在整体上执行的是一项极左的任务。并没有有效地领导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所以，齐国栋同志同白彦花全体干部牧民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并没有得到旗军管会的表彰，倒也没有否定。一九四九年毛主席曾写过一首气势磅礴而又感情浓厚的古体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本是反映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时的情势的一首诗歌。可是，在文革间期，造反派们却以“ 宜将剩勇追穷寇”为由，来穷追猛打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此时此刻，齐国栋等同志却更欣赏“人间正道是沧桑”。他总想，追穷寇的精神应该用在消灭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上，不应该用在自己人身上。现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人民也当家做主人，建设国家，建设家园，让人们过上好日子，这才是“人间正道”。这样的认识虽然不能跟“革命派”去理论，但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而且对自己担任革委会主任期间所做的工作也是满意的。因为这时已经有些好心的同志告诫他“小心扣上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复辟回潮的帽子”齐国栋没有顾忌这些，仍然一心一意地研究部署和推进着公社的牧业生产劳动。他并没有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淖。

     不久，齐国栋同志被通知参加了巴盟前支（内蒙称军管会，旗县也称军管会，盟级称“前支”）召开的第一次全盟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继续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两手抓。能指名让齐国栋同志参加这样的大会，客观上说明，旗军管会还是肯定他在白彦花公社这一段的工作的。

     可是，当他带着会议精神回到白彦花准备贯彻的时候，却发生了他臆想不到的事情。好几位生产队长撂挑子不干了。原来在齐国栋同志去巴盟开会期间，有一天，突然来了几个解放军战士带着人莫名其妙地就把几个队长的家抄了。是什么原因，什么名堂，最后也没有搞清楚。这件事，齐国栋同志郑重地向军管会作了反映，但得到的回答是，军管会既没有派人去抄家，也不知道这回事。在那个时期，类似的事情是会经常发生的，受害的人有苦难言，有理也无处诉求。这件事情也只能不了了之了。经过耐心地说服开导，这几位队长姿态很高，不记得失，又跟随齐国栋同志开始了新的工作。他们大学习 ，大讨论，大规划。正在他们信心百倍地为扩大集体经济，夺取全年丰收的时候，形势又发生了逆转。

     社会上流传着许多令人费解的口号：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黑板上种不出大白菜来”、“反复辟，反回潮，将革命进行到底”等等。这些贴着貌似革命标签的口号，在当时，确实给一部分极左分子动不动就“造反”和“批斗”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因此形成的极左思潮，迅速蔓延，使“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实际上流于形式，让很多做实际工作和从事劳动生产的人们无所适从，处于“干不对，不干也不对”的两难境地。其实，这个时期正是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动的时期。

    农民在田间地头学着毛主席语录，农业学大寨，干一天农活，即使出工不出力，也能评上10个工分。一年到头，一个工分，好的生产队，可以分到七、八毛钱，次的只能分到几分钱，还有不少是倒分红。

     工人也不能专心做工，参加批判会，讨论会，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叫做“雷打不动”。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时不时要上街游行庆贺，叫做“学习最新指示不过夜”。一部分工人被抽调到工宣队，进驻机关、单位、学校去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了。留厂的工人，还经常闹些派性纷争。工厂实际上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学校虽然已经开课，但在《五七指示》——“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指引下，长时间离开课堂走向广阔天地，去学工、学农、学军，接受再教育去了。

    面对这种不断蔓延的思潮以及随之而出现的这种局面，齐国栋同志又一次陷入了沉思。他想了很多：从他参加工作以来17年的经历，从建国初期到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他感到迷惘、感到忧虑。最使他想不通的是：工人怎么能不去做工，农民不去种地，牧民不去放牧，学生不去读书呢？这样下去，社会能够前进，国家能够发展，人民能够吃饱穿暖吗？他为国家的前途，为老百姓的生活感到十分忧虑。事实上，在极左思潮泛滥的那个时代，有许多人包括上层人物和普通老百姓，和齐国栋同志一样，都是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看法的。只不过由于当时的革命洪流太咄咄逼人，表现为敢怒而不敢言罢了。但他们坚信，这种被扭曲了的历史，被搞乱的秩序将会尽快结束的。在“革命洪流”的另一面，还是有不少人、不少单位坚持正常工作的，并不是集体疯狂。

    齐国栋同志一边思考着，一边还是竭尽全力默默地抓着各生产队的牧业生产。就在他们准备喜获丰收的时刻，风云又变，祸从天降了。军管的第二年，开展整风运动，齐国栋同志又成了运动的重点对象。罪过有两条：一是由姓“奇”导出的贵族出身。齐国栋是蒙族人氏，原本姓“奇”。姓氏在中华民族的传统里只不过是家族繁衍传承的标志或代号而已，它是没有阶级性的，没有政治性的，也不表示地位、身份、身价。这是常人甚至连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识。可是，在当时，有一些造反派却振振有辞地说，“姓“奇”的就是贵族，就是剥削阶级，戴过红顶子，不宜在党政要害部门工作。”

     第二条罪过是为乌兰夫翻案。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又把齐国栋同志“挂起来”靠边站了。使齐国栋同志感到最痛心的是工作的权力被平白无故地剥夺了。从盟委机关被贬谪到偏远的牧区，他无怨无悔。他本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民族干部，凭他的能力和业绩，应该是节节升迁，提拔重用的。可是偏偏遇上了这样的洪流，这些他也想过，但他并没有计较。唯一让他惋惜的是满腔的工作热情又浇了一盆冷水。

    在文革期间，曾出现过许多奇谈怪论，如前面提到的苗和草。这本来是自然界的两种植物，它们对人类生存都是有益的东西。但放在农田里，苗是宝，草是害。可是，有人硬要给它们冠以阶级性，政治性，把有害的东西说成是社会主义的 ，把有益的东西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以此来证明自己是最革命的。这种奇谈怪论着实让人啼笑皆非。

     现在又用完全违反社会法则的血统论轻易地就把一个优秀的民族干部给“挂”起来了。“奇”姓，原本是古代政治家、军事家，蒙古族领袖，姓奇渥温，名铁木真，蒙古人。1162年出生于蒙古部孛儿只斤氏族。1189年被推为“可汗”，从此开始统一蒙古和漠北的事业。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被公推为汗，称“成吉思汗”（“成吉思”为强大之意，一说原意为大海）。姓“奇渥温”，简称姓“奇”。以后“奇”姓延续至今。“奇”姓者，也可能有过贵族，但毕竟多数是平民，怎么能把姓奇的都说成是贵族出身呢？至于“戴过“红顶子”那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奇”姓是近千年的历史，而红顶子不过是清朝的官帽，这种错位的思考十分幼稚可笑。当时，还流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天然如此”等血统论的口号。说动物界有“本能”遗传是可以的。但类比到人类也一定如此，是不能成立的，是荒唐可笑的。齐国栋就是被这种荒谬绝伦的推理逻辑给挂起来——不履行任何组织手续就莫名其妙地停职不让工作——的。这是文革期间的创造发明，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受害者要讨个说法，那是无处可说的，也没人想去说，只能默认。

                                       ( 五）

     过了很长时间，有一天，军管会的一位同志来到家里，通知齐国栋同志，决定让他到前旗砖瓦厂任副厂长。在白彦花公社的工作，以及为什么把它挂起来，又为什么解除这种处置，都没有作出说明，齐国栋同志也没有去追问。二话没说，第二天就到砖瓦厂上班了。这实在是一个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襟怀坦白，忠心耿耿为党国工作的好同志。要知道，这是又一次贬职任用。如果还有一次贬职的话，那就是最后一次去任一个工人，或者一个农牧民了。齐国栋告别了那些勤劳、憨厚、善良、好客的牧民朋友们，道别了和自己一块工作了一年多的同事们，走马上任奔赴砖瓦厂了。

从前，在盟委任职时，齐国栋曾在工业部工作过一度时期。经常深入到工矿企业蹲点，因此，他曾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业务，并积累了一些方法和经验。这次到砖瓦厂工作，并不特别生疏和外行，他决心干一行熟悉一行，干好一行。他和工人同吃一锅饭，同住一间房，他的职务是副厂长，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只能跟一个工人住两人间。再说，那个时候厂里也确实没有多少富余的房子。这让我们想到了孟子的一句名言:“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齐国栋同志不是正在经历着这样的心志和肌体的磨练吗？

     多年来，他每次下乡、下厂，都是吃在农家，住在农家的。下乡“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干部下乡都是这样做的。与老百姓平等相处，称兄道弟，同甘共苦，共谋发展， 建立的鱼水之情，信任之感，是我们党的干部在多年的斗争和工作中形成的优良工作作风。齐国栋同志多年来养成的这种工作作风和不惧吃苦的生活习惯，很快就得到了工人的赞赏和信任。加之，砖瓦厂在文革中没有形成多少派性，受到多少冲击。所以，齐国栋同志来厂后，工作、生产开展得非常顺利，产量日日上升。他为之感到十分欣慰，看着砖场上排放着的一架一架整齐的砖坯，望着高耸入云的烟囱里冒出的一缕一缕轻烟，再看着那刚刚出窑的鲜艳的朱红色的成砖，正在被客户一车一车拉走，那些心里的不平和杂念，都烟消云散了。他和工人们一起制坯、码架、推砖、出窑，他和厂领导一起研究、组织、计划、安排生产活动。原本不景气的砖瓦厂扭转了半停产状态，短时间便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新气象。这成绩里有他的一份心血，有他的一滴汗水。俗话说，好钢放到哪里都能派上用场，都能发光。齐国栋同志开始的决心得到了印证。

     不久，齐国栋同志代表前旗工业界参加了在呼市召开的全区建材工作会议。他的大会发言，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高度评价。自文化革命以来，人们参加的大会小会不计其数，听到的全都是批判和揭发的声音，像这样大讲特讲抓生产，谋发展的内容已经很少听到了，而这恰好是大家渴望已久的声音。与会者都是工业界的代表，他们压抑在心里的愿望和想法，有人为他们说出来了，当然会为齐国栋同志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齐国栋同志介绍了他们厂里开展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做法和经验，介绍了厂里大好的生产形势，介绍了前旗砖瓦厂地处卧羊台，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得天独厚的优质制砖土资源，如果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改变现在落后的手工操作，变为机械化生产，就可以大干快上，建设一个自治区西部大型的建材基地。成功的经验，宏伟的蓝图以及敢于大胆抓生产的勇气，不仅鼓舞了全体与会者，也感动和说服了会议的主持者。建材会议结束时，自治区建材局的负责同志在大会上宣布，拨给前旗砖瓦厂40万元，用于扩大生产的资金。40万，在当时那是一个天文数字。前旗军管会和砖瓦厂的工人们听到消息后，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齐国栋同志带着这笔资金回厂后，砖瓦厂的领导和全体工人们，经过认真地研究讨论，制定了发展规划和用好这笔资金的方案。这是打建厂以来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资金，一个县级小厂，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是大家想都不敢想的一个庞大数字。他们决心花好这笔钱，用好这笔钱。不敢出现一点差错。很快精心制定出的规划和方案得到了军管会的批准。

      购买俩辆解放牌载重汽车，一辆进口大型推土机，一台大型制砖机，一台制瓦机，新建24门的轮窑一座，再建一座土法生产的小砖厂，建一个金工车间并购置所需的配套设备——车床、刨床、转床，扩建一个足够用的大型储砖场地。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建，在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一座新型的机械化砖瓦厂诞生了。当时，在西部地区算是最先进的砖瓦厂了。从规划、设计、考察、采购、协调、施工、试生产，全过程中，齐国栋同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同职工们滚打摸爬在一起，他从不叫苦，从不说累。他为自己能够实实在在地做一番事业感到满意，尽管是一桩小事也。这正好应了毛主席说的那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但他再也不愿看到人为的人与人斗了。职工们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为能有这样一位当家的头，感到心满意足。随着生产的发展，厂里的效益迅速转好，职工们的收入和生活福利得到了很大改善。这年结婚的青年较多，都是厂里给操办，不用个人花一分钱。职工们感到工厂就是我的家。

     新砖厂投产后，车间与车间、班组与班组之间展开了劳动竞赛，全场掀起了比学赶帮的的热潮。这一年砖瓦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效益。不久，旗军管会在砖瓦厂召开了全旗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现场大会。齐国栋同志的工作得到了迟来的却是应有的表扬、肯定。多年来郁结的疙瘩要解开了，背上的包袱要丢掉了，时来运转，新生活正在打开门扉，新工作正在向它招手。

     现场大会后，军管会的一位高部长找他谈话，对他说；“ 你的情况我们做过全面了解，白彦花公社和砖瓦厂的工作都做得很好，很出色。你的家庭成分是下中农，家族史上有过贵族，但传到你的父辈家境已经衰落了。说你带过红顶子，那是无稽之谈。至于为乌兰夫翻案，那更是无从谈起的事情。我们都是外地来的军人，对内蒙的许多情况不熟悉，不了解。我们即将奉命回营，在我们撤走之前，一定把你的工作安排好。”几年来不明不白的屈辱总算雪白了。忍辱负重，做出的成绩也被组织上认可了。他无怨无悔，如释重负，又可以轻装上阵，开始工作了。为党工作，做点实事，这是他最大的愿望。

                                   （六）

      这次谈话后没几天，齐国栋同志果真调到旗革委会任工交办副主任，不久又调到政治部担任副主任。 

     这个时期，文革已近尾声。历史的车轮转了个弯子，又转到正常的轨道上前进了。人们厌倦了的揪斗、批判、四大、派性、武斗、口号、阶级斗争，逐渐退出舞台。人间的生活、学习、读书、劳动、生产、工作，渐渐进入常态。社会秩序和生活伦常回复稳定，回归自然。但是，上层接连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却让国人又是一头雾水。林彪反毛主席，叛国出逃掉在温都尔汗，是人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批林还要批孔，拿孔子说事，又让人们一头雾水；批邓反回潮，要晚点不要正点，更让人们想不通；三颗巨星陨落，唐山地震，人民悲天悯地，痛不释怀；四五运动，天安门泣血，人民涕泪……一次次变故，让人民迷惘不解，但幕后定然隐藏着一个天大的谜语，破谜者猜不出来也不敢去猜，但心底里总是在发问，十年了，为什么人们总是在斗争中生活，国家总是在动乱中生存？该做的事情，不能做，不想做的事情，却非得去做？这其中必定有一个推手？终于，谜底解开了，答案找到了。真理战胜了虚妄，理智战胜了狂热。 

     1976年10月6日，一夜之间粉碎了四人帮。“四害”被除掉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无不拍手称快。因为这预示着十年动乱行将结束，中国从此将走向安定，走向繁荣。正如1981年 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在十年动乱中，所经历的和所做的工作证明，齐国栋同志就是“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的一员。他忍耐却不气馁，坚持工作着；他不随波逐流，心中自有信条；他秉持正义，从不害人；他相信群众，相信党。他不左右摇摆，心中自有一颗准星；他信守入党誓言时的承诺，一定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这些精神，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在每个民族成员身上的体现。

　  接近文革的后期，三支两军的现役军人陆续撤走，许多被打倒和靠边站的老干部被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无政府状态基本结束，国家机器逐渐转入正规运行。当时驻守巴盟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役军人全部撤回部队，兵团许多领导岗位的空缺急需一批富有特殊能力的干部来填补。这时，齐国栋同志被上级组织选中，调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工作。兵团是一个半军事化建制的系统大单位。196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总校、分校及原内蒙古（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华北农垦兵团大部一同并入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北京军区从下属各部队抽调现役军人组成各级领导班子，率领数千名复员、转业军人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和锡林格勒盟等地接管国营农场，组建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5月7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司令部设在呼和浩特市。当年，兵团组建了4个师，24个团，246个连队，接收北京、天津、上海、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5万余人，全兵团在职人员达7万余人。1970年，又组建了2个师，15个团。按照原来的规划，一、二、三师设在内蒙古西部的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境内，四、五、六师设在内蒙古东部的锡林格勒盟境内。1971年，内蒙古兵团已有41个团（包括2个工业团和4个相当于团级的工矿企业）职工为10.1万人，其中有知识青年7.55万人，复员转业军人和留厂职工2.57万人，现役军人近6千人，另有家属3.8万人，共计14.5万人。

     1972年，内蒙古兵团总人数为17万人，职工（包括知识青年）13万人。至1975年，内蒙古兵团下设农牧业团35个，厂矿企业单位34个，在职人员11万余人。

　   三师师部设在巴盟临河县，师长张绍喜，政委李水森，下辖二十一至二十三团。三师，共接收知识青年19325人，7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3272人，其中病迟873人，困退966人，上大学813人，参军110人，招工510人；死亡知青29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699人，至l 975年8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15325人。

     调到兵团工作，对于齐国栋同志来说，又是一份全新的工作。兵团工作的任务和性质与地方工作大不一样，现役军人撤走后，军事化的管理体制不存在了。但是还保留军队的编制。他的职务是政治部主任，主要抓思想工作和人事工作。他虽然做过多年的组织人事工作，占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应该是轻车熟路，然而，兵团人员主要是由转业军人和知识青年两个特殊群体组成，再说，原来的军事化生活，一下子转变为普通人的生活程序，这就给管理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为了适应新的环境，熟悉新的工作，必须从新学起，从头做起。他和部里的几位同志很快就深入到团部和连队做起了调查研究，开始熟悉环境，认识同事，展开工作。他们发现有几个问题亟需解决。一是各团、连领导班子空缺太多，需要尽快配齐加强；二是战士思走的念头暗流涌动，需要下大力气稳定军心；三是各连队的生产生活需要尽心计划安排。

     他们还发现广大知识青年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离开大城市到农村来接受再教育的。在这个庞大的队伍里有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是一个藏龙卧虎的群体。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没有派性，长期的军营生活使他们养成了军人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惯。他们有热情，但也有失落感。在七八年的兵团生活中，虽然经受住了锻炼和考验，磨砺了意志，学会了吃苦学会了生活，但是这种半军营式的环境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拥挤在有限的土地上去做他们根本就不会干的农活，绝不是长久之计。他们需要学习，需要工作，多数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需要房子，需要生儿育女，继续留在连队里，这一切都是无法解决的。

     齐国栋等几位同志走遍了三师的大部分连队，同知青交朋友，谈心，询问他的生活，学习，劳动，理想，志趣等等。但总是找不到一个统一的答案，也想不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来。他们带着许多情况和问题回到了师部，向领导作了汇报。师领导也感到十分为难。只是把当前能做的工作尽快开展起来。譬如选拔一批优秀的知青充实各团部、各连队的干部队伍；动员现有干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尽力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生产等等。

    这些能做的工作正在展开的时候，上级传来了撤销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改编为农垦局的文件精神。

    1975年6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示撤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7月16日--7月21日，农林部召开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做好交接工作座谈会。根据中央的文件精神，驻巴盟的原兵团一、二、三师合并，改制为巴盟农牧场管理总局，内设八大部处，下辖十八个农牧场。齐国栋同志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两位副主任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

    兵团转为地方管理时，内蒙七万知青移交地方。

     一师，共接收知识青年19540人，7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6383人，其中病退938人，困退1362人，上大学1088人，参军91人，招工217人，调出2687人，知青死亡42人，其他原因减员48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626人，至1975年6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12441人。

    二师，至1975年6月，实有知青数为27054人，其中参加兵团3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为26184人，3年以下的有870人，1255名知青长期逾假不归。

   三师，共接收知识青年19325人，7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3272人，其中病迟873人，困退966人，上大学813人，参军110人，招工510人；死亡知青29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699人，至l 975年8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15325人。

    为了尽快安置好知青的生活和劳动，齐国栋同志根据总局的会议精神，做了大量工作。譬如，物色选拔了18名优秀知青，提拔为农牧场的副书记或副厂长，所有连队的八百多名连长、指导员都转为国家正式干部。为了活跃年轻人文艺生活，他费了很大的气力，从局里争得了一部分资金，在18个农牧场开展了一次大型的文艺汇演，他自己还创作了一首名为《边疆是我的家乡》的歌曲，深受知青的好评。这些工作对稳定知青队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有一次，国家给了全局40%的提工资指标，政治部共有8个工作人员，在讨论会上，齐国栋同志主动放弃了调资的机会，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政治部的调资会议就顺利结束了。过后，齐国栋同志的高姿态，高风格，在利益面前先人后己的高尚精神被广为传颂。在兵团、农管局工作的三四年中，齐国栋同志在他的工作范围中，尽心竭力地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全局上下的一致好评。在管理队伍中，他的口碑最好。

     但是，组织管理这么庞大的知青队伍，而且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囿于当时的环境条件，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件根本做不到位的事情。正在这时，知青回城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稳定知情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做了。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齐国栋同志对知青运动的看法和得出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是独到和超前的。

     当年的情形是，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回城的知青越来越多，留下来的知青，思家之情，回城之意自然会变得更加浓烈，迫切。到70年代后期，全国各地的知青曾出现过大规模的的抗争活动，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后来成为农村一支知识移民，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很好的贡献。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有的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如习近平、薄熙来等。有的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

     不少知青对当年的下乡表达遗憾，但也有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八年的知青运动“饿其肌肤，困乏其身，苦其心志”磨砺了一代人的意志，但也耽误了一代人，客观地说，得不偿失误国误人。邓小平曾说：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七）

     1978年冬天，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以及齐国栋同志在农管局的出色工作，盟委提拔重用，调他到乌拉特前旗担任常务副书记并兼任旗人大主任。他告别了农牧场的职工和知青们，开始了新的工作历程。

     这一年12月18日，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拨乱反正全面展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步骤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得到健全，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齐国栋到任后，在旗委书记苏日图同志的领导下，迅速展开了工作。当时旗委的工作任务千头万绪，但最主要的是学习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当时旗委班子通过深入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后理出了这样几条学习和工作要点：

    1、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进行清算，对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是非进行澄清，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理论、口号、方针和政策，进行纠正，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开展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尽快扭转文革十年造成的严重局面。

    2、统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的认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旗各行各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转移到各单位适合自己工作特点的实际工作中来。

     3、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执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搞好班子的团结，发扬雷厉风行，敢于负责的工作作风。当时的旗委书记苏日图同志，是一个思维成熟，办事老练的老干部。他领导有方，既能发挥班子的集体智慧，又能调动班子里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对全旗各科局、公社的领导班子进行整顿，调整、充实，主要是清理靠造反起家的投机分子；重新启用那些 被打倒和靠边站的好干部；提拔一些经过时间考验深受群众拥护的新人。

    4、前旗是一个农业旗县，旗委要全力抓好全旗的农业生产。根据三中全会的公报精神，当前要保护好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停止大寨式工分制。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而且要鼓励其扩大和发展。用两三年的时间大力改善黄灌区的水利工程，山旱区要兴修水库和打井提水，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

     5、遵循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依据三中全会的精神，尽快落实政策，对历史遗留的问题和文革期间出现的问题，进行逐一梳理，一个不漏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由旗委领导，公检法具体办理。

     6、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在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教育、卫生、农牧林水等系统，除尽快平反冤假错案外，逐步吸收一批优秀人员入党，或者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据齐国栋同志回忆说，79、80两年内在旗委的领导下，全旗的各项工作都进展的很顺利。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责任制迅速推广，人民公社体制随之在全国逐步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乡（苏木）、村（嘎查）。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的改进，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使之更加适合于我国农村的经济状况。实践证明，党在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和实行的农村政策是完全正确的。那个阶段，新政策一个接着一个，旗委紧跟形势，推行新政，落实政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乌拉特前旗就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一个阳光明媚，心情舒畅，热情奔放，干劲冲天的崭新天地就呈现在前旗人民的面前。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贸市场的繁荣，个体经济的萌芽，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仅仅用了两三年的功夫，前旗农业生产就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到82年底，全旗上交粮食2333.5公斤，比原定计划1645万公斤超额41%。多年来，农民春天向城里人借粗粮裹腹到秋天还细粮的怪现象，一去不复返了，全旗一举脱掉了连年吃返销粮的帽子。这一年，粮食总产量和完成定额任务都名列全盟第一，而且实现了财政自给。高考制度恢复后，由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多年的沉案得到平反，唯成分论和阶级斗争轮的消失，许多压抑了多年的教师，得到了解放，焕发了青春活力。60年代，从十七个省市，支边来到前旗的近百名教师积极投入了教学改革，教学实践，教学质量得到了迅速提高。考大学的升学率，连续几年在全盟排行第一。成百上千的前旗学子考上了大学，实现了乌拉特前旗大学生零的突破。使许多普普通通农家望子成龙的千年梦想得以实现。这对促进前旗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一年，在文化、体育、卫生、司法等各领域的工作，前旗也都名列巴盟前茅。

    作为旗委常务副书记，齐国栋同志参与了每一项工作方针、计划、方案的制定，每一项工作的实施、监督、考评。他在会议上提出合理化建议，他常常工作到深夜不息，他深入基层与民同甘共苦，共商发展大计。他为成绩感到高兴，他为失误感到忧虑。乌拉特前旗在短短的几年中取得的了如此大的成就，这里也倾注了齐国栋同志的一份汗水和心血的。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社会责任，一个基层领导的工作情怀。

     在前旗旗委工作期间，齐国栋同志所分管的各项工作中，最繁重的是政法工作和落实政策。

乌拉特前旗是一个移民很多的旗县。西山咀地处河套平原的东大门，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素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之称。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从古至今引来许多淘金者、逃荒者、流浪者、避难者，流放者，形形色色的移民中，身份、文化、思想结构复杂。解放后，响应党和国家“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伟大号召，支援边疆教育，仅前旗一中就有来自十七个省市的大学生教师。另外，历年下放来进行劳动改造的右派及各类黑色人物也有很多。乌拉特前旗建国初期组建的6个劳改农场人员的落实政策工作也交由前旗办理。加上文革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及其众多的受害者，乌拉特前旗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工作量浩繁而艰巨。

    齐国栋同志回忆说，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个别解放前的案子，都要清理、纠正或平反。原则是有错必纠，不留尾巴。当时在旗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各系统各单位的一把手亲自抓。法院的任务最重，旗委抽调了20多名科级干部组成代理审判员，协助法院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案件的审理和甑别工作。这样一来，大大加快了落实政策的进度，由于全过程坚持了实事求是，能宽则宽，能松则松，有错必纠，不留尾巴的原则，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了这次落实政策的任务，并且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得到了百姓的好评。

     在整个落实政策的过程中，负责全盘工作，把握方针、方向的旗委常务副书记齐国栋同志，夜以继日，不辞辛苦地工作了两三年。为上千例大大小小的受害者、蒙冤者，平了反，申了冤，归还了他们应有的清白，解除了他们沉重包袱。使他们走进了正常人的行列，恢复了做人的尊严。这一大批被解放了的人们，衷心地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感谢新政策。从此，他们身上奔放出的力量，释放出的智慧，为前旗的社会发展，经济腾飞，产生了积极地作用。党的政策的落实，使前旗出现了一个和谐、稳定，快速前进的大好局面。

    在清理近30多年的积案和数以千记之多的申诉书的工作中，齐国栋同志坚持了一条不能动摇的原则：那就是该平反的，不拉掉一个人；不该平反的，一个也不能放过。

     在落实政策快到收关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人说，他读小学时的启蒙老师赵新明、司培基至今还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已故老师刘英士、曹继孝的子女因受父母的牵连，也受到了不公正的伤害,一直在歧视中生活着。曾记得，刘英士女士是一位行乞兴学的民间普通女人，她自己并不识字，是一个文盲，却千辛万苦筹集了一些资金，在西小召兴办了一所小学。用微薄的薪酬聘请了几个志愿者做教师，吸收的学生多是穷人家的娃娃，她对所有的学生都关心有加。在文化极其落后的北国漠地，出现了这样一位文化开荒人，她的行为理应受到褒佳，但在建国初期，却因女武训的罪名自杀身亡。

   曹继孝、司培基两位教师，因为说过几句并没有多大差误的话，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时隔不久，曹继孝老师卧轨自杀。

    赵新民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和同学们有着深厚的师生感情。解放前夕，他是新安小学的校长，经常组织学生表演反帝反封建的活报剧，上街演出，激发学生和驻地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他还组织师生闹学潮，矛头直指新安镇的国民政府和伪警察，最后逼迫伪政府县长冯铭堂不得不到新安小学赔礼道歉。解放后，他一直担任小学的校长。在一次运动中因别人提供了一条纯属道听途说的线索，以特嫌的罪名被判6年徒刑。刑满后一直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这就是一个农村小学几位教师的“政治”遭遇。

     齐国栋同志为此感到一种莫名的内疚。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由于左倾思想的作祟，有多少好人遭遇到政治上的打击，无缘无故地背上了黑锅，戴上了黑帽子。这些人在歧视、监管中夹着尾巴做人，低着头生活。左倾思潮的膨胀井喷，扭曲了生活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个非理性的时代。革命的创始者之一、国家的主席带着三鼎帽子可以含冤而死去，大批革命的元老们，也带着重重的帽子被打倒，何况是几个小小的小学教师呢。他们没有怨天尤人，只怪自己的命运多蹇，默默地在最艰苦的天地里改造着自己的灵魂。别人过年，在家欢乐，他们过年，牛棚为家。别人昂首阔步，他们低颜过市。日复一日，过着没有尊严的日子。

     当齐国栋带着旗委落实政策小组的几个人来到赵新民、司培基两位老师的家里，并带来了他个人的一些慰问品时，两个已年过花甲的老师，颤抖无语，泣不成声。他们说，想不到我们已半截埋入黄土的人，还能等来一个公正的结论，还我清白。谢谢共产党，谢谢政府，谢谢齐书记！齐国栋同志面对两位激动万分的启蒙老师，深情地说，不用谢我，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阳光政策给你们带来的福音。的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政策改变了一大批人的命运。至于他们的子女，由于阶级斗争论、唯成分论的废止，命运也得到了改变，也可以同天下所有的子女一样，有了做人的尊严，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智慧，为国家为人民贡献力量了。

     落实政策的全过程中，齐国栋同志处理的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冤屈案件，接触过的各色各样千姿万态的人员，对他触动很大。联系自己经受过的迫害，对他们表示了同情和理解。所以这次主管落实政策的的工作任务完成的彻底、圆满。

     但是在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和曲折。有些案件的申述是无理的，也有一些人是想混水摸鱼，趁机逃法。这些麻烦和曲折齐国栋同志都公正、严肃、原则地破解了。但是有一回却真的给他带来了排解不了的麻烦。

     有一天，一个堂堂正正的盟委副书记古日（化名），给齐国栋打了个电话，要他把某农场劳改犯张无法（化名)的案子以错案予以纠正。接到上级领导的电告指示，齐国栋同志并没有怠慢，立即转告旗法院院长苗发旺，认真重新审理张无法的案件，看是不是错案，如果是错案，应予以纠正。苗院长组织人力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取证、甄别。复核的结果是，这是一桩严重的刑事案件，证据确凿，量刑适当，维持原判，不可翻案。并且专程到盟府向这位古日书记作了汇报解释。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位书记大人竟然恼羞成怒，以势压人，把好心来回报说明案情的两个工作人员呵斥了一顿，赶出门外。事后，苗发旺同志和齐国栋同志作了认真地商议，认为这是一件铁案，不能徇私枉法，也不能因其后台是什么大官就徇私舞弊，颠倒黑白，为讨好某一个领导而把正案说成是冤案。不久，齐国栋同志又向古日作了解释，遭到的仍然是白脸恶气。

    在这件事情上，齐国栋同志和苗发旺院长是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他们抗“旨”办事，顶风前行，是正义的行为。这跟他们一贯的为人处事原则，平常工作的作风是一脉相承的。那还是在农管局作政治部主任时候，有一天，盟行署一个副秘书长来找齐国栋同志，要把一位盟领导的女儿调到农管局政治部工作。齐主任依照局党委的会议精神，婉言拒绝了这位领导的要求。这虽说是一件小事，但在官场上，有一条潜规则，那就是唯命是从，这种逆上司的意愿而行事，却也是少见的，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正直不阿的品格，而且这样做很容易招来打击报复。齐国栋同志在工作中，总是处处坚持原则，该做的事情一定做好，不该做的事情绝不苟且。

     然而，这次他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维护党的崇高形象，回绝了这位顶头上司非法要求，结果是引火烧身。他也想到了这样做可能招致某种后果，因为得罪了的人正是顶头上司，俗语说“官大一品压死人”，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招来的竟是借题发挥，无中生有的打棍子，穿小鞋，戴高帽，竟是长时间的政治压抑。

    84年夏天，根据盟委的工作部署，前旗旗委召开了一次民主生活会。会议由副书记杨跃斌主持，因为书记苏日图已病故在北京。既然是民主生活会，当然每个与会者都需发言。会议快结束时，当时的旗长陆有成突然讲了这样的意见：“苏书记病故后，齐书记一直主持工作，我看这段工作抓的不错，就维持我们这个班子不动也可以。”紧接着齐国栋说：“班子动不动，是盟委考虑的事，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常委会散会后，齐国栋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黄河防洪坝上。这年秋天，黄河洪水长得很厉害，好长一度时期，他一直坚守在河堤上，组织和指挥几千人备料、巡坝、堵管涌，昼夜不息，住在坝上，吃在坝上。所以，参加完常委会后，便立即返回黄河大坝。

     这是一次极普通的民主生活会，无论是大家的发言内容，发言态度，还是讨论的议题，都是极正常，极和谐的。而且这是一次十分严肃的会议，是有案可查的。可就是这样一次平常的会议却被人利用，歪曲事实，无中生有，借题发挥，给齐国栋同志带来了莫大的毁誉。

     有一天，盟委副书记韦隂秀、郭儒二位带领组织部的同志，来前旗调查民主生活会的情况。当时，又召集了旗委常委会会议，核对那次民主生活会的情况。会上，常委陆志首先说：“上级来核查的无非是“班子动不动的那句话，这‘话’不是齐国栋同志说的，与他无关，他没有任何责任。而且，齐国栋当时就明确地表过态度，‘领导班子的配备是盟委考虑的事情，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如果说有错，那也是大家负责。”会上其他同志也相继发了言，说明了情况，而且也有记录可查。

    韦、郭二位的来意，是核实“齐国栋以召开常委会的名义，要挟盟委不调整前旗班子，向盟委要官。”的佐证。这罪名是无中生有，还是捕风捉影；是有人诬告，还是借机陷害，“风”从哪里刮出，至今已无法澄清了。但是，盟委工作组此次深入实地，并召集原会议参与者约谈，查看会议记录，经过严密周详的调查核实，应该是真相大白了。因为事实和谎言是泾渭分明的。但是，调查会结束时，郭茹只说：“这事以后不再提了。”而对齐国栋同志的非议，造谣，中伤，陷害，却只字不提。按理说，按正常的工作程序说，既然兴师动众，目标单一明确，对一个旗县委书记的是非功过进行了严肃的、公开的调查核实，其结果，或长或短，或红或白，总应该有个交代，况且，事实是齐国栋同志在这次会议风波中是一身清白的。上级领导不作交代，作为一个下级干部也就不便多问了，况且人家已经说过“这事以后不再提了”，齐国栋同志满以为这种恶意中伤也就此而过去了。可是这位大人回到盟里后却并没有如实汇报调查的真实情况，而是继续播弄是非，纠缠不停。当齐国栋同志拿上那次民主生活会的原始记录再次找到郭茹进行申辩时，这位大人不仅不看，还跟齐国栋吵了起来。这真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事实在那里摆着，理也在老齐身上存着，光明磊落，问心无愧。可是官场上的事情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又是兴师动众地去调查，又是在府院里吵架，这在不明真相的人们中就已经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齐国栋同志已无力挽回这种局面了。当然还可以再向一级反映，但有这样一位大人从中作梗，还能说得清楚吗？

     直到此时，齐国栋同志才弄明白其中的奥秘：这位郭大人为什么把这件本来是清白的事情要揪住不放呢？原来是前两年齐国栋拒绝了他要求把正案按冤案平反的“意旨”，因而得罪了“大人”，现在是寻机报复。这是唯一的也是合乎逻辑的解释。否则，一位近乎高级干部的领导，应该比常人有更高的觉悟，比常人有更宽广的胸怀才是的人，怎么就非要把一池清水撒上泥土搅浑呢？

     在我们干部队伍里这类人员，虽然并不多见，却也是偶尔露一下“峥嵘”的。他们的出现常常会给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失，因为这类人会扼杀一部分极有能力极有才华的同志。那些无限忠于党的事业，坚持原则，办事认真，有才干肯做事的同志，那些不唯命是从的同志，常常容易得罪上级领导，如果遇上这种心地狭窄，妒贤嫉能，取权压下的“领导”，或遭埋没，或遭打压，或遭扼杀是常有的事情。

                           （八）

    果然，时隔不久，一个为党忠心耿耿，自强不息，孜孜不倦，不计个人恩怨，工作卓有成效，理应提携

荐升的好同志，却平调到巴盟政法委任副书记主持工作，直至退休。期间是十多年的光阴啊！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不能不说是某大人一手所造成的。时间逝去已近30年，光阴是不会倒流的，当然这种逆推理也是虚无的。不过，作为一种回忆，也是情理中的事。

    从前旗调回巴盟时，当时的盟委书记色楞道尔吉基找齐国栋谈话，说了这样的意思，“你在前旗的工作，人们对你的反映不错，特别是分管政法工作很有成效。你就到盟政法委去工作吧。接着他又提起，你们那次民主生活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听说你主持的会议，让每个人都表态，谁不表态就不散会，最后都表示你任书记才散会。”听完这一席话后，齐国栋同志感到无比的愤慨，这不是天方夜谈吗？怎么一次光明磊落的会议，传到盟委一把手的耳朵里竟然成了这样一个样子呢？

     看来，自古说“欲之之罪何患无辞”是有一些道理的。谎言传一百遍也会变成“真理”。生活中遇上了小人，确是一种悲哀。气愤之余，齐国栋同志不得不一五一十地重新把事情的经过说给盟委书记色楞道尔基同志，书记虽然表示同情，表示“事情的原委怎么会是这样呢！”。这时，齐国栋才恍然大悟，原来郭某在他的势力范围中，竟然做了这麽多的文章。

     即使这样，也没有影响这个善良、豁达、乐观、一心扑在工作上的蒙族汉子。

     无奈之下，齐国栋同志只好含愤而屈就。至于自己的清白名誉，所有秉持正义的同志们都已经知晓了。如果当初凤起青萍之时，齐国栋同志就找到色楞道尔基，把事情说清楚，也就不会给郭某以可乘之机了。也许还会有一个更好的前程。但为时晚矣。他没有计较这一切，又默默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在政法委工作了10多年。

    齐国栋同志是一个难得的优秀民族干部，他走过了曲曲折折的路，迈过了一道道的坎儿，有过欢笑，也有过眼泪。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工作了40多年。1995年办了退休手续，回到了家乡西山咀定居。

    这期间，于1984年，他考入内蒙古管理干部学院，学习二年。他当任处级班班长、支部书记。学习的课程有领导学、决策学、行政管理学、法学、逻辑学、现代汉语、古文选、民族理论、成人心理学、哲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等16门学科。他最喜欢的是，张云廷老师讲的领导学，李淑章老师讲的语文课。

     后来回忆这段大学生活时，他不无感慨地说：“两年的学习，大大地丰富了我的知识面，扩展了我的视野，提高了我的认识能力。特别是在领导方法、领导艺术、决策管理等方面，结合我多年的工作实践，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学习期间，我和学友合作，还撰写了《领导学》、《决策学》、《法学教程》、《地方党史》、《文史资料》等论文，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因为我喜欢曲艺，在校期间，还创作和发表了《乌梁素海美》、《幸福谣》、《套马杆上的梦》、《我的母校》、《我永远向往的乌拉特》等歌曲。收集整理改编出了一百多首地方歌谣‘三曲儿”。快乐、收获的二年学校生活至今难以忘怀。”

                         （九）

     一九九五年，齐国栋同志辞别了42年之久的工作岗位，告老还乡，回到了家乡西山咀。这是他生活道路是的一个大转折。几十年来，养成了紧张而有节奏的上班工作的心态、习惯，突然闲暇无所事事，和所有退休人一样，心理难免产生一种空落和失衡。中国已有成千上亿的老龄人，他们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晚年规划。但多数跳不出一个圈子：晨练、早点、读书、中饭、午休、聊天娱乐、晚餐、电视、睡眠。至于写回忆录、打工赚钱、开创新业，上网学习、管教孙辈，则是因人而异，各取所需了。

     齐国栋同志没有选择这种休闲式颐养天年的生活方式，而选择了继续拼命工作的鞠躬尽瘁的生活道路。退休后，他仍然担任着巴彦淖尔市歌星协会的会长、巴彦淖尔市音乐家协会荣誉主席、还兼任巴彦淖尔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这些职务的工作任务虽然不多，但有些工作总是要做的。为了能做更多具体的事情，他携家迁回曾经工作18年之久的家乡，因为那里人熟地熟，便于开展工作。回到前旗后，他又先后担任了老干局艺术团总监、教育局关工委副主任、乌拉山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民族民间艺术团党支部书记、旗人大监察组成员、执法局执法监督员、公安局法律监督员、第五完小家长学校副校长、校外辅导员、学校校风监督员、图书馆图书资料编委会编委等职务。太多的兼职，并没有使他感到烦恼。反而督促他更加努力地去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他所有的兼职都不是徒有虚名，而是名副其实。

     他不仅自个用心地做着不厌其烦的五花八门的工作，他看到周围有许许多多的退休老同志闲暇无聊，每天无所事事，他们是党员，却极少去单位过组织生活，他们有过丰富的工作经历，却都淹没在悠哉悠哉中了。于是他心中萌发了一个极有品味的主意：把这些老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党支部，为他们搭建一个学习、交流、活动、娱乐的平台，激活他们的情趣，发挥他们的余热，让他们生活得更充实一点，心胸更开阔一些，心情更开朗一些。也为社会、为党、为周围的群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的事情。

     这个创意，很快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2003年11月，创建了“桥南党支部”。桥南党支部的成立，很快得到了老同志们的支持和拥护，第一批报名参加的就有26名老党员，最年长的有86岁高龄，是一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功臣，还有来自农村的老党员老模范。支部成立后，没有办公地点，齐国栋把自家的一间平房腾出来，作了活动场所。

     大家齐心协力，主动自觉地为办好支部不遗余力地工作着。三会一课制度，每月两次集体活动，一直坚持到现在。每次集体活动，所有的支部成员轮流主持，轮流讲课，讲自己愿意讲的东西，讲自己觉得值得告诉大家的经历经验，讲体验生活的心得感悟，讲政治时事，讲理论知识，讲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个小小的平台，却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已经八年了，每个成员共讲了多说次，谁也记不起来了。但每个人都感到很过瘾，很惬意，觉得这样的集体活动实在是太有意义了。好多时候是大家盼着活动日快点到来。

     除自编自演外，支部还邀请有特长、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来支部讲课。医学保健、人文历史、地方史志、英雄模范、党史国学、政治时事等，都在宣讲之列。这一群老同志们，心里像一面明亮的镜子似的，读解国家大事，知晓世界形势，人虽已老，但并没有落在时代潮流的后面。桥南党支部是一个学习型的基层党组织。

     世界的组织格局，世界的人文潮流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国外讲学习型社会，讲学习型组织。我们党也要变成学习型政党，我们的党组织也要变成学习型组织，这都是我们这些年来思考出来的新概念。也是形势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并且要求从2010年开始，用3年左右时间集中开展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活动。中央为什么要提建设学习型政党，是重大而紧迫，还是战略任务呢？这就需要每个党员动动脑筋，想想为什么了。齐国栋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决心把桥南党支部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型基层党组织。于是筹划组织了一个“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协会”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齐国栋同志不仅坚持组织大家开展学习活动，更多的是为社会做有益的事情。

      那还是2002年，齐国栋就担任了五完小的校外辅导员，并兼任家长学校的副校长。这所学校地处城郊，生源、师资、校舍相对差一些。特别是学生多是农家子弟和打工者子弟。老师说，学生不好好学；家长说，老师不好好教。为了尽一点微薄之力，帮助这所学校提高教学质量。他四处游说，筹集了不多的一点资金，在学校设立了优秀学生奖，好老师奖。在教育局、执法局的支持下，组建了小学生普法宣传队。深入街道居区宣传，既宣传了居民，也使学生自身收到了学法、懂法、守法的教育。为了感化学生热爱学校，热爱学习，热爱生活，齐国栋和支部其他几位老同志约定，每天早晨，在学生尚未到校之前，就给一年级的各班教室把火炉子生好，把卫生清理完毕，这样每当娃娃们进到教室时，就已经是一个又干干净净又暖烘烘的教室了。齐爷爷和几位老爷爷对学校的关心和关爱，极大地激发了五完小广大师生的积极性，校风和学风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就是退休老人们的一点点余热，所产生的温暖和温情。这难道不正是我们传统的尊老爱幼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吗？一个退休的县委书记和一群退休的老同志，在数九寒天，冰天雪地，相约天不亮就去为小学生生火取暖，且坚持了一个冬天，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风貌呢？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赞美吗？

      齐国栋不仅关心小学们的学业成长，他还关心失足青年的再教育工作。他居住的桥南居民区是一个移民地区，人员的构成比较复杂。那一年，（2008）他和支部的同志们经过摸底调查，桥南区有18个失足青少年。支部决定，付出一些辛劳，帮助这些被鄙弃的青少年重新走上光明的人生道路。

      当他带着这个动议，来到桥南派出所时，派出所的几个年轻民警不认识这个老头儿，对他的举动甚至产生了疑虑，因为不知道有个桥南党支部，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或没有遇到过几个老头子竟然要协助派出所做教育失足青年的工作，因而把他们拒之门外。一气之下，齐国栋同志给旗政法委打了个电话。不几天，年轻的民警专程拜访了齐国栋，并且提供了18个失足青年的详细资料。支部采取一帮一，三教一的办法，关心他们的学习，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就业，鼓励他们自尊、自信、自强。桥南党支部几位老人的爱心，温暖了18位青年曾经扭曲了的心灵，也感动了社会，经过几年的帮教，这些青年没有一个再犯过毛病，而且有的还成了家找到了工作，其中有一个还办了一个小商店，达到小富。

       这就是齐国栋同志的工作情怀。不论做什么事情，只要上了道，就不会再回头，一直到把这件事情做好为止。在位时，做大事是如此，退休后做小事也是如此。其实，帮助18个失足青年走上光明的人生道路，不再危害社会，无论对青年本人，对家长，对派出所，对居区，地社会，这实在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齐国栋家住的居区，环境很差。依他的条件和地位，本可以迁居到一个环境优美的花园式的地段，而且他的儿女们也这样多次劝说他，但他却执意留居在他多年居住，而且已经产生了乡土情的桥南区。他和妻子与邻里相处的十分融洽、友好。一有空闲，就互相串门儿，聊天。逢年过节，互相请吃喝茶。邻里有喜庆，则礼尚往来，有难处，则相互救助。他从不居官自傲，做到与贫者为伍，与富者也为友。小孩见了称爷爷，年轻人见了叫大伯，同龄人呼老齐。蒙族朋友经常来他家聚会，弹拉清唱，酒水相伴，真情相待，其乐无穷。

      他又以助人为乐。他听说有一位远邻王素珍老人，孑然一身，无依无靠，生活十分困难。他邀请居委会主任一同去看望，经过多方周旋，帮助这位老人家解决了城市户口，享受到了贫困低保待遇，还发动邻里邻居经常去问寒问暖，做些零活。让这位多年的孤单老者重新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几年来，齐国栋配合桥南居区办事处为20多户贫困家庭争取到低保待遇，并帮助6名老党员解决了应该享受的待遇问题和困难问题。

     多年来，齐国栋同志还利用他原先在政法界积累的人际关糸资源为菜农、瓜农及居区的弱势群体维护合法权益，排解困难，做了许多事情。

    有一年秋天，一个瓜农的四轮车被交管队扣留了三天还不放行，农民住在亲戚家里等待，偶然说起，邻居家齐书记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好助人排忧解难。要不找找他，兴许能有办法。果然，齐国栋同志领着这位瓜农找到交管队，讲了国家还为瓜农、菜农开绿灯放行的规定，已经扣了三天，可以放走了。严词之下，交管答应放行，但说，执事者不在，等他回来就放行。可是，又过了两天，这位农民还是开不走车。齐国栋同志听了很生气，不得不再给上一级政府打电话说明情况。这才把这辆瓜农的四轮车要出来。事后，瓜农和邻里们感激地说，“齐国栋书记真是一位为民做主的好人。”

     应该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缩影。 齐国栋同志尊师重教，尊长爱幼；礼貌恭谦，爱国爱民；伸张正义，行善济贫。这种朴素的民本精神，这种服务人民的精神，是我们当代民族精神内涵在先进人物身上的典型体现。我们的祖先历来重视‘和’，崇尚‘人和’，主张‘和为贵’”。党中央近年更是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只有讲求和谐，注重和合，团结互助，才能形成和谐有序的人际关系，提升社会及组织的亲和力，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齐国栋同志就是努力实践民族精神的一位优秀共产党员。他心里总是装着群众，想着别人。居住环境不尽人意，他不逃避，遇到困难，他不是绕着走。而是努力去改变它，克服它。

     2003年秋天，一场大雨将居区的几条道路冲断，给居民带来诸多不便。齐国栋见此情景，不是视而不见，相反却是主动请缨。先到附近的沙石厂，求人家免费提供一些废弃的砂石料，同时动员组织了居区的24辆四轮车，义务拉回了石料。又联系了几辆推土机，仅用了一天的功夫，几条道路就恢复了原样。后来他又提案人大，政府投资修成了柏油马路。第二年的夏天，他又组织桥南党支部的十几名老党员在道路的两旁种了600多颗杨柳树。居区的百姓都称他是“为民办事的好党员”。 

      一个离退休的老同志，本可赋闲在家，颐养天年，但齐国栋同志生性是一个坐不住的人，他不甘清闲，自找忙乐，日思暮想，想为党和社会做一些有益工作，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几年来，他和其他几位老同志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有了可歌可颂的收获。不仅受到上级组织乃至中央组织部的表彰，而且也受到社会的广泛称赞。年近古稀，尚能老有所为，实在是难能可贵。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精神就是一个人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和活力。一个人不能没有精神，没有精神那是行尸走肉，一个团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不能没有精神，没有精神就是一盘散沙，一事无成。民主革命和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倡“自尊、自信、自主、自立、自强”的人格精神；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倡“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革命加拼命的精神；现在，中央提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勇于改革、勇于创新”的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

     齐国栋同志和许多老同志都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一点一点地实践着时代精神的人。这一代人，应该说是一代淡泊名利，无私为公，鞠躬尽瘁的人。

     2009年春天，齐国栋同志在临河看病住院长达三个月，期间，他一边治疗疾病，战胜病魔，一边开动脑筋，绘制出了一个新的工作蓝图。想再拓宽一下思路，开辟一些新的工作领域，在桥南支部原来的基础上使工作更上一层楼。当时，刘祥、刘玉宝、李长仁等几位老同志专程去临河看望他，劝他不要多想哪些工作了，最重要的应该是安心休养，调理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他诚心诚意地谢了与他共事近50多年的老朋友，说：“……我觉得我工作着才是最好的休养、健身。”他又说，“改革开放以来，什么事情都讲究创新，我们支部的工作比起大局的工作，虽然微不足道，但一滴水也可见太阳。”

     于是，他不顾老同志们的真情劝说，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兴致勃勃地绘制出一幅新的工作蓝图来——创建一个富有特色的党支部。这是他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启示下思慕出来的蓝图。

     出院后，他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工作。他不辞辛苦，不厌其烦，无数次地打电话，无数次地登门拜访，说服、聘请了30多位前旗地区老干部、老模范中的精英，组成了15个研究会。开辟了更加广泛的的工作领域。这一设想不仅具有创新精神，而且具有时代特色。

     最近，中央密集出台了许多重大决策和举措，如，人才战略规划、教育发展规划、干部财产申报规定、创优争先和做好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见等。桥南党支部的新设想新举措，就紧跟了中央的思路。拓展了支部工作的范围，这不仅是一种思想解放，也是一种工作创新。

    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还可以谋其事。俗话还说，“七十而秉烛学”人要“活到老，学到老”。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身体还好，而且脑子也不迟钝，就应该坚持再学习一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也是可以延年益寿的。人像一口铁釜，用则光亮，不用则锈，只要还用着，总是可以做出一些有滋有味味的菜肴来。一味追求无所事事，逍遥自在，虚度晚年时光，是不可取的。

     在一次闲聊时，齐国栋的老同事、老朋友刘祥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佩服老齐，他把工作当做是最好的休养，既可以动动脑筋，不使它生锈痴顿，又可以忘却病痛，轻松快活。还可以做点事情，为世人留点念想。实践证明，老齐的说法是对的，老齐的活法是积极的。”

    桥南党支部组织大家开展一些有益的活动，这为老同志们搭建了一个学习、交流、娱乐的活动平台。八年来，有30多位老同志坚持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有的老同志住在白彦花、公庙子，每次活动时，就打公交到会，从不缺席，也不迟到早退。他们每月活动一次，大家坐在一起，学习时事，交流思想，互通见闻，谈天说地，其乐融融。2010年，桥南党支部又组建了三个文体活动团队。一个是蒙族艺演团，一个是老年艺演团，一个是老年门球队。都做了汇报演出，有的还邀请其他老年党支部，开展了竞赛演出活动，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特别是元旦“红歌”演唱会，收到了很高的评价。大大活跃了党支部的文艺生活，给老同志们增添了青春的活力。

     齐国栋同志还是一位民间文艺家，曾收集出版了一部《河套民歌选》，为老百姓提供了很好的演唱脚本，对河套地区民间艺术的发展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桥南支部每年还为所在的居民区举办两三次小型的文化物资交流会，或者请外地短小精悍的小剧团，或者请乌兰牧奇，或者请当地自由组合的临时演唱队，就演那么两三天，临时找一块较宽敞的场地，围一个圈子便是舞台。这边是演唱会，那边是物资交流场，不要规模，不讲排场，但是居民们却过了一把文化娱乐和买些便宜日用品的“瘾”。

     齐国栋同志身上蕴藏着用不完的精力，使不完的力气，面前有着做不完的工作，办不完的事情。18岁开始工作，到现在已经快78岁了，整整60年了，无论在“岗”上，还是在“岗”下，他时刻想的、时刻做的都是为党、为人民做事、工作。他不记得失，不辞辛劳，淡泊名利，鞠躬尽瘁。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做一辈子好事难哪。

     齐国栋同志辛勤的劳动，自然会获得社会的承认，获得应有的汇报。多年来，他先后被授予旗级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十佳市民、尊师重教先进个人、全区关心下一代优秀工作者、全区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2009年，中央组织部授予他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60年的历程中，齐国栋同志身上表现出怎样的品格，怎样的情操，怎样的精神，可以学到什么，读者自己去品味吧。

这就是齐国栋同志60年孜孜不倦的工作情怀。

                                                        作者 赵德康  2011年元月12日